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史回顾

对于绍兴史家及其史学论著的研究，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学术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两部早期绍兴史学著作《越绝书》《吴越春秋》的研究。在中国当代学者中，陈桥驿较早地对《越绝书》的作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3]黄苇《关于〈越绝书〉》一文对《越绝书》卷数、书名、作者和成书年代、内容等进行了描述。[4]王志邦《〈越绝书〉再认识》亦对《越绝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体例进行了探讨。[5]李步嘉《〈越绝书〉研究》一书是一部系统研究《越绝书》的学术著作，该书从《越绝书》的书名、内容组成、逸文、版本、成书时代及作者等方面进行了考察。[6]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对《吴越春秋》的作者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较为清晰的结论。[7]梁宗华的《论〈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文对《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进行了一定探讨。[8]丰坤武、张元岭的《〈吴越春秋〉研究》一书从文学、文化、作者考辨等角度对《吴越春秋》进行研究。[9]林小云的《〈吴越春秋〉研究》，从作者、卷帙、思想内涵、叙事艺术、文学特征、历史地位等方面对《吴越春秋》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10]夏菽将《越绝书》与《吴越春秋》的恩仇叙事进行了比较研究。[11]李好对包括《越绝书》《吴越春秋》在内的吴越争霸叙事文本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12]王敬坡从性质、体例、思想倾向、人物形象、叙事方式与叙事成就等方面进行了阐述。[13]可见，学术界对《越绝书》《吴越春秋》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厘清了不少重要问题。但在一些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如对《越绝书》一书作者的论证还有待进一步分析，论者多从文学角度出发进行考察，较少从《越绝书》《吴越春秋》与当时吴越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联进行阐述，至于对两书所反映的历史观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其二，对三国两晋以来的绍兴地方志书的研究。鲁迅辑有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4]其中第三卷即包括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及《会稽郡故事杂辑》（包括《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对六朝时期的绍兴籍史家谢承、谢沈分别撰著的《后汉书》及其他八位绍兴史学编纂者所撰的绍兴地方志书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解远文的《谢承〈后汉书〉的辑补与研究》，对谢承《后汉书》的成书、流传、辑佚及价值进行了考察。[15]石祥的《〈会稽郡故书襍集〉诸稿本的文献学研究》对鲁迅所辑会稽郡故事诸稿本的形成、发展及鲁迅辑本文献考证的价值进行了考察。[16]朱仲玉的《汉晋时代绍兴的十位史学家》一文，对袁康、吴平、赵晔、谢承、贺循、杨方、谢沈、虞预、范晔、谢灵运十位史学家的生平、作品等进行了介绍。[17]渠晓云在《中古会稽士族的学术著述及贡献》一文中，对六朝时期会稽士族的史学著述进行了介绍。[18]陈桥驿的《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一书，从方志、名胜、古迹、游记、水利等各方面对历代绍兴地方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19]

其三，对王阳明、张岱史学思想的研究，对以黄宗羲、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浙东经史学派的考察。王勇对王阳明的社会历史观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20]李孔胜考察了王阳明的“阳明心学”对中晚期明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21]对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胡益民的《张岱研究》一书对张岱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梳理与阐述，对张岱的生平、家世及社会关系等也进行了考察。[22]美国学者史景迁所著《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一书对张岱的人生轨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23]李新达对张岱所撰《石匮书》进行了介绍。[24]陈仰光对张岱的史学撰述及其价值进行了介绍与分析。[25]张宪光《易代之际的张岱》对明清鼎革之际张岱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考察。[26]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是浙东史学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对他的研究无疑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其生平和撰述多有论述。顾家宁的《士魂以经世：黄宗羲与传统士人精神的再造》从黄宗羲的生平时代入手，通过解读研究黄氏的心学主张，进而考察其思想对文学和经世之道所产生的作用。[27]李洁非的《天崩地解：黄宗羲传》一书以黄氏一生史迹为对象，描述翔实。[28]吴光的《论黄宗羲与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学派特色》一文，重在阐述黄宗羲与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学术成就、学派特色及时代影响、历史地位，认为浙东经史学派的特色是明经通史、经世致用和综会诸家。[29]张岂之《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文，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内容和历史价值进行了阐述。[30]陈永政（Elton Chan）从儒学民主治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了黄宗羲著作中的共和因素。[31]司徒琳（Lynn A.Struve）对黄宗羲的主要著作进行了介绍与评论，认为应该将黄氏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空间坐标中进行考察。[32]对浙东史学的殿军、清代史学理论与方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刘巍的《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重要意图就在于为清政府的皇权政治服务，其见解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潮。[33]杨念群的《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一文，则从清朝政府统治合法性确立的角度阐释章学诚的“经世”观，认为其“经世”内涵已与刘宗周、黄宗羲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经世”思想迥然有异。[34]余英时则通过对戴震与章学诚的比较研究，探究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的流变与特征。[35]清代后期绍兴籍文史大家李慈铭的生平与学术，受到学术界的一定关注。董丛林描述了李慈铭人生际遇的多个面相，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36]卢敦基则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李慈铭的生平事迹、学术观点与学术成就、诗学理论与诗作、古文批评与创作、家居时期的日常文学生活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李慈铭一生的清晰图景。[37]孙善根从总体上探讨了清代浙东史学的学术贡献和对社会历史的影响。[38]葛兆光条分缕析，从更宏大的视野考察了明清之间史学思考的演变过程及内在缘由。[39]可见，学者已对明清时期绍兴史学的演变历程、特征及历史地位等进行了相当程度的阐述，但在阐述明清时期绍兴史学家的历史观及探究史学思潮与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内在联系方面，学术界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其四，对民国时期的绍兴籍启蒙思想家鲁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蔡元培的研究。三位绍兴籍史学家观照重心各有侧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各展异彩，具有重要地位。顾农描述了鲁迅辑录、整理会稽文献的概况及贡献。[40]郭春林考察了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个“大时代”，鲁迅启蒙与革命意识的互动与演进，以此探究鲁迅历史意识发展的表现及其特征。[41]李文儒以鲁迅的历史——文化整体观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内容和变迁轨迹，透视其变动的内在缘由。[42]劳伦斯（Lawrence W. Chisolm）深入考察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鲁迅思想变动，指出鲁迅的历史演进观与现代中国的剧烈变迁密切相关。[43]范文澜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对他的史学思想的研究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李怀印在《在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一文中，以范文澜为研究个案，对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追根溯源，认为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新解释，主要是作为共产主义者抗拒国民党史学中的“现代化叙事”的产物。[44]林国华多方面考察了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阐述了范文澜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45]作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蔡元培虽非专门的历史研究者，但其对史学教育、史料整理与考订等有着自己的看法，对民国时期史学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潘光哲探讨了“中央研究院”创院院长蔡元培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及其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就史语所的成长、发展过程而言，蔡元培提供了相当的帮助，扮演扶持奖掖者的角色。同时，在史语所向更美好的前景迈进的历程中，蔡元培始终尊重史语所的学术自主空间，为营构理想的学术建制打下了基础。[46]刘俐娜从史学功能、史料整理与利用等方面对蔡元培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概括与分析。[47]

当代涉及绍兴史学的总体性论著，则有李永鑫主编的《绍兴通史》，金普森的《浙江通史》，沈善洪、费君清的《浙江文化史（上、下册）》，佘德余的《浙江文化简史》，傅振照的《绍兴思想史》，钱茂伟《浙东学术史话》等。这些史学论著对绍兴史学的形成、发展、影响等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对绍兴史学的内容的全面阐述、对其流变和影响的系统探析尚有欠缺。鉴于此，本书系统考察绍兴史学的构成、演变过程、特征及影响，以期为中国史学史、地方史学思潮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