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是一块充满神奇的土地。可是，在旧中国政府腐朽统治下，在日本、沙俄的侵略与掠夺下，黑山白水，成了盗匪的渊薮，林海雪原，充斥着人民的哀怨……
一、从土匪起家的东北王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他出身土匪。1902年受招抚，任清军马队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调入卫沈阳，屠杀革命党人，后一跃升为师长。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他乘机夺取了奉天的军政大权，始为奉天督军，后为东三省巡阅使，全部控制了东北三省。1924年进军关内，打败直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1926年自封“安国军”总司令，次年4月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月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在北伐中战败，退回东北。由于他未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发生利害冲突，当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张作霖是中国近代史风云一时的人物，他早年的土匪生涯就已表现出机谋狡诈的特性，加之时势的推动，使他登上历史舞台。
1.赌场失利，初试打扛子
张作霖，小名“张老疙瘩”，1875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生于奉天海城小洼子村，其祖上为河北大城县人，因家道艰难，无以为生，曾祖张永贵遂带领家人逃荒关外，落户海城。其父张有财，不务正业，终年在赌场中厮混，是当地有名的赌棍。张有财先娶邵氏为妻，生一女，长大后嫁于杨春芳（外号杨魔症，后充东北军团长）。邵氏死后又娶王氏，生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张作霖是第三个儿子。张作霖幼年时与鲍贵卿家对门而居（鲍后充吉林省督军，与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来往密切。鲍、张彼此互吃母乳，后来成为莫逆之交。
张有财长年累月在外赌博，放赌抽红，借以养活全家。1883年，张有财一去数月不归，致使家中生活无着，王氏托人四处探寻，仍不得结果。忽一日，他家养的黄狗从外面跑来，见到王氏后叫个不停，并用嘴叼扯王的衣襟。王氏甚觉奇怪，便跟随黄狗走向村外，走到一片树林处，只见一群乌鸦被惊动飞起。行到树林之中，王氏发现地上躺着个人，走至近前一看，竟是她的丈夫张有财，顿时惊呆了。她强忍悲痛回到村里，求当地的“乡约”到县上报了案。县府接到报案后，派人来验了尸，发现有刀伤，证明是被人谋杀致死。因张家贫穷，无钱上下打点，只批了个领尸掩埋，听候缉凶，就再无下文了。后来据传，是栾家堡子一个姓王的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局上赌输了，张让其以老婆抵债，王怀恨在心，遂预伏于张回家的路上，趁张不备把他杀害了。张有财死后，一家5口生活更加艰难，无奈，只得将家中仅有的3间房子卖掉，投奔琐安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外祖父家中。当时，张作霖年纪尚幼，母子5人就靠作泰、作孚给人扛长工维持生计。
张作霖受其父亲的影响，自幼顽劣，鬼心眼子不少。一日母亲跟孩子们说，我家生活这么艰难，欠邻居的债总也还不上，可怎么办呢？张作霖听后，眼珠子一转，想出一个鬼点子来。第二天，他故意将邻居的猪撵入池塘中，并大喊“猪落水了”。村里人听到后纷纷出来观看，他便跳入水中，把在水里挣扎的猪救了上来。邻人见状，很是感激，便对作霖母子说，多亏作霖把猪救了上来，要不非淹死不可。为表示谢意，借我家的钱就不要了。
张作霖12岁时，因家贫无力上学读书，后经托人向村中私熟先生说妥，让张一边给先生做饭，一边读书，不收学费。张作霖天资聪颖，书念得也不错，但就是不守规矩，还不愿受塾师管束。一次受到先生责备，心中大为不快，一时性起竟打了先生。他嘴里一边嚷着：“干啥都吃饭，我不念了。”一边抄起课本回家去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不到一年书，就中途辍学了。失学后，他在家无所事事，学会了赌钱。母亲怕他学坏误入歧途，便凑了几个钱让他去做小买卖，先是叫他卖包子，他馋了就吃，常常亏本。一日下小雨，包子没卖出多少，他见乡里几位老太太赌马掌纸牌，也吵着硬要玩。人家怕他输了不给钱，所以都不愿让他参加。张说：“我虽没几个钱，但有包子，你们怕什么，谁还赖你们的。”几位老太太无奈，只得叫他参加。偏巧他一人大输，于是耍起无赖，一把将钱抢去不少，提起篮子往外就跑。几个老太太哪能赶得上，急得什么似的，把他臭骂一顿，也就作罢。张朝老太太们作个鬼脸，嘻笑着说道：“你们下次再别跟我玩了。”便扬长而去。
后来，王氏又凑钱卖了些针线、鞋面、胭脂粉之类，让张背起货箱，手拿唤铃，当起货郎来。张作霖性好赌博，只要手里稍赚得几个钱，碰上赌钱的，丢下货箱就耍起钱来，时间不长就连货担子也输了。而后到赵家庙木匠铺学木工，不久感到没意思，就不学了。最后他去学兽医，对马发生了兴趣，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领。他在给附近驻军医马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清军的兵弁，沾染上了兵痞的习气。张作霖学了一段兽医后，因不愿呆在家里，又跑到附近村的大车店当打杂的，干一些给旅客端茶倒水、帮着卸车套车一类事情。辽西巨匪冯麟阁曾在该店住宿，两人一见相投，冯讲了许多有关土匪的事情，并在言谈中流露出引诱他入伙之意。他在大车店干了两三年后，又流浪到营口县的大高坎镇与流氓赌棍厮混。
1893年春，张作霖赌钱输个精光，还欠下一屁股债，被债主催逼不过，便偷偷跟其兄摸到羊肠河村“打杠子”（拦路抢劫），这是他首次下水，开始接触土匪生涯。没过多久，当地发生一起大案，当局捕风捉影，把张抓起来押进大狱，险些当了替死鬼，多亏后来破案，张作霖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当时，所学无成、游荡于营口街头的张作霖，便由过去熟识的清军小头目援引，投到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中。因他精明伶俐，又善骑射，博得长官好感。后长官的爱马有病被张医好，故更得赏识。不久，张即被提升为哨长。翌年张请假回乡探望母亲，他骑着马，身着整洁的军装，马背上还披着红褥套，神气十足。乡邻们见后，都说张作霖长出息了，当上官了。当时即由赵家庙街高木匠铺的高老惠作媒，将该村赵占元次女许配给张作霖，夫妻同庚，都是21岁。
中日停战后，宋庆军移防关里，张趁机携械离开部队，回到家乡。他与兄弟作泰、作孚分家单过，因家贫，只分得两双筷子两个碗，于是寄居于岳父家中。为了谋生，张作霖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个兽医桩子，又当起兽医来。当时，东北遭受帝俄侵略，盗匪蜂起，那时的匪帮多是骑马，俗称“马胡子”。张作霖常给他们医马，故结交了许多绿林朋友。此外，当时不少村子还成立了“保险队”，也常去找张医马，所以跟他们也混得很熟。在大高坎当兽医时，张曾与当地一个姓于的共恋一私娼，因争风吃醋，张被于某用一铁掀打昏在地。后张作督军时，有事到营口大高坎，找于某来见，于避而不敢前来，张骂于孬种，并说：“若他前来，我将给他一官做。”后来，他因嫌兽医赚钱少就不干了，靠赌博和放赌度日。一次张作霖赌输了，拿不出钱来，一群赌徒硬逼他还赌债，并扬言不给钱就扒光他的衣服，把他活活冻死。张无奈，冒着刺骨寒风落荒而逃。路上，碰见卖豆腐的钟三，钟见他如此狼狈，大发善心，将身上穿的羊皮背心脱下给张御寒。赌徒们得知后，硬逼钟三将背心追回。钟三骑着驴子赶上张作霖后，更生怜悯之心，不仅未索回皮衣，而且把当时卖豆腐的钱和驴子送给了他，使之得以逃脱。以后张作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感钟三救命之恩，将钟请到奉天和北京，倍加优待。当时，不少人都知道“大元帅”府中住着一位“钟三爷”，就是救张的那个钟三。
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也是个赌徒，外号叫“揭宝的”（因为他常在赌场为“宝局”揭宝）。那时赌场中常来匪徒，他二哥早与匪徒相通。有一次，他和二哥在赌场和人打架斗殴，滋生事故，被二道沟村李老恒以“通匪”罪名告到广宁县衙，被县里的捕盗营捕去。后经张作霖岳父赵占元托人具保，被解到省里受审，以“查无实据”而获释。到后来，张作霖发迹，当上了奉天督军，有一年张回到赵家庙，时二道沟村李老恒闻讯，恐张翻起旧账，定会跟他过不去的，于是带上他的老伴一起到张的行辕请罪。叙及往事，张毫无怒容，从容置之。张作霖对李老汉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恨，你虽告过我的状，但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反而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罢，拿出200元钱送给李氏夫妇，并再三嘱道：“你们老俩口不要害怕，回家去好好过日子吧。”于是，李志恒如释重负，谢恩而去。
2.投身绿林，刀头上舐血
张作霖出狱后，不思痛改前非，继续赌钱，不务正业，与地方无赖及草莽之辈多有交往，后又赌输欠下赌债，便去偷人家的猪，被抓住挨了一顿好打。此事在村中传开后，张自觉无地自容，难见乡亲父老，思前想后，终于横下一条心，决意投身绿林，去当土匪。
张作霖离家出走后，先找到以前熟识的巨匪头目冯麟阁，然后由冯介绍，在广宁加入了董大虎匪帮。张作霖当胡子之后，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即看守绑来的人质。
张在董大虎匪队干了一年，跟随匪队行抢于北镇、彰武、黑山、新邱一带，名声也渐为人知。后来他为何脱离这支匪队，众说不一。有人说一次董大虎绑来两大车妇女肉票，匪队中有些人光天化日之下便为非作歹，被张制止，引起争端，张一气之下脱离了匪队；也有人说其岳父到匪队来寻张，劝他回乡办保险队，既不愁吃愁喝，又可不必担风险。以上两说，虽无从考据孰是孰非，但张脱离董大虎绺子，却是事实。不过，他也并未立即去赵家庙办团练，而是投了杜立三，在天义大营混了一段日子，后来又投奔辽东吉洞峪的地方实力派徐老帅处，此人便是前述介绍花田少佐同张联络的引荐之人。张这混三日，那混五天，终感无处伸展，郁郁不乐，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绕回赵家庙岳父家。
当时，中国正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疯狂派兵侵略我国东北广大城乡。战乱之中，各地陷于无政府状态，胡匪也更加猖獗起来。在黑山县姜家屯一带有洪辅臣、陈印堂二人为首，啸聚四五百人，声势浩大。张作霖慕名前往拜访，与洪、陈相晤。张随身携带一枝十发手枪，爱若掌珠，洪见后亦甚喜之，于是张忍痛割爱，当即解枪面赠。洪不肯受，说：“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张乃说：“若你不收，就辜负了我们相交的诚意。”于是洪收之，至此二人遂成至交。
当时，辽河流域一带许多村镇的地主绅商，为保护身家财产，勾结土匪，纷纷建起“保险队”之类的民团武装。张作霖以为保险队较土匪生活更安定更有保障些，于是征得家乡大户的同意和支持，网罗散兵游勇30人，也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后逐渐将保险队扩大到将近20几个村屯，张作霖乃移驻北镇中安堡镇。当时，跟随张作霖的主要有宋老丰、崔大楞、齐大有、赵明德等人。
保险队打的是保护地方安宁、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实际上是给有钱人家“保镖”。这些人的开销，名义上是在“保险区”内按地亩摊派，实则由有钱有势者居间操纵，将摊派的绝大部分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在各自的“保险区”内，“保险队”一般是不抢不夺，但他们却常到“保险区”外勒捐，甚至恣意抢掠。后来，地方政府为改变“东屯聚党至西堡而逼捐，北堡揭竿向南村而抢勒”的局面，采取“化盗为良”、“化私团为公团”的办法，在辽河两岸设巡捕局8所，以土匪头子冯德麟为总巡长，约束“胡匪”、“马贼”，制止保险队四出抢劫。然而这一着也并未收到显效，总巡长对各保险队不仅没有多少约束能力，而且连他手下的徒众也照样四出抢劫。
在张作霖到中安堡前，受俄军招募的保险队匪首金寿山已在这一带活动，视中安堡为其“保险区”。金寿山匪股有100多人，比张作霖的势力大得多，并有沙俄的支持。沙俄侵略者让金寿山招收控制张作霖，张不听摆布，并顶撞了金。因而，金寿山怀恨在心，时刻想将张消灭或逐出中安堡。为此，他想出一条诡计，派他的干儿子打入张作霖内部，刺探虚实，以便选择有利时机，消灭张作霖。腊月二十三日（1901年），金的干儿子见时机已到，便伪称请假回家过年省亲，回去向金氏报告了张部底细，说张作霖忙着杀猪宰羊，张罗过年，并无什么防御准备，如乘机攻打，肯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腊月三十日除夕，正在张作霖欢度春节之际，他做梦也没想到，金寿山已带领所有部众，由中安堡镇西北角悄悄摸到他的驻地。张作霖等毫无戒备，突遭袭击，慌作一团，仓促突围，携带妻子儿子和残部向东南方向的八角台镇一带狼狈逃窜，想去投奔冯德麟。当时张夫人正怀着学良，是由宋老丰背着突围的。路上，他们在新民境内抢夺了一些蒙古马，骑马急驰，奔向台安县的八角台镇。到距八角台镇不远的雷家屯时，天已亮了。当时人困马乏，又知后无追兵，于是就停了下来，喂马打尖，稍事休息，并让当地派人前往八角台镇联络商量借道事宜。
八角台镇是张景惠的“保险区”，派去的人先找到该镇商会会长张紫云说明来意。张会长问送信的人：“张作霖有多少人？什么枪？”答有四五十人，多是背的快枪。张紫云找到张景惠商量怎么办，张说：“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干脆让他们借道。如果等打不过了再叫他们进来，损失可就大了。”遂告诉来人：“我们不但同意借道，而且欢迎他们进来。”张作霖知后，即率队顺利进入八角台镇。
张作霖和张景惠会合后，一见如故。张景惠认为张作霖既够朋友又能干，便想留他在八角台一块来干，并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张景惠对张作霖说：“你的才干胜我十倍，第一把交椅非你不可。”张作霖虽一再推辞，最后还是同意了，于是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自此，张景惠成了张作霖的重要伙伴。
张景惠便是后来投降日寇，窃充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的那个大汉奸。他原本是豆腐匠出身，不学无术，本事平庸。今见张能说会道，机警干练，料其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效仿陶谦让徐州之典故，把团练长一席让给他。张没料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凭空拣来一个团练长，感激之下，特拜张紫云为义父，以为靠山。他励精图治，整饬团练，团练队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八角台乡绅的赏识，一时名声鹊起。
夺下中安堡的金寿山，见张东山又起，恐其羽翼丰满危及自己，便同项昭子、徐汉武、陈文广等匪队勾结在一起，准备往袭八角台，把张扼杀在欲兴未兴之际。张急忙向旧友汤玉麟、张作相求救。
汤玉麟绅号汤二虎，辽宁省义县稍户营子人。据当地老人言，汤玉麟出生这天因屋子冷，在地上拢起一只火盆，村里人见汤宅屋里红堂堂的，以为起了火，都跑来救火，汤玉麟便在此时出生。后来，汤玉麟发迹当上了热河都统，便有人附凿杜撰，阿谀这位汤都统，扬言汤出生时红光满屋，主大富大贵云云。汤幼年便为地主扛活，喜欢舞枪弄棒，成人后不务正业，终日在赌场打发时光，养就强悍凶残的性情。一次闯光棍时，他用烧红的铁条烫自己的肋骨，却眉头不皱，谈笑自若，照例下赌耍钱，一下子闯出威风，此后一般屑小不敢与之争锋。后来，汤投身匪队，因其艺高胆大，渐渐独成一绺。当年金寿山往袭张作霖时，汤曾助过张一臂之力，二人从此结下挚友。
张作相，字辅臣，义县杂木林子人，泥瓦匠出身。有一年，其弟因赌搏争斗被人打死，时张作相正应募在大凌河工段修双阳甸火车站，待年底歇工回村时，方知其弟被害，一时愤起，率领本家族子弟10余人，闯入仇家，砍杀数人，然后逃出家乡，浪迹各地。后来以家族子弟为骨干拉起绺子，活跃在锦州一带。其人因名姓同张作霖只差一字，有人以为二人为亲兄弟，其实不然。不过，张作相对于张作霖却比亲兄弟还要忠诚，又素有“忠厚长者”之誉，城府深而有心计，是张作霖最贴心知己的老搭档。
汤玉麟、张作相率队来投，八角台声势大振，兵强马壮，一时震慑远近，金寿山等人再不敢觊觎八角台。张作霖踌躇满志，与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结拜为金兰之好，号称桃园三张三结义，外加汤玉麟这位“赵子龙”。4个人200余条枪，终于在辽西地区打开了局面。先是击毙悍匪海沙子，接着击毙项昭子匪队，巨匪项昭子授首，张作霖名震遐迩，八角台乡绅有口皆碑，多次联名向官衙呈万民折为张作霖请功，引起官衙的关注。
然而，这支保险队毕竟得不到官衙的承认，作为半民半匪的武装团伙，要步入社会，唯有走受抚招安之路。张作霖闲暇之余，每每为此事绞尽脑汁，寻机接受官府招安，走上官宦之路。这一日，机会终于来到了。
3.文劫官太太，走上招安路
1902年，东北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合力绞杀下失败，沙俄侵略军再无借口赖在东北，只好陆续开始撤兵，清政府鉴于战后辽西地面不宁，胡匪猖獗，民不聊生，于是设立了一个“办理南路辽河两岸招抚局”，委派大吏办理辽西胡匪、民团的招抚事宜。张作霖自感到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时机已到。
这一日，有探马来报，说逃难关内的盛京将军姨太太近日内将返回奉天。张作霖心里一动，计上心来忙派人把汤玉麟找来，如此这般面授机宜，汤玉麟点头称是领命而去。
没过几天，一行官衙车队出现在辽西走廓的官道上，车队进至新立屯附近时，忽有一伙匪队从路旁钻出，不由分说缴了护送人员的枪械，然后连人带马及车上载的几十箱细软统统押进新立屯镇街——这正是汤玉麟领张作霖之命率领的匪队，而官衙车队乃是盛京将军增祺的姨太太及其随从、护送人员，原先因庚子之变逃难关内，市面平静后又从关内返回，不料途遇土匪，增祺姨太太一行惊恐万状。
汤玉麟把劫来的姨太太及随从人员安顿在舒适的房间里，然后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遂吩咐手下人员好酒好菜侍奉，有鸦片瘾者还奉以上等烟膏。姨太太及其随从这才稍稍心定，却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张作霖亲到姨太太随从房间奉酒压惊，并同管事、卫士头目等人搭讪，述说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万不得已才走上半民半匪之路的苦衷。管事们听出其中话音，进而深谈，方知眼前之人便是传说中凶神恶煞般的悍匪张作霖，不免倒抽几口冷气。但又见张面目和善，儒雅温和，文质彬彬，毫无匪气，也便放心大半，遂转向姨太太面秉一切。姨太太觉得蹊跷，决定传见张作霖。
张进入内宅，毕恭毕敬参拜大礼，然后搬动伶牙俐齿，叙说自己的境遇和报效朝廷之心，直把姨太太说得大为动容，表示定在增祺面前保举推荐，张磕头连连称谢，慨然道：“倘若我张作霖能够投效增将军，在麾下充一小卒，为朝廷效命，洗去这不白之冤，即使来世当牛作马，也不忘增太太的大恩大德……”
第二天，张命令手下弟兄把劫得的枪械、财产、车马原封不动归交姨太太的随从，又赠给管事诸人些许礼物，然后打点人马亲自护送姨太太一行出境，一直送出数十里，直到平静地面为止。
增祺的姨太太返回奉天后，在增祺面前极力美言张作霖的大义、才干和手下弟兄的强悍，怂恿增祺收编这支队伍。枕头风一吹，增祺遂奏请清廷，指令由新民府收编张作霖这支团练队，时为1902年旧历10月15日。
从此以后，张作霖摇身一变，成为清廷的省防营管带官，他的金兰兄弟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也分别混个帮带、哨官等职，一代枭雄张作霖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了他的投机钻营和发迹生涯，一直发展到独霸东三省，成了东北王。这后半段历史，就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了。
二、杜立三称雄辽西
清末民初辽河下游大平原，包括辽阳州、新民府和海城县接壤的地区。这个地区有辽河、浑河、太子河、柳河流贯其间，堤坝纵横，犬牙交错，成为匪类潜伏的渊薮。当时水利不修，荆榛遍地，“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尤以甲午中日战争及庚子帝俄入侵，清王朝失其统治能力，溃兵游勇和地方狡猾无赖之徒，铤而走险，拿起历次变乱遗留下来的枪枝，杀人越货，以致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那些匪徒虽经官府多次清剿，但散而复聚，聚少成多，卒不能根除，一直延续几十年，杜立三就是这里的一个绿林头目。
1.自比窦尔墩，创建天意大营
杜立三是辽中县青麻坎人，原名国义，字阁卿，乳名立子，排行第三，因此乡里人便叫他杜立三或杜立子。他在闯荡初期，就以杜立三报号。
有一次，他单人在辽阳城西抢劫，被官兵跟踪追缉，跑到八宝胡同村外，正当危急时，遇见一个村民，挑着黄花鱼叫卖，他急中生计，用几块银元，换下村民衣裤，并鱼筐、扁担，装做小贩，缓步前行，大声叫卖。官兵赶到，问他看见杜立子没有，他说：“不认识，只看见一个带枪的人向前村逃去。”官兵为他所骗，向前追赶，他便从容逸去。他认为这是天意，从此改报为“杜天意”。乡间一谈起杜天意，都把他当连环套的窦尔墩、二贤庄的单雄信。
杜立三的父亲叫杜宝增，叔父杜宝兴、杜宝善和杜宝旺，都是著名的马胡子或坐地分赃的寨主。杜宝善是以专劫“皇杠”出名的“好汉”。杜立三的母亲，能说善道，经常周旋于各匪绺之间，为他们排难解忧，是各匪绺公认的干妈妈。除杜宝兴是杜立三亲手枪杀的以外，其他三兄弟，都是被官府拿获斩首示众的。
在杜立三家的西南约10里，有一个村子叫三界沟，是辽阳、新民、海城分界的地点，从这里南到海城县城100里，东到辽阳州城120里，北到新民府城190里，到辽中县城60里；这个边缘地带就是杜立三祖祖辈辈的老巢。这个老巢到杜立三手里，大肆扩张，沟渠纵横，堤道骈联，碉堡四立，重门深巷，真是一个深沟高垒、易守难攻的匪穴。
杜立三凭着他的恶势力，在青麻坎这块土地上，霸占了上等良田800余亩，当地人民，每年代种、代耕、代收，不论年景丰歉，对他一家的供纳，不得短少一粒。青麻坎周围几十里内，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所有居民都由他来“保护”，外地匪帮不得动一草一木；有到青麻坎来拜会他的，必杀猪宰羊，招待备至，但不能在他家落脚。最初在西岗子，设立“天意大营”为招待处。酒食草料，由地方按日供应。后来日久天长，村民供应不了，又把招待处迁到于家坊子的老当铺内。在那个年头，凡是辽阳、海城、新民、广宁一带的匪帮头目，没有不到“天意大营”来拜见杜寨主的。
有一年辽河决口，淤塞了附近的背河堤道，影响了他家田地的排水。他家管事人串通附近地主，命令老百姓替他挖掘沟渠，远至几十里外的隔河居民也都来出工。事后，地主们还倡议，说杜阁卿“大人”造福桑梓，有功于民，应当歌功颂德，立碑纪念，因而在吊鞋窝子大庙前，树立一块高大的雕龙汉白玉碑。
2.追杀张作霖，埋下祸根
杜立三不喝酒，不赌钱，不吸鸦片烟，这和其他匪徒不同。他最喜爱好马好枪。只要谁家有好马好枪，他必千方百计得来而后甘心。各小股匪帮所送的礼品，也以好马好枪为限。他尤精于选马，善于骑乘，还耍得一手好枪法。他拥有200多匹精良健壮的好马，分成青、黄、红、白4队，每队一色，不但鞍鞯鲜明，马头马尾和马鬃也均扎以各色丝绸条子，以为标饰。
杜立三中等身材，紫红脸，满脸杀气，望之令人生畏。他和他的贴身崽子一样装束，头上扎着紫红色头巾，脑后垂着一尺多长的紫红飘带，身穿紫红宁绸上衣，蓝缎裤子，脚着青缎靴，每人携带两柄最好的手枪和一枝毛瑟大枪。每次出行，杜立三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总是身先匪众，跑在最前头。他的匪众，每10人分为一小队，有一小队长。在他下面，有一个帮同指挥的名宋庆濂，人称为宋帮带。
杜立三训练骑术，极为严厉，专讲横越沟壕，穿林涉水。在青纱帐起后，他们不循道路，纵横驰骋，践踏禾稼，任其所之，听到远处有车马声，立即飞奔前去，迨到车马行人前面，即横截道路，屹立不动。杜有一匹跑得最快而又最不驯服的马，名叫“青燕子”，别人不敢上鞍，只有他才能驾驭。
杜立三心黑手辣，不但地方上老百姓闻名丧胆，就是和他打过交道的匪首，亦无不畏惧。他17岁时，单人到辽河岸上，用红布缠起一把木头饭勺子，形似土造手枪，威胁上水船只，一天之内，劫了16只由营口回航的粮船。那时候，辽河两岸出产的粮，多半靠水运到营口去卖，回航买杂货。每到秋季，沿岸各码头，热闹异常。杜立三限令每只船，放下“买路钱”，船家或多或少放下银元或元宝，才准解缆上行。后来杜的力量渐大，索性在柳条岗子渡口岸上搭起席棚，公然设临时“官卡”，派人开捐；规定到营口卖粮下航船每只2元，由营口运货回航上航船每只5元，船商没人敢过问一声。
张作霖没有就抚之前，仗恃人马比杜立三多，势力比杜立三大，曾缴过杜立三一小股匪徒的枪枝，因而触怒了杜立三。杜立三明知彼众我寡，但他自恃强悍，与对方打杀。结果，张作霖失败逃走，杜立三放马穷追，由辽阳界追到镇安县十七户。十七户有一个大地主“汤二爷”，是汤玉麟认的本家，平时与官匪各方均有交往，势力很大。张作霖率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等逃到那里，请求“汤二爷”保护。杜立三跟踪追到十七户，经“汤二爷”出面调解，两人均认“汤二爷”作义父，并结金兰之好，焚香拜把，海誓山盟。但这是张作霖一时权宜之计，内心已对杜埋下势不两立根苗。
那个时候，在各股匪帮当中，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的要数冯麟阁（名德邻）。冯麟阁之所以能够成立大团，是暗地里受刘东阁的支持。刘东阁，举人，黑山县齐家窝棚的大绅士。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在奉天省城为冯麟阁活动，以冯“保境安民”为由，请上峰准许成立大团；因此，冯麟阁得以扩张势力，驾凌他匪之上。团址设在辽阳界高家索子。当时著名的牛帮、海帮各股土匪以及镇安、广宁间各地小股匪帮，大多被冯麟阁吸收，共有108帮，头目称为一百单八将，以凑梁山泊天罡地煞之数。
在杜立三家附近，有一个结交匪类但不直接抢劫只是坐地分赃的大头目，叫田宝廷，平时以“行侠仗义”为号召，各地匪首无不结识。杜立三经他介绍，才和冯麟阁开始交往。同时，杜立三的叔父杜宝善又和冯是朋友；因此，名义上杜立三也算加入了冯麟阁的大团，但不在108帮之内。108帮都受冯麟阁的命令，改组受编，莫敢违抗；惟杜立三只听“请”不听“令”，分庭抗礼，独树一帜。杜立三来到大团时，受上宾待遇，因此招人嫉恨。
3.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
杜立三生性狠毒，虽至亲亦所不饶。他的父亲杜宝增在一次抢劫后因官兵跟踪捕拿，隐匿在附近民户中。他的叔父杜宝兴被逼，供出下落，杜宝增因而被捉杀头。那时杜立三年纪尚小，没有什么衔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杜立三为二老婆杜凤扶正（大老婆已走）办喜事，前来祝贺的有当地财主、绅士、官吏，还有辽阳、广宁、盘山赶来的举人、秀才，可称是十分热闹。这天晚间客人走后，杜立三的母亲在高兴中叹了口气说：“要是你爹活着也跟着享福了，你爹死是你三叔一句话。”杜立三听了，面色苍白，咬牙切齿，很长时间没有吱声。他母亲微有察觉，就把话题转到别的上去了。
过了几天，大约是十一月二十日傍晚，杜立三带着打手肖汉、王福兴等十几个人，乘马直去王家窝棚，到杜宝兴家。杜宝兴问他吃饭没有。话音刚落，杜立三掏出手枪喝道：“你要吃饭到阴间去吃吧！”说罢一挥手，四五个人一拥而上，将杜宝兴和他的儿子一起捆绑，带到村外坝头上。杜立三指使肖汉，先杀杜宝兴。杜宝兴苦苦哀求，无效，遂被打死。杜宝兴的儿子见势不好，也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我才19岁，留下我吧，情愿侍奉你一家老小。”杜立三有点踌躇。王福兴说：“当家的，你还想留下个报仇的祸根吗？”结果杜宝兴之子也被一枪打死。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的一天，杜立三领着一伙人在坝墙子李荣家（杜的姑家）吸大烟，忽然警卫来报告，“青燕子”病了。他出去一看，这匹心爱的马病的不轻，立刻派人找兽医治疗。下午兽医到来，杜立三指着“青燕子”说：“这匹马你能治好吧？如果能治好，我封你为兽医官。”那个兽医听了，说：“我能治好。”不料药量用得过大，没到一个小时马死了。杜立三怒火上升，掏出手枪要打兽医。这时他姑母捺住他的辫子，手枪没有打响。兽医抬腿往外跑，不料被外边的喽罗开枪给打死了。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杜立三给他的父亲杜宝增建立新茔地，找来一位风水先生。这位风水先生是浑河东辽阳界的人，名叫李东人。李素知杜立三凶恶，在野地里找穴位时，心慌手颤，左指右划，按不准罗盘针，搞了将近一天，也没找出正穴。杜立三勃然大怒，掏出手枪要毙他，后经多人求情，得免一死。
包麻子名叫玉芝，也是一个悍匪。光绪二十八年杜立三派他驻在于家坊子大营，统领众喽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以后，杜立三没给他们“放饷”。众喽罗让包麻子去催。包麻子去了两次，杜一直不理睬，又去一次也没有头绪。包麻子急了，和杜吵起来，说：“大伙用性命抢来的金银财宝，为什么你一个人享受，真好意思呀。”杜一看不放不行，答应第二天开饷。届时于家坊子、吊鞋窝子等大营都来领饷。管账的李先生把银锞子抬出三四箱。这时杜的二老婆杜凤就骂起来了：“这些吃财物，没钱花不到外边捐去，今天不放。”因此，放饷叫她给闹黄了，大家一轰而散。
包麻子回到于家坊子怒气未息，几天后带领20多人往青麻坎袭击杜立三。夜半时分、包麻子和同伙从后墙跳进杜立三院内，把住北窗户往屋里开枪。杜立三的大嫂被打死了，二老婆杜凤也受重伤。杜立三和他的弟弟从梦中惊醒，抄起枪来卧在地上还击。交火一个来钟头，包麻子看到杜立三消灭不了，遂带同伙逃去。
青麻坎西北六七里，隔一条辽河，有一个村子叫小高力房。这里有个豪绅兼地主，叫栾佐廷（名尚林），人称“栾七爷”。此人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栾佐廷和刘东阁是儿女亲家，与冯麟阁、张作霖均有交往。栾佐廷纠集了附近村屯，成立联庄会，与辽阳吉河峪徐珍的团练、海城沙岭杨惠风的联庄会，遥遥相对。当时人称徐珍的团练、杨惠风的联庄会为清会统（不和胡匪往来只和官府打交道），称冯麟阁的大团、栾佐廷的联庄会为浑会统（和官匪都交往，什么都干）。
栾佐廷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但对杜立三颇有戒心。因杜的活动据点，与栾家相距甚近，感到大受威胁。光绪二十九年二三月间，栾赴大石桥，请来20多名俄国兵，驻防荒地村一带，以防备杜立三骚扰。四月中旬，杜立三即与俄兵有接触，迭次失利，即转到西马场整休。俄兵乘杜不防，于某日夜间，摸进杜的驻所，刺死二揽把肖汉。杜的弟弟打死了俄兵班长，自己也受了重伤。杜立三梦中惊醒，用被子遮挡刺刀的劈刺，手指亦受微伤，乃抽身逃出。
从此杜立三对栾佐廷怀恨在心，不杀死栾誓不罢休。是月下旬，杜整顿人马，对俄兵发动总攻击，把俄兵赶出荒地村，一直追到插拉村。俄兵死10余人，其余退回大连。当时俄兵在地方骚扰太甚，人民感到打得很痛快，所以公送“包打洋人杜立三”的称号。俄兵去后，杜即派人给栾送信，告诉他“大年三十晚间见”。
这年十二月三十日过大年，栾严加戒备，四门紧闭，警卫十分严密。往年接神在大门外，今年改在院内，告诉家人不许晚间到族中拜年。杜立三在接神之前，带刘海清等12人到小高力房村，摸到栾家大门外隐藏起来。鸡鸣，东方发亮，栾家大门外有人叫门，说“给七爷拜年”。栾的大哥以为没啥事了，就去开门。不料大门一开，杜立三率领匪众随着拜年的人闯进院内。栾佐廷向外一望，看到情况不好，急忙回身取枪，没等枪拿到手，外边一颗子弹把他打死了。还打死工人王得胜、艾义。栾子乃春及巡丁田玉祥、常凤金等均受伤。
4.东挡西杀，扬名立万
杜立三这样无法无天，许多地主豪绅接二连三地向官府控告。奉天将军令海城县王顺存（字理堂）、营口绥靖营统领朱庆澜（字子桥）联合进剿，又令驻在新民府的巡防营张作霖，负这一区域的清剿责任。地主豪绅亦纷纷成立联庄会，自备武器，配合官兵，相机行事。这给杜立三和其他匪帮以严重的威胁。
在这样行动之下，海城县沙岭地区的大地主张海澜（字子安）出财，土豪杨惠凤（字尔和）练兵，士绅邴克庄（字敬如）主谋，在共同合作之下，又得到朱庆澜、王顺存的支持，发给枪枝，成立联庄会，自筹口粮，训练团丁，协助官兵，定期进剿。联庄会的声势越来越大，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从清剿地面散匪开始，一步一步向北推进，后来到了金家桥，逼近杜立三的势力范围。杜立三不能忍受，多次予以反击。
在1902年的秋季，张海澜等联合海城县和营口绥靖营的两部官兵，人马近千人，由杨惠风指挥，大举进剿，直捣杜立三的老巢。
事前杜立三得到消息，精选各股悍匪约500人，准备迎敌。杜的计划是诱敌深入，一举消灭。这时浩浩荡荡的官兵会勇，进入后插拉村。村里只有陈、于两家大户。这两大户有院墙，有炮台，地形险要，便于攻守。除陈、于两户之外，还有十几家孤零零的小户。官兵进村后，即驻在陈、于两家。杜立三见官兵全部进驻，即从隐蔽中窜到各小户里。当官兵将休息时，杜立三见他们进入圈套，便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顿时枪声四起，炮火纷飞。扬惠风等几次突围，均被击回。在猛烈攻击下，官兵会勇伤亡惨重。围到3天以后，院中粮绝，杀马代食；饮水断绝，以马尿当饮料。杜立三想把官兵一网打尽，亲画图样，制造土炮，叫人刳空大树干，裹以铁皮，中实火药，加入铁钉、碎石、铁砂；准备长枪、土炮，双管齐下。朱庆澜、王顺存得到官兵被围消息，前来驰援，但已无兵力可调。
庚子俄军入侵以后，迄未撤去，沿辽河两岸，设有若干哨所。青麻坎西南约七八里的荒地村，驻有一部分俄炮兵。朱庆澜、王顺存在危急中，商借俄炮兵协助进剿。俄炮兵携炮车循辽河堤坝前进，在柳条岗子岸边的坝上，架起大炮，向后插拉村连发数弹。炮弹掠过村庄上空，居民异常惊恐。实际上杜立三所部匪徒，散处在各个小户，损失很微，而陈、于两大宅，反受严重的震动，人人自危。
杜立三知道俄兵已到，但不知道人数多少；又因初次见到炮火的威力，在村民再三恳求之下，撤退逸去。当朱庆澜、王顺存带队进村时，惊魂未定的官兵会勇，已狼狈不堪。在惊慌饥饿中，勉强整队，偃旗息鼓，回以海城，从此不敢再和杜立三较量。
俄军自庚子进占我东北各重要城市以后，军纪败坏，骚扰太甚。辽河两岸各个据点的俄军，三五成群经常外出，为非作歹。驻所在大万村的俄官兵，每每进入民宅，侮辱妇女，地方人民恨之入骨。
杜立三对这些事情，早有所闻，加以这次遭受帝俄炮兵轰击，身受创痛，对俄军更为痛恨，因而专找机会和俄军作对。他先向荒地村的俄炮兵寻报复，精选几十名悍匪，前往攻击。因俄炮兵据险固守，又使用新式水连珠大枪，杜立三帮全使用短枪，火力不强，因此，他把队伍埋伏在堤坝上，准备袭击。俄军探得虚实，潜出一部兵力，绕到杜的左侧，乘其不备，予以痛击。杜立三以事出突然，几乎丧命，损失匪众在半数以上，不得已鼠窜而去，俄军亦未敢追击。
但杜立三并不罢手，经常率领一部分匪众，找到俄军人数较少或未加防备的地区，打了就跑。俄军损失很大，对于这股忽隐忽现、出没无常的悍匪，毫无办法，而畏惧忒甚。每到一处，即操生硬的中国话问：“杜立子有没有？”老百姓也利用仅仅学会一两句俄国话答：“也西！”（俄语“有”的译音）俄军立时惊窜。
光绪三十年二月，日俄战起，俄海军在旅顺口吃了败仗，死守待援。沙皇派哥萨克骑兵从北满南下驰援。八月间日本特务桥口勇马、镰田弥助等在辽西和辽南，以土匪为基干，组织东亚义勇军，冯麟阁加入并当上了头目。杜立三、金寿山、田玉本等也成为主力，和日本军配合行动，以牵制俄军前进。杜立三受大重仁之助指挥，带领一部分骑队北上，到了洮南，和哥萨克骑兵相遇。杜部先行隐蔽，而后向大队哥萨克骑兵突击。哥萨克以为骑兵遭遇了日军，于是列开阵式，大炮下架，准备迎敌。但经侦骑一加搜索，不见敌人踪影，其时杜立三早已率队远遁。哥萨克军整理队伍，再行前进。走不多远，杜立三又依样来一次打了就跑的突击战术；哥萨克军又依样来一次列队、收队的防御战术。这样多次狙击，哥萨克人疲于奔命，不能不延迟进程，所以未到旅顺，俄海陆两军已全军溃败，节节向北撤退。
后来日俄两军在辽南江清铁路支线（南满铁路前身）沿线各个战役中，东亚义勇军给俄军以很大的牵制影响。杜立三虽然同样为日军效力，但不受冯的指挥，也不惯日军约束，始终单独行动，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俄军对他无可奈何，日本军队对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敢和俄军作对，并且杀过有残暴兽行的俄官兵，老百姓出了一口气，对他亦表同情，所以当俄军来搜索时，每每予以掩护。从此，杜立三成为日俄两国知名的巨匪。
5.新民府中计，命丧张作霖枪下
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年的两年期间，正是杜立三的势力扩张和发展的期间。他自称为“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便封官许愿，群众见他称之为“杜大人”，这就更刺激了他横行霸道、掠夺民财的野心。同时他也感到当地尽是些小财主，不适应自己的胃口，没有什么油水，就派人到处送海叶（土匪行话，即送信）。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杜带1090多人，到辽阳、营口、盘山等地强抢硬捐，逛完岳洲山回来，路过辽阳八岔沟，在大财主郭金人（外号）家大吃二喝，临走抢掠一空。
光绪三十年七月，杜又与冯麟阁合作，在辽中县西佛牛录任朝武营内，抢去快枪300枝，子弹万余粒，裹去降队250人。任突围逃出。杜将西佛牛录占据，并在吊鞋窝子一带借名筹饷。奉天将军增祺迭接人民控告，但却无计可施。
日俄战后，杜立三余党尚有数百人，在辽西一带盘踞，掠夺民财，霸占民女，案件层出不穷，海城县、辽中县接呈状十数张。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密派发审处委员殷鸿寿，连同右路巡防统领张作霖相机严拿，就地正法。殷到新民后与张会见。张接这个命令颇为踌躇，以为杜立三枪法好（会使双枪），伙党甚众，防备极严，如带队往剿，声势一动，不但兵贼互伤，百姓惊恐，而且徒劳无功。经再三研究，乃用计擒之策。
张作霖以结义兄弟关系，派专人到青麻坎，向杜立三贺喜，说奉天总督府派委员来向他招抚，给他的名义比自己还高，请他速来新民晋见委员，以便筹备一切，一同晋省。
杜立三机警过人，不肯就去，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母亲和弟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以免上张作霖的圈套。
张作霖见杜立三不来，第二步便请杜泮林（名恩波）出来说劝。杜泮林黑山县人，是杜立三拜认的同宗叔父，深得杜立三信任。
这里要多交待几句，当年关外文化水平不高，社会上的读书人受人尊敬，要是有功名的，更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辽海平原上，举人有刘东阁和李龙石（字雨农）；贡生有张程九（字紫云）、张梦九和林拱宸；秀才有崔骏声、杜泮林等。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结识者多引以为荣。张作霖和这些人都有交往，而且特别尊重。杜立三杀人如麻，这些书生望之生畏，当然不敢接近，独杜泮林以同宗关系常来常往。杜泮林为进一步拉好关系，每每讲一些历史上的英雄来鼓励杜立三，并亲书“忠义家风”匾额，悬挂在杜立三家的大门上，暗以宋江相期许。他认为杜立三若受招安，其地位当在张作霖、冯麟阁之上。所以杜立三遇事必向他请教，而且信任不疑。
张作霖见杜立三不肯即来，于是以甘言厚币将杜泮林接到新民府，重情相托，并引见殷鸿寿，证明确是上宪招安，绝非欺骗。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杜泮林为张作霖所惑，给杜立三亲笔写了一封信，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语，邀杜立三速来新民晤面，一同晋省谢委。杜立三经他这番劝说，才决定前来新民。
杜立三在动身之前，做了严密布置：第一着是通知附近匪帮和留守的亲近匪众200多人，准备发生意外时，让他们驰往救援。第二着是由青麻坎到新民200里途中，安置4个哨所，每所派驻10名骑匪，并以西佛牛录镇作重点哨所，如果有风吹草动，立即快马传报，由杜老疙瘩（杜立三的弟弟）率队接应。他自己精选13名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一同赴新民府来会张作霖。
张作霖的布置更加周密。在杜立三动身之前，密令张景惠带骑兵500人，绕道八角台（今台安县治，东距青麻坎50里）暂待，派人探得杜立三动身后，进驻新开河镇（东距青麻坎15里），一面准备进剿杜立三的巢穴，一面防止外匪增援。另遣一部分骑兵由辽中县老达房，潜入辽河岸上的卡力马，以牵制西佛牛录杜立三的重点哨所，并防备杜立三逃逸回窜。在新民府街上兴和店为杜立三设立招待处，店内伏下便衣队伍。招抚委员殷鸿寿住在一家当铺的后院，重门深入，潜布士兵，天罗地网，安排妥当，只待这个巨匪进入牢笼。
杜立三一干匪众，行到新民府城郊外，张作霖派人前去迎接，引至招待处。稍事休息，杜立三即派宋庆濂到张作霖处报到，并约期会面。不多时张作霖随同宋庆濂来招待处拜会，便衣简从，只带两名护卫，杜立三感到惊讶。当时张留在招待处与杜共进午餐，频频举杯，庆贺杜立三这次晋省，一帆风顺，升官耀祖。随杜立三同来的13名护卫，经招待处大酒大肉尽情招待，皆大欢喜。饭后，张作霖同杜立三策马到殷委员处拜会。杜立三这时只好带孙殿卿、杜振东两个护卫随行，其余田春录、孙占海等人，留在招待处等候，由宋庆濂指挥。
到了当铺，两人下马，并肩入内。殷委员迎接他们进后院北房。杜的两个护卫留在外屋。本拟让杜立三吃鸦片烟，在炕上使人按住擒拿，无奈杜立三不吸烟，没法下手。杜立三久闯江湖，经验特多，进屋坐在背墙面向大家的位置，两手不时插入兜内，抚摸枪柄，以防不测。殷张二人卧在炕上，边吸鸦片边谈这次上宪的意旨，说杜立三敢和俄国兵交锋，给国家出了气，替老百姓报了仇，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朝廷由于爱惜人材，不但赦免过去一切罪恶，而且要升以军官，为国家出力。但是任凭两人如何恭维，杜立三总是唯唯诺诺，不做肯定答复，连说“再商量”。他发现进进出出的人以及门外杂沓的脚步声和低语声，疑心更大，一起身告辞。
张作霖见第一步办法已经失败，便使用预定的第二步办法。预料门外业已布置就绪，他和殷鸿寿便起身，殷高声喊：“送客！”杜立三在前头，走到里屋门口，门外有人揭起门帘。杜跨出门，转身请殷委员“留步”。话未说完，有人从背后伸过手来，将他抱住。杜知不妙，边骂边拔枪反抗，但两手已被人拧转，同时又上来几个壮汉，将他按倒在地，摘下手枪，捆绑起来。最先动手的是张老树、汤玉麟（外号二虎）等。当杜立三叫骂时，留在外屋的两个护卫听到，拔出手枪射击，不料孙殿卿被张作霖早已布置好的监视兵打中手部，遂一并被擒获。这是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事。
杜立三被擒后，张作霖按照和殷鸿寿、新民府知府商定的计划，于当日晚在大营两边将3人处死。
在杜立三离开招待处之后，潜伏在店里的便衣队，趁那些“崽子”酒醉饭饱、人困马乏之际，把他们包围起来，悉数予以解决。其中有欲反抗的，宋庆濂约束不准动手，听凭处理。事后有人说，宋庆濂在报到时，已为张作霖收买。宋庆濂，他曾对亲戚说：“我们一到新民府，便知道进入陷阱。杜立三为人残暴，待人苛刻，不若张作霖为人和善，待人厚道，所以当即决定，弃暗投明。事实上在众寡悬殊之下，要抵抗也只有自己吃亏，毫无益处。”
张景惠接到杜立三伏法的消息后，立即率队，驰往青麻坎，将杜立三的老巢层层包围。同时在卡力马潜伏的队伍，收拾了杜立三沿途布置的哨所。张景惠先派人进杜家，劝杜母改邪归正，不要抵抗，可以保住全家性命。当包围时，杜立三的大哥，正在田间，乘机逃逸，流落在外。杜老疙瘩不肯投降，要为杜立三报仇，拼命到底。杜母看到杜立三已死，大势已去，劝小儿子暂时忍耐，徐图报复，打开大门，迎接张景惠队伍进去。张景惠的先头部队进院时，持枪布岗，其势汹汹，如临大敌。杜老疙瘩忍耐不住，开枪射击，其余匪众亦加入战斗，双方均有伤亡。但张景惠的大队，随即涌入。寡不敌众，杜老疙瘩的枪栓因发生障碍，束手就擒，立即被张景惠拉出院外，砍下头来。
张景惠按照预定的步骤，搜索全院，将衣物枪弹，装载几十辆大车，运往新民府巡防营，又在胡仙堂座位下，挖出元宝、银元无数。双方开火时，有一部分房屋起火，被烧毁。
杜立三的田产，由辽中县衙门没收，土地出租，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助。事后经老百姓请求，由县公布，以前被杜立三霸占的田地，准由原主半价收回；其余田产悉数充公、变卖，建立起辽中县东门里第一所高等小学堂。
张作霖结束了杜立三的生命之后，同新民府知府沈金鉴向东三省总督上了一篇详尽的报告，由殷鸿寿代呈。先叙述杜立三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罪恶和惹起外交上的纠纷，其次说本拟遵上宪指示，意在招抚，奈杜匪性难改，顽不就范，不得已加以逮捕。彼又伙同随来匪众，开枪拒捕。就擒之后，本拟解省，因彼党羽甚多，恐途中生变，所以就地正法，以免后患。殷鸿寿既与张作霖同谋，乃向上宪善为说词，加以谀扬，遂成定案。
杜泮林在杜立三被杀时，静候在招待所，还蒙在鼓里，听到消息，已挽救不及。事后，怕杜立三的伙伴说他出卖，向之寻衅，做了一篇动人的祭文，四六排联，从第一句“呜呼阁卿”起，到末了“哀哉尚飨”止，通篇用“青”字韵。大意说张作霖骗了他，他转骗了杜立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为了表明心迹，特把这篇祭文和他写给杜立三劝降的信件，抄写了好多份，散布出去。
三、黑山匪首“老二哥”
1.趁火打劫，假抗日真为匪
黑山县著名匪首“老二哥”，姓李名魁武，字正义，“老二哥”是其为匪的绰号，家籍辽宁省黑山县西北60里的三台屯。父务农，生子3人，老二哥排行居中，所以得到这样绰号。老二哥生于光绪末年（1911年），少年时即桀骜不驯。在竹马玩耍中，常常抢夺邻儿的器物，且每每打骂欺侮同里少年。其父母亦不知管束，放任自流，因而地痞行为和流氓无赖的坏习气，从此就逐渐养成了。他到20岁后，更目睹那些辽西著名胡匪如野狼、青山、双红、二升子、毛锦州、毛义州等人，大马金刀，杀人放火，任意抢民女，掠夺财物等等的无法无天行为，因而，他当胡子的思想就油然滋长起来。没过二年便常同沈老疙瘩、占山好等明来暗去的出外抢劫。有时卡大钱（指在大通道上拦劫），有时砸明火（指在夜间抢劫住家的财物）。从此他便一次又一次地干上了土匪的勾当了。又过几年，自己也拉拢几名“底柱子”（胡子所说的隐语，是对自己亲近而贴底人的称呼），组成22名小绺子土匪，老二哥的匪号也就开始传出去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放弃东北，竟将所有东北军陆续撤出关外。当时日本军队已占领沈阳、吉林、黑龙江等地，辽西各县一时遂形成无政府状态。
那时各县虽然组织了维持会，但只能维持县城街面治安，至于城外各村屯，尤其是边缘地方，大批胡子就左一起右一起蜂涌而起。这时老二哥已为匪数年，且底柱子很多。同时他们听说山海关内外有辽西义勇军在活动，便抱着趁火打劫的思想，冒充起义军，到处裹了不少百姓。为首的是占山好，其次老二哥李魁武、草上飞郭九贤、春字沈老疙瘩等，连同老百姓号称千人上下。正式胡匪骑马在前打头，末后跟的就是手拿棍棒或赤手空拳的百姓，有些还是胡匪的亲戚和家族，有驴驮子、有大车，这都是准备打进屯子后，拉东西用的。他们的大队浩浩荡荡从三台，黄马窝铺经过石家沟、南三家子等而扑到陈八道壕。适时日军的骑兵已经进驻到黑山城内，旋又遣步兵乘火车向北伸展，双方相遇，并未冲突。因为老二哥这伙胡子，他们并不是真心抗击外敌，而是借打日本鬼子为名，实行其抢劫惯伎，故而一听日寇到来，即行卷旗回窜三台、花楼、四堡子一带黑北两县交界地方去了。日军下车后，听说陈八道壕来过义勇军，就把房子烧了数十家。
同年冬季，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代表同战士约10余人，从北平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命令，经山海关、兴城去北镇路过四堡子、三台子、白厂门、二台，然后直奔彰武和通辽一带，去发动有武器的蒙汉人们起来抗日。事有凑巧，在三台子就宿中，竟和匪首草上飞郭九贤、老二哥李魁武接上了头。经过谈话申明救国大义，郭九贤表面上赞成当义勇军，老二哥虽也首肯，但心中有了打算，总是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假借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破村入屯后捞一把。他们两人就这样又树起义勇军的大旗来。
这时白厂门东一带如八道壕、赵屯、头台、老河深、李屯、罗台、大厦、二台等，均有地主和豪绅们组织起来的联庄会。以公廒屯大地主杜化桥为首，下分步兵团练及骑兵团练两种，声势浩大，武器及弹药亦极充足。外加黑山的警察队数十名，跟队长牛万庆回驻到自己的家乡二台子屯（白厂门东8里距三台15里）。他们大小枪械都很齐全，且有数名干练的好打手。二台子屯内义聚号，是由张德荫、张仲三当家掌权，是联庄会大本营。他们听说三台、四堡子一带，过来了辽西义勇军的干部，又得悉草上飞和老二哥都树起义勇军大旗，开始要“抗日”了，预料二台屯正是他们两个匪首觊觎的目标。因为二台屯内枪械子弹多，财主家中的物资厚，这头一仗准在二台上打起来。果然，一日傍晚“抗日义勇军”以抗日划道通过并收编一切武装起来抗日为号召，下书给二台屯的联庄会。会首张仲三与队长牛万庆，立即声明不准通过，如上来，就打打看。信使走后，即调来罗台、头台、老河深、赵屯等步骑兵团练约200名，同本屯八大户炮手以及牛成庆的警察队等，分兵把口，配发子弹，大作阻狙的准备。义聚号且杀猪宰羊，搬出大米白面，犒赏所有参战的人员。最后把屯内青壮年编为工事、运输、抢救、医护等4组。
一日当太阳偏西的时候，从二台的西面南面就上来了“义勇军”的尖兵（侦察的骑兵），随后大红旗就在屯西台子缸山上、王八盖子山上，随风摆动起来，接着军号嘀哒，人皆葡匐前进。枪声密一阵，松一阵。屯子里面的警察队和团练有窑可凭，有炮台和掩体可守。屯子外边的“义通军”越摸越近，双方战斗就此开始了。老二哥队伍中的10名辽西义勇军干部是真心为人民、为抗日而打击敌人的。他们首先从二台的西面大沟中，且战且进靠近义聚号的前胡同，采取灵活战术，有勇有谋地夺下来几处掩体，而且占据了一幢小院和一堵矮土墙。这给南面老二哥绺子所攻取的目标，造成了有利形势，致使老二哥大部匪徒，很容易的攻下二台子屯的西南街各家（即西树沟南树沟的一些贫苦人家约计34户）。可恨老二哥这伙人，假充义勇军抗日，而心眼里是惦念着抢夺财物。在匪徒们身后，跟着十几辆大车、驴驮子，还带着挑子、绳子及跟着胡子们的家属，准备破二台子屯后好抢东西。攻打时候持枪的土匪在前，这些人就在后边高喊：“攻啊！前进啊！拉大网啊！”
天黑后二更时分，二台子的西南街大部分为老二哥和草上飞郭九贤的一部分匪徒所控制。这些匪徒开始抢掠起来，到处翻箱倒柜，有的点火烧房，烧柴草堆。火光冲天，照得满街通亮。子哭娘嚎，叫苦连天。辽西义勇军的干部们看见匪徒们的虐民行为，便绕道奔阜新北上，离开了这些人。
这些冒牌义勇军的匪徒，人数虽多，终是乌合之众，结果，老二哥绺子的一部，被牛万庆警察队所包围，草上飞的那一帮，也没攻进义聚号大院，反倒有了伤亡，被打死了七八个人。原打算拉抢东西的大车，现在倒装上了阵亡的匪徒了。
天快亮了，老二哥和草上飞才会了面，知道这样干下去很难取胜，决定退却。老二哥部下的10多名挂了彩的匪徒，竟被遗弃在西南街最靠边的3间房内。天亮了，牛万庆便把这些匪徒一一枪毙在屯外的草甸上。这一场争杀，老二哥遭到惨败。除白搭二三十名伙伴的生命和把二台西南街贫苦人家的东西抢掠一空外，大地主义聚号和大老财张洛湘、孙宗武等的家资，并未摸到分毫。可是牛万庆倒因此得功，后被调县里任警察讨伐队队长去了。战后第二天，由于联庄会上报义勇军攻打二台子未成，全部西退的消息，日军由沈阳派来两架飞机，到白厂门和二台子一带大肆扫射和投弹，炸死几牲口，又把一个在屋里坐着的妇女炸死。
2.有奶就是娘，由土匪变汉奸
老二哥和草上飞郭九贤在打二台子失败后，痛定思痛，恨透了牛万庆，听说他当上了警察讨伐队的大队长了，更是要找他的别扭，所以土匪在黑山县西北界面和城乡附近就处处闹事。秦屯车站被胡子攻打过，黑山县车站也被胡子攻打过；邮局局差老赵的儿子赵庾申被绑走无下落；陈姓王姓住家被砸明火；据说黑山第三小学后院女生部住有女教员3名，夜里进去胡匪5名，叫女教员给他们烧水做饭，吃完后奸污了她们而去。这些都是老二哥唆使部下干出来的。最后在魏家岭，老二哥与牛万庆打了一仗，牛万庆将老二哥包围，在黄昏时顶烟往上闯，结果牛头部中弹身亡未能得胜。
这时伪黑山县长是李铬三，参事官为日本人松田直树，警务局指导官为中山竹雄、小关太吉、田北义彦，还有日本警尉上杉正规、西谷弥太等。他们为了急于肃清地面，争得功绩，对全县土匪，采取了剿抚兼施的办法。
1936年前后，警务局来个翻译名曲泽泊，日本话说得很出色，有交际手腕，在各指导官面前很受信任，但大烟瘾很重。有一次他为办理缴枪事情到了三台，经人介绍，与老二哥相见。老二哥也是瘾君子，二人很投机，就喷云吐雾起来，且吸且谈，非常密切。终于谈到县局对土匪的剿抚政策上来，曲便劝老二哥乘此时机，放下枪杆，赶紧改邪归正，受抚投降，同时立功赎罪，永保平安，可为他担保一切。老二哥闻此正中心坎，交出3枝大枪，匣枪1枝，并说动同伙同屯十几名匪徒，也交出枪枝弹药等。曲某回局向指导官陈述经过，指导官夸曲办事得体，遂将老二哥李魁武召到黑山设宴款待，并为其在西街租妥小院一所，令其迁家来住（为的是叫他找寻投降的匪类）。从此老二哥就成为当时所谓“民为”，在城里过上了安闲享福的生活。同时警务局为他办了一个大烟证，一个吗啡证，允其公开吸食购买。他和妻子就这样在黑山住了四五年。
老二哥表面上不为非作歹了，但暗中却出卖过两次朋友。据说日军在尖山子大沟枪毙的四五名胡子，还有在黑山城外小南庄屯道旁的大土包下用洋刀砍死的6名匪贼，都是老二哥给扎的眼。
1942年，老二哥给他儿子娶媳妇，大肆宴请亲戚朋友，杀猪10余头，来道喜的军、警、政、学、工商各界都有。用马车接来的官太太，都带两三付金镯子。此外他家乡三台、白厂门、刘屯、四堡子等地也有不少老乡和其不错的，全来上礼，接钱不少。老乡们看了这种情形，都讥讽地说：“人家老二哥李魁武，当胡子还当出息了，真够上大要人了！连日本人、日本官都捧他。”
3.恶有恶报，南门伏法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投降了。东北各地一时又陷于无政府状态，有的成立了维持会（无非还是伪官吏和豪绅的集团），有的连维持会也没有。幸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领导群众，维持治安，如北镇县支队长赵文龙就首先来过黑山，首届县长云戒三、于科长等，也都不避艰难和危险在黑山开始建设政权，组织武装。所以县城秩序非常良好，附近各屯亦均安谧。惟偏僻地方则鞭长莫及，仍有匪类的蠢动和骚扰。
老二哥李魁武是时早已把家小迁回三台，便乘机到外找到占山好和春字沈老疙瘩等，约会旧友，勾结新匪，又拉起大帮来。老二哥和占山好是大头子，其次为沈老疙瘩等。他们树起大红旗，上写“天下第一团，人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就还”20个大字，藉以表明他们这人人所以要抢夺烧杀的原因。同时还给附近各屯子下条子要钱，如不齐，就进屯抢烧一空。他们这伙匪团约300名上下，大约是十几个绺子，全是骑马，马鬃和马尾都扎有红绿布或各色绸子。这些马匪在大路上疯狂地奔马，冲起沙尘障眼，路断人稀，百姓都吓得像鼠避猫一样。这些匪人都是黑地庙、窑沟、鲁家荒、白厂门西沟、四堡子、江家沟等处人。
10月26日，这些虐民害物的匪团，从大郑线芳山镇车站旁边经过，首先到杏索子，闯进大菸沟村，附近所有六七个屯子如纪屯、龙湾、杨屯，修屯、史油坊……都住满了。每占一屯即分别乱闯各家，翻箱倒柜，抢夺东西，凡是完整不破的被褥、衣帽、鞋袜、布匹等只要是好的物品，均行抢去。甚至连做鞋用的裱布也被拿走。更命令各家不许关门，夜间屋屋都得点灯。那几天里大菸沟一带，真如大年三十晚上那样明亮，屯里人有的跑了，跑不了的（匪徒每在进屯前，往往骑马兜大圈了，把跑出的人圈回来），就得伺候胡子，做饭烧水，牵马喂马，全屯男女老少都变成他们的奴才。他们说：“现在没世界了！只有我们这天一第一团的人们说了算。各家有年轻的姑娘可以和我们结婚，我们当拦把的（拦把是胡子头的意思，是黑话），都能出头给当媒人，操办一切……”每找到一个姑娘，就硬行搭配一个年轻胡子，并给操办结婚。就这样，土匪成天在大菸沟一带杀猪宰羊，吃喝玩乐。可是屯里百姓亡家破产，简直是陷于地狱一样。尤其老二哥新弄来一个年轻而又泼辣的姘妇，才二十几岁，匪团里的大小拦把都以“老二婶”呼之。她好骑大红马，也使用大小枪。她的为人更坏更恶，女孩子若拒绝与匪人结婚，她便扒开女孩的裤子给捺着。她看谁家有新零布头，就向这家要新衣服，没有就吊起来或压扛子。有时她又到各家敲墙跺地，听有空声就扒开找东西。诸种罪恶，不胜枚举。
同年12月1日，我云县长闻老二哥在大菸沟一带种种害人之事，即约黑山、北镇两支队，在彼此兵力悬殊的情形下（即匪多枪多，我人少武器少），黑夜驰赴大菸沟屯。谁知带路人走了岔道，浪费了时间，等到天亮，才将大菸沟屯从西南两面包围上，这时匪已察觉。老二哥、老二婶等数十匪骑，由屯内顺道向南冲去，经我支队战士和云县长开枪截击，匪即落马数名，老二婶左胸亦被弹穿一处，坠身道旁呻吟不已。老二哥欲救不得，便割爱率部下向南西折而逃。其他占山好、春字沈老疙瘩等闻枪声即开始与我支队交战，我支队人人勇敢，击毙击伤匪徒不少，但大部分匪徒均从杨屯方面逃逸。
这次战役我黑北两支队毙匪1名，击伤数十名。大菸沟一带的村屯人民，对打扫战场的我支队战士，无不尽力帮助，亦无不交口称：“打得好！打得好！真给老百姓报仇出气了！”我支队战士亦牺牲6名，云县长也受微伤。
再说老二婶被击落马后，向群众求救说：“谁把我救活，我就给谁做媳妇。”但大菸沟人把她恨透了，不但不救，反倒用粪叉子、木棒子把她活活打死。大菸沟谷姓老汉家的一女，被某匪看中，与其强迫结婚，因有县支队攻入，某匪未得脱身，即躲入缸中加上盖。支队战士搜查到屋，问老汉有无匪人？老汉不敢明说，即以手势暗点大缸，当即揭缸抓获正法，谷姓女子乃化险为夷。
老二哥、占山好、春字沈老疙瘩等于靠边屯集合后，仍继续窜扰于彰武阜新一带，但对黑山、北镇则存有戒心，轻易不敢前来滋事了。1947年至1948年，解放大军不断进出黑山，致使这伙虐民巨匪，更无处潜踪，因有随时随地被缴械或被消灭的可能，故而散伙回家。土改时，老二哥在家乡三台，穿上破旧衣服，带上破帽子，假装贫雇农，常到三台农会走动，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控诉他的各种罪行，经我政府人员的细致调查，一切罪证属实，于1952年在三台拘捕，又于同年5月和其他30多名反革命分子，在黑山南门外伏法。
四、女土匪双枪驼龙
驼龙原名张淑珍，辽宁省辽阳县人。她父为人忠厚，人称“张老好”。在日俄于中国东北土地上打仗的时候，张老好携其身将临产的发妻，坐在大轮车上逃难，在太子河畔不幸遇上了老毛子兵（俄国人）。这群畜牲，一见张妻，即欲行无礼，老好苦苦哀求也无用。正在危难之际，幸遇一群行人相救，方免于祸。但张妻经惊吓之后，昏昏迷迷，神智不清，并于途中生下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就是张淑珍。她出生不久，母亲就因忧劳成疾死去了。老姨无奈，不得不重返家园，先求邻人乳喂淑珍，后又买到一只奶山羊，才把孩子养大了。
淑珍十七八岁时，恋上一个在她家作短工的青年于志和。于是个烧香跳大神的“二神”，人称“于二神”。于二神将淑珍骗出，来到宽城子姑母家。在这儿住了两三个月，眼看把淑珍带来的钱物要吃用光了，于二神无处挣钱，生活困难，遂起坏心，与其姑母私议，狠心地把淑珍卖与了娼门。
张淑珍初期不肯就范，但经不起鸨子的折腾，只得卖身求生了。一二年后，她遇到了一个报字“大龙”的匪首，二人情意相投。大龙想尽了一切办法，把淑珍赎买出来。张淑珍得了自由，便带着大龙的手枪，径往于二神之姑母家，欲报前仇。于姑母一见来头不善，送以花言巧语，假作好人，把逼其为娼的罪责完全推到于二神的身上了。张淑珍信以为实，反而认为这个老婆子是个好人，并拜为干娘。
于姑母知张为匪，曾两次偷报官来捕。但当官兵来搜捕时，张淑珍恰巧一次去街，一次去巷间厕所，她看见有兵来，就躲闪一旁，因此两次均被其走脱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张不知警惕，始终没有怀疑是其干娘出卖她的。
张淑珍与大龙成为夫妻后，两口子率匪众两千余人，经常在滨江道属五常、榆树、双城等县打家劫舍。由于自幼生活坎坷，使张淑珍对社会充满仇恨，并将这种仇恨转向平民百姓头上发泄，匪踪过处，无所不为，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民愤极大。
一九二三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大龙这股匪绺来到距宽城子七八十里的乱石山善人屯欲行洗劫。清晨四时许，匪首大龙率众一百余人直奔屯中摸。
当时正是深秋大忙季节，东毛家沟有个农民叫赵普，赶车上西刘家窝堡去拉地，当他赶车走到善人屯屯西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这伙土匪。赵普见事不好，急忙赶着大车顺着屯后的大道往回跑。胡子假装追撵赵普的大车，紧紧跟在后面，进了屯子。胡子过了护村壕，屯里地主纪家大院发觉了胡子不是追撵大车，而是来打窑的，便向胡子开了枪。胡子一边还击，一边破口大骂，说是借道走走，等抓住你们非把狗崽子的嘎拉哈摘出来。老纪家西面是张凤和老黄家，这两家窑小，被胡子几枪就打进去了。胡子进屯的时候，屯里有的人正在山上割地，有些人听说来了胡子都吓跑了。没有跑出去的，都被胡子赶到张凤和老黄家，叫他们烧水做饭。
胡子这次进善人屯，是来打纪家窑的。老纪家是善人屯最大的地主，自己不种地，依靠土地出租，坐地分成。老纪家的院套很大，分为老院和二院，是座连环窑。住在老院的哥俩，当家的叫纪惠文；住在二院的也是哥俩，当家的叫纪炳文，外号“纪花脸子”，枪法很准。纪惠文和纪炳文系亲叔伯兄弟。老纪家常年雇佣着打杂的小猪倌和大师傅，并建立了地方保卫组织，叫做大排，共有20多人，使用快枪、手榴弹等，为纪家日夜防守护院。大排的头子叫甲长，当时任甲长的叫孙向廷，因为讲话总好摆手，人送外号“孙老摆”。纪家大院的院墙一丈多高，墙顶上带垛头子，院墙都是用草辫子裹大泥垒起来的，比较坚实。大院的四角都修有炮台，并架设着台枪（一种比洋炮大些的火药枪），紧贴院墙内堆放着树枝子，里边暗下带弦地枪，碰一下就响。为防备胡子打窑、绑票，老纪家做了各种准备，还把砖用煤油浸了，一旦夜间有事，用火点着仍在外面照亮以便防守。
由于胡子是几个绺子汇合起来的，人多势猛，很快就占据了屯中的各家各户，包围了纪家大院，使其成了一座只能困守的孤窑。胡子使的全是清一色快枪，他们把临近人家的墙头、房山抠开做枪眼，向纪家大院射击。老纪家嫌老陶家的房遮挡眼目，有碍防守，就在箭上绑了棉花，蘸上煤油，用火点着，把老陶家的房子射着了。因为老陶家的房子离老纪家的房子较近，因此，纪惠文家的5间厢房也被烧了。胡子一边打，一边呼喊着，以壮声威。有些冲到院墙下面，抠开了一截墙，打进了院里。就在这里，他们碰上了暗弦，下在树枝子里面的地枪响了，再加上院里的火力很猛，进了院的胡子又被打了出来。就这样，胡子在明处，老纪家在暗处，从日头一出来，一直打到晌午歪，也没攻下纪家大院，胡子很恼火。原来“搬舵”先生搬道时，定的是半夜子时打善人屯，不知是什么原因来晚了，眼瞅着这种费劲难打的局面，胡子都嘟嘟嚷嚷地发泄着不满。有个胡子头来找大龙。大龙正跟张淑珍在张凤家抽大烟。大龙一听，拎枪就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大龙负了重伤被人背了回来。
这时，长春县的保安队，足有一连人，跑步赶来（一种说法是老纪家在长春有人，调来了保安队；另一种说法是保安队闻讯赶到的）。保安队在屯西稍稍停了下，等拉在后面的人到齐了，整理下队伍，一齐攻进了善人屯。保安队在外面打，老纪家在里面打，把胡子夹在当中，使他们腹背受敌，形成了内外夹攻之势。不到半个钟头，胡子伤亡惨重，渐渐支持不住，便骑上马突围了。临撤时，他们把负了伤的大龙放到马上。还没等突围，大龙就咽了气，只好把他扔在南大洼的九桔坟，慌忙往西南逃窜了。保安队在屯里没有站脚，顺着胡子的逃路，在后面紧紧追赶。追出不远，便转回长春去了。张淑珍领着败兵跑到吴家窑，才稳住了神儿，摆设香案，成捆儿地烧香，哭喊起大龙来。
乱石这一仗，胡子被打死20多人，连胡子头大龙在内，统统都被保安队剁了脑袋，拿到长春做为凭证，领取子弹去了。善人屯只死了3个人：老陶太太，张大神的老儿子，还有大榆树的一个人。大排的甲长“孙老摆”被打掉了一个指头。事后，光子弹壳就拣了几箱子，可见这一仗是何等激烈！
大龙死后，张淑珍自任大当家的，并报号“驼龙”。因她枪法好，又有“双枪驼龙”之称。新遭丧夫之痛的女匪首驼龙，开始变本加厉地残害百姓，其罪行令人发指。
多行不义必自毙。过不多久，驼龙的匪队被击溃，无奈之下，驼龙又隐匿于娼门，重操皮肉生涯。但由于驼龙一伙作恶太多，民愤难平，官府也只得悬下高额赏金，搜捕驼龙。
驼龙的干娘，那个当初曾经将民女张淑珍卖入娼门的老太婆，这次故伎重演，再次出卖了她，不过，这次应该承认老太婆干了一件好事。
1925年，驼龙在公主岭妓院被擒，并当众处决。
处决驼龙那天，正是正月十五，可是百姓们却顾不上观花灯、闹元宵，纷纷拥上街头，要亲眼目睹这个令人胆寒的女匪首是怎样走完人生最后一站的。天寒地冻，人们的脚冻麻了，却没有谁回家去取暖，只是不停地跺着脚，满街一片咚咚的跺脚声。
“听！号声响了。”人群中一个青年喊了一声。这一喊，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停止了跺脚。
人们伸长了脖子，向远处瞧。不多时，一辆铁轮马车走到近前，有几个兵押着一名女犯人，五花大绑。她身穿紫底白花的斗篷，头戴一顶黑色绒帽，样子长得很俊俏，瓜子儿脸，眉目清秀，时髦、漂亮，活像戏台上一位贵妇人的打扮。在她的脖后，插着一个白色长条“招子”，上写“奉令枪毙匪犯张淑珍一名”。
人群波动了，拥挤着，人们忘记了天气的寒冷，有的嘴里还叨念着：“白瞎这个年轻人了，这样俏皮人，为什么单要当胡子！若是她妈知道，该有多难受呀！”“她的妈，早就死了。她今年才24岁，本来也是个好孩子。可惜这个世道，好人少，坏人多，她是被人卖到窑子的！”“可怜这个孩子了！”一位老太太眼里淌着同情的泪，不断地用手巾擦抹着。
刑车跑远了，很多人跟到法场，他们回来传说着：驼龙坐的刑车，来到一家绸缎庄前，她要了一丈红绸子，披挂在身上，刑前还要了一碗酒，也一口喝了下去。下了车，她对刑警们说：“我有个要求，把我这件斗篷，请送给我的干娘，给她留个纪念吧！”一位老人说：“这个傻丫头，至死不悟，仍拿仇人当恩人。”事后才有人知道，那件斗篷里，全贴满了钱票子，那个于姑母为此发了一笔财。
临刑前驼龙高喊：“来吧！我不怕死，我——不怕——死——，啊！”砰、砰，两声枪响，结束了驼龙的一生，这一年，她才刚满24岁。
五、日匪为祸东三省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早日吞并富饶美丽的东三省，绞尽脑汁，算尽机关，除了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活动以外，还怂恿、支持一大批法西斯军官、政客、浪人潜入东北，乔装成中国人，啸聚徒众，组成政治土匪，干扰中国政局，残害东北民众。东北人民把他们叫做“日匪”。
当时在东北比较著名的这种日匪，有以下几股：
1.江大辫子
清末民初，东北民间男人都留有一条长长的辫子，要乔装成中国人，这条辫子是第一重要的，日本间谍王小辫子和林大辫子，就是经过几年潜伏，蓄起辫子后才获得了护身符，从此混迹在中国人之间进行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日本土匪巨魁道见勇彦，也是靠一条辫子蒙骗世人，然后组织一支匪队作乱东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东北效了大力。
道见勇彦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部将道见十郎太之子，性格暴戾乖张，中学时就充当过暴力团头目，“以充任打架斗殴的指挥、逃学鬼、降级大王而闻名”。后来，道见致力于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立志投身于中国大陆的谍报活动”。1902年进入中国，在上海充当出版中文书籍的作新社成员，期间先后到中国的汉口、宜昌、重庆、香港、厦门、台湾等地旅行，并开始模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蓄长发留辫子，还起个中国名字——江仑波。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江大辫子”。
日俄战争爆发后，道见以为大显身手的时机来到，便辞去作新社工作，跑到北京日本公使馆求见武官青木宣纯大佐。青木其人打着驻华武官的招牌，实则是日本派驻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头目，他的“青木公馆”专门招来法西斯狂徒和失意的日军政界人士，刺探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和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早在日俄之间剑拔弩张之际，青木便搜罗了数十名狂热的“大陆志士”，组成“特别任务班”潜入东北刺探俄人军事情报，破坏重要交通桥梁，以策应日本海、陆军的军事行动。然而，由于俄人防范严，“特别任务班”功败垂成，竟无一人生还北京。道见的到来引起青木的兴趣，一则此人是日本将门之子，堪可信赖；二来道见已经蓄了一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又操流利的中国话，可掩世人耳目。因此，道见即成为青木的最好人选，随后被派潜入东北，协助日军中佐桥口勇马，收编东北匪队，组成一支“东亚义勇军”，搅乱俄军后方。
道见受命后化装出关，在热河的六家子山寨，首先谒见的竟是一位胖大和尚。只见胖和尚身披黄色袈裟，领挂黑色念珠，望着道见嘿嘿阴笑，直笑得道见局促不安。
“怎么，道见君，不认识我啦？”胖和尚一开口，竟说出一串流利的日语，更使道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胖和尚又接着说：“道见君，忘了违犯舍规受到处分的事吗？”
这一下道见被提醒了：“哎呀，您就是桥口中佐？”
这位和尚果然是日本现役军官桥口勇马中佐。桥口与道见结识还是道见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期。当年道见临近考试，仍放荡不羁同友人外出饮酒，一夜未归，直到天亮才醉醺醺返校，触犯了校规，校方决定开除道见。有人劝道见去请鹿儿岛同乡、当时为少佐的桥口勇马说情，道见由此才同桥口结识。没料到今天二人竟在异国见了面。桥口虽是和尚打扮，实则是负责组织“东亚义勇军”的总头目，此时化名乔铁木，人称乔总帅。
道见从此留在桥口的匪队中，以军火、日元为诱饵，收罗虹螺山区的数支匪队，挂起“东亚义勇军”的旗号，开进辽西的刘龙台，在这里撒开人马刺探俄军的军事部署，炸毁辽河大桥，袭扰俄军的运输队。与此同时，附近村屯的民众也遭受这股匪队规模洗劫，而腐朽的清政府却标榜“中立”不敢得罪这支由日本人控制的匪队。可怜辽西一带的民众横遭蹂躏，水深火热。1904年8月间匪队闯入巨流河以北的九门村，在这里杀鸡宰羊，大吃大喝，没料到俄军哥萨克骑队袭来，匪队登时作鸟兽散，桥口、道见指挥不灵，只好顾命要紧，逃回锦州日本军部。
不久，他们又收买了黑山著名土匪头目田义本，以这支匪队为基础，重整旗鼓，道见充当匪队的监督，在距辽阳50公里的老鹳索设立指挥部，与辽阳日军成倚角之势。道见摇身一变成了江监督，驾御着这支匪队破坏铁路，切断电线，爆破桥梁，并负责向日军各部队派向导队，策应日军开展辽阳和奉天会战。转过年的春天，匪队在同哥萨克骑兵的冲突中失利，士气沮丧，加之道见在匪队中大施淫威，指手划脚，田义本一怒之下，拉队离开道见出走，道见又成了光杆司令。
道见垂头丧气去康平寻觅桥口勇马，桥口又派他去冯麟阁匪队充当监督指导官。不久，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官方向中国政府正式举荐在日俄战争助日有功人员，冯麟阁名列其首。据说，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接见冯麟阁时问了三件事。一问冯为何长期与官军作对？二问现在以何名义保留军队？三问在辽西一带征税经谁准许？当时在座奉陪的有日军大将福岛和军政官小山，生怕冯麟阁应对不妥，坏了举荐大事，示意道见以土匪黑话劝冯切勿顶撞。不久，官府正式传下录用批文，授予冯麟阁为“都司职衔四品官”，而在日俄战争中驾御匪队的道见勇彦也因此发了迹，被委以三品官总监督和奉天将军的顾问，身着佩有绶带的大清朝的新式军服，此后更加野心勃勃地活跃在中国东北的政治舞台。
2.“天鬼”队
1911年间，在东满的间岛崛起一支引人注目的匪队，大当家五大三粗，体态剽悍，蓄着两撇浓浓的八字胡，报号“天鬼”，世人皆以为此人为中国人，其实不然，“天鬼”者乃日本浪人薄益三。“天鬼”匪队亦完全由日本退役军人、浪人组成，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日本匪队。
薄益三同道见勇彦有密切的关系。道见靠组织匪队发迹，依仗日本官方的支持，公然在东北经营赌业，而这个薄益三，便是当时道见聘用的长春华实公司（实为赌博场）经理。薄益三出身于新泻会津藩，自幼“顽皮好斗”，成年后不务正业，始终未得出头。日俄战争爆发后，薄益三怀着与道见同样的心境跨海西渡。企望在乱世中投机钻营、出人头地。他在这里与道见结识，充当一名小匪，随队活动。日俄战争后又投在道见门下充当赌场经理。1910年，赌场在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下被迫停业，薄益三不甘寂寞，往返于吉林、长春、奉天之间，结交日本朝野人士，搜罗落魄浪人，并把17岁侄子薄守次招到东北，最后于1911年在间岛拉起绺子，自任大当家，报号“天鬼”。他手下有日籍匪徒26人，均是心狠手毒，狂热吹捧日帝大陆政策的亡命之徒。
薄益三拉起匪队后，同间岛和吉林一带的匪队头目刘宗、杨振清、左宪章、于小钉子等人勾搭连环，不时联同打响窑，袭击警察局，抢掠民财和武器。“天鬼”匪队的势力逐渐扩及到吉林南部地区。
其时，日本政府为独占东北，策划了以复辟清朝为幌子的满蒙独立计划，唆使亲日的蒙古王公举兵叛乱，脱离中国。
然而，由于蒙古族居住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沿途又有中国军队设卡盘查，由日方资助的大批武器弹药无法运送至叛乱分子手中。于是，日本军方想到了“天鬼”薄益三。
一天，日本驻公主岭守备队两名军官衔密柬来请薄益三赴公主岭一叙。接待薄的是日本参谋本部特派的多贺宗之少佐和松井清助大尉。二人明言要往蒙古巴林王府和喀拉沁王府输送一批武器，以资助“蒙古勤王军”，请薄天鬼帮忙。并答应事成后重谢。
薄天鬼一口应允，返回山寨后立即召集众匪首议事，同时派员向沿途各匪首传递“叶子”借路，计划从公主岭出发，翻过哈拉巴山，沿通辽、开鲁一线向西，目标直奔巴林王府。然后即征集数十辆大车，将武器弹药装入木箱，对外伪称往洮南垦区运送农机具，以掩中国官府之耳目。准备就绪后，薄天鬼率领本队26名日本土匪及左宪章匪团的100人，另由部分日军士兵化装中国匪团相助，于1912年5月29日登程上路。
出公主岭西行，首先经过刘来德、四海、四甲山等吉林匪队的活动区，因薄天鬼事先向这些绺子队打了招呼，所以未遇大的麻烦。3天后队伍濒临东蒙境。薄天鬼满腹欢喜，却不知这支可疑的日匪运输队已引起中国官方政府的警觉，出动不久，奉天官方便下令驻郑家屯的吴俊升部严加设防查询。
6月2日，运输队夜宿哈拉莫吐地区，匪队们刚刚升起篝火，就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薄天鬼还以为蒙古方面派来了接应队，谁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奉天方面派出的巡警队。查询一番后巡警队离去，薄天鬼大惊，情知运输队底细肯定为中国官方察觉，顾不得吃饭睡觉，传令全队全速开拔疾进，企图逃脱。队伍拖泥带水地又行进了几日，当来到柯尔温卡布拉时，终于被吴俊升马队跟踪包围，吴宣布要检查运送的物资。薄天鬼无奈，派他的侄子，报号“天龙”的薄守次出面与中国官军谈判（中方代表之一便是后任黑龙江督军的万福麟）。薄天龙一口咬定运输的是农机具，不准中方检验。万福麟见状，宣布日方运输队3日内不得离开此地，等待吴俊升将军前来处理。
薄天鬼闻报直急得坐卧不宁，招集匪队头目商议，决计孤注一掷，连夜逃出这是非之地。于是，匪队作了战斗部署，分成运输和护卫两队，由薄天鬼率领护卫队向官军马队冲阵，掩护运输队转移。岂料中国方面早作了防止狗急跳墙的安排，匪队遭到重创，死伤惨重。运输队陷进泥沼里，最后被一火焚之，而薄天鬼及他的侄子天龙、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要员松井大尉等20余名日匪被捕。日本策划的这起满蒙独立阴谋，刚拉开序幕便宣告失败。
日方做了一起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自然不甘罢手，为了继续利用薄天鬼等人为其卖命，日本方面通过政府外交等各条渠道，向东北当局施加压力，终于把薄天鬼等24人保释出来。薄天鬼感激涕零，伙同日本右翼团体黑龙会、玄祥社，串通东北著名匪首“老头票”，跨海窜入山东，联络山东地匪队为害地方，捣乱中国政局，引起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驻青岛的日本军部对薄的行动先是暗中怂恿支持，但后来，慑于舆论的压力，加之薄的骚扰活动有时与日本军政各界的本意相悖，而尤使日本军方反感的是，传言薄天鬼以组织“义勇军”名义向日军司令部冒领双份军饷和经费，于是指令薄天鬼解散匪队，同时以涉嫌冒领军费之名将其遣送回国，押至优待号监狱——福冈监狱——羁押起来。
仅几个月，薄天鬼及侄子天龙又被特赦。这缘于此时东北又起风云，蒙匪巴布扎布在日本军政各界的支持下举兵叛乱，策应宗社党掀起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在此动乱之际，薄天鬼又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再次进入东北后，四出游说，搜罗日本浪人，很快组织起由日本人主宰的3股匪队。一支由日本浪人重信义为头目，此人原系长春日本警察署的署长，退休后网罗匪徒拉起队伍；第二支匪队的头目为小滨原上，安东某日本会社的副社长，后成为浪人，拉起匪队，盘踞在本溪湖一带；第三支匪队头目便是前述虎林绺子的参谋野中壮介，报号“天乐”。薄天鬼以此3支日本人主宰的匪队为骨干，又联络了亲日匪首双山、金龙、乌龙、长江好、靠山、双龙、魁斗等人，编成勤王师第三军团，由薄天鬼自任总司令，公然打起黄龙旗，提出恢复清室、满蒙独立的口号，在公主岭设置大本营。然后分派各匪队分别在伊通、靠山屯、长春、通化及奉天等地发难，遥相策应巴布扎布匪队南下。
1916年8月，巴布扎布匪队在郭家店被奉军包围，弹药匮乏，局势危急。薄天鬼急忙跑到大连向日本反动政客、宗社党头目之一的川岛浪速告援，经川岛转圜，驻旅顺日军打开军火库，拨给薄天鬼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导火线、雷管等物品，当即发往公主岭。与此同时，薄天鬼的侄子薄天龙（此时报号“白龙”）为救援巴布扎布匪队，率领一支匪队接连向郑家屯附近的五台子、靠山屯、二首河子军地出击，并一度攻进五台子，“放火焚毁民户”，驱走中国官兵，妄图策应巴匪突出重围，然后合兵一路会攻奉天。
由于奉军紧紧围住郑家屯不撒手，日方气急败坏，最后竟采取恐吓手段，责令奉军撤去包围，准许巴匪撤回蒙边，奉军却不得追击。奉军屈服，于是使巴布扎布这头困兽得以喘息逃出郑家屯，薄天鬼乘机令薄白龙率领一支精悍分队与巴匪合兵一处，掩护巴队转移，薄天鬼则率领其它匪队在右翼行进，监视中国军方。这些匪队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有日本军方作后台，地方当局敢怒而不敢剿，致使巴布扎布等匪队绝境逢生，气焰嚣张，竟又举兵去袭林西，薄白龙率领的匪队又充当前锋。在激战中，巴布扎布中弹毙命，薄白龙带去的500余人也大多战死、走散。此时的薄天鬼已返回公主岭坐镇，待得知噩耗，急忙率领数人赶赴林西，却只见战痕累累，硝烟依稀，巴布扎布的残匪早作鸟兽散，薄白龙匪队也踪迹皆无，薄天鬼又当了光杆司令，作乱东北、策应分裂的梦想又一次破灭。
巴布扎布匪乱被平息以后，薄天鬼虽然又成光棍一条，却也腰缠万贯，于是便去了关东洲，央求日本军政财界要人帮其兴办“实业”。要人们念及薄天鬼为大陆政策效过犬马之劳，日本关东洲长官亲自出面斡旋，帮助他在蒙古族居住区购置土地，经办农牧场，成立起“蒙古产业协会”，后扩大成为“东亚劝业公司”，从事经济掠夺活动。就这样，这位当年的日本土匪头目摇身一变，成为日本资本家，其所拥有的资本，自然多是多年行抢东北民众而来的血膏。待至“9·18”事变发生，东北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东亚劝业公司”又升格为伪国的特殊会社，更名为“满洲开拓株式会社”，垄断着伪国的各项拓植事业。
再说薄天鬼的侄子薄白龙（天龙），因其17岁便步入土匪生涯，与东北各路匪队多有交往，又谙熟匪队生涯和帮规、习惯等，于是就转而办起一家镖局，还起个时髦名字称作“山口运输公司”，附设于满铁会社的名下，专门为各运输业者和商行、会社、工厂充当保镖，着实发了大财。他在沈阳建有豪华的私邸，出入前拥后呼，好不神气，不解底细的人何以会想到，这位西装革履的大老板，当年竟是为害中国人民的土匪头呢！
3.铁甲
1923年冬日的一天，西丰县一家大车店老板赵贵正跑前跑后，吩咐伙计们为投宿的车老板们打水洗脸，酌酒沏茶。就在这时，一位客人登门指名求见店主人。赵贵冷眼打量客人两眼，见此人中等身材、白净脸、小眼睛，一开口三分带笑：“赵掌柜发财——”来人双手打拱，话音里带有几分生硬。
赵贵又仔细端详来人几眼，怎么也想不起在何处结识，于是道：“先生，您是——”。
来人微微一笑：“赵掌柜，奉天巡察队的何中尉介绍我来。”
“噢，老熟客，快请，请——”
赵贵将来人领进内室，不待开口，来人便自我介绍道：“我是个日本人，名叫根本豪，请多多关照。”
赵贵心中一愣，怪不得他的话有些硬梆。忙客气地说道：“失敬、失敬，先生光临小店，不知有何见教？”根本豪把来意一亮，更使赵目瞪口呆，原来根本豪竟想入伙绺子！
根本豪乃福岛县人氏，曾在日本陆军服役，在军中便屡听说江仑波和薄天鬼闯荡满洲的故事，时常为那些神奇的马贼生活搅弄得心旌摇荡，暗中立志要到满洲插边入伙。1920年末，根本豪退役后就来到了东北，因其不懂汉语，便留在满铁附属地一面经商，一面学汉语，模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3年后，果然达到目的，外人不细心辨认，竟发现不出此人是日本人。
根本豪一身汉装离开满铁附属地北上，准备寻觅土匪绺子插边入伙，无奈两眼迷黑，无人扯线，在铁岭、法库、辽源等土匪出没的地方转悠了数日之久仍无机会，不免心焦意乱，神色沮丧。恰一日，根本豪在辽源附近的威远堡遇见旧识奉天巡察队的何中尉，此人常年和土匪打交道，自然了解其中的机关，于是介绍他去西丰找大车店掌柜赵贵。
此赵贵乃土匪出身，洗手后同各股绺子仍有来往，时常为他们牵线扯条，购置武器、介绍伙计，充当眼线。如今见这位日本人决心要入伙当土匪，半信半疑，最后还是为他写了一封引荐信，嘱咐根本豪说，无论遇哪股绺子，只要把引荐信托出，定能收纳。根本豪满脸欢喜，谢过赵贵上了路。
根本豪离开西丰继续北上，经伊通、双阳到长岭子，听说村外丘陵地内盘踞一支绺子，于是登上杂林丛生的丘陵地，仔细寻觅。正待他左顾右盼之时，猛听一阵枪栓拉动声响，接着传来严厉的询问声：“谁，福，福——”
根本豪一愣，早有几名大汉端枪围了上来，嘴里仍吐出一个“福”字。
原来，这是土匪接头的黑话，问方说“福”，对方应答“贵”，这才证明同是吃黑饭之人。根本豪哪里知道这些，只是一呲牙，一点头，道了声：“辛苦，辛苦。”
看风的土匪们见对方是个“空子”，不敢疏忽，待仔细问过，方知来人是打算上山入伙的，怀里揣着赵掌柜的引荐信，于是把他带到聚义厅，拜会大当家“九阳山”。
此九阳山非同一般无来历的俗匪，乃是一个兵匪，他的后台便是二十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河马将军张宗昌。
张宗昌原本是“绿林大学”毕业，二次革命期间把老本赌光，跑到关外投靠张作霖，后来在平息绥芬河兵变中重新发迹，实力逐增，九阳山便是那时他收编的部将。张宗昌荒淫无度，穷奢极欲，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便指使九阳山仍留在匪队，打劫舍，张则坐享其成，捞取更大的实惠。
一次，张作霖指令张宗昌出兵征剿，张宗昌于是招募一批无业游民组成讨伐营，派一名心腹充任营长，携带大批武器弹药出征。又派密使将内情透露给九阳山。讨伐营进入山区后，尚未看见匪影，已到处是震耳欲聩的喊杀之声，营长不由分说率领乌合之众丢下武器弹药呼啸遁去，九阳山指挥徒众把武器弹药给养等物运走，巧妙地解决了匪队的急需。九阳山一撤，营长又率领人马“杀”了回来，这一次却是忙着割战死同伙的耳朵回去邀功请赏，捏造“大获全胜”的谎言。张宗昌又把这般战绩呈报奉天当局。如此兵匪同流，无怪乎东北土匪猖獗，越剿越甚了。
却说根本豪投入九阳山匪队后，报号“铁甲”。不久，九阳山率大队进入奉天境，抢掠一座小镇，这里有张作霖开办的鸦片工厂，又有许多店铺、商行，油水颇大。铁甲奉命率几名土匪去攻巡警所，他设计将警察们调出巡警所，然后乘虚杀入，抢走大批武器弹药。接着去抢鸦片工厂，掠走大批鸦片、银元。在搜寻之中，铁甲意外发现一个地窖，窖里藏有一只小铁箱，打开一看，里面竟是6根金光闪闪的金条！铁甲第一次随队行抢，便大出风头，大露头角，九阳山一高兴，破格提拔他为二当家，当上了这支匪队的副头目。从此，九阳山把铁甲当作心腹，言听计从，铁甲也渐而在吉林地面小有名气起来。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任奉军独立混成第一旅长的张宗昌被委以第三军前敌总指挥，张宗昌为了在张氏父子面前争立汗马之功，把九阳山匪队调进关，又指使铁甲搜罗日本浪人，随军出战。铁甲于是前往满铁附属地，以金钱为诱饵，搜罗了150余名无业可就、放荡不羁的日本流氓无赖汉，稍加训练，便拉到了天津，帮助张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张在绥芬河期间组织的一支白俄匪队，这时也充当了马前卒。这些日俄亡命之徒帮助张宗昌挣得了一份军功，所以战争结束后，张便荣升山东省督办，开进济南，当上祸鲁的土皇帝。九阳山匪队则仍然返回东北，继续充当张的财政补给源，铁甲则解散了日本匪队。据载，日本政府当时发给他9万元的遣散费，铁甲从中大赚一把，用这笔款在奉天开了一家玩具店，委托他人代为经营，自己则仍然充当九阳山的副头目，混迹于匪队之中。
1927年，北伐军势不可挡逼近山东，张宗昌慌了手脚，急忙委托军事顾问仓谷箕藏出关搜罗日本浪人，企图利用日本人的援助摆脱困境。仓谷先是找到铁甲，请他再度出山，为张宗昌保驾。铁甲满口应允，又强组150余名日本武装浪人进关。岂知，此时的张宗昌早已丢了济南，惶然逃至天津，尽管日本当局蛮横无理地出击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使北伐军一度受阻。然而，奉系军阀势力已兵败如山倒，纵然有回天本事也难挽败局。张作霖只好悻悻撤兵回奉天老家，结果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宗昌因途中有事下车，才免去此难。而铁甲却未及拔腿，便在天津马厂张宗昌的指挥部里被俘，当了北伐军的俘虏。
铁甲谎称自己为张宗昌雇佣的日本技术人员，负责安装无线电发报机，从未参加军事活动，企图蒙混过关。铁甲被监押期间，凭着在匪队练就的机警和奸诈，终于侥幸逃脱，然后化装成北伐军的伤兵，混过各路关卡，辗转逃回大连。此时的张宗昌，也躲在这里的大和旅馆。他的身边依旧围绕着一批失意政客、光杆军官及日本浪人等，铁甲也在其中。张宗昌的父亲去世时，铁甲还披麻戴孝，协助料理后事，俨然成为这位狗肉将军的亲眷。
张作霖死于非命，张学良接替父业。日本军政各界不断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劝他走亲日道路。张学良纵观中国和东北政局，深知日本人居心叵测，亡东北之心不死，于是毅然宣布易帜，归服了大一统。这一举动不仅使日本方面暴跳如雷，也使亲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大为恼火，决心同东北当局分裂，于是指派铁甲率数名日本浪人潜进山东，在黄县策反驻地军官，掀起骚乱。张宗昌组织一伙旧部和亡命之徒跨海在龙口登陆，企图乘乱夺回山东，重做山东土皇帝。
铁甲奉命后再进山东，在黄县点了一把火，无济于事，只好跑到芝罘，企图爆破刘珍年军司令部，谁知进城时又被搜去武器，幸亏日本领事馆出面交涉，才免于再当阶下囚。铁甲不甘罢休，又找来几枚手榴弹装进篮子里，乘刘珍年司令部的哨兵没介意，丢到大门前，换来几声轰隆隆爆炸声，这却使刘珍年警觉起来。因而张宗昌在龙口刚刚登陆，就遭到刘珍年和韩复榘军的猛袭，副帅诸玉璞被俘，张宗昌吓得屁滚尿流逃回大连，从此一蹶不振，躲在大连当寓公。
在铁甲骚扰山东的同时，张宗昌还指使另一名日本匪头小日向白朗纠集土匪，阴谋搞乱奉天。此小日向白朗1918年进入东北，在青木武官的指使下加入蒙边的杨青山匪团，改报中国名字尚旭东，绰号“小白脸”。此人心毒手狠，烧杀抢掠不眨眼睛，因此受到杨青山器重，不久提他会炮头。这期间，他曾两次“掉脚”被官军擒获，杨青山均把他从刑场中救了出来，小日向也知恩图报，追随杨在林西、开鲁一带死心塌地为非作歹。“小白脸”这个匪名，早在官府挂了号。
小日向受张宗昌之命后，纠集辽南地区的土匪靠天、曹老九及一部分日本浪人，计划乘正月十五灯会时混进奉天，炸毁电厂，制造混乱。结果，因一名日本浪人醉酒泄了密，小日向被奉天官府擒获，计划成为泡影。恰在此时，铁甲根本豪也灰溜溜逃回奉天，闻知小日向被捕，忙撺掇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当局要人，然而，小日向等人充当土匪的证物俱在，铁案如山，日本领事馆也无法抵赖，只好以小日向为日本人之由，行使领事裁判权，将小日向索回，连同根本豪一起遣送回国，宣布给予“三年禁止在满洲居留”的处分。这两名作恶多端的日本土匪头目就这样逍遥法外，腰缠万贯返回东瀛去了。
顺便提及一笔，“9·18”事变以后，根本豪与小日向双双又返东北，投入伊达顺之助（即张宗援）组织的亲日汉奸武装之中。“7·7”事变后，根本豪与小日向又把魔爪伸向中国内地，前者组织一支“山东自治联军”，后者编成一支“兴亚挺进军”，配合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新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