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诗学书系(全十七册)
- 陈伯海等
- 2645字
- 2022-01-25 18:08:55
序说
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从诗经、楚辞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演变,到唐代登上了繁荣的高峰。唐代诗歌创作的盛况空前,仅目前留存的唐人诗作就有五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两千多人[1],散佚、失传的可能更多[2]。唐代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除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这样千古宗仰、中外驰名的大师外,其余在文学史上独自名家、开宗立派的诗人,尚有数十位之多。题材内容的丰富,体制形式的齐备,艺术表现的动人,风格流派的纷繁,影响后世的深远,这一切都标志着诗歌创作的全面成熟。唐诗作为人类艺术文化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
唐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去反复诵读,刻苦钻研。一千多年来,围绕着这块宝藏,历代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开发工作,无论在辑佚、选编、诂笺、考证、解析、品评或其他专题论述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浩繁,不下几千种[3]。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它们并立耸峙,交相辉映,构成了学术园地里的景观。
唐诗学的成长,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最早从事唐诗整理和研究的,便是唐人自身,不过当时的论评多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尚未进入概括的阶段。宋人起始把唐诗当作独立的文学传统,逐步树立起整体的唐诗观,到南宋严羽,因针砭时风而致力于揭示唐诗的艺术特质和演化形态,为唐诗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元明间,杨士弘、高棅、胡应麟、许学夷等人,在探源讨流上展开了愈益细致化的辨析工作,给唐诗各体的流变勾画了基本轮廓。明末胡震亨辑《唐音癸签》,更将历代论评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归纳,称得上古典唐诗学的初步总结。清人续有研讨,某些问题上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但总的说来,古人对唐诗的论述,偏重于诗歌的内部关系,相对忽略它的外部联系;偏重于微观的分析,相对忽略宏观的综合。加以这些论评多采取直观印象式的表述,散见于诗话、笔记、序跋、书信、碑传、杂说、评点、论诗诗等各类著述之中,吉光片羽,一鳞半爪,也难以给人完整的概念。
“五四”以后,西方文艺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输入,促使唐诗研究实现了新的飞跃。学者们纷纷跳出传统的感想式批评的窠臼,从事系统的考察和理论概括,写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其中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诸家贡献尤为突出,或钩沉辑佚,或博考旁搜,或贯古通今,或以史证诗,多方面地开拓了唐诗学的天地。而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宁,他们的工作多未能按计划完成,有关唐诗的研究也不免受到局限。
新中国成立以来,唐诗学的建设又有了多方面的展开。无论是诗集的校勘印行,诗作的编年笺注,诗人事迹的排比考订,诗歌艺术的品评赏析,以至于有关课题的专门性论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大普及,指引着人们去努力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辩证方法于古典文学批评,从而为唐诗研究的真正科学化创造了前提。遗憾的是,因遭到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在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时,出现了种种偏颇,整个学术事业的进展也形成了几起几落的波折。迄今为止,尽管在史料的收辑和某些专题的研讨上有了一定的积累,而面不够广,发掘不够深,仍然是显明的弱点。尤其因为前一阶段的工作较多地集中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层面上,缺少纵向、横向的联系与宏通的思考,这就必然要大大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造成我们对唐诗的观感上带有“见木不见林”的缺陷。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迟滞整个研究工作的步伐。
怎样才能将新时代的唐诗学从百尺竿头上更推向前进呢?除了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专题性研究外,我觉得,从总体结构上对这门学科的对象和任务作一番审视,或许不无裨益。有唐一代的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是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它虽然由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及其一篇篇诗作所组成,而又决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个人物和作品的相加。所以,唐诗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作家、作品论的汇编上,必须进一步去探究这些单个、局部的文学因子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唐诗的全局。从全局上看唐诗,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例如:什么叫唐诗,也就是说,唐诗之为唐诗,其特质究竟在哪里?又如:唐诗的特殊品格是怎样产生的,即唐诗何以能成为唐诗?再有:唐诗对唐代社会生活起了哪些作用,它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等等。只有对这样一些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解答,我们对于唐诗才算建立起理性的自觉。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并不止于这抽象的一般上,还需转回到具体、个别的领域中去。而有了这种整体的意识,我们再来观察、分析唐诗的演进过程,论述唐诗的分期、分派、分体乃至各类题材、意象、法式、风格的交替变换,也就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就事论事,有可能更深入地揭示唐诗的本质,辨索其运行的规律,汲取经验教训。要言之,正本、清源、别流、辨体,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对唐诗进行科学的总结。这个总结必须是实事求是的,但又要超越纯粹经验的事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应该是唐诗学这门学科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标。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当然不属于什么成体系之作,涉及的问题也很有限。它只是尝试从宏观总体的角度上,对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诸范畴,作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兼及唐诗学的历史演变。鉴于此类课题以往谈论较少,而今用这样的方式突出地把问题提出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可能会有它的存在价值。这就是我之所以不避空疏浅陋之讥,决心予以发表的一点动机。题曰“引论”,表明所论极为粗略而外,亦含有“抛砖引玉”之意。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来共同关心唐诗学的建设工作,更有力地推动这门学科健康的成长,不断地出新!
注解:
[1] 清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录存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两千两百多人。其后陆续有所辑补。日本人上毛河世宁的《全唐诗逸》收诗六十余首,残句若干。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刊行的《全唐诗外编》,纂合国人的四种辑本,计诗两千余首,作者亦有所增补。这些本子里所收的诗篇,容有误收、重出之处,总算下来有五万出头。
[2] 唐人诗集未经雕板印行,全凭手抄流传,散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如盛唐诗人王之涣名动一时,而残留的诗作仅六首;大诗人杜甫原有文集六十卷,散佚后经陆续搜罗增补,现为二十卷,可见一斑。
[3] 据个人不完全的统计,留存至今的唐诗总集、别集、评论及资料书籍,尚有三千种左右(单篇论文不计在内),遗佚当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