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大大小小数十个朝代,这些朝代或更迭交替,或同时并存。每个朝代,都有或长或短的生存历史,都有一套治国治民的做法。
老子曾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同是“烹小鲜”,有的是色、香、味俱佳,令人百尝不厌;有的却是平平淡淡,令人浅尝辄止。何以有此差别?根本原因,乃操厨者技艺差别所致也。
同是“治大国”,有的是百业俱兴,仓廪丰实,货充物足,民乐其业;有的却是百业凋零,府若悬磬,饿莩遍地,哀鸿遍野。何以有此差别?重要原因,乃为政者治国谋略优劣所致也。
治国谋略,顾名思义,即与治理国家有关、对治理国家有益的谋略。然而,国家机器是复杂的,国家事务是繁多的,这就使治国谋略的内容呈现为一副色彩缤纷、内容丰富的生动画卷。
封建帝王是一国的首脑,其自身的明智与昏庸,对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有直接影响。一些有头脑有眼光的帝王,在巩固自己统治方面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例如春秋时的晋文公,先用帮助周襄王重执朝政并辞功不受赏的行为,告诉本国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再用坚决兑现“只攻打原国三天”的许诺的行为,教育百姓要讲“信”。又用自身对“礼”的遵守,教育百姓要守“礼”。晋文公教民的谋略确有令人深思之处。再比如北魏时,孝文帝为推进拓跋族汉化进程,决意将首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但当时很多目光短浅的贵戚重臣都加以反对。孝文帝便用占卜、制造迁都舆论,再向近臣秘密交底以争取臣下的支持,又借南伐的名义实现了迁都计划。整个过程体现了孝文帝的聪明睿智。
帝王明智,然于国有益。如果帝王不那么明白,贤臣智者对他们进行开导劝谏自然又是保持国家安定的重要事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有效的策略。春秋时期,郑国的子孔掌握了国家大权。子孔制定盟书,要百官绝对服从自己。众人不愿服从,子孔便要将他们杀掉。这时子产站出来,向子孔讲明了这样做的危害,劝他把盟书烧掉,此为“理谏”。后来,子皮执掌国政,想把封邑交给不懂得治理的家臣掌管。子产又用“漂亮的绸缎不能交给不会做衣服的人去练手”的比喻,使子皮懂得了封邑比绸缎珍贵得多,不能轻易付人的道理,此为“喻谏”。战国时,庄子与赵惠文王论剑,其中却蕴含着极具说服力的道理,此为“寓谏”。西汉时,吕后欲诛杀功臣,郦商巧妙地将参与其谋的审食其说服,使他劝说吕后改弦更张,此为“借人谏”。此外,还有“归谬谏”、“智谏”、“反谏”、“讽谏”等等。每一种劝谏方式,都反映了谏者的智慧及语言艺术。
如何处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也是治国的大事。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当政的君王臣子们也用了不少心计。春秋时,卫国大夫石蜡为了国家的安宁,利用陈国的力量诛除了自己的。儿子和祸国殃民的州吁。东晋时,谢安采用拖延的办法,巧妙地阻止了桓温篡位。南朝陈时,毛喜利用“欲擒故纵”的手段粉碎了武人韩子高的图谋不轨。北宋初,赵匡胤通过一顿宴席成功地将兵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即人们熟知的“杯酒释兵权”。元朝时,王著设计诛除奸相阿合马。明武宗时,杨一清巧妙地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诛杀了惑乱朝政的刘瑾。凡此种种,体现了谋略在处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作用。
如果说中央政权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地方政权就是国家政治肌体的肢干。对地方的治理谋略同样是治国谋略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例如西汉时,赵广汉治理颍川,对地方豪强采用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将其分而化之、化而治之的策略,确保了一方的安定。东汉时鲍永在鲁郡利用祭祀孔子的机会,解除危害地方平安的地方武装。羊续任庐江太守,身穿便服,到民间做调查研究,掌握治理地方的第一手资料。南朝宋明帝时,王敬则利用人们对鬼神的迷信将暨阳县的劫匪一网打尽。
我国自古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正确的政策、适当的策略,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定的大事。在这方面同样有很多事例。最著名的是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之事。五代时,马希范在溪州立铜柱,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习俗取信于民。明朝弘治年间,郭绪受命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调解民族纠纷。郭绪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取信于民的诚、不畏艰险的勇、随机应变的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治国谋略的内容如此丰富,决定了其所牵涉的人才面的广泛。那些为治国出谋划策的人,不仅有明智的君王,还有大臣、武将、士人、地方长官等。
从本质上讲,封建时代的治国谋略,是为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服务的。有两个例子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本质属性。战国时期,有一次秦襄王患病,百姓为他恢复健康而祀祷神灵。
秦襄王不但不感谢,反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秦襄王在解释为什么如此时说:“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对他们有仁爱之心,而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为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以收其心。如果真是这样,——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这充分反映了统治者不欲使民爱而敬之,而是想让民畏而从之。这反映了统治者治国谋略的治民本质。西汉武帝时,欲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为大子。当时弗陵年幼,其母正当年。汉武帝怕自己死后出现子幼母壮、母后于政的局面,便设谋将钩弋夫人杀害。汉武帝基于历史教训,立子而杀其母,完全是为了确保刘氏政权的安稳。
我们在揭露了统治者治国谋略的阶级实质后。并不是说这些谋略丝毫没有可肯定之处。相反,我们认为其中的许多谋略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治国讲究谋略,可使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如十六国前秦时,王猛辅佐苻坚治国,采用擒贼擒王的策略,整顿吏治,打掉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豪强贵戚。苻坚高兴地说:“我今天才体会到作帝王的尊严。”正是由于中央集权加强了,出现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的局面,自国都长安至于诸州,“夹道树槐柳,二十里——亭。四十里一骑,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苻坚载记》)。百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活,自然要比动荡战乱下好得多。
治国讲究谋略,在某种情况下也使百姓得到实惠。例如东汉时的廉范治蜀。在廉范任蜀郡太守前,前任太守历来禁止百姓在夜间劳作,怕照明之火引起火灾。百姓为了生计,夜间偷着于活,结果火灾更多,廉范取消了禁令,但要求百姓干活同时储备灭火之水。结果既减少了火灾,又便利了人民生计。
治国讲究谋略,谋略需要智慧,这是我们历览古代治国谟略得出的一个启示。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谋略与智慧下可能完全适用于观在。但今天要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使人民更加富裕,我们仍需要谋略与智慧,而且是全民族的谋略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