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本序

一

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即《英雄国》）是最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在芬兰文学语言的形成上，在芬兰民族文化的发展上，都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根据研究家的探索，《卡勒瓦拉》的各个鲁诺（芬兰文“runo”意即诗篇）的构成，从其中英雄们的事迹来看，当发生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时期”（八世纪末叶至十世纪初叶），可能有一部分还在其前，有一部分则在其后。那时芬兰的大部分还是没有人烟的森林和沼泽；芬兰人从南方、从爱沙尼亚跨过大海，来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卡累利阿人从东方移居于拉多加湖周围的地区；从芬兰本部来的移民也在那里定居。他们各自为政地占据了个别的村镇和地区，在北方的寒冷和荒凉中挣扎地生活着。

芬兰人民是爱好音乐和歌唱的人民，各时代的歌手分别唱出了他们的鲁诺，在人民中间世世代代地口口相传；这些包含着芬兰古代神话和传说的鲁诺，正是一千多年前芬兰人民的精神的想象，我们由此才能够在我们的心目中画出它的整个社会及其一切风俗习惯。我们看到了农民在耕种，猎人在狩猎，渔夫在划船，工人在简陋的小屋里打造武器和工具，造船的在寻找造船用的龙骨，而他们的妻子正向堆房走去，他们的女儿又在海角上洗濯衣服；隆重的庆祝和祭祀也不时打断这些日常的工作，赛船、角力和唱歌比赛是当时最热闹的节目。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悲欢离合，一切真实的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于威胁他们的生存的黑暗残酷的力量，进行着艰苦的不断的斗争。

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些鲁诺都只在歌手们的记忆中和口头上活着。新的文化渐渐在芬兰成长了，新文化的侵入越深，旧文化的消亡也越多；《卡勒瓦拉》在芬兰本部和萨答昆达——鲁诺的发生之地——最先渐渐澌灭，现在只能在那里发现一点残余；然而在东部的卡累利阿，这些鲁诺却一直活着，虽然也有不少已经遗忘了，编纂者隆洛德努力将能够保存的保存了下来。

二

埃利亚斯·隆洛德（Elias Lönnrot）在一八〇二年四月九日生于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的裁缝；他从小就爱好诗歌，一八二二年进阿波大学读书，参加了学校里的一个青年团体，团体的成员都是包尔旦[1]教授的学生，致力于采集芬兰民间诗歌的工作。他在一八二七年发表了以芬兰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万奈摩宁为题的论文。离开大学后，他当了乡下的医生，很快就作了收集芬兰歌曲的第一次旅行。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一年，他在赫尔辛基印行了以《甘德勒[2]，一名芬兰古今歌曲》为题的芬兰民歌集。正是由于民歌集的印行，他们在学校里的团体“礼拜六俱乐部”就发展为“芬兰文学协会”。这个协会于一八三一年成立，它的纲领是“传播（芬兰）国家的历史意识，从事芬兰语之完成，创造为知识界及一般人的芬兰文学”。又说明：“语言是民族的基础，没有民族语言，就不可能有民族文学。”它的工作还有集印芬兰古代诗歌，出版推进大众教育和启蒙教育的作品，发行学术期刊。

从一八三二年起，隆洛德在卡亚尼做医生。这是芬兰中部的一个小城市，那时有这样的话，说这小城有两条街，“一条是雨天猪走的，一条是晴天人走的。”他在卡亚尼的生活十分艰苦，居民分散而且贫穷，他像农民一样生活，参加他们的劳动，同时学习他们的歌曲。他在这小城市几乎有二十年之久，他从这里出发，作了不少次的旅行，采集民间诗歌。到一八三五年，他完成了他的第一版的《卡勒瓦拉》（这书的自序写于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分为三十二篇，约一万二千行，稿本寄给芬兰文学协会出版。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走上更辽远的旅途，继续他的采集工作，到一八四九年印行了更完备的《卡勒瓦拉》，分为五十篇，共计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行。同是这辽远的旅行和继续的采集的成果，还有在一八四〇年印行的《甘德勒达尔[3]》，其中包含了大约七百首芬兰古代的歌谣；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分别印行的《芬兰民间谚语》和《芬兰民间谜语》两个集子。

从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六二年，隆洛德是赫尔辛基大学的芬兰语文学教授，在这期间他致力于芬兰文学语言的形成；他的关于几乎早已被人忘却的方言土语的知识，使他能够复活古字和重造新字。他在晚年又编纂了《芬兰瑞典语词典》，在一八六六至一八八〇年间完成，那时他已经七十八岁了。他于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九日逝世。

隆洛德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只有像他那样的人，才能够经受他那种艰难困苦的旅行。他徒步、骑马、划船和乘橇，经过荒凉的沼泽、森林、洼地和冰原；他的无数次的冒险都是很有趣味的故事。他第一次旅行的记录中是这样说的：他穿着农民服装，背着背包，肩上挂着枪，手中提着手杖，纽扣上别着一支笛子，嘴里叼着短短的烟管；别人都当他是一个农民，有一天他的脚走痛了，他想雇车，客店老板却拒绝了。在稍后的一次旅行中，他正和一位路德教的牧师一同进餐，忽而不见了，后来发现他在倾听一个打扫浴室的老太婆唱歌，而且记录下来。

他到处旅行，采集着仅仅活在农民口头的歌曲。他的办法是：把自己学到的歌曲唱给农民听，然后请求他们唱别的歌曲。他访问了最出色的歌手（鲁诺的歌唱者），下面是关于他与最伟大的歌手阿尔希巴·贝尔杜宁（Arhippa Perttunen）的交往的记录，可以说明他的活动情况：

“那位老者当时大约有八十岁了，但他的记忆力还非常好。我忙于记录，几乎有两整天再加上第三天的一部分时间。他按着先后的次序唱出他的歌来，其间没有什么重大的脱节，极大部分都是别人没有唱过的；我也怀疑是否还能从别的地方听到这些。我非常高兴我居然下决心访问了他。谁知道呢，如果我再迟一点去，他能不能活着？真的，如果他在我访问之前死去，那么我们古代歌曲的大部分也就与他同归于尽了。这位老者很激动地谈到他的儿时和他的早已死去的父亲，就是他传给他这些歌曲的。他对我说道：‘当我们撒网捕鱼之后，在拉布卡湖边的柴火旁休息，你如果在场多好！我们有一个从拉布卡来的帮手。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歌手，却又跟我的父亲不同。他们整夜在火边歌唱，手牵着手，同样的歌不唱第二遍。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只坐在旁边听着，我就这样学会了最好的歌曲。可是我已经忘了许多了。我的儿子一个也不像父亲那样能够当一名歌手，就像我像我的父亲一样。在村子里工作或空闲的时候，古老的歌曲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引人喜爱了。年轻人都唱他们的轻浮的歌，我不愿唱那些东西。如果以前有人像你这样来采集鲁诺，光是我父亲知道的，就两个星期也记录不了。’”

隆洛德从人民口中记录着鲁诺，对于这伟大的史诗的想法愈来愈清楚了。他看出了有些歌手唱的是零星的鲁诺，而有些歌手又将零星的连缀成更长的组诗。他也要将他采集的这些加以编纂：有时他改动一下，使一些混乱的变成完整的；有时他也不免有所增删；有时他又将两种不同的歌词合并起来。这样，他就将一些个别的鲁诺集合而成一部首尾连贯的大史诗，从不同的基础上得到了统一。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过：“因为在懂得鲁诺这点上，没有别的歌手超过我，我觉得我就有同样的权利，如大多数鲁诺的歌手所要求的那样，可以编排他们选中的最好的鲁诺，或者正如一首民歌中所唱的：

我自己开始来吟诵，

我自己开始来歌咏；

就是说，我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像他们一样出色的鲁诺的歌手了。”

原来是个别的、分散的鲁诺，编纂成现在这样的《卡勒瓦拉》，是要归功于它的编纂者的。

三

《卡勒瓦拉》的时代背景，虽然一般认为发生在氏族制度瓦解时期，然而因为它是在长时期中口头流传着的，在原始的歌曲中一定渗入了不少现代的调子。我们看到婚姻可以自主的波赫亚姑娘，也看到在掠夺婚姻下牺牲的萨利姑娘；我们看到勤劳的“原始的”工人也雇用仆役和工人跟他一起工作；我们也看到驱邪念咒的英雄竟倾听着封建道德的训诲。所以有人说，《卡勒瓦拉》所包含的芬兰古代的鲁诺，它的写作时期远远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因为是口头的文学，到隆洛德编集的时候，基督教传入芬兰已经有七百年之久，自然要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而也有人断定，《卡勒瓦拉》的最后一篇的故事，象征着基督教之传入芬兰，异教思想之终于让步；玛丽雅达和她的儿子也使人想到圣母马利亚和耶稣玛丽雅达（Marjatta），这名字可能源出于“玛丽亚”（芬兰文“marja”，意为莓果），玛丽雅达的故事也许还是基督教以前的传说。

《卡勒瓦拉》是芬兰人民的想象和经验的记录，它是芬兰人民的长时间的创作，它以夸张的手法，交织着想象和现实，唱出了和平的人民的声音。它不像印度的《腊玛延那》和《玛哈帕腊达》、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波斯的《列王纪》[4]以及别的民族史诗那样，它们的主人公都是王侯将相的统治阶级，《卡勒瓦拉》的主人公却是平常的人物，其中三个最主要的英雄，万奈摩宁是农民——第一个大麦播种人，“原始的”歌手和法师；伊尔玛利宁是“原始的”工人，一个熟练的铁匠；勒明盖宁是一个“吃鱼过日子”的农夫。它以大量的篇幅歌唱他们的耕种、狩猎、造船、打铁，以及无比的劳动热情。它也不像别的史诗那样轰轰烈烈地描写着流血的战争；关于战争的描写，在《卡勒瓦拉》全诗中只占极小的部分，而且并不显出多少的狂热，几乎只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灾祸。它也着重描写了法术，咒语和祈祷发出了超自然的力量，正如高尔基所说：“古代的劳动者……用语言的力量，‘法术’和‘咒语’的手段，去控制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这表明人们多么深刻地相信自己的语言的力量。”在《卡勒瓦拉》中，语言的力量胜过武器的力量，用剑的英雄成了用口的英雄。

这和平的民族没有好战的史实，他们大都过着农村生活，因此就热爱自然、歌颂自然。《卡勒瓦拉》中对自然的描写，也为别的史诗所不及。隆洛德也这样说过：“这国家的居民，住处相隔很远，因此就在大自然中寻找朋友和伙伴。他们想象着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生命，都有感觉，都有说话的能力。如果有人来到异乡，太阳和风就是他的老朋友。如果年轻的姑娘离开家，她就因为那里的一切要忘记她而伤心；她知道，等到她回来的时候，至少还有柳枝和篱笆一定认识她。……然而欢乐和幸福的人们也一样寻找着大自然的友谊。快乐的姑娘要求杜鹃唱出金银来。大山、树木和鸟兽也互相或者对人类表达它们的思想。”

四

十二世纪中叶，瑞典国王艾立克九世侵入芬兰，也一起带来了基督教，而且还是以传教作为口实的，从此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大部分的芬兰都处在瑞典统治之下，瑞典语在芬兰的沿海地区是公认的语言，许多芬兰城市改用瑞典的名称；俄国也在十八世纪占领了芬兰的东部地区，包括维布利和大部分的卡累利阿在内。于是芬兰就在两个大国之间，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到了一八〇八年至一八〇九年俄国胜利之后，芬兰就成了俄国统治下的大公国，有一百年之久。芬兰人民在两个大国的压制下，在冷酷的自然的威胁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极其艰苦的，他们奋斗而挣扎地生活着，也在歌唱中找到了慰安，然而大多是悲哀的调子；所以芬兰的谚语说：“悲哀是歌唱的源泉。”这就难怪在《卡勒瓦拉》中也有不少描写流泪的场面了。

《卡勒瓦拉》的出版，正如明星闪现于黑暗的天空，唤醒了芬兰人民对未来的确信，知道他们有自己的民族的语言，知道他们有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寒冷和黑暗威胁着《卡勒瓦拉》的人民，他们不得不从事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光明一定要战胜黑暗。《卡勒瓦拉》的歌声鼓舞着芬兰人民，在为独立和自由的祖国的斗争中，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卡勒瓦拉》出版后不久，许多国家都有了译本，也获得了国外的专家和作家们的一致赞美。德国语言学家和神话学家雅各·格林（J.Grimm，1785—1863）提到《卡勒瓦拉》的非凡价值，将它的编者隆洛德与荷马、维吉尔、《尼伯龙根之歌》的歌手、凯摩因斯[5]并称；他又说，在描写自然景物上，除了印度的史诗以外，没有别的史诗可以与之相比。同国的语言学家施坦塔尔（H.Steinthal，1823—1899）只承认四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即《伊里亚特》《卡勒瓦拉》《尼伯龙根之歌》和《罗兰之歌》[6]。原籍德国的英国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玛克斯·缪勒尔（M.Müller，1823—1900）曾说：“如果诗人可以从他周围的自然景象取材，如果他可以描写他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们，《卡勒瓦拉》有与荷马并非不同的价值，可以作为世界的第五部民族史诗，与《伊沃尼亚之歌》[7]《玛哈帕腊达》《列王纪》和《尼伯龙根》并列。”美国诗人朗费罗（H.W.Longfellow，1807—1882）从德文译本读到这部史诗，他在一八五四年六月五日的日记中记着，他很高兴地阅读了芬兰的史诗《卡勒瓦拉》，“这太动人了！”这部史诗不但在韵律上，也在结构上，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以印第安民族传说为蓝本的名著《海华沙之歌》。高尔基也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卡勒瓦拉》，称之为“文艺创作的纪念碑”。他在《个人的毁灭》一文中说：“几十世纪以来，个人的创作就没有产生过足以与《伊里亚特》或《卡勒瓦拉》媲美的史诗。”

五

《卡勒瓦拉》不但在一百多年前唤醒了芬兰人民的精神力量，而且还成了一百多年来芬兰文学和艺术的源泉。芬兰的画家、音乐家、文学家都与这部史诗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它是画家加伦—卡莱拉（A.Gallen-Kallela，1865—1931）和音乐家息贝留斯（J.Sibelius，1865—1957）的强有力的灵感的来源，他们二人都是《卡勒瓦拉》的热情的读者。芬兰文学的最伟大的代表者都多少受到《卡勒瓦拉》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得出遗迹来。戏剧家如基维（A.Kivi 1834—1872）、艾尔戈（J.H.Erkko，1849—1906）、艾诺·雷诺（Eino Leino，1878—1926），小说家如林南柯斯基（V.Linnankoski，1869—1913），都写了以《卡勒瓦拉》的主要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小说家阿河（J.Aho，1861—1921）的长篇和短篇，给芬兰的散文添上了新的美和力，就是由于他走的是《卡勒瓦拉》的民间文学风格的道路。著名的抒情诗人艾诺·雷诺从芬兰的民间诗歌学习了高度的艺术，他的大量诗歌都依着《卡勒瓦拉》的诗行而写作。

《卡勒瓦拉》的编纂者隆洛德，从农民的口头采集古代的歌曲，编成了这部比别的史诗更富于人民性的史诗，用高尔基的话说，就是“都是用口头的、集体创作的原料创造和铸成的”。他为了芬兰的人民，为了祖国的下一代，在这史诗的编纂工作上付出了最大的劳动。

在这史诗的开头的“序诗”和结末的“尾声”中，隆洛德借以表达了他的信心和希望，这是出自人民的呼声，也是对于人民的鼓舞。

“序诗”中唱出了他的非唱不可的心情：

我的渴望逼着我，

我的智力催着我，

我得开始我的歌唱，

我得开始我的吟哦。

我要唱民族的歌曲，

我要唱人民的传说。

……

我们的亲人倾听着，

倾听着我们的教导，

新生一代的青年们

在我们身边围绕，

学习这神奇的字句，

记住这歌曲和传说……

“尾声”中唱出了他的自豪和自信，也唱出了这部史诗的意义和使命：

你们友好的人民！

你们也许不会奇怪，

我在儿时唱得太多，

我小时候唱得太坏。

我缺乏足够的学识，

没有出门向学者请益，

我也没有学过外国文，

我也不懂外国的歌曲。

……

这样也就让它这样；

我给歌者指出了道路，

截断树梢，指出了大道，

砍去树枝，出现了小路。

这条路通向这里，

这是一条新辟的路径；

它敞开着，为了歌人，

为更伟大的民谣歌人，

为成长着的年轻一代，

为那正在起来的一代。

孙用

一九六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