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有两句俗语：“万恶淫为首”，“好人不扛枪”……而土匪则当之无愧地能称为——扛枪的淫恶之徒……奸、淫、烧、夺、抢是土匪混饭吃的看家本领……谁杀人最不眨眼，谁就能当土匪头儿……旧中国的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是……
一、失去正业，只得去走歪道
旧中国土匪中数量最多的，正是毛泽东指出的城乡失业人群。旧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谋生手段，绝大多数总是与土地、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有专家认为：土匪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盗匪活动是农民对压迫和贫困的一种反抗。在农业社会里，广大劳动者受着地主剥削与自身生活压力双重锁链的束缚。尤其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世世代代在小块土地上耕种，加上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和被固定的户籍，他们从来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过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常态生活。一旦结婚，他们还要受到家庭生活的一系列牵累，辛勤劳作以供养父母妻儿，无暇他顾。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农民要变成土匪是相当困难的。
在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主要来源是那些家境贫寒、失去土地因而劳动兴趣不大的人群，换句话说，土匪主要来源于农村剩余人口。造成中国农村人口过剩的主要根源有两个：一是人口本身的急剧增长，一是土地兼并严重。前者使耕地开发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失调，人多地少的矛盾在许多地区非常突出；后者使封建土地关系畸形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更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据统计：中国的人口，自清代至民国年间，大约增加了7倍；但同一时期，耕地开发增长的数字只有10%上下，因此全国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大幅度下降。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农村的土地兼并更趋严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至清末民初，全国许多地区的土地，半数以上被地主阶级所吞并占有。在河南西部就产生了富逾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现象。大量的劳动人口被从农耕土地上排挤出来，他们大多找不到正当的谋生之路，最终不得不游离飘泊，弱者行乞为生，强者流为盗匪，这是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一个经常的主要的来源。如豫西一带，自清末至1927、1928年间，土匪猖獗，全境20余县几无一片净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农民谋生手段的丧失，不仅仅是因为严重的土地兼并，而且还因为战乱与天灾。
民国成立以后，各种战乱连绵不断，尤其是1916年以后，军阀之间的混战，几乎没有一年休止过。战争一次凶于一次，战区一次大过一次，1916—1924年间，每年战区平均有7省之多，而1925—1930年间平均每年达14省左右，每次战争都直接或间接给农民带来莫大灾难和损失。与此同时，由于战乱，各级政府疏于对天灾的预防，水旱灾害也给农民造成极大痛苦。1920年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灾难波及317县，灾民2000万，占全国的2/3，死亡50万人。1925年川、黔、滇、湘、赣五省大灾，四川饿死30万人。1928年陕甘大饥，饿死24万人。有的地方，灾荒更是连年不断，如河北大名县自1913年至1933年的21个年头中，有17年发生了天灾。新河县自1913年至1928年的16个年头中，有14年发生天灾。每当天灾肆虐、战祸横起之际，就有大批农民饥民投奔“绿林”。当时的报刊每年有大量的记载：1913年5月，河南大旱，“灾民流而为匪，成群结队，四出抢劫”。1914年，四川“为冻馁所迫之饥民，加入匪群中，日甚一日”。1917年，山东德州大水，“乡村之民，泰半无田地，此辈赤足之徒，因无恒产，莫不跃跃然欲为盗”。1918年，山东遣散民军数万，自流为匪，“藉以苟延其生命”。湖北“荆襄独立，所有散兵，皆多化为土匪”。“湘西湘南以连年兵灾，农民从半入伍为兵，或竟流而为匪”。这些因天灾战祸流而为匪的农民，有的只是临时性的当一阵土匪，有的则是从此开始其漫长的土匪生涯。还有一些地方，由于长年战乱，村民相率加入土匪队伍，他们常常白天耕作，夜间为匪，兵来为兵，兵去为匪。这种情况，1912年10月21日《时报》有一段报导：“驻正阳关第十五师第五十九团六十团奉调河南归德剿匪，……该团初至归德时，见乡间农耕于野，工负于涂，不见匪事。迨夜间顿遭袭击，小受其挫。后探知其乡民无一非匪，日间工作，日落猬聚，而为多数股匪。一日哨探无意踏一土穴，穴中有询其暗号，伊知遇敌，回营报告，当即出队，直捣其穴，死匪百余人，获枪械五百余枝，全系三十年毛瑟枪（查清江旧有第十三协，全系三十年毛瑟枪，共有二千支，此外无有用此枪之军队），子弹只得数十枚。既得此土穴之后，陆续觅得数十处，毙匪千余人。其穴口仅容一人出入，穴中空阔，容积颇广。豫民精于穴居，匪挟此长，以抗拒官军，忽出忽没，初至之军，不知其情，颇遭其害。”
这些城乡失业人群，便成了土匪基本成员（普通匪众）的主要来源。著名的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曾对当时12个省级监狱的记录进行过统计，并据此写成《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
下面是严先生书中所举的几个土匪个案，具体说明了失去土地的农民是怎样成为土匪的。
个案之一：
刘是东北的一个佃农，他为了从地主那里佃租土地，和其他佃农竞争甚烈。当时的规矩是佃户在第一年就要付地租，第二年开始耕种。1927年收获很差，刘交不起租，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当年年底或来年初交满租银，他就不能再种这地了。但是他因歉收无力付租。
收成后，刘离开家乡，参加了土匪组织，出外抢劫。到了来春，他交了全部租金并且继续租佃。他的东家对于他付租非常高兴，因为其他佃户在那年都付不起租。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刘又照去年一样干了一番。其他佃户对于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产生疑心。最后，他们肯定他当了土匪，否则，哪里来这么多钱？刘因为被疑为匪，“一不作，二不休”，就干脆参加了土匪群了。他说：“我一被拖进匪群，我就被介绍给其他匪徒，我发现我的邻村里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被迫为匪。”
个案之二：
李L.K，是东北军的兵士，1928年他跟着军队在大同打阎军。东北军被击败了，他被丢在大同。当我在大同狱中访问他时，他说：“我是个兵，老家在河南。我因老家闹荒年逃到东北。当我参加了东北军时，我被送进关内打仗，打败仗以后，我们的兵许多被抛弃在这里，我是其中之一，没有钱，没有吃，只有一条枪。我别的不会，就会打仗和种地。我本想租点地种，可是别人都不租给我，因为我是异乡人，口音不同，受当地人的歧视。而且我穿着军装，他们都看着我害怕，等我知道我无法找到事作，我就想用用这个枪杆子了。枪杆子只有两个地方用得上：军队或者土匪。我既当不上兵，就只有当匪了。”他继续为他的行为辩护说：“请您别以为我是在军队打垮以后唯一当匪的。在监狱里不多，可是您到山脚下或公路上调查一下看，当土匪的人多着啦。他们不是匪，不过是些失了业的能打仗的兵罢了。”
个案之三：
李L.和李T.是兄弟二人。他们在东北有一块地，他们都已结婚。直奉战争时，他们的大车和牲口都被大兵抢走了。……他们不能再种地了。他们的一切生活资料来源都是来自耕耘。不种地了，不能生活，只有把妻子儿女送给父母去养活，自己就去当了土匪。这是他们谋生的最好办法。他们想社会是不会带给他们公道的，当了土匪对于社会来说也只是他受了灾难的补偿。
个案之四：
莫是吉林省的农民，他种富户家的田。1927年因歉收无力先付田租。王收回租田，把地另租给姓朱的种了。莫没有办法只好回到王家要求宽恕。王执意不肯，因为朱已付了田租。莫因此对朱十分怀恨，和朱大吵了一场。后来动手打起来，莫用棍子打朱，打在致命处。莫发现朱被打死，他再不能留在自己的村庄了。他害怕受法律制裁，也怕谋生无路。他最后也只好投奔匪军，一则逃避法网，一则谋求生活。
至于城镇人口中因失去原来的谋生手段而铤身走险的情况，请看1915年广东南韶连州镇守使讯办土匪卢百妹、李道新等人的供词：
卢百妹供：小的现年20岁，英德县人，父殁，母邓氏，兄弟6人，居三，妻子无。
小的家道贫苦，游荡度日，素识欧龙大哥带入三点会，举为铁板，随同开始拜会数次。他带小的到乳源阳山英德等处作发财生理，记得拦途截劫有七八次，每次兄弟五六人七八人不定，每次小的得洋五六元三四元不等。反正后，与欧龙大哥并李道新、李观福、李发鱼、陈炎、陈得都充民军棚长，欧龙大哥为排长，冯生龙、冯七亦在民军，系别棚棚长。后民军解散，小的与欧龙大哥并冯生龙、冯七及诸兄弟均回乳源，冯生龙、冯七则在水心村塔厂居住，欧龙及小的等则在长迳村背石山塔厂居住，来往人数无定，此山形势险阻，可资固守。
今年正月，闻香港何克夫派军师邱强亚来寻小的，带往厂内住宿二夜，与欧龙大哥商议劫监叛官攻城，起事成就，许以官职，人各应允。他送欧龙大哥洋银五百元，作临时军饷，办备快枪等十余支，至正月二十四日，兄弟多来了，有百余人，共搭厂九间，各式枪械齐备。三十夜，李道新则带兄弟30余人，各持枪械到英阳墟与冯生龙、冯七会齐，冯生龙、冯七亦带二三十人，因他到迟了，至二月初一日天明时方下山鲤鱼冲地方抢劫。当时欧姓喊捕，兄弟们开枪，不知何人致伤事主，后欧龙大哥先带小的并诸兄弟入搜，劫洋银数百元，及黄牛大小五头，衣服二担。后黄牛、衣服由他发卖，每人兄弟无论有去无去，欧龙大哥每人给洋三元，小的只得三元，并无多得。李道新、李观福、李发鱼、陈炎、陈得都是在场行动，每人亦得三元，冯生龙等则掳捉妇女、小孩10人，带下清远发卖归来，我们兄弟旋在山下附近地方抢得大猪3头，于三月初一日拜旗后，闻军队到英阳墟围捕，小的与欧龙大哥并各兄弟一起同到长迳村背石山厂内御敌。初四日，军队果来，欧龙率小的暨各兄弟与军队对敌，相持甚久，不料官兵出其不意，绕上山后，两面夹攻，兄弟们不敌，死者死，逃者逃，不知其数。小的与欧龙、李道新、冯生龙、冯七等30余人且战且走，奔至木角地方，复与军队死战，无奈兄弟们已剩无多，兼之腹饥，以致小的与欧龙、李道新同时被获到案。
李道新供：小的现年32岁，英德县人，父殁，母陈氏，兄弟二人，居大，妻子无。
小的素来当捞，向无事业，与欧龙大哥相识，邀入三点会。冯生龙、冯七、卢百妹、陈炎、李观福等彼此往事，谈及贫苦难度，随兄弟们在阳山乳源英德各处拦抢两次，每次兄弟三四人七八人不定，他们皆有枪，小的只有双刀，每次分赃小的只得半份，得洋三四元一二元不等。反正后，小的与欧龙大哥并卢百妹、李观福、李发鱼、陈炎、陈得都充入民军，欧龙为排长，小的与冯生龙、冯七为棚长。民军解散后，小的得有长短枪支，随后与欧龙大哥到乳源，各兄弟均在一处。……（以下情况与卢百妹供相同，从略）
根据对民国档案中所存山东、安徽、河南、河北、东北、贵州等地处决匪犯的职业统计，我们可以对旧中国土匪的构成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统计的1186名处死刑的匪犯中，竟有74%以上即885人是无业游民！而另外一些档案材料中，某些地区某个时期处决的匪犯，其职业居然全部是“无业、游荡度日”。如山东曹州地区1918年5—6月处决的53名匪犯，沂州地区1914年5月处决的53人，兖州地区1914年9—11月处决的79人，1915年1—5月处决的100人，就全是这种情况。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也表明，无业游民的确是土匪队伍的经常的和主要的来源，是永久性土匪队伍的基础与骨干。
这些失去正当谋生手段的人们，在土匪队伍中占了大多数，但他们很少有成为匪首的。一般来讲，他们总是担任摇旗呐喊的角色，对于他们来说，落草为寇只是因为生活环境已经恶化到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时，才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反抗手段。
二、脱下军衣，换上匪装，有枪就是草头王
土匪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溃散的士兵。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据统计，仅从1921年至1933年，四川一省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地，无限制地扩兵。有兵就有权，兵越多则权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国时期，各省军队之多，骇人听闻。据统计，1922年四川省有8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30余万；1924年，山西省有3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计20余万人；山东省有军队20余万；1925年，河南驻军也超过20万。仅以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而言，军队已达百万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区的大小军阀，一旦干戈扰攘，必有胜负，溃败的士兵，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找不到别的生活出路，往往流而为匪。
与此同时，各地士兵常常因不堪忍受军阀政府及其头领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发生反抗暴动的“兵变”。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至1922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77次兵变。这些变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则整队地加入土匪队伍。
上一节中提到的那个李L.K，他的遭遇，就是由失业农民到军阀的士兵，又由军阀的士兵到土匪的一个典型例子。
二三十年代的山西大同县县长曾说，以前山西是“模范省”，是和平之乡。那里没有内战，没有土匪。但是从1929年到1930年山西发生内战，就带来了大量的盗匪问题。以至于严景耀先生要到距大同仅30公里的某处访问时，该县长坚持要派两名武装士兵护送。他说：“这在1928年以前是不需要的，在现在，谁也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事。”
当地一个绰号“野狐狸”的土匪也说：“战时或灾荒年里是招兵买马最容易的时候。在内战时期，所有被击败的士兵都没有地方去营生。他们常要求参加大规模的土匪集团，这样他们就可以得的多而失去的少。”
的确，民国时期各地匪情猖獗，与连年不断的战乱密不可分。军阀混战的年代里，铁蹄踏遍大江南北，农民大批破产流亡，为了混口饭吃，就去“当兵吃粮”。而一旦军队溃散，他们别无生机，就只好流而为匪。
从前面的统计中看，在各地处决的匪犯中，当兵出身的只占总数的6%，即使在兵匪最多的山东曹州、河北等地区，这个比例也不过达到20%左右。这并不能说明溃散的士兵在土匪中比例很小，而是因为，这些由兵而匪的“兵匪”，往往是成建制地变成了土匪，他们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比一般的土匪更凶悍，所以，当时的政府很难用军队来剿灭他们，而改用了招抚、收编的办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被处决的匪犯中只能见到少量当兵出身的人的主要原因。而这些被处决的当兵出身的匪犯，绝大部分也只是被打散的零星溃卒、逃兵、革兵以及一部分退伍兵。至于那些成建制的兵匪，软弱无能的官府又怎么奈何得了他们呢！山东有个悍匪毛思忠，手下拥有万余众，系前解散之定武军，地势熟悉，枪械又利，纵横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北洋政府曾派张敬尧为剿匪督办，集聚四省劲旅会剿无效，后经官匪双方协议，将毛思忠部改编成一支“新编陆军”。
既使溃兵们自己不去当土匪，但军阀混战你胜我败的局势，也使不少武器散落于民间，这就为土匪的武装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豫西嵩县东区黄兑村有个村长叫郭灿，是郭姓大族中的一个霸主，因为派差得罪了同族另一个地主郭某，被郭某买通杀手给打死了。郭灿的孙子叫郭绍绪，才12岁，当时住在他舅父家，闻讯投靠当地的军阀部队镇嵩军当了小勤务兵。六七年以后，郭绍绪长大成人，又在军中结了把兄弟，弄了两枝手枪。1921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郭绍绪携枪回村寻仇，一下子杀死仇家大小四口。行凶之后，他还在街头高叫：“我是郭绍绪，是来为我爷爷报仇的，与村中老少爷们无关！”
郭绍绪据说后来又回到了军阀部队，还当上了副官，可是好景不长，部队溃败之后，因他有血案在身，无计过正常人的生活，只得落草为匪。
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侠盗式土匪的幻想
前两节我们分析了土匪队伍的基本成份是失业人群，包括由于灾荒、土地兼并和战乱等原因造成的农村和城市中的失业者以及溃兵。这些人，多是社会下层人物，在土匪中的地位也不高。从本节起，我们将主要分析匪首们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土匪头目之所以加入匪伙，并不完全是因生活所迫；他们的落草，其原因十分复杂，而且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引发的，例如讼事受挫、被人凌辱、抱打不平、野心不遂等，甚至家庭失和也会使他们走上占山为王的道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社会的上层阶级或边缘阶层。其中有一种类型，便是颇具侠义心肠的以“替天行道”为己任的所谓侠盗式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而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改变这种现实而沦为土匪的。
驰名河南的“中州大侠”王天纵即为一例。
王天纵幼名天同，原名天从，字旭九，河南嵩县鸣皋镇（今属伊川县）人。他父亲原是鸣皋附近一个贫农，全家种七八亩山坡薄地，由于天灾歉收及官府劣绅的苛捐杂派，虽终年辛劳，仍不得温饱，因此他父亲把地卖掉，移住鸣皋街上做小生意。天纵有弟名天佑，兄弟两人读不起书，自幼随父劳动。自移住鸣皋街上后，天纵于帮父劳作余暇，常喜参加附近的练武场子，学习练拳使棒，舞刀弄枪，从此思想上就崇尚游侠作风，跟一伙年轻人斗群架打不平，到18岁上便补上本镇保卫团的团丁。时团上已有几枝快枪，天纵爱之不忍释手，精心练习射击。
鸣皋镇是伊河上游的一个大镇，商业兴盛，经常有巡防营驻此维持秩序。镇中有孟先生老七其人者，他父亲原任山东省游击，老七幼随父在山东任上，也喜欢武事，30岁返回鸣皋，以宦门公子身份交游镇中练武青年，闻天纵精于射击，遂延之于家，以友待之。孟家枪弹俱全，天纵更有练习射击机会，技更精进，几乎射无虚发，人呼之为“神炮”。孟七之为人，讲义气，敢作敢为，爱交游，不择良否，且疏财济困，好打不平，故附近数县各阶层中皆有交结，甚至差役乞丐，亦乐于供其驱使。其最大短处是不爱读书，使气任性。
孟七的这个短处终于发展到了致命的地步；他得罪了当地的文人泰斗郭铭鼎，两家明争暗斗，一直闹到官府。官府两相权衡之下，最后决定左袒郭氏，孟七因此弃家出逃，而王天纵也因挺身救助孟七的家眷，率众反叛，并击杀数名官兵，然后奔向南山。
王天纵率众入南山后，首先把孟七的眷属秘密安置在山中朋友家，然后对众人说：“事情是闹起来了，谁回去也得杀头，梁山的好汉还不是逼出来的？我们也只有走这条路。七爷虽走，不久可回，我们就打着我的旗号干吧，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众以为然，就从此过起绿林生活。初无定址，游窜于伏牛山区伊洛流域。官府虽屡派队搜剿，但飘忽不定，也打不着他，有时遇见地利，反把追剿官兵狠狠地揍一下。
由于王天纵的“盗亦有道”和驭下有方，部众发展到千余人，王天纵成了伏牛山中的绿林领袖，东西数百里内的绿林刀客，莫不听他指挥。
王天纵虽未像小说中描写的山大王公然挂着什么“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旗子，事实上却以绿林好汉行侠仗义来标榜，故当时人以“中州大侠”称之。因之不但各路绿林推王为盟主，即附近各县一般穷百姓亦公认天纵为公道大王，而乐为之通风报信。
王天纵虽在山寨中，但很注意外边形势，订有上海《申报》寄到洛阳转至山中，除知道不少时事外，也了解了上海的繁华，很想见识见识。他就和军师马文德商量，马认为去上海游历借以开阔眼界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去也没有多大意思，最好扮成官员去，可以排排场场地交接些上层人物，从而历练历练外间的世事。于是又把天纵的朋友、秀才冉信甫请上山来商酌，冉也同意马的意见，并自告奋勇陪王去沪。在动身之前，由冉设计把王装扮成候补道，又伪造了公文，由冉先在山寨使天纵演练熟悉官场的礼节仪注谈吐派头，又由关老九介绍两个熟悉官场交际场面的人作为随从。一切准备妥当后，又挑选了多名精干随从人员，才微服乘夜下山，昼息夜行，间道由漯河车站乘京汉车赴汉口，转乘长江轮船至沪，住租界高等旅社中。在十里洋场中，一住两月，初则游览参观，借广见闻，继则渐有交游。由于天纵气宇轩昂，举止中节，言词谨饬和用钱大方，辗转介绍，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官有商，有帮会中人，也有教育界和报馆中人，天纵均能应酬细致，不露真相。他托人购办了一批德国短枪（自来得手枪），在汉口交贷。有住在一旅社的候补道张某，与王交游过从颇密，慕王富有和豪放，将爱女（女学堂的学生）许王为婚，即于旅社中结婚。新夫人姿容秀雅，举止大方。王恐久留露出破绽，即带新夫人经汉返豫，由京汉铁路某小站下车，乘骡轿车仍是夜行昼息。新夫人问为什么夜里走，王说夜里凉快。乃到杨山，她才知道“候补道的官太太”变成了山大王的压寨夫人。由于王对她备极钟爱，遂亦安之。每日给王读报纸念小说，也教王读书写字，伉俪之情颇笃。王游沪归来，既慕西洋的物质文明，又恨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租界的横行霸道，萌发了民族革命思想，从此就与同盟会的河南籍革命人士有了联系。
辛亥年武昌起义，陕西第一响应，光复西安后出兵潼关，北方震动。河南同盟会党人杨勉斋、蒋我山、刘纯仁、刘镇华、石又謇、吴沧洲等会集洛阳，图谋举事，派吴沧洲、刘纯仁上杨山联络王天纵及伏牛山各路绿林武力，推王天纵为丁部大将军，约王攻占洛阳迎接陕西的东征军。王即发动各路绿林，北出龙门，进攻洛阳，嗣以清廷派陆军第六镇十二协周符麟部接守洛阳防务，戒备极严，攻城失败。杨勉斋、刘纯仁建议说：“前年（1909年）在洛阳曾与伯英（东征军首领张钫的字）计划，如陕西革命先成功，豫西革命力量就先与陕西结合，然后全力东下，河南革命方易成功。我们不如仍照此计划西去与伯英的东征军会合。”王天纵、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张屏、赵忠、丁同等等皆以为然，刘镇华、蒋我山、石又謇等也都赞同，于是众绿林决心弃山寨参加东征军。
王天纵等率领其武装8000余人于10月下旬先后到达潼关，正值潼关二次光复、清兵东退的时候，骤然增加这些力量，东征军士气愈益旺盛。王等部队到来之前，杨勉斋、刘纯仁微服先来说明情况。王部到后，由杨勉斋等带领王天纵等与张钫会见，王穿军服，其余张治公等也有穿便服的，也有穿军服的。王的身材高大，鹰鼻鹞眼，两眼炯炯有神，态度威而不野，彬彬有礼，言语无多而中肯，似胸中怀有经纶者。张钫以慰劳和欢迎的口气首先发言说：“诸位为国勤劳，辛苦了，我代表革命军欢迎诸位。”王说：“为国家的事，说不上辛苦，我们是来听指挥的，当不起欢迎。都督以后不要客气，我们一定服从命令。”张钫听了天纵这两句简单而恰当的话，暗暗佩服他的天才。王天纵解下自带的德造自来得手枪对张钫说：“我闯荡豫西十几年，就凭这玩意儿，现在赠送给都督，表示我的心意。”那时陕西军队中还没有自来得手枪，张钫笑着收了，并说：“你在豫西的侠义行为是久仰了，今日得见，并将共同革命，真是有幸！”于是就设宴欢迎。张钫与勉斋、纯仁等晚间略加计议，次日即委任王天纵为东征军先锋官兼第一标统，委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丁同声、赵忠、王修己等为标统，委张屏等为营长。另聘刘纯仁为总参议，杨勉斋为秘书长，刘镇华、蒋我山、贾巨卿、石又謇、刘玉山等为参议，在东征戎幕中参赞军机。因之军威为之大震。接着即出潼关攻击清军（赵倜的毅军和河南巡防营）。在战斗中，天纵表现了积极和勇敢，连败敌军。天纵亲自率队攻克函谷关天险，会同柴云升、憨玉琨、赵忠等攻进灵宝城，并一鼓作气将敌追退至渑池。嗣以清军增援（第一镇、第六镇一部及炮兵），王等不善于正规阻击作战，在英豪、张茅等处损失颇大，遂复退至潼关。
天纵向张钫建议说：“只凭我们这一路队伍东征，敌容易集中力量对付，如先占领南阳、再发动伏牛山中武力从南进击洛阳，与东征军收夹击之效，使敌兵力分散，较易成功。”他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自带一部分队伍前往。张钫同意他的说法，问他：“你只带一部分队伍能够打下南阳么？”他说：“南阳是谢宝胜防守（时谢任南阳镇台），他是我手下败将，他的命是我给留下来的，我去打他，非死即降，一定有把握。再与湖北革命队伍联系起来，夹击中原，这声势和力量就大啦。”张钫拨给他一些银子，他却只带几百人枪经龙驹寨、荆紫关，在伏牛山中发动些绿林武力，进出邓州，与鄂北革命军季雨霖部联系会攻南阳。南阳镇台谢宝胜听说鄂军来攻，还打算抵挡一阵，又听说王天纵率部到邓县会攻南阳，他长叹一声说：“完了！”遂自杀于镇台衙门内。
王天纵到南阳后，其参谋长马文德（原住南阳天主堂中养病）亦病愈来会，并献计于王，应准备如何发展。会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各省皆停战，王庆邀请赴京，从此离开了带领10余年的绿林部队，为袁所羁縻。王天纵后来又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组织靖国豫军，在土匪中，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得成正果的人物了吧！
与王天纵齐名的丁老八，也是为人们所称道的一位“侠盗”。
丁老八名同升，又名功辅，洛宁孙洪峪人。父继兰，清生员，教书于私塾，曾与大地主袁骆驼争地界讼于官，官吏受贿，讼不得直；新官到任则继诉，由此纠缠不休。袁苦于讼累，将丁继兰暗杀。时丁老八年幼未婚，尚有胞弟同庆在母怀抱；弟依胞叔丁继周抚养，而丁老八则避居岳父袁宗洛家（此人与袁骆驼同姓不同族）。宗洛亦生员，与丁继兰谊属同年，相契结亲，家住杨峪河庄，宅建炮楼，有自卫力，丁老八就在岳父家读书。18岁时，忽被岳父毁亲逐出。由此投身绿林，出没于崇阳沟一带。当时伙众仅10余人，惟枪械粮精，拥有斜排五洋钢、八里通、九里窜、十响毛瑟、攀机大六轮等新武器，常作案于陕州、灵宝、卢氏一带，以殷实富户为劫掠对象。陕、灵本富庶地区，卢氏地广民稀，兼有山货之利，因此洛宁贫雇农民佣工于陕、灵、卢者颇多。丁老八就利用佣工同乡的线索，向陕、灵、卢踩盘子（挂线），他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得财不伤主”。他一向不在西五镇一带作案，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丁老八开始拉杆后，三三五五的零星散匪及许多小杆纷纷来投，短时期内就集聚人马达1000余众，声势浩大，为当时山北（伏牛山）独一无二的总驾子。当时地方武力既不能与抗，而正式官军因人地生疏，亦感剿办棘手，所以时间不久，他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子。丁老八对穷人表同情，曾于积雪盈门时到古庙，送点抢来的粮食，并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不准路劫商旅”。在洛、卢交通大道上，如七里砭、双阳坡、五里湾、桐树岭、硖石河、十八盘坡等处，一向称为商旅难关。有一次有个洛阳基督教神父，路过五里湾遇匪，匪徒拔枪持刀，大喝留下包袱再走，该神父弃其行囊，跪地连呼“主救命，主保佑”。适有邮差毕丙午过此，将他扶起，他一边口呼“阿门”，一边问他的包袱何在，邮差说：“上帝拿去了。”土匪走后，他同邮差一同到了董寺饭店。事为丁老八知悉，将土匪张老二、张安父子扭获枭首，将首级悬五里湾树梢。该神父说：“丁爷是遵上帝旨意惩罚了魔鬼。”一时传为笑谈。由此在丁老八的辖区“辇条子”者绝迹。至于土匪如有采花行动，更为丁老八所不容，违者多数即行暗中处理。有一次崇阳河东竹竿园外，发现尸体一具，失去阳物，首级割下置两腿间，死者名梁才，乃当时的著匪，即因奸情被丁老八杀的。因此当时那里流传了两句话：“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故丁老八有“戴花英雄，人间报应”之称。
丁老八曾三打范蠡街。范蠡街乃卢氏首镇，是个商业集中地区，主要商品为漆与桐油以及猴头、木耳等，此外水烟、火纸亦属大宗。卢氏水烟，牛毛细丝，质量之佳驰名已久。这些商品都是聚销在范蠡街。正因为如此，自卫组织也比较严密。所以丁老八有三次攻打之举。头两次俱未得逞，并且伤亡了10余人。就一般土匪说，这就结下了深仇大恨，如果卷土重来，那就非来一个“破孽苦”不可了（“破孽苦”是烧杀泄愤的意思，打开之后，就要杀个鸡犬不留）。而丁老八却与一般土匪不同，他于一再失利，伤亡重大之后，却暗中整顿所部，周密计划，增强力量，终于乘对方防备疏忽之时，攻破了范蠡街。攻开之后，既未杀人，又未纵火，只是尽量抢掠财物而已。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破孽苦”，丁老八说：“我为劫掠，人为自卫，谁能说杀人不让人还手呢？达到掠劫目的就够缺德了，何必再去烧杀呢？”
丁老八于辛亥革命期间，编入张钫部任团长，骁勇善战，颇有战功，后以张钫不掌军权，丁乃转任北京京畿稽查处稽查，在职时得识蔡锷。1915年，响应云南讨袁起义，途径潼关，守军白绫子（潼关城防司令）迎入，设筵款待，筵间出陕督手令捕杀之。同行36骑，免于难者只李生田1人。
丁老八鼎盛时代，乡间顽童常自称丁老八以为游戏，丁老八遇之而笑曰：“当刀客最丢脸，不要学我。”
民国时期侠盗式的土匪差不多全国都有，这不能称为偶然现象。在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中，劳苦大众饱受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那些以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为口号的侠盗式土匪的出现，应该说是反映了被压迫阶级中较大一部分人的愿望。霍布斯鲍姆说得好：“当农民社会感到需要一个斗士和保护者时，他们就会创造他和召唤他出场。”
当代表了先进阶级意志的革命运动出现的时候，这种侠盗式的土匪极有可能一拍即合，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编《匪史搜秘——土匪的演变与覆亡》中详细加以讨论。
四、有仇不报非君子，当土匪也要报仇
在政治动乱、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无论是公仇还是私怨，要靠正常的途径即官府的合理断案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土匪队伍或自己拉起杆子，依靠草莽力量，往往可以一伸冤屈。民国时期，有不少著名土匪头目就是为报仇雪耻投奔绿林的。如著名的马占山将军，原籍河北丰润，因家贫逃难到东北，定居在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马占山七八岁时，即为本屯地主放牧，由于习练骑马赛跑，很快成为一个精于骑术的牧童。后来马占山又到蒙族聚居地方为蒙族富家放牧，几年时间，他习得蒙族骑射的技术，不管什么样的烈马，都能降服。到19岁时，马占山回到本镇姜葳子村，为大地主姜大牙家放牧。不久，因一匹马走失，姜大牙硬说是马占山把马偷卖了。马占山据理辩驳，被姜大牙派人绑送毛家城子镇警察分局，勒令马家赔马。警察绑住马占山两手的大拇指吊在棚顶上，拷打逼供。倔强的马占山，不管警察怎样毒打，总是说：“没偷就是没偷，打死我也没偷！”警察见拷打无效，只好将他关了起来。后来马占山家将自种的麦青全部卖掉，赔了姜大牙的马钱，才算了事。马占山回到家中不几天，丢失的马终于跑回来了，但爱钱如命的姜大牙一口咬定马没跑回来，不肯将马钱退回。赔了马挨了打的马占山，这时更是恨透了姜大牙。他决心要报仇雪恨，于是就瞒着父亲和妻子，上黑虎山（即哈拉八喇山）落草了。
马占山上黑虎山后，结识了早已在这里落草为寇的“弟兄”数十人。由于他精明强干，有一身善骑射的武艺，加之他为人豪爽，讲义气，不久便被举为头目。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马占山带着十几个“弟兄”闯进姜大牙家。姜家见势不妙，一齐跪倒向马占山叩头求饶，承认过去的罪过。马占山狠狠地痛打了姜大牙一顿，警告他说：“今天不杀死你，让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东西，认识认识老子们的厉害！”后来马占山被奉军收编，发迹于奉军。“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东北奋起抗日，血战江桥，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
如果说马占山的揭竿而起是为洗雪自身的耻辱的话，那么董世武的落草为寇则纯是为报父仇了，而且他的复仇对象，恰恰也是一伙土匪。
董世武乳名正学，字绍文，洛宁下峪镇砖峪村人。家道小康，有地约百亩，主要是靠他父亲勤俭创立起来的。清末民初，土匪蜂起，其父赴下峪赶集，在归途中被匪绑去，索价过高，且急，董备办迟缓，说票人杨永培缺乏经验，与匪首言语冲撞，匪将其父处死，尸体没有下落。土匪驾杆（即匪首）的冯老七，是下峪北庄头人，怕董日后报复，常有斩草除根之意，于是董随母逃避于舅父苗子实家。苗家住崇阳街，无力掩护，送其母子住南禅寺寨内以保安全。从此董就在南禅寺入私塾，塾师苗某，一日为生等讲解“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句，董很受感动，次日即逃学出走，数月无音信。据说，他当时打算进城报名当兵，因为走的是洛河南路，饭铺多不留宿，夜间摸黑进一小村庄，见有小房三间，尚有灯光，推门而入。一老汉坐在床上看《三国》，董便以实相告。问讯之下，老汉对他说：“当兵要找保人，你城里没熟人，恐怕不成！”董说：“要么我就去当土匪！”老汉说：“乱世当土匪也没啥丢人，不过也得存个好心肠，还须有人引进。你要当土匪怎么办？”董说：“杀贪官污吏，杀坏人孬种，打富济贫，为父报仇！”老汉点头赞许，又说：“最主要的是积德不缺德呀！我有一个学生叫孙金贵，他也是个驾杆的，我给你推荐去罢！”于是董世武便投奔孙金贵加入一伙。孙金贵拥匪众百余人，在县东部洛河南岸一带活动，绑票抢掠，破村劫寨，凶悍异常，有杀人不眨眼之名。当时乡间，尤其东乡，遇小孩啼哭时，只要说：“孙金贵来了”，立即止哭。有一次土匪在崇阳沟内碰杆（几伙土匪聚会），石板沟、顺水沟、芦花沟、砂坪等村，都住满了土匪，孙金贵杆住砂坪，人枪整齐，如军队一般。招集碰杆的是武鸿章（乳名武焕），乃丁老八部下骨干，曾充丁团营长武中魁的嗣子，家住崇阳下河月阳坡。后在刘镇华部第八方面军任团长。这次为碰杆而到的杆头中也有冯老七。武鸿章说：“我们这次碰杆是为了套交情（换帖结拜）摸底，打开窗户说亮话，咱们不能跟那些坏蛋相交，冯老七就是坏蛋，冯老七怎样坏，就请孙金贵详细说一下。”孙金贵说：“我们杆不足200人，都是好交情，本来无所谓谁是驾杆不是驾杆，不过推举我与董世武应个名义，但董是在患难中，他父亲被冯老七偷票撕票，有孽未报，不便暴露姓名，实际上杆中事都是董主持的。今天，董有了报父仇机会，各位说董世武杀父之仇应当报否？”大家异口同声说：“决无不报之理。”这时董世武已把冯老七绑在别的房里，于是就将冯推至下峪集市，枭其首而刃其腹，腹部刀口血涌如注，董伏地而吮其血，观众惊骇。董世武当场叫牌子说：“我是砖峪董正学，冯老七是我杀父的仇人，这与别人无关，各位叔伯大娘不要惊惶。”他历述其父被杀经过。由此董世武杀人喝血的声名，就在民间传起来了。
1914年，董世武名声正盛，他和孙金贵虽同驾一杆，而他比孙的名气更大。当时政府兵力薄弱，洛宁城内只驻一营人，无力分防，董世武便在崇阳街一带活动，出没无常。
董世武的绿林生活，时间不长，他是专为报仇而当匪的。如愿以偿以后，顾虑到将来无法安业，只好随孙金贵另作打算。1915年他们就接受了刘镇华的收编，孙为营长，董为营副，驻防商南龙驹寨。孙在职年余病故，董补其缺，后升团长。在憨玉琨与胡景翼作战的前夕，董世武已位至旅长，属于憨之陆军三十五师建制。憨军溃败，战事结束后董避居北京。1930年间曾一度充京畿稽查员，职微薪薄，遂返汴梁。原先董在职时，曾将个人私款交由旅军需裴子云代存于银行，折据亦由裴代执，数额8000元。嗣后董在京数次函裴提取，裴以款在活动中，或定期未到等词答复。董返汴后，向裴索要，裴竟说款交某商号经理周转，人逃未归，看来是昧心之意。后来裴任二十路总部参议，在洛阳买了房子，董就住在他家里，向他讨债。裴一味推诿，不予清还，有时给一元二元来虚意应付。董怀恨在心，一天乘裴不备，将沉睡中的裴杀死，出门潜逃。事后裴家虽报官缉拿，终无结果。董世武由此下落不明。
一般来说，土匪以男性为多，但也有女子为匪的。为子报仇的张寡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张寡妇原名贺贞，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在河南省洛宁县洛河南岸草庄村的贫苦农家，生下来就因母亲吃糠咽菜而没奶吃，但爹妈对她还是爱如掌珠的。
贺贞成年，性格开朗，通情达理。18岁嫁给德里北村贫农张洛山之子张有为妻。过门后，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勤快和气，深得公婆和丈夫的喜爱，左邻右舍，也都夸赞张家娶了个好媳妇。
张洛山是个忠厚善良的庄稼人。他的妻子是个贤慧而多病的妇女。独生儿子张有，因为家穷，没有读书，但人很聪明、能干。贺贞对这个家很满意。
贺贞到张家的第二年，大孩子振升出世了，恰恰在这一年，久病的婆婆离开了人间。又过了三年，公公张洛山也相继去世。两个老人的先后谢世，给张有夫妇留下了一大笔外债。夫妇二人虽胼手胝足日夜操劳，但三年还没还清债务。次子明升、三子先升都在这几年里先后降生。小俩口背着沉甸甸的高利贷，养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日子是相当艰难的。
贺贞26岁那年，张有竟一病不起，丢下贺贞和三个孩子死了。从此，贺贞被人称为“张寡妇”。
在那风雨如磬、弱肉强食的旧社会里，孤儿寡妇的日子好像过刀山一样艰难。“寡妇门前是非多”，又给她带来很多麻烦和苦恼。但性格刚强、不畏强暴的张寡妇，拉扯着三个孩子，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尽力拼搏。她40岁那年，大孩子振升已经是一个21岁的小伙子了。老二明升19岁，连最小的先升，也17岁了。三个劳力，因为土地太少，却解决不了一家四口人的温饱。她大伯张更山（张洛山的哥哥）是个心狠手辣为富不仁的地主，在张寡妇穷困到人人劝她卖孩子的日子里，有人求他帮帮侄媳妇，救救侄孙子，他竟冷冷地说：“穷富都是命里注定的。常言说：‘救急不救穷’，她这个穷坑我填不满。”当人们把这个情况告诉张寡妇时，她气得浑身发抖，咬咬牙对人说：“冻死、饿死也不去求他。”
民国九年（1920年）秋收后，振升听人说张更山村南那四亩地要出租，他想把它租来，反正他租给谁都是缴租，何况自己又是他的亲侄孙，于情于理，都应该有优先权。于是在一天夜里，他背着母亲，去到大爷家向他请求：“大爷，听说你村南那四亩地要出租，你看租给俺弟兄们好不好？课租不会比别人少缴。”张更山一听，怕这个穷小子将来赖着不肯缴租，就马上回绝说：“那几亩地我要留着自己种，不出租！”振升一再恳求，张更山都说不出租。振升气乎乎地回到家对妈一说，妈气得跺着脚说：“谁叫你去找他哩？我以前说过，饿死也不去求他。”说着，张寡妇把过去不曾对孩子们说过的往事又对振升说了一遍，要孩子记住，人穷骨头不能软，宁可去抢，不能去求。
第二天，老二明升从外面回来说：“他说不出租是瞎话，那块地被张清溪家租去了。”大哥振升听后憋了一肚子气，第二天一早就去犁那块地。张清溪家一听说，马上跑去制止，先口角争执，后来竟打了起来。张更山闻讯也跑到地里，一问情况，就怒斥张振升道：“我的地，我愿租给谁就租给谁。你这样霸道，想造反不是？”说着朝张清溪一努嘴：“给我打，打死人有我哩！”后来明升和先升闻讯赶到，清溪才歇了手。这次振升被打得鼻青眼肿，顺嘴流血。回到家里，一家人都气得闷声不响。夜里振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对妈说：“妈，这真把咱逼得走投无路，我再在屋里蹲下去，要憋死的。我想出去闯一闯，闯不出人样不回来。”妈沉默了一会儿，郑重地说：“你走我不拦你。放有出息点，不要忘记是谁逼你出去的，给咱穷人争口气！”儿子斩钉截铁地对妈说：“妈，你放心，我忘不了张更山，也忘不了张清溪，有朝一日我掌住刀把子，非宰了他们不可！”妈说：“逼咱走绝路的是张更山。张清溪打你是不对，可他和咱们一样，也是穷人，不能一样看待。”后半夜，张振升辞别了妈，出走了。
张振升和他爹一样，是个手脚利落，办事干脆的人。他离家时，除了胸腔里一颗复仇的决心以外，手无寸铁，送他的明升和他分手时问他：“哥，你到哪里去？投靠谁？”振升说：“去东南山，谁能帮我报仇，我就投靠谁。”
当时宜阳、洛宁交界的洪崖、高湾一带，是有名的“刀客”窝。振升毫不犹豫地扑向那里入了伙。由于他好交朋友、讲义气，对人赤胆忠心，时间不久就当上了二驾杆，成了匪中的小头头，有人有马，有刀有枪。胸中报仇的烈火驱使着他要报仇，要雪恨。
1922年（民国11年）秋天的一个夜里，他带着人马回德里村报仇了。他声言：“杀死张更山，财产抢个干；抓住张清溪，套上去拉犁。”
张振升明火执仗进村后，警惕性很高的仇人，早已闻风逃跑，他扑了个空。据至今还在的目击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人们从睡梦中被人喊马叫惊醒之后，都纷纷跑出来看时，只见棵棵树上都拴着马，振升带领着那些手执刀枪的人，杀气腾腾，从张更山家正院、偏院，跑进跑出，寻找张更山。最后，当发现仇人已经逃跑，无法找到时，振升对在场围观的乡亲们说：“乡亲们不要惊慌，我恨的是大爷。他为富不仁，见死不救，我回来就是找他报仇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将来还是要回来和他算账的。搬不倒他，我就不回来安居乐业。”说完就带着人马出村去了。
张振升率领人马重回南山之后不久，被一个叫韦聚臣的同伙打了黑枪（有人说，韦聚臣是想抢夺张振升的枪支，当二驾杆；更多的人则说是张更山花钱买打手韦聚臣打死张振升的）。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打死张振升的韦聚臣也被张振升的朋友们打死了。
一肚苦水、满腔怒火的张寡妇，为了替子报仇，1922年一个秋风吹落叶的夜里，她咬牙切齿地对老二明升说：“明娃，人家逼得咱无路走了，只能拼上跟他们干，走，上山！”说罢，向老三先升交待了几句话，就带着明升，连夜奔向高湾，投入匪伙，开始了她的趟将（土匪）生活。
由于她是振升的母亲，同伙中的年轻人都把她当长辈看待，很尊重她，有事也和她商量。由于生活的剧变，刚入伙时，她还不知道怎样处理和应付这种刀客生涯。但她处事果断、有勇有谋、大公无私的气度和作风，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爱戴和信赖，大家推她当总驾杆，并称她为“干娘”，她也亲昵地把那些青年人叫“孩子们”。她说：“孩子们，以前我只会拿针、拿线，现在叫拿刀拿枪，没法呀，这是人家逼的，要从头学，跟你们学。大家抬举我，让我当总驾杆，推不掉，咱就一块儿干吧。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说在前头：第一，眼前咱要抢富户、拉肥票，购买枪支、子弹，招兵买马，扩充势力。第二，拉票不伤人，女票不能欺侮，快结婚、还没出嫁的快票，谁也不准近身……。”
当时，他们这个杆子人枪还不多，还没力量对大村大户公开抢劫，只有采用秘密绑票法。第一次就绑了两个大户人家的大闺女，因未婚女子必须当天赎回，所以他们把这种肉票叫“快票”（洛宁土匪拉“快票”从此始）。这种快票也有当天来不及赎回，必须隔夜的，张寡妇对她们也特别优待，晚上有床有被，她并且亲自放哨保护。一次一个匪徒偷偷去拨快票的门，想干坏事，被张寡妇发现，一枪把那个坏蛋打死在门口，从此没人再敢对快票起歹心。
张寡妇行事仗义，有胆有识，愿追随者日众。当时一些散杆都纷纷来聚集在张寡妇的大旗下，于是她这个杆就成了一支兵强马壮的绿林武装，连当时著名的大驾杆杨德廉、金老十、袁禄、王瑞等都到她的麾下听命。他们活动在洛宁、宜阳、嵩县、渑池一带，攻村破寨。大的攻破抢劫活动，张寡妇总是坐在大队后边的抬斗上，跟随指挥。小的抢劫拉票，她虽不亲自出马，但手下人都照例叫张寡妇的牌子。有些根本不是张寡妇的人，杀了人，放了火，也叫牌子道：“我们是张寡妇的人！”有些向殷实富户“下黑帖”（要钱要枪的恐吓信），署名也写张寡妇。因此当时豫西几百里范围内，一提起张寡妇，大人吃惊，小孩止哭，地主老财们则编顺口溜：“蛇蝎心毒，寡妇心狠，犯她手下，挖苗断根。”张更山和德里的一些富户，痛恨张寡妇，一天夜里，将其在家安业的老三孩子张先升拉到洛河滩打死。张寡妇闻讯，悲痛欲绝，下决心杀回德里北村，为儿子报仇雪恨。确实张寡妇已经变了。
1925年，张寡妇扩充到近2000人。她常对“孩子们”说：“逼我们造反的是地主老财，他们的仗恃是官府衙门，咱不光要杀有钱有势的财主，还要攻城劫狱，杀那些贪官污吏。”洛宁、渑池、宜阳、嵩县的各大村镇，为防备张寡妇的人马来打寨，经常处于戒备状态。洛宁县城，不仅从洛阳调来重兵防守，还从各区调来许多民团协助守城。坐镇洛阳的吴大帅（吴佩孚），也纷纷收到各县告急。
正当张寡妇准备破城劫狱，进行大举的时候，驻扎在洛阳的镇嵩县第二师师长张治公派人到张寡妇部下活动，要收编这支绿林武装。来人先把杨德廉、金老士以及张寡妇部下的头头们都说动之后，才征求张寡妇的意见。张寡妇开始表示不同意。她对来顺说的人讲：“我拉杆是为了报仇，不是想当官。再说，一个小脚女人，也不能带兵当军官呀。”来人说：“仇早晚都能报，可是刀客不能当一辈子啊。况且你也得替他们年轻人想想，你不要前程，也不能耽搁人家一辈子呀。”几句话说得张寡妇动摇了，答应商量以后再说。
张寡妇同部下一商量，除极少数不愿下山外，绝大多数都愿意接受收抚。大家说：“收编后，有军饷，不怕围剿，人离山沟，心不离干妈，早晚有事，招之即来。”张寡妇看到这种人心思去的情况，就同意来人的要求，接受收编，条件是：（一）按实有人数改编。（二）原班人马不能遣散。（三）收编后，所有军官，统由张寡妇亲自指派。条件谈妥后，1926年初春，张寡妇坐着抬斗，带着这1000多人马，浩浩荡荡开到洛阳。按实有人数，编了一个团，张寡妇指派杨德廉当了团长，她的二儿子明升当了连长。她在洛阳亲自将人马、枪支点验交给杨德廉后，又匹马单枪回洛宁南山架子岭拉杆子去了。
地方上的殷商富户及官府衙门的官老爷们，正为张治公调虎离山而额手庆贺；散居在洛河南北的零星股匪，正以失去依靠而不安的时候，张寡妇的重新归来，震动很大。张寡妇在架子岭上又树起了大旗，那些群龙无首的小杆子，很快都来集合，人马越聚越众，声势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在洛宁东河南的洛宜交界处打家劫舍，而且北去渑、陕交界处闹腾，简直把熊耳山、伏牛山之间弄得神鬼不安。
1929年张寡妇的人马又扩充到1000多人，当时万选才刚刚叛冯投蒋，正要扩充实力，也派人到洛宁诱张接受收抚，张寡妇照样把人枪交给“孩子们”去接受收编当官，她自己再次回洛宁拉杆。
她在镇嵩军当连长的二儿子张明升，1931年奉命到陕县头峪去催办“日行兵差”，因性情暴躁，打骂地方绅民，激起公愤，当地一士绅，借请客之名，开枪将张明升打死在酒席上。张寡妇闻讯，恼怒万分，在明升所在部队配合下，血洗了头峪。全村死伤惨重，幸存者寥寥无几，房屋也被烧殆尽。二儿子的仇是报了，但张寡妇确实欠下了头峪人民一大笔血债。
血洗了头峪之后，就准备回德里北村为老大和老三报仇。1932年秋天的一个夜里，张寡妇的大队人马由宜阳向洛宁的德里北村出发了。出发前，她对部下把张更山的罪恶叙述了一遍，交待大家到北村，要杀他个鸡犬不留。出发时，大队衔枚疾走，张寡妇坐着抬斗殿后。先头人马沿着今涧口乡东陶峪南进。这里上陶峪村北也有个北村，领头的二驾杆误认为陶峪就是王召峪，一问村名，也叫北村，于是见男人就杀，一下杀了33口人。等张寡妇赶到一看错了，立即命令停止乱杀，一问情况，才知道真正的北村还在西边一道峪里。张寡妇捶胸跺脚，对这次误杀无辜，深表悔恨。
1933年秋，张寡妇带着几百两鸦片烟土，匹马单枪，坐着一辆人力车，经洛阳龙门，到许昌贩买枪支。当她进入郏县境，正过一座小桥时，路沿高处一个持枪的匪徒向她高声叫喊道：“站住！带私货没有？”桥上另一匪徒拦住去路要搜。张寡妇不慌不忙，把包袱扔在地下说：“搜吧！”然后从车上跳下来，趁势拔出手枪，对准路沿上那个匪徒“嘭”地一枪，把他的手枪击落在地，并叫牌子道：“我是张寡妇！”两匪徒闻声吓得马上跪倒地下，请求饶命。她对高处那个匪徒说：“把枪拾起来，以后把眼睛放亮点，要眼不是光占脸的！”说罢又扔给他一包枪伤药，才若无其事地上车继续赶路了。车夫过来问她：“你老人家就是张寡妇？真看不出，刚才你咋不把那两个家伙打死呢？”张寡妇笑笑说：“打掉他个手指头，教训教训他就够了，何必害他两条性命呢，他们要有办法，也不来劫路。”
到许昌办完事，她本想乘火车南下武汉，再转南京、上海流浪漂泊，以终残生，但一想起大仇未报，张更山还没除掉，就恨不得马上返回洛宁，设法报仇。
她是从许昌乘火车经郑州返回洛阳的。在郑州到洛阳的火车上，被洛宁王范的一个回民认出盯上。到洛阳一下火车，那人悄悄跟在张寡妇的后边，亲眼看着她住进西关一个旅社之后，便马上跑到周公庙警备司令部作了报告。警备司令部很快派枪兵包围了那个旅社，并把机枪对准张寡妇的房门高喊道：“张寡妇，你被包围了，赶快投降，把枪缴出来！”张寡妇揭开门帘向外一看，冷笑说：“何必做这阵势！要人跟你去，要枪给枪！”说着把两枝三把盒子枪往院里一扔，出来就要跟着那些官兵们走。那些官兵们要绑这个巨匪，张寡妇坦然自若地说：“老娘不是孬种，不会逃跑的。”
要犯张寡妇被擒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洛阳。开庭审问时，法庭内外，布满岗哨。当军法官提审张寡妇时，她态度昂然，旁若无人。
军法官问：“你就是张寡妇吗？”
张寡妇：“是的，张寡妇就是我，我就是杀人放火的大刀客头张寡妇。”
军法官：“你犯的罪你都承认吗？”
张寡妇：“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的事，我不赖。”
军法官：“你罪大恶极，判你死刑你服吗？”
张寡妇：“要杀要剐随你们，犯到你们手下，我就没打算再活！”
整个审讯过程很短。过了两天，洛阳城内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警备司令部要在当天中午12点钟枪决张寡妇的布告。
现在洛阳老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都还清楚地记得枪毙张寡妇那天的情形。他们说，十来点钟，东西大街两旁都站满人。一辆卡车载着张寡妇和押解的官兵，11点钟从周公庙警备司令部徐徐开出，到西大街时，人们看见被绑着的张寡妇带有皱纹的脸上，被微风飘拂着两绺灰发，态度很安详，背上插着亡命旗，上写着：“枪决死刑犯张寡妇”。站在高处的围观者，还看到张寡妇的小脚。车到井胡同口时，视死如归的张寡妇突然用洪亮的嗓子叫牌子了。她高声喊道：“乡亲们，你们都听着，我就是张寡妇，我是被逼当刀客的，我杀过人，我放过火，可我的仇还没有报！我今年五十三岁，再过五十三年，还是这粗这长。”她喊着，车开着，一直到东关，她的喊声没有断。在刑场她还最后高喊：“死了也要报……”“仇”字与枪声同时留在人间。
像这样为了给家族成员复仇而投身为匪的，在旧中国土匪中数量是很多的。
五、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正如水泊梁山的宋江一样，旧中国土匪中有不少人，是怀着出人头地的个人野心走向山林草泽的。从他们抓起枪杆子的头一天起，他们就压根没打算推翻眼前那个腐朽的社会制度。他们充其量只不过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曾经欺压过他们的贪官污吏、曾经鱼肉过他们的土豪劣绅，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普通的老百姓头上崭露身手。他们总愿意把自己制造的“匪祸”弄得声势再大一些，以便引起官府的足够重视，好来关注他们这一伙——旧中国的统治者们实在是精力有限，面对遍地的匪伙，很难专门地关注哪一伙。同时，这些怀有个人野心的土匪们，还非常注重扩充自己的实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实力是同统治者们讨价还价的必要筹码。
这些人，通常不是地主豪绅的子弟，因为对于地主豪绅的子弟来说，接受教育和成长为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官员的机会是不难获得的。但这种机会对于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子弟来说，却是少之又少的，即使是一些比较富裕的自耕农子弟，希望也很小。这类人很少上学校受教育，但又有事业心，他们面对着的只是一片荒凉暗淡的前景。正如白朗在一份告示中所说：“余欲为官吏，奈不善钻营；余欲为议员，奈不能运动。”（关于白朗，专家们一直吃不准究竟应该将其归入农民起义，还是土匪，但他的这段话，倒的确可以代表追求升阶的土匪们的思想。）由于极端缺乏创业者的合法机会，这些想出人头地的农村青年只得另择他途，即到犯罪的天地里去碰碰运气。而就民国时期社会动乱的境况来说，没有比拉杆子当土匪这条路更容易“升官发财”的了，以河南的洛宁县来说，由拉杆子当土匪而升官者就有：丁老八（团长）、梅发魁（军长）、董世武（旅长）、李老幺（师长）、程秀明（旅长）、吉长升（团长）、郑复礼（团长）、万宗（旅长）、武鸿章（团长）、夏维礼（旅长）、王汉清（团长）、李其芳（团长）以及金耀坤、韦凤岐、马德胜等。所以在河南民间有“想当官，拉大杆”之谚。根据1923年的调查，河南南阳的著名大杆就有32股约一万余人。这些人拉起杆子，有了较多的人和枪，不论政府招抚与否，都可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凡几百人或千数人一股的大杆子土匪，一般都要被招抚。一旦被官方招抚，就得根据其力量的强弱、人枪的多寡，分别委以军、师、旅、团等职务。所以当时土匪中流行这样一句话：“闹得越大，得的官越大。”由于这种诱惑，在一个时期内，河南各县的富户子弟，也都以杆为荣。1925年7月10日《时报》有一段报导：“汴省土匪之多，早为各省之最，考其原因，则以土匪之领杆者皆有得军官之希望也。杆愈大，及至收抚，非团长即旅长，营连微职，不值一顾，因之近两年来，各县富户之子弟，亦皆以领杆为荣。其先土匪猖獗，尚在深山各县；平坦交通地点，犹无此现象。但自去年以来，省门附近地点，即有大股土匪架票勒赎，屡经民间报告，亦无办法。刻得确耗，言开封县境之陈桥聚有土匪一二千人，既有多数之快枪，又有极大之炮队，军装军械，似较官兵为优。陈桥距开封仅有五十余里……嗣以毅军不肯开仗，不得已又调驻洛河南陆军李鸿翥部下前往，……第此股土匪乃从滑县窜来，为首者即滑县有名土匪王二王三，但其所出布告，文义尚好，内中似有人才在内，且该匪此次窜抵陈桥，尚未抢掠，闻其用意，亦似要求招安，可得一旅长。”这种通过拉大杆升官发财的匪目，全国各地都有。
震惊中外的津浦路劫车案中，肇事的匪首孙美瑶就是这样的人物。关于这件大匪案，我们将在中编《匪患录秘——著名匪伙与匪祸》中详细讲述。这里，让我们看另一个野心家式的土匪“张结巴”，从他时而为匪、时而官的反复中，或许对土匪的另一个来源会有更为感性的认识。
张结巴原名不详，后顶替别人之名叫张占彪，因其口吃，故有“张结巴”之绰号。他是云南西北部兰坪县人，生于1899年，从小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后来由于天灾，家乡无法生活，祖母带着他和他的大姐到俞川羊岑、鹤庆牛街打短工，有时也沿门乞讨。他9岁时，其大姐嫁到牛街乡下，他就在牛街给人放羊。一天，羊群被豹子咬死十来只，主人硬逼着要他赔，他没有办法，逃到灵应山罗刹洞躲藏。他的祖母一气身亡，被抛在仙人掌丛中。为了埋葬祖母偿还羊价，他从山上回来，自愿卖身。恰有一邓川焦石洞商人路过牛街，见此情景，遂生怜悯之心，出资给他办了事，并将其带往焦石洞。
到了焦石洞不久，他被瓦窑头村无儿无女的汉炳林夫妇以1500文铜钱赎出做抚子，并改其名为汉结苏。他在汉家的头几年很勤快，放羊砍柴种地样样都干，汉家夫妇也还喜欢他。不料后来汉炳林夫妇一连生了三男二女，对他就冷淡起来，而张结巴也自觉在汉家无指望，便整日赶着羊群在山上生活，直至把羊杀光吃光也不回汉家。这时，他与永北人长毛老人、尖嘴老三相识，三人便在鹤庆北衙山上“爬龙背”（匪语，即当土匪）。汉炳林为甩掉张结巴，便以此为由报知县署。这时县上正在募兵，县署里有一姓卫哨长亲戚张占彪也在应募之中，卫哨长遂以张结巴顶替自己的亲戚，张结巴便当了兵，并在其后沿用了张占彪之名字。
此时张结巴20岁左右，在邓川常备队服役。他不愿受军纪约束，常外出游荡，惹事生非。有一次他约了几个人到酒馆喝酒，调戏酒馆姑娘，并借酒撒疯，高叫：“梅花镇上耍风流，终日酒醉桃花宫。”吓得酒家老小躲闪不迭。一些人与他评理，他却大打出手，将酒馆砸得稀烂。回队后，他受到严厉的训斥，挨了四十军棍，并被关了禁闭。一天夜里，他将看守打死，拐带枪支，越墙逃回焦石洞。
然后，张结巴又找到了长毛老二、尖嘴老三，并约了喻东狗、罗全友等60多人，打制了一批长矛、大刀、匕首，正式上山“爬龙背”去了。众人推他为匪首，干起了拦路劫杀人的勾当。他们头一次抢劫，便显出了张结巴极残忍的性格。一日，他带着众人到鹤庆西园，路上遇着40多人的娶亲队伍，他一声令下，众匪将人全部杀死，财物一掠而光，就连死人身上的衣服、新娘的绣花鞋、新郎的红袖布、鼓手的唢呐、轿夫的红轿也全数掳尽。张结巴与众匪回山后，即用这些杀人越货得来的“财喜”尽情享乐挥霍了一番。尔后，为扩充力量，他又令喻东狗带200元到大理买枪支弹药招收人马。
岂知喻东狗到了大理，吃喝嫖赌，将200元钱花得一光二净，不敢回山交差。张结巴等不来喻东狗，恼怒之极，遂带领几人到喻家，将其妻子及两个儿子杀死。半年之后，喻东狗才回到家中。张结巴得知后，即给他写信道：“东狗兄：别来无恙？思念非浅。事未办妥，无关紧要。君子不念旧恶，弟以友谊为重，决不计较。现有大事待兄来共图之。望接信后速回山寨，弟迎候之。弟占彪。”喻东狗见此满心欢喜，连杀妻灭子之事也扔在脑后，请了两个保人赶往山中。
喻东狗到达匪巢时，张结巴与众匪正围坐在篝火旁。他见喻东狗等人来了，便说：“你们一路辛辛苦了。坐坐下，东狗兄，你你来得真好！”话音刚落，一匪即举枪冲喻东狗头上放了一枪，喻应声倒地身绝。张结巴假意一惊，故意申斥道：“哪哪个打枪？了得！”那个匪徒说是枪走了火。两个保人见此阵势吓瘫在地，亦被张匪杀害。随后，张结巴叫人将喻东狗的心挑出炒熟，边吃边说：“今天我吃了这条狗的心，方解心头之恨！”张结巴如此残忍狡诈，真是世间少有。在他一生土匪生涯中，一直如此行事，成为滇西一带为害极烈的恶魔。
1924年元月初，另一股土匪的匪首朱石宝派头目“草上飞”来找罗高才、张结巴匪股，约他们共同抢劫漾濞城，以抑制省军对土匪剿办。罗大喜，认为这是杀朱石宝受招安的大好机会，遂欣然同意，并决定朱石宝攻打城北门，他攻打南门，两股会合于县衙门，时间定在初六夜间。
“草上飞”走后，罗即招集亲信，暗中授计。尔后他又与张结巴、赵石掌商议，伪称：“从前朱石宝要我们跟他归标（合股之意），兄弟以为是屈居其下，故不同意。当前共约抢漾濞城，并订先占领县衙者为尊，不知二位意见如何？”张、赵二人皆表示必须捷足先登，以便左右朱匪。随后三人互相吹捧，罗有意推张结巴为尊，以便稳住他，以利于招安的进行。张结巴喜之不尽，以为罗高才真要让位。其实他们在这里算计朱石宝，而朱石宝却也在打他们的主意，想借攻打漾濞城之机，吃掉罗、张、赵的匪股，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占领漾濞城。这些匪魁各怀鬼胎，单等初六夜晚一见分晓。
初六晚上，大约亥末子初，漾濞城南门外火光一闪，张结巴、赵石掌即猛攻南门。朱石宝到北门附近听到南门枪声甚急，便不顾一切向北门攻来，冲到距门不远的一片松林里，即为罗高才所率亲信匪众包围，罗高才手举枪响，“叭”地一声，朱石宝仰面朝天，脑浆涂地。朱手下众匪见“龙头”已死，一阵慌乱，以为是省军来剿，纷纷逃窜。罗高才趁势冒充省军，将朱匪众打得溃不成股。接着，罗高才告诉张结巴，说朱石宝被省军伏击，已被打死，让张马上停止攻击，立即回山。次日晨，罗高才宣布招安，众匪慑服，不敢异议，只有张结巴愤愤不满，但一时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强忍下这口气。罗高才砍下了朱石宝的头，写了文书，派亲信送到大理。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得报大喜，赐给罗一枝五眼三响的左轮枪，子弹百发，令他开赴大松甸，听候正式招安。
此后，这股降匪名曰“洱源保卫大队”，以罗高才为大队长，驻在洱源城内财神殿里。
张结巴自招安后当了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心里一直不痛快，一是他从未有招安之心，二是他只是徒有虚名。罗高才大权独揽，为升官发财吃空额，扣克薪饷，与昔日匪友口是心非，同床异梦。保卫队中不少人不满他的行为，不是拐枪逃跑重新为匪，就是偷偷溜走回家务农去了。剩下的人也是不着军装，不训练，到处东游西逛，不成体统。张结巴表面上不像过去那般放荡不羁，为所欲为，实际上常到城内外观看虚实，勘查路径，结帮纳伙，图谋不轨。
火把节快到之时，罗高才要张结巴同回罗的家乡大松甸设宴招待乡亲和众弟兄们，仅留少数人驻城里。张结巴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心中定下暗计。火把节这天他欣然同罗至大松甸，竭力为罗捧场，指挥布置一切，俨然是罗的得力副手。是夜，火把高烧，灯烛齐明，宴席大开，张结巴里外周旋，殷勤敬酒，把一干人灌得东倒西歪。至半夜，张结巴提枪在外放了一枪，并大声喊道：“逃逃兵，抓抓逃兵！”旋即返回席前，报告罗高才，要求带上一班团兵去抓逃兵。罗高才不知是计，且已醉意三分，便由张结巴去了。就这样张结巴带着十多个心腹，重新反水为匪。
张结巴带人在罗坪山遇到了原朱石宝的部下陈克武和李翊伯等小股土匪，遂结成一股，张结巴被他们拥为匪首。其后，他们在洱源、邓川、鹤庆等地，大肆收罗溃散匪徒，纠集流氓恶棍，并指名道姓逼勒青壮年当匪，还强派各村送粮送枪，违者就遭打挨杀。为了拢络人心，欺骗百姓，他还散布什么“上等之人该我钱，中等之人莫肇闲，下等之人跟我来，每月十五元”。当时，有不少穷苦百姓上当受骗。张结巴就这样以种种手段，聚集了数百土匪，重操抢劫杀人的勾当。
是年秋，张结巴率匪部窜到洱源东山南大坪一带意欲攻打县城。他听说县城开来省军一个连，即设计将其调开，随后将匪部分为三股：他亲率一股悍匪攻打罗高才的老家大松甸（罗一直未回县城）；陈克武带领一股准备在打下大松甸后进攻洱源城；李诩伯、杨老幺率一股在清水河策应。
罗高才已知张结巴要攻打县城、大松甸，除报大理镇守使要求省军增援外，还在大松甸周围布置好了埋伏，准备迎战。张结巴带着土匪连夜窜到大松甸附近，于拂晓派出3个匪徒下山侦察。突然间，埋伏的保卫队哨兵从树丛中窜出，举起缅刀将他们杀死，然后又人不知鬼不觉潜回原地。张结巴等众匪不知前面发生变故，继续向前赶来，走入了保卫队的伏击圈。保卫队官兵举枪齐射，土匪伤亡大半，余众抱头鼠窜。张结巴见状大怒，暴跳如雷，亲自驱赶着剩下的顽匪进攻，占领了几个据点，将保卫队逼进村中。双方一直激战到中午，不分胜负，各有伤亡，张结巴的左肩也中了一弹。他捂着伤口，圆睁红眼，狂呼乱喊指挥着土匪进攻。正当他带人由村东冲进村时，西北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原来是省军派出一个排来大松甸支援，张结巴即下令撤退到村西树丛中。
这时在山坳里正有3个老人放羊，张结巴看见，即令手下捉来，以泄未攻进大松甸之恨。他们把老人绑在树上，张结巴疯狂地叫喊：“剜心！我我我要吃！”他将匕首拔出，活活将老人的心挑了出来，点着火烧熟了，和几个土匪分吃了之后，又令人从老人尸体上剥下3块皮，贴在自己的左肩的伤口上。这时，省军逼进大松甸，将张结巴击溃，另两路土匪亦不敢露面，窜回山中。
几天后，他们派出匪探到洱源城内侦察，得知省军已回大理，城内兵力空虚，县长王用口到大理去开剿匪会议，保卫队主力随罗高才在大松甸，只有保卫队、政警队等50来个官兵守卫，便决定乘机洗劫洱源。
农历九月十一日，张结巴匪部由清水河倾巢出动向洱源城扑来，到达时已半夜。洱源居民正在酣睡中，守兵亦在抽鸦片赌博之后松懈警惕睡大觉，无人站岗放哨。土匪摸进北门城堡，连砍10多名团兵，余下的团兵不能抵抗，蜂涌逃出东门外，只有保卫队曹教练带着3个伙夫与匪徒死战，守住保卫队队部。此时城中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匪徒肆意抢劫，民财被掠抢一空，还掳走了近百人，连县长王用中的小儿子也被抓走。随后张结巴下令：①清点所抓之人，勒索赎命费，限期交清；②清点被抓女子，任匪徒奸污。于是城中群魔肆虐，弱女子受尽凌辱。
张结巴率众匪退出洱源城后，紧接着又到鹤庆松桂街、鹤庆城内烧杀抢掠，然后才带着从鹤庆抢来的“压寨夫人”大乔及众匪窜入永北山中，吃喝作乐。就在1925年的春节时，张结巴遭到了永北山中另一股蛮匪的袭击。张匪部当时正在聚赌玩乐，毫无防备，结果被这股蛮匪抢走银元6驮，长短枪15枝，烧毁粮食无数。遭此一通劫，张匪元气大伤。1925年四月初八时，他们在烧抢象眠山一带村庄时，被鹤庆团防队赶入黑混哨山中，后来又被省军围剿，溃散成两股：张结巴带着一股，杨老幺、李翊伯带着一股，经过一段时间流窜，他们才会合于洱源罗坪山北段的清水河，并在这里建立匪巢，裹胁了一批百姓强逼为匪。张结巴这时匪焰更为嚣张，分封手下的杨老幺、陈克武、李翊伯、草上飞为“四大金刚”，扬言要抢洱源、攻大理、占昆明、独霸云南。另一股驻马鹿塘，以杨老幺、李翊伯为首；他自己则带着“特务队”（以金牙齿为头）不时来往于两大股匪之间。为了恢复元气，扩大匪势，他在周围村庄强派壮丁、枪支弹药、各种物资，闹得罗坪山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不久，他们风闻省里要派一旅之军到滇西剿匪，便决计在省军未来之前大肆烧杀抢掠，把洱源搜刮干净，使省军来后“焦土自毙”。
自此洱源百姓遭了殃，张结巴匪部杀人如麻，抢劫无数，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
从农历五月初一开始，张匪大肆行动。杨老幺率一股土匪来到宁北区，乘五充街赶晚街之际突然出现，掳去百姓300余人，抢走物资无数。李翊伯率另一股土匪在几日之内先抢劫蕨菜、横水、哨平等一带山村，然后扑下茈碧湖西岸，先后抢劫24个村庄，所到之处先抢后烧，一片片火海吞没村寨，不知多少财产化为乌有，多少百姓死于非命。张结巴为抢到更多的财物，不断变换残暴手法。起初几天，他每到一处烧杀抢掠一阵就走。后来他发现抢来的财物由土匪自己背着影响转移和作战，就逼着老百姓将财物背到山上匪巢中。以后，他嫌这样做也累赘，干脆改为抢人，把大批老百姓赶上山去，逼着其亲友以钱物去赎人。
五月二十四日未时，张结巴和陈克武带着土匪掳掠了宁南区。在他们的烧抢后退到赵天子庙东边沙坝上休息时，有一叫赵锡保的小头目要求到炼城村去“找红旗”（即抢劫），以报当年受该村欺负他父子之仇。张结巴即应允说：“快快去！狠狠地整！”赵遂带人冲进村中，放起大火，刹时火苗乱窜，蔓延全村，有24户人家40多间房屋烧成灰烬。土匪走时还掳去百姓20多人，其中有杨全美母女3人，因不愿受奸而被杀死。六月五日，张结巴与杨老幺又带人抢劫了凤羽街，掳走了50多人。那天正是赶街的日子，在慌乱之中被杀死、踩死、打死、吓死的百姓有10多人。还有8座民院、3座古庙被焚毁。沿途各村亦均遭抢烧，在黑氵惠江两岸的村村寨寨，张结巴手下的草上飞、段丙功、罗秉义等从北向南，从南向北来回烧杀，并乔石井一带17个村子、潭溪村一带的房子财产全部烧光抢尽。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张结巴匪股连续作恶，洱源大部分地区均遭匪乱，百姓苦不堪言。
张结巴的残暴行为罄竹难书，传出之后，城里乡下无人不怕，谁家的孩子哭闹，只要听大人说：“不要哭，张结巴来了。”孩子立即不敢哭闹，躲进大人的怀中。滇西的一些达官贵人士绅更是害怕，纷纷上书云南督军唐继尧，要求派兵来剿。
滇西北不断传来告急匪警，正在与顾品珍争权夺利的唐继尧不得不引起重视，于1925年年底电大理剿匪司令部，派出独立营史华部赴源专剿张结巴。张结巴闻知，即施展狡猾伎俩，分一股土匪至沙溪，扬言要困毁沙溪，吞吃鹤庆，企图把史营调开，他自己则率主力躲到西山伺机而动。但是张结巴诡计失算，正当他带着匪众南窜时，撞到了史营枪口上。双方展开激战，史营兵精将悍，张匪乃系乌合之众，经过半天恶战，将张匪击溃。这一仗张结巴的土匪被打死145人，史营缴获了160枝枪，200驮银元、烟土等。张结巴手下恶名昭彰的头目杨老幺也被击毙，其首级被挂于凤翔镇上。老百姓听说后，无不拍手称快，盼望张结巴也落此下场，千刀万剐方解心头之恨。
张结巴吃了败仗，没命逃窜，几天之后，他又纠集残匪，并在兰坪收罗了一些土匪，又去抢拉鸡井。拉鸡井是个盐场，在附近一带算是较富裕的地区。井区有一保井中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他们侦察张结巴来到附近，便做好迎击准备，并设计引诱张结巴前来攻击。张结巴中计，又一次打了败仗，溃逃回山中，一面继续抢劫，一面整顿匪部。
1926年5月，前大理镇守署副使罗树昌，打出反对唐继尧的旗号，大肆招兵买马，收编地霸土匪武装，扩充实力，并佾永北挥戈南下，进攻大理。其所部陈大光先进鹤庆，又直捣邓川。罗树昌此前曾招安张结巴，但张一直未加理睬，待陈大光攻下邓川后，罗又来招安张结巴，并许其攻占大理后委以旅长要职，张结巴这才点头同意，但却不下山，准备见风使舵。这其间，罗树昌挥兵猛攻上关，而守兵仅史华一营，兵力分散，渐不能支。张结巴这才出击，将史华布置在苍山脚下防堵他的一个连打散。罗树昌遂夺取上关。然后张结巴又马不停蹄直捣喜洲，攻进乱抢一阵，退到南中休整。这时陈大光的先遣中队也来到南中，在张结巴的驻地附近待命。
先遣中队队长邱回才，是张结巴的死对头；其父曾被张结巴勒赎杀害，抛尸旷野。此时与张结巴近在咫尺，不由勾起他报杀父之仇的念头。正巧陈大光来令，让他与张结巴会谈。他考虑再三，决定与之会谈，到时相机行事。张结巴也接到了陈大光会谈的命令，他根本未把小小先遣中队长放在眼里，也不知对方是自己的仇人，遂同意会谈，但提出只谈一个时辰，来者只身一人与张结巴会面，余者要在场外。
邱回才强压心头之火，来到会谈地点，见到张结巴只随便说了几句，就猛地拔出手枪一梭子打过去。只见张结巴已应声倒地，其余的土匪吓得呆若木鸡，会谈地点周围的土匪及与邱随来的官兵也不知所措。邱回才以为张结巴已死，大仇已报，遂大喊：“不要怕，是枪走火，弟兄们安静。”然后带人回到自己的防地。邱回才刚走，张结巴就一骨碌爬了起来，原来张结巴是诈死。他狡诈过人，邱回才一拔枪即被其发觉，他立即弯腰随枪声倒地装死，再加上邱的手枪是河西土造拉七，枪管大，火力散，只将张结巴的左臂擦破了几块皮。张结巴爬起来后，即指挥众匪向荒甸坝方向逃去。这次挨黑枪，他还以为是陈大光借邱回才之手杀他，做梦也没想到是自己种下的祸根。
是年9月，罗树昌反唐失败，唐继尧派陈维庚（被任命滇西剿匪司令）、唐继麟（唐继尧的堂弟、省军第三团团长）等进驻滇西。唐胜罗败，张结巴不但没有丝毫受损，反而在这一场混战中极度扩充了匪势，不但收编了罗部大批残兵败将，抢劫枪械、粮饷、被服，匪巢中堆满这些物品。此时唐继麟的步三团辖区是大理以北各县，其任务主要是剿灭张结巴。但是张结巴盘踞在深山老林里，行踪飘忽不定，牵得唐团乱转，也未能收到成效。张结巴得意狂妄之余，忽发奇想，企图进占大理，独霸迤西，为此他决定招安，还掳来了宁山应山铺一清末遗老吕咸熙、号吕进士的老先生，为他向陈维庚招安疏通牵线。
这时云南各派军阀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实力，均在收罗土匪武装，张结巴的招安要求一说即成。唐继尧还委任给他一个既大且长的官衔：大理、邓川、洱源、剑川、鹤庆、丽江、兰坪、云龙、漾濞、永平10县游击统管带兼“北伐后援军”独立第二混成旅旅长。他将自己匪部千余人编成3个团，制作了绣有“福国大昌”的大旗，到处得意洋洋耀武扬威地炫耀，并吹嘘说：“我我有这么多雄兵猛将，滇滇西谁是对手！”并还自封为“军长”、“省长”等，其野心愈发不能抑制。他虽已招安，但其残暴本性并未改变，经常反复无常地寻找借口杀人。
1927年上半年，云南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加剧，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被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推翻，尔后，胡、张、龙三派又发生火亻并，战祸殃及全省，最后结果以龙云胜利告终。就在军阀们兵戈相见的时候，张结巴虽为唐继尧的“北伐后援军”的旅长，但并不卖力作战，只要见势不好，他即拉队伍避战。唐军失败后，龙云势力尚未到达滇西，大理暂时成为一座空城，张结巴乘隙进驻大理。
称霸滇西是张结巴久已蓄谋的，乱世之口他忽而匪，忽而兵，保存扩充了力量，并进驻了他久已向往的大理城。大理原为唐军所据，官吏亦为唐继尧所派。唐继尧一派失败后，城内军队官吏均作鸟兽散，给了张结巴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打着招安军的旗号，名正言顺地开进大理。
为了盘踞此城，他进城后不烧不抢，反而一反常态，下令不扰民，实行公平买卖，使提心吊胆的大理人民暂时安定下来。随后他召集了大理所属的10县洪帮头目开会，说：“我张占彪招安进城，是要要10县人民清清静，请众众辈弟兄来捧捧场，日后决不不亏待你们！如如若有我们洪门子弟不守纪律，破坏坏我名誉的，你们就来报旅部，我我给他下油锅。”他这一串不伦不类的行帮话，听得这些洪帮头目不由暗笑，但表面也不敢露出丝毫，依然唯唯诺诺，点头称是。事后，他招待这些人大吃大喝，同他们弟四哥三、大爷长老幺短的，借此笼络这些地头蛇，以巩固自己在大理的地位。此外，他又将大理饷械局库房里的旧枪破管，悉数搬出，偷运至他在鹤庆牛街的旅部中去。
不久，在诸军阀角逐获胜的龙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肃清地方匪患，派出一〇一师张冲部来到滇西，剿抚土匪。张冲字云鹏，绿林出身，自归附龙云以后为其立下汗马功劳，不仅在军阀混战中出了大力，还收编了迤南众多土匪，对付土匪很有一套办法。他到滇西楚雄后收编了前唐继尧的近卫二十团，并委军官史华为一〇一师副师长。史华即是前面所提到的追剿张结巴的史营长。接着他在滇西剿灭了李济川、铁卤、独角牛、张良等数千土匪，一时颇得人心。然后，他率师西进大理。
就在张冲快要抵达下关之时，张结巴慌了，不知张冲此来是凶是吉，他急忙召集手下干将李翊伯、陈克武、杨光培、段炳功、罗炳义等开会计议，在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后，张结巴说：“现现在不忙打，也不要守，而要退退，让他张冲进城，我抖抖点威风给他瞧瞧，给他碗辣子汤叫他尝尝，才晓得我张张占彪的厉厉害！”随后他们定下计策，决定先节节退让，直到鹅卵哨为止，并设一“鸿门宴”请张冲。若张冲不敢来，就师出有名，杀他人仰马翻；若张冲来了，就提些条件进行要挟，逼他就范；如若不从，则掷杯为号，大杀一场，重新上山。计议已定，众匪分头布置。
张冲来到下关后，获知张结巴从大理撤往喜洲，并掳走了城内几名外国传教士。他正在揣摩张结巴此举时，又收到张结巴的一封信，邀他去喜洲，张结巴要为他“洗尘”。当晚张冲召集团以上军官作了安排，于次日偕与张结巴有交情的洪帮大爷、大理盐税局局长郭邵宗，仅带5名卫士前往喜洲。岂知到了喜洲，不见张结巴人影，只见其留下纸条要张冲于第二日到鹅卵哨会谈。原来狡猾的张结巴又将队伍拉到了鹅卵哨。
第二日，张冲7人前往鹅卵哨，几里地外便是张结巴已布置的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张冲久走江湖，并不在意，从容前行。到距会谈地点本主庙不远时，张结巴手下几十名卫士分用长矛、缅刀、刺刀交叉搭起，阻住去路，意在给张冲一个下马威。张冲举起指挥刀一路将其拨去，毫无惧色，走进本主庙大门。一进去张冲就发现院中、墙角、门背后已布满了埋伏，有意无意地露出枪管刀尖。张结巴坐在大殿中虎皮椅子上，叼着牙骨烟嘴，做未见张冲状。张冲见此，先声夺人，怒斥道：“哈哈，我听说你张结巴是条好汉，怕死的不来！来的不怕死！”接着拍拍胸脯又说：“听说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杀吧！要是在你面前皱一下眉头，就算不得好汉！”边说边逼进张结巴。
张冲的举动震住了张结巴，感到此人不同一般。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翘起大拇指说：“有胆量，有见识，好！好好汉！”还装模作样地斥骂左右：“哪哪个叫你们这样干？还还不快给老子滚滚开！”说着请张冲就座。张冲趁势劝张结巴说：“占彪！你我都爬过龙背。我以前在迤南爬龙背时，老百姓送德政碑；你在滇西北爬龙背，老百姓恨入骨髓。这是你要深省的。现在招安了，以后好好干，走正道，不要贻人口实，给绿林豪杰蒙羞。”张结巴听了，虚情假意地迎合：“张师长，兄弟我我服你。”张冲恩威并施，说服张结巴招安，郭邵宗在其间周旋，张结巴原来计划的一套全失去了作用。他的手下几次欲掷杯，都被他用眼色制止。最后他终于慑服于张冲，答应服从调遣，放回外国传教士，并提出与张冲结拜。张冲婉拒，送其两枝枪，张结巴亦回赠两枝。这时郭邵宗又以洪帮规矩规劝张结巴一番，张结巴均点头称是。
临别之时，郭邵宗使了眼色，张冲站起，上前一把抓住张结巴的右手腕，拉着就走，口中说道：“我们一起去看看弟兄们。”郭邵宗及张冲的几个卫士也凑上前，拥着张结巴向外走。张结巴猝不及防，多年江湖生涯从未被人挟持过，一时害怕起来，只好乖乖地向外走。张结巴的手下及埋伏的人马都被吓住，呆若木鸡，看着这几人往外走去。出了大门不远，张冲对张结巴说：“占彪大哥，好好待弟兄，好好干！后会有期！”旋即放开手扬长而去。张结巴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气急败坏地大吼道：“威风扫地！快，回回旅部！”
自鹅卵哨会谈后，张结巴被省军委任为鹤（庆）丽（江）游击司令，并命令他克日赴防。张结巴得令后退出大理，但却盘踞在邓川焦石洞和鹤庆牛街一带，拒不北上，并派人分赴大理、邓川、洱源等10县，请来洪帮头目和士绅，威逼他们呈文挽留他。这些人慑于他的淫威，遂马马虎虎写了呈文一报了事。张结巴遂按兵不动，等待下文，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张冲得知后，即改调张结巴去楚雄，并再三勒令他速往。张结巴无奈，只好打点人马上路。为防止张结巴反叛，张冲亲率精锐轻骑在前，另派两团劲旅在左右监视。
几日之后，张结巴行至宾川井处，其先头部队两个团已达姚安，他手下团长陈克武、李翊伯、杨光培突然跑来向他报告，说弟兄们不愿去楚雄，已跑三分之一，并煽动说，张冲诱骗他们至楚雄是为了解决他们，去楚雄是死路一条，叫嚷赶快反了。正在张结巴拿不定主意之时，手下抓住一个“奸细”，并搜出一封密信，大意是等张结巴所部到达姚安某山谷时，前后夹击，全部剿灭之。张结巴怒火万丈，一枪毙了奸细，大吼道：“反！反！反！”立即命所部退回。
实际上此奸细此信究竟是何人所为，是个疑问。有的说是前洱源县王用中为报杀子之仇，收买人写假信，以借张冲之手杀张结巴；亦有一说是陈克武，李翊伯等为激反张结巴，设计如此。但不管如何，张结巴本性就决定了他早晚也要反，此信不过是一根导火索而已。
张结巴在宾川井反叛后，向着邓川方向窜去。这时监视张部的一〇一师两个团早有防备，分从东西两面包抄过来，张结巴慌忙逃窜，又被另一伏兵打了伏击，结果众匪被打死打散过半。张结巴狼狈万状，带着残匪窜入深山。时值阴雨季节，张结巴等蜷缩在石洞中，以为安全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又做起了东山再起的美梦。其余众匪亦各自寻欢作乐，赌钱喝酒。他们没有想到张冲所部龙霖团赵源清营的“蓑衣队”已逼近他们的匪巢。
张结巴率匪逃窜到深山后，赵清源营尾随其后。当地百姓听说追剿张结巴，无不鼎力支援，送来了干粮、草鞋、长矛棍棒等，还自告奋勇带路直捣匪巢。当时正下倾盆大雨，老百姓送来了蓑衣篾帽，有50名官兵穿戴上，组成了蓑衣队，连夜冒雨向张结巴躲藏之处摸去。到了洞外，他们伪称是从焦石洞来送吃的，把匪哨干掉，接着和土匪激战起来。张结巴等匪魁见势不对，急忙从另一洞口爬出去逃跑。天明了，土匪被击溃，蓑衣队也返回营地。
张结巴如惊弓之鸟带人窜进另一深谷，清点人数，所剩不多，决计分头活动，分三股流窜，然后至老君山会合。张结巴带着这股，直窜老君山；杨光培带20多人化装成军队模样，潜回洱源应家铺，拼凑人马，筹集资金；段秉功、罗炳义等去邓川西山腊坪哨，收罗散匪，以备后会。但是他们的如意打算又落了空，杨光培、段炳功等没窜出多远，即分别受到地方联防队的阻击，将他们再次打散，段炳功等逃至腊坪哨，杨光培等下落不明，只有张结巴顺利逃出。这时，张结巴原来东下楚雄时的先头两个团，也在省军的围攻之下溃散。张结巴的整个土匪队伍已经瓦解。
张结巴此时身边只有50多人，匪目有陈克武、李翊伯、草上飞等，每人各有长短枪一枝，子弹所剩也不多。他们先潜到牛街、三营一带活动，后又到兰坪坝抢劫；被龙霖团赶入老君山以后，又窜至鹤庆坝子抢劫。张结巴在省军及地方联防队的追剿之下日暮途穷，难以生存，遂派其手下吴老三到牛街联系当地哥老会和士绅杨葆元，以做他图。但吴老三一到牛街即被人认出逮捕。龙霖根据他的口供，派赵源清等10人化装成土匪，打入张结巴的匪巢；另派一排官兵化装成商人、农民模样前往右所、焦石洞一带策应赵；又与洱源张笏县长商议，以张去杨葆元处，定计诱杀张结巴。杨葆元曾任丽江、永北县长，后来告老回家，在地方上颇负声望。
这时已是1928年的腊月。杨葆元为协助省军、地方百姓除掉张结巴这一魔头，几度前往张的匪巢与之会谈，以招安之事诱其下山。但是张结巴诡计多端，反复无常，后来才对杨慢慢有所信任，带10多随从下山，与杨住在双龙寺。一日，杨借给张结巴一岁半儿子理发之机，将其认为“义子”，张结巴高兴异常，遂以“亲家”称杨，对杨更进一步信任。杨葆元借机将张结巴请到自己家中，将张的随从人员愿意回家给资遣散，张及其妻小、贴身警卫等7人均住杨家院里，杨葆元继续安抚张结巴，每天陪他吹烟喝酒，商谈“招安”。
腊月二十日，杨葆元与张结巴吃完早饭，又在烟床上吹烟。这时张妻正与杨夫人在外院天井逗张子玩乐，张的贴身警卫除头目草上飞值勤外，其他3人到村外闲逛。团防中队长杨子昭于此时带着几人手提火腿、鸡鸭、小菜、糕点等东西来了，说是来送年货，请杨葆元到厨房过目。杨葆元不耐烦地“哼”了一声，便下床到厨房去了，只有张结巴仍躺在床上吸烟。
这时，杨子昭手持名片走到床前说：“大爷，彭团首上剑川，要我们代他向大爷辞行。”张结巴起身用右手接名片，说时迟，那时快，杨子昭一步上前，用双手猛然卡住张结巴的脖子，用劲往床上按。张结巴拼死挣扎，反手去抓枕头下的手枪。随杨子昭来的李品芳、柯副官见状猛冲上去，对准张结巴的心窝连放两枪，其余人也拿刀在张的身上连戳几刀，混世魔头张结巴立时毙命身亡。值勤的草上飞听到枪声急忙奔进来，正碰上故作惊慌的杨葆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快……”草上飞问：“哪里打枪？”杨葆元说：“那里，那里！”推着草上飞说：“快跑，张大爷在门外，我们快去跟他！”草上飞跑出去后，杨葆元在他身后将大门关死，回屋等待消息。
草上飞被哄出大门后，即遭伏兵追击，但他逃出追捕，窜向东山。其他3名土匪有一人被击毙，另外两人也逃向东山。张的妻子大乔及儿子也被打死，其尸首解往大理。张结巴的首级先解往洱源，悬挂示众，随后又与尸解往大理，验明正身后，头身被缝，绑在木桩上示众。
在张结巴的土匪老巢焦石洞，龙霖团长与赵源清营长里应外合，全歼残匪，匪首陈克武、李翊伯、罗秉义3人首级被割下来，悬挂洱源城中示众。
至此，横行肆虐多年的张结巴的股匪彻底冰消瓦解，他再也不能做他那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野心梦了。
六、子继父业，世代为匪
旧中国社会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职业的家族继承性。人们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一般人总把这句话当做“血统论”的代表观点加以批判，其实，这句话也有其正确的或曰客观的一面，那就是，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旧中国，人们选择职业时并没有太多的自由度。职业，总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和一种家族的传统而世世相袭的。农民的儿子，最理想的出路仍然离不开土地，而世匪的后代，大部分仍然要去当土匪。因为那是“轻车熟路”，不需要另外打出一片天下的。
正是由于职业的这种家族继承性，在那些匪患累世的地方，世匪、惯匪、职匪，就成了土匪匪酋的一个重要来源。
下面让我们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主人公毙命多年之后，仍被一部电视连续剧当做了一个匪酋的生活原型。他就是姚大榜，在文学作品里叫做田大榜。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光绪壬午年（1882年）生于湘西晃县（现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上过私塾，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1950年12月在十家坪偷渡氵舞水时被我堵击淹死河中，时年68岁，为匪50余年。
幼年时的姚大榜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膀粗大，父母疼爱，称为“大膀”。“榜”谐音，由此得其名。姚成年后两颧高耸，嘴巴大，双唇厚，下巴像把铲子似的朝前凸出，两腮凹进呈猴像，除两颗门牙外，其余均脱光；鹰勾鼻子，两眼充满杀气，几根既长又黑又粗的眉毛，长相十分凶恶。冷天时常穿件长衫，脏得油光发亮。热天着短白布衫，青布衣，脚系布袜套草鞋，戴缎子壳球帽。无事喜欢拿人取笑，特别是喜欢用烟袋烧妇女、青年人后脑勺头发，发出“吱吱”响声，以作取乐。被烧者，不得发气。否则，他就借故生端。由此，人们与他接近也要怕他三分，故称“姚老辈子”。
姚家世代为匪，纵横湘西24代，只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才金盆洗手，改以务家为本，除耕种几十石谷田外，没有做过邪恶之事。姚大榜年幼时，一家7口，除父母外，一个哥哥早先夭折，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留在家里吃斋当老姑娘，一生没嫁，姚大榜年龄最小。自哥哥夭折后，他被视作独子，娇生惯养，少年时期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是其之能事，家里管他不着。父母为他费尽了心血，开始送他读私塾，识几个字，看些杂书，好的没学，被那些绿林好汉、老奸巨猾的人所启示，把抢劫杀人者称为“强人”。姚大榜自小便萌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
姚大榜16岁时，在贵州讲武学堂学会一套玩刀弄枪本领，且跑步如飞，登山如同走平地，因其父死后无人管教，便流浪成性。一次，蔡建狗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要其退牛，蔡家人多势大，蛮横地讲：“要退，只有拿白鱼崽（意指小刀子）退你。”姚大榜见他们口出狂言，一怒之下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尔后，相邀邻近的姚国安（绰号牙生矮子）和姚本富（外号富林麻子）结为一伙，并从当时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混名唐大王）那里搞到20多条枪，开始了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羽毛未丰，有些胆小，第一次杀人，怕别人找麻烦，便带其枪兵到贵州岑巩县龙鳌、牛场坡等地掳抢，打家劫舍，残害无辜，得了一笔横财，回牯牛溪，发展为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他把家从离县城不远的牯牛溪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所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利于活动。不久，抢来横财颇多，姚便在那里买田置地，由一茅棚，扩大到一栋正屋，两栋厢房，又在不远的贵州玉屏县的雾程，新修一栋别墅，供霸占来的老婆蒋冠英寄居。而且先后抢了龙氏、黄氏、梁氏和彭氏5个民女，恣意玩弄。其家产由原来的60石田，发展到1200多石，掌握有200多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枝，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人称姚大榜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他能为匪50余年，在他那团小天地里，自有他的护身符。他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若有不轨事态发生，将追查到底。有一次，他手下一吴姓匪兵，在他管辖范围内杀一个过路商人，外人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极了，追查到姓吴的，吓得吴面如土色，全身发抖，立即跪下对姚作揖道：“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子饶命。”姚大榜为了杀鸡儆猴，不再追问，就叫道：“好！你回去吧！”吴以为他大发慈悲，连连磕头，起来转身刚走几步，就随着“叭叭”的枪声倒在血泊里。
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陈老满告知姚大榜。大年初一，他就带人去把潘桥桥等3人抓来，一面从中大饱私囊，要潘出500块银洋的“辛苦”费给他；一面要潘退还陈家财物。待钱物交清，他又当众人面把3人杀了。附近几个村子，国民党不敢去抽兵派款，青年人被抓兵或遇官司等事，只要给他钱，就可以万事大吉。乡里发生纠纷，不惜重金，酒肉相待，请他这个“老辈子”去“主持公道”，不必定输赢，都由他说了算。岩上有一个叫妖婆的，家有万石谷田。一年，她出卖百多石，开始卖给张家湾的一个地主，还未落实，晃县大地主杨宗贵与妖婆关系较深，又背地唆使妖婆将田卖给他。因此，两家发生争执。双方请姚大榜去解决，姚各诈取光洋200块，钱交清，把田解决给张家湾，并当众说杨从中插手，给杨宗贵几个耳光。从此，姚、杨结下冤仇。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屏、万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也认为“姚校长”给地方上办了一件好事。实际上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处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1918年，姚匪猖狂，龙溪口商号对他产生畏惧，想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则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又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姚大榜的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
今玉屏县长岭乡的汪家溪，过去团防局设在此。局长马玉书与姚大榜相互勾结，打家劫舍。有一次密探告知，有10人挑鸦片路过此地，姚与马密商，欲将得来的鸦片均分。便设下埋伏，把鸦片抢了，挑鸦片的10人中有9人被杀。剩下的1人被姚大榜用马刀砍了一刀，滚下田坎，带伤逃脱，到铜仁专署控告，国民党有人来捉他，早已躲藏，队伍扑了一空。无奈，白师长就怪罪局长马玉书管辖此地无方，治理不力，抓去坐牢，并押赴刑场陪斩。姚一口鲸吞抢来的鸦片，马则惊厥瘫痪，成了姚的替罪羊。
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罗投奔，被封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他又拖枪上山为匪。
1936年初，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晃县时，就曾给姚大榜去信，告诫他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要改邪归正，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姚不听劝阻，相反还大量屠杀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和靠拢红军的群众，如新合乡农民广志桥因给红军带路，被其活活逼死。
国民党政府数次对姚招安，还把他掌握的匪伙进行收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他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1940年8月，国民党政府对姚大榜采取清剿，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一次，清剿队得知姚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迅即派了一连人星夜兼程，赶去捉拿。昏暗的油灯下，姚正与这女子打牌，捉拿队伍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房子给包围了。姚大榜听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推开那女子，掏出枪，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围房子的队伍，看见有个黑影从屋上掉下来，以为是姚大榜逃跑，叫喊“抓活的，抓活的”，都往黑影扑去。趁慌乱之际，姚大榜又从屋上另一头，纵身一跳，待士兵们从这边扑来，他已溜之乎也。这时连长才知道中了姚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
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得报姚大榜已回到家里，天亮来到姚大榜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顺手捞一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枝快慢机放在装满粪水的粪桶里，装扮一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没走多远，带队队长抓住他问：“老头，姚大榜在家吧？”姚大榜装着老老实实的样子，一换肩，粪水就往外溅，污了队长的裤子，队长后退一步，又问姚大榜在哪里？他用手指着一房间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部队迅即围拢去，将房子层层围住。姚大榜过了两条田埂，把粪桶一扔，掏出两枝快慢机，逃之夭夭。部队把他家里一搜，只见他的几个老婆和崽女。队长问其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指着士兵喊：“还不赶快给我追。”可为时晚矣。清剿队伍几经追剿，几经扑空，一怒之下，抓去了他的老婆、崽女，将他抢劫得来的金银财物8担多全部挑光。此后，姚更加警惕，每晚睡觉总是把香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警报器。待香烫手时，又另换一个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数处。这便是他为匪的传家宝。
姚大榜杀人越货，血债累累，遇人不免产生疑惧心理，恐遭不测。他的双枪总是放在衣袋里，与人说话时也手不离枪。某日与一客商在一店内谈话，对方由于感冒，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则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其他人拥进店，问其事端，他气愤地说：“你们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枪，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姚大榜年过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随从数人从芷江回晃县途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随从，谁能前去把狗抓来，随从们个个摇头。姚见罢，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地赶向前去，一会儿就将狗抓回，旁人见了惊愕不已。
在晃县，有一人使姚大榜大伤脑筋，即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任过国民党正规部队团长、旅长的大湾罗毛溪人张本清（又名张文项，外号张老虎或张大炮）。早年，张得到蒋介石的器重，曾任蒋的警卫团长，后因联名反蒋，遭到蒋的遗弃，回到家乡晃县，担任省参议员。他在晃县参议会第一局一次会议上说：“我不允许恶势力发展，我要保境安民，最低限度上至鲇鱼铺（酒店塘），下至门楼坳，即在晃县境内，我不允许土匪们作乱，谁要作乱。我就杀了谁。”由此，晃县土匪一时不敢放肆，匪势没有多大发展。对张本清，县府官员、地方绅士都不敢得罪他，其势力之大，令人生畏。
姚大榜视张本清如眼中钉，但不敢在虎口拔牙，表面上还是和睦相处。1939年，他们联合击败了经营晃县酒店塘汞矿的张平刚，合伙经营汞矿，来往甚密。不久，姚因在晃县为匪作恶，又支持龙溪口商号纱布走私，遭国民党独立团的围剿。姚虽化装逃脱，但他全家被抓入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姚请张本清出面说情。独立团得罪姚大榜，可得罪不了张本清。张以他的威望和能量，救了姚一家大小。此后姚多次宴请，感谢张本清，并口口声声对张说：“张旅长，多亏你的搭救，我今生来世也不忘你的救命之恩。”张本清开玩笑说：“杀人算你的，打官司算我的。”姚大榜回答说：“我杀了人，就是打赢官司，我的比你的快。”两人同欢而散。过后不久，二人共同经营汞矿因瓜分不匀，姚派姚锡昌当汞矿管办，而张本清又派一秀山人杨洪当管办，姚大榜暗地将杨洪杀了，开始埋下无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张本清因要娶其堂妹张善芝（又叫张学英）为妻，其前妻郭顺清愤而出走。张之举被其家族视为败坏家规门风，遭到家族的责骂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对此，姚大榜也进行讽刺。在姚、张二人参加的一个宴会上，姚针对张娶其堂妹之事，当着众人说：“牛栏立在田坎上，粪水不落外人田。”张面红耳赤，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心里忌恨着姚大榜。又有胡积善（又名胡惠卿）从中挑拨，使姚、张二人矛盾更加激化。
张回晃县后，为发其家业，在龙溪口开了一家本善公司。公司占用了江西帮的房子，江西帮要求归还，张不允。张大量收购桐油等产品，生意兴隆，加上经营龙溪口码头，大肆征收码头税，夺了江西帮等各商号之财。江西帮对张怀恨在心，决意除掉张本清。可谁来干此事呢？姚大榜爱财如命，早为他们所掌握，是最合适的人选。江西帮不惜重金，暗给姚送去白纱布数十匹，银元数千块。芷江匪首杨永清趁火打劫，极力支持姚大榜剪除张本清，并为他出谋划策。
1949年农历二月十四，正逢龙溪口赶场，人多拥挤，姚大榜派了手下得力亲信、分队长吴玉清（外号叫吴麻子或斗鸡麻子，其人在张本清手下做过事，后暗投姚大榜），带吴本军、吴本众、姚应林以及姚大榜的舅佬龙永安、彭秀才等人化装潜入龙溪口。姚大榜还派人在进出龙溪口的必经之地——杨家桥的土地坳、龙溪口的坳上等地接应。没过多久，张本清带着一个警卫到江西街。张指使警卫去办事，自己一人来到斌星街口小摊买烟时，等候在这里的吴玉清，上前喊道：“张旅长，你买烟。”张刚回头，身着长袍的吴玉清，从内肘下拔下枪对准张的太阳穴就是一枪，紧接着又窜出两个随从，在张的后脑勺和腰部又各开一枪，张顿时毙命。随即街上一片混乱，吵吵嚷嚷，人群中叫喊：“打死人，打死人。”吴玉清等人趁混乱，慌忙逃脱。张本清——姚大榜的救命恩人，就这样死在姚大榜的手下。
张一死，姚大榜实现了称霸晃县的美梦。不久，在一些绅士、商人的簇拥下，姚带其匪部进驻龙溪口，以壮声威。随即成立晃县保安第二团，自任团长，并兼晃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晃县警备第一大队长。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土匪们的丧钟。在解放军的追剿下，土匪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然而，为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湘西，芷江警备司令、“复兴楚汉宫”的双龙头杨永清于1949年8月、10月先后两次窜到晃县同姚大榜策划，扩大“楚汉帮会”，发展其匪势。姚以晃县“楚汉帮”龙头大爷、开山主之身份相迎。杨、姚二匪密谋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姚任副总指挥，率其匪部隐藏在贵州玉屏的樟寨，以及玉屏、万山和晃县的交界地——六龙山，伺机反扑。
1950年春，姚大榜趁人民解放军驻晃部队主力往怀化支援中心区重点剿匪之机，联合肖宗淮、蒲老翠、杨国政等匪首率匪众600多人攻打晃县县城，被解放军四一九团副团长王满昌率领守城部队击溃。
1950年秋，姚主要活动在玉屏的板山、黑岩场等地。有一次，县大队抓到一名叫黄东生的土匪，黄供出姚的藏身处，并带路去捉拿。县大队会同民兵百多人，连夜奔袭，赶到那里，才得知姚头一天率部从酒店塘过河，又逃往扶罗、新寨、凉伞等地。
8月30日，湘黔边界5000多名土匪蚁集凉伞，姚身任“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妄图在凉伞（土匪称为小台湾）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乌合之众，哪经得住解放军一击。“雪凉合围”一役，数千名土匪被擒被歼，姚从驻地新寨的龙寨带匪逃往壕庆湾。解放军勇追穷寇。壕庆湾一战，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他的儿子，匪营长、机枪射手姚应金被击毙。姚的老婆彭氏和女婿杨宗振、舅佬龙永安等被活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临阵逃脱，窜往中寨，后过禾滩，逃到波洲上面的十家坪，在此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在此偷渡氵舞水河，回到六龙山坶巢继续作恶。由于解放军和地方部队跟踪追剿，土匪疲于奔命，日夜溃逃，几天没吃上东西，一个个狼狈不堪。12月25日，土匪逃到十家坪的当晚，姚召开匪支队长、连长以上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对策。他声嘶力竭地在会上说：“我们好坏，死活就在这一夜，如能过河到六龙山，就有安身之所，大家要同心协力，成败就在此一举。”说罢，预感到末日来临，威风一世的姚大榜，从眼角里掉下串串泪珠。
土匪们按吩咐，作渡河准备，晚12点，开始偷渡。姚渡河的消息事先已被我方得知，在中共晃县县委书记杨建培的指挥下，十家坪的河对岸埋伏了堵截姚的部队和民兵。当两船土匪渡到河中，堵截的队伍开枪射击时，船上的土匪慌作一团。一只船调头回逃，姚乘的那只船被踩翻，船上的人都掉入河里。第二天，民兵从河里打捞出10多具尸体，其中，有一尸体上还挎着一枝快慢机，经辨认，此人就是姚大榜，是被淹死的。
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消除。人们知道姚大榜淹死的消息后，都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七、横行乡里，由流氓而土匪
还有一种匪酋，原来不过是一些地痞无赖小流氓，因为平日里横行乡里，激起公愤，难以继续欺压良善，干脆一不作二不休，要闹就闹个大的，上山当了土匪。
这里我们仅举两个例子。
一是原察哈尔的宋殿元。
要说宋殿元，恐怕鲜为人知；但要提起“小五点”，察北坝上一带的人民近乎家喻户晓。其实，“小五点”也并非生有“三头六臂”。他身高不满5尺，其貌不扬，胸无点墨，目不识丁，文不能看书写字，武不会打仗用兵，他曾带领的人马，少则一二十个亡命之徒，多则二三百名乌合之众。这个兵匪竿头子对察北、察盟一带的人民祸害至极，老百姓对他深恶痛绝。
宋殿元出生于贫困农家，其父宋荣，其母姚氏，一惯以农为业。宋殿元从小受父母兄姐娇惯溺爱，不受约束，放荡成性，打架、骂人、偷鸡、摸狗当做本事，十多岁便染上赌博恶习，经常偷拿家中物品变卖赌钱，而且十分无赖，输打赢要，家中无人能管教。其父没法，就将他送到张油坊给地主张秉忠当小长工。后又在红围子给王奉钧（王二毛）放马，因赌博输掉了全家的口粮，被他父亲撵出家门，便跟随王奉钧当了兵。王奉钧部被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宋不甘吃苦，逃跑回家。回家后仍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终日以赌为业。
1941年，宋到华山给日本人做劳工，挖山洞时挖出了枪，“大精字”（当年土匪用“字”而不报名）带着他们70来人拉了出来，跑到张北县，每人又搞到一匹日本人的马，当起土匪。没多久，宋殿元投到东地竿子“林字”部下。“林字”被打死后，他自己带了20多人拉起了杆子，在宝昌、张北、化德、崇礼、康保等县窜扰抢劫。
宋殿元从小没念过书，说话办事粗野鄙俗，害人手段却独出心裁，吊打、用马鞭抽、用火铲烫，拿绳子勒，用开水浇，拿子弹头刮，刑法多种多样。绑票请财神，先派出暗线打听，向谁家要东西不给拿出来是决不罢休的。平日里，每到一村，总是要枪、要马、要大烟，碰上就抢，不给就打；有值钱的，抢值钱的，没值钱的，见什么拿什么，拉牛、赶羊、抓鸡、捉鸭，就是破皮袄也得拿上你几件。抢来的东西，除了自己用外，其余的交给“背手”（专门给土匪背东西的人）变卖成钱，买房、买地、买牛羊。解放初期，康保县还有宋殿元的70多只羊，5头牛，1头骡子，1匹马，1辆皮车和不少土地，在张家口上堡还有他的13间房。
宋殿元有三大嗜好：抽烟、打牌、玩女人。他每月要耗用大烟100来两（折合7市斤）。他的女人是娶的他老姨的女儿，以后又先后霸占了3个女人。1944年春节前，到康保五福堂乔风祥家，看中了乔风祥的后儿“二铁匠”的女人，硬抢上做了他的二女人；第三个女人是抢的阎油坊王大所的儿媳妇；第四个是他当日军警察副中队长时从张北大囫囵强娶的一个姑娘。
宋殿元奸淫成性，凡被他看上的女人决不放过。1942年7月25日上午，宋带领六七个匪徒，在白旗一带抢劫后，窜到康保范家营村，要草米、要大烟，在村中祸害一天，临走时还要把村民范有的二儿媳绑在马上驮走。范有哭喊着，拽住宋殿元的马缰，抱住宋殿元的腿死活不放。宋殿元横眉怒目地骂道：“你个老小子，敢拉五爷的马头，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说着冲手下人使个眼色。他手下一个叫小张有子的匪徒，掏出手枪朝范有右脚就是一枪，把范有的右小腿骨打断。正在这时，蒙古队从白旗赶下来追剿宋殿元，宋见情况不妙，仓皇逃跑，范有的儿媳才没被驮走。
1944年11月，他带领匪徒到了满德堂村，见到一妇女有几分姿色，便让手下人给他拉到马家房中强奸一夜。第二天仍不甘心，硬让这个有夫之妇和他拜天地，差点将这个女人逼死，村人再三求情，这才作罢。有时，他的拜把弟兄们也觉得他做得有些过分，劝他适可而止，宋听了后，竟不知羞耻地哈哈大笑。据他自己交代，他强奸妇女约有300多人，其中闺女就有120多人。
1942年，察哈尔盟公署任命曹凯为警正，扩充地方武装。宋殿元与曹凯在张北曾同村居住，素有来往，曹凯便将宋殿元匪部收回，改编为一个中队，宋任中队长（警佐），驻扎在张北二台。
1943年，宋殿元与曹凯被日军改编为察哈尔盟直辖警察队，宋殿元仍担任中队长。从此，这个“有奶就是娘”的兵匪草头王，便积极为日军效劳，多次带兵围剿我崇礼县抗日根据地，杀害我村干部和革命群众。1945年7月在崇礼县庄地村杀死会民李文，在巴图营杀死村民张三，在张北工会一带还杀死4名无辜老乡。
在此期间，宋殿元曾和曹凯闹崩，又带了他的人马拉了3个月的杆子。投降日军以后，仍然经常带人出来抢劫。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殿元就随曹凯部队到绥远武川县境，投到国民党十二战区，在骑五旅当排长。同年8月，他持有国民党委任他骑兵暂编团的委任状，带领20余人来到康保县境，招兵买马，收罗了康保县的警察乡兵200余人，宋殿元为团长，王玉成任团副，周志胜、卢巨恺、郭士杰、柳士林为连长。宋殿元带这伙人在康保县周围窜扰，伺机袭击我区村政权，杀害我方干部和工作人员，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9月14日，他们在张油坊住宿时，抓住了曾当过伪警察的我丹清河区工作员张云涛，第二天（旧历八月初十）驻在离丹清河区不远的武大郎村。我丹清河区政府发觉后，便向武大郎村鸣枪，宋殿元依仗人多，立即下令向丹清河围攻。那时，丹清河区政府刚刚建立，人员不多，寡不敌众，只得边打边撤。撤退时，我区长李明，区小队长张玉林，战士米文生不幸被俘。饭后，宋殿元命令他的副官高宗义将李明、张玉林、米文生和张云涛处死。当时，宋的部下有和张云涛一起当过伪警察的为张求情，宋一概不容，4人即被同时杀害。惨案发生后，宋害怕我县大队前来围剿，即刻撤离丹清河，向北逃窜。9月24日，宋匪到了六区郝家营村住宿，将郝家营村的牛、羊、骡、马洗劫一空，值钱的东西全部抢光，受害者达40余户。之后便带领他的队伍开回绥远。是年底，宋殿元的连长卢世恺、郭士杰、柳士林等带领200余人窜到化德县骚扰，在阿恼山被我军包围全歼，卢巨恺、郭士杰、柳士林被活捉后镇压。
1946年3月，宋殿元跟随国民党二战区中将司令（号称长城防共自卫军）张甲清（张承德之子）来到坝上，在镶黄旗收集了袁焕、李文斌、岳凤鸣等土匪队伍300余人，到处残杀我革命干部和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这伙匪军在康保县阎油坊王家营住宿时，被我骑二团发觉后立即追击，一直追到康保与宝昌边界尖尖山上，将张甲清击毙，余匪全部溃散。宋殿元也逃回崇礼县老家隐藏起来。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宋殿元觉得有机可乘，从崇礼县收罗了10余名土匪来到康保，又收集了孙占山、岳凤鸣、刘启金、李金贵、贾增贵等匪军200余人，猖狂向我解放区反扑，反动气焰极其嚣张。10月7日，宋带人窜到离康保县城8里的赵家营村，抓住了县城的居民于尚有，将于捆绑吊打了一天一夜，硬逼问八路军的情况，离村时还抢走了6匹马、4头牛、皮袄、棉衣等物品。10月12日晚，宋匪200余人住在了三义公司区政府附近的碌碡洼村，阴谋袭击我三义公司区政府。翌晨，宋殿元派人向三义公司区政府做假报告，佯说“刘二营子村住有五六个土匪，共三四枝枪，子弹也不多，马也不多”，将我武工队伍诱去。其中一路发现情况较早，很快撤离未受损失；另一路30多人被宋匪200余人追击，我宣传部长晋拓东等19名同志被包围在刘二营村，虽经顽强战斗，终因力量悬殊，除一名同志幸存外，晋拓东等18名同志全部惨遭宋匪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二营惨案”。
1948年5月，宋殿元和曹凯不和，曹凯被编到骑五旅，离开了康保。康保成立了保警团，宋殿元先后担任了连长、营长职务。在此期间，宋殿元整天横行于康保街头，走东家，窜西家，抽烟、打牌、嫖女人，明刁、暗抢、捞外块，还和他人合资开饭馆，干尽了偷鸡摸狗的营生。
1948年12月，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宋殿元见大势已去，随曹凯一同撤到绥远，在十二旅当连长。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后，宋殿元在我军中受训3个月。当时，鄂有山嫌他过分无赖，不收留他，他也自知罪恶深重，便脱离了部队，住在绥远市通道街和他人一块开“永成店”。然而，宋恶性不改，继续为非作歹，1950年5月又伙同牛富仁等11人抢劫我军用物资，被打散后，宋殿元便逃往包头市，改名王贵，在西脑包四十号大店隐藏起来。
1951年4月，我察哈尔省公安处侦察到宋殿元的下落，公安人员即刻前往包头抓捕他。当40号大店的店掌柜带领公安人员将店院内的一间草屋围住时，宋正在屋里和他四女人及两个小孩说话，觉察到有人来抓他，“腾”地一下跳起来，装腔作势地喊他老婆：“快拿我的枪来！”（其实他屋内根本没枪）我公安人员见他如此顽固，便朝屋内打了一梭子子弹，喊话让出来，可他就是不肯出来。为了不伤他的女人和孩子，就让店掌柜进屋去将他抱住抓获，4月底押解回康保县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公判会上，受害者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宋殿元的深重罪恶，广大群众一致赞颂共产党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
另一个是河北郭清。
郭清，字井泉，乳名玉宝，1906年出生于临漳县柏合乡大营村一个地主家庭里。父亲郭廷玉，是个与土匪素有来往的青皮混子。郭清5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他和母亲、妹妹3口人，占有土地120亩。10岁时在本村入私塾，由于娇生惯养成性，不守学规，爱打架斗殴，14岁弃学开始赌钱。钱财光了就去偷，再输光再去偷。后来因钱输多了，只靠偷解决不了问题，就去劫道，砸明火，绑票要钱。郭清由于嗜赌成性，家产和土地逐渐被输掉。到1932年郭清26岁时，遇付村唱戏，郭清窜进张老局开设的赌场，不一会儿输了好多钱，当场耍赖，被张老局甩出赌场。郭清因手中无钱，落了丢人现眼，愤然跑到东五岔口一个老亲王自成家借了枝枪，就开始行窃劫道勾当。他觉得自己一人太孤单，就伙同本村李金斗、张蒜辫子抢了大营村4枝枪，拉杆子成立武装土匪。从此到处流窜，食宿异乡很少回家，后渐与土匪赵金华、宋天成相识结拜为友，三股土匪合成一股，附近村庄深受其害。郭清为了在本地立脚存身，满足发大财的欲望，就广交匪友，联合土匪势力，先后又结交了梁国富、刘自祥、韩治和、姜勇、刘平贵、谢安度、刘生只、王自全、薛广宗、李德善、老殿、杜二保、赵保才等土匪头目，拉大杆向远处抢掠。
1934年，郭清的土匪武装发展到八九十人，常驻大营、付村，活动猖獗。石友三的队伍从此路过，这股土匪在付村几乎全部被歼，活捉了30多名匪徒，都砍头示众。郭清逃跑后，短时期内吓得不敢出头露面。
后来郭清到安阳吴庄刘生只那里，刘死后连枪带人归于郭清。刘的两员干将金凤鸣、周治敬，对郭清是忠心耿耿，成了得力的助手。但只有几十人，不能与其他土匪抗衡，于是，郭清于1936年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在家乡一带向各村要枪100多枝，扩大自己的土匪势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南逃，地方治安更加混乱。郭清趁机在漳河南油房村设立据点，安起大锅，很快就收罗了地方民枪六七百枝，又联合程希孟、大根、老殿成立了土匪总部，郭清自称司令，到处派粮要款，不给就抢。
这时国民党想收编郭清等匪武装，派赵保才（1929年被国民党李旭东部收编委任为副师长）以副师长的名义回到临漳，在柳园和集廷家委任郭清为旅长，程希孟为副旅长，程文选（外号半截砖）、李德善（名大根）、杜二保为一、二、三团团长。这些土匪虽被收编，但不愿随李旭东部队走。赵保才企图未能得逞，自感回去无法向国民党交待，他也留在临漳充当土匪。
1938年初，从抗日前线南撤的国民党二十九军一个营驻在回隆、吴庄一带，郭清狂妄自大，想收这个营的枪，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退到漳河以北。
郭清与正规军作战无能，抢劫讹诈老百姓却是好手。1938年4月26日早晨，郭清的土匪武装闯入了成安县的东范町，抓人、抢物、要枪，仅这一次就抓去30多人，搜枪40多枝，抢牲口30多头，大车20辆，劫回财物不计其数，对绑架的“肉票”以人定价，拿款赎人。农民赵忠、林贵堂、林付臣、林玉贵、林太保、纪庆太、纪庆兰和他儿子等人，因定价太高，拿不起钱，被毒打后全部活埋。张跃林通过人说和卖了家产，凑够254元现大洋，才保住性命。抢来的民妇都被奸污糟蹋。
同年初夏，郭清的营长范进忠奉命带领十五六名骑兵，从漳河南油房村出发，到田村讹枪枝弹药，程凯抗拒不拿，郭部便把其父子分别枪杀在场里和街上，并进家把不满周岁的小孙子摔死，撕成两半。被讹户目睹惨状，只好破财保命。范珍买了两把盒子枪，范贵买了200发子弹，程明拿出200块现大洋，范玉明拿出130块现大洋，交给郭清才算了事。
1936年至1946年，土匪郭清活动频繁，抢劫成风，绑架肉票，奸淫妇女，胡作非为。据知，曾先后到协王村、申村、三宠村、南东坊，成安县的辛义、杨岗、东范町、豆公，魏县的回隆、北皋，内黄县的楚旺，磁县的前后弯漳、尹家桥，峰峰矿区的彭城、薛村、和村，安阳县的辛店集一带多次抢掠、杀人、放火，危害极大，人民群众饱尝匪祸之苦。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利用土匪武装“以华治华”，成立“安临特别警备司令部”，任王自全为正司令，郭清为副司令，郭清还兼任临漳县日伪二、三区区长，从此，郭清由土匪变成汉奸。
1943年5月，日军正式把郭清部队编为“冀南剿共独立旅”，任其为旅长，派懂中国话的日本人石田为军事顾问。随后日军一个班常驻贾河口。郭清受编后，明目张胆地按旅的编制，大量扩充军队，向各村摊派要兵。要一个兵，带一只枪、100发子弹，购置了两部大汽车，50挺轻重机枪，3门小迫击炮，设立了两个团，一个独立营，驻临漳韩步云的保安队400人也属他管，达到2200人。旅部下设军需处、书记处、参谋处、副官处，还有医院、裁缝处、电话室、电灯房、审讯室等机构。同时在邯郸、临漳、成安、安阳还设有办事处，控制范围以贾河口为中心，东到魏县城以西、广平县西南乡，西到临磁边界，南至漳河，北到成安城南，方圆80里。
郭清由土匪当上了铁杆汉奸，公开与八路军为敌，对无辜百姓实行残酷迫害。郭清怀疑大营村陈保善是共产党，抓到贾河口在一棵老枣树上吊打6个小时，直打得皮开肉烂，绳子吃进肉里，露出一寸多长的白骨，快要死的时候才将其放下。他怀疑贾河口农民靳福堂私通八路，就反捆双吊在树上，用皮鞭沾水打成半死活埋。大营村农民靳志平、靳二贵父子俩耕地占了点路边，郭清看见就气急败坏地命令士兵把两人吊在树上用马鞭、木棍毒打，快要断气时才放下来，并用车拉到贾河口准备用大刑，走到半路死去。据知，仅大营村就被郭清残杀9条人命。
1943年，在魏县马丰头抓住几个农民，本想勒索钱财，一个伪军说了声都像共产党，郭清听了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活埋。同年，郭清的队伍进成安县辛集村，挨户搜查，把群众赶到街心架起机枪，威胁农民检举八路军干部，只要谁说一声“没有”，就被捆绑吊打，经过逐个相面抓住8个农民，说是八路军干部，无辜被活埋。在贾河口时，有人报告李付堂排里吕念只等4人想带枪去投八路军，被抓住活埋。郭清还杀害过女共产党员魏县妇联主任王婉贞和八路军南支队第四队队长郭度华同志。
郭清是个土匪，又是个大毒品贩。他与大毒品贩王自全、和集廷等都有来往。1940年夏，郭清为贩卖毒品，带10几个护兵全副武装，骑着马到崔家桥王自全那里，驮回白料面两包袱。一两白料面兑换100块现大洋。按这个标准来计算，郭清这一次贩的毒品价值4万块现大洋。
1942年旧历五月，郭清带两个护兵以避暑为名到北京，与刘怀德、刘怀真、张祥丰、曹孟林等人贩卖毒品，一次就住49天。郭清除自己出动外，还指示小王村的李春华常住北京、天津。郭清将贩到的毒品，再通过各刘村的刘怀德、刘怀真、张路明等人销售出去，郭清实际上是“二刘一张”料子公司的后台老板。
1942年春，郭清在他的管辖区东北20多个村庄开始种大烟，每年种1000多亩，种大烟的地除正常纳税外，每亩还得交“大烟土”5两，一年就收“大烟土”六七百斤。除此外，还大量低价收购烟土，通过刘村料子公司，一部分直接销往外地，一部分从天津请技师加工后出售。
郭清明禁大烟，暗中贩烟种烟，毒害群众，大发横财，置买家业。除大营有他家财产外，还在北京专买了一座四合院，拥有几十间房的公馆，把头房夫人和孩子、儿媳搬到北京去住，有专人侍奉，任其挥霍享乐。郭清又夺人妻女4人为妾，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郭清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1948年在安阳他存有大量的金条、金砖。他的四房、五房夫人坐飞机南逃时带走了一部分，其余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郭清又投靠了国民党。土匪王自全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柳园让给了郭清。王自全面上仁义，实际是让郭清给他当顶门棍。10月12日郭清怕在漳河北被消灭，率领几个连约1500人离开他盘踞多年的贾河口，撤到漳河南王自全的地盘柳园。这时国民党把郭清、王自全、程道生3股伪匪合编为安阳地方自卫团，属河南省第三行政长官署行政专员、保安司令、清剿指挥部指挥官赵质良少将指挥。
郭清撤走，漳河以北解放，就逐渐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雇佃户贫农搞减租减息，斗地主分田地。郭清为了保护地主恶霸的利益，对此极为不满，便组织还乡团，过漳河，杀干部，打雇佃。1946年，贾河口、南寨、黑龙庙、郝家王村、东狄邱、南羊羔、张村集等几十个村的基层干部及其家属，均遭到残杀。贾河口有人到柳园报告情况后，郭清命贾存瑞带还乡团当夜包围了贾河口，枪杀了雇佃会主任袁老随和妻子、女儿3口。郭清勾结张村集地主马光林，把张村集接近八路军的马付其一家8口全部杀光。1946年8月，郭清派人到江村围攻我二区区长李励生。郭景贤为掩护李，被捕到柳园，郭清对他横加摧残，折磨致死。10月2日夜，包围了奶奶庙，杀死我五区区长李秀峰的岳父孙佩，李秀峰因受伤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1947年春天，为打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动了豫北战役。4月间我军攻克柳园，5月6日解放崔家桥，大军直指安阳。郭清率部从柳园败逃后，先驻安阳桥，退守袁宅，又到郭家湾，被国民党安阳驻军任命为“河南省人民自卫第二纵队”纵队长。5月底，我攻城大军撤出战斗向晋西南挺进，安阳改由地方部队进行围困。在此期间，我方派临漳县知名人士郝庆祯连续3次进安阳做争取郭清的工作，郭最后翻脸，郝几乎有去无回。相反，郭清连续派人对我方偷袭、骚扰，破坏我地方政权建设和土改运动，反动气焰异常嚣张。1948年郭清又被提拔为蒋军三三七师师长兼冀豫边区清乡剿共指挥部副总指挥。他的部队又驻防安阳桥和博爱村。
1948年9月，国民党驻安阳第四十军以参加徐州会战为名，撤离安阳。同时，任命郭清为安阳城防司令，统率王三祝的3个团，王景昌的两个团，刘乐先的一个团，程万福的一个营，郭清本部一个团，加上四十军一个辎重营和一个卫生担架队。国民党军让郭清困守安阳这座孤城，用这些土匪部队当炮灰，以期保住这个前沿阵地。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后，我华北地区除了太原、新乡、安阳3个孤城外，全都解放。这时驻安阳的冀豫边区“清剿”总指挥赵质臣和副总指挥郭清等辖多股地主武装，同时还有冀豫边界地区10几个县的流亡政权。安阳城区猥集了土匪、特务、还乡团、反动会道门头子、地、富、反、坏、顽、伪等3万多人。这些逃命之徒走投无路，凭借安阳坚固的城防工事，孤注一掷，作困兽斗。
1949年4月，我四野十三兵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围攻安阳。在扫清外围据点之后，于5月5日黄昏开始攻城，6日黎明爆破城墙成功，总攻开始，各部先后从北门、大西门突进城内。8时许，全城解放。歼敌14190人；生俘国民党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冀豫边区“清剿”总指挥赵质臣以下官兵15182名。敌副总指挥兼安阳城防司令郭清，在我军突进城内后，带了几个护兵从仓巷街逃至东门，受到解放军的狙击，后向南窜出，进了聂家院南屋，被我军包围，郭自杀未遂，后被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旧中国土匪的来源十分复杂，上述的几种情况，有时在一个土匪身上可以同时体现出来。但总的来说，土匪特别是匪众由旧中国的失业人群（游民无产者）为主要构成，这一点应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