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古史辨派先秦学术研究的反思

“疑古思潮”是20世纪20—40年代，对史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一场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潮。其参加人数之多，涉及古史范围之广，对中国古史、传统学术冲击之大，对其后史学乃至整个20世纪学术影响之深之巨，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无出其右者，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的第一学案。其对西方现代史学观、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之借鉴引入，对中国现代史学观、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之丰富与补充，对中国现代新史学之建立，特别是上古史的重建等方面，都有巨大贡献。其历史进化的史学观、实证主义的科学史学研究方法、文献材料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论证方法、对古史和古代典籍的大胆怀疑精神和勇于学术创新、开辟学术研究之新视野等，对当今之学界仍有借鉴意义。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古史辨派（疑古派）无论在学术动机（当然并非顾颉刚先生原意）、学术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具体的古史古书的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偏失。而这种偏失伴随着疑古思潮的巨大影响，也愈发显得严重。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思想史、学术史，特别是先秦诸子典籍，对于“疑古思潮”的偏失不得不重新回顾和反思。

首先，古史辨派（疑古派）考辨古史的出发点或者说动机是值得反思的，他们对待古代典籍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公允的。古史辨派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时代精神的影响，“疑古思潮”不可能是一场简单的纯学术活动，而是当时整个政治思想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古史辨派的出现与兴起，不仅受到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之影响，而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当时东西学术交融思潮推动下而兴起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反传统的性质已成为学界共识，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之后的“疑古思潮”自然也具有了反封建、反传统的因素。无论古史辨派的学者们是否有意识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但实际上他们的考辨活动却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功效。尽管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给自己的古史考辨定义为纯粹的学术活动，就是要考辨伪史、伪书，但《自序》中顾先生也有这样的叙述：“即在这个时候，蔡孑民先生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努力破除学校中的陈腐空气。陈独秀先生办的《新青年》杂志以思想革命为主旨，也渐渐地得到了国民的注意。又有黄远庸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人之公毒》一文，指斥中国思想学术界的病根非常痛切。我的一向隐藏着的傲慢的见解屡屡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调，使我胆壮了不少。以前我虽敢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21]“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22]从顾颉刚先生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顾先生是受了《新青年》思想革命的影响才开始宣布他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的。所谓打破“传统学说”、打破“偶像”其实就是打破长期以来形成儒家经学，以及在这种儒家经学支配下的中国传统学术（当然包括史学）。由此看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是深受“五四”思潮的影响，所以其辨伪考证的学术活动中就掺有这一时期思想革命的因素，即反封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讲，以顾先生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思潮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反封建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反封建的性质、反传统的任务，也使得这种疑古辨伪掺杂有非学术的因素，使得这种研究探讨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航道。这种认识，胡绳在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会议上的一段话最为典型：“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23]后人在评价古史辨派的贡献时也多肯定了此点。如尹达评价道：“顾先生对于传统古史的怀疑，无疑是我们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里应当历史地肯定下来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他继承了今文经学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到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24]

其次，古史辨派考证古史、辨伪古书的方法亦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古史辨派固然吸收了一些传统学术中考证辨伪的基本方法，但其主要的方法当来自西方现代史学。受西方历史进化论的影响，顾颉刚先生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演进的方法。它要求在研究古史时，对有关的每一种传说和记载作严格的审查与批判，准确把握材料的时代范围和演变状况，“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25]。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其实就是运用历史演进法取得的成果。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种观念指导下，顾颉刚及古史辨派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考证研究古史及其古代传说，取得了大量的古史资料的考订成果，对中国现代史学功不可没。然而，历史演进法重在揭示古史传说的演变和史料的真伪，它对古史传说完全采取了一种彻底推倒的处理方式，从而导致了考证过程中疑古过头的偏失。关于古史的传说虽然不能作为信史看待，但传说中也同样包含有可信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在处理古史传说时不应该一概抛弃。而古史辨派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意去分辨。任何民族的早期历史都有传说的成分，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传说。在中国上古传说中固然掺杂着一些神话因素，但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审视这些传说，透过传说中的神话因素，结合考古发现，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早期的历史足迹。古史中关于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固然掺杂着神话因素，但“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派都漫无选择，一古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员再去染指”[26]。

受美国实用主义史学方法及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影响，顾颉刚先生提出了“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史学研究方法。胡适受杜威的影响，非常重视假设实验的方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27]这一研究方法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影响，就是不把一切学说、学理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而视为待证的假设，“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28]。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写道：“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29]这就是顾先生古史研究中所运用的“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方法，其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就是以这种方法论证的。

在古史辨派兴起的二三十年代，胡适、顾颉刚及其他古史辨学者对于古史、古代典籍、古代学术的基本观点是怀疑主义。胡适直接喊出了“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口号，大胆地对传统学术提出怀疑。这种在大胆怀疑前人的基础上，再进行新的探索的方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其实质是要冲破陈腐的儒学经传的束缚，解放思想。因而，这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问题，其实质已经包含了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蒙昧主义的思想，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但我们以今天的眼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绝对的怀疑主义也是值得反思的。客观公允地说，无论是“疑古而失之”，还是“信古而失之”，都是不可取的。正因为古史辨的学者们这种“怀疑主义”的出发点，所以，导致了古史辨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怀疑过头，出现了“疑而过”的问题。其《中国辨伪史略》，第一次将中国古代史学的全部发展描述为“造伪”与“辨伪”的过程，其中使用了“古人缺乏历史观念”等标题，提出“只为古人缺乏了历史观念，所以最不爱惜史料；因而写不成一部可靠的历史”[30]，认为用人有致用观念，没有历史观念，春秋时人“对于夏、殷的故事都随便说，孔子也不能免”[31]。因此，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学术史、文化史遭到了根本颠覆和毁灭性打击。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用西方近代实验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学研究方法之确定，有着重要贡献，他们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们几乎遍考古史及先秦典籍，辨明了古史和古书中的一些伪讹，但他们在运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无限度地使用默证法。对于这种方法在研究古史及古代典籍方面的不足，前贤已有揭示。徐旭生指出：“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定某时代无此观念。对这一方法，法国史学家色诺波说得不错：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是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32]对于时代久远之古史传说及其所反映悠远之时代，对于先秦典籍及其所蕴涵之思想，由于相关之材料多湮灭，今天我们固然很难找到证据来证实，但对于古史与古书的某些记载或思想，我们也同样不能证伪。对于这些记载或思想，学术研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存疑，而不是疑定。前代的史学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司马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可以为万世师表。总之，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一系列古史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古史研究的问题，但无论是历史演进的方法、用证据修改假设的方法、民俗学的方法，还是今文经学的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都值得我们今天反思重读。

再者，由于古史辨派对待古史和古代典籍的态度及其研究方法的缺陷，致使古史辨派的不少具体研究成果出现了偏失甚至错误。今天我们重新探讨先秦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时，不得不予以澄清。因为先秦文献和史籍的记载是我们探讨先秦学术、先秦儒学的基础材料，如果以疑古派的观点论之，这些材料都是不可靠的，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失去了所依托的材料。今天不断出土的考古实物和古代典籍，也证明了疑古派的不少结论出现了偏失，先秦不少典籍是可靠的，并非尽是伪书。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点和反思思潮的影响，20世纪之初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历史文献也基本采取怀疑的态度。蔡元培说：“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33]胡适指出：“表面上看来，古代哲学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庄、孟、荀、韩非的书，都还存在。仔细研究起来，这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大概《老子》里假的最少。《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宋人疑《孟子》者甚多）依我看来，大约是真的。称‘子曰’或‘孔子曰’的书极多，但是真可靠的实在不多。《墨子》《荀子》两部书里，很多后人杂凑伪造的文字。《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韩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此外如《管子》《列子》《晏子春秋》诸书，是后人杂凑成的。《关尹子》《鹖冠子》《商君书》，是后人伪造的。《邓析子》也是假书。《尹文子》似乎是真书，但不无后人加入的材料。《公孙龙子》有真有假，又多错误。”[34]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受时代精神之影响，由怀疑辨伪古史传说发展为怀疑辨伪古代典籍，致使他们对先秦古书的考证出现了偏失，或者把古书的成书年代向后移拉，或者干脆判为伪书。如《左传》一书，清代今文经学者断定为刘歆作伪之书，而章太炎、刘师培等论定为成书于先秦，非刘歆伪作。古史辨派的学术活动，使得疑古辨伪成为学界之主流。在顾颉刚和钱玄同往来的书信中，多次论及《左传》的作伪问题，认为是刘歆改造先秦历史著作而成。1930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沿用晚清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判定《左传》为刘歆伪作，并判定刘歆曾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群经诸史，进而判定战国及秦汉都曾出现造伪思潮。顾氏以“造伪”和“辨伪”一对概念解释战国秦汉思想史、学术史。

《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及其真伪问题，乃是中国学术史一大公案。近代以降，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钱穆、罗根泽等学者皆有考证，亦各有结论。顾颉刚先生在其疑古辨伪思想的主导下，发表了《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他从“《吕氏春秋》引书例及老聃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吕氏春秋》语与《老子》书的比较”等角度，同时涉及《荀子》《淮南子》等书的有关线索，考论《老子》一书的编成是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之事，其发展则在公元前2世纪。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及郭店战国楚竹书《老子》甲、乙、丙的出土，对于古史辨派的老子考证结论不攻自破。他如《孙子兵法》《文子》《鹖冠子》《六韬》《礼记》《周礼》《孔子家语》等先秦典籍，甚至连前人基本定案的古文《尚书》问题，随着近年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古史辨派对这些古书的考证辨伪所得之结论，今天看来都需要我们重新考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古史辨派考辨古书成书年代及其真伪所采用的方法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