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济增长理论与科学技术财政投入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先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资本积累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了人口理论。他认为，人口和产出的均衡点是收入恰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一旦经济增长将带来人口增长。随着人口不断攀升，若不进行预防性的人口控制，将对自然资源产生极大消耗，经济水平就不能提高到维持生存水平之上，经济增长会陷于停滞，甚至引发经济倒退。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报酬递减规律。他认为，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从而消除了资本积累的动力，资本积累的停止必将导致经济停止增长。

马歇尔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对新经济增长理论影响较大。他认为，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相容。分工并不必然排斥竞争，无论是在因内部经济引起收益递增的产业，还是在由外部经济引起收益递增的产业，竞争性行业结构均可以存在。

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是企业家的特有职能。他认为，创新刺激投资，进而引起信贷扩张，推动经济产出增加。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而是由内生因素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起的。“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创新或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发表《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1939年）、《走向动态经济学》（1948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发表《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1946年），提出了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型，一般合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在此模型中，区分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外生变量给定了四个：储蓄率、资本—产出比、劳动力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G=s/v，G：经济增长率，s：储蓄率，v：资本—产出比），经济增长率随储蓄率增加而提高，随资本—产出比扩大而降低，经济的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相继发表两篇文章：《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1956年2月号）和《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载《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7年8月号），提出了索洛模型；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发表《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年），提出自己的增长模型。二者一般合称索洛—斯旺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有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和戴蒙德世纪交替模型。

索洛模型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和外生技术进步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当外生的技术水平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当外生的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与哈罗德—多马模型关于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因素是相同的。

在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唯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1957年他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其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于是，索洛用外生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但索洛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经济学家试图把索洛余值内生化，促使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鉴于索洛余值，之后的经济增长理论围绕如何将技术内生化展开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经济增长模型中率先将技术变量内生化，提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是厂商生产经验积累的结果。厂商通过积累生产经验不仅可以提高本厂的劳动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知识外溢导致整个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技术进步是由经济系统本身决定的，是内生变量。其不足之处在于，内生的技术进步不足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还必须借助外生的一定的人口增长率。所以阿罗模型还不是真正的内生增长模型。

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1961年建立了一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人力生产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人力生产部门生产函数具有线性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形式，可以抵消物质生产部门要素边际效益的递减，从而保证经济平衡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或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技术进步的作用就很难发挥，经济同样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创新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统称为“人力资本”。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1986年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他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知识分为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经济效应”，给个别厂商带来垄断利润；一般知识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这样，知识通过“内在经济效应”和“溢出效应”，促使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88年发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提出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他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产生的，这种外部性的大小可以用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来衡量。知识内含于人力资本中，劳动者接受正规教育能促进经济增长。在卢卡斯模型中，经济可以实现无限增长。

研究与开发（R&D）模型是内生增长模型一个新的分支，主要揭示R&D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此类模型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提出R&D活动推动技术进步，促使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增加，导致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提出产品质量提高引发经济持续增长；新熊彼特模型，提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创新速度、研发人力投入和创新规模。

总的来看，大多数新经济增长理论家都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充分重视知识的作用，将技术进步完全内生化，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而资本的积累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新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促使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四）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历史证明，促使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主要是技术、劳动和资本。随着科学技术的显著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所说，“经济增长整个过程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30]。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可以从产出的增长率中扣除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贡献的增长以外的剩余中求出。技术进步主要是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并使已定的劳动量和资本的应用度进一步提高，同时创造新的有利投资机会。

“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的基础上，科学在它与生产的相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31]

“经济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技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32]

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支撑科技进步的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不言自明的。换言之，政府扩大对科学研究的供给即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具体到科学技术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率，也是财政学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