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引发极大争议的2016年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分析家们对竞选结果争先恐后地做出解释。有一个结论再清晰不过了：乡村地区压倒性地将票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几乎没有人料到乡村地区的投票会对选举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乡村与城市、城郊地区的投票结果差异十分显著。出口民调（Exit Polls）[1]显示，乡村地区有62%的选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相比之下，特朗普在城郊得到的票数是50%，而在城市得到的票数只有35%。其他证据表明，在前两次选举中，乡村选民对共和党越来越青睐。更有甚者，一个县的人口越少，离大城市地区越远，把票投给特朗普的可能性就越大。[2]

对于愈演愈烈的城乡政治分裂，最主要的一种解释是，乡村居民正在遭受经济困难，他们需要改变现状。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解释认为造成这次乡村地区投票结果的原因是，占乡村人口大多数的白人有明显的种族歧视、重男轻女的倾向，尤其是在心怀不满的情况下，他们会偏向投给白人男性候选人。这两种解释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乡村经济确实正在受创，而乡村人口大多数是白人。在竞选集会上，对失业的抱怨以及对于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女性的诽谤此起彼伏。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于选举前四个月进行的民调结果预测了以下决定性因素：七成的白人乡村居民声称在本地难找工作，白人男性对家庭前景以及移民劳工造成的威胁似乎尤为悲观。[4]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的数据也凸显出乡村的困境：2015年非城市居民的收入只增长了3%，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了6%。[5]

专家表示，将原因归于乡民抱怨与不满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并未触及美国乡村现状的根底。选举结束一周之后，查尔斯·M.布洛（Charles M. Blow）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文指出，毫无疑问，乡村居民“对人口庞大的大城市（他们不喜欢乡下人）里的大机构、大政府抱有怀疑态度”。他发现，事实上，乡村地区在种族上、文化上是孤立的，而城市则是国际化、多元化的。简言之，这种分裂是一种文化现象。[6]

美国乡村战略中心（Center for Rural Strategies）的肯塔基人迪·戴维斯（Dee Davis）也认为，与政策因素相比，特朗普的胜出与文化因素更为相关。“我们很多乡村人的耳朵只听得进我们听得懂的东西。”他说，“我们觉得别人在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说话，结果导致我们不关心政策——转而关心说话语气、关心参考消息、关心文化。”[7]

城乡之间产生文化分裂，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纽约时报》的社论就常在对乡间生活理想化的美文与对落后乡村选民蓄意阻碍城市发展的尖锐批评之间左右摇摆。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一文中的结论验证了这一点：在堪萨斯州之类的乡村地区居民受到保守思想观点的影响之大，足以让他们可以违背自身利益去投票。关于文化分裂的主张也许还让读者想起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对于小镇选民不甚明智的批评，说他们“心怀怨怼”，而且“坚持枪支政策、宗教信仰，仇恨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8]

然而，就算这种分裂与文化有关，要说的话就仅此而已吗？乡村选民心怀不满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市居民见多识广，说这种话就足够了吗？美国乡村居民就这么千人一面吗？毕竟，大约有3000万美国人生活在居民人口少于25000人的小镇。更何况，如果按照人口普查所定义的“乡村人口”进行统计，这个数字会上升到4400万或者5000万（具体数据依统计口径而定）。[9]为了了解这些社区居民的状况和想法（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看重什么、他们是怎样形成对政治候选人以及政府的看法的），花些时间跟他们交流交流，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必要工作吗？

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都在研究美国乡村的情况并撰写著作。我在乡村的世界里长大，却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生活在那里了。那个世界里的人们政治保守、宗教保守，他们生活在小镇、农场以及远离东西海岸、人口稀少的地区。他们认为自己的社区是美国的核心区域。我访问了数百个这样的社区，研究它们的历史，从调查报告、选举结果、出口民调、人口普查、商业数据以及市政档案中收集它们的信息。我和研究助手们一起开展了1000多次的深度定性访谈。我们与农民、工人、企业主、家庭主妇、神职人员、小镇公务员、镇长、社区志愿者等人交谈，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对自己的社区哪里喜欢、哪里不喜欢，他们的困难与成就、在乎的问题、政治观点，还有他们对子女的希望与期待。对于听到不同意的事情，我们尽可能地搁置异议，并且试图去倾听、去理解。[10]

我的主张是，要理解美国乡村，必须看到由居民结成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指按照口头意思所理解的“道德”，即善良、正直、高尚、刚正等，而是要因地制宜地看待道德：在某个地方，人们对彼此负有义务，觉得应该去维护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期望，维持他们获得归属感、正确行事的本地生存法则。这个道德共同体的定义见于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11]的文稿以及诸多步其后尘的著作中。[12]

道德共同体吸引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点：人们彼此互动时，会对彼此以及发生互动的地方产生忠诚感。这些持续的互动及由此带来的责任感、身份认同感把这一共同体打造成了一个大家庭。这样理解社区中的人，与把人看成独立个体、完全按照自身经济利益和精神需求而形成见解的观点是不同的。这些人也许是顽固的利己主义者，但他们实质上未必如此。去美国乡村待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那里的人是以社区为导向的。

与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受到热捧的观点相反，美国乡村不是铁板一块的人口普查集团，也不是步调一致的投票集合体，甚至不是偏向单一政党的选区。诚然，美国乡村在政治上比城市更为保守，而由这个事实导致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也同样会让人产生误解。例如，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13]所著的《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就是一项富有见地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14]（人口超过20万）的居民，他们的不满情绪使得他们支持了茶党（Tea Party）[15]。然而，这并不是对于美国乡村的研究。

美国乡村是由小型社区构成的。美国乡村人不是住在小镇里就是住在小镇附近。从任一城市驾车向任一方向行驶，点缀在沿路地貌中的便是这些社区。在美国19000个统一建制区块中，有18000个的人口少于25000人。而在这18000个区块中，有14000个位于城市化区域之外。这才是美国乡村。

小镇是美国乡村的核心。殖民者在占据东海岸之时，便定居在了各个小镇里。随着人口向着开放的西部扩展，他们建立了许多小镇。定居者无论是住在小镇上，还是在周边务农，小镇对他们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重要到哪怕全国人口都向城市及城郊迁移了，小镇在美国乡村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无法动摇。

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1857-1929）[16]很多年前一语道出的小镇的意义，至今仍能引起美国乡村人的共鸣：“乡村小镇是美国的一种优秀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秀的制度，因为它已经并将继续在塑造公众情感、赋予美国文化特性等方面起到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作用。”[17]

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住在城市、城郊的人像凡勃仑这样想的很少了，但住在乡村小镇的许多人依然会这样想。美国乡村人意识到，国家和文化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但他们相信，美国的心脏依然在小型社区里跳动。

跟美国乡村人聊天，你马上就会发现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与他们所在小镇的渊源之深。小镇人口也许在减少，但他们依然关心它的存续。正是在这里，他们与其他人相识——邻居、镇长、银行女职员、农民合作社里的伙计。也许他们在这里长大，也许他们拥有土地。他们在意的是家乡橄榄球队在赛季中是否夺胜。他们为这里的社区精神而感到自豪。

对你所在的小镇，你不一定什么都喜欢——也许还有很多不喜欢的地方，然而就是这个小镇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你的为人。它是你生活的地方、你认识别人的地方以及别人认识你的地方。它的价值观取决于你的行动，它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你的谈话中。它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珍视它并且尽力维护它。

美国乡村人的内心愤慨是忧虑和愤怒的结合体。忧虑在于小镇生活方式正在消失，愤怒在于它们已经深陷重围。不了解美国乡村人对于其社区的忠诚，就无法理解这种愤慨。这种愤慨源于一个事实：就他们习以为常并生活在其中的道德共同体而言，构造了这个共同体的社会期望、关系、责任正在年复一年地从根本上瓦解。

这种瓦解明显表现在许多乡村社区的人口正在减少。学校关停、企业撤离、工作机会消失。这些现象影响着诸多家庭，许多父母在抚养孩子之时就已明白他们成人后终有一日要离开家乡，许多家庭为了工作、购物、做礼拜也不得不搬到更远的地方。

不过，单凭这些不足以认定，这种内心愤慨的根源是基于道德共同体已经深陷重围的感知。农业人口以及许多小镇的人口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减少。乡村家庭不但预料到人口减少是必然趋势，而且几代以来都鼓励子女去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工作。当一种道德秩序开始崩溃时，产生的问题将更加广泛、更加深远。道德秩序的崩塌导致信念感的下降，同时又激发了防护它的能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提问演变成了一种“应该向谁追责”的质问。

理解目前对乡村社区起作用的文化影响要素，要先从当地的惯例、期望、习惯着手，这些社区的居民在大部分时间对这些习以为常，但如果有人要求他们描述本社区的情况时，他们能把这些因素快速准确地表达出来。依据人口规模、历史、地域、本地经济等各有不同，从当地居民的视角切入，才能正确地审视乡村社区。然而，乡村社区也有共通性，包括这些社区为居民称道的可取之处。对于居民来说，关键要有安全感，能享受相对简朴的小镇生活。他们为本社区的成就感到自豪，哪怕只是新添置了一辆消防车、篮球队获胜之类这样仅发生在当地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他们承认生活于此有不便之处，但他们认为，与他们对子女、可能还有年迈的父母以及对自身的责任感相比，这些不便并不重要。

尽管乡村社区常常有惊人的复原能力，居民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问题，但人口在很长时间内缓慢下行而他们几乎意识不到，当学校停办时，那就好比当头一棒。镇子上唯一的小制造厂因为母公司搬迁到墨西哥而关门，也让他们意识到了相同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镇上发现过制毒窝点、一场车祸导致全车的青少年丧生。居民们谈论这些问题时就好像它们是新的问题或者比以往严重的问题，尽管实际上未必如此。他们担心高科技设备高昂的生产成本会逼得本地农民放弃务农。他们担心社区中的老人、穷人增多，在本地更难得到帮助。他们还担心来自其他国家、说外语的人们相继到来，从而威胁到社区的根基。

面临这些令人畏惧的挑战，乡村社区里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居民信任并且在需要帮忙时所指望的一群人。这些人希望乡亲们尽量自力更生，实在不行再寻求社区组织的帮助。他们的道德责任感有两个方面：除非不得已，不要成为他人的负担；有能力帮忙的话，就应该慷慨解囊。虽说有些是邻里互助，但大多数还是通过正规渠道组织的。动员资助的组织通常是教会，其后是志愿者消防公司、图书馆委员会、共济会、为病残者送餐上门的组织以及数量惊人的类似组织，他们都有参与。财力雄厚人士会被众人期望扮演领导的角色，还有本地的民选官员。人们为这些传统感到自豪，但也承认这些并不足以应付所有情况。跟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期望政府帮助。

乡村社区对于华府的看法通常显现为两种互相矛盾的叙述：一方面，政府不管我们，没出任何力量为我们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不理解我们，总是侵犯我们的生活，这样更加添乱。他们表示自己“难过”“反感”“担心”“愤怒”。他们说，困难之处不单在于华府失灵了，而且在于，为了解决问题，你必须了解当地的情况（道德秩序）。跟人打交道，你必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情况，而不是所有议程一刀切，他们觉得这种方式表明政府更关心的是城市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们觉得华府对待乡村比以往更带有侵犯性，如提高税收，执行一些不太公道的规定。

除此之外，乡村社区的道德秩序还包括用务实、符合常理的方式处理地方问题，而华府似乎不能理解这一点。地方社区自豪于务实、有效、踏实的办事风格，尽管有时会失败，要重复几次才行得通。但社区领导者认识到，处理社区问题的规则已经变了。要办成事情，就需要外部支援，而要获得外部支援，就得笼络人脉、申请拨款。这就必须用到他们可能不具备的专业技能，不然，地方事务就只能指望州、联邦那些有所偏袒的政策。而华府只会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行动，铺张浪费、毫无人情味，是一个充斥着浮夸理念、高谈阔论但不关心老百姓的地方，这种感觉加深了美国乡村人的愤慨。居民们很气愤，认为华府好像是被特殊利益驱动的，这些利益只是为了迎合政策说客和偏心的政客。他们凭直觉认为，华府变得如此不负责任，对草根的想法反应如此迟钝，此时不清算更待何时。

如果美国乡村的愤慨源自一种挫败感——一种生活方式在瓦解而华府反而在添乱，那么认为红州（red state）[18]的政治受到堕胎、同性恋等热门议题影响的这种让人耳熟的观点就值得深思了。支持计划生育、性少数群体的人把乡村选民当成敌人，而乡村选民通常支持反堕胎、反同性恋的政策。双方事实上已经分化，然而这些问题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与选民交谈得到的证据是复杂的。热门议题确实跟共和党选举紧密相关，也跟撤销罗伊韦德法案（Roe v. Wade）[19]的可能紧密相关，但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姿态又与自身的政治立场有着微妙的差别。这种差别反映在现实中居民对于堕胎的邻居或者同性恋好友的同情上。两极分化现象由于两方利益群体的分歧变得更为尖锐，这些利益群体动员、组织了资金充足、遍及全州的竞选活动，连当地选民有时都觉得这些活动的动机不纯。

还有，认为“乡村”基本代表“白人”，而“白人”就代表对“非白人”有偏见，这种观点又如何？确实，乡村人口里85%到90%是盎格鲁白人；也确实，拥有一定数量非裔美国人的乡村社区比较少，要是有的话，他们现在仍遭受着隔离；还有，越来越多的拉丁裔人士在不少乡村社区居住，他们同样面临歧视。这些实际问题都是不容忽略的。非裔、拉丁裔乡村居民明确地说，他们的生活仍受到这些歧视习惯的影响——他们在不人道的工作环境中，在骚扰、驱逐等的威胁下挣扎。

相比而言，白人居民强调了少数族群或许已经获得的权益，比如黑人、拉丁裔候选人被选入镇委会，但他们的说法暴露了他们依据“含白量”对“道德秩序”进行预判的程度。很少有人赞成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的做法，但即便存在这种做法，它也意味着增长的趋势，通常也具有象征意义。乡村社区的种族歧视、重男轻女现象未必像批评家有时宣称的那样严重，但种族歧视、重男轻女是嵌入在几乎所有全白人社区日常生活模式当中的。而且他们的愤怒有一部分原因确实是，他们觉得，推行多元化是大包大揽的政府又一侵犯行为的表现。

倾听谈话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我们有时难免会想，他们所说的显然不合理或者过于偏执。我的观点是，研究者的角色不是争论，而是怀着尊重去倾听，以便能描述他们对自己的世界是如何解释的。在乡村美国人居住的社区里，他们的观念和想法大多数都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看法通常表达了积极的价值观和真实的关切，心怀公正的人都应该能理解。我认为，对于住在城市、城郊的人来说，理解的第一步是马上走进这些社区，而不是表达反对意见，当然更不是指责数百万同胞为无可救药的疯子。

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令许多观察家吃惊的是，美国乡村人之怒很早以前就存在了，要是有人愿意了解的话，那是很明显的。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可能马上缓解。乡村选民是少数派，但对于州和全国的政治局面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要准确描述、评价乡村选举，就必须去理解它。简单用衰退论调讲述美国乡村的经济困难是无法理解它的。虽然有许多乡村社区发生了困难，但还有不少社区的情况是不错的。乡村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也许是在减少，但就绝对值而言并没有减少。乡村居民并没有为了住到城市里而成群结队地离开这里。即便是一些离开的人，也被自然增长的或移民的人口填补了。理解乡村选民的各种变量以及主要倾向，需要倾听，需要努力通过当地人的视角看世界。正如美国其他地区一样，乡村生活也是复杂的。为了获得对这种复杂性的洞察，我们必须对乡村社区先有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不能将其作为人口统计的类别，而应作为人们建立家园、追寻梦想、彼此承担责任的地方来认识。以此为基础，才能探寻乡村愤怒的根源，才能对乡村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做出审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