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的政治重建

十国的开拓者大多数家族背景比较普通，没有强大的世袭特权。只有位于福建的闽国的王潮，还站在精英的立场上，以至这种立场似乎处在边缘地位。这不奇怪，这些国家创建者的早期追随者同样背景普通。随着创建者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为他们服务。然而，早期的政治重建主要依靠本地势力。创建者发现和提拔这些值得信赖的追随者，尤其是能征善战者。

这种趋势中最显而易见的是王建及其团伙的崛起。[90]例如，王建最早最亲密的同伙晋晖之父是许州的一个贩夫，后来加入王建的势力。[91]最初跟随王建加入忠武军的许多人跟随他进入四川，这些9世纪80年代由王建带领的一支武装最初听命于太监杨复光。毫无疑问，他们中很多人特别是有些人的祖先在许州地区，比如晋晖，成为王建的同伙之前甚至加入到秦宗权的势力。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建的大量部下都采用“王”这个姓氏，并采用“宗”这个他儿子辈分中的字。据司马光记载超过一百二十人成为王建的养子。[92]他们中有四十三个有史料记载，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载非常缺乏。[93]这个包括王建家族成员在内的武装势力，毫无疑问都在利用王建的背景，据推测他们应该是在早期就追随他。其他人，比如王宗弼和王宗侃——都是夺取和控制四川的得力干将，随后在前蜀取得高官——是许州本地人，他们在加入王建势力之前都参加过忠武军。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史料，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无一例外没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尽管如此，这些人依然是王建政权的核心力量。他们获得了王建的重用，不是因为家世背景或传统知识精英的学识，而是因为能征善战。总而言之，他们代表了一个新兴精英阶层，利用9世纪末的独特背景和新兴秩序来谋求其地位。

几乎所有开国君王的追随者都有类似的情况，随着9世纪最后几十年在南方出现新的秩序，新的精英阶层应运而生，十国的统治者大多数是由那些家族无任何统治背景的人构成。最后一个史实将证实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叙述的，王潮及其兄弟建立的闽国之前是从淮南的光州迁移过来的，他们兄弟和一支五千人的军队进入福建，虽然我们可以猜测他们获得了新的追随者，在进入江西山区的时候也失去了一部分原班人马，军队最后于9世纪80年代中期驻扎在泉州，他们普遍来自光州。军队显然不是由福建本地人构成的，都是由远离家园、冒着风险而且到处流窜的人构成。他们去留随意，然而他们却很少有人离开。但是一旦进入福建，军队便成为一个大容器，接纳新的精英进入。在今后的几个世纪，传统的家谱传记编纂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在极其重视宗族意识的福建社会，许多家族宣称来自这些移民。虽然现代学者质疑这些谱系的正确性，但是他们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也不会这么干。在闽国及其后来的福建社会，移民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正是因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核心精英。这是一个社会下层集团的一个案例——流寇离开家园到处流窜，整日累如危卵——利用社会和政治动荡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重建整个地区的社会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移民的价值诉求告诉我们，许多人想方设法意志坚定的在精英阶层中安置下来。

随着南方秩序成型以及社会稳定，甚至在此之前，新统治者就开始吸收传统精英，尽管他们的背景值得怀疑。这种局面很特别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真正富有和最显著的有三个地区：江淮地区的吴国和南唐，长江下游的吴越，以及四川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有些选择加入新政权的是当地原住民，在唐朝的几个世纪的南方社会逐渐产生全国性的精英，是那种古典和传统的知识精英，因此新的领导阶层应运而生。其他从北方而来的移民，他们的家族已经是中国几个世纪精英阶层中根深蒂固和强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放弃了原籍，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稳定的南方。

随着这些野心勃勃的追随者的加入，他们开始改变国家的角色。例如，在杨行密的统治下，具有很突出的吴国背景的人几乎很少，与此相反的是军事背景占主导作用。然而，在10世纪的早些时候，吴国的局势趋于稳定和成熟，这与杨行密的顾问徐温及其养子徐知诰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时知识精英开始变得比军事人才更重要了。一位现代学者所说：“衡量一个人的声望从军事才能转向政治才能，行动舞台从战场转移到朝廷。”马令在《马氏南唐书》中撰写的徐知诰的传记中写道：“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多武夫，务赋敛为战守，知诰独好学，接礼儒者，能自励为勤俭，以宽仁为政，远近向风，郡政大治。”[94]随后，在评论徐温指定徐知诰继承其家族地位并且为吴国的重要宰辅，马令写道：“及知诰秉政，欲收人心，乃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为谋客，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95]吴国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909年徐温篡夺权力后不久，重新推行科举考试，尽管这时的徐温不是名义上的吴国君主。这种变化发展反映了徐温重视强调制度管理。在徐温的统治下，吴国是唐朝之后第一个恢复科举的国家。[96]

类似的过程也在十国的其他国家上演。例如，当907年王建考虑如何称帝号的时候，冯涓主导的辩论反对称帝号，而韦庄支持称帝。冯涓是两浙地区人，850年举进士，为唐吏部尚书冯素之孙。王建巩固国家之后，冯涓为西川节度判官，后拜前蜀御史大夫。[97]韦庄，岭南人，同样地在9世纪90年代举进士。其父亲为唐政府官员，其祖父为唐宣宗（846—859年在位）中书舍人。[98]两人都没有参与过王建的军事行动，然而他们却是王建政权重要组成人员的代表。正如司马光的记载：“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99]

同样，钱镠为巩固他在两浙地区的地位开始招募有显赫声名的人士。作为唐代进士之子的吴程的崛起是10世纪吴越官僚集团兴起的顶峰。[100]元德昭之父也是唐代官僚上层人士，在江南地区担任唐朝刺史等一系列职务。[101]皮日休来自寿州的大家族。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为了躲避9世纪末的叛乱，他逃到苏州加入钱镠的势力。[102]屠环智家族长期居住在河东地区。其祖父迁居南方。屠环智累举不第，遂投靠钱镠。[103]福州人沈崧为福州一个县令的儿子。沈崧唐乾宁三年（895年）举进士，归闽过临安，为吴越武肃王钱镠辟为镇海军掌书记。尽管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开始，但使沈崧在吴越官僚中飞黄腾达。[104]

更多的史料显示这一时期南方各国大批征募士人充实到官僚集团之中。据传记史料统计，十国的知识精英多数是从混乱的北方逃往相对稳定的南方，并且加入南方各国政权中，其中有：闽国的韩偓[105]、杨沂丰[106]，南汉的李殷衡[107]、刘睿[108]，楚国的刘昌鲁[109]、庞巨昭[110]。随着10世纪初南方趋于稳定，地方知识精英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了。早期的政治重建和招募士人非常明显地重塑了整个南方社会结构，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