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生活是接近原始意义的一种生活，其本质的特点是让自己的生活聆听心灵召唤，所以它是真正健康的生活。
我一直都是一个矛盾的人，跨界的人，混并的人。我之所历所劳一再反常，走的尽为歧途。
我什么都不是。
我呱呱坠地，家庭结构就有问题。父亲当工人，领的是月薪。母亲做农民，得的是粮食。父亲进进出出，留着分头，戴着手表，穿着皮鞋。一年四季，衣服是中山装，上有两个口袋，下有两个口袋。母亲扛着铁锨，走向田间，放下锄头，围着灶台。草帽遮颜，汗流浃背。
我的户籍在村子，当然属于农民子弟。不过我脸白，手净，衣服换洗颇勤，虽然混打混闹于庄稼伙伴之中，但我却仍是庄稼伙伴之中特别的一个。吃夹心糖或奶油糖是平常的，偶尔也吃五颜六色的颗粒糖。雨天上学，我的同学多是身披麻袋，而我则打伞。1973年，我一次接受了两双懒汉鞋，白塑料底子，黑布面子，有椭圆的松紧带，穿上脱下都极为方便。懒汉鞋从北京流行至长安，何曾离开过阳春白雪之足！我竟蹬着它遍行少陵原的小路，引来的目光遂有惊诧、羡慕和嫉妒。
我难免会随父亲到他的工厂住几天，高耸的烟囱、漂亮的橱窗、水龙头、林荫道、传达室，兼有刺探与怀疑的眼睛，令我十分孤独。父亲上班了，我躺在他的蚊帐里，交织入耳的法国梧桐上的秋风声和偶尔爆响的关门声或钥匙转动的开门声，会使我想起爷爷、奶奶和母亲，便悄然流泪。
我尝狠学犁地、撒种、套车，甚至赤脚光背，披衫挽裤，以向庄稼人靠近。我也尝在口袋里装着圆镜，照着它正帽顺发，并把自己订的报纸插在书包的夹带上，方步而行，仿佛一个干部，以向城里人靠近。终于，在乡下，我不像乡下的少年；在城里，我不是城里的少年。
自初中开始，我就有志于文学，但大学录取却并不照顾志愿，硬划我进了政治教育系。秩序为重，个性为轻，其来尚矣，谁会一一征求学生的意见并成全他的所想呢？
可惜我很执拗，不肯就范，遂身在此，心在彼。我的同学无不孜孜于政治教育专业，起码专业课的成绩不能偏低，以防毕业以后影响分配工作，但我却不顾专业，坚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文学上。背诵诗歌，抄文章，做小说的读书笔记，有了感受，便写散文。去中文系听先秦文学课、美学课和世界文学课，虽然坐在教室的角落，不过聚精会神，状如狼吞或虎咽。
春秋几度，我的大学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念的。我显然是游移的，分裂的，缺乏明确的归属。在政治教育系这里，我不像政治教育系的学生；在中文系那里，我不是中文系的学生。
现在我执教于一所大学，此乃学术研究的园地，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以论文和项目体现的。论文黑也罢，白也罢，只要通过各种途径能刊发权威杂志，就是伟大了。项目方也罢，圆也罢，只要摘得国家项目，就是光荣了。一个人有权威论文，有国家项目，其奖金会多，职称晋升会快，学术地位会高，学术活动会频繁。象牙塔里的游戏规则如此，要玩便得如此玩。于是衮衮教授就无不在忙论文，忙项目，组织学术活动，主持学术活动，并互相组织，交叉主持。虽然学术都消失在活动中了，不过通过活动，产生了匆匆的身影，熠熠的称号，实现了鸟枪换炮！从事这种游戏，除了难以产生真正的学术流派和宝贵的学术思想之外，什么都能得到。可惜在这样的一个园地，我既无论文，又无项目。我不算学者，虽然我也是教授。我不务学术，只有散文。我一以贯之，有了感受，遂写散文。我把历史融入我的散文，为了求真，每每遍查典籍，考察田野，拒绝丝毫之错，然而我非学者，务的不是学术。
实际上我对马克思的著作非常喜欢，曾经像背诵诗歌一样背诵他的作品，遗憾我终于深受孔子的影响，想当一个君子。我推崇西方的个性，也欣赏东方的秩序。我固然喜欢孔子，也敬仰老子。我希望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向往出世无为的境界。我进取，也知足，知止，甚至知退。我对恶权甚为激愤，然而在文化上，倾向于保守。想做陶渊明，也想做杜甫。喜欢鲁迅，也喜欢周作人。喜欢歌德，也喜欢托尔斯泰。喜欢马尔克斯，也喜欢米兰·昆德拉。我爱耶稣，不过未排斥释迦牟尼。我信仰主，做礼拜，做祷告，不过并没有受洗。
我什么都不是，唯所历所劳有一点掣肘，一再反常，从而不得不用别样的角度思考才能生存。我是矛盾的，跨界的，混并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了这样的人。我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