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9世纪中期唐王朝的崩溃瓦解到10世纪末宋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混乱和巨变的时期。前一章我们探讨了这一时期北方的政治变迁。本章我们将聚焦于长江流域和长江南部。历史学家将这些控制中国南方的国家称为“十国”，但这种称谓是容易令人误解的。实际上，所谓的“十国”中的北汉却位于山西北部。北汉是位于北方的后汉王朝的继承者，并且是属于北方王朝的讨论范畴。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在南方的九个王朝，这九个王朝在同一时期并存的不超过七个。（见地图4和表1）

有四个南方王朝其统治时期几乎占据了整个唐宋过渡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两浙地区的吴越（902—978）是十国中最富庶和稳定的国家。楚（907—963）处于今天湖南地区的中心地带，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平原。荆南（907—963）是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一个小国，通过高超的外交技巧在大国之间生存下来。南汉（909—971）占据着今天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片领土。闽（909—945）控制着福建地区（即今天的福建省），经过自相残杀的内乱之后被邻国吞并。只有一个来自福建南部漳州和泉州的长官作为自治军阀（漳—泉，945—978）苟延残喘直到这一时期结束。“漳—泉”通常不属于十国是因为名义上隶属其邻国南唐。还有两对前后相继的国家：位于江淮地区横跨长江两岸的吴国（902—937）及其直接继任者南唐（937—975），和在四川地区的前蜀（907—925）和其继任者后蜀（934—965）。

如同北方的五代继承了唐王朝遗留下来的中心地带，十国是8、9世纪之际整个南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本书的前一卷中曾经论述过，正是在这个世纪，南方最终不可逆转地被纳入中华帝国体系中。这个进程始于秦王朝（前221—前206）之前的战国时代，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和王朝持续展开。甚至直到8世纪中期的安禄山之乱，历代王朝首都长安、华北平原及其向西部延伸的渭河流域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尽管在南方尤其是肥沃的和易开垦的河谷地区人口逐渐增长，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仍然处于边缘和蛮荒的地位，仍然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放逐以使其放弃希望的地区。对北方人来说，这个地区仍然是充满神秘的和致命的，该地区遍布的瘴气令人畏惧。北方精英集团包括后来的宋朝仍然视南方为蛮荒和未开化的地区。

然而，原本被严格限制迁移的编户由于安禄山叛乱的破坏而获得迁徙的自由，并且脱离了唐朝初期强加的租庸调制的束缚。因此，大量脱离唐廷直接控制的人逃往相对安宁的南方。之后的8、9世纪，经过这一地区新的移民和贸易网络的转变，旧的核心如长江流域下游、四川的成都平原和处于边远地区的南方广东的广州海港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新的核心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十国就是在这些广阔而又相对分裂的核心地区形成的。

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时代的剧变和外在的环境使一些枭雄粉墨登场。吴国的建立者杨行密，在淮南作为贼寇第一次出现，并在黄巢之乱中积累了资本，操纵流民成为其无限忠诚者，建立了自己的势力。然而叛乱之后唐军重新控制了帝国，杨行密便在政府军中寻求保护，此后最终背叛了唐朝，并为建立第一个淮南王国奠定了基础。四川地区前蜀政权的建立者王建，同杨行密一样，在黄巢之乱中为奠定其早期作为贼寇的事业积累了资本。与杨行密操纵流民相比，王建最初在开封以南的平原活动，实际上在加入黄巢起义之前便于878年放弃了对北方的经营。然而他拒绝追随南方的黄巢叛乱，而是加入了在叛乱中出现的一位豪强秦宗权的军队。黄巢叛乱被镇压之后，王建加入效忠唐朝的军队之中，这支军队跟随朝廷前往四川避乱；后来当唐朝廷返回长安都城，王建仍然留在了四川，为建立自己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楚国建立者马殷的发迹史更加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一开始也是秦宗权的积极追随者，尽管后来又听命于一个极端残暴的人物孙儒。孙儒与秦宗权关系于880年破裂，马殷仍然效忠孙儒。但是当孙儒的军队内部于892年发生派系冲突，马殷收拢残部带到湖南，此地处于权力真空地带，他便在此地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这些人仅仅是接下来我们要叙述的人物的一部分。尽管人们对他们的事迹追根溯源，但并不能完全概括他们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过渡期内创造的历史。以下章节将论证10世纪时南方将作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出现。虽然十国也没有避免政治阴谋和自相残杀，但是总体上来说没有像北方那样陷入长期的混乱。这使得南方吸引了北方平原大量居无定所和无依无靠的流民，所有的南方政权都从北民南迁中获利。例如在福建南部的割据地区，根据南方割据政权呈交给宋朝的数据，人口从8世纪的大约三万户增长到978年的十五万户，增加了五倍；福建北部的大都会中心福州，尽管没有如此急剧的增长，但根据吴越政权呈交给宋朝的数据，人口从8世纪的大约三万五千户至四万户增长到978年的九万户。[1]

来自北方的大量移民为南方注入新的活力。在许多地区，本土精英结构逐步解体，并且在此之前，下层阶级及其家族强势进入统治集团并占据上层社会。此外，在整个南方社会，随着社会秩序恢复稳定，10世纪的前十年释放出一股强大的经济活力。土地复垦和稻田扩展，新作物如抗旱、早熟的占城稻被引入中国南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产量。[2]同时，纺织品和其他手工工艺品的生产不断扩大，南方国家之间以及南北王朝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南方沿海国家与东南亚甚至更加遥远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快速发展。

上述议题构成了我们接下来对这一时期的探讨。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十国，我们必须从晚唐开始考察相关的历史事件，在罗伯特·萨默斯的著作第三卷中详细叙述了相关史实。[3]萨默斯证实，唐朝中央政府权力的式微和南方割据的形成在9世纪中期便开始了。[4]也许第一次重大演变过程的明显标志是发生在859—860年间的裘甫叛乱，该叛乱严重破坏了浙东（今浙江省）的核心地区。该叛乱具有重大意义主要是因为其发生原因和其领导阶层的构成。[5]萨默斯指出，由于政府征收重税造成的普遍贫困是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裘甫的追随者却构成了之后十国历史的关键成分。在当时叛乱的发起者中裘甫自称是“贼帅”。[6]尽管这是一个强烈的贬义词，但实际上我们对他的史实了解很少。无论反叛者是什么样的背景，幸存的官员一直倾向于用这样的词来描述反叛者。随着裘甫叛乱势头迅猛发展，其他“贼帅”聚集在他周围，带来了大量人马。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7]

这是唐时期长江以南第一个大规模的叛乱。这个地区通常是整个唐王朝的稳定和平地区，尽管在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有了叛乱和非法活动的苗头。萨默斯认为，裘甫叛乱是晚唐动荡不安的一个导火索。尽管历时短暂，但是由此大量的农民叛乱集团形成一个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8]同样重要的是，也是特别显示出裘甫的能力的是他能够寻求当地文化精英的支持，这个文化精英集团以往更加倾向于支持唐王朝而不是聚集在当地叛乱集团周围。裘甫的主要追随者是王辂，司马光记载他是进士及第并且是当地知名的文化精英。[9]虽然王辂是我们已知的唯一加入裘甫叛乱的文化精英，但是他的参与表明，日益增长的离心势力不仅仅出现在普通人阶层，而且出现在原本更有安全和保障的社会精英阶层。

尽管裘甫叛乱在一年内失败了，但没有迹象表明唐朝廷试图寻求或者说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的确，在紧随其后的9世纪60年代，由庞勋领导的叛乱席卷淮南东部和山东。[10]虽然这次叛乱由军队哗变引起，但其迅速蔓延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压力，这与裘甫叛乱原因相同。庞勋起义同裘甫叛乱一样，吸引了相当广泛的人员，包括“今天山东、淮西、淮南甚至远至浙江的叛乱集团，并得到了当地农民和部分文化精英的响应”[11]。更重要的是，除了山东之外，这些区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几乎都是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表明席卷整个南方的强烈冲突已经影响了社会上所有的阶层。

最大规模的叛乱最终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这便是王仙芝和黄巢起义，起义从875年到880年，席卷了帝国的中部和南部。紧接着破坏了唐朝北部和唐朝都城长安，最终于884年被镇压。这次起义堪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其事迹也因此被广为传颂。[12]王仙芝起义始于874—875年，同样位于山东西南部，这个地区早在五年之前便遭到庞勋叛乱的破坏。面对王仙芝和黄巢的进攻，唐王朝无力进行有效的防御。但是到了877年，唐朝军队稳妥地控制了帝国的东都洛阳，迫使叛军南下至长江流域。王仙芝在撤退时被杀害，于是起义军便由黄巢独自领导。黄巢随即出乎意料地带领叛军渡过长江，进入南方中心地带。黄巢及其叛军首先席卷了从鄱阳湖地区东北部到安徽黄州的广大地区，随后南下至富庶的港口城市福州和广州，所到之处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掠夺。[13]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黄巢迫于部下因不适应南方气候造成的不满放弃广州，恢复了流寇生涯，这次他返回了北方。在江南度过了879—880年的冬天之后，他再次渡过长江，之后便再也没有侵扰南方。但是他在南方的流窜已经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使得唐代的地方机构陷入混乱。地方势力开始取而代之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南方新兴的豪强没有立即放弃他们对唐王朝的“忠诚”，那主要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来填补政权真空和夺取他们的忠诚。然而，名义上对唐王朝的效忠依然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黄巢在南方的叛乱唤醒了地方势力的独立。紧随这些地方独立而来的便是10世纪的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