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极大关注。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注度较之前有所提升，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有所改善。但总体来看，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意愿不强，实际履行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如何增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虽然学术界已经有学者探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但较少考虑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较少探讨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为此，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将考察企业所处的社会信任环境、企业的诚信文化这两个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社会信任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信任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力量，促使企业管理者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此外，我们还发现，企业诚信文化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诚信导向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发现，CEO（首席行政官或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的领导结构加强了企业诚信文化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而证券分析师关注这一外部环境则减弱了上述关系。

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往往不能满足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实地调研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可以使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从而使机构投资者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基于此，我们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对被调研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实地调研来监督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执法水平较低、宗教氛围淡薄的地区，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作为对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研究文献的补充，本书研究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管理层盈余预测质量的影响，拓展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研究。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与管理层盈余预测精确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社会责任履行越好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精确的盈余预测信息。我们的发现证实，企业社会责任导向对管理层盈余预测的质量有着积极影响。这一结果符合我们的透明预测假设，即管理层为保持公司的声誉和社会形象，会披露更精确的预测信息，从而展现出透明和负责任的形象。

作为CSR（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型呈现方式，ESG（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更加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要求。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对于促进公众和投资者获取公司非财务信息、了解公司业务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实现价值投资有重要意义。目前许多上市公司已经形成每年定期发布ESG报告的惯例。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可以让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风险防范水平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并鼓励更多企业全面、深度履行社会责任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结合现有关于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文献对ESG披露的理论体系进行整合，并选取吉利汽车公司作为案例对象，对其ESG披露的内在动因和经济后果进行探讨，以丰富现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披露领域的文献。此外，通过对ESG披露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的挖掘，为我国ESG披露制度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借鉴。目前我国ESG披露相关制度尚不健全，并未建立完整的ESG披露相关指引，企业ESG披露可比性较低，不利于企业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ESG披露制度，从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本书为万鹏副教授主持的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会计信息可比性、社会信任与管理层超额在职消费”（批准号：LY20G020009）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书由万鹏副教授和陈翔宇博士共同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写作大纲拟定、研究工作组织和主要章节撰写与总纂定稿。柯云助理教授、Muhammad Safdar Sial博士和周晓明硕士对部分章节亦有贡献，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还要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编辑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

限于笔者水平，本书可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万鹏 陈翔宇

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