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杂草丛生的麦田

a　五颜六色的脸

一九八五年之后的中国文坛，很接近京剧脸谱，那种厚厚的光彩油腻腻地画了满脸，纯浪漫的形式化的激情弥散开来，一切都在升温，小说、诗歌乃至戏剧、电影都不约而同地广开门路，或另辟新径，像大雨中响起的声嘶力竭的呼喊，雨点和声音沾在一起，使得栩栩如生的不是人物而是背景。

整个文坛飘起了大雨，可没有人等着天晴。

据《绿风》诗刊粗粗统计，一九八四、一九八五两年之中，就诞生各种文学组织几千个，有的组织仅有两个人，可是旗号很大，大旗举过几天兴致索然后，便卷起来或干脆扔掉，两个人也分道扬镳，又各自与另外的人合营，举起更大更鲜艳的旗帜。四川诗人孙建军一九八七年在青岛讲过一个笑话：一天，他走在成都的大街上，随便问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是诗人吗？”那厮立住脚严肃地说：“以前写过两首。”

随后，各种形式的文学大奖赛如大雨之前的蚂蚁一样成群结队地跑了出来，以高面额悬赏捉拿试图碰碰运气的文人，但评选结果，大多又这样草草结尾：鉴于没有收到最上乘稿件，因此一等奖空缺。高面额的奖赏比水中的月亮更不可触摸。我的一位朋友三个月参赛六次，半年之后他沮丧地告诉我，“有两次获了鼓励奖。”但我知道参赛的都是同一组诗歌作品，因而写信安慰他，“一条长蚯蚓钓两条小鱼，挺合算的。”现在，我的这位朋友成了两家快餐厅的经理，腰缠万贯，左脚用劲一踩，胯下冒着烟一下子跑出老远，其中有一家装璜质朴清雅，名之曰：诗人聚乐部。可见，灰确实比土热。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北京一座高层建筑十层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一直尊敬的诗人林莽给我朗读了他最新写就的诗句：

阳光需要温和下来

海需要沉下来

星空静憩于头顶

这时，你走过沉沉的夜之大地

把逝去和向往的组成情感的河流

一切都跃然于脑际

闪闪如夜空的星斗

——《星光》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夜里三点钟过后，我渐渐入睡的时候（那个夜晚我很疲倦），耳畔响起的他那近乎梦呓的轻轻的京腔。

徒劳无功和紧张无目的的气氛需要时间沉淀下来，恰如五颜六色的脸需要清水冲洗之后，眉目之间才会爽朗起来。

b　隔靴搔痒

中国作家的信仰深深地隐于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真正地理解每一位作家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这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我们文化传统的另一部分就是封建割据，其最高境界就是使我们的思考非常细致、非常艺术地缩进一个个坚硬的壳中。

大巧成拙，大智若愚，大音无声，大象无形，这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核。绘画、壁雕求拙且愚，几滴墨传神，三两刀达意，乐流空灵，丝竹之调若隐若出。文人更是情致中人，仙、酒、自然、梦，难解难分，超然脱俗，信驴由缰。

可是上千年来高壁上，院落里，从帝王到庶民，雕栏玉砌，大红大绿，从龙戏凤到年画，婚丧嫁娶，喜庆悲哀，更是紧锣密鼓，唢呐齐鸣。文人们或则红楼狎妓，或则草席冷衾，仕途受阻，纵情田园。古典文坛绝少有健康向上的形象。

由此可见，传统的核从某种角度讲被文人们自己从纵向上折断了，我们的艺术家离生活太远。毛泽东很头疼这一问题，他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当代文学家们意识到了这种断层，开始修补这座断桥，可是又险些在横向上折断了。

诗歌明显地碎了，无形的手在九层楼把一个硕大的罐子扔到了现代的水泥地上。诗歌消失了，只剩下了诗人，确切地讲是写诗的人：工业诗人（矿山诗人，钢铁诗人），乡土诗人，军旅诗人，新边塞诗人，校园诗人，生活诗人，探索诗人，爱情诗人……像自由市场，每人守着一摊，貌似公平地竞争。

诗人离生活（诗的对象）太近了，几乎摸到了“大象”的身上，腿、肚子、尾巴、长长的鼻子，每只手都在为自己小小的真实而激动。

我们的小说似乎还清醒，在八十年代结束之前，短短十年之内，便实现了两次拉锯般的热闹与繁荣。第一次是初期的实验小说热流，其二是中后期的寻根风气。这种沿坐标轴向截然相反的方向摸索的尝试构成了很有趣的一幅画面：往前走不通了，返回去试试看。

有时候，我们只是在说话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们要说什么，八十年代的小说是怀着形式上的实验激情上路的。起步的一开始就表现了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全新的姿态，崇尚技巧，崇尚形式，崇尚结构和语言，一副创造新小说的大模样。这一时期，欧洲和美国人帮了我们不少忙。作家们怀着实验的冲动，几乎想让一切崩溃，让一切立即真相大白，不惜打碎一切旧的格局，但又无力建立一种新秩序。这种小说出自小说的恶果造成小说整体的支离破碎，智慧的碎片闪着星星点点的光泽。

一个人大发一通宏论后，思想几近枯竭，接下来必须改变谈话方式及谈话对象，以求依旧显得生机勃勃。《百年孤独》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突然在一夜之间开始了对逝去一切的热烈怀想，他们以退为进，向故事的源泉地进发，以图找到仙丹，来补充大脑中智慧的匮乏，他们东拉西扯，品头论足，又极尽自残自贱之能事。用草木皆兵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不算太过分，一枚古币甚至一块瓦片，在小说家们眼里都闪着金属的高尚和古陶器的神秘光辉，都隐匿着力量，都与主题息息相通。这一时期的小说更接近寓言或启示录，几乎连小说中的标点也在讲述道理，作家们以一种深沉的偏执绕到了自己的背后。

美国小说家巴斯在谈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文风时，有一段精彩的自责：“又一篇关于故事创作的故事！又一次无目的的倒退！有谁不更喜欢这样的艺术，它至少是公开模仿某种不属于其自身过程的事物？并且频繁地声明：别忘了我是一件人工作品。”

说到底，“寻根小说”（这个概念是极不准确的），是继形式的厌倦之后对内容的又一次兴趣实验，这类小说有两块最明显的胎记：严肃但有限的才智和对语言糟粕的偏爱。这两次高潮训练了众多小说作家，但只产生了极少量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以来，诗人和小说家们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我们的胜利很有限，文学不能缩进一只精致的罐子里，也不能将罐子摔碎，更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混为一谈。用同一把刷子给每张脸做死板的标记。

我喜欢一部小说中的这样一句话：我不想看你的嘴，在黑黑的夜里，我只想听你的声音，那是歌的本质。

c　文学学徒

“作家班是怎么一回事？”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美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克拉克·米切尔先生问。

“类似一种加工机器。”我想了好一会才说。

我开始时想使用文学学徒这个词，但考虑到过于简单，有敷衍之嫌，就铺开来解释了这部“加工机器”的背景。

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

第一次是七十年代上半叶由官方办的“小靳庄诗歌运动”。开始的动机似乎很庄严，但效果却显得有点滑稽，那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最糟糕的阶段。

再一次就是始于八十年代上半叶的“文学函授运动”。北京乃至各省的多家杂志期刊开设了各种文学形式的函授班，普及文学常识与文学创作，开始时并不正规，但效果却很难得，纯粹的诗歌小说观念像水浸入稻田一样浸入了青年们的心灵，许多人稻秧般被移插到文学新时期的水田里，在水的浸润下愉快而健康地成长了。

从某个角度讲，函授班是作家班的前身，或称之为雏形，归根结底，函授班还是一种“业余组织”，对那些立志于文学创作，并已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来讲，它显得不太正规。这些人迫切需要暂停一下，或提高，或深入，或转换视角，在这种焦急的呼唤中，只有高等学府承担得起这份额外的压力，但文学和文化是两个概念，作家班是个新创的名词，作家们走进大学校园，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给水车贮满水，或给电池充足电，教授们也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些“学生”。

作家班学员形形色色，各式各样，总体上讲，他们生活底子厚实，只是缺乏同样厚实的艺术语言，说是补课也行，说是换一池清水泡泡也行。谈到作家班学员的基本创作情况，我在此引用湖北作家刘富道先生的一句话：像刚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又鲜又大，色泽宜人，只是毛还没有擦净。

在和克拉克·米切尔先生谈话的尾部，我才使用了文学学徒这个词，并且告诉那位美国学者：“类于你们的格林威治村。”

“作家班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乡？”他最后问。

“就算什么都没有，希望还是有的。”我最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