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世家，却自幼屡失靠山；他科举失利，却在战场上踏入仕途；他出卖维新志士，却倡导维新变法；他倡导西方文明，却又不断纳妾；他创建了北洋军阀，却又被北洋将领所推翻。他极力想摆脱家族中“长禄不长寿”的“魔咒”，却最终未能躲过命中一劫……
小档案
姓名字号：袁世凯 字慰亭 号容庵
籍贯：河南项城
民族：汉族
生卒年月：1859.9.16—1916.6.6 卒年57岁
最高官职：“中华帝国”皇帝
军阀派系：北洋军阀
生辰八字：己未 癸酉 丁巳 丙午
属相：羊
命相：迎新去旧无限度，批离中折亦多劳，欲望无止难满足，矫正自省终富贵。一成一败，一盛一衰，惟靠谨慎，可守成功。自我心过强，多受诽谤攻击，诽难运，就算本身温顺而富有，也不免是非不息。
家世：
十三世祖——袁持衡，从汝南郡汝阳（商水西南）迁至项城年湾村（今属老城乡），为袁氏最初的居留地。
十一世祖——袁步月，迁至永丰南十三里的秦波村（今项城市永丰乡秦波村）。
太高祖——袁志恭，此时袁家已经成为当地的殷富之户。
高祖父——袁九芝，生活在清代乾隆盛世，为私塾先生。
曾祖父——袁耀东，是个庠生，梦想中举，考进士，终因学习过于刻苦，营养和锻炼不够，不到40岁就去世了。妻子郭氏。生有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袁重三及一女。其中树三、甲三都进了县学（秀才），凤三、重三也都考中秀才。甲三荣登两榜，项城袁氏始名声大噪。
小档案
祖父——袁树三，在陈留县署理训导，兼涉教谕事宜，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妻子王氏。生子袁保中、袁保庆。
叔祖父——袁甲三，早年在安徽办团练，以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官居一品。因为他的关系，其曾祖父袁志恭、祖父袁九芝、父亲袁耀东，均被朝廷追封为一品。母亲郭氏、元配妻陈氏、续妻陈氏则被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父亲——袁保中，乃“长房长子”，于项城办团练以防捻军，在当地颇有名望。
叔叔——袁保庆，无子，偏爱袁世凯，袁世凯七岁时，将其过继为嗣子。
堂叔——袁保恒，官至吏部侍郎、刑部侍郎，在袁氏家族中功名仅次于袁甲三。
堂叔——袁保龄，旅顺港坞工程总办，身兼军政二职。
兄弟——兄：袁世昌、袁世敦、袁世廉。弟：袁世辅、袁世彤。
妻妾子女
元配于氏，生长子袁克定。
大姨太太沈氏，无子女。
二姨太太李氏，生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六女祯。
三姨太太金氏，生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四姨太太吴氏，生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四女（早亡）、七女复祯。
五姨太太杨氏，生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
六姨太太叶氏，生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无子女。
八姨太太郭氏，生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
九姨太太刘氏，生十六子克藩（早亡）、十三女仪祯。
简历
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1863年——叔祖父袁甲三病故。
1866年——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
同年——袁保庆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袁世凯随往读书。
1973年——生父袁宝忠病逝。
1874年——嗣父袁保庆病逝，袁世凯随嗣母返回原籍。
1875年——曾祖母郭氏去世。
1876年——娶妻于氏。
1878年——长子袁克定出生。
同年——堂叔袁保恒去世。
同年——组织文社，结识徐世昌。
1876年、1879年——两次乡试均未考中，决心投笔从戎。
1881年——至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任营务处帮办。
1882年——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镇压“壬午政变”，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
1884年——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1885年——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以知府分发，以道员补用，赏加三品衔。
1890年——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候补，尽先补用，加二品衔。
同年——次子袁克文出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
1895年——至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史称“小站练兵”。
1897年——升任直隶按察使。
1898年——被光绪帝封为侍郎候补。
1899年——升任工部右侍郎。
同年——署理山东巡抚。
简历
1900年——实授山东巡抚。
1901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被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并加太子少保衔。
1902年——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同年——兼督办商务大臣。
1903年——兼督办电政大臣。
同年——兼练兵处会办大臣。
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
1907年——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同年——在袁世凯倡导下，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在天津成立。
1908年——赏太子太保衔。
1909年——开缺回籍，至河南彰德洹上村定居。
1911年——任内阁总理。
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1913年——任中华民国正式总统。
同年——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
1914年——下令解散国会。
同年——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
1915年——12月22日宣布建立中华帝国，以下年为洪宪元年。
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
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于中南海居仁堂去世，卒年57岁。
同年——8月24日安葬于河南彰德（今安阳）洹上村东北太平庄。
豪门魔咒，袁寨人亡家散
1878年6月，一个噩耗传到项城袁寨：官居二品的朝廷大员袁保恒，在河南赈灾治所病逝！四世同堂的袁寨里霎时哭声震天。
——这是袁氏家族近年来相继死亡的第三个男丁。
1873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病逝，享年51岁；
1874年，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病逝，享年48岁；
4年后的1878年，袁世凯的堂叔51岁的袁保恒又一命归西！
而追溯到上代，使袁氏家族跻身名门望族的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也只是活到了57岁；而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不到40岁便驾鹤西去了。
办完袁保恒的后事，袁家人开始满腹狐疑、惴惴不安，为什么袁家男人在未满花甲之年，便纷纷赶赴黄泉？袁家人觉得这其中有些神秘的力量在作祟，赶忙请来了风水先生到袁寨看风水，相阴宅。一番查看之后，风水先生铁口直断“豪门魔咒”：
“袁家宅地长禄不长寿。”
“那该如何是好？”袁家人焦急万分。
“办法倒是有一个，那便是分宅而居。”风水先生不紧不慢地说。
分宅而居，等于偌大的袁寨从此分崩离析，“四世同堂”的项城袁家从此解体，这是袁氏家族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袁寨地处项城东北40里处，是袁家为抵御捻军进攻，于1858年建造的。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子占地数十亩，规模宏大。四周墙垣高筑，墙外壕沟环绕，寨门前架设吊桥，寨门上及四角修筑“炮楼”，由乡勇严防把守。寨子中的东部、中部、西部并列三座三重四合院，楼堂瓦舍极尽奢华。若说袁寨风水不好，袁家长辈哪个都不愿相信。若说分宅而居，又有哪个子侄儿孙愿意搬出袁寨呢？但是风水先生的话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年，袁世凯19岁。也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的生活发生了根本转变。
袁世凯排行第四，非嫡出，七岁过继给叔叔袁保庆，跟随嗣父、嗣母先后到济南和南京生活。少年时的袁世凯贪玩，学业一直没有起色。但对为官之道十分上心。袁保庆将数十年官场经验、带兵心得整理出来，题名为《自名琐言》，有空便念给袁世凯听。袁世凯每次都听得十分认真，并默记在心，后来袁世凯在官场措置裕如，应该说与此间所受影响不无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874年嗣父去世，袁世凯扶柩还乡，而此前他的生父也已去世，15岁的袁世凯失去人生依靠。好在堂叔袁保恒回乡，见他可堪造就，便带到北京，一边督促学习，一边让他多接触官场，开阔眼界。在其为刑部侍郎期间，为了锻炼袁世凯的办事能力，特意指派他处理一些杂务，而袁世凯的办事能力令他十分满意。于是，袁保恒赴河南赈灾时，便将袁世凯带在身边。
而如今，堂叔也已离世，袁氏家族也分家了，19岁的袁世凯仿佛成了离群的孤雁，不得不离开先后生活了12年的繁华都市，也不得不离开几乎与他同龄的袁氏大宅——袁寨。他在嗣父袁保庆名下，得到一笔丰厚的家产，然后移家陈州，开始了一段文人诗酒的生活。此间，他出房出资，组织了两个文社。由于他善于交际，又见过大世面，很快吸引了四邻八乡的文人雅士，居然成为一个小小的名士。当时尚未发达的徐世昌在淮宁县属处馆做塾师，专程前来拜访袁世凯，参加文社。
徐世昌比袁世凯年长4岁，由于两人对时局有颇多相同看法，尤其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因此相谈甚欢，很快结为异姓兄弟。当袁世凯了解到徐世昌准备进京赶考苦于没有川资时，便大方资助。后来徐世昌先中举人再中进士，成为袁世凯30年宦海生涯中的盟友。
但袁世凯的科举之路却不顺利，由于年幼时贪玩荒废了学业，懂事后所读大多是韬略、兵书之类，于1876年、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袁世凯一怒之下将过去所作诗词文章全部付之一炬，大有壮士断臂之气概。
“大丈夫应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蹉跎了岁月？”袁世凯发誓不再与笔墨纠缠，从此另辟蹊径。也正因为恨透了科举制度，后来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联合其他官员，奏请废除科举，推广学校，从此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取消。这无疑成为袁世凯的一大功绩。
由于清末捐官风气大盛，几乎与两榜出身一样名正言顺。袁世凯放弃科考，自然想到了捐官。但由于他诗酒风流，花钱如流水，如今盘点自家资产，才发现经济状况已经十分紧张。他的生母、嗣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也不够他进京谋个出身的。于是，他开始四处借钱，第一个借钱对象便是他的妻弟。
袁世凯17岁回乡参加乡试落榜后，生母与嗣母为他娶了元配夫人于氏。于氏是河南沈丘人，其父于鳌的土地超过2000顷。袁世凯觉得他家这么有钱，妻弟定会解囊相助。岂料，妻弟非但不借，反而讥讽他说：“我看你去北京也是白跑一趟，还是在家里待着好些。”倒是一位远房亲戚，借给袁世凯100两银子，令袁世凯十分感动。
后来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妻弟竟然跑到天津，希望袁世凯能给他谋个一官半职，袁世凯断然回话说：“外边无事可做，还是在家里待着好些。”再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这位妻弟又到北京，再次找袁世凯谋官，袁世凯与他见了一面，给了些路费了事。而对借给他100两银子的远房亲戚，袁世凯还了他5000块大洋。
但此次袁世凯北京捐官却是无果，因他最后一位为官的堂叔袁保龄调到旅顺口办理海防，自然是投靠无门。袁世凯又南下广东遄赴上海，以为在繁华的上海滩谋事机会多些，岂料钻营了一段时日，仍然一无所获。由于一个人待在旅馆里憋闷不已，便去平康青楼一解愁绪，不料竟在这卖笑之地遇到一位红粉知己，就是苏州籍名妓沈氏。
沈氏虽为青楼女子，却颇有识人慧眼，她见袁世凯谈吐不凡，并非等闲之辈，便劝他早日离开世事险恶的上海滩，她对袁世凯说：“你在这里无亲无故，长此以往，不仅谋不到一官半职，甚至会将你自己拖进烟花柳巷烟馆赌场不能自拔，还是早点离开另谋出路为好。”
袁世凯见沈氏如此深明大义，很是感动。反复斟酌一番，最后决定投靠嗣父的结拜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主意一定，沈氏拿出银两为袁世凯资助盘缠，并摆酒为袁世凯饯行。席间，沈氏含泪告诉袁世凯：
“你走之后，我便为自己赎身，搬出这里，希望你将来出息后，能不忘旧情，偶尔回来看望我一下便好。”
面对如此侠义心肠的女子，袁世凯一把搂住沈氏，指天发誓：“有朝一日发迹，袁某绝不辜负沈小姐，定会早日将沈小姐娶进家门。”
袁世凯说到做到，后来赴朝鲜后升迁，果然将沈氏接到朝鲜任所，做了他的大姨太太。由于他的结发之妻于氏留在河南老家，所以沈氏在朝鲜成了实际的正房夫人。终其一生，袁世凯对沈氏宠爱有加。从这点上看来，袁世凯并非拈花惹草的浮浪公子。
袁世凯所以对沈氏如此痴情，还因为他与元配于氏早已结怨。那是在新婚不久，于氏已经怀有身孕。有天袁世凯从外面回来，发现怀孕后的于氏愈发丰润成熟，便从背后悄悄抱住于氏。于氏吓了一跳，略带怒气地将袁世凯推开，说：“你也不看看时候。”
袁世凯放开手，忽然发现于氏腰间系了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便开玩笑说：“瞧你打扮的，怎么像个马班子。”
马班子是串乡走镇的杂耍班子，卖艺兼卖身，暗指妓女。这本是小夫妻开玩笑的话，不解风情的于氏却觉得受了莫大侮辱，立刻反唇相讥：“我才不是马班子，我是有姥姥家的！”
这句话，让袁世凯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他怒视着于氏。于氏旋即明白过来，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但想到袁世凯侮辱自己在先，便理直气壮地瞪着袁世凯，没有丝毫道歉的意思。
原来，于氏的这句“我有姥姥家”，就是有娘家的意思。当时只有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其娘家才可以与婆家走动，而姨太太的娘家不算亲戚，所以姨太太没有娘家。而袁世凯的生母就是姨太太，因此袁世凯最忌讳别人说这样的话。当时两人相对怒视良久，袁世凯见于氏说了错话非但不认错，反而理直气壮，越发怒火中烧，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踏进过于氏的卧房。
第二年，于氏生下儿子袁克定之后，便再也没有生育，从此被当成主妇“牌位”，冷冷地摆在正房夫人的位子上，过着有其名无其实的惨淡生活。后来袁世凯接沈氏去朝鲜，把儿子袁克定一起接走，让沈氏去抚养，于氏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袁世凯告别沈氏之后，不曾回乡省亲，便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国王赐婚，朝鲜走红发迹
正所谓运气来了挡不住，袁世凯于1881年投奔吴长庆后，一改早前屡次失去靠山、屡试不第的坎坷，竟然接连晋升，名正言顺进入了仕途，而且有了一个一生仕途腾升的良好开端。
当时吴长庆已是实授浙江提督的二品大员，督办山东海防，兼办全省军务。见好兄弟的嗣子前来投奔，出于对子侄的考虑，让他拜其幕僚张謇为师，与自己的儿子吴保初一起从之受业。但袁世凯对读书一事毫无兴趣，倒是对军队上的事情兴趣极大，每每做起来得心应手，他自己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途径走下去，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因此处处留心，做事不辞劳苦，加上他懂得谦恭自下，毫无世家子弟的架子，很快博得营中上下好感，同时因办事干练被吴长庆提拔为营务处帮办。
第一步旗开得胜，紧接着又遇上一次崭露头角的好机会。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政变”，大清帝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为防止日本找借口觊觎朝鲜，派吴长庆率兵六营（一营约500人）前往朝鲜平定内乱。8月20日，23岁的袁世凯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
船队抵达仁川后，吴长庆命令某营为先锋部队，立即登陆，抄小路奔袭汉城。也是该着袁世凯走运，当吴长庆做战斗部署时，负责登陆的该营营官以士兵晕船尚未恢复为由，请求第二天拂晓登陆。吴长庆大怒，当即将该军官撤职查办，命令袁世凯代理其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袁世凯知道这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当即领命，信誓旦旦地表示：“遵大帅令，两小时内乘小船登陆，如有违误，甘受军法！”
袁世凯做事果然干练，他紧急集合全营，部署登陆事宜，旋即带队出发，在天亮前登陆成功，并自任先锋，为后面大军打开一条通道。袁世凯登陆时，光着脚在沙石滩上走了一里多路，两脚都磨破出血。
在平乱间，由于清兵纪律涣散，扰民之事不断发生，令朝鲜百姓大为不满，这对平叛暴乱极为不利，吴长庆对此十分担忧。袁世凯看在眼里，自告奋勇担起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见袁世凯看问题敏锐，有胆有识，立刻授予全权。袁世凯领命后，旋即查明七名欺压朝鲜百姓的士兵，就地正法，使整个军队为之震惊。吴长庆见他做事雷厉风行，连连称赞：“好孩子，不愧为将门之子！”
袁世凯杀鸡儆猴的举措，不仅得到吴长庆的赏识，更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紧接着，在诱捕大院君的行动中，袁世凯又立一功。为了使朝鲜国王及闵妃集团重掌政权，吴长庆决定抓捕发动士兵叛乱的大院君——国王的父亲李罡应。8月25日，吴长庆专程拜访大院君，取得大院君的信任。第二天大院君按礼节回访吴长庆，在汉城南门外清军驻地，袁世凯扮演了“鸿门宴”中项庄的角色。他施巧计拦住大院君的卫兵，使大院君一人进入帐内与吴长庆喝茶聊天。吴长庆等人便趁机将大院君劫持到车内，由丁汝昌率队押往清军兵舰，解往天津。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大院君被抓捕后，其叛乱士兵便成了无头苍蝇，袁世凯在围剿叛乱士兵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再立战功。
不到一周时间，吴长庆便率部扫平暴乱，使日本插手朝鲜的阴谋破产，其间，袁世凯功不可没。9月中旬，朝鲜国王设宴酬谢清军统帅，袁世凯不仅在邀请之列，而且在整个宴会中备受瞩目。10月，清廷论功行赏，袁世凯得到“以同知分发省份，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的奖赏。这是入朝之前袁世凯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事。
如果说袁世凯的脱颖而出吴长庆有伯乐之功，那么，袁世凯的发迹与崛起，则是得益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与提携。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既有对人才的重视，也有对世家子弟的偏爱，尤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在旅顺口办理海防功绩卓著，也使李鸿章对袁世凯更加高看一眼。1884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调吴长庆率三个营回国，驻防奉天。余三营继续留驻朝鲜，奏荐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要员，开始独当一面。此间，平叛“甲申政变”，是袁世凯入朝12年中另一大功绩。
1884年11月4日，朝鲜又爆发了以亲日派金玉均等人为代表的“甲申政变”。政变者囚禁国王，组织亲日政府，宣布同清朝断绝关系，并准备除掉在朝鲜的清军将领。政变发生前后，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向李鸿章报告情况。李鸿章授意他在紧急情况下相机行事。于是，当6日闵妃集团请求援助时，袁世凯亲自率领1000名清军赶到王宫，与驻守在王宫的日军发生了冲突。
日军枪炮齐发，袁世凯的两名卫兵被当场炸飞，他本人也被地雷爆炸的冲力推倒在地，受了轻伤。他当机立断，下令清军开枪开炮，自己更是冲锋在前，根本不曾顾及生死乃转瞬之间。而清军统领吴兆有吓得惊慌失措，手下士兵也纷纷逃走。另一清军将领张光前和他的士兵，则吓得躲在墙后不敢前进一步。
由于袁世凯身先士卒，清军士气大震。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日军伤亡惨重。日本公使见形势不利，立刻率军逃走，并自焚驻朝使馆后撤回日本。国王被解救后，重新执掌政权。在袁世凯的帮助下，亲日派或被杀，或被投入监狱。
对于袁世凯在“壬午政变”与“甲申政变”两次战役中表现出的胆识过人，权奇应变，不畏血与火，敢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李鸿章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胆略兼优，能持大体”。并说：“韩人闻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翌年，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袁世凯在朝鲜更是红透半边天，得到国王的格外倚重。为了感谢袁世凯的倾力相助，也为了通过袁世凯讨好清廷，国王特地将一个王妃的表妹金氏嫁给袁世凯做夫人。
金氏当时16岁，皮肤雪白，身材窈窕，是朝鲜百里挑一的美女。朝鲜国王以为将这样的美女嫁给袁世凯，袁世凯一定十分满意。岂料，袁世凯在意的并不是她的容貌，而是身份。他以为朝鲜国王要给他娶的夫人，起码是个朝鲜公主，最差也应该是个格格，就是没想到是一个王妃的表亲，那不等于娶了个民间女子吗？所以，当袁世凯弄清金氏的真实身份后，心里十分不快。
婚礼是按照中国方式举行的，自然也不是娶正房夫人的仪式。莫说是个王妃的表妹，就是公主，袁世凯也不会因她坏了规矩，也要按着顺序往下排。尽管他与于氏已无夫妻之实，但于氏正房夫人的位子是不能动摇的。他已在来朝鲜不久将沈氏从上海接来，纳为大姨太，那么金氏就是二姨太了。岂料入洞房后，姨太太的数量和顺序陡然发生了变化，这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也令金氏与她的陪嫁丫头大出意外。
原来，带着对朝鲜国王的强烈不满，新婚之夜入洞房后，袁世凯拿出炮轰日本兵的狠劲，把16岁的金氏折腾了个通宵。第二天晚上，金氏迟迟不敢上床，袁世凯一看她那副受惊吓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但想想朝鲜王的不仗义，觉得对他的这个“妻妹”折磨得还不够，猛然想起拜堂的时候，金氏身边有两个陪嫁丫头，姿色都不错，倘若拉过来一起做妾，看那个朝鲜王是不是还觉得他这个妻妹够金贵！
袁世凯招呼一声“来人”，金氏的一个陪嫁丫头李氏进来了。袁世凯二话不说，便将金氏推出门外，将李氏抱上了婚床。金氏虽然被折磨得十分痛苦，但袁世凯此举却把她惊得目瞪口呆。第二天晚上，袁世凯又喊来了金氏的另一个陪嫁丫头吴氏。随后，袁世凯决定将金氏的两个陪嫁丫头同时纳为姨太太。他给自己布置了一间卧室，给四个姨太排好顺序，几个人轮流到卧室侍寝，形成了后来袁氏内室轮流值班制度的雏形。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袁世凯管理内宅也是有板有眼。他按年龄顺序给三个朝鲜女人排了“座次”。当时李氏17岁，金氏与吴氏都是16岁，金氏比吴氏生日大，因此李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吴氏为四姨太。沈氏虽然也是姨太，但正房夫人远在中国项城，沈氏便成为了实际上的正房夫人。袁世凯指派沈氏管教另外三个姨太太，首先要教给她们中国的礼节，特别是走路，袁世凯喜欢小脚女人，三位朝鲜姨太太早已过了缠足的年龄，也只好让她们学京剧里旦角“踩寸子”的样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这样看起来就像缠了足似的。
沈氏成了内宅中的老大，对另外三位姨太太的管教极为苛刻，甚至非打即骂。而袁世凯既已放权，便要帮着沈氏树立威信，因此对沈氏借机欺负其他姨太太的事睁一眼闭一眼，以致金氏左腿被打成残疾都不曾过问。
而金氏贵为王妃的表妹，原以为嫁过来是要做正房夫人的，最低限度也要享受正房夫人的待遇，哪曾想，非但正房夫人做不成，两个下人也都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姨太太，甚至李氏还排在了她的前面，令她饱受侮辱。更有甚者，还有一个青楼出身的沈氏骑在头上作威作福，而沈氏似乎特别与她过不去，总是无端找茬。她虽非公主、格格，却也贵为王妃的表妹，是四个姨太太中出身最高的，怎受得了如此侮辱。但在这样陌生的环境里，又得不到袁世凯的宠爱，金氏只能逆来顺受，整日抑郁寡欢，经常暗地哭泣，渐渐养成一副古怪脾气，平日里表情僵硬、神情木然，对儿女也毫无热情，因此更加不讨袁世凯的喜爱。好在她为袁世凯生了次子袁克文，并奉命将克文过继给不曾生育的沈氏，沈氏对她的“待遇”总算稍稍有所改善。
金氏的母亲得知女儿的遭遇后，心痛不已，经常以泪洗面。后来金氏随同袁世凯回到中国，她更加担忧牵挂，整日里精神恍惚，有天在井中仿佛看到女儿的身影，便猜想女儿一定客死异乡了，痛不欲生中一头扎进井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金氏的父亲在痛心女儿遭遇的同时，又遭遇丧妻之痛，竟也吐血而亡。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又一次向清政府请兵。袁世凯没有想到，他出使朝鲜12年，竟在这一年栽了个跟头。当时中国出兵后，日本军队却不请自到。原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已完成战争准备，蓄意向中国挑衅。因此东学党起义失败后，中国军队撤走，日本非但不撤军，反而大举增兵。袁世凯多次电请李鸿章发兵，以制止日本发动战争，李鸿章一直未予答复。
清廷的软弱必将助长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袁世凯料到战争在所难免，对于毫无准备的中国，失败势在必然。而此时，朝鲜东林党人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四处捉拿袁世凯。为了保住性命，袁世凯等不及“奉旨调回”，便将职务交给唐绍仪代理，自己请假后乔装逃回国内。
小站练兵，奠定一生基业
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逃回国内没几天，即1894年7月23日，日军进攻朝鲜王宫，挑起甲午战争。清廷以畏日如虎的李鸿章为主帅，结果可想而知。日军占领朝鲜之后，又占领了辽东半岛。甲午战败，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
失去李鸿章这个靠山，袁世凯的处境更加艰难。正如他给兄长袁世勋的信中所言：“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不久，袁世凯被外放浙江温处道，就在他打算回河南省亲然后南下走马上任的时候，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清廷准备整军经武，编练新军。
清朝的军队，原有“旗兵”、“绿营”、“乡勇”三种建制，旗人入关，“旗兵”开始腐化堕落，失去战斗力，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也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败下阵来，代之而起的“乡勇”，即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曾一度为清廷效力，但由于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令老百姓深恶痛绝，尤其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令清廷下决心编练新军，并成立了“督办军务处”，以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荣禄为主要负责人。
袁世凯看准时机，将所撰兵书12卷连同编练新军的构想，率先交给正在物色练兵人才的荣禄，从而得到荣禄的赏识与重视。据传，马关议和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打探袁世凯近况，于是有人说：“日本人如此重视袁世凯，可见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于是，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也都对袁世凯刮目相看，认为他“通晓戎机，才堪大用”。
在当时，自清廷入关后，一直重文轻武，以致在鸦片战争中将翰林学生林则徐推到前线与洋人作战。袁世凯虽非行伍出身，但从22岁投靠吴长庆后，便立志走带兵入仕之路，从此一边学习研究军事书籍，一边留心观察，注意实践，加上他这方面的天赋，逐步成为清末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且早在入朝不久，袁世凯便受吴长庆委派，奉清廷之命为朝鲜编练新军。因此凭着编练新军的经验，袁世凯也应成为荣禄等人瞩目的重要人选。于是，由李鸿章提议，荣禄复议，军机处诸人保举，袁世凯成为清末编练新军第一人。
袁世凯完全没有想到，世事变化竟然如此之快。如果说他发迹于朝鲜，是得益于淮军将领吴长庆与朝廷重臣李鸿章的赏识与提携，那么今次得以赴小站督练新兵，则得益于荣禄的独具慧眼。
1895年12月，袁世凯被委任为“新建陆军”督办，到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十营，另加招募2500人，改练新军。袁世凯深明编练新军的重大意义，曾国藩因为有了“湘军”，李鸿章因为有了“淮军”，他们才能位极人臣。而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也正因为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得以建立功勋，被委以钦差大臣。他早就盼望拥有一支队伍，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如今机会终于来了，袁世凯踌躇满志，走马上任。
为了避免朝廷中满族亲贵们猜忌，袁世凯请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的旗籍陆军大臣荫昌推荐新军骨干。荫昌为他介绍了武备学堂毕业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四人。这四人除梁华殿在一次夜操中失足跌落河中溺死外，其余三人全部成为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干将，即后来的“北洋三杰”，号称“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的主要干部班底，一是来自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其中除“北洋三杰”外，还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卢永祥、王占元、陆建章等。此外，他还在李鸿章的淮军中选拔了一批老兵老将，如张勋、姜桂题、倪嗣冲等。
为了牢牢掌握和控制这支队伍，袁世凯特地请他的把兄弟徐世昌担任总参谋，请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担任总文案。而对手下人才的管理，袁世凯自有他的一套恩威并重的手段，尤其以笼络为主，收买人心，培植亲信。
袁世凯有一位亲信幕僚阮忠枢，出身淮军将领家庭，由李鸿章推荐入新建陆军，管理军制饷章文牍机务。早年袁世凯从上海到山东投靠吴长庆时，曾得到阮忠枢倾囊相助。阮忠枢本来有恩于袁世凯，但有一次，袁世凯“得罪”了这位恩人。
事情起因于一位青楼女子。阮忠枢好女色，在青楼结识了妓女小玉，被小玉的窈窕身材、白皙的皮肤与顾盼生辉的双目所倾倒，以致日日魂牵梦绕，便想纳小玉为妾。但新建陆军纪律严明，阮忠枢不敢贸然行事，便同袁世凯商量。原以为袁世凯会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对他网开一面。殊料，袁世凯听后虎着脸沉思良久，最后说：
“这个例不能开，请斗瞻兄谅解。”说完转身离去。
阮忠枢望着袁世凯的背影呆愣半晌，随后对身边人大发牢骚：“当初不是我的相助，他哪里会有今天！”
埋怨完袁世凯忘恩负义，阮忠枢也只好放弃纳妾的想法。而袁世凯如此不讲情面，是为了严明军纪，做样子给大家看的。他驳回阮忠枢的要求后，马上派人购置了一套豪华房舍，并布置一新，接着为小玉赎身，接进华屋。一切准备好后，袁世凯找到阮忠枢，约他一道外出公干，带着他来到这栋豪华房舍里。
当时天近黄昏，华屋里红烛高照，大红喜字高挂，屋里院落里人来人往，好像在办喜事。阮忠枢心里不免埋怨，既然是来参加人家的婚礼，袁世凯就该事先给他打个招呼，起码备下一份礼金。如今两手空空而来，岂不尴尬？正嘀咕着，便有人搀出了蒙着红盖头的新娘。或许是心有灵犀，阮忠枢忽然想到，这要是小玉就好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仿佛如同梦幻一般，那女子太像小玉，而他本人也被推到新娘身边，站在大红喜字下，拜堂仪式就这样开始了。
阮忠枢喜从天降，百感交集，从此对袁世凯死心塌地，鞍前马后，不曾有半点不忠。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袁世凯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成为北洋时期炙手可热的人物。袁世凯曾对外说：“袁就是阮，阮就是袁。”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而对“北洋三杰”的笼络与提拔，袁世凯费了更多的心思。袁世凯刚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时，全体军官前往迎接，唯独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段祺瑞。袁世凯问身旁的唐绍仪：
“段芝泉为什么没来？”
“他不知道您今天来，回家结婚去了。”唐绍仪说。
“哦……”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回家去结婚，袁世凯心里十分生气，但他马上面带微笑，对唐绍仪说：“好，好，值得恭喜！告诉芝泉，婚姻大事耽误不得，小站之事可延迟几日。”随后由唐绍仪转送一张银票，作为贺礼。
段祺瑞办完婚事回到小站，这才知道犯了大错，不知道要受到什么处罚。不料一下车，竟看到袁世凯亲率一批将官前来迎接，顿时感到受宠若惊。下车后，袁世凯拉着段祺瑞的手问长问短，关心备至，并在营中设宴，特地为段祺瑞接风。
为了感谢袁世凯及诸位同僚，几天后段祺瑞回请袁世凯及小站同僚。席间，袁世凯与大家聊得高兴，不住地点菜叫酒，让段祺瑞心里暗暗叫苦，生怕自己兜里的银子不够用，到时可就丢大人了。然而，聚餐结束后段祺瑞打算结账时，饭店老板却说：“袁大人已经吩咐了，所有花销全记在他名下。”段祺瑞大吃一惊，心中对袁世凯更是万分感激。
1902年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将所练军队改称北洋新军，并相继成立了三个协（旅），在选任协统（旅长）时，为了表示他任人唯贤，特地宣布以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北洋新军成立第一协时，王士珍考了第一名，当了第一协协统；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了第一名，当上第二协协统。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自认为学识不凡，却没想到连续两次名落孙山，生怕第三次考试再度落榜，位居人下不说，重要的是丢不起这个面子，因此心里惶惶不安。
在考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紧张地备考时，忽然传令官来报，说袁世凯有请。段祺瑞本不愿这个时候耽误备考，却又不敢不去。可到了那里袁世凯却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只是东拉西扯地扯闲篇，段祺瑞心里着急，只好心不在焉地敷衍。终于等到袁世凯说完了，段祺瑞急着往外走，袁世凯亲自送出门来，分手时将一张纸条塞到段祺瑞手里，但什么都没说便与段祺瑞告别了。段祺瑞不知道袁世凯塞给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敢当面拆开。等回到家中一看，顿时如释重负，原来纸上写的是第二天考试的题目。
段祺瑞连夜做出试题，考试轻松过关，果然高中榜首，顺利当了第三协的协统。段祺瑞深深感谢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决心终生相报。其实，王士珍和冯国璋在考试前，也都受到袁世凯的这种“提携”。通过这些手段，袁世凯使其部下对他忠贞不二、尽心效命。
袁世凯练的是新军，采取的是近代德国陆军制度，组建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并制定新的营规营制、饷章、操典。为提高士兵素质，在新建陆军成军后，于1898年创办了德文、步队、马队、炮队、工兵队五个随军武备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
然而，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却是沿袭湘淮军阀的旧习，以“兵为将有”，专门培植依属于自己的势力。新军的官兵都在营房里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以袁世凯为衣食父母，并在上下操队伍集合时，由队官问士兵：“咱们吃的谁的饭？”“给谁去卖力？”回答都是“袁宫保”。由于清廷曾赐袁世凯“太子少保”衔，因此人们曾称他为“袁宫保”，以致一些小站士兵“只知袁宫保，不知清王朝”。
其实，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规模并不大，“定武军”原有4750人，扩编后也只增加到7250人，而这7000多人，构成了后来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由于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因而称为“北洋派”。1905年“新建陆军”扩编为“北洋六镇”，其中所有军事骨干皆出自小站。随着北洋派军事力量的扩张，以小站军人为核心的北洋军阀集团，成为了袁世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巅峰的资本。民国期间，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按使、各省督军、省长乃至师长、旅长等，大多从小站孵化而来，北洋军阀集团也因此成为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割据地方的庞大政治势力，掌控中国命运达17年之久。
出卖维新，是非谁予评说
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一些满族权贵对他并不放心，他本人生性跋扈，在练兵不久便忌者如云，更有御史胡景桂提出参奏，说他诛戮无辜克扣军饷等。清廷派兵部尚书荣禄去小站查办。荣禄一到小站，见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兵强马壮，士气盎然，与一派颓败面貌的绿营、乡勇大不相同，不由得从心里暗暗佩服。此时的荣禄哪里还顾得上查办袁世凯，恨不得马上把这支新军变成自己手里的王牌势力，当然也要把袁世凯牢牢抓到手中。于是，荣禄在慈禧面前极力替袁世凯说好话，对新军大加赞扬。
如此一来，袁世凯非但没有获罪，反而得到朝廷慰勉，于1897年擢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次年，“新建陆军”与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划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统一节制，统称为“北洋三军”，袁世凯的新军果然成为荣禄手中的一张王牌。
岂料，戊戌变法开始后，帝、后两党分歧越来越大，已形同水火，势不两立。1898年9月14日，光绪的处境已十分危急，“帝位且不能保”，于是，给康有为等人写密诏，要他们尽快拿出应对计策。但这些维新派人士手里无一兵一卒，要对付慈禧的保守派绝非易事。于是，他们想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早在朝鲜时，便与欧美使节多有来往，对西方事务多有接触，并于1895年曾上书变法，是个锐意维新的人物。因此之故，他与康有为等人来往密切，共同语言颇多，也曾参加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康有为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帝，想以其手中的新建陆军为奥援。
1898年9月16日、17日，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并赞扬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好，办的学堂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意思是说，以后袁世凯可以不受荣禄节制。袁世凯受此恩宠，表现得感恩戴德，连磕响头，但此时他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他虽支持维新，却不想卷入帝、后之争，他深知光绪帝的势力无法与慈禧太后的势力相抗衡，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愿去做的。但他不敢拒绝皇上，只好佯装答应，准备回去后再从长计议。
岂料，18日晚，谭嗣同突然来到袁世凯在京郊法华寺的住所。由于事情紧急，谭嗣同开门见山，将守旧派大臣怂恿太后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的阴谋告诉袁世凯，然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不能再等了，我们已经决定先杀荣禄，再包围颐和园，逼太后交权，以促使变法成功”。
袁世凯大吃一惊，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袁世凯毫无思想准备。凭荣禄对他的提携，断不会做出杀荣禄的事情。即使他不念及荣禄的知遇之恩，也不会冒失去这座靠山的风险。见袁世凯不说话，谭嗣同又鼓励说：
“你办好这件大事，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事成之后，直隶总督非你莫属。”
袁世凯自然能掂出此事的风险有多大，他不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直隶总督”冒此风险。就眼下情形而言，京畿一带的“北洋三军”都由荣禄节制，仅董、聂两军便各有数万人，荣禄还掌有重兵几十营，京城内尚有旗兵，而他的新建陆军仅有7000余人，力量如此悬殊，就算杀掉荣禄，也毫无胜算可言。
“我看时机尚未成熟。”袁世凯搪塞说，“不如等皇上到天津阅兵时动手，那样或许有些把握。”
谭嗣同无奈，只好答应。但袁世凯不过是托词，他根本不会为皇上和这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去冒险。至于是否告密，一时颇费踌躇，他打算再看看风向。据说他当天夜里即赶到庆王府，求见庆亲王奕訢，想从庆亲王那里摸摸底细。
9月20日，袁世凯返回天津，第二天去总督衙门拜谒荣禄。不料，却得到一个万分震惊的消息：慈禧已于20日成功发动“戊戌政变”！
原来，当时正逢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而朝廷很多官员奏请光绪帝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以便请其赞助新政。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9月19日，慈禧得知光绪帝将于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顿时怒不可遏，立刻传下懿旨，以皇帝生病不能处理朝政为由临朝训政，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并于21日以光绪帝之名发布“训政”诏书。
事态发展之快，让袁世凯措手不及。想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袁世凯不寒而栗。倘若此事被康有为等人供出，自己岂不遭塌天大祸！为了保住个人身家性命，袁世凯当机立断，将慈禧、荣禄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并申明自己的忠心和立场。
此前，荣禄听说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并提拔，对袁世凯起了些猜疑，可听到袁世凯的“告密”，相信他并非自愿参与其中，也并无兵变的打算，因此对袁世凯依然信任如初。
当天，荣禄连夜进京，面秉西太后。当时慈禧等人尚不知道维新派的密谋，所以只是下令捉拿康有为兄弟。听完荣禄禀报，立刻下令扩大范围，大肆抓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出逃，谭嗣同、杨锐等“戊戌六君子”被抓，于28日斩首于菜市口。
尽管戊戌变法的失败不能归咎于袁世凯的告密，但袁世凯的告密无疑起到催化与加剧的作用。无论如何，人们看到的结果是，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命断菜市口，袁世凯却因进一步取得慈禧与荣禄的信赖而一路高升。1899年，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
正因为袁世凯并非反对变法，因此他一旦掌握大权，便率先实行起变法来。袁世凯自任济南巡抚及随后的直隶总督开始，便着手兴办现代教育，其间最显著的政绩是创办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的前身）这一中国首创的现代化大学，又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同时兴办实业，发展工矿业、交通业、农副业等，一反中国士大夫重农轻商的观念，采取农商并重方针，创办商务总会，设立银元局等；整饬吏治，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等，还创建了中国警察制度。对于清廷1901年以后推行的各项“新政”，袁世凯更是事事率先倡办，曾有人评价袁世凯说：“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对山东境内义和团的镇压，受到李鸿章和洋人的赏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西逃。袁世凯与时任粤督的李鸿章，联合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等人，采取东南互保的政策，使得东南、中南一带免于涂炭。山东居于南北要冲，其地理位置对稳定大局尤其重要，袁世凯能够顶住当时朝廷主流派的乱命，立足山东，保境安民，不失为明智之举。
庚子之变后，荣禄节制的武卫军，有三支全军覆没，包括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只剩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新建陆军）毫发无损。袁世凯坐守山东，不曾盲从当时朝廷主流派，追随两宫西狩一路勤王，或许心中有愧担心老佛爷怪罪，在两宫西狩期间，不断地孝敬银两以及各种生活物品。
由于慈禧西逃匆忙，生活用品所带无几，尽管贵为太后，一旦离开紫禁城，便有了数不清的困窘与磨难。好在袁世凯懂得雪中送炭，各种贡品包括银子、贡缎、食物等，源源不断地送来，帮了慈禧太后的大忙。到慈禧一行回京，袁世凯光银子就送了40多万两。而且袁世凯还十分体恤随行大臣和太监，也分别给他们送去不同数量的银子。收到银子最多的荣禄和太监李莲英，不断在慈禧耳边为袁世凯说好话，使慈禧对袁世凯更加信赖与重视。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如释重负，负责签订此条约的李鸿章则备受国人指责。李鸿章签字回去后大口吐血，两个月后不治身亡；慈禧则于10月自西安起驾，取道河南、直隶回京。
慈禧一行到河南时，袁世凯派张勋率护卫部队赶到直豫边界磁州迎接銮驾。慈禧一行抵达直隶省界时，袁世凯亲自赶到直隶顺德府迎接两宫銮驾。当慈禧太后的御辇远远驶来时，袁世凯跪在路左边，匍匐在地，放声大哭，令所有在场官员大为震惊。
因为按清朝规矩，只有皇帝、皇后大丧时，臣仆才可以跪哭，袁世凯此举无疑犯了杀头之罪。如果说袁世凯有意别出心裁邀宠，那么未免冒险太大了。当时所有人都在心里嘀咕：这下袁世凯该倒霉了。
不曾想，太后此时心情大好，虽然她不免吃了一惊，但还是心平气和地问他为什么哭。袁世凯说：“臣见老佛爷清瘦，痛彻于心，不觉失礼，请老佛爷恕罪。”
“总算菩萨保佑。”袁世凯的话说得慈禧心里一阵阵酸楚，她非但没有降罪于袁世凯，反而当着众大臣的面称赞袁世凯说，“你们瞧，这才是大清国的忠臣！”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前，遗奏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云：“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慈禧太后深以为然，于当月擢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得以实授，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以后，袁世凯又陆续兼任钦差大臣、商务大臣、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学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13个大臣的职务，并赏加“太子少保”的荣誉衔，因此人称“袁宫保”。
此时袁世凯的势力已从军事方面扩展到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尤其1905年北洋六镇建成，全军兵力达7万，形成了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李鸿章。
拥兵自重，位及“共和”总统
常言说，物极必反，袁世凯完全没有想到，当他仕途通达如日中天的时候，顷刻间会从天上掉到地下。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由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而载沣正是光绪的弟弟。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而光绪死前曾服下大量砒霜，是经过现代科学手段所证实的。是谁毒死了光绪？一说是慈禧，一说是袁世凯。当时袁世凯身为军机大臣，主掌北洋军，是完全有这个条件谋害皇帝的。据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说慈禧太后临终前一天，本来“上午还好好的光绪皇帝，吃了一剂药便突然坏了事，后来才知道，那一剂药是袁世凯送进来的”。
有人说光绪留下一道遗诏，写了一个“斩”字，后面的“袁”字只写了一半；有人说光绪死前告诉皇后隆裕：“杀我的是袁世凯”；并说光绪在临终前，嘱咐载沣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这些虽未被证实，但光绪对袁世凯的恨之入骨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此，当载沣晋封为摄政王之后，袁世凯便觉察到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不由得惊恐万分，其党羽也都因此惴惴不安。
载沣的确想替哥哥报仇，而他要除掉袁世凯更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凯的势力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载沣政治上并不糊涂，只是优柔寡断，无统御之才，因此问计于奕劻、张之洞等朝廷重臣，遭到两人的反对。奕劻与张之洞认为，袁世凯手握重兵，朝廷内外各方面奥援颇多，又值太后刚刚去世，南方革命党活动频繁之际，万一引发兵变局势难以控制。
正犹豫间，段祺瑞已借故北京南苑“兵变”，带着洋枪洋炮从保定跑到北京城脚下，“名正言顺”地开炮弹压了。轰隆隆的炮声震得满族亲贵们心惊胆战，朝廷里顿时乱作一团，都说段祺瑞醉翁之意不在酒，怕是专程为袁世凯而来。载沣急忙做出让步，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解除其本兼各职，一纸诏书将其开缺回籍。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接到摄政王载沣以宣统帝名义所下诏书后，一刻也不敢停留，赶紧携家小离开北京锡拉胡同的寓所，返回河南，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隐居生活。
到河南后，袁世凯没有回老家项城，而是先在辉县住了一段日子，后又到河南彰德“隐居”。早年当政时他曾在洹河北岸购买原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幢别墅，经过扩建修缮，成为占地13.3公顷的“洹上村”巨型豪宅。巨宅四周筑起高大围墙，四角建有炮台。宅中正厅为“养寿堂”，西侧为住宅，夫人、姨太太们各居一院。东侧是花园，名为“养寿园”，园内奇花异草，溪水长流，山林峻石，亭台水榭，美不胜收。
离“洹上村”不远，是著名的风景区百泉和苏门山，袁世凯自称“洹上老人”，时常头戴斗笠，手执钓竿，往返于青山碧水之间，过着游山玩水的生活。他还特地将自己头戴斗笠、泛舟湖上的照片，拿到上海杂志上发表。
在外间人看来，袁世凯寄情山水，不问政事，已是闲云野鹤与世无争。但事实上，这只是袁世凯的韬光养晦之术。他从回到洹上村开始，政治活动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他在家中设置了秘密电台，来自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信息源源不断地送进洹上村，北洋将领、安插在各政要部门的属下，以及各地官绅也都纷纷前来拜访，向他报告外间一切变化。袁世凯足不出户，便尽览天下事，他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等得无可奈何之际，袁世凯请来一个在彰德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让他算算什么时候可以东山再起。算命先生是个瞎子，他告诉袁世凯：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袁世凯听后大喜过望。
不知算命先生所言是后人附会，还是此瞎子果然灵验，巧合的是，到了辛亥年农历八月，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武汉三镇失守，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跑，10月12日，清政府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分北洋军队前去镇压……
消息传到袁世凯耳中，袁世凯悄悄乐了，他知道荫昌根本指挥不动他的北洋军。当天，袁世凯的老部下被任命为第一军军统的冯国璋，背着荫昌来到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赐给他六字秘诀：“慢慢走，等等看。”冯国璋心领神会，得计而去。
荫昌也是有自知之明之人，论关系他与袁世凯也是交情不浅的老朋友，所以冯国璋前脚走，荫昌后脚便来到洹上村。但对袁世凯来说，交情归交情，关系到个人利益尤其是政治生命，那是半点马虎不得，所以当下人一报上荫昌的名讳，袁世凯就“病倒”了。荫昌在“养寿堂”恭候良久，袁世凯才被下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来。谈起军国大计，袁世凯欷歔良久，说：
“离开京城三年之久，对外间事知之甚少，这带兵打仗的事自然也不敢多加评判了……”
荫昌不得要领而去，到了前线，果然指挥不动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队。
此时的清廷已乱作一团，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起用袁世凯的。但袁世凯在满清亲贵中不乏奥援。早在1903年荣禄去世前，袁世凯便与新任军机领班奕劻建立了良好关系。凡这位庆亲王的年节、寿日以及庆王府的婚丧嫁娶等，全部由袁世凯事先布置，一切开销由袁世凯支付。袁世凯并与奕劻之子载振结拜为异姓兄弟，与奕劻的关系便远远超过了荣禄。
果然，奕劻率先提出敦请袁世凯出山，在帝国主义的敦促下，载沣只好采纳，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蛰伏三年等来的这个任命，并没有让袁世凯喜出望外。隐忍三年的代价，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湖广总督”，他觉得太可笑，太滑稽！他当即回复清廷：
“‘足疾’未愈，不能上任。”
奕劻心有灵犀，立即派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去河南彰德，私下问明袁世凯出山的条件。袁世凯对老把兄徐世昌自然有什么说什么，他提出了六个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毫无疑问，这六个条件对载沣来说太过苛刻，但袁世凯胸有成竹，稳坐家中待价而沽。后来起义的省份不断增多，战事越来越紧急，英法德美等国为保护在华利益不断地对清廷施加压力，清廷不得不一条一条地满足了袁世凯的要求。10月27日，清廷连发四道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交给他前线的全权指挥权。
袁世凯接受了这个任命，即指挥全线反攻。同日，冯国璋进攻汉口，11月2日占领汉口。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挥北洋军镇压石家庄、太原、滦州等地的革命军，不仅向清廷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也让革命军看到了北洋军的威力。清廷无可奈何，只得于11月2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组成责任内阁。
而此时，冯国璋经过八昼夜激战，已于27日攻占汉阳，紧接着炮击武昌，准备拿下革命军的最后阵地。袁世凯在北京连发七次电报，命令他停战。但冯国璋仿佛不得要领，袁世凯只好将他从前线撤下，调回北京，将第二军军统段祺瑞调到前线，兼任第一军军统。因为袁世凯要通过养敌自重，利用革命军胁迫清廷谈条件，又借立宪之名架空皇室，如此一来，他既可成就再造国家的抱负，又不需背负背叛清室的骂名。而接下来，他就要利用清廷向革命军“讨价还价”了。
袁世凯首先要探明革命党对自己的态度，他曾致书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的黎元洪，提出以实行君主立宪和平解决战事的要求。而黎元洪在回复中拒绝了君主立宪，称如果袁世凯赞同共和，他一定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同盟会第二号人物、战时总司令黄兴也致信袁世凯，做出同黎元洪一样的许诺。12月2日，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开会，正式决议“如袁反正，将拥其为总统”。
12月7日，袁世凯以唐绍仪为全权代表，派他前往武汉与革命军商谈大局，史称“南北议和”。就在双方反复磋商时，孙中山自海外翩然归来，让南方革命党人为之一振，反对议和的呼声随之高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为顾全黎元洪等人与袁世凯早先达成的默契，孙中山就职后，立即通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即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给袁世凯。
可袁世凯此时还不敢明确向清廷提出退位要求，因为一些朝廷亲贵为了维护满人政权，组织了一个“宗社党”，宗社党坚决反对共和，坚持以武力镇压革命党人，得知袁世凯打算议和后，对袁世凯恨之入骨。袁世凯因此不愿顶风而上，事情便延搁下来。但他没料到会被革命党人误会，以为他没有和谈诚意，由此险遭杀身之祸。
1912年1月16日上午11时许，袁世凯从宫廷出来，乘坐双轮马车前往外务部新衙门。马车刚到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前，忽然一颗炸弹从茶馆二楼飞下，好在投偏，辕马受惊，拉着袁世凯飞驰而去。不料，车过祥宜坊酒楼门口，又一颗炸弹从楼上落下，但再次投偏，在紧随车后的卫队中炸开，警卫队长和两名巡警当场毙命。
此事发生后，虽然袁世凯惊魂未定，却因此洗清了与革命党人勾结胁迫清廷退位的嫌疑。紧接着，26日，宗社党骨干良弼外出回家，在自家门口被革命党人炸伤，送到医院后死亡。而行刺的革命党人彭家珍被弹片击碎头骨，当场殒命。
接连两桩暗杀案，使朝廷亲贵们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袁世凯在被刺杀当日，便与内阁大臣联衔上折，开始逼宫。袁世凯亲自捧着折子到养心殿觐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据溥仪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幼小无知，只见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伤心欲绝，他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貌似忠心耿耿的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着说出的竟是一派逼他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
良弼被刺杀当日，段祺瑞率领前线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朝廷，请清帝退位。隆裕太后见大势已去，于1912年2月12日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告终。
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倒行逆施，“洪宪”美梦难圆
袁世凯做了共和制总统，但对“共和”的含义却不甚明了，他曾就此向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请教，顾维钧告诉他，共和国是人民大众的国家。袁世凯反驳说：“中国的女仆在打扫房间时，都把脏土倒在街上，她们只关心自己屋里是否干净，这样的公民如何能够管理国家？”
袁世凯口头上表示支持共和，骨子里却始终认为共和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所以，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他首先做的便是极力加强专制独裁统治。他提名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以为唐绍仪会对他言听计从，没想到唐绍仪也主张和同盟会合作，强调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袁世凯极力想摆脱内阁的制约，于是便设法架空和排挤唐绍仪，最后唐绍仪与同盟会阁员被迫全体辞职，袁世凯又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内阁总理，强迫参议院通过补充阁员名单，使得责任内阁完全成为他的附属机关。
1912年，孙中山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试图组织政党内阁。袁世凯对此极为抵触，竟策动北洋军警进行干涉，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就在袁世凯极力排挤国民党时，宋教仁被刺一案，将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宋教仁是实际主持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孙中山为理事长），也是在组织政党内阁活动中首当其冲之人。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国民党人陶醉了，准备由国民党组阁，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1913年春，宋教仁南下，到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3月20日，宋教仁接到袁世凯急电，准备从上海返回北京。当晚10点左右，宋教仁尚未踏上北上的列车，便在上海车站遭到歹徒枪击。由于子弹上涂了毒药，32岁的宋教仁因抢救无效而逝世。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杀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他本人却成为第一个被怀疑对象。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上海滩刺杀案迭出，多数悬而不破的情况下，宋案的破获却出奇的顺利，其速度之快令人咂舌。首先有一个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凶手是上海青帮大佬应桂馨。因为一周前他曾去应府卖古董，应桂馨提出以1000块钱为报酬，要他去杀一个人，并拿出一张照片让他看，他没有答应。宋案发生后，他看到报纸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给他看的照片上那个人。
就在案发第三天，租界巡捕在一家妓院抓获应桂馨后，又在其家中搜出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的多封密电，内容里都有两个字：毁宋。密电中还有两封是袁世凯的心腹、内务总长赵秉钧发来的，从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和赵秉钧知道“毁宋”一事。由此，袁世凯被认为是刺杀宋教仁一案的策动者。
但也有人指出，“毁宋”并非杀宋，而是搜寻宋教仁的丑闻，通过媒体曝光。但应桂馨由于找不到能丑化宋教仁的证据，面对洪述祖越来越高的报酬，应桂馨变“毁宋”为“去宋”，即除掉宋教仁以获取巨额报酬。而“去宋”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应桂馨知道，并没有直接证据指向赵秉钧与袁世凯。
更巧的是，在对应桂馨家里进行搜索时，巡捕们竟发现了一个神色慌张行为可疑的人，一盘问，此人竟是直接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令人不解的是，应桂馨本人并不在家中，武士英却在他的家中；而武士英被捕后表现从容淡定，完全没有被发现时的惊慌失措。然而，就在预审的前一天，身体强健的武士英突然死亡。
当时上海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宋教仁被刺一案的破案、审判等工作基本都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下进行的。而武士英被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该部队是由沪军都督、身兼革命家和青帮代表双重身份的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如果说杀人灭口，袁世凯的势力恐怕难以渗透到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可能不应是袁世凯，而是应桂馨的帮会系统或陈其美的国民党内部势力。然而，自然而然的，这顶“杀人灭口”的帽子，又落到了袁世凯头上。
宋案顺利侦破，没有人去追究其中为何有如此顺利的一系列巧合，袁世凯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杀宋主谋，一时间，激烈抨击袁世凯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
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心用武力消灭国民党，未经现任国会批准，他便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约，准备用于发动战争的经费。但不等袁世凯动手，国民党率先发动“二次革命”，于7月上旬兴师讨袁。只是与北洋军实力悬殊，很快导致失败。
不久，应桂馨成功越狱。他直接给袁世凯写信，索取杀宋报酬50万元，而且还要求授予他“勋二位”。或许袁世凯在宋案中真是无辜的，他恨透了应桂馨，随即派人将应桂馨乱刀砍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桂馨的被杀，也算是为宋教仁报了仇。但应桂馨为谁所指使杀宋，也终成为历史的一个谜。
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先于1913年10月6日，用武力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紧接着过河拆桥，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制定了总统终身制，规定总统有权指定传位人，传位人可以是自己的儿子。至此，袁世凯已与专制皇帝无异。
但即便如此，袁世凯的野心仍未得到满足，他的最终目标是名正言顺当皇帝。于是乎，各种真龙天子将现身的预兆，在北京城频频流传：
袁世凯的茶童看到熟睡中的袁世凯变成了一条金龙，金鳞灿灿，昂着头呈腾飞之势……
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条紫藤，蜿蜒盘绕，就像一条腾空而起的龙……
一位天文学家上书，说从某日起，三更之后，将有帝星照某某纬度，正是河南项城县地区，这颗帝星会慢慢朝北移动，约一个月可到达北京……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撤销国务院，改设政事厅，仿前清御史台设立肃政厅，仿前清都察院设立平政院，又品定官阶。
同年冬至之日，袁世凯效仿过去的皇帝，到天坛“祭天”。而祭祀所着衣冠，几乎同清代皇朝一模一样。
袁世凯的一系列复古措施，使得一些前清遗老想入非非，以为袁世凯打算“还政于清室”，于是四处奔走，广为宣传。对此，袁世凯不置一词，他有意滋长复辟舆论，以此作为登基称帝的垫脚石。同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弗兰克·J·古德诺以及文人杨度，也不断发表演说、评论，鼓吹君主立宪。
1915年8月14日，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宣布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挂牌，以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其他几人为理事。他们向各省将军、巡按使邮寄投票纸，请他们表态是否赞成帝制，迫于袁世凯的威力，他们只能纷纷表示赞成。
当时为帝制制造舆论者，除了“筹安会”的六人外，还有朱启衿、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和袁乃宽，人称十三太保。此外，还有一位幕后人物杨士琦。
而帝国主义如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都代表本国政府表示赞成袁世凯称帝。
9月上旬，段芝贵领衔14省将军通电，请求变更国体，并请袁世凯速正大位。而14名将军中，唯独没有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江苏督军冯国璋、长江巡阅使张勋。
9月19日，袁世凯亲信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随后，在“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名义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分省进行国体投票，然后再将票汇集北京。10月，各省开始举行国体投票；12月11日，参议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汇查各省投票，结果以1993票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当日，参议院上书“劝进”。
而此时，襄助袁世凯多年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袁世凯的老把兄弟徐世昌，全部对袁世凯称帝持反对意见，或公开对抗，或消极抵抗。王士珍因此退隐还乡，回了直隶正定老家；段祺瑞因反对帝制早已被撤销本兼各职回家养“疴”；冯国璋因段芝贵反复说服终于没有站出来唱反调。徐世昌见袁世凯决心已定，于10月26日请辞国务卿一职，袁世凯再三挽留，袁克定却在一旁说：“徐太傅愿意做清室遗臣，何不成全他呢！”但徐世昌不管是否“成全”，仍挂冠而去。
偏偏此时京城里传出谣言，说段祺瑞受徐世昌策动，将起兵讨袁。袁世凯虽然不相信，但还是担心段、徐同时留在北京对自己不利，而徐世昌若住到宁、沪一带，则担心与国民党有染，于是规定徐世昌必须住在天津。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下年为“洪宪”元年，并定于1916年元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然而袁世凯却有些等不及了，尤其袁克定急于当太子，鼓动袁世凯先在内部举行登基典礼。
12月13日早上8时许，各部司局长以上及各军师长以上官员突然接到通知，一个小时后到居仁堂大厅朝贺。9时许，文武官员抵达居仁堂大厅。大厅前方摆着龙案、龙椅，袁世凯光着头，身着平日所穿大元帅军装，在几名贴身侍卫的簇拥下，走到龙椅旁。他没有坐下，而是站在龙椅旁边，扶着龙椅搁臂，接受文武官员的跪拜之礼。由于没有司仪，官员们跪拜极不整齐。
大典举行之匆忙，让官员们难免失望，私下里议论纷纷：难道这就是改朝换代了？如此重大的事情怎可以办得如此不成体统？这简直就是关起门来做皇帝。
但袁世凯、袁克定不以为意，认为先在内部登基正位大有必要，起码先在总统府实行皇族礼仪、规矩，待正式登基典礼后，再逐步完善。不曾想，不等正式登基典礼，他们的帝王梦便在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中烟消云散。
再现魔咒，命丧“二陈一汤”
袁世凯做梦都不曾想到，他的称帝，不仅没有使皇帝的位子在他的子孙中万代传承，还使他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将他本人也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在袁世凯称帝，大肆赏爵封侯的时候，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首先组织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川、贵；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西；唐继尧为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掀起反袁护国运动。
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对袁世凯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赶紧在公府丰泽园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决定采取三面包围的策略，以曹锟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由四川攻打云南，以马继增的第六师出湖南入贵州；以龙济光率粤军会合桂军假道广西百色进攻滇南。但他没有料到，不久，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而出师四川的曹锟部与张敬尧部，开始时与讨袁军打了几个硬仗，很快便败绩连连。
随着反袁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帝国主义也纷纷转变态度，英、美、日、德、意等国正式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慌了，茫然四顾，竟没有一个得力助手，军事、外交、内政他都要事必躬亲，忙得焦头烂额。他想重新起用段祺瑞，但考虑到段祺瑞的火爆脾气，只好先做铺垫，把段祺瑞的“灵魂”徐树铮请出来委任为军委事务厅厅长，接着请段祺瑞出来“共济时艰”，却被段祺瑞以“宿疾未愈”一口回绝。
袁世凯又想到冯国璋，决定命冯国璋率军出征。由于冯国璋在恢复帝制过程中消极抵抗，袁世凯在1915年末便决定使用调虎离山计，委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将其调到北京，控制在身边。但冯国璋根本不买账，坚决要求以江苏将军遥领此职，令袁世凯白白送了个“参谋总长”。如今正值用人之际，袁世凯再次致电冯国璋，委任他为参谋总长兼征滇军总司令，令其出兵讨伐滇军。不料，冯国璋以身体不适予以回绝，令袁世凯怒不可遏。
1916年2月，袁世凯派蒋雁行到南京一探虚实，结果冯国璋毫无病容。冯国璋对蒋雁行并不隐瞒实情，直接发牢骚说：“我跟了总统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到现在，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
冯国璋所言，是指袁世凯称帝一事，在整个过程中，冯国璋都被排斥在外。非但如此，冯国璋听到复辟帝制的消息后，曾到北京当面询问袁世凯，袁世凯当即一口否定，而且十分恳切地说：“华甫，你我在一起多年，难道你还不懂我的心事？我现在的地位已与皇帝无异，如果我真的想当皇帝，那只能是为了我的子孙。可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儿子想要做名士，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的则都年幼，你再看我现在的身体，我哪里会有称帝的心思呢！”
袁世凯一番“推心置腹”，让冯国璋信以为真。直到袁世凯称帝，冯国璋才明白自己被骗了。他就是想不通，袁世凯为什么要对他隐瞒，要知道这种事情根本瞒不住的。其实不止是对冯国璋，对段祺瑞，袁世凯采取的也是同样手段。之所以如此，袁世凯担心这些于民国有功的实力派大员，一旦成为“洪宪”朝的开国元勋，势必对其后代继承皇位造成威胁。
蒋雁行将冯国璋的情况密报袁世凯后，袁世凯指示收买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令其取冯而代之，不料偷鸡不成蚀把米，王廷桢不仅不上钩，还将此阴谋戳穿，使袁、冯矛盾进一步恶化。袁世凯仍不死心，又先后派杨善德和卢永祥进驻上海、吴淞口，以包围态势挟持冯国璋，使冯国璋对袁世凯的嫌怨愈发加深。
冯国璋被完全推到了对立面，尽管他口头上还是“拥护总统”，但已开始在北洋派内部另立山头，煽动反袁情绪，并与南方反袁势力相联系，化敌为友。
3月18日，冯国璋联络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江西将军李纯，以五人名义秘密致电其他各省将军，就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
这封电报并没有发给袁世凯，但直隶将军兼巡按使朱家宝将它送进了中南海居仁堂。看完这封电报，袁世凯目光呆滞，浑身发抖，半晌说不出话，几乎昏倒在床上。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大将，已经变成了他的敌人。而内部的敌人比外部的敌人更可怕。他呆呆地望着坐在旁边的内史夏寿田说：
“完了！一切都完了！”
夏寿田想安慰他几句，却不知说什么好。袁世凯却自说自话地念叨起袁氏家族的“豪门魔咒”：
“我生父51岁离世，嗣父48岁离世，堂叔51岁离世，如今我已经活了57岁，终究还是逃不过那个魔咒……”
袁世凯脸色蜡黄，声音颤抖，目光里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
“昨晚有巨星陨落，这时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应在文忠公（李鸿章）身上，这次，说不定就轮到我了。”
早在称帝之初，袁世凯便在过度操劳与忧虑中病倒，如今受五将军密电打击，病情骤然加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好派人从天津请来徐世昌。此前徐世昌听说蔡锷率部起义后，曾喜滋滋地对人说：“他们快完蛋了！”这是徐世昌几个月来第一次心情如此愉悦，由此可见对袁世凯称帝的愤恨。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把兄弟，听说袁世凯病重，徐世昌即刻返回北京。
一见到袁世凯，徐世昌便提出取消帝制，请段祺瑞出山，并说：“一旦取消帝制，我相信芝泉会答应出山的。”
袁世凯当即表示可以取消帝制，但随后在袁克定的坚决反对下又犹豫起来。袁克定说：“他们不让你做皇帝，你便取消帝制；下一步他们不让你做总统，你是不是总统也不当了？”
袁世凯无言以对。事实上，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取消帝制的。但由于川、湘前方传回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可怕，不仅仅是胜负问题，而是前方将士人心浮动，纷纷停战观望，甚至与南方讨袁军私下谋和，令袁世凯焦急万分。只好以病重为名，请段祺瑞到中南海探视，段祺瑞也动了恻隐之心。
3月21日下午，袁世凯称帝前的三大员：段祺瑞、徐世昌、黎元洪齐聚公府参加紧急会议。会上，袁世凯首先宣布取消帝制，复任大总统，随后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徐世昌为国务卿，黎元洪仍为副总统，责成三人稳定局势。3月22日，袁世凯通电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3月24日，段祺瑞、徐世昌、黎元洪三人联名向护国军首领陆荣廷、梁启超、蔡锷等人发出议和通电。
4月1日，袁世凯根据自己的愿望亲拟议和条件，与南方谈判。却不料，西南方面议和的首要条件便是坚决要求袁世凯下野，称袁世凯复辟帝制，已经背叛了民国，没有资格再任民国大总统。这对于袁世凯来说，无异于致命的一击。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继续当大总统的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武力解决。但段祺瑞仍然主张和谈，坚决反对付诸武力。而除了段祺瑞，没有人可以指挥北洋军。正在束手无策之际，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5月22日，陈宧致电袁世凯，称：“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均视为无效……”听到这里，袁世凯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床上，昏厥过去。
陈宧是被袁世凯视为西南柱石的心腹干将，是被袁世凯派往四川，从“四川军务会办”一手提拔起来，成为盘踞一方的封疆大吏。陈宧对袁世凯感恩戴德，由于与袁克定为结拜兄弟，与袁世凯的关系也更近一层。此次入川前，陈宧向袁世凯辞行，行过三跪九叩大礼犹嫌不够，还跪在地上三嗅袁世凯的双脚。就是这样忠诚的亲信，竟然也会背叛自己，对袁世凯打击太大了。
袁世凯醒来后，两眼流泪，嘴中喃喃低语：“人心大变，人心大变，人心大变……”
而此前的5月9日，袁世凯的另一亲信陕西将军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袁世凯已深受打击。紧接着5月29日，袁世凯的又一名亲信湖南将军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这个消息，左右曾几度想隐瞒，终究没有瞒住，袁世凯为此再度昏厥，从此一病不起。
关于袁世凯的病，最初只是急性前列腺炎或膀胱结石症之类，症状为小便困难，如果能够及时住院治疗，或许不会有性命之虞。无奈袁世凯一生中只信中医，不信西医，以致耽误了治疗，发展为尿毒症，全身青肿，无药可医。
看到袁世凯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长子袁克定心中十分着急，他不顾袁世凯反对，找来法国医生贝希叶。贝希叶是袁世凯在朝鲜时结交的老朋友，袁家人对他十分信任，他为袁世凯进行了导尿，结果导出的都是血色尿水。这之后，袁世凯的病情更加严重。
6月5日，袁克定又请贝希叶为袁世凯治疗，贝希叶检查过袁世凯的病情，说无大碍，只是精神不好，需要打一针提提神。于是，屋子里的四个人按住袁世凯的身体，贝希叶连续为袁世凯注射两针。打第一针时，袁世凯大喊“疼”，打第二针时，疼痛全无。
中午，袁世凯的病情大见好转，吃了不少东西，人也精神了许多。可到了午后，袁世凯开始浑身剧痛，袁克定赶紧去找贝希叶，却再也寻不到他的踪影……
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40分，57岁的袁世凯与世长辞。
其实，袁世凯从病倒之日起，便被那个“豪门魔咒”所困扰，认为自己也逃不过“长禄不长寿”的厄运。
关于称帝，他在病中曾说：“从1月1日起到3月22日，我总共当了83天皇帝，这是天意。我不是被别人赶下台，而是我的气数已尽。我早先曾向看风水的郭先生问起我在位的年数，他说是八三之数，我又问他是八十三年还是八年零三个月，他说天机不可预泄，现在才知道是八十三天。唉，果真是天意难违呀！”
但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病起六君子，命送二陈汤”。六君子即筹安会中撺掇袁世凯称帝的那帮小人，二陈汤即陈宧、陈树藩、汤芗铭。
袁世凯去世第二天，即6月7日，继任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发布政府令，按国家元首例拨款50万为袁世凯举行隆重国葬，致送仪葬费100万元，通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27日，文武官吏停止宴会、服丧27日，民间停止娱乐7日。
同日，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着祭天礼服，入殓。23日，段祺瑞代表总统主持公祭。28日出殡，由居仁堂起灵，以80人抬棺，举棺时，北京城内外各庙宇鸣钟101响。大总统黎元洪向灵柩鞠躬，全体内阁成员、清室代表及各国顾问执绋，执绋人员文官着大礼服，武官穿制服。由新华门到东安门到中华门，沿途街道肃清，军警林立，全程警戒。送柩专车抵达前门外车站准备出发，鸣礼炮101响。专车沿途停车受祭，29日到达河南彰德。
按照袁世凯生前遗愿，其墓地选中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自1916年6月开始，段祺瑞下令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负责为袁修建陵墓。袁世凯墓冢形制则仿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庐墓而建，内包水泥，外砌石墙。墓冢最大的特点是平地起墓，即打好地基再建墓室。墓室分左、右两个，左边为袁世凯，右边留给其元配夫人于氏。墓冢前立有一座碑亭，上刻“大总统袁世凯之墓”八个字，乃徐世昌手笔。
墓冢建造完工后，8月24日，袁世凯灵柩落葬。
此后历经两年之久，耗银150万两，整个墓园最终于1918年6月竣工。陵园占地139亩，由袁世凯遗属出资，在陵园四周种植树木5000株，名“袁公林”，又名“袁林”。
“袁林”气势恢宏，形制仿明清帝陵而建，规模较之略小。整个袁林采用中西合璧建筑风格，以神道为中轴线，由南至北分别有照壁、牌楼、碑亭、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等建筑，南北长达两公里。其中最南面雕刻精美的照壁，其规模至今仍列全国之首。照壁北面的牌楼，为六柱五楼冲天式，沿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却选择西方的水泥筑成，在中国陵墓建筑史上极为罕见。
神道两边分布的文武翁仲，极具特色，文官头戴平天冠，身着祭天礼服；武官身着北洋军服，手拄军刀。其身材矮胖，一如墓主。
“袁林”建成后，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袁世凯的遗属、故友及北洋政府官员约百人前往祭奠。
1922年5月，冯玉祥任河南督军，为表示对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的憎恶，将“袁林”改为安阳高级中学，“袁林”殿堂和配房改做针织厂，这是“袁林”第一次遭毁坏。而袁世凯在洹上村的遗产也被没收充公。日军侵华时，在“袁林”附近修建飞机场，毁坏了一些柏树。而长60余米，坚固厚实的照壁，成为日军的枪靶子，供日军练习枪法。国共大决战时，“袁林”受战火波及，再次遭毁坏，直至面目全非。
“文革”时期，袁林自然难逃一劫。但袁世凯墓冢以水泥浇筑而成，坚固异常，竟顶住红卫兵的炸药，因而逃过一劫。
一妻九妾，关起门来做皇上
不可否认的是，袁世凯贪权不贪财，也几乎不以公谋私。他死后，一生积蓄包括田产股票等，折合成现金共计200余万元，由徐世昌出面为袁家分配遗产。徐世昌把200余万元分为30份，儿子与妻妾无子者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每份八万余元。
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17子15女。他在一连纳了三房朝鲜籍姨太太后，本来不想再纳妾。但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场面越来越大，加上官场斗争激烈，袁世凯无暇顾及家事，便越来越需要一位贤内助。可他一直宠爱的大姨太沈氏却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他萌生出再纳一房姨太太的想法。
在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娶了第五房姨太太杨氏。杨氏是天津杨柳青人，出身小户人家，袁世凯第一次见到杨氏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有次袁世凯到杨柳青办事，因故拜访杨员外，见杨家院子布置得井井有条，不禁问道：“员外是在哪里请的管家，能把家里管理得如此有条不紊。”杨员外笑着说：“我哪里雇得起管家，家中一切都是小女打理的。”袁世凯对杨氏立刻有了几分好奇。临走时，恰巧看到一个女子在门口闪了一下，这个女子正是杨氏。
杨氏身材很好，但相貌平平，袁世凯当时对杨氏没有太上心，但如今想寻一位贤内助，便自然而然想到杨氏。他派人去杨家打听，得到杨氏没有嫁人的消息，就欢欢喜喜地上门提亲，将杨氏娶回家中。
杨氏入门后，凭借她口巧心细，做事果断的管家才能，将袁世凯的日常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袁世凯该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再也不用自己操心。袁世凯对杨氏非常满意，很快将管理袁家的权力交给杨氏。从此，袁家上下一切，包括家庭收入和支出，各房女佣、丫头，甚至是袁世凯所有的孩子，都由杨氏管理。袁世凯后来纳的姨太太，也由杨氏负责调教。
纳了五姨太之后，次子袁克文又“孝敬”袁世凯一房六姨太。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曾派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自幼聪明过人，不仅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袁克文的博学多才让袁世凯对他十分疼爱，并有意磨练他，经常把一些重要事情交给他去办。可惜袁克文不爱江山爱美人，此次到南京办事，更多的是想借机游山玩水。因此，公务之余，经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这一走，就结识了叶氏。
叶氏是扬州人，当时十六七岁，风姿绰约，令袁克文一见倾心。两人很快难舍难分，并互定嫁娶盟约。袁克文离开南京时，叶氏十八相送，还将自己的照片送与袁克文做纪念。
袁克文回家后，先到袁世凯的房间磕头“请安”，就在磕头的时候，叶氏的照片从袁克文的怀中掉了出来，打着旋儿落在地上。
袁世凯见了，把身子往前探探，问道：“是什么，这是什么？”
袁克文不敢将自己私定终身的事告诉袁世凯，因为这是大为不孝的。他灵机一动，将照片拾起，递给父亲，说这是为父亲在南边物色的姑娘，问父亲是否满意，若是不满意，他以后有机会再选个更好的。
袁世凯听后，仔细端详起照片里的女子。而袁克文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直盼望父亲说一句“不行”，可袁世凯对叶氏的风姿非常满意，觉得这是儿子的一份孝心，便答应纳她为妾，很快派人去南京把叶氏接了过来。
叶氏与袁克文定了婚约，如今见袁家来人接，自然就想到袁克文身上，于是打点好一切，欣然北上。可没想到，洞房花烛时，翩翩公子变成了肥胖老翁，叶氏的哀怨之情，想必不会少于三姨太金氏。
后来，袁世凯又相继纳了七、八、九姨太，其中他最宠爱七姨太张氏。清末，张氏曾随袁世凯到河南小住，却因与花匠谈情被袁世凯发现，服毒自杀了。但也有人说，张氏是病死的。八姨太郭氏，原是苏州妓女，是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给袁世凯的。九姨太刘氏，则是五姨太杨氏的小丫头。
袁世凯入住中南海后，将姨太太们都安排住进居仁堂后面盖的楼上，只有元配夫人于氏，和袁克定夫妇及儿女们同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延庆楼后面的三进大院里。于氏住前院，袁克定夫妇及孩子们住中院，后院则住着仆人。
于氏早前一直住在项城老家，直到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将他的母亲接到济南同住时，于氏才跟随搬到袁世凯在济南的住所，此时两人已经变得十分客气。清末，于氏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入住中南海后，袁世凯按照历来的习惯，隔三差五地就要到于氏房中坐一坐，每次会面，袁世凯都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于氏则答一句：“大人，你好！”接着闲聊几句，袁世凯起身离开。每每听到袁世凯生疏的话语，看到袁世凯离开的背影，于氏心中不是没有苦涩，她也后悔过，但高傲的她，自始至终，也没有向袁世凯低过头。
袁世凯称帝时，按名分于氏是皇后，依登基大典，于氏要带着七个姨太太（四姨太吴氏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患“月子病”去世）给袁世凯磕头。于氏非但不同意，还态度强硬地说：“我给他生儿养女还要给他磕头？他弄了这么多小婆子来又给谁磕过头？我活白了头发又出了皇上啦！”
袁世凯死后，他的妻妾子女，大都先后迁往天津大营门的袁宅，在那里分门别户而居。再往后，各奔前程，这一支庞大的家族便就此解体了。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通晓德文、英文、法文、日文、拉丁文，19岁时娶前清湖南巡抚、河道总督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娴为妻，由于袁克定属虎，吴本娴属龙，龙虎相斗，需找一“凤”，即属鸡的人从中调和，于是吴本娴进门不到一个月，袁克定便娶了大姨太——小户人家的女儿马彩云。由于吴本娴是聋哑人，马彩云长相不好，两人都没能得到袁克定的喜爱。袁克定后来娶的二姨太章真随，是唱“髦儿戏”出身，人十分漂亮，虽然水性杨花，烟瘾厉害，但袁克定十分宠爱，处处纵容。章真随脾气本就不好，如今又被袁克定纵容，更是恃宠而骄，有点小事情就在袁克定面前摔东西，袁克定对她的感情也越来越淡。
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带着一妻二妾，一子二女搬到天津德租界威尔逊路居住。此后，章真随时常喊着头痛，要请个西医大夫，袁克定同意后，便有一个英俊的西医大夫隔三差五上门为章真随诊治。然而，袁克定没有想到，章真随竟是以头痛为借口搞婚外情，甚至在家中与西医大夫做出苟且之事，被袁克定捉奸在床。后来，袁克定将章真随送到河南辉县旧宅，单独居住，按时给予生活费。
由于袁克定怂恿袁世凯称帝，对于袁世凯称帝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家人们都把袁世凯逝世这笔账记到袁克定头上，袁克定也因此经历了一系列家庭纠纷，包括财产纠纷。袁克定的四弟袁克端，为争家产，将袁克定告上法庭。虽然袁克定胜诉，但与自己看着长大的四弟对簿公堂，袁克定痛心不已。然而时隔不久，袁克定又因袁世凯财产分配问题，被十三妹袁仪祯告上法庭。袁克定气急之下，给袁仪祯写信宣布断绝兄妹关系，袁仪祯未予回复。而袁世凯的六姨太叶氏，也闹着要将两个儿子袁克捷、袁克友送出国留学，要袁克定出资，袁克定只好苦笑着答应。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开始对袁克定进行一系列拉拢活动，袁克定此时生活逐渐贫困，但始终坚持不做汉奸。至40年代，袁克定已经是穷困潦倒，家中佣人也减少到只剩一人，这位姓刘的老仆人，对袁克定忠心耿耿，说什么也不愿离去，也多亏了他，袁克定才能吃到街上捡来的白菜帮子和窝窝头。但即便落魄至此，袁克定不改其“太子”做派，每次吃饭，他都坐得绷直，将餐巾戴在胸前，一手持刀，一手持叉，慢慢将窝窝头切成片，以咸菜辅以进餐。
新中国成立后，袁克定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这才有了每月60元的生活来源。后来，这份生活来源因遭人反对而失去，只能到街道办事处领取每月20元的救济金生活。1958年，袁克定去世，享年80岁。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才华横溢，才学渊博。他6岁识字，7岁读经史，10岁能做文章，15岁已精通诗词歌赋。自古才子多风流，袁克文也不例外。袁克文的妻子刘梅真，是前清曾任英、俄、法、意、比等国公使和广东巡抚的刘瑞芬的孙女。在家人精心教育下，刘梅真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人长得更是无可挑剔。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与袁克文可谓天造地设。即便如此，风流的袁克文也没有将心用在刘梅真一个人身上，而是接二连三地纳妾。
袁克文纳妾有个特点，称“有子去母”，每纳新妾就把前一个妾弄走。因此，袁克文虽纳妾无数，但一个时期只有一个美妾陪在身旁。袁克文共有四子三女，其中三子袁家骝，乃美国物理学家，颇负盛名。
袁克文写字有一项绝活，可以不用桌子，而是将纸悬在半空，由两人拽着纸张两端，他站在中间在纸上写字，可做到纸张毫无损伤，但笔笔有力。袁克文生性疏懒，喜欢躺在床上，或斜卧烟榻之上，一手拿笔，一手拿纸，凭空书写小字，而写出的小字，娟秀整齐，毫无歪斜。
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不改花钱如流水的习惯，坐吃山空，很快将父亲留下的遗产花光，开始靠卖字维持生计。当时很多人开价购买他的字，山东督办张宗昌曾以1000元银洋的价格，请他写了一幅中堂。更有小报小说请他书写报头、题签。有一回，袁克定给一本《民国艳史》题签，后来书出版，作者送给袁克定一本，袁克定翻开一看，此书竟是诋毁其父袁世凯的，一时后悔不迭，以后不再轻易给小说题签。
1931年，袁克文因得猩红热过世，享年41岁。他死后，他的亲友只在他笔筒中找到20元钱，这就是他全部的遗产，可见其生活之落魄。但袁克文生性豪爽，广结天下名流，靠着亲友接济，葬礼也办得大张旗鼓，出殡时，一支百名妓女组成的送行队伍，尤为起眼。
袁世凯的儿子们除袁克定外，大多没活过60岁，在国内的孙辈因经历“文革”时代，或无法进入大学、或不能入党，过着平淡的生活。如今，袁家后人分布海内外，直系后代多在天津，他们普遍远离政治，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
历史评说
袁世凯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他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驱逐国民党、解散国会，实行独裁统治，复辟帝制，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的一生。
我们不能忽略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不能否认他是晚清一位难得的务实干练的能臣。不能忽视他推行的新政：废除科举，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兴办实业，发展工矿业、交通业、农副业等；一反中国士大夫重农轻商的观念，采取农商并重方针，创办商务总会，设立银元局等；整饬吏治，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等，还创建了中国警察制度。不能忽视推翻满清，他居功至伟。
关于戊戌变法，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是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但实际上，在袁世凯“告密”前，慈禧已经临朝训政。袁世凯的“告密”只是起到催化与加剧的作用。而袁世凯的“告密”是出于自保，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此举不可苛求。毕竟戊戌变法的实质是帝、后权力之争，袁世凯选择力量更强大的一方无可厚非，他选择支持慈禧并不代表他反对维新。实际上，他“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
袁世凯一生中另一颇具争议的事件，是刺杀宋教仁案。宋案发生后，主谋应桂馨、洪述祖，凶手武士英迅速浮出水面，矛头直指袁世凯，破案中一连串的巧合都显得极不自然。接着，武士英被“杀人灭口”，凶手再次指向袁世凯，但武士英被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该部队由沪军都督兼青帮代表双重身份的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如果说杀人灭口，袁世凯的势力恐怕难以渗透到国民党内部，何况上海原本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宋案“顺利”侦破后，国民党本应付诸法律，但却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张永东在《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一书中云：宋教仁血案的主谋很清楚，陈其美、应桂馨、洪述祖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刺杀宋教仁对某些人来讲，既能煽起人们对北京政府的不满，又能清除“政敌”。照此推论，宋案当另有真凶。
袁世凯才智、谋略过人，为什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呢？除了他本人的权力欲望以及想要光宗耀祖的野心外，受身边小人蛊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随着地位、环境的变化，袁世凯已然失去了从前的冷静与果断，无法对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与判断。
袁世凯一生中，经常会把新旧事物捏合在一起，他不是具有崇高目标的社会改革家，而是一个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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