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研究建立在西方发达经济体背景下，针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较少，这就很难将既有变量代入中国情景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模式的结合使得政府和非市场治理成为重要的制度特征，而处在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上市公司既要面对制度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带来的合法性压力，还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获取资源和构建竞争优势。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行为的研究，需要同时考虑情景约束和组织能动效应的共同影响。虽然制度环境是组织行为的刺激因素，但以往的研究通常将其作为一个黑箱机制从而忽略了组织在应对这些环境约束时如何激发和转换成能动效应。虽然学术界已经开始探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但较少考虑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较少研究企业外部或内部的诸如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而言，其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必然要受到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社会关系结构的“零嵌入性”思维，即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而很少考虑公司所处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影响。为此，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将考察企业所处的社会信任环境、企业的诚信文化这两个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通过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改善发挥着重要作用（Harjoto et al., 2017; Kim et al., 2019; Nofsinger et al., 2019; Pucheta-Martínez、López-Zamora, 2018; Dyck et al., 2019; Chen et al., 2020）。然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机构股东持股比例有限（Jiang、Kim, 2020），机构投资者很难通过行使投票表决权来实现监督作用。因此，本书将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角度探究这种新颖且更直接的方式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针对现有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研究的不足，本书聚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管理层盈余预测质量的关系，拓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具有社会责任导向的公司倾向于披露高质量的盈余预测信息，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透明预测假说，从而丰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文献。

作为CSR的一部分，ESG更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的要求。ESG报告是企业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相关信息的进一步升级，从三个维度系统地呈现了企业在履行环境承诺、承担社会责任及加强内部治理等方面的举措。从2009年到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的数量从371份增长至1 021份，数量增幅稳定。到2020年6月底，约有27%的上市公司发布了ESG报告，其中沪、深300上市公司2020年有259家发布ESG报告，占比超过86%。基于此，我们运用案例研究法，以吉利汽车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因及其经济后果，以丰富现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披露领域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