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诚信价值观问题既受到中国古代思想先驱和当代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也是西方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考的重要主题。诚信价值观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本书研究必须首先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价值论和信用批判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诚信价值观的理论是研究诚信价值观的形成机理问题的理论基石。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者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实践中的根本问题。深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一基本问题，是我们观察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解决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意识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新媒体时代社会环境这一社会存在的变化，导致了诚信价值观形成机理的变化，这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研究诚信价值观的形成机理和诚信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存在进行科学考察和深入分析，以确立符合社会存在的培育目标。

二、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是关于价值本质的学说。与其他价值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在理论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在实践上坚持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念”，科学性、革命性是它的显著特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的价值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共产党宣言》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共产主义价值观念，明确把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理想与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也包括含诚信在内的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本书研究诚信价值观的形成机理，宗旨就是提高人们的诚信道德素质。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思想来源。

三、马克思主义信用批判理论

信用虽然不等于诚信，但与诚信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信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多是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信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失信现象，而失信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极点。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列宁在深刻观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象的基础上，无情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虚伪本质，“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官僚主义等政务失信现象开始在苏俄新政权中滋生蔓延，突出表现为对待人民群众不坦诚，不能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列宁深刻指出了这种现象的严重危害性，“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这些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是促进人们形成诚信价值观，建立诚信社会的根本；社会诚信建设的步伐应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相协调，即在生产力水平整体还不够发达的基本国情下，对人们的诚信道德素质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四、中国共产党关于诚信价值观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关于诚信价值观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关于诚信的重要论述上。

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才是诚信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官商勾结”“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失信问题，毛泽东主张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引导人们树立诚信价值观，以增强经济活动主体的诚信道德意识。他说，“企业偷税、漏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政策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政策朝令夕改，人民群众就不会信任”，他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风气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社会道德风气不佳，例如诚信缺失、行贿受贿，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江泽民强调广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身示范引领社会诚信建设，他指出，“信用既属于道德范畴，又属于经济范畴，要通过法治和德治双管齐下来解决社会失信问题”。胡锦涛要求全体社会成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诚实守信为荣，加强社会道德治理，以构建和谐社会。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研究诚信价值观的形成机理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围绕诚信主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其理论特色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诚信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诚信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他既强调要“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又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诚信的重要论述体现在历史维度上，即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资源，继承其精华，同时又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诚信价值由国内向国际拓展，即以诚信政党建设、诚信社会建设和诚信国家建设为诚信建设的价值取向。党的先进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良好的诚信道德素质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社会诚信在诚信四大领域系统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之一就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诚信水平体现着该国的软实力。在发展对外关系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诚信交往，宣传中国人民良好的诚信道德品质，树立诚信的国家形象。三是诚信建设由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长期以来，我国的诚信建设注重诚信道德教育，而在诚信制度建设方面力度不够大。习近平总书记注重从制度层面推进诚信建设，强调诚信建设措施的可操作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明确要求“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诚信的重要论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助推了中国梦的实现，提高了我国诚信文化建设的水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诚信的重要论述为理论指南，不仅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有关部门的责任担当，也是培育诚信价值观，促进个体形成诚信价值观的现实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对本书研究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毛泽东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基于这些理论，个体诚信价值观的形成，其根源是个体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客观实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个体诚信价值观的变化，这为研究新媒体时代诚信价值观形成机理的变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