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甫
沃尔夫冈·歌德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长寿作家之一；他生于十八世纪中叶，逝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度过了八十三个春秋。在这近一个世纪中间，在德国和欧洲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影响社会进程的事件。1824年2月25日他对艾克曼不无感慨地说道：“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1]在这之后直到他逝世的1832年的八年里，还发生了改变欧洲现状的法国七月革命等事件。他不仅仅是一个证人，而更是用笔写下了他的证言。伴随他漫长一生的是他永远活跃的创作激情。他在一首短诗里写道：
生活在世界历史中的人，
难道他应当把自己顾怜，哪怕是瞬间？
谁锲而不舍用目光紧盯住时代，
他才可以议论，才配写出诗篇。
或者如他在1797年一份描述自己的文稿中所言：“永远活跃的、不停顿自内向外发生作用的诗歌创作冲动，是他存在的中心和基础。”在他的笔端，呈现出的是时代风云，映射出的是历史的运动，描绘出的是万物的面貌，追求的是生活的真谛，反映出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海涅说得好，世界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于是就创造了歌德，歌德是世界的一面镜子，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他本人亦在其内的一面镜子。
歌德八岁时，用稚嫩的小手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歌，这是他在1757年时写给外祖父母的新年贺诗，到1831年10月他完成了他的自传《诗与真》的第四部，并在他逝世前两个月写下了一首四行诗《年轻人……》。
在这七十多个春秋里，他创作了小说、戏剧、叙事诗、抒情诗、文论、科学著作，包括日记、书信在内，以权威的魏玛索菲版计，共一百二十九卷。
理解歌德包括他的诗歌在内的创作，他本人在他的自传《诗与真》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他写道：“这样在我的一生中，我们不能偏离的一种方向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说，把那些使我欢乐和痛苦或者其他我所能从事的事情转化为一幅画、一首诗，以此为自己做以了结，便于去校正我对处理事物的理解和使我内心得到安宁。没有人比我更需要这种把他的本性从一个极端抛向另一极端的才能。”他接着写道：“我所写出的一切，只是一部巨幅自白的片段。”狄尔泰在他的《经历与创作》这篇著名文章中做了这样的表述：“歌德创作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特点就是，它出自经历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能量。”他更进一步地解释说：“到1796年完成《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为止，歌德的全部创作都是出之他的个人的经历。”在歌德的作品中，无论小说、戏剧、诗歌，都是他本人经历的一种艺术性再现，都是他本人生活的一种折射，是欢乐的一种释放，是痛苦的一种和缓；他借助他的创作使受到磨难的灵魂得到解脱，可以说，歌德的创作是一种自我蜕变、自我解放，也是自我发展的过程。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戏剧《克拉维果》《塔索》《伊菲格涅在陶里斯》《威廉·迈斯特》《浮士德》等中，读者都能清晰地看到歌德的存在；在他的抒情诗中就更为明显可见。这里不妨引用歌德说的一句更直截了当的话，1827年9月27日他对作家和翻译家卡尔·伊肯说：“我写出的一切都基于生活经验，这样我就可以表明和希望，人们能够和会再次经历我的创作。”歌德的创作以诗歌始，也以诗歌终。包括《西东合集》在内，他一生写有两千多首诗歌，在体裁上从早期的阿那克里翁体[2]到晚年的信笔拈来的诗句，几乎涵盖当时所有的诗体：民歌体、颂歌、自由体、六音部诗、Distichen（两行诗体）、十四行诗、哀歌体、格言体、谣曲等；就其内容而言，有抒情诗、叙事诗，富有哲学的思想诗、讽刺诗、格言诗等。它们，除去为数不多的宫廷应制诗和应酬、游戏之作，共同组成了歌德诗歌大花园中的各种绚丽多彩的奇花异葩。
在这座诗歌花园中间，那些抒情诗尤为鲜艳亮丽。它们都是歌德生活和情感所投下的影像。斯·茨威格在为一部《歌德诗选》写的序言中说得好：“在歌德那里很少有没有经历而写出的诗歌，这也正如很少没有诗歌的金色影子的某种经历。”把它们按写作年序排列起来，歌德的情感生活、艺术创作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便清晰可见，他的人生轨迹便凸显出来。这也即是说，不了解歌德本人的生活，便无法理解他的诗歌的真正内涵和真正的意义。
歌德的第一批诗歌产生在他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期间（1765-1768），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安内特》被谱成歌曲出版了，随后又在从莱比锡返回故乡法兰克福后出版了他的另一本题为《新歌集》的诗集。《安内特》中收进了19首诗，这其中有这本《漫游者的夜歌》中的《致睡眠》；1769年歌德的第二本诗集出版，但没有署他的名字，这其中有《良宵》《幸福和梦》等。这都是些短小的、有着当时流行的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歌德真正投入情感的是那些抒发爱情的诗。他在莱比锡求学期间爱上了一家酒馆的女儿安娜·卡特琳娜·许克普夫，即是歌德在《诗与真》中的安内特。歌德爱上她，也就是在这种炽热的爱中，他写下了这些使他感到爱的欢乐和因爱而带来的苦恼。歌德和安内特这段恋情由于年轻恋人所带有的脾气作怪，和随之歌德因咯血离开莱比锡而结束了。值得注意的，就是歌德在《诗与真》中讲述这段爱情经历时，写下了上面所引用的那段话：“把那些使我欢乐和痛苦或者其他我所从事的事情转化为一幅画、一首诗……”
给歌德带来诗歌创作上的突破的是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学习年代，从1770年4月至1771年8月的不足两年的期间，他读完了学业，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但重要的是他结识了当时“跻身于那些早已为国人所仰望的第一流人士之列”（《诗与真》）的赫尔德，歌德对他怀有强烈的爱慕和敬重，而尤为重要的是在斯特拉斯堡近郊的萨森海姆经历了一场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作为狂飙运动纲领制定者，赫尔德对歌德思想上和诗歌创作上起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与赫尔德的交往中，歌德接触了莎士比亚，熟悉了苏格兰诗人欧西安的诗歌，接受和喜爱上了民歌；而且创作了民歌体的诗歌《野玫瑰》《紫罗兰》《屠勒王》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标志着他诗歌创作上的一个突破，突破了莱比锡时期阿那克里翁风格的束缚。歌德在斯特拉斯堡不足两年的时间，所创作的诗歌被称为“萨森海姆诗歌”，这中间不仅是他的少数民歌风的诗歌，而主要的是他的爱情诗。歌德在萨森海姆邂逅了一个牧师的女儿弗里德利克·布里昂。正是这个美丽而朴素、俊俏而端庄的少女扣动了歌德的心扉。歌德热烈地爱上了她，她也以自己的爱回报。在《诗与真》的第十卷和第十一卷中，他以欢快的笔触描绘了他与弗里德利克相爱时的种种愉悦的场景；他更用他的诗情把这些欢乐化为诗。他在这个时期写的抒发爱情的诗歌中有《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以及《描花丝带附诗》《弗里德利克，醒醒》等。《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诗人形象地描绘了匆匆和恋人相会时的狂喜和旋即离去的惆怅；在后一首中诗人抒发了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对大自然感受到的快乐、激动。大自然不再是陪衬，而是作为独立的形象，与主人公的情感或相峙而立或融为一体。它们的情感纯真、强烈；音节铿锵，韵律优美，节奏鲜明；成为歌德诗歌也是世界诗歌中的珍品。
歌德在1771年8月结束学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稍后他不辞而别返回法兰克福，随之歌德的这次“始恋终弃的爱情”宣告结束；弗里德利克为此终生未嫁，而歌德也一直为此歉疚悔恨。他在他的作品《诗与真》《葛兹·冯·伯里欣根》《克拉维果》，也包括《浮士德》（第一部）中，做了他文学上的忏悔。
歌德返回故乡后不久就前往魏茨拉帝国法院实习，认识了也爱上了夏洛特·布甫。这是一次无望的爱情上的经历，它成了歌德稍后返回法兰克福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动因，这部作品以及他此前不久完成的戏剧《葛兹》和未完成的《普罗米修斯》（留下的片段即收在此选集中的那首《普罗米修斯的独白》），都是发生在1770年至1785年文学上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性的作品。此外尚有《穆罕默德之歌》《伽尼墨得斯》《艺术家的晚歌》等，这都是崇尚天才、歌颂自然之作。
1775年，是歌德生活史重要的、有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的4月他与一个银行家的女儿莉莉·勋内曼订婚；在同年年底他在魏玛认识了夏洛蒂·冯·施泰因夫人。歌德的一些优美、深沉的爱情诗就是为这两个女人而写的。歌德与莉莉的婚约不足半年就解除了，然而这半年时间却是集欢乐与烦恼、幸福与苦闷于一身。他爱莉莉，却不愿意失去自我，他欲罢却又不能。他不愿意与莉莉周围的“俗不可耐”的人周旋，可是即使他离开莉莉的身边却仍感到找不到自己的幸福。他喊出“爱情，爱情你不要把他纠缠”，可他却仍掐不断“这条纤小的魔线”；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是“莉莉动物园”中的一头笨熊时，他毅然地摆脱了这段恋情。他这期间写的一些诗歌《新的爱情和新的生活》《致伯林顿》《莉莉的动物园》等，用这些诗不仅倾泻了自己的情感，也为自己的生活重新校正了方向。尽管他此后在一些诗中和戏剧《斯台拉》的初版献词中仍旧怀念他与莉莉相爱的日子。
歌德离开了故乡，1775年11月应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之邀到了魏玛，成为公爵的知心好友，得到了公国执政者、奥古斯特母亲安娜·阿玛莉雅的器重，并于翌年6月被任命为公国的枢密顾问，他登上了仕途，在政治舞台上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这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他的思想更为拓展，他的观察力更为敏锐。但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如奥托·孔拉迪在两卷集的《歌德传》所谈的：“继续存在的对个人权利的要求，他与自然相连的经历，他对实现自我的希望。”[3]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希望》《浪游人夜歌》《海上行》《水上精灵之歌》《冬日游哈尔茨山》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冬日游哈尔茨山》，歌德1777年冬随同奥古斯特公爵在哈尔茨山狩猎途中离开，独自骑马漫游哈尔茨山，之后用希腊颂歌体写成这首诗。这是一首不易理解的诗。它的跳跃性强，跌宕起伏，转折迭现，内容不相连属；读后有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受。歌德本人借评论他人解释这首诗的机会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分段做了梳理和解释。诗人和歌德学者冯至在谈到他读这首诗的体会时称，它表现了歌德本人的思想在过去与现在、不幸与幸福、空想与事业、现实与理解之间的徘徊。这首诗的艺术性得到了高度的评价，里尔克在1912年一封致友人的信中称：“这首诗是纯正的出色之作……这首《冬日游哈尔茨山》此后我就视为是最有力的最纯洁的，它是最美的诗作之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伤它分毫。”[4]
在魏玛的初期十年间，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交往是他生活史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章。夏洛蒂·冯·施泰因是魏玛公国宫廷的马厩总管施泰因的妻子；她比歌德大七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容貌说不上漂亮，但却有着少妇的魅力，温柔聪颖，贤淑内蕴，是一种智慧型的女人。歌德一进魏玛不久，就被她所吸引。他俩几乎每天见面，一道读荷马、斯宾诺莎；她为他记录他口授的文学和科学著作，誊清文稿，是他精神上的支柱和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朋友。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薄弱之处由于你而得到保护，我的漏洞，由于你而得到填充。”歌德从1776年始共写给她一千七百多封信和短柬，他在一封信中称：“我的灵魂紧紧依附在你的身上，你的爱是我生活中的灿烂之光，你的赞扬是我无上的荣幸。”（1781年10月29日）称“她是自己灵魂的引路人”。他俩之间的关系超出友谊，但绝没有越过底线，可以说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写有两卷本《歌德传》的著名学者毕肖夫斯基称歌德与施泰因是一种“灵魂上的婚姻”。歌德在他朋友给她本人的信中，尤其是在他的诗作中，倾注他对她的依恋，抒发了他对她的爱情；诗歌成了他的情感的唯一外化形式。他在1784年8月致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之所以那样喜爱诗歌，是因为我在此中能以成千种形式谈论你，谈论我对你的爱情，除了你任何人都不会理解的。”他为施泰因夫人写的这些诗歌，如《命运，为何给我们慧眼》《不得安宁的爱》《致丽达》等都已成为歌德抒情诗中吟咏爱情的名篇了。
歌德与施泰因夫人的友谊持续十二年之久。1786年9月他前往意大利，不辞而行，不仅没有告知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连施泰因夫人也不得而知。职务遇到的阻力，环境的污浊，他的精神、他的创作激情被窒息，他疲惫了。就是与施泰因夫人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一种灵与肉的冲突。于是这位魏玛公国的重臣，匿名逃往意大利，逃往他童年就向往的意大利。
歌德在意大利停留了仅一年半多，1788年4月由罗马返归魏玛。而就在返回魏玛的一个月之后，他就在公园里邂逅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安·乌尔庇尤斯。他对这个充满青春活力、朴实大方，虽不十分俏丽，但别有风韵的姑娘一见钟情。他很快就与比他小16岁，时年二十三岁的克里斯蒂安同居了。歌德顶住了各种非难和物议，他在灵与肉上得到愉悦和满足。他没有像此前那样，用诗歌来抒发他对自己所爱的女人，如安内特、弗里德利克、莉莉的爱恋；在寥寥无几的诗歌中只有他在1813年写的那首《找到了》是他当时情感的写照；但克里斯蒂安在歌德这时期的诗作中依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返回魏玛后，歌德在1788年至1790年完成了由二十四首组成的《罗马哀歌》。可以说，如果没有克里斯蒂安的情与爱，那这组长诗会大为逊色。赫尔德在1795年7月25日致友人信中写道：“大多首哀歌是他返回后在迷恋乌尔庇尤斯女士的初期写就的。”
《罗马哀歌》（Römische Elegie）原题为《罗马情歌》（Römis- che Erotik）。Erotik这个字本义就是性爱、肉欲，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知道，Erotik是这组诗的主要内容。发表时改为《罗马哀歌》，哀歌（Elegie）是一种六音部和五音部古罗马的诗体形式，表达的是对往昔的感伤、哀怨、眷恋的情绪，也可以用来抒发怀念和回忆的情感。这首《罗马哀歌》是他对意大利停留期间的某种形式的总结。艺术、大自然、古罗马的爱情诗人和神话中的那些追逐性爱的神祇都成为他描绘的对象；而更重要的一个主题则是性爱的欢愉和自由。已为歌德研究者所公认的，近四十岁的歌德在罗马才第一次体验和享受到性爱的快乐，他在罗马才第一次有一个情人，即第十八首中提到的福斯蒂娜。与克里斯蒂安的结合，更加重了《罗马哀歌》中的性爱的分量。在由二十四首组成的《罗马哀歌》中，歌德在少数几首中描绘得十分大胆恣肆，用字毫无禁忌。这使歌德在发表时把其中两首撤了下来。在这个选择集里，由于篇幅所限，我选了包括这两首在内共十四首。
歌德从意大利返回，他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位置和自身的价值。1787年3月他在给公爵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重新找到了自己，我是什么呢？是个艺术家！”他辞去许多重要公职，只负责文化和艺术的事务。他致力于科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上的创作。由于与克里斯蒂安的同居，引起了施泰因夫人的不满，持续了十二年的超乎友谊的关系中断了，但是他有了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就是他与席勒的结交，随之形成的真挚的友谊。从1794年至席勒逝世的1805年，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开创了德国文学史的一个“古典文学”时代。从罗马归来，特别是在与席勒合作的年代，他精力充沛，诗才勃发，除完成了组诗《罗马哀歌》外，创作了《培索》《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抒事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浮士德》第一部。在诗歌创作上，要提到的是他与席勒1795年共同发起的一场讽刺短诗之战和1797年的“谣曲年”。
所谓的讽刺短诗就是指一种两行体的赠诗（Xenie），一种类似格言的诗体形式。1795年歌德目睹德国文学界、学术界的种种不良弊端，他和席勒办的一种文学刊物《季节女神》遭致非议攻击。他感到愤怒，于是联合席勒，用这种短诗形式进行反击。这一年他俩共写四百一十首两行体的短诗，对德国文坛、德国文学术界的丑恶现象进行攻击，苛刻地嘲弄了他们的敌对者；同时也借此机会申明了他们的美学观点，表达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科学的态度。
这些讽刺短诗的发表激起了德国文学界的一场轩然大波，歌德和席勒，而主要是歌德受到激烈的反击。然而他和席勒并没有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而是掉转头来进行创作，他在1796年11月15日致席勒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勤奋地创作更伟大的更高尚的作品，和把我们的诗意的本性转化为高贵与善良人的形象，以羞辱我们所有的对手。”1797年他与席勒各自写出了多首叙事谣曲，这一年就被称为“谣曲年”。
谣曲（Ballade）是欧洲文学中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与民歌有着亲缘关系的体裁。谣曲是以诗的形式讲述一个完整的事件或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有抒情性的描写，有戏剧性的冲突，是“叙事的诗歌”。歌德还在早期就以这种体裁写过《屠勒王》《渔夫》《魔王》等，在这个谣曲年歌德创作了《掘宝者》《科林斯的新娘》《神和舞女》《魔法师的徒弟》等。这些谣曲创作表明了他在艺术上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对生活、人生观察和哲理思考上所达到的高度。读者在阅读时得到的不仅是审美上的享受，而且能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1805年5月席勒的病逝对歌德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挚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失去了我生命中的一半。”他为了缅怀死者，想完成死者的那部未竟之作《特米特里》，但未果；为悼念席勒，在一场演出席勒的《大钟之歌》，他写了一首收场诗：
他是我们的！让这骄傲的字眼
发出的声音远盖过那揪心的悲痛。
……
他的精神威武地继续
向真、善、美的永恒迈进。
无形的平庸，留在他的身后，
把我们大家束缚得紧紧。
席勒的逝世给歌德带来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孤独。从1806年起，他的情感恢复了平衡，开始频繁进行交往，勃发了新的活力和新的诗情。1807年间他写出形式固定、韵律严谨的十七首十四行诗。创作这些十四行诗的缘起，是1806年12月与浪漫派诗人查哈利亚斯·维尔纳等人一次耶拿的集会，维尔纳朗诵了他的一些十四行诗，这激起了歌德的兴致。在谈及此时，他写道：“这是席勒死后我第一次在耶拿平静地享受到聚会的快乐；在场人的友谊激起了对逝去的人（指席勒——编者注）的思念和对再次感觉到的损失所要求弥补的渴求。……在这样的时期，诗歌艺术却提高和宽容地显现出来，对心灵的要求予以提高，对强烈的满足感予以宽容。这就是施莱格尔从前娴熟运用的，由维尔纳乐于提升为悲剧性的十四行诗体。”[5]
但事实上，歌德在这十七首十四行诗中所流露所表现的，超出了他在上面这段引文所表达的。当时经常在耶拿出版家弗洛曼家里，和在耶拿近郊齐格萨男爵庄园举行的聚会上，出现了两位年轻美貌的少女弗洛曼的养女米娜·海尔茨伯利（1789-1865）和齐格萨的女儿苏尔维（1785-1855），她俩都对这位已近花甲之年的诗人抱有父亲般的崇敬之情，可歌德却逐渐地陷入一种“女儿、女友和小爱人”的情感里。然而歌德不仅有着一种转化的才能，也有着一种自制的力量，他把他对这两位如花少女的矛盾心理转化为十四行诗，在《哑谜》《成长》等诗里，明显看出米娜·海尔茨利伯的存在，在他发表这些十四行诗时保留下来的两首诗，即本选集收入的《少女和诗人》和《纪元》就是为苏尔维而写的；另一方面他也用这种外化的形式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校正了生活的方向。
1813年发生了莱比锡的民族大会战，拿破仑被联军击溃，而在这民族解放战争进行正酣期间，歌德却躲在书斋里把他的目光转向东方，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接触到十四世纪波斯诗人哈菲斯（1320-1389）的抒情诗集。他这时积累的中国知识，为他几年后创作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奠定了基础，而同哈菲斯的接触激起了他的诗情。对爱情、美酒、大自然的讴歌是这位帖木儿王国全盛时代诗人的主要基调，它们引起歌德的强烈共鸣，并使他摆脱开精神感到压抑的现实。他1815年在《日记和年志》中写道：“他（指哈菲斯——编者注）的全集确实对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迫使我非从事创作不可。”他从1814年开始创作《西东合集》；他不拘一格，这些诗歌有格言，有长诗，有短句，有的是信手拈来，有的是凝思冥想之作。在哈菲斯的激发下，他对生活、爱情、人生、道德宗教、伦理进行新的、富于哲理的观察。《西东合集》共十二篇三百余首。歌德为了便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西东合集》，亲自为《西东合集》写了一份广告，录了诗集的第一首诗的第一节，称这是诗人的思想和意图：
北方、西方和南方离析分崩，
皇座碎裂，帝国颤动，
你逃走吧，在纯净的东方，
去把宗法的空气品尝。
爱情、唱歌和畅饮，
吉塞泉[6]使你重返青春。
在谈及《西东合集》时，必然要谈到发生在这时期歌德与玛丽雅娜·维勒迈尔的一段恋情。波斯诗人哈菲斯激发了他创作的诗情，而扣响他的琴弦，使《西东合集》中《苏莱卡之歌》一篇的美丽诗行不断涌出的则是这个时年三十岁的女人。
歌德1814年第一次在他的朋友银行家维勒迈尔家中看到玛丽雅娜·荣克，她是维勒迈尔的养女；翌年，当歌德再次见到她时，她已是维勒迈尔夫人了。这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女人，她对歌德怀有强烈的敬意和爱慕之情；而六十五岁的歌德则对玛丽雅娜暗生情愫。他在精神上渴求，在行动上却规避。但他是诗人，他有着把他的欢乐和苦恼、把他的矛盾和情结转化为诗的才能。这次他以一个“西方歌者”身份写出的“东方诗集”倾诉了他的爱恋之情。《西东合集》中《苏莱卡》就是这段恋情的产物。但玛丽雅娜不是一个德国的少妇，而是一个头戴面纱的波斯少女；而歌德不是一个德国诗人，而是一个头戴缠巾的波斯歌者。
在此后的岁月，歌德还不时忆起相聚时的快乐和离别带来的惆怅，1828年写的一首题为《给上升的满月》就是为她而作；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他在寄还给她的一些信件中，附上了他写下的一首短诗，表达了他对往昔那段美好时光的怀念之情。
老年歌德在诗歌创作上仍孜孜不息，他写了数百首《温和的馈赠诗》，这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不断闪现出的智慧的火花。此外，歌德1827年写了一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共十四首。这些诗都是咏物的，但托物寄情，比兴丰富，他借助这些诗抒发了他对东方古国的憧憬，《激情三部曲》则是他晚年的最为重要的诗作。
像歌德一些抒情诗珍品都是他恋情的映射一样，《激情三部曲》是他晚年感情生活的一种转化。
1823年他又一次在玛里昂巴特遇到了他此前在1806年见过的乌莉克·莱温佐夫。1823年，这一年她已成长为一个十八岁俊俏的少女，而歌德时年已七十四岁，她视之为爷爷辈的老人。歌德先是对她怀着父亲般的钟爱，可随之爱情不可遏制地冲破了他理智的闸门，竟然委托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代他求婚。他的求婚遭到了婉拒。歌德为了倾诉对她的爱，写了许多首诗歌。1823年9月他与莱温佐夫一家最后告别，在返归魏玛的途中把他的一生中最后一次爱情上的喜悦和痛苦、断念和绝望转化为一首哀歌《玛利浴场哀歌》。在诗的前面他引用他在《塔索》中的两行诗：“如果人在他的痛苦中静默，/一个神就让我说，我苦恼什么。”这是塔索在倾吐对公主的爱遭到摈斥后一段独白中的诗行。它痛切地表达了歌德此时的心境。
在《玛利浴场哀歌》稍前和稍后诞生的《和解》和《致维特》两首诗，歌德在整理它们时并没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亲自冠上了《激情三部曲》的标题；前者是为波兰钢琴演奏家玛丽亚·斯齐玛诺斯卡而写，《致维特》则是应魏加特出版社为纪念《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五十周年之约而作。这三首诗虽然各自独立，但它们都是老年歌德心态的写照。
歌德的诗歌，基于经历，源于生活；毕肖夫斯基在他的《歌德传》一书中写道：“出于特殊处境诞生的诗歌，都被特殊的个人的、地方的和时间的关系所渗透，这使那些对此素无所知的读者感到迷惘。”[7]因此我在本文中就此做了较多的说明。这便于读者对歌德的诗歌有更好的理解。识其人而知其诗，读其诗方知其人。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本人的喜怒哀乐，都有他的经历和遭遇，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把它转化为诗的能力；有一些诗人有这种转化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使他们的诗歌成为佳品的才能。而只有伟大的诗人，才具有卓越的转化的天才，使它们成为自己诗歌中的传世之作，使它们成为世界诗歌中的珍品。而也正是由于他的转化的天才，使他的诗歌达到从特殊步入一般，从有限进入无限，从瞬间化为永恒的高度。
再就这个选本赘言几句。
斯·茨威格在《我选的歌德诗》的序言中写道：“从歌德的抒情诗选出本质性的诗行，那是一项大胆之举；可这是一项必须要做的选择。但是审美判断的绝对性是不能作为选择歌德诗歌的原则的，因为这必然会把抒情诗和生活、机缘和内容、艺术作品和传记恰恰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分割开来。”[8]他认为：“作为创作秘密的歌德生活，是选本的最高规则。歌德的作品和生活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我认为这是对的，因此我以年代为序[9]，选了包括从《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和《浮士德》选择出的在内，共二百多首歌德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它们反映了歌德的生活，它们所构成的轨迹即成为歌德一生所走的道路。
歌德诗歌中译已有许多，我的这个选本侧重于抒情诗，除了由我自己译出一部分外，其余选自冯至、绿原和樊修章三人已出版的译文，他们是著名诗人，歌德研究者，翻译者。得以被授权使用他们的译作，令我深为铭感。他们的译文使这本书大为增色。在诗的选择和安排上，由于时间匆忙和力有不逮，疏漏之处难免，望得到读者的指正。但愿这本选本能为读者带来审美上的享受和加深对歌德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