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协同合作，让社会组织释放更多活力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第十一期出版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依旧肆虐在世界各地，连原本抗疫有成的国家（如印度、越南）也都纷纷沦陷。世界局势的发展更是瞬息万变，往往几日间，仇敌变为朋友，朋友反目成仇。如今，人类社会可以让“祝融”降临火星，让“天宫”环绕地球，然而许多棘手的问题还是跟千百年前并无两样，其中就包括组织力不足和组织形态单向性的问题。

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种组织现象的延伸。不过，现代社会分化倾向更为明显，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出现在学术界，也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现代社会的种种新问题往往又是高度复杂和复合的，例如我们在写作这篇导言时，云南西双版纳的野生亚洲象家族正在“一路‘象’北走”，这个高度复杂、复合的事件，政府或社会上任何一个单位都难以单独处理，需要生态学家、环境部门、农业部门、安全部门和生态保育组织等的多方面合作与协同。

现代社会对多方面协同合作的需求是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主题。过去几年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非营利学界也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即单一非营利组织力量过小、资源过窄、影响力过小。特别是当非营利的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相似的团体时，资源供给有限，反而造成了大家重复做一件事的资源浪费问题。

第一篇专题文章《改变系统？你需要“慢”下来》讨论了慢运动（slow movement）对非营利组织的好处，斯坦福大学全球创新影响力实验室的克里斯蒂安·西罗斯教授基于过去对于系统性变革的研究提出了关于社会系统的三个架构，而达到这三个架构交织的改变即在于缓慢的提升与改善，非营利组织往往在资源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变成“急组织”，赶申请，赶项目，赶截止日期，赶成果，作者建议不妨放慢脚步，这往往能让组织看见原本看不到的风景。

第二篇专题文章《不要只停留在“集合影响力”》由在肯塔基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任教的王瑢教授与另外两位作者合写，讨论了如何通过社群（community）的方式扩大非营利组织的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以及在对既有关于集合影响力话语体系与模式过度依赖的情况下，如何让非营利组织愿意走出组织的舒适区来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在非营利组织发达的美国社会，地方性小型组织的生存压力大，与其他组织合作，无论是非营利组织或是商业公司，这对它们来说似乎是最佳选择。然而非营利组织间的实际合作程度（从简单的业务性合作到联盟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王瑢教授的文章提供了基于美国社会的思考。

第三篇专题文章《愿景式沟通》则讨论了一个比较老的组织问题，即如何在组织中通过作者所谓的“愿景式沟通”解决组织内部的激励问题，使不同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进而推动态度与行为的改变。非营利组织由于资源有限，更加仰赖非物质性的报酬，作者所提虽然并非全新，但叙述诚恳，值得组织领导人一看。

第四篇专题文章《以慈善资金重建衰落的社区新闻业》，讨论了美国地方和社区新闻媒体的没落，在传统大报和新的数字媒体的夹击下，地方与社区小报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然而草根媒体正在尝试与地方非营利组织进行更多的合作。国内的媒体环境与国外大不相同，不过基于社区的媒体在非营利组织计划落地时，往往能发挥巨大作用，此篇文章也有可借鉴之处。

从本期开始，为了让中文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更好地与国内相关实践和研究对接，我们强化了国内研究者的点评角色，同时也扩大了点评人的多样性。除了业内或学界的知名人士，我们还邀请了国内高校相关专业的青年研究者参与点评的工作，这么做是基于如下考量：随着国内非营利和相关领域（如社会企业以及企业内的慈善需求岗位）的不断成长，培养帮助更多的年轻非营利工作者和研究者是刊物的重要任务。国外的研究和实践直接拿来套用在国内的社会脉络下，往往会让读者有疏离的感觉。点评人能扮演中间转译者的角色，通过他们的点评，我们希望读者不只是记住了一些时髦的新单词和陌生的团体名称，而且能具体理解到人类社会具有的共性和面对的共同困境，进而产生同理心，并与中国情境进行对照、加深认识。我们特别请点评人在点评时不要只是像写论文笔记般摘抄文章内容，而是将文章主旨具体地连接到自身的研究或实践上。

本期的点评人一共有6位，南京大学商学院姜嬿副教授点评了西罗斯教授的文章，并指出对复杂问题的认知，影响了解决问题的耐心与方案的深度，进而影响最终解决问题的效果。肯塔基大学的王瑢助理教授接受了编辑部的邀请，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点评。王教授在点评中强调了跨部门合作对创新的重要性，并且以美国为对照讨论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实践的一些特殊性。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尹珏林副教授也点评了王教授的集合影响力一文，尹教授的点评更多放在国内已有的非营利跨部门合作项目和组织联盟上，同时尹教授的点评也提醒我们跨部门合作对于推动集合影响力固然有好处，也不能忽视其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杨琳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参与了集合影响力的讨论，她提出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商业和民间组织的良好互动是扩大集合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中国传媒大学的宋芹博士点评了《愿景式沟通》一文，她提到了在讨论愿景式沟通时，必须把文化因素带进来，而不只是个人主义式的鼓舞和说服。最后，中国传媒大学的宋奇博士从新闻传播专业的角度点评了《以慈善资金重建衰落的社区新闻业》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和美国的相似之处与相异之处，然而媒体对两者的非营利领域都十分重要。

除了主题文章外，本期的其他文章也十分精彩，我们希望读者能喜欢这一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内容，并肯定编辑部希望让这本刊物更接地气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