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与联盟

赢取拥护（926—936）

李嗣源的首要任务是正式登基称帝。但由于他是李克用的养子，与其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在他应该重建新朝还是延续后唐国运这一问题有所争论。最终后一种意见占据了上风，李嗣源以嗣子身份行即位之礼。因此李嗣源（唐明宗，926—933年在位）虽然进行了改元但并未创建一个新的朝代。[99]

李嗣源在军队首领的支持下登上帝位，他明白若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他其中一项首要举措便是将禁军转化成一支强大的亲军，这支亲军包括所有其他的禁军。在其即位时，禁军由驻扎在京城以及京城周边诸地的六军及侍卫亲军组成。六军与侍卫亲军一般合称为侍卫军。李嗣源更换了保留下来的禁军的首领，从而迅速将其整编进六军与侍卫亲军之中。李存勖的宠臣朱守殷帅所部驻扎京城；他被派往开封任职，后来受到攻击而被杀。任圜被任命为宰相，他曾担任前往平定前蜀的远征军将领。李嗣源统治时期，有时会任命一位将领同时担任一支禁军的都指挥使与另一支禁军的副使，从而使六军与侍卫亲军在指挥层面上实现统一，但是从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控制两支军队。最高军事指挥权总是被分配给两个人：一个是李嗣源诸子之一，一个是他最亲信的元从之一。[100]这支侍卫军——包括禁军诸部——让李嗣源有能力平息异议，而不必依靠节度使或者远征将领的拥护。然而，以后的皇帝们会发现一支由皇帝任命将领的亲军所带来的好处，仅仅是将拥护问题由藩镇转移到了京城。

有了自己侍卫军的支持，李嗣源能够更轻松地自由任命亲信担任12位在他即位时仍空缺的节度使。不仅如此，在即位的第一年里，他就颁布了两道诏令，限制节度使与刺史奏请判官的权力，命令县与镇拒绝藩镇的增税要求，并且下令节度使若除移，其任命的僚属要随其移镇，而不是留任旧职，保存其在旧有藩镇的影响，从而扩大他的权威。928年以前，李嗣源任命了除去9个藩镇以外的所有的节度使，并宣布有权为他的节度使选任高级判官。至930年，除去4个藩镇以外，所有的节度使都出自李嗣源的任命，但从此以后，他在藩镇的权威好似已经不再如此具有效力，他之前的诏令并非一直被执行。[101]

总而言之，李嗣源不需要试图统一北部中国而只需要将自己的权威施加其上，这使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优势。他掌权的一般途径是避免军事冲突，并集中力量劝说他的节度使与百姓，让其相信接受他的统治有利于维护他们的利益。尽管现存史料精心地记载了李嗣源曾于927年祭祀蕃神，但这一举动让他在五代时期源出沙陀的领导者中显得与众不同，而且总体而言，他的所作所为几乎与宣称拥有汉文化背景的领导者没什么不同。虽然李嗣源看上去拥有与汉人朱温以及沙陀人李存勖一样多的养子，但他还会大量利用姻亲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他有至少15个女儿。不仅如此，就像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他的女婿（汉人以及沙陀人均有）及其家族有时会因为他的喜爱而获得相当大的权力。[102]

然而，统治一个大大扩展了的政权，李嗣源需要培养比血缘政治更广泛的兴趣。因此，他追随了李存勖的榜样。当李存勖还是河东节度使时，他将对随从人员的领导方法与对天命的寻求方法结合在了一起。这意味着践行善政并由此维持世界秩序，但善政只是旁观者的视角，而且因为节度使的意见最有分量，所以李嗣源的一些首要举措明显是在取悦他们。他罢免了李存勖时期多余的官员，并下令处死节度使最痛恨的集团，包括前租庸使孔谦以及宦官监军，同时下令不再任命监军，中央财政官员不得干预藩镇事务。

但是李嗣源还必须犒赏自己的追随者，与朱温一样，他不再以宦官掌握内诸司，而代之以自己的元从，他们经常从藩镇任职直接转任同等地位的内诸司使。李嗣源的低级元从与后梁政权中的朱温元从一样，都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且作为节度使与将领的儿子和亲属，他们还是确保他们家族拥护的保证。李嗣源最重要的节度判官——安重诲担任枢密使，拥有与郭崇韬一样广泛的权力，并且同郭崇韬一样，同时被任命为宰相。安重诲不通文翰，这也与郭崇韬类似，所以李嗣源（他自己目不知书）设置了端明殿学士来协助他。但李嗣源也保留了李存勖时代的一些内诸司使与官员，其中包括被擢升为宰相的冯道。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官员都是从藩镇官员转化而来，然而他们在李嗣源手下跟在李存勖手下一样，尽管可能会做出很重要的管理业绩，但他们始终无法形成政治影响力。[103]

李嗣源通过一些实际性的措施提高了更广大民众对他的支持，这些措施的施行需要中央机构具备管理技巧。国家的财政尤其需要急切关注，李嗣源几乎立即取消了前任征收的两税省耗，并且试图降低军费与行政费用。他禁止中外之臣贡献鹰犬奇玩，并大大限制了节度使供奉的频率，明确禁止节度使以供奉为名科敛百姓。之后，他合并了三个中央财政机构（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并且任命经验丰富的任圜为相，负责管理三司；史料记载：“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104]任圜很快被李嗣源的亲随张延朗所取代。张延朗是一位财政专家，他继续改善财政管理状况，于927年免除了三司逋负200万缗，并取消了政府对酒曲的专卖，改为听民自造、计亩增加秋税的形式。李嗣源试图禁止从楚地而来的铁锡钱流通，并结束耗蠹甚多的与党项间的马匹交易。为了在马匹供应上不再依赖党项，李嗣源于927年在河东创设国家监牧，尽管他们饲养的马匹在数量与质量上皆不及党项。931年，罢亩税曲钱，开铁禁。百姓被允许自铸农具，并按亩输农器钱，加上之前对酒曲专卖的解禁，地租的增加弥补了财政的亏空。尽管这些变化在地方的贯彻与否取决于刺史相对于他们的节度使而言具有多大的自治权，但租税还是在不久之后便取得了统一。尽管意识到处理这些技术工作需要具备读写能力，但教育水平仍然低下，因为928年通过的一条法令表明，候选者只需要知晓十卷儒家经典，便可通过考试。[105]

李嗣源证明了自己拥有统治者的品质，这给他带来了声誉，让其能够较为轻松地在他的王国内坚持自己的权威，但事实证明，他对朝廷却不具备同样的控制力。即使李嗣源恭敬地拣拾庄宗遗骨于灰烬中并殡之，但政权内部仍出现了对抗与阴谋。朝廷内部权力最高的大臣安重诲忌惮任圜的权力，两人在高级官员的任命以及该由哪个部门发放俸禄等议题上有所分歧。后一个议题导致两位宰相于927年在皇帝面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违反礼仪的行为。任圜被要求致仕，当年，在安重诲的安排下，任圜被处死。但安重诲在与王德妃和宦官孟汉琼关系疏远后，他做得太过火了。930年他和妻子被杀害于其在藩镇的住所。朝廷为此次谋杀辩护，指控安重诲离间四川地区的节度使与吴越国王间的关系。[106]史料中既记载郭崇韬性格易怒，又记载他持续阻止国家资源的浪费。如同郭崇韬一样，现存史料对安重诲的评价充满了同情，毕竟他是被女人与宦官间的传统联盟所推翻的。安重诲之死标志着后唐政权不再关注善政，因为他的后继者们不再对政治的改善有兴趣。

李嗣源的权威在朝廷以外也受到了挑战。尽管他受到了所有李存勖征服的藩镇们的正式拥护，但后唐权威有效的范围与持续性仍有明确的界限。李嗣源能够通过军事征伐证明他的力量并且任命大部分他自己的节度使，但他却不一定能够施加并维持其权威。那些被认为是后唐“边镇”的地区仍然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这虽然部分是由于这些地区本身拥有的财力及其战略地位的优势，但更多是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得到来自周边的支持。这种支持随时可能会发生反转。

首先对后唐权威发起挑战的四川地区的节度使——孟知祥和董璋，他们的对抗行为在下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孟知祥担心李嗣源觊觎四川地区的巨大财富，便试图摆脱朝廷的控制。他一方面争取百姓的支持，另一方面扩展自己的军队编制，并随后在927年处死了后唐派往四川的都监。为了确保四川地区的分裂状态，李嗣源一开始支持董璋。这两位四川地区的节度使在930—931年曾短暂结盟，但当他们再次决裂时，事实证明，董璋并非孟知祥的对手。932年，李嗣源对已经占有整个四川地区的孟知祥做出让步，允许其任命节度使以下的藩镇官员。当李嗣源于933年去世之后，孟知祥称帝，建立后蜀。[107]

李嗣源在南方地区更为成功。927—928年，荆南高季兴不臣之状显露，并欲同吴结盟。李嗣源能够要求他册封的楚王马殷派其水军加入征讨。[108]同样的形势于928年在北方也出现过，长期担任义武节度使的王都试图组织河北地区的节度使，并联合辽共同抵制后唐统治权威的扩展，后被李嗣源成功镇压。[109]

诸如在义武镇之类的成功，加强了李嗣源在其政权之外地区的权威。在朔方（位于今宁夏）, 929年党项王子之死引发了一场地方性的兵变，他的继任者转而乞求后唐命帅。安重诲任命李嗣源的一个内宠担任朔方节度使，他消灭了胆敢进攻的两个吐蕃部族，并镇压了兵变者。李嗣源的代理人让后唐“声威大振”，从此以后朔方开始接受朝廷任命的官员。在一次反击党项劫掠西北地区的远征中，后唐军队攻破党项19族，俘获2700人，这使后唐的声望进一步提高。尽管党项的劫掠仍在继续，但此次胜利促使远在后唐版图之外的凉州（位于今甘肃）的统治者，于933年向后唐奏请节钺。凉州地区是辽、吐蕃、党项以及甘肃西部回鹘诸种势力觊觎的目标，与后唐结盟，可能是其保持一定程度自治的最佳选择。[110]

边远地区的拥护证明了李嗣源在其周边独立政权中的地位，这些政权中最为重要的是辽政权。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存勖去世后，契丹皇帝阿保机便趁机以南侵作为威胁要求领土。然而，926年阿保机去世，辽廷内部在继承问题上出现了几个月的紧张局面，直至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辽太宗，926—947年在位）继承帝位。[111]在这样一个如此具有个人化色彩的体系中，没有哪一方的主要力量能够利用对方，但这对较为次要的领导者而言是一个理想的机会。926年冬，福建节度使短暂称王，与此同时，北部边境的卢文进来奔。卢文进是辽任命的节度使，守卫平州，他杀掉契丹主帅，率领20万思归的士兵转而拥护后唐。[112]

辽的新统治者耶律德光，至少与李嗣源拥有同样的经历：他们都在与周边政权或者上级的冲突中取得地区政权领导者的合法地位。如同中原地区的政权一样，辽使用唐朝时建立的外交礼仪。辽与后唐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常规套路，彼此之间互派使者朝觐，互通贡物，期间偶尔会有一些审慎的谈判，双方经常互相跨越边境进行劫掠。[113]930年，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率领部曲40人越海到达后唐。作为之前的储君人选，他认为逃离其弟弟的朝廷从而躲避风险，是一个谨慎的做法。[114]尽管耶律倍来奔大大提高了李嗣源的威望，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辽势力及其未知意图的恐惧出现在中原地区各级官员之中，而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对游牧民族习俗的误解加剧了这种恐惧。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在游牧民族的季节性迁徙过程中被当作中转站，尽管人口与牲畜的迁徙没有敌意，但这在后唐巡骑看来可能是险恶的，尤其是当迁徙伴随着对物资的劫掠之时。这些活动在后梁是主要对手的时期以及辽政权刚刚建立之时，较少为人所关注，但随着辽的巩固，辽与中原政权都把对牧民活动的控制看得更为重要。边境上的破坏活动，虽然是出于习俗或者并无危害，但都在质疑李嗣源警卫边界的能力，从而威胁其合法性。卢龙节度使的防御措施结束了针对幽州的劫掠活动，但这促使劫掠者向西掠夺云州（今大同）。朝廷惧怕大的攻击，在932年年底，为李嗣源所信任的元从石敬瑭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且握有其余四个边境藩镇的军事指挥权。[115]

一封奏报称契丹在云州附近制造攻城之具，这使对辽的恐惧得到确认，不过真正的危险在于，一个看上去与石敬瑭有矛盾的边州刺史，以其辖区蔚州（位于幽州与云州之间）归附契丹。[116]耶律德光成为后唐藩镇领导者们寻求合法性的另一来源，这对后唐的凝聚力来言，比任何外部的军事威胁都要严重得多，因此，这种威胁构成了许多事件处理措施背后的真正原因。933年年初，定难节度使去世，军中拥立其子李彝超为留后。后唐朝廷得知他的父亲已经潜通耶律德光，恐其与契丹连兵南侵，试图命李彝超移镇，并以五万军队“护送”新任节度使赴任。李彝超发动叛乱，但是在一场被认为耗费巨大的围攻之后，他的地位得到了确认。李彝超于935年去世，后唐统治者没有质疑他弟弟的继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辽实际上已经拒绝给予李彝超的父亲任何帮助。[117]试图阻止李彝超的继任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给朝廷带来了不良影响，凸显了它无力施加自己的意愿，从而有损其威望。由于误解而想象出的危险，往往会令人沮丧地全部变成现实。

933年，李嗣源最大的威胁来自政权内部。随着李嗣源病情加重，他的亲近谋臣们受到了李嗣源跋扈的长子李从荣的挑战。李从荣曾被推荐为储君人选，但他担心深居东宫会剥夺他对六军的领导权，从而拒绝担任储君。随着李嗣源的高级官员逃离京城，李从荣暂被姑息，但接下来他却以侍奉其父为名，率领步骑千人攻入京城，于是他被当作叛乱者被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杀死[118]。李从荣的弟弟李从厚从魏州被征召至京，成为事实上的储君。李嗣源不久后驾崩，后世史家对其颇为欣赏，赞其为乱世良主。[119]李嗣源在60岁时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与领导者登上帝位，尽管我们可以将其短暂统治期内出现的年谷丰登与相对和平归之于好的时机，但同时代的人却将其视为李嗣源君主德行的体现。

李从厚（唐闵帝，933—934年在位）在933年年底即位，他的上台虽然没有引发冲突，但他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五个月的时间。他虽然看起来具有良好的志向；他给自己安排的课程是学习唐太宗（626—649年在位）统治时期积累而来的统治经验，但是他还不满20岁，而且在他短暂的统治期内权力被孟汉琼和朱弘昭所掌控。他们似乎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那些实际上或潜在的政敌，而无暇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事务。李从厚几乎还没来得及任命第一位官员、授出第一个封号，孟知祥便登基称帝，建立了后蜀。孟知祥观察到李从厚的年轻与柔弱，并准确地估计自己的行为不会遭遇多少反对。事后看来，李从厚政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六军与侍卫亲军的指挥权统归于康义诚一人掌握。这是对康义诚的奖赏，因为他忠于李嗣源，并实际上将李从厚推上帝位，但这却背离了李嗣源分割军权的实践。因为李从厚太过年轻，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拥有自己的儿子或者私人元从来担任此职，因此他对康义诚的依赖看上去便是完全合理的。六个月后，六军正式并入侍卫亲军，帝国的军事力量从而在实际上掌握在了一个单独的将领手中。[120]

这个政权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为朱弘昭于934年组织的节度使调整。这一举措的部分意图是将孟汉琼征召回朝廷，他在李从厚之后接管了天雄军。此次调整没有正式的朝廷制书，而是派遣使臣以枢密院文书赴镇宣布命令，这引发了对元从官僚支配地位的关注，并加剧了节度使对他们的不满。然而，大部分的节度使接受了移镇，除了李从厚的义兄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李从珂之前曾因与安重诲的过节而在朝中被孤立，孟汉琼如今又要将其置于其主要的敌人之中。接受朝廷新任命的职位，对李从珂来说前景堪忧，但他又缺乏抵抗所需的军事力量。他移檄周边诸道节度使与刺史，声称给予慷慨的回报，向他们寻求帮助以“清君侧之恶”，号召他们提供军事支持，但是他只得到了一个藩镇的积极回应。很快，由一部分侍卫军与诸道军队组成的联军大集凤翔城下，但是当其中一个将领以白刃强迫士卒攻城时，士卒发生哗变，整支远征军很快投降于李从珂。李从珂率军东征，与此同时，康义诚率领大部分侍卫军向西进讨。康义诚的讨伐军队中不断有人逃离加入叛军，从而大大充实了李从珂的军队。在洛阳以西大约75英里处的陕州附近（今河南三门峡），康义诚率领仍跟随他的为数不多的军士投降，后被处斩并灭族。一位将领将朱弘昭的首级送给李从珂，孟汉琼也逃亡至李从珂处，后被李从珂立即斩杀于路隅。李从厚逃离京城，与从河东来朝的石敬瑭相遇。石敬瑭将其监禁并以之作为与其老对手李从珂进行交易的筹码。在洛阳，冯道率百官迎奉李从珂并上笺劝进，为给李从珂称帝扫清障碍，太后废李从厚为鄂王。李从厚不久后被杀。李从珂于洛阳继承帝位，行用柩前即位之礼，是为唐废帝（934—936年在位）。石敬瑭是第一个侍奉新帝的节度使。[121]

同李嗣源一样，李从珂登基称帝的军事基础薄弱，他是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的代表，这种不满情绪让他能够按照所需要的方式，率领一支军队进入京城。但是与李嗣源已经在节度使以及刺史中间找到了意想不到的广泛的支持有所不同，李从珂的支持主要来自侍卫军。他们之所以支持李从珂，更多的是因为李从珂给予以及承诺给予的回报，而不是因为对旧政权的不满。李从珂更多地依赖物质赏赐，因为他缺乏李嗣源所具备的远征经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禁军中的个人声望。[122]因此，他即位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府库的空虚。发放军饷在李嗣源时期就已经出现困难。李从厚赏赐丰厚却无所回报。李从珂为了激励将士，许之以占领包括洛阳在内的城池之后，以所得之物对其进行犒赏。即使将宫中器服与金银珠宝都算在内仍不够赏军费用之时，京城居民便大骂街道上的军士。李从珂意识到仅仅一味地依靠赏赐换得军队的忠诚会让百姓离心，因此他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降低他曾经承诺的赏赐，尽管他知道这会影响军队对自己拥护。一位三司使经过调查之后，促使李从珂放免逋租338万缗，以悦贫民，他们随后遭遇了旱灾的影响。[123]

因为李嗣源晚年以及李从厚统治时期重要人物几乎全部已经在叛乱中去世，李从珂必须从头开始。冯道留任宰相，李嗣源的元从张延朗很快被起用掌控财政，但大部分的高级官员是新人。韩昭胤（短暂担任枢密使以及宰相）、刘延朗（由财政官员出任枢密副使），以及薛文遇（参与起草诏令）在加入李从珂的朝廷之前，都是出身文士的藩镇判官。他对这些人的依赖被认为是一种有意的尝试，他试图将这些官员的影响力提高至诸如张延朗之类之上。[124]但即便确实如此，这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统治状况的改善。刘延朗据说按照所受贿赂的多少来任命官员，但即使被发现之后，他也未受处罚，贿赂仍继续进行。虽然存在腐败以及私人对抗，但类似于导致郭崇韬与安重诲倒台的那种阴谋却不再出现，这当是由于没有谁能单独占据支配地位。[125]

只要侍卫军的都指挥使以及节度使质疑李从珂握有天命的资格，他在朝廷外的地位便是不稳固的。在李从珂叛乱期间，武定节度使与山南西道节度使在其军队投靠李从珂之后，已经转而依附后蜀的孟知祥。武定与山南西道两镇位于汉水流域的山脉之间，这些山脉将四川与陕西分割开来。这提醒人们在边境地区存在可靠的、其他的权威来源，这可能促使李从珂将其义兄、之前的敌人李从璋与李从敏留在洛阳，确保他们不会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为了确保他的军事地位，李从珂试图将侍卫军置于其子的控制之下，而且他奖赏了五个早期的支持者，包括军队将领与刺史，任命他们担任节度使，并分散在政权各地，明显是为了将原有的节度使分隔开来。李从珂渐渐地能够替换或者召回所有的节度使，但有两个例外：河东石敬瑭（李嗣源的女婿）以及幽州赵德钧（其养子是李嗣源的女婿）。[126]

李从珂最怕的是石敬瑭，两人在一起侍奉李嗣源之时便已是对手。李从厚已经将石敬瑭从河东镇转移至成德镇，但关键的是，让其继续负责边境防御事宜。李从珂复以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他因此要求增兵运粮，以便应付契丹日常的游牧以及劫掠活动。石敬瑭能够得知朝中事务的任何细节，因为他有两个儿子担任内诸司使，并且贿赂太后（其妻之母）身边的侍从去搜集信息，所以他得知他的上述要求加重了朝廷对他的怀疑。935年，石敬瑭的部分军士试图扶立其为皇帝，这使朝廷对其更加警惕。石敬瑭处死了首倡者并亲自上奏此事，这表明他一直试图让朝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但这个消息无疑促使朝廷任命了一位北面行营副总管，以分石敬瑭之权。石敬瑭因此得知存在危险，便于936年年初尽收在洛阳以及诸道的财产，送到太原以充军费。虽然使用私财助军是常见行为，但这无疑加重了朝廷对石敬瑭心存异志的忧虑。为此，李从珂下诏将石敬瑭移镇郓州。郓州位于黄河以南，是一个小藩镇。这种验证朝廷权威的行为将对石敬瑭的怀疑转变为现实。石敬瑭要么接受一个将其视为不忠之臣的不光彩的降职，要么发动叛乱对抗皇权，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或者声誉。石敬瑭辩称他担任河东节度使时，曾经得到许诺，终身不除代。宋朝史家司马光记述了石敬瑭在一封奏表中，愤愤不平地指责李从珂以养子身份继承皇位，并要求重新扶立与先帝有直接血缘关系之人。一些首领迅速带领军队投奔石敬瑭，驻守魏州的侍卫军也发生了兵变。石敬瑭对一位来奔者表示他是在“舍强而归弱”，得到的回答是一个帝王如果失信于亲贵，他也会被打败。[127]石敬瑭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石敬瑭的儿子以及其他家人被捕杀，他的第一批支持者也兵败被杀。张敬达率领部分侍卫军围攻太原，石敬瑭转而向辽求援。这个结盟没有让任何人感觉惊讶。实际上，石敬瑭的核心僚佐早在两个月前便已讨论了与辽结盟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李从珂的朝廷已经计划向辽提供岁币，以求其保持中立。李从珂的官员已经期望此计划可以节省90%的边费，但当他们认为辽肯定会要求尚娶公主以及石敬瑭无论如何都将反叛之时，便放弃了此计划。[128]

辽—后晋联盟（936—942）

石敬瑭与辽帝耶律德光间的协议可能是五代时期最为著名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蛮族”入侵中国北方的开始，并最终导致了蒙古人占领了整个中国。石敬瑭并非唯一一个向辽寻求军事援助者，但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额外的骑兵。李嗣源已经将军事力量集中至侍卫军，石敬瑭直至932年一直掌控着这支军队。由于与反复无常的秦王李从荣共掌禁军存在着风险，石敬瑭从此之后便离开朝廷，寻求河东地区的指挥权，从此以后河东一直为石敬瑭所控制。石敬瑭最清楚他自己的边境防御力量无法抵抗侍卫军，因此，他给耶律德光提供的交易条件，远远超出了之前所有人。石敬瑭不仅承诺岁输金帛，而且割让十六州，并向耶律德光称臣，自称儿皇帝。[129]十六州分别是幽州（被契丹于938年升为南京或燕京）、蓟州、瀛洲、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130]如此重大的许诺表明石敬瑭成功掌握并维持权力的决心，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清楚，石敬瑭到底是想夺取中原政权的帝位，还是仅仅想如后蜀孟知祥那般，寻求区域性的自治。耶律德光派出五万军队，表明他不想重蹈928年的覆辙，那次被俘的将领现在仍为后唐所拘。

魏州的兵变牵制住一部分后唐侍卫军两个月时间，从而帮助太原挺过夏天的围攻，直至辽军到来解除太原之困，并将后唐营地晋安寨围困，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石敬瑭与耶律德光在随后的长围期间会面。11月，耶律德光封石敬瑭为后晋皇帝（晋高祖，936—942年在位）。后唐将领仍掌握另外两部分备用的侍卫军，分别由李从珂最有权力的两个节度使——范延光与赵德钧所率领，其中范延光曾经平定魏州叛乱并被任命为天雄节度使，赵德钧则是卢龙节度使。他们两人都不热衷于解除太原之围。尤其是赵德钧，他试图利用当时的形势让朝廷任命其养子为成德节度使。李从珂愤怒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对此不满的赵德钧与耶律德光展开谈判，希望契丹立己为帝，代替石敬瑭，许诺率军投降，并在之后给予丰厚的回报。尽管被深深地吸引了，但耶律德光并没有放弃石敬瑭，并在随后接受了晋安寨的投降。后唐将领杨光远杀死忠心耿耿的指挥官张敬达，上表请降。这支降军被石敬瑭接管。作为奖赏，石敬瑭让杨光远继续领导这支军队。在后唐将领赵德钧及其养子赵延寿投降之前，辽骑兵追捕并杀掉了许多后唐军队最后的有生力量。剩余的军队看似被其将领带至北方，赵延寿在耶律德光的朝廷中迅速获得擢升。尽管在上述拥护对象的转移过程中获益，耶律德光还是着重嘉奖了张敬达的忠诚，并且训斥了诸降将的不顺从。[131]

得知辽胜利之后，只有一个后唐的刺史与一个大臣继续拥护李从珂。强大的范延光未有任何举动。耶律德光派遣石敬瑭前往洛阳，以5000骑卫送之，石敬瑭未遇抵抗便占领了京城，耶律德光则坐镇河东确保石敬瑭平稳地接管政权。李从珂自焚而死，几乎没有人对他的死亡表示惋惜，耶律德光则返回辽国。[132]石敬瑭下令惩处了几个李从珂政府的关键大臣，并回归李嗣源的朝廷模式。

虽然石敬瑭的许多同列与其一样对李从珂不满，但由于他与辽帝耶律德光间的关系导致其登基称帝存在着问题。问题不在于耶律德光不是汉人——石敬瑭与后唐的统治者本身皆出身沙陀——而在于石敬瑭从根本上缺乏称帝的合法性。李嗣源在广泛的支持之下夺取帝位，李从珂则依靠分发赏赐。两人都率领一支军队攻占京城，但几乎未遇抵抗。石敬瑭在出征京城前有更多的军事成就——一场战役的胜利、一次围攻，以及一次受降——但这是依靠另一个统治者的军事支持得来的，并以石敬瑭正式臣属于那个统治者为代价。因此，石敬瑭一直努力成为一个被重视的统治者。石敬瑭遣使诣后蜀告以即位，后蜀对其使者表示出敌意；六个月后，吴泛海与辽修好，企图与之结盟征服后晋：这都表明石敬瑭的地位颇为尴尬。[133]尽管周边的统治者会觊觎彼此间的政权，但正常的程序是首先承认对立政权，然后再与之决裂。对一个新统治者的首次问候便表示出如此敌意表明石敬瑭缺乏威信。

对石敬瑭与辽协议的具体条款表示反对者还有十六州内部的官员与统治者们。尽管耶律德光在938年以前并未接收这些地区的图籍，但他马上占有了这些地区，并希望现任官员归顺于他。但即使937年年中辽从河东北撤之时，一位在云州的大同节度判官闭城不接纳耶律德光，并向石敬瑭求救，而另外一个地区的一位将领则“南归”，看上去以臣于辽廷为耻（是否出于对被割让的憎恨，我们不得而知）。虽然石敬瑭只能够请求耶律德光解除云州之围，但问题的解决需要将那位冒犯的判官召回。诸如此类的问题可能在背后促使石敬瑭要求用更多的岁贡来赎回十六州，但耶律德光表示拒绝。[134]

对石敬瑭权威的质疑让其较难控制他的节度使们，他们中的很多人迟于归顺，以表示他们的犹豫之情。然而这种削弱了石敬瑭地位的不确定的从属关系，也是他相对于任何挑战者而言的主要优势：他们的成功终将受制于辽对石敬瑭的支持。这种优势的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在黄河以北的魏州，魏博节度使范延光仍拥有后唐侍卫军所余两部中的一部，他带来的威胁，促使石敬瑭决定将后晋的都城从洛阳迁至更具战略意义的开封。937年年初，范延光向辽寻求支持以对抗石敬瑭。然而，耶律德光为了显示他对辽与后晋联盟的重视，不仅拒绝援助范延光，而且与石敬瑭商讨他该如何回应。结果似乎是耶律德光让石敬瑭自己对付范延光。石敬瑭首先晋升范延光的爵位，试图安抚他，但在937年六月，范延光发动了叛乱。双方一直在黄河两岸争夺有利位置，但此时范延光劝说一位朝廷将领与之同反。这位将领占领了刚刚降级的京城洛阳，并且用内库钱帛赏军。当范延光的军队向新京城开封逼近时，朝廷内部充满了恐慌，石敬瑭则打算逃往太原。

在这一紧要关头，洛阳至黄河下游沿岸的主要城市爆发了叛乱，期间还有军士试图拥立侍卫军将领杨光远为帝。至关重要的是，杨光远维持了他对石敬瑭的拥护，而且杨光远的侍卫军与一些藩镇军队一起，开始在平定叛军的过程中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这让石敬瑭得以任命那些明显忠诚于后晋的将领担任新、旧两京附近，以及南部通往河东之路沿线藩镇的节度使，而范延光却无法从后晋政权以外的地区补充兵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追随者开始离散。尽管如此，被杨光远围困在魏州一年有余的范延光仍未投降。938年，石敬瑭赦免范延光之罪，并许之以一个藩镇节度使的职位。石敬瑭还赦免了所有范延光的支持者，并任命其将领为刺史，但范延光必须接受将其控制的牙军——每一个节度使追随者的核心力量——整编入侍卫军。尽管这明显不是一场极大的军事胜利，然而石敬瑭已经遏制住了叛乱并表现出了一定的军事能力。范延光的归顺巩固了石敬瑭作为皇帝的优胜地位，而且尽管他的节度使们从来没有对其表示出极大的尊重，但他在没有辽军的积极援助下能够平定叛乱，却向他们表明他确实拥有帝王的道德与军事能力。为了巩固这种效果，石敬瑭于其年冬天朝贺时“杖卫如式”。[135]

石敬瑭与李嗣源类似，在自己拥有很少军队的情况下夺取帝位。石敬瑭明白必须确保他能够控制比任何潜在的对手都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点也与李嗣源类似。虽然范延光的归顺让石敬瑭可以统一侍卫军，但这将石敬瑭的所有军事力量全都置于杨光远的控制之下。杨光远在帮助石敬瑭对抗范延光的同时，也利用他的军事地位让他的一个儿子娶了石敬瑭的一个女儿，并且干预朝政。[136]936年，石敬瑭任命杨光远为后唐投降的远征军的都指挥使，与此同时，他还任命了自己的两个亲随刘知远和景延广分别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以之分化杨光远的军权。不仅如此，在平定范延光的军事行动中，另外一位亲随——刘处让“同参议军政”，虽无监军之名，但行监军之实。[137]938年，范延光向杨光远投降，石敬瑭以杨光远代替范延光担任天雄节度使，治所在魏州，从而巧妙地解除了杨光远对扩编后的侍卫军的日常控制。两个月后，石敬瑭完成了一项前任者皆未能完成的任务，他将魏博镇一分为三，使杨光远仅能控制魏州一州，从而大大削减了杨光远的资源。石敬瑭在其统治期内，一直维持并加强侍卫军对自己的拥护，他任命内诸司使——亲随——指挥侍卫军，并给予他们优于官员的荣耀与特权。[138]这支军队是石敬瑭维持帝位的关键因素。

石敬瑭满足于继承李嗣源所发展的政策，而对其他方面的统治关注很少。石敬瑭热衷于起用前任者手下最好的官员，其中包括重新任命冯道为宰相。冯道已经为官于李嗣源、李从厚以及李从珂诸朝，尽管11世纪的史家们将他挑选出来进行批评，但他是此时期内唯一一个在多个连续的朝廷中担任高官者。[139]冯道以其文学才能而知名，这与石敬瑭扩大文士在高级职位中的地位并以之对抗内诸司使的政策相一致。实际上，石敬瑭曾在939年撤销了枢密院，并将其职能交由以冯道为首的宰相们掌握。这正式重新确立了宰相在政治与军事事务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早在20年前已被朱温破坏。但冯道一直不愿承担戎务，枢密院又于10世纪40年代重新恢复。尽管文人此时可以担任最高级别的官位，而且朝廷越来越受到不同竞争集团此消彼长的影响，但是皇帝的亲随身份仍是获取重要领域职权的关键。因此，尽管石敬瑭最初将户部、度支、盐铁分为三使，但938年他又任命刘审交为三司使。刘审交是一位财政专家，是李存勖的亲随。[140]

这个混合型的管理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由于生计破坏以及国库耗竭而导致的百姓穷困。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是钱币的缺乏，但是一系列的诏令却无法阻止掺假或者熔炼铜钱以铸造其他铜器的行为，对私钱重量与模范做出的规定也宣告失败，只能于939年禁止私自铸钱行为。尽管如此，当石敬瑭征求缓解既有困境的建议之时，他主要的判官桑维翰——可能是在刘审交的协助下——劝谏石敬瑭务农桑、通商贾，史称“数年之间，中国稍安”。盐价的下降与稳定以及丝路贸易的明显恢复都带来了利好。除去经济领域的措施之外，石敬瑭还对科举考试进行整顿，并对罪犯进行定期的普遍赦免。[141]如同李嗣源一样，石敬瑭明白表率行为的重要性，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良好的行政运转并且对节度使施以相对宽松的管控。如果说石敬瑭对军队的控制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那么在境内恢复秩序的同时不对权臣的特权大加限制，则起到了一种不太明显但却必不可少的作用。

尽管石敬瑭的表现与其他任何一位中原王朝政权的帝王一样，但他仍然面临着一种困境，即他曾正式臣服于辽朝皇帝。而且因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自治皇帝，凭借的是与辽的联盟，这个联盟助其夺取并保持自己的皇帝之位，因此他有责任遏制任何对等级礼仪与家庭地位有关的疑虑。为此，石敬瑭于938年将一位官员停职，石敬瑭派遣其出使辽朝以谢尊号，但他由于过度敏感而表现出不耐烦。石敬瑭并不愚蠢：他知道自己的帝位依靠的是他在与辽的联盟中表现出来的技巧与决心，这甚至比他自己的军队与良好的统治更为重要，但其中却隐含着麻烦。

因此，石敬瑭从未忘记耶律德光的恩惠，也从不做任何危害这种关系的事情，尽管他因为如此彻底地接受自己的臣属地位而饱受质疑。石敬瑭的使臣不愿忍受辽人的骄慢，但岁贡仍按时输往辽国。在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议题上对辽表示顺从带来了回报，因为南唐的一位大臣厚贿辽使，又派人杀其于后晋境内，以此离间辽与后晋的关系，但辽并未按照这位大臣设想的那样去责备后晋。[142]

但石敬瑭的“谨慎侍奉”并不意味着任人宰割；他只需要在寻求保护以及提高自己地位时保持敏锐。石敬瑭向辽奉表称“臣”，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司马光记载：“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这看上去促使耶律德光坚持制止石敬瑭称“臣”，而代之以没有那么卑微的称号——“儿皇帝”。虽然这些称号在当时具有巨大意义，也是石敬瑭的成就所在，但耶律德光也会玩弄文字游戏。在范延光投降后，耶律德光加石敬瑭尊号，这虽然是一个表面上的荣誉，然而却强调了石敬瑭的正式臣属地位。[143]耶律德光有时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以军事力量为支持），比如他曾要求“如我朝之法”，任命一位在辽廷避难者继承其亡父王处直，担任空缺的义武节度使。石敬瑭礼貌地表示拒绝，因为按照“中国之法”，官员必须按照级别晋升。耶律德光愤怒地提醒石敬瑭：他自己也是由节度使当上皇帝的。这让石敬瑭感到焦虑，但他通过谈判与辽达成了妥协：以王处直的另一位后人担任义武节度使，他已经是后晋另外一处藩镇的节度使。[144]

据史料记载，就像任何有德行的君主一样，石敬瑭接纳忠谏。因此他明白培养与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忽视边防。尽管太多的活动可能会引发耶律德光愤怒的质疑，但石敬瑭还是由于担心辽潜在的威胁，而跨越德胜津加强黄河防御。[145]由于群山关隘大部分掌握在辽手中，黄河成为抵抗北边入侵的第一道主要屏障。因为都城开封就位于黄河南岸，所以这样的防御措施在对抗内部威胁方面也能发挥作用；如果有需要，石敬瑭驻扎在政权内部的军队可以用来抵御外部敌人。与辽的联盟意味着石敬瑭不需要授予边将大量危险的权力，并能将军事力量更加集中到自己的核心地区。

这种集中是重要的，因为石敬瑭需要密切注意藩镇动向。石敬瑭刚即位之时，桑维翰已经建议他“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因此，石敬瑭将节度使们留任，仅仅逐渐调整李嗣源时期对节度使财政与任官权力进行限制的政策。[146]然而至940年，石敬瑭觉得已经是时候对节度使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了。这项措施在北方进展顺利，但在节度使们仍能够寻求境外援助的南方地区，有两个节度使对之进行抵制。其中一位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山南东道的治所襄州位于汉水流域中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当安从进抵抗之时，石敬瑭还能姑息之。与之相反，当与安从进毗邻的安州李金全降于南唐之时，石敬瑭毫不犹豫地派军出征，保住该镇的同时，将李金全的南唐援军收编为自己的军队。李金全逃往南唐，但南唐对之态度冷淡，唐主随后还拒绝了向北进军之议。此次胜利无疑促使后蜀皇帝以及荆南节度使拒绝支援安从进，并且从此以后，与石敬瑭毗邻的南方政权不再是后晋境内南部地区不满节度使们的潜在支持来源。[147]

尽管大部分臣服于后晋的节度使此时已经无意或无力威胁他们的领主，但个别人仍然能够带来很大麻烦，虽然他们已经接受了皇帝任命的职位。目前为止，最难控制的节度使就是成德节度使安重荣。939年，安重荣看起来曾宣称“今之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并且从此之后他开始公开与后晋为敌。石敬瑭没有直接对付他，但却将与之毗邻并与之有姻亲关系的义武节度使皇甫遇移镇。940年，安重荣诱使吐谷浑率部落千余帐来奔，并留在自己的藩镇境内，但石敬瑭在契丹使者的责让之下，将其逐回故土。安重荣痛恨辽。他粗鲁地对待辽使，甚至派人杀之。石敬瑭无法制止，并且他发现每次当耶律德光对其抱怨安重荣之时，他都要自己为之“逊谢”。[148]尽管这些事件经常被拿来表明后晋臣服于契丹“蛮族”，但它们也表明石敬瑭和耶律德光都坚决维持两个政权间的和平关系。客观环境本身足以引发敌意，但都被这两位盟友通过谈判化解，他们都拥有极大的耐性以及相当多的创意。

然而，安重荣于941年突然在辽与后晋的关系之间制造了一场危机。安重荣逮捕了辽的一位使臣，并越过边境劫掠幽州，他请求与辽决战，谴责石敬瑭的容忍屈服，并声称辽控制的游牧部族以及十六州的诸位节度使都要求出兵北方。在桑维翰的促使下，石敬瑭向辽表示了迟到的歉意，但耶律德光无法确知石敬瑭的意图，便扣留了后晋的使臣。与此同时，河东节度使（直至最近仍担任侍卫军都指挥使）刘知远瓦解了安重荣从游牧部落处得到的支持，他劝使一些酋长转而拥护后晋，并因此将吐谷浑的精骑置于自己麾下。安重荣已经潜通于南方跋扈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149]。941年年底，安从进举兵北攻，但是石敬瑭早已对此有所预料。安从进被击退，而且后晋获得了荆南节度使与湖南楚王所遣水军的援助。这些之前可能支持叛乱的势力此时在公认的最高权威掌握者背后统一了起来。得知此消息的安重荣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孤注一掷地从镇州发动叛乱，在辽人看来，这证明了石敬瑭对他们的忠诚，促使耶律德光放还了石敬瑭的使臣。安重荣被他自己以前的一个将领所杀，石敬瑭漆其首级，函送至耶律德光。在南方，安从进的城池在一年以后的一次进攻中被攻克，他自焚而死。[150]

对藩镇叛乱的镇压取得彻底胜利，增强了石敬瑭的政治资本，与此同时，他对外绥靖对内宽恕的政策已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这是从李嗣源时代开始便已缺乏的。尽管还不能说石敬瑭已经在其境内实现了完全统一，但他已经镇压了重复以及偶尔出现的严重的反抗，促进了朝廷与军事机构的重大发展，并且开始重建经济。尽管掌控了政权的主要军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给予他镇压多个反对者的军事力量——但他通过合理的、对那些拥有有利位置可以反对他的节度使而言可以接受的统治方式，大大降低了叛乱者获取广泛支持的可能性。最为重要的是，石敬瑭与辽帝间的联盟让叛乱者无法获得挑战现任皇帝所需的外部支援，从而减少了叛乱成功的可能性。北方的局势在南方产生了连锁反应，石敬瑭能够在南方放开手脚，而不用同时担心北方边境。此联盟让石敬瑭获得了独享的权威，因为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没有任何外部政权愿意充当叛乱者寻求合法性的另一个来源。因此，尽管与耶律德光的关系带来了石敬瑭臣属于外族政权这一严重问题，但同时也使他能够确保自己地位的稳固，这也让其在942年患病之时，对皇位继承能够稳定的期望并非不切实际。

辽—后晋之战（943—947）

942年6月，石敬瑭于开封驾崩。石敬瑭托孤于宰相冯道，希望其扶立自己的幼子石重睿继承帝位，但冯道却转而迎奉当时担任广晋尹的长子石重贵（晋少帝，942—947年在位）为嗣，并马上即皇帝位。由于冯道与侍卫马步都虞侯景延广共议立重贵，所以侍卫军成为权力的一个新基础。石敬瑭在李嗣源时期于京城判六军副使时，景延广是其手下的一员客将。之后，石敬瑭任命他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与其他侍卫军将领一起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控制了朝廷。[151]景延广似乎与先帝不同，他毫不在意与辽维持和平关系，而尤其在意石敬瑭在与辽帝关系中理论上的不对等地位。

尽管石重贵迅速向辽通知了自己的即位，这是维持通使关系的政权间的常规举动，但景延广向易受影响的新帝建议只向耶律德光称孙（因为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儿），而不称臣。虽然桑维翰建议屈身以维持和平关系，但冯道却保持中立，景延广占据了上风，并由此确立在宰相中的领导地位。耶律德光指责石重贵违背协约，并提醒他其家族的王国是靠辽得来的。景延广再次建议石重贵拒绝接受臣子地位，理由是他的父亲由耶律德光扶立，但他不是。在辽境内，这种挑衅行为被辽的南京（之前称幽州）节度使赵延寿抓住并加以利用。赵延寿的父亲赵德钧觊觎帝位已久，但在936年之时未能如愿。赵延寿此时游说辽入侵后晋，希望借此取代石重贵的帝位。尽管景延广多有挑衅，但耶律德光并没有急于进行战争，这再次表明了他与石敬瑭之间所达成协议的效力。后晋政权更希望将这个协议制度化以维持和平局面。结果却是，石重贵朝廷将936年的协议完全定性为石敬瑭与耶律德光两人间的私人交易。任何依靠这个联盟获得的利益，与宣称天子地位至高无上及不可分割的同时却向一位外族统治者称臣所带来的屈辱相比，此时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尽管屡有战争谣言，但两个政权间的正常通使还是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桑维翰也被召回朝廷。[152]但景延广继续挑衅，下令杀死所有在后晋境内的辽商，并向耶律德光传达了一条具有寻衅意味的信息，声称后晋已经做好准备，应对辽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153]景延广破坏了石敬瑭精心培育的外交联盟之后，转而在政权内部挑衅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平卢节度使治所在青州，位于山东西部。尽管杨光远试图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并向辽帝控诉过石敬瑭，但他从未真正对抗过石敬瑭。然而，此时景延广收回了先帝借给杨光远的三千匹马，引发了杨光远的猜疑。朝廷虽然通过赏赐抚慰杨光远，并且任命其子担任平卢镇一个属州的刺史，但同时在130英里之外的郓州加强戍卫，表明对杨光远并不信任。如同之前一样，杨光远越过石重贵直接向辽帝耶律德光控诉，声称晋已经“负德违盟”。杨光远还报告了后晋的虚弱。景延广同时挑衅了一个忠诚的节度使以及一个可靠的盟友，真正回归到了不满的节度使与辽进行合作的旧有模式。与此同时，赵延寿从十六州地区调集了五万军队，看上去已经得到承诺，如果他攻占了中原，就立其为帝。[154]

在景延广的挑衅下，辽转而发动战争，对石重贵不承认其父与耶律德光间的关系进行惩罚，坚持要求其退位。这次战争一共发动了三次战役，历时四个阶段。每一次战役进行时，后晋境内的很多地区都发生了蝗灾、水灾与饥荒。前两个阶段（943—944以及944—945）中，辽军几乎不遇抵抗便逼近黄河，但一旦在进军途中遭遇任何实际困难——一支军队或者一处防御工事——便会撤军。在第二个阶段中，后晋进攻辽南京，希望做一个了结。这次进攻也促使耶律德光寻求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从而“一统天下”，但他在定州附近遭遇沙尘暴，吃了败仗。[155]

耶律德光已经乘橐驼逃跑，这一让人欣喜的消息肯定提高了石重贵的威望，目前为止此次战役中的整体指挥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其他事件对此同样有所帮助。在第一阶段中，杨光远已经率先叛投辽朝，但没有一个人与之同叛，尽管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抵抗住了针对青州的围攻。最终，他自己的儿子将其幽禁于私第，并举城向后晋投降。石重贵还支持了十六州内部的一次叛乱，占领十余寨。

但是对石重贵维系其与支持者的关系而言，治理状况的好坏比战争影响更大，第一阶段后，桑维翰在朝中的重新掌权至关重要。与第一阶段战事相伴随的是灾役与饥荒，诸如杜重威之类的节度使无情贪婪的奏请则加重了灾荒的程度；其中任何一件事情都可看作王朝即将崩塌的前兆。景延广控制下的后晋朝廷不仅无法控制这些暴政，并且无视抱怨，拒绝削减赋税或者朝廷开支。石重贵已经无法容忍景延广的所作所为。944年，他抓住第一阶段期间景延广的懦弱表现，将其调任为西京留守，从而将其逐出朝廷。这显示出石重贵的果断，并且带来了实际的效益。自从939年枢密院取消以后，宰相便兼领其事务，冯道一直声称宰相缺乏处理此类事务的精力与能力。他希望重建枢密院，而且朝廷的意见越来越支持这项政策。枢密院重置后，桑维翰最初是唯一的枢密使。他革除朝廷暴政，并且看来得到了将领以及节度使的一致配合。朝廷改元开运这一具有象征含义的年号，并宣布大赦。这些措施给窘困的百姓生活带来一些改善。但是就在桑维翰接手之时，灾害袭来，黄河决口，浸淹包括京城地区在内的五州之境。其他问题还有人为因素。战争需要继续征集士兵、装备以及赋税。据记载，征集的乡兵有7万人。越来越普遍的侵吞现象使大量税收转移到了节度使囊中。有时候，朝廷征集税收的唯一方式是趁节度使不在之时劫掠他们的私人仓储，尽管这可能存在着风险。一位殿中监劫取镇州节度使杜重威非法所得的粮储时，杜重威大怒，朝廷只能通过厚赐加以安抚，并将那位殿中监免职。[156]

尽管桑维翰的政策激起了朝廷重建秩序的希望，但他的权力却受到限制：杜重威未受惩处可能是因为石重贵不敢冒险引发其他人向辽的叛变，因为他们都与杜重威犯有同样之罪，可能惧怕受到同样的惩处。[157]更糟糕的是，在朝廷内部，皇帝的宠臣以及侍卫军将领，比如李彦韬，即便在景延广不在的情况下仍然会施加过度的影响，看上去他能够以自己的权力任命官员。桑维翰试图遏制这些行为，但在945年年初，石重贵的姐夫冯玉被任命为第二位枢密使，以分桑维翰之权。宠臣与冯玉合谋，在第三阶段的945年年初，在仅仅执政20个月后，桑维翰在收受贿赂的谣言中被罢黜。他的继任者李崧，虽然与其属于同一类型的官员，但却无法不受限制地与石重贵直接沟通。因此，李彦韬和冯玉可以轻易地忽视这位新枢密使。贿赂公行的现象重新出现，开支也再次无法控制。[158]

桑维翰的离职使接下来的这一阶段（945—946）成为整个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即使双方均因忙于处理饥荒而没有进行正式的战斗。耶律德光没有亲自指挥任何劫掠，所以有记载的946年期间辽的侵犯可能都是为了应付旱灾。后晋境内，饥荒导致匪盗蜂起，匪帮有时会攻占县城，甚至击败前来讨伐的军队，这些军队的将领不为李彦韬所信任，被其严密的监管所限制。在这些困难时期内，许多村庄与游牧部族从后晋投奔辽，其中包括河东地区的一些吐谷浑部落，他们希望逃离饥荒，返回位于辽境内的故土。耶律德光款待他们，以诱使其他人归辽，但是曾经在943年利用吐谷浑军队对抗辽朝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此时却策划没收吐谷浑酋长的财富以赡军。一位重要的盟友任性地被逼退了，其他的也可能会疏远。[159]

石重贵应对战争的无力以及饥荒迫使百姓寻求自保。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定州，当地百姓为躲避匪帮，建造了一座堡垒。堡中发展起了一种佛教妖术。这个妖术受到孙方简的保护。孙方简最初抵抗契丹的劫掠者，但之后对后晋朝廷不满。朝廷已经怀疑其动机，并拒绝给他援助。孙方简随后降辽并明目张胆地引导他们南侵。[160]

与此同时，朝廷内部，桑维翰的失权让景延广重新回到战场，担任远征军的副招讨使，但对946—947年这一阶段所做的准备是有限的。北边镇州以及黄河沿岸的澶州防御加强了，而且与高丽结成同盟，但最终证明，高丽军队太过羸弱，甚至不能承担一次佯攻。后晋将希望寄托在他们对辽朝的主要将领赵延寿（发家于黄河流域）的秘密诱降之上。互通书信之后，赵延寿声称如果派出一支军队接应，他将“拔身南去”。因此，在本阶段开始之时，指挥官杜重威以及李守贞率领全部侍卫军，包括石重贵的宿卫军向北进军，以便与赵延寿的辽军联合，为后晋攻取十六州。[161]

但是后晋被欺骗了。赵延寿并无投降之意。他已经诱使后晋军队离开他们的防御堡垒，让他们的野战军暴露在危险之中。后晋军队为积雨所阻，士气沮丧。杜重威先是在辽军面前退却，后被劝说试图扼守流经镇州附近的滹沱河，但最终他却被从侧翼包围了。据说耶律德光承诺以杜重威代替赵延寿担任后晋皇帝，而且杜重威交出了所有的军队。拥护者迅速离石重贵而去。如同北边许多的节度使与刺史一样，镇州也投降于辽。肆无忌惮的彰德[162]节度使张彦泽加入辽军，并率领一支先锋军攻取开封。耶律德光的一封信说服太后阻止石重贵自杀并劝其投降。此次征服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桑维翰，他在责骂张彦泽之后被其杀掉。景延广自杀。但耶律德光让石重贵生活在辽境，直至其去世。[163]

辽占领中原（947）

辽帝并没有直接占领并统治中原。他是因为石重贵拒绝承认其家族的臣属地位而对其进行惩罚，而不是寻求领土控制。然而，凭借军事上的胜利，他已经成为中原具有合法地位的皇帝。由于熟知唐的礼仪，加上辽与后晋受过正规教育官员的建议，耶律德光遵照惯例宣布修改国号，改服中原衣冠，并且重新任命了之前的官员。至关重要的是，在大臣们看来，耶律德光与他们商讨，并且根据司马光的记载正是他们反对在中原重新任命另一个皇帝。如同之前的征服者一样，耶律德光许诺给百姓带来利益：他将不修甲兵，轻赋省役，开创一个新的太平时代。意识到辽人有让人惧怕的形象，耶律德光登上一座城楼，解释称自己也是一个人，从而消除京城百姓的疑惧。更好的是，耶律德光做了后晋统治者不敢做的事情，他在市场处斩了他最近的帮凶、遭人唾骂的张彦泽，并允许百姓分食其肉以表示对他的厌恶之情。[164]

耶律德光解除了侍卫军的武装，并且得到了除去两个以外的所有藩镇节度使的归顺，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军事与政治地位。耶律德光遭遇的抵抗确实比石敬瑭要少。耶律德光禁止节度使与刺史设置牙兵或者市买战马。他任命了新的节度使，取消了开封的京城地位，并将镇州提升为京城。[165]

但是耶律德光并没有打算久留。因此，尽管他最初做出的是和解的姿态，但他将这次征服看成一次大规模的劫掠，其中公共关系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掠夺之物。对耶律德光的形象损坏最严重的可能是“打草谷”的政策，他后来对此表示后悔，认为这是失算之举。他们对京城周边地区进行了彻底的剽掠，所得财富用以供军，并且实施战争中兵士之间的常见暴行。为了赏赐自己号称30万的军队，耶律德光向已经赋税过重的百姓括借钱帛，并储存起来运往其国。耶律德光最大的野心便是试图将组成后晋帝国体制的一切元素都运往北方，包括宫女、宦官、所有的府库所藏，以及文武百官。[166]

947年三月，耶律德光下令取消大梁的京城地位，并在四月[167]启程回国，留其内兄萧翰负责管理。表面上看，耶律德光是为了省亲太后，但他的离开符合辽人夏天北迁以避暑的常规行为。在路上，耶律德光因毁败的景象而感到忧虑，他将这一切归咎于赵延寿。他看上去在给他的弟弟的信中罗列了他此行的三大失误[168]：括民私财、纵兵掠刍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这封信保存在《辽史》中，描述了契丹的“外国性”：他们是劫掠者（而非收税者）以及游牧者（而非农民），他们将节度使留在朝中（而非让他们在自己的藩镇承担主动的责任）。在后来史家的笔下，耶律德光的失误用来警惕汉族统治者，提醒他们应该避免做什么事情才能不被比作一个“野蛮人”。[169]

重新独立：刘知远与后汉（947—950）

耶律德光已经收到了除去几个以外的所有节度使的归顺，其中一个未归顺者便是泾州的史匡威。虽然他拒绝接受耶律德光的征召为反对辽统治运动的高涨预埋了伏笔，但是他并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一次抵抗。节度使以及南方独立政权的统治者都意识到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辽，而是他们彼此，到处都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冲突。河东刘知远表示待辽“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南唐则有人呼吁北伐，一旦辽撤军，便可入主中原。[170]

由于侍卫军已经被遣散，而且其将领已经臣属于耶律德光，所以地方藩镇着手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权力真空。刘知远——原本是石敬瑭的一个元从——是目前为止留存下来的最强大的节度使。河东几乎是坚不可摧的，而且不像其他的藩镇，河东仍然相对富庶。刘知远与石重贵之间的相互猜忌看上去让他置身于此次战争之外，但刘知远已经广募士卒，此时已有步骑五万人。在此地区的任何时期，这都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经历了四年战火之后，更是如此。刘知远奉表耶律德光，对其表示祝贺，但他拒绝入朝，并声称贡物在途中已经耽搁了。耶律德光担心刘知远的野心，对其使用敬语，并且直接询问刘知远：他既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他到底要观望到什么时候？较为弱小的人物也在见风使舵或者转移拥护对象。因此，荆南节度使高从诲表示支持刘知远的同时，也向耶律德光进贡。在遥远的西部，雄武节度使已经杀死耶律德光的使臣，率三州投降后蜀，同时，一些南部的刺史以及贼帅则投奔南唐。[171]

耶律德光占领后晋京城开封六周之后，刘知远称帝——看上去是因为远在西南的后蜀的一次进攻让其感到羞愧而为。但刘知远并未修改晋的国号。他立即前往迎见石重贵，石重贵此时正在前往辽境的路上，但他并未与刘知远相遇，从而躲过了一次可能被杀的厄运。刘知远为了竖立自己的权威，下诏废除为供辽进行的征括，赦免那些被迫与辽合作者，并且命令所有地区惩处辽人，与此同时，他的妻子高尚地承诺以内宫所藏来犒赏将士，而不要搜刮百姓更多的财富。[172]

首先向刘知远投效的是盗贼，其中一个贼帅在刘知远的支持下进攻魏州附近的相州，并自称留后。之后，中原地区爆发了一系列叛乱，盗贼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城市被攻占，辽使被杀死，拥护对象转向刘知远而不是后蜀或者南唐。[173]耶律德光忙于向辽故地转移自己以及劫掠物品，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尽管他派兵进攻相州，屠杀十余万男子以及婴孩，并掳走妇女。刘知远此时表明了自己的掌权意图，他任命尚未控制的藩镇的节度使（同时赋予其军事指挥权），并且选任了一整套新的官员班子，取代那些此时正前往辽境为官的后晋官僚。[174]

对辽人而言，他们并不积极地保卫他们已经占领的领土。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保卫战中，他们并未拼尽全力。因此在一次明显的军队集结将攻潞州时，辽的洛阳留守便弃城而逃，但在与刘知远的一个将领短暂冲突后，他们便弃潞州北去。不久之后，耶律德光突然病逝。[175]但这似乎并没有对辽在中原的举动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促使耶律德光的儿子兀欲（耶律阮）更加迅速地返回辽上京，从而确保了自己皇位的稳固（辽世宗，947—951年在位）。这一事件对刘知远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除去后宫、宦者以及教坊人之外，兀欲只带领了两名后晋官员随自己北返，其余后晋百官与士卒悉数留在了镇州。因此，一代以朝官为主体的官员被留在了中原，从而为官僚制度的连续性保留了一个重要的因素。[176]

随着辽朝新皇帝的离开，刘知远的军队迅速占领了洛阳、泽州，以及后晋帝国的西北部。耶律德光留下来打理南部政权的萧翰，需要返回故国参与解决帝位的继承问题。萧翰以李嗣源的儿子李从益统治南方，但是萧翰[177]及其母妃——两位不情愿的代理人——向刘知远投降，不料却被杀死。刘知远的进军几乎未遇什么抵抗。在洛阳，李从益的百官奉表来迎，当刘知远到达开封，宣布建立后汉王朝时，后晋的节度使纷纷来降。新皇帝——汉高祖（947—948年在位）原谅了那些曾与辽合作者，凡辽所除节度使，皆保留原职。948年，辽试图命义武节度使孙方简移镇，这促使孙方简向后汉投降，由此，后晋曾经统治下的最后一块地区纳入后汉版图。像往常一样，跋扈的地方官员利用了此时的局势，比如，有一位节度使向刘知远投降，但被辽任命的两位将领杀死，这两位将领随后自己投降，声称那位节度使发动了叛乱。其中一位被任命为该镇留后，另一位被任命为某州刺史。长江以南，楚王接受了刘知远的封爵，但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拒而不受后汉之使，因为他请求某州之地被拒绝了。南唐方面，尽管未做好大规模远征的准备，却计划经略北方，但当他们听说刘知远已经占领了京城，便不敢再有任何举动。[178]

所有这些都没有对一场顺利的接管产生本质上的影响。刘知远作为其地区内保留下来的唯一可靠的军队的首领，作为唯一仍握有重要资源的节度使登上帝位。他拥有的势力，以及辽军已经从中原撤退的事实，迫使节度使们归顺于他，尽管他们并不情愿；因为他们明白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够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与刘知远抗衡，但是任何寻求此种援助的人实际上会使自己不可能成为皇帝的潜在人选，因为他们已经冒着巨大的风险臣属于外族政权的统治者。刘知远可能并非皇帝的首要人选，但几乎没有其他的可靠选择。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挑战者随后的出现，而且其中几位确实向辽寻求援助。

在辽军撤退过程中被留下来的杜重威，仍然控制着947年后晋远征军的剩余力量，此时向刘知远投降，但是随后拒绝将其从天雄军移往他镇的命令，并且占据魏州，向辽将麻荅求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镇州是辽想要控制的一个地区，因为此地控扼中原与辽间的主要通道。镇州此时是辽的中京，麻荅驻守（并剽掠）于此。麻荅手下的汉人军士，不被信任且食不果腹，在当地百姓以及被兀欲留下来的后晋官员的支持下，发动兵变。麻荅最终北遁定州，定州此时仍为辽所控制。麻荅的逃离停止了辽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并且宣告了辽军撤退的完成。因此，没有了辽的援助，其他节度使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杜重威便被围困在魏州，最终在四个月后投降，城内四分之三的百姓已被饿死。杜重威剩余的军队被并入后汉侍卫军，杜重威则被任命为朝中高官，以便能够对其施加严密的监视。[179]

此次围攻使魏州地区元气耗尽，无法继续对刘知远构成重要威胁。这让赵延寿之子、占据长安的晋昌节度使赵匡赞，成为刘知远最严重的潜在威胁。赵匡赞惧怕终将不会被刘知远所信任，因为他是辽将之子。因此，他向盘踞西南的后蜀投降，并向其寻求军事援助。后蜀出兵五万东征赵匡赞邻镇凤翔，凤翔请降。赵匡赞请求后蜀出兵平定渭河流域的关中藩镇，其中包括晋昌镇。但赵匡赞同时还向刘知远请降，刘知远派遣了一支侍卫军前往增援赵匡赞的镇军。后蜀军队听说赵匡赞投降于后汉，便开始撤军，但是被赵匡赞的联军截击，四百将卒被俘。[180]

在应付杜重威与赵匡赞的同时，刘知远将大部分重要的节度使进行了调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他已经将分散在各个藩镇的石重贵的宿卫军重新召回，重组了一支侍卫军。杜重威投降时，他领导的后晋侍卫军与侍卫亲军的剩余部分被并入后汉军队。刘知远还选定了继承人，但不幸的是，该继承人早卒。几周之后，也就是在948年年初，刘知远也去世了。[181]

刘知远在去世之前已经选立了一位新的继承人——他18岁的儿子刘承祐，但承祐幼弱，被其母亲与辅政大臣所控制，其中包括贪相苏逢吉。苏逢吉秘不发丧，公开处决了杜重威及其诸子，谨慎地宽恕了他的妻子，也就是石敬瑭的妹妹。当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承祐才继承帝位（汉隐帝， 948—950年在位）。[182]

然而，主少国疑。但是在948年，朝廷唯一无法控制的军队是关中地区的两支镇军。刘承祐即位后不久，这两位节度使便被征召。他们的军队将被护送至开封且被并入侍卫军。其中一支镇军反而占领长安，与此同时，另外两个重要的城市也被接管——河中被其节度使、曾任后晋侍卫军都指挥使的李守贞接管，凤翔被一支反叛的戍军接管。从唐王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开始，关中地区的节度使们有时便会形成强大的联盟，在那些年代里，叛乱的首领会互相通谋并互相支持。然而，此时关中地区的藩镇与之前比起来小了太多，以至于这三位盟友无法仅仅依靠自己的资源。因此，李守贞向与其最近发生过战争的辽朝求助，尽管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他最终要向辽帝称臣。由于有预言李守贞当为天子，长安军校也奉表献御衣，受此鼓舞，李守贞自称秦王。叛乱者控制了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后汉因此失去了两支最好的军队，如果虎视眈眈的后蜀政权介入的话，则为其提供了一条前往后汉京城的通道。[183]

后汉的应对被朝廷内部的争吵所牵制。朝中皆怨恨苏逢吉及其兄弟，以及侍卫军都指挥使史弘肇，这让他们的对手枢密使杨邠同时被任命为宰相。此后，朝政尽决于杨邠。杨邠使用郭崇韬或者安重诲的方式统治朝廷，但他的方法与苏逢吉的一样不符合常规。被取代的“二苏”，试图提高他们的地位，便攻击一些前朝旧臣，他们的财产已经在刘知远胜利之后被“二苏”占有。李崧及其家族五十人被处决，他们被指控潜通李守贞及辽，并且密谋“掠夺京城”。史弘肇所领藩镇的官员强征暴敛，史弘肇本人则独断专杀，这让百姓苦不堪言。后汉官员如此恶劣的行为只能引发抵抗，因此当杨邠于948年调兵遣将讨伐河中李守贞时，凤翔巡检使正悄悄地与后蜀建立互市关系，请降于后蜀，并且接受了李守贞的官爵。很多其他人表示支持李守贞，但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李守贞没有进军开封，也无须面对任何一支军队。后汉将领之间相互憎恨，莫肯攻战。史弘肇尽管被任命为侍卫军都指挥使，但却没有领兵出征，可能害怕他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能发动叛乱。[184]

直至948年秋天，朝廷才不得不任命枢密使郭威担任远征军的总指挥官。接受冯道的建议，郭威集中兵力攻打盘踞山西河中的李守贞。因为很多郭威率领的士兵曾隶李守贞麾下，所以郭威对其进行赏赐，以削弱他们对旧主的忠诚。他还与士兵同甘共苦，缓和后汉某些严苛的军纪。尽管郭威并非一员正牌将领，但他却赢得了其远征军队的积极拥护，所以他能够在949年年底镇压了李守贞以及追随他的反叛者。[185]胜利之后，郭威发挥了自己增强了的权力——他此时以枢密使的身份牢固控制了一支有作战经验的侍卫军——在没有正当权力的情况下解除了一位西京留守的官职，因为他感觉此人冒犯了他。朝廷虽然拒绝了郭威惩处此西京留守的要求，但却没有恢复其职位。郭威坚持拒绝一个人独享此次西征胜利的荣誉，强调后勤以及行政上的支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赞扬看上去是有依据的，但由于他此时掌握了危险的权势，而同时展现自己的德行，此举也被认为是在缓和朝廷对其产生的担忧。为了谨慎地不去激发郭威的反叛，朝廷试图以赐予荣誉与官爵的方式，争取朝中高官、最为重要的藩镇节度使以及周边政权——包括吴越、楚以及荆南领导者的支持。[186]

但这个策略并不得当。几乎没有朝臣对郭威有所担忧，他们忙于内讧。950年夏天，朝廷将大部分节度使移镇，但却并没有引发任何抱怨，这表明虽然刚刚发生了叛乱，但节度使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除了延续李嗣源时代的措施之外，朝廷此时能够直接向藩镇政府任命文官与军将（以财政官员的名义），实际上用于监视藩镇。朝廷完全控制了军事力量，并且朝廷任命的官员会率领部分侍卫军巡视各藩镇，在这种情况下，节度使能做的就只剩下气愤了。[187]

郭威此后很少出现在史料记载中，直至950年春天，他被任命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领导一次重要的出征，回击契丹正在进行的劫掠。史弘肇——以前与苏逢吉结盟——建议郭威应该还要保留其官职，与杨邠共同担任枢密使。此前，枢密使曾经率军出征，也曾经在京城遥领藩镇，但枢密使同时领兵出征并且出镇却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苏逢吉对此表示抗议，认为此举是“以外制内”，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这导致他与史弘肇之间出现了裂痕，史书言：“将相之间始有隙。”苏逢吉与史弘肇都是辅政大臣，他们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以至于杨邠不得不阻止史弘肇去杀害苏逢吉。随着更多的士兵被遣往抵抗契丹的劫掠，皇帝的私人宠臣逐渐妨碍宰相，与此同时，年轻的皇帝刘承祐也开始因为自己做决定时受到大臣的限制而感到气愤。苏逢吉教唆一位宠臣对抗杨邠、史弘肇以及另一位大臣王章，但是当刘承祐下令开始一场大屠杀，不仅处斩了三位大臣，而且处斩了他们的家人以及党羽时，事情变得让人担忧，这相当于发生了一场政变。苏逢吉被任命为枢密使仅仅是因为这次清洗的目标是郭威以及这三位大臣其他重要的盟友。郭威得知消息后，责骂了年轻皇帝的左右群小，并且决定举兵南向入朝“自诉”。他的军事力量包括到镇后几个月内培养出的牙军，以及被调往对付契丹入侵的禁军。为了应对这一迫近的对抗，朝廷承诺犒赏剩余的禁军，希望他们保持对朝廷的拥护，并向附近的节度使发出普遍召唤，但几乎没有收到回应。[188]

刘承祐的叔叔，占据黄河沿岸澶州的镇宁节度使拒绝参加此次大屠杀，并让郭威渡过黄河进讨京城。随着越来越多的节度使和将领加入郭威，他继续宣称自己尊奉皇帝的诏令，然而却犒赏自己的军士以准备战斗，并且承诺允许他们剽掠京城开封十天时间。最终，全部禁军或者叛变、逃跑，或者向郭威投降，他必须用严厉的方法限制军队的劫掠。

后汉皇帝刘承祐被乱兵弑杀，苏逢吉及其同谋者皆自杀。郭威曾谨慎地表示他并非在为自己寻求帝位，但此时他在朝廷中已无任何对手，作为唯一还在世的辅政大臣，他是唯一留存下来的掌权者。那些曾经密谋反对郭威以及那三位大臣者被处死，未参与此次阴谋者则官复原职。将阴谋告知郭威的将领王殷被任命为侍卫军都指挥使，代替被杀的史弘肇。[189]尽管郭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无法控制的军士仍然足够联合成一支对抗力量。不过如同李嗣源与李从珂一样，郭威的追随者增长迅速，反映出大家普遍认为他比现任者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利益。吸引拥护力量的能力至少与纯粹的军事力量同等重要。

郭威没有马上登帝位，而是在幕后巩固他的权力，同时，他看上去恪守着一个忠诚的辅政大臣以及军队首领所应该遵循的所有礼节。他请求太后选择刘承祐的继承者，太后让百官讨论帝位的合适人选。郭威推荐原为刘知远侄子后被刘知远收为养子的刘赟，并且说服太后在刘赟从所在藩镇抵达京城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临朝听政。在第一次朝会中，作为回报，先前支持郭威者有的被赋予侍卫军的指挥权，有的被授予军事、内诸司，以及财政等部门的长官。[190]

郭威并没有在朝中久留。当年年底，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劫掠，进攻内丘（镇州以南），郭威亲自率军击之。刚刚渡过黄河，他在澶州被他的军队拥立为帝。这些士兵曾经剽掠京城，此时惧怕若刘氏复立，将会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一次，郭威没有再表现出不情愿，而是向太后上笺，请求奉刘氏宗庙，事太后为母。实际上，他是在请求被当作刘知远的养子，以便如同朱友珪、李嗣源一样，以养子的身份获取帝位继承人的合法身份。郭威愿意不顾自己的任务北返回京，表明辽的劫掠并没有非常危险，实际情况是辽被地方军队轻松地打败，并向后汉请和。郭威的支持者很快说服刘赟的卫兵倒向郭威，因此他们实际上将刘赟监视起来。太后废刘赟为公，并且让郭威监国，这看起来得到了来自朝廷以及藩镇的广泛支持。完全得体地处理了所有事情，并且没有经历任何战争，郭威于951年元月，登基称帝（周太祖，951—954年在位），建立后周。刘赟被杀，他在藩镇的追随者在一次持续两个月的围攻之后被清除。[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