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内部的政治困境

尽管蒋介石竭力进行说服，然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却应者寥寥。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不但在蒋的敌人中，而且在政府内部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对。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这个问题上强烈地反对蒋。宋是坚决反日的。由于受过美国教育（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与美国保持一致，并赞成抗日。宋支持十九路军，上海停战后，他于1932年6月4日与陈铭枢一道辞去了政府中的所有职位以示抗议。宋到上海发表了一个声明，猛烈地谴责蒋介石重启反共战争的计划。

新的反共军队的巨额开支加剧了宋的反对。由于一向在灾难的边缘进行运作，他借助于严格的节俭措施使政府度过了1932年初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的所有开支都被削减了。此时蒋要求把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以资助他的反共大业。宋如果增加军费，只能发行新的政府债券，这是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当上海债券市场在1932年2月战争期间崩溃时，宋被迫重新整理中国的内债。为了换取上海金融家们的合作，宋向他们承诺对新债券延期4年偿付。⁽⁸⁾他认为财政部无钱资助“围剿”，而军事途径不是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不是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破产造成土匪和共产主义的兴起，他们难道不会更好地应对一个系统的、即使不引人注目的政治—军事经济的联合处理方法？”⁽⁹⁾

宋的辞职对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挑战。他非凡的筹资能力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支柱；并且，与自己的妻兄进行这样一个公开的争论，对蒋来说是非常难堪的。尽管如此，宋的态度得到了部分的展示。他与汪精卫、何应钦和政府中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并同意于7月7日复职。在一个折中的方案中，他同意把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比蒋要求的1800万元有所减少。尽管宋复了职，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不抵抗政策的反对，并在财政部内部施行和推出了好几个反日计划。⁽¹⁰⁾

宋不是这几个月中辞职的唯一有名的政府官员。行政院长汪精卫，在理论上是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于1932年8月跟着辞了职。汪的举动是与张学良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导致的，张那时是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汪突然要求张辞职，指责他造成了中国在东北的可耻失败。张进行了反击，指责南京国民政府不向他的军队提供援助，并拒绝辞职。汪在1932年8月6日试图以自己的辞职来逼迫张，并发誓只有在张被免职后他才会复职。他气冲冲地打电报给张：

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兄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¹¹⁾

汪继续把守卫北方（包括正面临威胁的热河省）的责任全部推到张的肩上。汪毫不通融地说：“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¹²⁾

汪辞职后，回到上海，在那里许多官员要他重新考虑其决定，他不予理睬。他的举动使整个内阁也辞了职。面对这种非同寻常和侮辱性的公开攻击，张学良于8月8日宣布辞职，并公开讨论他赴欧洲学习的计划。尽管采取了这些举措，但没有人真的想甩手不干。就像宋子文那样，两人既把“辞职”当作一种政治工具，同时也希望别人能认同他们对不抵抗的批评。张具有更加牢固的基础，在北方他是至高无上的指挥官，他的部下很快就聚集起来维护他。57个北方军事将领给政府打电报，表明除非政府拒绝张的辞职，否则他们将全体离去。

蒋介石进行了干预，他试图找到体面地解决这一政治僵局的办法。张学良是他在北方的盟友，而汪精卫则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并且这两个人都把对绥靖政策的批评从蒋本人身上挪开。8月15日，政府接受了张学良辞职，就在同时，设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委员会北平/河北分会。蒋让张学良出任这个机构的委员长，这一职务与张过去的职位极其相像。

汪精卫的攻击反伤了自己。丢了面子后，汪于8月21日被允许“病退”。宋子文被任命为行政院的代院长。⁽¹³⁾当数周的进一步争论没有让汪感到满意时，他于10月21日离开中国前往欧洲进行一次长期的“休养”旅行。关东军幸灾乐祸地看着中国政府内部的政治纷争，并于8月20日开始入侵热河，探囊取物般地占领了南凌镇。⁽¹⁴⁾

汪精卫惊人的举措，过去和现在一直让研究者们感到困惑。为什么汪采用了这样一种自杀性的险招呢？有些学者把汪的行为视为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以此来迫使中国的北方军事领袖（以及蒋介石）进行抗日。例如，葛开华认为：“汪确信‘剿共’和抗日可以并行，因为这两件事不是相斥的。基于这一认识，汪赞成不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就对日本所有的进一步侵略进行有限度的抵抗。”⁽¹⁵⁾

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汪的公开声明，这一解释是有根据的。一份更愤激的解读汪的行为的读物，认为他对政治权力的要求促使他对张进行攻击。汪精卫长期以来一直觉得他才是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而非蒋介石。在1932年以前，他参加了许多反蒋政治联盟，但均以失败告终。当他于1932年1月与蒋合作时，他是寄希望于自己能够分享到实际的权力。毕竟，蒋让出了国家首脑（给林森）和行政院长（给汪）的职位。⁽¹⁶⁾分权成为新的安排。

汪精卫显然对1932年的政治现实感到失望。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并没有因其让出部分职位而受到剥夺，他一如既往地通过其追随者们对党、政府和军队机构进行控制。因而汪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作为政府的首脑，他要对政府的举措承担责任，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备受蒋的掣肘。所以当政府遇到民众对诸如《上海停战协定》这样的政策不满时，责任就落到了汪的身上，因为蒋早就离开首都了。

汪对张学良的攻击可以视为摆脱困境的一种办法。首先，摆出一种强硬的抵抗立场并对张进行谴责，他希望借此把公众对不抵抗的愤怒从他和政府那里转移开去。其次，就可预见的结果而言，日本很快将要进攻热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事了。7月17日，日本的飞机已经轰炸了热河的朝阳城。一旦进攻开始，新一轮的公众怒涛必将随之而来。汪通过抢先攻击张学良，大概希望把即将来临的压力从他身上转移出去。最后，李顿的报告预计很快就会出炉，尽管估计它会偏向中国的立场，但想必会对日本的观点做出一些让步。一波抗议的浪潮是可以预见的（实际上也真的发生了）。汪精卫在中国接待了这个调查团，他还想转移对这件事的批评。汪对张学良还存有个人嫌隙，张在1930年支持蒋介石打败了北方联盟。因此，报复也可能是动机之一。⁽¹⁷⁾

汪精卫对张学良的全面攻击也可能被视为对蒋介石的间接打击，因为自1930年以来，蒋一直密切地与少帅合作。如果汪把张赶下台，蒋介石在北方也许会面临新的危机。日本人散布谣言说阎锡山、韩复榘、冯玉祥和其他北方军事人物正准备驱逐张并与南京决裂。这些谣言由于广东独立运动中的一个要员伍朝枢造访华北会见阎和冯而传得沸沸扬扬。这两个人在1930年被打败后都伺机准备着政治上东山再起。阎在山西恢复了权力，而正式退职的冯，还拥有以前的部下及其常备军队。北方联盟（阎和冯）与广东和西南反蒋军政人物联合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随时存在。⁽¹⁸⁾

日本人是很乐于鼓动这样的投机的。当阎和冯拥护汪对张的攻击时，日本的消息报道说这是这些人建立新的联盟的证据。当汪辞职后留在靠近杭州的莫干山隐居时，上海的《日日》报道说他是在等待来自张发奎和十九路军的军事支持以挑战蒋介石。⁽¹⁹⁾日本方还到处传播消息，说年迈（亲日）的段祺瑞将要出任由阎和冯支持的新的北方联盟的首脑。⁽²⁰⁾尽管谣言甚嚣尘上，但汪在对张攻击时可能心中没有大的阴谋。尽管如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这样一种北方—南方反蒋联盟是可能的，有利于汪提高他在政府中的重要性。

饶有趣味的是，汪精卫攻击张学良是与日本谴责张同时发生的，这增加了对日本阴谋的猜测。不论如何，日本的行为似乎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入侵热河（可能还有河北）铺平道路。整个1932年，日本官员一直攻击张在北方培植反日情绪，经常直接强迫他镇压被认为是反日的具体作家或刊物。⁽²¹⁾1932年7月中旬，一份日本报纸报道说：“张学良正动员他的部队准备在热河采取反日行动。如果他们向日本人挑衅，日本将肯定进攻张学良的北平指挥部。我们正告张改变路线，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命运可能真的被确定了。”⁽²²⁾7月29日，一份来自奉天的日本电讯社的新闻报道称：“总而言之，在热河省的纠纷完全是由张学良指挥的非正规部队引起的，‘满洲国’政府已经决定在该省肃清张的同情者。”⁽²³⁾

在入侵中国一个新的省份之前，日本人想让张学良背上骂名。1932年7月28日，一篇日本外相的访谈宣布：“在对热河和河北（直隶）采取军事行动前，我们将给南京政府一个机会，把张元帅从他所控制的驻扎在平津地区的5万军队中驱逐出去。”他进一步宣布：“驱逐张元帅将会使中日之间解决满洲问题的直接（私人的）和谈的启动得以简化。”⁽²⁴⁾

汪精卫攻击张学良的时间选择可能是巧合，但它与日本人驱逐张的要求同时发生，导致汪参与了亲日阴谋的谣言如虎添翼，并对汪的诚意产生了怀疑。就像一家有南京国民政府背景、时常与CC派保持联系的刊物所发表的社论说的那样：“不论汪先生病势加重与否，我们决不赞成汪先生在莫干山养病。第一是因为秋凉之后，莫干山寒度加增，不适宜于养病，不如休养都门，一则避免奸人造谣，二则……”⁽²⁵⁾不抵抗带来的政治余波，在南京的政客中间制造了一种动荡的氛围。

北方政治中另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是山东军事人物韩复榘的立场。他是冯玉祥以前的一名部下，在1929年蒋让他统治山东并外加金钱资助时，他与冯决裂了。1931年7月当韩表现出与后来叛乱的石友三过于密切时，他与南京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32年夏末，就在汪—张决裂发生之时，韩卷入了一场他自己的内战中。胶东部分地区仍然被“残余”军阀刘珍年占据，刘以前是统治山东的臭名昭著的“狗肉将军”张宗昌的旧部（张本人已退位，后于1932年9月在天津神秘被刺）。韩急于驱逐刘，以宣示对这个省独一无二的统治，他可能把汪—张纠纷视为一个采取行动的机会。国防部长何应钦试图控制危机，进行了干预，并在1932年11月1日把刘及其部队转运到了浙江。韩随后控制了整个山东，统率着一支7万人的部队（他显然认为蒋介石实际上是帮助刘，他与蒋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这场内战的骚乱发生在日本人势力强大的地区，为华北的谣言工厂提供了更多的原料。⁽²⁶⁾

因而，汪精卫对张学良的攻击似乎受复杂的原因驱使——对张和蒋的憎恨以及希望获得政治上的收获。不论是什么样的理由，这场攻击都是惨败。另外，一个行将崩溃的政府的场景和南北方走马灯似的阴谋，无助于打消中国民众对北方越逼越近的日本人行动的关注。正如《中国评论》在1932年8月18日所写的那样：“外界不得不认为目前的危机是肮脏政治的结果，并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印象已传到了国外，这就是即使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领导人也不可能放下他们的个人利益。”⁽²⁷⁾

孙科跟随了政客们的大流，试图从抵抗问题中获益。随着1932年1月孙昙花一现的政府倒台，尽管他被邀请主导立法院，但他的职业生涯成了明日黄花。为了重建政治基础，孙采取了亲抵抗派的立场，并把它与立宪问题联系起来。⁽²⁸⁾孙早就批评汪—蒋政权不支持十九路军，并于1932年4月24日发表了一份题为《抗日救国纲领》的宣言。他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是计划把中国变为东京的印度，南京只有放弃不抵抗路线才能挫败这一政策。孙接着说，要想抗日成功，政府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的支持，这只有在宪法下一个更加开放的政治进程中才能有所实现。孙的抵抗和立宪举措增加了他的政治声望，1932年秋他重新回到了政府中。⁽²⁹⁾

抵抗问题与国民党政治一直形影不离。一群赞成抵抗的政界人士在1932年12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力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由宋子文、孙科、吴铁城、陈公博和伍朝枢领头，他们建议南京学习“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榜样，他们在去年年初对日军侵略上海做出了如此英勇的抵抗”。他们把国际联盟斥为无能，呼吁在热河、河北和察哈尔地区的中国军队集中起来抵抗侵略中国领土的敌军；他们还要求力图进入东北收复失去的领土。这个提案给会议造成了震动，但没有被采纳。“先安内”政策的支持者们占了上风。⁽³⁰⁾

在国民党政治人物内部，要数广东分裂者们最能大张旗鼓地利用抵抗这个问题了。以胡汉民为首，他们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对蒋的不抵抗路线（以及实际上所有其他的南京政府决策）保持着一贯的抨击攻势。由于他们想推翻蒋—汪体系而不是在它的内部寻求权力（不同于宋子文、汪精卫和孙科），并且他们的权力基础因日本的威胁而转移（不同于北方的军事人物），与国民党的其他政治人物相比，他们的攻击是无所顾忌的。

尽管粤系领导人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对蒋优先反共的决策进行了挑战。张超在广东的刊物《青年军人》上发表文章指出：“目前有两个重大的问题，横在政府与人民之前，即攘外与安内，质言之，‘剿匪’与‘抗日’。‘剿匪’是目前政府视为最严重的问题，……在政府方面，‘共匪’在江西攻陷一个小县，比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整个的华北都要严重千万倍。”在张超看来，蒋的“先安内”政策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中华民族要求得自由与独立，全国人民要图生存，……唯一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抗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犯下，‘抗日’比‘剿匪’更属重要。”⁽³¹⁾

广东文人攻击汪精卫，作为行政院长，汪被指责对《上海停战协定》和镇压全国救亡团体负责。张超也谴责汪是机会主义者，不论何时，只要政治上有利，他就改变立场。“计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年，前后八年，汪精卫有两次主张容共，一次主张反共，四次主张反蒋，三次主张拥蒋。”⁽³²⁾

胡汉民本人在他的《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文章，要求把抗日置于“剿共”战争的地位之上。他说，尽管他赞成“剿共”，但中国有200万名军人，肯定可以腾出兵力来抗日，并且两者可同时进行。胡认为，困难在于蒋不想抗日，他和汪只不过是打着“长期抵抗”的旗号：

我赞成长期抵抗，但我不是赞成长期抵抗的口号……假如“长期抵抗”只是自去年以来大家空叫的一个骗人的名辞，则我主张短期抵抗和立刻抵抗。我认为不能短期抵抗和立刻抵抗，便不会有长期抵抗。……去年一·二八之役，十九路军凛于军人守土之义，……他们不顾械弹之缺乏，武器之不良，航空设备之绝无，他〔们〕所有的，只是抗日的精神，和为民族效死的决心。假如南京政府能予以援助，……不急于对日妥协，订立《上海停战协定》，则自然能长期抵抗下去，而事实却一切相反，南京始终不愿抵抗。⁽³³⁾

可见，胡对蒋的批评既入木三分，又直截了当。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中国极不得人心，并给蒋介石造成了政治上的困境。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各有不同的反应，有时在政治上利用这个问题。蒋的态度并没有得到国民党领导人或是追随者们的全面支持。在国民党外，蒋发现他得到的支持甚至更少。这项政策最明显的反对者是中国共产党。江西苏维埃政府于1932年5月15日正式对日宣战。尽管以对日作战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宣言意义甚小，但共产党的立场有力地反衬出正忙于内战的国民党的不抵抗。正如易社强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战’……使它成为一场抗战中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代言人，而使其受拥戴的形象永垂史册。”⁽³⁴⁾

像1931—1932年中国所遭受的这类外国的攻击，有时可能会把一个民族团结起来，并增强其政府的力量。但这种情况没有在中国发生。整个国家和南京国民政府仍是一盘散沙。当每个人——蒋介石、他在国民党内的对手、地方军阀、南方政客——都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时，他们都仍然希望利用日本问题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似乎是军阀年代的延续，并使日本极端分子坐收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