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人研究述评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

关于《西游记》评点本和续书的学术研究起步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胡适、鲁迅、孙楷第和郑振铎的论文论著中。

一 胡适的研究

胡适的《西游记》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其1923年完成的长篇论文《〈西游记〉考证》中[1]。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文字中，胡适有这样的著名论断涉及《西游记》评点本：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2]

我们看到，胡适在这篇论文中，把明清两代（三四百年来）评说《西游记》的人概括为道佛儒三家，而且还断言其评点者的身份是“道士和尚秀才”。然而，这一对《西游记》评点史的概括与现存资料明显不符：如前所言，据现存资料，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俗称世德堂本），随后共有8种明清时期带有评点文字的《西游记》版本流传下来。而这几种明清《西游记》版本中，都没发现有“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的情况。

根据现存资料，笔者和部分学者曾对胡适的上述论断提出过质疑[3]。然而，光凭这些质疑尚不足以完全否定胡适的相关论断，因为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我们试图否定胡适、鲁迅这样的著名学者的观点时，必须足够谨慎，必须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而从逻辑上说，也确实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胡适当时确实曾看到过“和尚”评点的《西游记》版本或相关资料，只不过这种《西游记》版本或资料今天我们见不到了。

所以，要完全确定胡适述评得准确与否，我们首先应该确定胡适当时看过的《西游记》版本究竟有哪些？有没有我们今天没有掌握的带有评点文字的版本？为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又专门查阅和梳理了大量资料，最终还是得出了这样的明确结论：胡适在1923年完成其论文《〈西游记〉考证》时，并未看过任何明刊本《西游记》；他当时所看到过的《西游记》评点本其实就只有三种清刊本：张书绅评点的《西游正旨》（又名《新说西游记》）、陈士斌评点的《西游真诠》和刘一明评点的《西游原旨》。

下面我把得出以上结论的部分证据和理由阐述如下。

第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了第一套新式标点版《西游记》（世称亚东版《西游记》），标点者是汪原放。根据汪原放在此书的《校读后记》中的说明可知：这套《西游记》的底本就是清代张书绅评点的《西游正旨》，而这部《西游正旨》正是由胡适提供给汪原放的[4]。胡适还为此书作了序文，即《西游记序》（1923年完成的《〈西游记〉考证》即在此序文基础上修补完成）。

虽然，我们今天常见到的张书绅评点的《西游记》版本名为《新说西游记》[5]，但根据汪原放对《西游正旨》版本信息的描述，以及对亚东版《西游记》文字的仔细对比，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汪原放所说的张书绅评点的《西游正旨》与我们今天常见的张书绅评点的《新说西游记》是同一种书。

同一种书却有不同书名，这在清代书业中并不罕见。汪原放所说的《西游正旨》是善成堂刊本，我们今天常见到的《新说西游记》则是其有堂刊本，另外还有味潜斋石印本名为《新说西游记图像》[6]……这些书虽然书名、版式和部分版本信息有差异，但其正文和评点文字则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均把它们视为同一种书。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胡适在1921年创作《西游记序》时，确实看过清代张书绅评点的《西游正旨》（《新说西游记》）。而且，这部书中张书绅的序文及评点文字正是胡适所谓“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的直接依据：张书绅确实认为《西游记》主旨是阐述“正心诚意”的儒家理学，张书绅所作的序文《西游记总论》还作为附录被保留在1921年亚东版《西游记》中，且胡适还专门对保留此文的原因做了明确说明：

这篇《总论》，虽无甚价值，却也代表《西游记》的一种说法，——儒家的《西游》观。此书全部的批评，都根本于这一个观念。现在那些批评都删去了，我觉得这篇《总论》可以保存，故劝原放不要把他删去（适）。[7]

第二，从1921年胡适为亚东版《西游记》所作的《西游记序》（即《〈西游记〉考证》的主要内容）中的“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等文字可知：胡适最迟在1921年还曾看过清代陈士斌（号“悟一子”）评点的《西游真诠》和刘一明（号“悟元子”）评点的《西游原旨》。

第三，1931年，著名小说目录学家孙楷第先生到日本访书，后于1932—1933年分别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三部著作，学术界称之为“小说目录学三书”，这是当时公认收集中国通俗小说信息最全的目录学专著。在孙楷第1932年出版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中，有一段关于《西游记》版本在当时中国流行情况的介绍：

《西游记》吾国通行者有三本：一为乾隆庚子陈士斌《西游真诠》本；二为乾隆己巳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本；三为嘉庆间刘一明《西游原旨》本。明本概未之见。[8]

从这段介绍可知：在1932年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完成以前，中国通行的《西游记》版本均为清刊本，就是胡适所掌握的这三种：陈士斌评点的《西游真诠》、张书绅评点的《新说西游记》（《西游正旨》）和刘一明评点的《西游原旨》。

第四，按上述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中的说法，在1932年前，广大中国学者都未见过明刊本《西游记》，当时及后世的学者们都从未否定过孙楷第的这一说法。胡适对此说法显然也是认同的，他1932年还专门为孙楷第的这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写过序言，在序言中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如其序言称：

我只要请读此书（《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的人回想十四五年前我开始作小说考证时，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种《水浒传》、一种《三国演义》、两种《西游记》、一种《隋唐演义》。……国内至今还没有可贵的《西游记》本子，而孙先生在日本所见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上宋刊的两种《三藏法师取经记》和盐谷温先生印行的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从此《西游记》的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实物的根据了。[9]

按胡适序言说法：胡适在1918年前后（即1932年的“十四五年前”）开始作小说考证时[10]，其实只知道“两种《西游记》”。后来胡适在1921年为亚东版《西游记》作序时，即完成长篇论文《〈西游记〉考证》的主要内容时，则显然已知道三种清刊本《西游记》。但是，胡适即便到了1932年为孙楷第著作写序时，仍然没见过任何明刊本《西游记》——胡适相信《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他序文中所说的“可贵的《西游记》本子”就是指明刊本。

根据以上证据，我们可以确定：胡适在1923年完成《〈西游记〉考证》时，虽然至少见到过三种清刊本《西游记》，但并未见过任何一种明刊本《西游记》。所以，他论文中所谓“三四百年来”（含明代在内）的表述不可能来自第一手资料。

那么，胡适当时除那三种清刊本外，是否还有可能看到过其他清刊本？是否真正看到过“和尚”评点的《西游记》版本或相关资料呢？答案是否定的。本书接下来还将结合鲁迅的情况继续提供证据。

二 鲁迅的研究

鲁迅的《西游记》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其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西游记》时，也提到了三种清代《西游记》评点本：

评议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乾隆戊辰序）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11]

我们看到，鲁迅提到的这三种《西游记》版本就是胡适所掌握的，也正是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中提到过的“吾国通行者”（虽然具体书名和刊刻日期不完全相同）[12]。那么，除了这三种版本外，鲁迅当时还有没有可能看到过更多的《西游记》版本呢？答案是否定的，证据和理由如下。

第一，按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中的说法，1932年前，广大中国学者都未见过明刊本《西游记》。鲁迅也不例外，这我们还可从鲁迅所撰的《明以来小说年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明以来小说年表》是鲁迅手稿，完成于1923年6月[13]，其中所收录的小说资料是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的重要依据。这一手稿在鲁迅生前从未发表过，各套《鲁迅全集》也未收录，后来在《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全集〉补遗》中收录了这一年表。通过仔细检索，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其中罗列的“明以来”的《西游记》也只有这三种：

丙子三五 山阴陈士斌评《西游记》，曰《西游真诠》。……戊辰十三 西河张书绅评《西游记》，曰《西游正旨》。……庚午十五 刘一明评《西游记》，曰《西游原旨》。[14]

根据鲁迅手稿《明以来小说年表》的记录，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至1923年6月，鲁迅所看到的“明以来小说”中确实没有明刊本《西游记》，而只有那三种清刊本《西游记》，这与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中“《西游记》吾国通行者有三本，……明本概未之见”的论断相吻合。

第二，1933年，著名学者郑振铎发表了一篇论文《〈西游记〉的演化》。在此论文中，郑振铎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条信息是：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从日本重金购入明刊世德堂本《西游记》，当时的小说研究者们才第一次得睹明刊本《西游记》的真容，才算告别了“好久的不知有吴氏原本，无论他著的黑暗时代……”[15]，这也再次印证了孙楷第1932年《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中“明本概未之见”的论断。

另一条信息是：因鲁迅曾认为《四游记》中的《西游记》（仅有41回）是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百回本《西游记》“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时，称这回故事在《四游记》中的《西游记》中没有，应是后来“吴（承恩）所加也”；而事实上，这回故事就只出现在清刊百回本《西游记》中，明刊百回本《西游记》也根本没有这一回故事。所以，郑振铎论文据此判断鲁迅当时没有见过明刊本：“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所见到的吴承恩的《西游记》，不过是《真诠》《新说》一类的清刊本。”[16]这一判断显然有充分依据，鲁迅从未否认过，而且，鲁迅在1935年为《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所作的序中也提到了郑振铎的这篇论文并大方承认了自己的失误：“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17]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鲁迅当时未见过明刊本，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第三，鲁迅和胡适在1921—1924年，有多次书信来往，曾专门就《西游记》研究进行过多次交流，不但交换观点，还互相提供信息和研究资料。

例如，鲁迅1922年8月14日致胡适的信：“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18]再如，鲁迅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的信：“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19]鲁迅在此信中还与胡适谈到了《西游记》的成书问题，并提到了所谓“心猿意马”“花果山”“紧箍咒”“火焰山红孩儿”“女儿国王”“无支祁”……这说明，两人对《西游记》的探讨和交流是颇为细致的，尽管现在我们已无法还原两人当时互相提供的所有信息和资料。

鲁迅和胡适对《西游记》的探讨和交流都是发生在1921年胡适《〈西游记〉考证》的主要内容（即《西游记序》）面世之后、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之前。这期间，不但鲁迅非常熟悉胡适《〈西游记〉考证》的主要内容，胡适同样也很熟悉鲁迅关于《西游记》的研究内容，因为胡适曾仔细通读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书稿，并专门给出过意见（可能还指出其失误的文字），如鲁迅1923年12月28日至胡适的信就披露了这一事实：“适之先生：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竟承通读一遍（颇有误字，拟于下卷附表订正），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20]

我们知道，鲁迅、胡适同当时的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一样，都是十分重视小说版本之人，视版本为小说研究的基石，如鲁迅于1924年2月9日致胡适的信中就曾谈到《水浒传》的版本问题[21]，胡适在1932年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所作的序言中也曾感叹“国内至今还没有可贵的《西游记》本子”。所以可以推断：胡适和鲁迅在进行《西游记》研究交流时，对彼此所掌握的《西游记》版本和相关资料应该是熟悉的；如果这时候他们发现有对方著作未涉及的《西游记》版本和相关资料，应该会提及甚至会互相提供。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我们可从胡适《〈西游记〉考证》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找到不少例证：二人曾因共享资料而一致认定《西游记》作者就是吴承恩；二人对孙悟空形象来源的认识虽然未能达成共识，但对彼此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则是完全了解的。

然而我们看到，1921—1924年间，胡适和鲁迅发表的论文论著中所涉及的《西游记》版本都只有那三种清刊本；尤其是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在专门罗列“评议此书”的“清人”时，仍然只能列出那三种清刊本！这充分证明：在1924年《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前，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他们两人不但都没有见过任何明刊本《西游记》，也没有见过其他清刊本《西游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准确判断胡适和鲁迅当时所掌握的《西游记》版本及相关资料。

我们看到：1921—1924年，胡适和鲁迅发表的论文论著中所涉及的《西游记》版本完全相同，都只有那三种清刊本，他们对《西游记》评点史的述评也基本相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1924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熟悉胡适论断（“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的鲁迅在专门罗列“评议此书者”时，却仍然只能列举出那三种“清人”评点的清刊本；而之前曾仔细通读过此《中国小说史略》书稿的胡适对此也并无异议。这就充分证明：在1924年《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前，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他们都只见过那三种清刊本《西游记》；他们不但都没有见过任何明刊本《西游记》，没有见过其他清刊本《西游记》，而且，他们也都没有见过更多的“评议此书（《西游记》）”的资料！

这里还需要说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不久，于1925年又出版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不过其中涉及《西游记》的内容十分简略，基本上是《中国小说史略》相关内容的简要翻版。1927年，鲁迅在《语丝》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小说目录两件》中，曾列出过一些新的《西游记》版本书目：

《西游记》（百回。明李贽批评。明版。十本。）

《全像西游记》（百回。华阳洞天主人校。明版。十本。）

《西游真诠》（百回。明李贽等评。清版。十本。）

《绣像西游真诠》（百回。清陈士斌评；金人瑞加评。清版。二四本。）

《绣像西游真诊》（同上。清版。二十本。）

《绣像西游真诊》（同上。清版。十本。）

《西游证道书》（百回。明汪象旭等笺评。明版。二十本。）[22]

不过，根据鲁迅这篇文章中的说明可知，这个书目是1926年日本友人辛岛骁提供给他的，是日本内阁文库所收藏的小说书目，当时鲁迅自己并未见过原书。而1927年以后，鲁迅就再没发表过新的《西游记》研究成果了。

至于胡适，他在1923年完成《〈西游记〉考证》之后若干年，还陆续发表过一些关于《西游记》的文章，如1931年发表的《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1934年发表的《〈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1959年发表的《〈西游记〉的沙和尚的来历》等。不过，这些文章对学术界影响甚微，与本书内容几乎没有关系，所以对1923年后他所掌握的《西游记》版本，本书将不再探讨。

确定胡适和鲁迅在创作《〈西游记〉考证》和《中国小说史略》时，并未看过明刊本《西游记》，而只看过三种清刊本《西游记》，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价胡适和鲁迅的《西游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暂不对胡适、鲁迅的《西游记》研究进行全面评价，仅探讨他们对《西游记》评点本的研究，例如，探讨他们所谓“《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等著名论断——这些论断至今仍然让不少读者、学者和研究生视为可靠的甚至是权威的论断，从而以为：明清时期的《西游记》评点史就是道佛儒三教人士都参与其中而各说自话。而事实上，胡适和鲁迅当时绝对没有看到过任何明刊本《西游记》，也没有看到过以“谈禅”为主旨的《西游记》，这是可以定谳的！

他们“禅门心法”“谈禅”的概括或源于自己对刘一明《西游原旨》评点文字的误解（见本书第八章），或源于采信了张书绅《西游正旨》（《新说西游记》序言中并不可靠的说法，见本书第七章）；其中胡适的“三四百年来”“和尚说”等说法更属于主观臆断；我们今天不宜再把他们的这些概括作为可靠的学术研究依据。

另外，胡适和鲁迅对《西游记》内容及清代评点本的部分版本信息的认识也有错误，对此，本书还将在第五章及相应章节中具体说明和探讨。

除《西游记》评点本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还提到了《西游记》的三部续书，并对《后西游记》和《西游补》作了介绍和评价。其中，对《后西游记》的介绍较简短，评价也不高：“其谓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而行文造事并逊。”[23]笔者认为，鲁迅对《后西游记》的这一评价也有明显错误，对此，本书也将在第十二章进行说明和探讨。

三 孙楷第的研究

1931年，孙楷第在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及朋友的支持下，专门到日本访书，收集流传日本的中国通俗小说资料。回国时途经大连，又到大连图书馆继续收集中国通俗小说资料。1932年，孙楷第出版《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和《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1933年又出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学术界称这三部著作为“小说目录学三书”。

孙楷第的“小说目录学三书”是当时公认收集中国通俗小说信息最全的目录学专著，共收集了7种百回本《西游记》版本信息，其中有两类明代刊本，分别是：“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和《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而“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又包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和《唐僧西游记》这三种[24]；还有5种清代刊本，它们分别是：《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和《通易西游正旨》[25]。另外，书中也专门介绍了《西游记》的三种续书：《后西游记》《续西游记》和《西游补》。不过主要介绍的是其版本信息，尚未涉及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从“小说目录学三书”中孙楷第的介绍和评价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西游记》在中国的流行情况，也有助于了解胡适和鲁迅研究《西游记》所持版本，可以判断当时确实没有发现和尚评点的《西游记》。

孙楷第的“小说目录学三书”对各《西游记》版本的介绍和评价虽然简略，但使时人及后人对这些《西游记》的版本信息有所了解，使一些相关的研究有所依据或有了查找的线索，功不可没。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目录学三书”中，孙楷第对《西游记》各版本的介绍和评价虽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孙楷第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根据各种《西游记》版本信息推测出的一些论断，被后世证明是相当精辟的。例如：孙楷第最早指出《西游记》的明刊本与清刊本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所有的清刊本都有“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这一回唐僧出身故事，而所有的明刊本都没有。孙楷第先生指出，这一回故事最早见于清代《西游证道书》，有可能是评点者汪象旭自己编造出来的，最初的百回本《西游记》应该没有此故事。我完全同意孙楷第此观点，在本书第五章还将专门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

当然，“小说目录学三书”虽有小说史的性质，但毕竟只是目录学专著，且囿于当时的资料条件，孙楷第对其中一些《西游记》版本信息并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一些推测和判断其实并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人，这也是不必讳言的。例如，他认为《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的题词者“幔亭过客”的真实身份就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袁于令，后世学者都沿用了这一说法，至今从未提出过异议，而实际上他的这一看法并不正确，对此，本书也将在第四章中进行探讨。

四 郑振铎的研究

郑振铎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其1933年发表于《文学》的论文《〈西游记〉的演化》中。在这篇论文中，郑振铎仔细梳理了当时所了解的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包括百回本和非百回本）的版本信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析了这些版本问世的先后顺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这种关系，较清晰地呈现了《西游记》的演化历程。

从这篇论文中我们看到，郑振铎在描述《西游记》演化历程时所涉及的明刊百回本《西游记》有四种：“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即《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闽建杨闽斋刊本（即《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某氏刊本”（即《唐僧西游记》）和“李卓吾批评本”（即《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所涉及的清刊百回本《西游记》有五种：《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和《通易西游正旨》。另外还涉及两种非百回本《西游记》：朱鼎臣《西游释厄传》（又名《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和杨致和《西游记传》。这些版本其实都在孙楷第“小说目录学三书”所列范围之内。

此外，郑振铎也认同《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并推测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原著问世于明代嘉隆年间，而在此之前，应该还有一部“古本《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祖本，其片断内容保留在《永乐大典》中。

郑振铎的这篇论文对于厘清明清时期多种《西游记》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有重要贡献的，尽管他的部分推断其实并不准确[26]，但至少为后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总的说来，民国时期胡适、鲁迅、孙楷第和郑振铎这四位学者对《西游记》评点本的研究在当时的影响堪称巨大，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即便到了今天，现代许多学者和研究生的论文论著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其实都是他们早已提出过的，他们的许多论断至今仍然被当作可靠的甚至是权威的论据而频繁引用，尽管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甚至不乏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