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列宁曾言：“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1]革命赋予人能动性，因而人在革命中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政治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前进动力。事实上，政治动员已经成为目前中共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视为一种政治文化“符号”。这种“符号”承载了中共组织、宣传、教育、鼓动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价值。因此，政治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是历史的产物。正如法国思想家勒庞所言：“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变的需要经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2]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苏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政治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在此阶段可以找到实践的源泉。

1932年11月14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政治动员工作”的社论，其明确指出：“什么叫‘政治动员’？就是要动员群众在政治上了解目前斗争——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意义，这一战争与他本身的关系，然后使他在这个斗争中认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尽些什么责任。”[3]该篇社论赋予政治动员三个要素：一是定期召开团体的动员大会；二是讲清道理，使群众能够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三是深入实际，反对官僚主义。[4]1933年苏区中央局发出《宣传教育与干部问题》指示：“党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党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组织群众革命斗争的一种重要的武器。党如果不把革命的理论和党的具体斗争的策略，对群众宣传鼓动，使群众澈（彻）底了解，那么党就不能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坚决的澈（彻）底的革命斗争，党就不能澈（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5]中共政治动员工作在中央苏区的发展经历了由“静”变“动”、自“上”到“下”、从“中心”到“周边”的拓展延伸，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和巩固提供了前行的基础和前进的动力。中央苏区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堡垒，是粉碎敌人大举军事进攻的中枢神经。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战争与革命中，充分发挥自身组织资源优势，利用既有的各种资源，从军事、政权、组织、教育、文化等方面全面展开政治动员，凸显战争环境和战争话语下的底层革命吸纳特征，并为现代国家构建提供直接经验。因而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历经挫折，唯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方才获得成功，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政治动员，其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动作用”[6]。革命是动员理论的现实土壤，土地革命孕育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特殊能力和思想智慧。中央苏区政治动员是在没有完备的政治体制、政治规范情况下开展的，是一种处于特殊时期、特定区域的“战时状态”政治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