序

晓林是我非常欣赏的青年学者。他对中国社会的把握不仅视野宽阔，而且精准细腻。每每与他交谈，总是能被他的一些真知灼见所打动。前段时间，他说有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深感荣幸。一看到《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这一书名，我就倍感亲切。对我来说，这一书名不仅具有一种理论上的诱惑，而且也与我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解不谋而合。

我在研究中国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发现以家庭为支点的撬动策略、动员策略不仅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治理能量，而且还释放出了东方社会基层社会治理难以名状的理论美感。于是，我经常扪心自问：从逻辑上来说，充当社会原初单元、第一单元的要素到底是个人还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通则”似乎就是唤醒个人意识、彰显个人权利的过程。但我们如果将这一“通则”贯彻到社区治理之中，结果是社群的荣幸还是个体的无奈呢？正是在走进基层、阅读人心的过程中，我对这一“通则”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从中国治理、中国国家建构的第一原理来说，国家不是与社会的完全脱离，也不是与家庭的彻底断绝。恰恰相反，国家与社会、家庭的关联则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把这个原理称为“关联主义”。《大学》开篇就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生八条目”。“人生八条目”不是简单的生命中的八个环节，它包含着中国独特的“家国”原理。如果说近代西方是在市场与社会的冲突过程以及市场向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过程中牵引出国家，使得国家不得不成为暴力的垄断者，那么，中国则是在人格完善、道德升华、能量扩展的过程中孕育了独特的“家国”理论。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成原理。布罗代尔曾经提出“国家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家”^[1]，这一命题暗含着西方国家的宿命。国家与社会、家庭的分离是西方社会的基本要理。甚至“家庭”（familia）这个词本身，在古拉丁文中，常指依附于一个主人、一户人家的全体仆役，只含有仆人的意义，不指任何亲属关系。^[2]

但是，这样的家庭观在中国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从个体修身到齐家置业再到国家建构，贯通其中的链条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斩断过。修身是一个人的志业，齐家是一个人的家业，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大业。受制于能力不同，一个人可以将其“业”推至不同的边界和范围。但无论是“大业”还是“小业”，它们都是服从于生命价值的积极展开与道德提升这一总体目标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家到国的扩展不是私利的扩大，而是转化为支撑天下的使命。中国人将其称为“家国情怀”。所以，“人生八条目”说明中国社会生成的机理是以个体修养为原点逐渐向外扩展的。这种机理孕育出了一种关联主义的身心结构、知行结构、群己结构与家国结构。这四重结构背后的灵魂与精神就是家国情怀。人不仅要处理行为与心智、个体与自然的关系，还要处理自我与小家、个体与社群的关系，更要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Country、State和Nation被翻译成“国家”，直接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的本土理解。《孟子·离娄章句上》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一论断是中国对政治共同体的最佳诠释。从国到家和从家到国这两条线路，在中国是同时并存的。这显然不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划分。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中国古人所颂扬的家国一体观念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起点与基础。在当代中国，家与国的关系虽然不是古代的机械同构，但也不是绝对的互相隔离。著名学者梁鹤年先生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性契约关系，并开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个人主义——一种在道德、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强调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将支配西方文明的轨迹。^[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文化信条，西方文明在近代大放异彩，但同样，西方文明终将走向困境的根源也恰恰是个人主义。在个人意识无限膨胀的轨道上衍生出来的追求私利和自由竞争不仅创造出具有异化性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使西方世界走上资本化和私利化的不归之路。西方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因为个人主义泛滥，导致了社区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终结。而帕特南描写的“独自打保龄球”，十分应景地反映出西方社会基层共同体衰亡的现象。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了“太多的权利、太少的责任”（too many rights，too few responsibilities）这样的呼声。^[4]社区精神的衰落标志着西方个人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困境。从西方国家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的应对策略来看，它们短期内还无法走出个人主义所缔造的碎片化陷阱。就像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对美国政治体系所进行的批评那样：危险的东西并不是现实的专制控制，而是碎片化——人们越来越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碎片化发生在人们越来越原子主义地看待自己之时，换句话讲，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与其同胞结合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里。他们实际上可能感到在与别人结合的共同事业中，但这些事业更多的是小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例如，一个局部共同体、一个少数族裔、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徒们、某个特殊利益的促进者们。近几十年，美国政治过程越来越多地与司法复议（judicial review）掺杂在一起，美国人的精力被引进利益政治或鼓吹政治之中。人们将自己投入单议题的运动之中，狂热地为他们喜爱的事业而忙碌。^[5]西方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已经陷入这样一种泥潭：任何人、任何群体都在试图将“自身合理性”（如同性恋、吸毒等）的东西转化为“集体合法性”的东西。个人主义的无限泛滥、权利主义的狂飙突进，正在将西方政治政治拖入支离破碎的轨道之中。西方政治体系已经无法容纳恣意妄为的社会了。这是西方政治困境的社会根源。

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独辟蹊径地展现了英国变革的历史根源。从英国滋生并逐渐蔓延到美国的个人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英格兰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很久之前就已经被个人主义颠覆，且远远早于马克思的工业社会生产力，或者韦伯的新教伦理。英国的个人主义起源于交换市场支撑起来的庄园社会。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和农业共同体，在英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基于市场导向的社会结构是孕育个人主义的最佳温床。英格兰的契约传统由家庭成员之间发起，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社会惯例。^[6]显然，以拆解家庭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化改革塑造出来的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而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市场交易。这种传统在“乡土社会”中就曾存在过。所以费孝通先生说：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人们之间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7]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在高度私人化的城市社区中，绝对的个人主义也没有完全扎根。相反，新型的关系资源和关联纽带却不断地生长出来。

以个人主义为第一逻辑命题的意识形态追求的是个人超越集体的机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家国关联追求的则是将小我与大我合成一体的整体主义的制度安排。个人主义的治理传统强调个人领域和外部领域的并立，而家国理论则强调个人、群体、国家这一链条形成的多种要素和多重领域的关联与整合。与之相适应，以个人主义为依归的社区必然要按照财产权的逻辑表达对排他性治理结构的过度迷恋，以关联主义为依归的社区则在情感主义、责任取向以及互动主义的逻辑中致力于共建共治共享之格局的构建。不理解家国关系就无法理解中国政治，就像不理解政教关系就无从理解西方政治一样。家国同构与政教同构在中西文明演进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尽管现在严格意义上的家国同构和政教同构已不复存在，但家国同理、政教同理的传统还是延续下来了。在中国，有国才有家、家为国之本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依然稳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家国理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元理论，家国情怀是支撑当代中国超大型社会的精神纽带。

当然，从原理上来说，中国的家国政治完全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治。但是，原理上的美感并不能自动释放出治理的功效。这就需要通过体系的优化、机制的创新、合理的政策设定以及各种治理主体和参与主体的积极行动，将原理转化为治理。这恰恰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超越古代中国的标志所在。可以说，晓林的《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借助中国很多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从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上为我们破解原理与治理的脱节提供了独具一格的思路。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把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社区公共状态营造和开发出来。一方面，人走出家庭，通过社区公共生活与社会、国家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社区与家庭发生关联，将政治情感、国家责任和政策保护沉淀到支撑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单元——家庭之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贯通，正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秘密”。这是体现中国治理逻辑和治理使命的“复合关联”“交叉关联”“立体关联”和“双向关联”。从这个角度来说，关联的强化就是中国社区治理成功的音符，关联的弱化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失败的晚钟。

以上就是我阅读晓林的专著，并结合自己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体会，提出的一些浅见。晓林的《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一书，有两个关键词至关重要：一是理解，二是关联。“理解”取决于晓林在身、心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社区治理过程的“直接进入”和“深度体验”。“关联”则包含着晓林理解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创新与范式变革。从这个角度来说，晓林的这本书不是单纯的书房产品，而是将文章写在中国大地、将文章融入中国人心的直接见证。我期待着本书的出版，也为自己提前阅读如此精彩的著作而暗自庆幸。

是为序。

刘建军

2020年11月1日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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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43页。

[2] [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第一卷），袁树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0页。

[3] [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3页。

[4] Amitai Etzioni，The Spirit of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pp.163-164.

[5]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2—164页。

[6] [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