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洎冤狱
唐魏征《十渐不克终疏》引古语云：“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意谓知道某事并不难，能够去做并能够做好是很难的；开始去做并不难，能够坚持到底，善始善终是很难的。唐太宗即位后，任用贤良，虚怀纳诛，轻赋敛，缓刑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促成了当时社会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唐太宗虽以任贤纳谏著称于世，但实际并不是做得尽善尽美的，其处治刘洎一案，正是其中的一例。
刘洎性格粗疏不谨，又严厉敢言。唐太宗善于摹写王羲之的书法，特别善于写枯笔飞白书。有一次，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提笔写飞白书体字幅赏赐给群臣。有些人借着酒兴，从太宗手中夺取，刘洎则登上皇帝的御座，把字幅抢先夺到手里，在场的大臣们纷纷启奏道：“刘洎擅自登上御座，犯下欺君之罪，按律当斩，请依法执行。”太宗笑着说道：“过去听说班婕妤谢绝与汉成帝同乘一辆辇车，今天见到刘侍登上御座。”太宗竟不予追究。
太宗善于议论，每当与公卿谈论古代治国之道，必深加诘问，常令公卿无言以对。刘洎上书进言道：“陛下虚心以纳其说，犹恐群臣不敢进言，何况陛下动神机，纵天辩，饰词以折臣下之理，引古以排斥臣下之议，令臣下何敢进言？”太宗降手诏答道：“若不思考就无法君临臣下，若不发言则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前有所议论，于是使言谈烦多。轻物骄人，恐怕由此产生，今天听到你的直言，我当虚心改正。”
太宗曾经对近侍之臣说：“臣下答对帝王，大多顺从皇帝的意旨而不违背，用甜美的言辞讨好皇帝。我现在发问，想听到自己的过失，卿等务必指出我的过失。”长孙无忌、李绩、杨师道等人都说：“陛下英明的教化使得天下太平，我们实在看不到陛下有何过失。”刘洎却回答说：“陛下所施行的教化，远远超过古代，的确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说的那样。可是只要有人上书违背陛下的意旨，您有时当面穷加责问，使上书之人无不惭愧汗颜而退，您这样做，恐怕不是鼓励进言者的措施。”太宗说：“您说得对，我当为您改正。”
太宗率军征辽时，令刘洎、高士廉、马周留下辅佐皇太子在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监国，刘洎仍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太宗对刘洎说：“我现在将要远征，让您辅佐太子，这是关乎社稷安危的重任，对您的希望尤其重大，您要深深领会我的意图。”刘洎回答道：“希望陛下不必担忧，大臣们若犯有过失，我就处死他们。”太宗因为他妄发言论，对他很不满，说道：“君王做事不严谨就会失去臣下，臣下做事不严谨就要丧失自身。您性格粗疏而且过于强硬，恐怕要因此而自取失败，您应深加警惕，以保终生吉利。”
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征辽东，不利而还，从定州出发，中途生了病。刘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见太宗。刘洎、马周从太宗的住处出来以后，褚遂良前来询问太宗的身体情况，刘洎流着泪说：“圣上身患痈疽，令人极为忧虑、恐惧。”褚遂良便诬陷刘洎，向太宗启奏道：“刘洎说：‘国家之事不值得忧虑，正应该辅佐太子，按伊尹放逐商君太甲、霍光废汉帝刘贺的旧例行事，大臣若持异议则诛之，国家自然安定。’”太宗病愈之后，召见刘洎，询问其中的缘故，刘洎把实际情况告诉太宗，并且让马周证明当时的情况。太宗又单独询问马周，马周述说的情况与刘洎的说法完全一致。但褚遂良仍坚持原来的诬陷之辞。太宗即降旨，令刘洎自尽。刘洎临自尽时，向刑官索取纸笔，欲写奏章作最后的申诉，刑官拒绝了他的要求。刘洎死后，太宗听说刑官拒绝付给刘洎纸笔，大怒，令将刑官交有司处治。
武则天临朝时，刘洎之子刘弘业上书诉说其父刘洎被褚遂良诬陷，含冤而死。皇帝降旨，令恢复刘洎的官爵，以示平反昭雪之意。
以太宗之聪明睿智，完全知道褚遂良所奏，系诬陷不实之辞，因为有当事人马周，证明刘洎的申诉完全属实，但太宗还是令刘洎自尽，可见太宗杀刘洎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此。太宗征辽，临出发前对刘洎的警告，已明显地表露了太宗对刘洎的不满，已反映出那是最后的警告。发出此种警告并非只因刘洎一时失言，而是因为刘洎言行不谨，多次触犯了太宗：登御座抢飞白书，太宗虽一笑了之，但将刘洎足登御座与班婕妤为尊奉皇帝的威仪而谢绝与皇帝同乘一辆辇车之事相比，已包含了对刘洎放肆行为的批评；太宗虽善纳谏言，但刘洎对太宗驳诘臣下之事提出指责，实际上也引起了太宗的不满；太宗征辽前，刘洎的言辞过激，则更引起太宗不满。多次不满的郁积，使太宗在一桩并不复杂的诬陷案中失去了往日的理智，使刘洎含冤而死。魏征在世时，曾经告诫太宗“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谏太宗十思疏》)，魏征不幸而言中。太宗虽称明君，但毕竟不是一个完人。
【简评】
古语云：“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即谓事情没有全是有利的，也没有全是有害的；人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短处。说明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而应当扬其长，避其短。
唐太宗南征北战，败薛举、窦建德，退刘武周、宋金刚，降王世充，一匡天下。即位之后，居安思危，任贤纳诛，行均田，租庸调，轻赋敛，缓刑罚，强府兵，兴科举，促成“贞观之治”。尽管唐太宗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毕竟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尤其在晚年，缺点暴露得越来越多。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役繁重，加深了阶级间的矛盾。
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唐太宗却能够选用贤良，虚怀纳诛，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不彻底性，刘洎冤案的发生，足以说明这一点，由此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