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妇产科的内容比春秋以前已经丰富得多了，同时造就了具有这方面专业特长的医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 ^［5］王士雄说：“扁鹊之为带下医，犹今之幼科自称痘医也。” ^［6］据此可以推论，战国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仍较高，因此妇科疾病受到相应的重视。当时的妇科医师称之为“带下医”，是医学领域专业分工的开始。扁鹊只是一位医学方面的多面手，还不是一位专职的妇产科医生。《补辑肘后方》中，晋代葛洪记载一张治疗产后血晕的方：半夏末，冷水和，丸大豆大，纳鼻中即愈。此扁鹊法也。这是早期医学著作中为数极少提及的扁鹊处方 ^［7］。

《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8］《孟子·告子章句上》云：“告子曰：食、色，性也。” ^［9］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并不避讳谈论性的问题，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生理问题来看待。马王堆出土的竹木简医书（其时限上不超过战国晚期，下在秦汉之际）《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是讨论房中术的内容。出自战国（亦有人认为出自两汉期间）的《素女经》，是我国最著名的早期性学专著，是性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直接影响了以后历代的中国性学，譬如《采女经》《房内补益》《洞玄子》《玉房秘诀》《房中玄机中萃》等，都可以找到该书的印记。虽然当时已经属于男权社会，书中的论述也多以男性为中心，但从中依稀可以找到与女性相关的性学内容。性学无论对于任何性别，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中还包涵着医学的理念。《素女经》称：“能知阴阳之道，悉成五乐；不知主者，身命将夭，何得欢乐？可不慎哉！”“交接之道，故有形状，男致不衰，女除百病。心意娱乐，气力强。欲知其道，在于定气、安心、和志……女快意，男盛不衰，以此为节。”上述论述认为需要懂得性交的规律、体态和心理调节，才可以从中获得各种乐趣，增强体力，消除女性疾病，女性获得快感后，便要节制，否则危害身体。《素女经》又云：“男欲接而女不乐，女欲接而男不欲，二心不和，精气不感……男欲求女，女欲求男，情意合同，俱有悦心……”此论指出了性生活和谐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素女经》还认为通过良好的性生活可以治疗“女子漏血”“女门寒”“女闭血”“女门辟”“女子月经不利”“女阴臭” ^［10］（经研究证实，男性精液中含有一种可与青霉素相媲美的抗菌物质——精液胞浆素，它能阻止某些细菌核糖核酸的合成，从而抑制细菌生长，甚至能像青霉素那样杀灭葡萄球菌、链球菌等致病菌。对于那些有正常性生活且不使用安全套的妇女而言，每周一两次让精液有规律地进入阴道，经子宫颈到达子宫及输卵管，能对这些部位起到消毒、杀菌作用，从而降低其患妇科炎症的概率 ^［11］），以及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的“鬼交”诸病。“男有八节，女有九宫，用之失度，男发痈疽，女害月经，百病生长，寿命消亡。” ^［10］此论认为男女性交之时，都要遵守戒律。如果超越了戒律，男子发痈疽，女子患月经病，还会滋生许多其他疾病，影响寿命。这是首次出现妇科学中一个重要名词——月经，并一直沿用至今。（以下女性性医学的内容不另论述）

《汉书》记载：“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06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 ^［12］这是有关两性畸形的资料。

墨子是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在《墨子·节用》中说：“昔者圣王之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 ^［13］以此推断，当时女子结婚的年龄上限在15岁。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法家。他在《韩非子·五蠹》中提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14］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与资财不足，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在当时生产力不可能很发达的时候，只有通过节制生育才能有效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这是韩非的言外余音。而节育对于妇女的健康无疑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