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阅读简·奥斯丁几乎不需要跨越什么认知门槛，但如果能具备一个大致的时空概念，能想象奥斯丁本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构建她笔下的日常烟火，那么，从字面上读出的层次应该会更丰富。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勾勒奥斯丁的时代画卷，有几根线条尤为重要。
当时的英国正处在摄政时代，也可以看作是从乔治王时代向著名的维多利亚王朝过渡的时期。农村里的圈地运动已经发展了好几轮，向海外开辟新航路的事业方兴未艾；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离高潮尚远，还要再过十几年蒸汽机才能被搬上铁路。所以我们看奥斯丁小说里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得通过马和马车，各位女士的活动范围、出行规划都得受制于马匹的速度。奥斯丁在这些问题上非常精确，以至于你读完小说之后差不多能在脑子里勾勒出那几个郡县、村庄的线路图，标出在它们之间往返的时间。你还能发现，奥斯丁很善于利用这种精确的时间概念推动小说的关键情节。
简而言之，在那个时代，英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科技上都在走上坡路，日不落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即将到来但还没到来。各种新兴的生产模式都在催生能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人际关系以及文化内涵。城市化尚未进入加速膨胀期，但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一股稳定的、举足轻重的势力。牧师、商人、律师、乡绅，这些头上没有爵位、手里攥着“新钱”的人，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创造出可观财富之后，他们当然也希望政治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变革的需求，也渐渐渗透到家庭结构中。转型时期思想较为先进的中产者需要对婚姻关系重新定义，他们需要在金钱和感情之间摸索平衡之道。
观察转型期的人情世故和风尚变迁，这是刺激一个小说家写作欲望的好理由。但是，具体落实到奥斯丁，我们恐怕还得考虑到当时相对特殊的文本环境。那时的英国，“小说”这种题材还处于青春期，虽然前面有斯威夫特、笛福和菲尔丁开道，但是它还登不上大雅之堂，在文学的整个生态系统里还处在相对较低的地位。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称为浪漫主义时期，可是当时台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那时的小说家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网络小说草创时期的样子，海量的作品，强大的流传度，作者虽然能获得一些实际收益，但对地位更有追求的男性往往羞于混迹其中，这就促成了一个很特殊的时代现象：无论是读小说的，还是写小说的，都有相当数量的女性。
简·奥斯丁成长在英格兰南部一个还算体面的教区牧师家庭，在家里排行第六。和当时标准的中产配置一样，奥斯丁家的孩子，包括女性在内，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有条件大量阅读。奥斯丁小姐也按部就班地谈婚论嫁，据说她跟一位爱尔兰律师谈过恋爱。双方家庭条件都比较一般，但双方家长对于这场婚姻的投资报酬率都有更高的期待，因而婚事没有谈拢。男性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在婚姻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律师很快就忘了这段插曲，继续努力工作，另娶了别家的千金。我们的奥斯丁小姐被耽误了终身，但这对于文学史而言倒是一件好事——本该用来家务和生育的时间，她用来读书，用来观察，用来写作。
写什么是个大问题。奥斯丁时代最流行的小说通常比较狗血，简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说里读到闹鬼的城堡，或者在感伤小说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她们总是眼泪汪汪，动不动就要昏过去。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没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比传奇故事更有趣？这样的问题，简小姐也许在昏暗的烛光下翻来覆去想过很多回。实际上，当奥斯丁决定要突破套路、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时，她就真正地改变了文学史。深藏在闺阁之中的老姑娘简·奥斯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案。这种情况跟后来群星璀璨的十九世纪大不相同。奥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所有的文坛声誉都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认——她几乎是单枪匹马、悄无声息地填上了这个空白。
二
《劝导》（Persuasion）出版于一八一七年末，当时奥斯丁已因病早逝了半年有余。从创作的时间看，《劝导》不仅是奥斯丁最后一部作品，而且从初稿到最终面世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奥斯丁的其他小说，雏形大多诞生在1800年之前，十多年之后才经过大幅度修改，定型成我们现在见到的样子。在那些作品中，无论是情节、人物，还是作者下笔时的处理方式，都自然流露着更为轻快而俏皮的青春气息——这与作者起初构建它们的年龄和心境，是十分匹配的。从这个角度看，《劝导》的特殊性值得格外注意：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初稿，再到作者匆匆辞别人间，至多两三年光景。若是研究中晚期的奥斯丁风格，则《劝导》是最直接的，也几乎是唯一的作品素材。
奥斯丁本人没有等到《劝导》的出版，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她是不是还想在出版前再做什么修改。在奥斯丁辞世之后，她的弟弟亨利·奥斯丁完成书稿的整理工作，交付出版社之前定名“劝导”。至于奥斯丁本人对这部小说的标题有没有设想，有怎样的设想，我们同样无从知晓。
“劝导”从字面上看略显拘谨，但沿着整部小说的情节线摸索，应该很容易领会亨利·奥斯丁试图以书名提炼小说主旨的用心。比起《傲慢与偏见》来，《劝导》的情节要简单得多，虽然也有峰回路转，却鲜见误会的层层叠加——相应的，也少有系铃解铃的阅读快感。而“劝导”，正是这个线条简单的故事的关键词，其他的种种插曲，大抵是萦绕在主题周围的变奏。
几乎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就读到了“劝导”在女主人公安妮·艾略特人生道路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安妮是家道中落的贵族小姐，母亲早逝，父亲沃尔特·艾略特爵士“是个彻头彻尾的虚荣分子”，除了抱着《准男爵名录》缅怀祖上的昔日荣光，对于日渐衰败的家族，对于全家入不敷出、只能靠出租房产勉强维持体面的现状，根本无能为力。七年前，安妮曾与年轻的海军军官温特沃斯有过一段感情，后者还向她郑重提出求婚。然而，安妮的教母拉塞尔夫人苦口婆心，“劝导”安妮不要接受。她的理由也很直白：“安妮·艾略特出身高贵，才貌出众，年方十九就和这样一位年轻人订下婚约，要这么把自己的一生给断送了。他除了自己的人品别无优势，没有希望发家致富，只能依靠一个前途未卜的职业。他任何裙带关系也没有，无法指望有人能为自己一路护航，在将来飞黄腾达。这样的亲事当然会葬送安妮的一生。拉塞尔夫人一想到这些就痛心！安妮·艾略特，这么年轻，认识她的人还这么少，就要被一个毫无背景与财富的陌生人掳走，或者说被他拖累，像一个附属品般一生过着贫苦不堪、整日忧虑、耗尽青春的日子！这可不行。拉塞尔夫人对她怀有母亲般的爱意，也因此享有母亲般的权利，她认为若是朋友式地介入，劝说得当，还是能阻止这桩事情的。”
这一番劝导本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模式，也是奥斯丁笔下频繁出现的桥段。即便放到今天，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家庭和婚姻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可回避的功能性仍然对于个人情感归属构成干扰，甚至常常形成激烈的冲突。奥斯丁在两百多年前关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丁点过时之处。所以我们应该很容易理解，安妮何以在这番劝导之下黯然退缩。
七年光阴在小说中弹指一挥，安妮和温特沃斯仍然男未婚女未嫁，但他们的重逢在双方处境的错位中展开。温特沃斯当初对安妮许的愿“全部成了真”，军功卓著，名利双收，于是在众人眼里愈发显得容光焕发。安妮“只能靠海军官方花名册和报纸作为消息来源，但她毫不怀疑他已经是个有钱人了。”相形之下，家庭败落、岁月蹉跎的安妮，二十七岁的年纪在当时的婚恋市场上几乎处于绝境。毕竟，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工作，婚姻非但是头等大事，而且，用奥斯丁的说法，是“唯一的大事”，关乎生计甚至生存。我们透过奥斯丁所有作品的喜剧基调，都能清晰触摸到这粗粝而残酷的实质。
因而，整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把事件的核心问题，人物各自的诉求摆在明面上：安妮和温特沃斯显然余情未了，但在有限的社交场合中，他们能向对方表达的真实信息是极其有限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们首先需要真正说服（劝导）的是自己，是被重重社会身份遮蔽、干扰乃至扭曲的自我。他们不仅需要完成自身的成长，超越长辈和社会惯性的“劝导”，还需要彼此确认一个事实：如果要重续前缘，我怎么能确定这不仅仅是因为利益交换的驱动？我怎么定义这段关系的实质，怎么能够确定，你是无可替代的那一位？
这就是阅读奥斯丁小说的神奇之处：我们用现代思维代入两百年前的人情世故，并没有多少隔阂。不过，在那个与我们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情感游戏的规则更为复杂，有情人之间需要克服的沟通障碍更多，他们从书本上、从周遭经验中可以参照的模式也比我们的时代要少得多。某种程度上，奥斯丁是把安妮和温特沃斯放置在一个全新的人际关系实验场中，观察他们如何碰撞，如何寻找合适的策略，如何“发明”一种既能说服别人、也能说服自己的情感模式。
三
时至今日，我们在研究奥斯丁的价值观时，仍然很难将她纳入任何一种现成的体系。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可以从她的细节里得到很多一手材料，女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分析伊丽莎白的思想活动测量十八世纪女性意识的温度和活性，但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奥斯丁就站在他们这一边。她的笔下有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评，但我们也能发现她把人物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那些乡绅家庭的仆佣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视野里。她鼓励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几乎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否定私奔、质疑鲁莽的浪漫。她对上流社会冷嘲热讽，对新兴的中产者时不时犯的幼稚病和自我意识陷阱，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玩笑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她又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她是洞察秋毫的批判者，但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叛逆者。换另一个人来统一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很可能自乱阵脚，最终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文本。但奥斯丁不会。她下笔，那种戏谑的口吻，那种半真不假的调笑，都会提醒你辩证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提醒你，看一枚硬币的正面时永远要想到它的反面。
《劝导》也不例外。奥斯丁在耐心地铺陈爱情线的同时，一直都在提醒我们这段关系的物质基础，提醒我们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能得到第二次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时代的注脚。贵族和“老钱”面临的衰落是大势所趋，新兴中产者突破阶层天花板的渠道大大拓宽，决心空前高涨。早在第一次向安妮求婚时，温特沃斯的身上就带着这种鲜明的时代痕迹：“他倒是坚信自己很快就会发大财的。他生机勃勃，满腔热血，知道自己不久就会当上舰长，得到委派，赢得想要的一切。他一直是幸运之神的宠儿，也相信好运气将继续眷顾自己。他自信满满，带着热烈的力量，表现出来时往往又是那么慧黠，足以让安妮为之神魂颠倒。”
事实上，有专家认为温特沃斯的原型可能是奥斯丁的兄长查尔斯·奥斯丁，后者也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小有成就，在部队里颇受欢迎，只是奥斯丁在小说里把温特沃斯的升迁速度写得更快，因此而获得的财富收益也更大而已。十八世纪正是日不落帝国通过海路四面出击、竭力寻求海外贸易机遇的年代，奥斯丁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现象。在《劝导》的很多细节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年轻人通过这个途径获得冲破阶层固化的机遇，对此奥斯丁大体上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当然，一如既往，奥斯丁也能看到这枚硬币的反面。在小说的结尾，奥斯丁在照例安排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同时，也留下一句让人回味无穷的揶揄：
“安妮柔情似水，并因此赢得了温特沃斯上校的全部爱意。他的职业是唯一让她的朋友们担心的，他们怕她过于情深意重，因为未来的战争会给她的幸福投下阴影。她因作为一名海军的妻子而自豪，但身为海军家属，她也必须付出担惊受怕的代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和对国家的重要性相比，这个职业在家庭美德方面要表现得更杰出呢。”
四
在奥斯丁的所有作品中，安妮无论在年龄上，在阅历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最成熟的人物。单从性格角度看，与她最接近的是《理智与情感》中的姐姐埃莉诺，都属于那种理智、隐忍、以“不妨碍他人”作为自己的处世之道的女性。《劝导》中充满微妙的细节，表面看起来全是日常琐碎，实际上却是男女主人公互相观察对方，反复试探、揣摩、确认、推翻、再确认的过程。与《傲慢与偏见》或者《爱玛》相比，《劝导》的情节波澜不惊，人物的行动少且细微，而对心理活动的展示则更为丰富，层次也更复杂。这种逐渐向内挖掘的趋势，与小说发展的走向极为吻合，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在奥斯丁的古典小说中，安妮这个人物是最具有“现代性”的。
现代性还表现在奥斯丁对故事场景的设置和拿捏中，对自由间接引语的熟练运用中（学术界一般认为，奥斯丁是最早运用自由间接引语的小说家之一）。一辆看似无心、实则有意顺路捎上女主角的马车，一场拥挤的、被人流冲撞得忽而遭遇忽而分开的音乐会，那些欲说还休的片言只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和心跳，如同吉光片羽，闪现在《劝导》的字里行间。我们如果把这些片段剪碎了揉进发表于数十年后的《简·爱》，或者一百多年后的《达洛卫夫人》，也不会觉得有多少突兀之处。
在小说的第二十三章里，奥斯丁安排安妮和哈维尔舰长就男女之间的情感质量对比，展开了一场平等而激烈的讨论，温特沃斯则在一旁悄悄充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有心人。安妮对于“男人的本性”的嘲讽，引来了哈维尔舰长的激烈反驳，后者提出“要说男人出于本性而比女人更容易见异思迁、忘却旧情，这我可不同意。我认为恰恰相反。我想，我们的体格和精神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感情也就更加强烈，更经受得住最艰苦的磨炼，也更经得住最猛烈的风暴。”当哈维尔舰长提出女性在书本中常常被描述成朝三暮四时，奥斯丁借安妮之口犀利地指出了叙事话语权的重要性：“男人比我们拥有太多优势了，可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受的教育比我们高很多，他们的手里握着笔。我并不认可书本能够证明任何事情。”
无论在安妮和温特沃斯的情感发展历程中，还是在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这场辩论的重要性都不可小觑。在爱情的权重比例上，奥斯丁把心灵的默契和价值观认同，放到了最显要的位置——经济基础也好，阶级地位也好，抑或年龄与相貌的匹配也好，虽然都很重要，却无法替代这种认同给双方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置之于时代语境，则奥斯丁这种鲜明的态度，是新颖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场辩论的激发下，温特沃斯随即写信给安妮、表白初心不改的情节，就显得水到渠成了。“我再也不能默默地倾听了。我必须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和你交谈。你刺穿了我的灵魂……”这些滚烫的情话并非出于性冲动，更不是投资报酬率的精密计算，而是两个有趣的灵魂在茫茫人海中的惊喜相认，是奥斯丁对于一种崭新的婚恋情感模式的憧憬与期许。尽管奥斯丁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她时刻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但在那一刻，她怀着饱满的热情，给一个被世俗观念判定与幸福绝缘的“老姑娘”（正如奥斯丁本人）辟开一条通往春天的幽长的蹊径。也许，在那一刻，奥斯丁和她笔下的安妮都相信，在这个流动不息、无可凭依的世界里，此时此地的爱情，是唯一能站稳的礁石。
黄昱宁
二〇二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