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初年：刘皇后摄政（1022—1033）

宋仁宗赵祯，生于1010年农历五月晦日。他在位刚好超过四十一年，比宋朝其他皇帝在位时间都要长。[1] 宋仁宗的生母姓李，但1014 年，刘皇后（969—1033）却称三岁的宋仁宗是自己的儿子。宋真宗的另一位宠妃杨淑妃（984—1036）是刘皇后的密友，她倾力抚养照看宋仁宗。1033年，刘太后去世，结束了她十一年的摄政，直到此时，宋仁宗才获悉他生母的身份。[2]

刘皇后原籍四川，出身低微却能力不凡，她是个不甘平庸之人， 1012年被册封为宋真宗的皇后，在她丈夫在位的最后数年间，她显露出日后摄政时所需的能力。自从1016年蝗虫肆虐，终结了天书事件，她利用宋真宗日益沮丧的心情和疾病缠身的身体，为其出谋划策，批阅奏章，甚至替皇帝决定国策。1018年，未来的宋仁宗被册立为太子，两年后，宋真宗诏示重臣，他的儿子年纪尚幼，“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3]。这一命令的最大受益者是刘皇后和宰相丁谓，丁谓牢牢把持着中书门下。1020 年年末，宋真宗无法临朝听政，在刘皇后已然大权在握的情况下，丁谓让未来的宋仁宗暂摄朝政。[4] 1022 年二月，宋真宗驾崩，因为宋仁宗尚未成年，刘皇后凭借宰相草拟的宋真宗遗诏的权威，正式摄政：“皇后亦称皇太后，杨淑妃亦称皇太妃，所有军国大事，并与两位太后取旨。”[5]

宋真宗的遗诏赋予了此时摄政的刘太后无上的权力，但她的统治在大部分时间里不显山露水，只是通过手下的宰相们施展权力。起初，她的统治对停止围绕在她周围的相位之争根本不起作用，宰相丁谓通过排挤政敌李迪、寇准及其同党，并且勾结内侍雷允恭（? —1022）大权独揽，率先巩固了他的权力。[6] 但丁谓被任命为山陵使，负责宋真宗陵墓的选址和修建，给了丁谓的政敌王曾（978—1038）——一位表现出对年轻皇帝的福祉异常关心的要臣——扳倒丁谓和雷允恭的机会。[7] 作为山陵使，雷允恭下令改动山陵的位置。但这一改动使得陵寝有被水浸泡的危险。虽然丁谓试图为雷允恭文饰，但其他官员将山陵位置搞砸之事报告给刘太后，她下令王曾与知开封府吕夷简（978—1044）、翰林学士鲁宗道（966—1029）一同调查此事。结果，雷允恭被指控擅自移动皇堂，并盗取大批金银珠宝和皇室随葬品。作为惩罚，他被处死，家产被抄没，他的弟弟被流放到湖南。

雷允恭的倒台给了王曾所需的扳倒丁谓的契机。在一次单独觐见刘太后时，王曾指控丁谓与雷允恭合谋移动陵寝于占卜之禁地，这令她非常不满。在获悉丁谓反对她在没有年轻皇帝在场的情况下举行朝会之后，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她怒不可遏，刘太后下令将丁谓处死。虽然其他要臣，包括冯拯和王曾都对丁谓倒台幸灾乐祸，但他们说服刘太后，罢相贬黜对丁谓已经是足够的惩罚。刘太后因此提拔王曾为次相，让吕夷简和鲁宗道分任参知政事，让宰相冯拯代替丁谓出任山陵使。[8] 虽然丁谓又活了十五余年，但他未能东山再起。

1022年年中，刘太后不再被雷允恭和丁谓所蛊惑，但她同样失去丁谓来支持她的野心。作为要臣，冯拯期望效法丁谓，但他的才能、学识或狡诈都无法比拟丁谓，[9] 而且冯拯也不愿意让刘太后过分越界。此外，王曾强烈反对她参政，1022年七月，他试图恢复先前的朝会安排：五日一朝会，并且年轻皇帝必须在场。刘太后三次拒绝了王曾的类似提议，但当王曾向年轻的皇帝征求意见时，她不得不让步且表示支持，因为她意识到如果固执己见，会激起王曾和其他人将年轻的皇帝推出来从而取代她。[10] 直到1029年，鲁宗道去世，王曾罢相，她才再次显露出更大野心的端倪。

刘太后的统治很快进入轨道。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朝政的控制上，将国家政策交给大臣，而她作为名义上的首脑甚少加以干涉。此后六年，都堂相对稳定。吕夷简和鲁宗道是仅有的参知政事，曹利用（? —1029）从1018年到1029年任枢密使，张士逊（964—1049）在1028年春被提拔为宰相之前，一直任枢密副使。[11] 枢密副使张知白（? —1028）与王曾一同拜相，1028年，张知白在任上去世。[12] 冯拯1023 年秋被罢相，王钦若（962—1025）被重新召回任相。[13] 宋真宗时期资格最老的官员之一同时也是刘太后的宠臣张耆，[14] 1025 年到1033 年期间担任参知政事和枢密使。晏殊和夏竦（985—1051）也担任枢密副使。[15] 这是一个布局，整体上让刘太后被富有才华、正直廉洁和充斥着传统的王朝继承和君权观点的男性所包围。然而，她个性好强，肩负先皇遗命，加之仁宗年幼，这些抵消了这些男性以及其他人所做的努力，即说服她疏离政务并将自身限定于礼仪性的事务之中。即便如此，她小心翼翼地运用手中权力，活动范围主要是王朝、礼仪和家族：她的诞辰被定为长宁节，追封她祖上三代为高官，避讳她父亲的名字。她增加了内侍官的人数，建立宋朝皇太后与辽朝皇太后之间的使节往返，并举行一些通常由皇帝完成的祭祀活动。[16]

1023年农历新年开始，改元天圣（1023—1032）。[17] 天圣共有九年，刘太后摄政了七年。这段时间，刘太后寻求维持她本人的权力，而宰相则通过对年轻皇帝进行儒家学习和规范来力图抵消她的影响力。宋仁宗接受教育主要来自经筵，刘太后对经筵非常重视，判国子监孙奭（962—1033）、[18] 翰林学士冯元（975—1037）[19] 负责教导皇帝儒家经典文本和《论语》以及历史。[20] 起初只在双日开经筵，但王曾坚持严格每日讲授和阅读所选经典，其中部分典籍特意为教育仁宗而撰。王曾相信，年轻皇帝“宜近师儒”。孙奭十分严厉，皇帝在御床上不正襟危坐，他绝不开讲开读，当讲解历史时，孙奭总是反复讲述治乱兴衰。宋仁宗勤奋好学且孜孜不倦，擅长书法。他因尊敬而专注地聆听老师们的教诲而被称赞。[21]

对宋仁宗的老师而言，确实也有太多现实问题需要讲授。这些问题多集中在财政，尤其是如何应对多宗新的开支。这些开支之中，压力最大的一桩是修复开封北面滑州一段年久失修的黄河堤坝，1026 年，暴雨导致此处决口。1018年，这些堤坝曾经决口。新决口导致更大的洪水涌过都城，向东方倾泻。在开封，厢兵被组织起来加固堤防。官员同样被派出协同救济南部的洪灾区。到了春末，从东方和西方征调的京东、河北、陕西和淮南的役夫运送梢料来堵塞滑州的缺口。在夏季，宋仁宗以登基大赦的方式，免除了所有重灾区的逋欠。这一时机表明他的行为是受洪水引起的，而免除农产区的欠负从此成为先例。[22] 直到1027年十月，经过38000名役夫和21000名厢兵的奋战，耗费五十万贯钱才使决口完全被修复。[23]

近期宋真宗的葬礼花费，虽然并未给百姓造成直接负担，却也加重了他们经济拮据的感觉。这些归结于宋真宗的挥霍无度、军队和官员人数增加、佛道人数的迅猛增多以及支付给辽和西夏的岁币等诸多因素的结合。三司官员俞献卿称，税收压力变得特别沉重，特别是在淮河和长江流域中部地区。[24] 根据三司使李谘（卒于1036 年）的建议，[25] 在张士逊、吕夷简和鲁宗道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一个临时机构，来遏制额外开支，检查收入和支出，尤其是增加政府的榷茶收益。

与盐的用途相似，商人运输粮草到北方边境，政府则用茶来代替现钱支付给商人。从1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采用所谓的入中法，商人将粮草运到包括今天陕西、山西以及河北省的不毛之地，作为交换，他们被支付给交引，交引可以在都城兑换成现钱，或者在东南榷茶场兑换官茶。但是，用茶来支付入中费用往往会降低官茶市场的价格，并且维持茶叶专卖市场的费用增长比总利润增速更快。为了提高官茶价格，1023年，三司倡议用茶来支付入中费用，但同时要求茶商不得将他们的茶集中到高价的政府仓库，而是集中到地方茶市，在地方茶市，他们被给予一种称作“贴射”的许可证。此措施的提倡者预计这一茶叶销售的非集权化将会增加政府的收益，并且贴射法会避免私茶贩卖。[26]

虽然贴射改革减少了政府的现钱支出，但却遭到商人的抵制，因为他们的利润被削减，所以这一措施很快由于无法运行而被废除。1025 年末，孙奭和其他人指出十三茶场有6130000斤茶尚未售出，建议重回官府榷茶与商人购买茶引的旧制。这一惯用的销售程序一直维持到1059年榷茶被取消。1026年，茶盐司主要官员被罚俸。两位三司会计因为窜改生成的收入来为他们获得绩效奖励遭到弹劾，于是被流放到沙门岛。张士逊、吕夷简和鲁宗道被责令为他们的行为做出解释，即便吕夷简极力主张尽管会计违规，改革本身已经取得成功，所有三人还是因为他们对监督专卖改革失败而受到责罚。[27]

茶叶政策并非唯一在刘太后摄政期间开始改革，后来又废除的领域。在人事管理方面，短期改变是试图通过提高官员俸禄的方式来鼓励官员廉洁诚实。1028 年的旧制度，来自官田的收入被用来提供额外的津贴，这些花费根据各州的财富情况而花样百出，现在被由中央政府统一津贴分配体制所替代。尽管这一新方法公平，但在1031年，却因行政难以运行而被叫停，仅简单替代为让官员轮流到富裕州和贫困州任职。[28] 相关部门在劝说宋仁宗编制皇帝敕令新版本上多少取得了成功，翰林学士夏竦、蔡齐和知制诰程琳被指派在1026 年进行编修。[29] 十二年间，宗室的人数增加到6783人。宋仁宗表达了他不愿意做任何改变，但王曾让他确信，阿谀奉承之人在误导他，并提到宋真宗时对宋太宗敕令的修订，结果只有原先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数目被保留下来。王曾强调，所作出的修订都是为了百姓福祉，每一道律令在废止或保留之前，都会被反复斟酌。一个月后，征求关于帝国律令价值的评论意见。六个月后，少学但更富有政治经验和官场经验的吕夷简被指派负责此事。这个项目直到1029年年末才完成。每个州的知州被责令阅读新的法典并提出评价意见。如果一年之后发现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新版本的法典会被印刷并予以颁布。即便如此，天圣年间的修订版直到1032年春，才作为国家律法被实施。

总之，在刘太后摄政时期，主宰朝廷的是政治而非政策，尤其是要臣与刘太后本人之间的政治摩擦。1029 年二月，刘太后摄政的坚定反对者鲁宗道，在二府任职七年后去世。[30] 鲁宗道数次要求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有一次，当刘太后向朝臣询问唐朝的武则天如何，除了鲁宗道，无人愿意加以评论。鲁宗道将几乎使唐朝灭亡的武则天定位为唐朝的罪人，打击了刘太后试图利用武则天作为自己野心的先例。另一次，一个卑微小官巴结谄媚地建议刘太后立刘氏七庙以显尊崇，鲁宗道称，如果刘氏有七庙（皇室之举），让赵姓君主如何处置？鲁宗道巧妙地阻止了刘太后试图拥有帝王特权。还有一次，当她与宋仁宗拜谒太庙，刘太后想让她的轿辇走在宋仁宗轿辇前面。鲁宗道提醒她女子应该“三从”——从父，从夫，从子。——她不得不下令她的轿辇跟在宋仁宗轿辇后面。经过这一令人不悦和尴尬的事件，鲁宗道被给予诨号“鱼头参政”，对其姓氏的汉语特点一语双关，指他提出的建议如同骨鲠在喉。宋仁宗赏识鲁宗道的表现，在鲁宗道弥留之际，宋仁宗亲自探视，并赏赐他银三千两。鲁宗道去世后，朝廷辍朝一日；甚至刘太后也予以吊唁。

鲁宗道去世后，其他官员聚集起来抑制刘太后对权力的诉求。在1029年夏一个大雷雨之日，玉清昭应宫被闪电击中，只剩下几处建筑孤零零地矗立着。次日，新任命的枢密副使范雍怀疑刘太后想要重修宫殿，称复杂的皇宫建构已经耗费国力，因为玉清昭应宫的被毁并非人为，重建会违背上天的警示。[31] 吕夷简和王曾也同样反对重建。他们的主张是基于儒家经典，引用《尚书·洪范》来支持他们的反对意见。御史中丞王曙同样反对重建。刘太后面对这一强烈反对重建复杂宫殿的情况保持沉默。作为玉清昭应宫使的王曾不得不为宫殿被毁承担责任，这为刘太后提供了将宋真宗时在位的最后要臣罢免的机会。

由于他的诚实和公正，王曾备受人尊重。当他在世之时，“人们甚至画其像而生祠之”。宋仁宗显然对他高度认可，1035年，在他去世前三年，王曾以宰相致仕。11世纪50年代初，宋仁宗为王曾墓碑撰写碑额，数年后的宋英宗朝（1063—1067），王曾配飨宋仁宗庙廷。

1029年秋，吕夷简被任命为新的首辅，以代替王曾。作为现在的惯例，宋仁宗在冬至日让文武百官为刘太后祝寿。这一次，仕途顺畅的秘阁校理范仲淹（989—1052）[32] 上疏称，皇帝向北面行礼没有先例，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自然不能开此先例。奏折进呈，却石沉大海。范仲淹明显的大无畏精神吓坏了他的举主晏殊，但范仲淹回答说，他没有意识到出于忠心的奏疏会让晏殊难堪。1030 年春，范仲淹上疏，要求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这一上疏同样石沉大海。此后不久，范仲淹被调离京城，他被任命为河中府（陕西永兴军路）通判。

作为体现屈尊的一种行为，皇帝北向行礼，为其他不合规矩之举开了先例，包括从帝国审查中巧妙地撤回上疏。此类违规行为并未在宋朝出现。[33] 在随后三年，宋绶、刘随、滕宗谅、刘越、林献可和孙祖德，担心刘太后摄政导致失序，上疏皇帝，要求刘太后还政。

宋仁宗在位初期，宋辽关系仍然和平稳定，直到1041年当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事威胁牵涉到辽朝。[34] 1031 年中叶，辽圣宗在统治五十年后去世，他的儿子耶律宗真即位，即后世所称的辽兴宗（1031—1055 年在位）。为显尊敬，宋廷辍朝七日，邻近辽境的河北路、河东路也禁乐七日。[35] 巧合的是，辽朝新皇帝被富有权势的钦哀皇太后（1032—1039 年在位）所控制，而她正式为刘太后所承认。刘太后接触到一位女性姐妹摄政者，她正在将其特权延伸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一领域通常仅限于君主。她也正以其他方式慢慢渗入皇帝的特权。1031 年夏，翰林学士宋绶和两位侍讲进呈新编纂的《皇太后仪制》，作为律令执行，而这是王曾在担任宰相期间所反对的。[36] 没有了王曾或鲁宗道，刘太后越发公开支持她的喜好，当年年末，宋绶因为提醒她宋真宗遗诏中的早先限制而被罢职。这些诏令允许摄政者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提拔官员，但这些会议只与少数几位官员在偏殿召开。宋绶建议宋仁宗举行单独朝会，决断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务。宋绶的倡议迫使刘太后赞同数项迫切需要的改革，包括给谏官各置官司，并提高他们的地位。[37] 刘太后进行反击，她解除了三个御史和一个御史中丞的职务，因为他们上疏反对刘太后在朝廷宠臣刘从德死后不当升迁八十余人官职。[38] 更明显的，在1033 年春她去世前不久，刘太后身着皇帝衮冕在太庙中献祭。她的两个助祭是杨太妃和郭皇后。只有唐朝皇后武则天身着过皇帝的衮冕。[39] 虽然刘太后对武则天的生活心向往之，她却并无推翻儿子攫取皇位的野心。程琳（988—1056）进献她一幅《武后临朝图》,[40] 她将图掷在地上，称绝不会仿效武则天所为。[41]

尽管刘太后专权，她的地位并非固若金汤。就在一年前，即1032年，宋仁宗的生母，默默无闻的李氏去世。[42] 既然宋仁宗尚未认识到刘太后并非他的生母，刘太后希望尽可能让她的去世悄无声息。虽然吕夷简的干涉为李氏赢得了得体的葬礼，宋仁宗对他真正母亲的身份仍然浑然不觉，直到1033年三月，刘太后身着衮冕去世。[43] 23 岁的宋仁宗终于大权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