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疗法是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慢慢形成的，包括针刺和艾灸两大类，在人类的健康领域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常认为，砭石是最早的针具，产生于距今约1万年前至4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时生产力显著进步，人们开始使用磨制的石器作为生产工具和治疗疾病的辅助器具。

《说文解字》记载：“砭，以石刺病也。”唐代著名医家王冰曰：“古者以砭石为针，故不举九针，但言砭石尔。”远古的祖先们将石器加工磨制成造型多样的砭石针具，如尖状、圆形或椭圆形等，当身体有病痛时，多以砭石来缓解病痛，或针刺，或按摩，或排脓放血等。《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故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表明早期人们就使用砭石来切开痈肿疮疡以排脓放血。同时帛书《脉法》中还将“脓深砭浅”“脓浅砭深”“砭小脓大”和“脓小砭大”4种情况称为“四害”，认为砭石的大小和形态应与治疗的痈肿病灶大小深浅相适应，否则就会带来损害。

古人以砭与针连称，称“箴砭”或“砭箴”，“箴”通“针”，表明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南朝著名医家全元起说：“砭石者是古人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砭石，三镵石，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古用石为针，故名之针石。”古代“砭”“针”“箴”三字通用，这些都是砭石作为最早针刺治疗工具的证据。

《战国策·秦策》记载了一段扁鹊行医的过程：“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下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名医扁鹊去见秦武王，武王让扁鹊看自己的病，扁鹊请求允许帮武王治病。但是秦武王的大臣却说：“您的病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要医治它必不能断根，将会让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武王把大臣的话告诉了扁鹊。扁鹊听了，十分愤怒，把他的砭石针扔掉，说：“您与懂医道的人商量好了的事，却又给不懂医道的人破坏了，假使这样掌管秦国政治的话，那么您的一个举动就会使秦国灭亡了！”可见扁鹊时代砭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病工具。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脉法》中均有用砭石治疗疾病的记载。《新唐书·后妃上》云：“帝（唐高宗）头眩不能视，侍医张文仲、秦鸣鹤曰：‘风上逆，砭头血可愈。’”此外，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书，如《左传》《山海经》《管子》《战国策》《韩非子》《素问》《灵枢》《史记》《汉书》《淮南子》《说苑》《韩诗外传》《盐铁论》等，也都有关于古代用石器治疗疾病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当时砭石针具在医师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已经使用得相当广泛。

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多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1根磨制的砭石针，长4.5cm，一端扁平有半圆形刃可以用来切开痈肿，另一端呈尖锥状，可作针刺之用，中间的手持处则为四棱形，可能是为了更方便握持的缘故。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砭石文物，说明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砭石就已经成为一种治病工具。此外，1973年河南新郑县故韩城遗址也曾出土1枚砭石（图1-1），据考证可能是战国时期所制成。该砭石针具一端呈卵圆形，可以用于按摩，另一端呈三棱锥形，可以用于放血排脓，很像《灵枢》中所记载的员针和锋针。

1974年，在云南古大理国的一个宝塔塔基中发现了1枚磨制精细的砭石，细密光洁，长4.7cm，宽3cm，下端有刃，两侧有明显用手握持的痕迹，显然是用于切割治疗的。1965年，在湖南华容县长岗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3件磨制精细的石器，都是单面斜刃刀，刃口锐利，可以用来切割皮肉。1955年，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1件玉质剑状砭石，与古代“九针”中的“铍针”外形极为相似。1964年，在湖南益阳县鹿角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5件石镞，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的“石砮”相似，可以治痈肿疮毒，很像后世“九针”中的“锋针”，即三棱针的前身。此外，还有多种形态的砭石实物被陆续发现，有锛、刀、剑、针等多种形状，据考证年代多在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这些砭石针具，虽然形状不尽相同，但都是用于切割痈肿、刺泻瘀血的，其中有锋的砭石为针石，有刃的砭石为镵石，均为后世针具的前身。

新石器时代之后，金属工具出现之前，古人还曾用兽骨质、陶质、竹木质的针具来进行临床治疗操作。因这类材质可以磨制成比砭石针具更加锋利、光滑、细微的针具。《山海经》载：“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箴”“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针”字的古代写法为“箴”，表明其材质与竹有关。但到目前为止，出土的文物中并未发现木制或竹制的针具实物，学者认为这与竹质或木质的针具难以久藏、易腐烂损坏有关。虽无实物证明，但就“箴”字的文字结构可以看出针具曾与竹质材料有密切的关系。

与竹木针不同，已出土文物中骨针屡见不鲜。如山东平阴县朱家桥商周遗址出土的骨针，长6cm，一端呈尖锥状，另一端圆滑无孔，考古学者认为这种构造有别于缝制用针，很可能也是一种医疗工具。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两种形状的灰黑色陶针，其一长5.5cm，两端皆圆锥状，形如橄榄；其二长8.8cm，一端为圆锥状，另一端为卵圆形。这些一端有尖锥状，而另一端无孔的骨针、陶针，在当时很可能就是用作针刺治病的工具，也是后世针具的前身。

大约在公元前21—前8世纪的夏、商、周时代，冶金术的出现标志着历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也给针具的制造和改进创造了新的条件。青铜是红铜与锡、铅等的合金，熔点在700～900℃，比红铜的熔点低，硬度却为红铜的4.7倍。相比石质针具，青铜针更为锋利、耐用，并可以铸造成各种形状，应用也更为广泛。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出土的文物中就曾发现1枚青铜砭针，形状很像内蒙古多伦多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砭石。据考证，此针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器物，长4.6cm，一端有锋、呈四棱形，另一端扁平有弧刃，可以用来切割脓肿，也可以用来进行放血治疗。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青铜针具实物。

1985年，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发掘的一处西周时期的古墓群中，出土了2枚精致的青铜针，出土时针体的表面仍有光泽感，其中1枚出土时已残断，该针形态像柚子树上的刺，可能是古人模仿天然植物刺铸造而成的。该针全长2.7cm，分针柄、针身两部分。针柄呈长方形，扁而薄，长2.2cm，宽0.6cm，厚0.1cm；针身呈圆锥状，长约0.5cm，其根部直径仅0.1cm，针尖极其锐利。该青铜针铜质好，硬度高，表面光滑，边缘整齐，制作精细。其方形的针柄，适合施术者稳持针具，针身短小锐利，既可以浅刺皮肤，又不重伤肌肉，因此该针应是作为浅刺针具使用的。青铜针的出现标志着金属针具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是促进针灸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战国以前使用青铜针并不普遍，因此出土针具仍以砭石针为主，而青铜针数量相对较少。马王堆帛书、《左传》《论语》涉及针刺疗法时多是指砭石，究其原因可能与当时对针刺治病认识不全面，以及制铜技术难以生产出针身较细、针尖锋利的针具有关。但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已然认识到深刺疗法，而不再单纯是砭石时期的浅刺疗法。

从晚周到春秋末年，冶铁技术渐趋普及，我国历史进入铁器时代，铁器便逐渐取代了青铜器占主导地位，成为继制陶和炼铜术后又一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先秦时期冶炼出的主要是生铁，到秦汉时期，冶铁的成型技术由铸向锻转变，西汉时期冶炼出了炒钢，东汉发明了百炼钢和灌钢，西晋时期冶炼出现了坩埚铁，到了南北朝时期，锻化处理技术发展更为成熟，铁针应运而生。

铁针的出现，对人类文明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铁针的缺点在于易生锈，因此在使用时也受到了限制。如“铁针……柔铁即熟铁，有毒，故用马衔则无毒”。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金针、银针等针具，其在性能上要优于青铜针与铁针。“金针者，贵之也。又金为总名，铜铁金银之属皆是也。若用金针更佳。”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中就曾出土了4枚金针和5枚银针（图1-2）。这些针具的长度在6.5～6.9cm，针体上端有方柱形的柄，比针身略粗，柄上有一小孔。据专家研究，这批金、银针与《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述“九针”形状相似，可以确认为早期的针灸用针。但因其材质价格昂贵、不耐高温、强度不够等，未能普及使用。

“九针”是镵针、员针、 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9种针具的总称（图1-3）。“九针”一说出自《黄帝内经》，按其《素问》篇所言，“九针”是南方人民的创造：“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皮肤致密而带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根据《灵枢》的记载，“九针”的形状、长短不一，对应的病证也有所不同。如镵针，“长一寸六分，主热在头身也”；再如大针，“取法于锋针，其锋微圆，长四寸，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也”。《灵枢·官针》说：“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

在后世的针灸实践中，应用最广的是“九针”之一的毫针。毫针之名，“取法于毫毛，长一寸六分，主寒热痛痹在络者也”。毫针的结构可分为5个部分——针尖、针身、针根、针柄和针尾。针的前端锋锐部分称针尖，又称“针芒”；针尖与针柄之间的部分称“针身”；针体与针柄连接的部分称“针根”；用铜丝或铝丝缠绕呈螺旋状的一端称“针柄”；针柄末端也用铜丝或铝丝缠绕，呈圆筒状，是温针放置艾绒的地方，称“针尾”。根据针尾与针柄形状的不同，毫针又可分为环柄针（圈柄针）、花柄针（盘龙针）、平柄针（平头针）、管柄针4种。

那么，能否用毫针来代替古代的9种针具，以治疗各种不同种类的疾病呢？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因此，针具的形状可能与疗效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金属冶炼技术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高峰，人们继承和总结了前人的优秀技术经验，并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这一时期生产的针具，针尖锋利、针身细长、表面光滑，更重要的是针具兼备了一定的硬度和柔韧性，为毫针针刺手法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有大量针灸著作问世，这与针灸理论发展、造纸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如在明人杨继洲《针灸大成》中就记载了一些针具加工制作技术，并且认为这些技术与针具的优劣有着直接的关系。“先将铁丝于火中红，次截之，或二寸，或三寸，或五寸，长短不拘。次以蟾酥（即蟾蜍表皮腺体的分泌物，呈白色乳状液体，有毒，可入药）涂针上，仍入火中微煅，不可令红，取起，照前涂酥煅三次，至第三次，乘热插入腊肉皮之里、肉之外，将后药先以水三碗煎沸，次入针肉在内，煮至水干，倾于水中，待冷，将针取出。于黄土中插百余下，色明方佳，以去火毒，次以铜丝缠上，其针尖要磨圆，不可用尖刃。”并附煮针方剂：麝香五分，胆矾、石斛各一钱，穿山甲、当归尾、朱砂、没药、郁金、川芎、细辛各三钱，甘草、沉香各五钱，磁石一两。经过这样的处理，不仅可以使针身表面更加光滑，而且对针具进行了简单有效的消毒和灭菌，使之更适用于医疗。

结合毫针的性能，要求在治疗操作过程中针柄能进行左右摆动，同时能承受快速提插和捻转，并且不能折断，可见当时毫针的柔韧性和硬度结合得相当完美。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明代，清代针灸手法创新相对较少，可能与清王朝轻视针灸有关，尤其到了道光皇帝时期，竟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为理由下令太医院废除针灸治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制定了发展中医的政策，使中医针灸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这个阶段国家新材料的使用及工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不锈钢的广泛应用，针具变得越来越细。与古代毫针相比较，不论材质还是形质，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材质上，现代毫针一般采用不锈钢制成，其硬度强、弹性好，不易变形，也更为锋利，因此广泛应用于针灸实践。除此以外，也有金银及合金制成的毫针。毫针的规格主要以针身的长短和粗细来划分，针身短的15mm，长的125mm；直径粗的如26号针，为0.45mm，细的如35号针，为0.22mm。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具的发明改进对针灸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毫针萌芽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原始材质针和青铜针工艺粗糙，针尖相对迟钝，针身较粗，难以刺入人体较深的肌肉部位，所以主要用于浅表放血、排脓、按摩等。到了春秋至南北朝时期，冶铁技术使毫针有所改进，但其韧性和硬度搭配较差，针尖锋利度和针身光滑度不够，致使当时毫针针刺较浅，手法操作以垂直层面上的缓慢提插为主，平面上以缓慢半捻转为主。进入隋唐五代至宋金元时期，灌钢技术逐渐成熟，大大提高了毫针的韧性，且毫针的针尖更加锋利，使毫针具备了一定的“刚柔相济”性能，针身可以更细，捻转手法可以顺利完成，同时在提插方面也得到改善，二者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操作。明清以来，冶炼技术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高峰，毫针手法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复杂程度和难度上都达到了巅峰，除了提插、捻转相互较好地结合使用外，还出现了烧山火、透天凉、飞经走气等复式手法，操作上可以实现水平、垂直到螺旋等多维运动，且时至今日明代的毫针手法仍然难以超越。因此，从历史纵向看，毫针手法的发展与冶炼技术密切相关，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毫针手法理论体系的完善，同时也折射出针灸针具的改进对针灸理论和临床应用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