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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前局长卓世民现在是一个等待死刑判决书的人。他的一生戎马倥偬、身经百战，无论是在战斗的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他就是不断书写传奇的那一类好汉，死神常常都得绕着他走。卓世民曾经设想过倘能死得轰轰烈烈，不说像个英雄，至少也不枉为男儿。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面临这样一种死法。
真是窝囊透了。卓世民不断回想那些被他送上刑场的死囚。有的早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消散，没有了人形；有的死硬分子会用阴毒、不服的眼光盯着他，说二十年后，等老子再成一条好汉，我们再过过招。有个连续作案的持枪抢劫犯，枪法精准，凶残冷血，身负四条人命。在抓捕时他被卓世民一枪打碎了一个睾丸。卓世民去死牢里审他，这家伙戴着四十公斤重的大镣，却还在做着复仇的梦，他恨恨地对卓世民说，好汉，你的准头够损的，让你爷爷在阴间再不能快活了。等老子出去了，取你的命根来赔。过去卓世民对这些人渣从无一丝怜悯，让他们伏法是自己的骄傲。现在卓世民却在想：当一个人真正面对死亡时，保持镇定是为了做人的尊严，表现出勇气则需要一点横蛮——横人不怕打，蛮汉不怕死。
一个月前，卓世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退休干部年度体检，半个月后体检报告出来，省厅老干处的副处长小唐专门开车来接他，随车来的还有刑侦局办公室主任小纳，他们说，卓局，我们去省第一人民医院一趟。在医院的肝胆胰外科，科室主任副主任都在场。卓世民退休前两年，这家医院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卓世民带专案组搞了半个月，顺利破了案，医院还特地给省刑侦局送来一面锦旗。卓世民在这里搞案子时，任意传唤和案子有关联的人，再牛的医生在他面前都诚惶诚恐。现在，掉了个个儿啦。
科室主任满头华发、目光睿智，令人信赖。他拿起卓世民的体检报告说：“这位领导，家属来了吗？”
卓世民当时头嗡的一下就大了，尽管从他上了老干处的车时起，心里就犯嘀咕，搞这么大动静，莫非……他努力保持住镇定，说：“医生，没关系的，你就跟我说吧。”
卓世民抽了几十年烟，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肺；因工作关系，喝酒也不少，因此肝也是“酒精考验”了；当然还有心脏，退休前血脂高、低密度胆固醇高，血压也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趋向。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压药和心脏方面的保健药，深海鱼油、Q10等，硝酸甘油片和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带在身上。但在体检报告中，这些病因都不重要了，排在第一项的，是胰腺上的问题。专家说：
“根据B超显示，你的胰腺有高回声结节，大小有0.92厘米。”
什么是胰腺？什么又是结节？专家耐心地解释了半天：“通常这样的结节如果长在肺等器官上，我们会怀疑是钙化点。但胰腺上从来不会长钙化点。所以我们需要再做CT检查；如果显示还是占位，为慎重起见，我建议再做加强CT来排除占位。”
那么，什么是占位呢？专家平淡地说：“占位就是身体内多出来的东西，通常就是肿瘤的意思嘛。当然占位有良性和恶性的。不过，胰腺占位即便开初是良性的，后来大都会转移成恶性。占位还要看是单发还是多发。单发可能有手术的价值，多发，就没有临床意义了。”
那意思就是说，等死呗。
然后医生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平常有腹痛和腹胀感吗？最近食欲怎么样？是不是消瘦得很快？血糖高吗？有没有糖尿病？是不是时常感到乏力？拉肚子吗？是不是时常感到腰酸背痛？
这些问题让向来行事果断的卓世民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敢部分肯定。他的脑子里就像有架直升机的螺旋桨在旋转，搅得他不知如何回答。比如说体重，去年有些偏胖，今年控制了饮食同时加强锻炼，他的体重从81公斤降到了74公斤，家人都在为他高兴。又比如前段时间他失眠得厉害，吃吗都不香。那阵保姆包阿姨回家，他天天晚上要照顾老父亲的生活起居，搞得自己精疲力竭、腰酸背疼。生活规律被打乱，自然就哪儿都不舒服。至于血糖，一直是偏高的，空腹血糖多在6.5至6.8左右。而且根据今年的体检报告显示，比去年也有所增高。这些身体内的老毛病，现在和胰腺占什么位的一联系起来，样样都显得疑窦丛生、杀机四伏了。
卓世民那天如何走出医院的，一点也记不得了，他就像喝酒断了片。自己仿佛是站在一条河对岸的人，而此岸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的车流，生动而鲜活，还有身边不断宽慰他的小唐和小纳，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清。身边的世界没有声音、没有温度、没有远近，甚至没有了色彩，像一部早年间的默片。他还记得自己两腿发飘，连上车都是小唐和小纳来扶他——他们几乎是把他搀扶进了车里。
卓世民顿时感到了羞愧：卓世民，原来你他妈也怕死啊！
你是个怕死鬼。你是个怕死鬼。他不断羞辱自己。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兵，从警几十年的老刑警，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职场生涯中，死亡还见得少吗？血肉模糊的尸体，火星四射的枪战，刀光剑影的搏杀，千里迢迢的追捕，生死一瞬间的转换……没有多少人经历得比你更多。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胰腺占位缠身时，你他妈还是个怕死鬼的嘴脸。
车开到卓世民所住的金孔雀城社区前，卓世民已经镇定下来了。社区里景物依旧，楼房、花园、道路、广场、喷泉、球场，让卓世民看得心痛。他对小唐说，此事你们不要在单位上多说，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小唐说已经联系好了，下午再来接您去做CT。卓局，不会有事的。卓世民强扮一个笑脸，说，我才不信啥操蛋占位呢。我能吃能睡能打球，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哪有专家说得那么邪乎？现在人们不是说，那些个专家都是些砖头“砖家”嘛。
但不管人家是什么家，医生的话总得听。下午先做CT检查，一会儿就看到了片子，医生的解读毋庸置疑，胰腺占位是肯定的，卓世民的心掉到了冰窟里。但这次他显得比较镇定了，他说，上午那个医生说不是还有一种什么CT吗？破个案子还讲证据链哩，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啊？
寻医问药，是每一个被告知得了重病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只要有条件，任何病人都恨不能把天下最好的医生都问个遍。卓世民那天晚上关在自己房间里，偷偷在手机上搜“胰腺癌”。上千万条的相关信息，看得他头晕目眩、心底发凉。最后自己归纳出的结论是：胰腺癌是高度恶性的肿瘤，早期诊断困难，一经发现便是晚期。一般采用切除手术，但切除了只能活七个月；如果加上放疗化疗等手段，还可多活一年半左右，能活过五年的概率小于百分之一。假设不接受任何治疗，最多可活半年。胰腺癌向来被称为“癌王”，没有谁能挑战它的“王权”。
卓世民一夜无眠。
第二天去做加强CT，分管内勤的赵华清副厅长和厅机关党委隋书记、工会何主席都来了。他们以为人来得越多，会给卓世民带来越多的安慰。卓世民没好气地说：
“还不到开追悼大会的时候，你们来干什么？”
赵副厅长来当然是管用的。他请来了一个分管业务的王副院长，同时也是胰腺方面的专家，亲自来看加强CT片。所谓加强CT，不过是在CT扫描的基础上加静脉注射造影，让占位部分更加清晰地突显出来。赵副厅长宽慰卓世民道：“老卓，不会有事的。上个月机关工会组织爬山，你还冲在我前面嘛。体能真是好。”
人家的话说得这么热乎，但卓世民觉得赵副是在对一个要死的人说话。你说得越春风拂面，他心里越阴风凄凉。
片子出来后，阅片无数的王副院长略带诧异地说：“麻烦了，有三个结节。一大两小，挺清楚的。”
“有什么解决方案？”赵副厅长急切地问。
王副院长沉吟片刻，才说：“建议你们去北京找专家看看吧。两个小的占位位置偏胰尾，如果确诊是胰尾瘤，不是胰岛素瘤，或许还有手术的可能。”
赵副厅长说：“好的，我们马上就安排。”
“不去！”卓世民硬硬地说。
“老卓，我们会安排好的。”赵副厅长赔着小心说。
卓世民冷冷地看他一眼：“我是个退休老人啦，不给组织添麻烦。”
当初组织人事部门来跟卓世民谈退休问题时，他们准备了一大箩筐盖棺定论的溢美之词，以宽慰他这样的大功臣。通知他退休那天，卓世民刚破了一起碎尸案，正在审结案报告。卓局，政工部门的人还在给您请功，人事部门的人却要您走人，也太不厚道了。他底下的兄弟们为他鸣不平。卓世民平和地说，别嚷嚷啦，制度就是这样，到点就得走人，谁也不能违背。省厅陈铭厅长也觉得挺对不住卓世民的，但卓世民一句话就让他释然了。他说，我早该回家孝敬我那越来越糊涂的老爹了。我这一辈子没有当成个好父亲，就去补当个好儿子吧。
不过，这个孝子可不好当。卓家现在四世同堂，六十五岁的卓世民还上有老下有小。他的老父亲卓存君九十三岁高龄，现已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二期，除了头脑糊涂、大小便失禁外，身子骨还可以，饭量也不错。老伴肖佳也退休多年，女儿卓婉玉、女婿杨先书和外孙女杨颖跟他们住在一起。小两口在大学城有一套房子，但离城太远，杨颖上学也不方便。所以他们情愿早出晚归，勤俭“吃”家，好在大学老师也不是每天需坐班。这个家庭的每个早晨都是一场小小的“战斗”，卓世民一般五点起床，带着退役警犬阿雄在小区里慢跑两圈，压压腿，抻抻筋骨，打一套拳。阿雄曾是条功勋犬，跟随卓世民破案无数，还在全国警犬大赛中得过第二名。卓世民退休时，阿雄鼻子上长了个小瘤子，不能再服役了，卓世民把它领回家，请最好的兽医给它做手术。一个老警察和一条老警犬，颇有点要在退休生活中“抱团取暖”的意思。
晨练完毕，卓世民回家戴上手套、口罩，协助保姆包阿姨给老父亲换纸尿裤、换被子，甚至换褥子——如果碰上他拉肚子的话。多数情况下老人家面无表情，如一个木偶一般任他们收拾那一摊腥臭的“残局”。有时候他拧巴任性起来，又打又踢的，要么就往地上一躺，活脱脱一个无药可救的老孩子，只有卓世民才镇得住场面。一个年过花甲的人抱着比他更老几十岁的老人去卫生间洗澡，那场面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老爷子当年是个桥梁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年轻时穿上西装帅得不行。可是，人老了，吃喝拉撒睡都是别人的负担，还连老儿子的孝心也不知道为何物了。
把老父亲弄到卫生间冲洗干净，换上干净衣裤，再扶到餐桌前坐好，这个早上才算消停。通常情况下，女儿女婿匆匆吃上两口，或者抓几个面包带上一袋牛奶，送杨颖去上学，卓世民夫妇和保姆才坐下来吃早饭。
我死了，老爹谁来管？
心中有了牵挂，死亡就成了生活中必须严肃面对的事情。恐惧，害怕，遗恨，咒骂，不服，哀痛，悲伤，留恋，忧郁，侥幸，绝望，不舍，以及对生活、对家人连筋连骨的爱，这些心中的块垒，他必须默默地去抚平。他想自己生起恐惧心，是因为家庭让他不舍，老父、妻子、女儿、外孙女，他欠亲人们的债太多，还没来得及好好偿还，自己就要撒手不管了。刚退休没几年，赋闲生活的舒适、悠闲，以及毫无压力感的松弛，那么让人心旷神怡。就像你翻山越岭走过漫长的道路，终于到了该休息的地方，正打算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但阎王鞭子一挥：继续跟我走，上黄泉路。苍天在上，你这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坏事，没伤害一个好人，在外恪尽职守，在家有情有义，你能不感到冤吗？能不留恋生活吗？
能站着，就不躺下。这是卓世民的口头禅。与其去哀叹阎王为什么选中了我，不如向死神迎头撞去。这样的生死观并不是卓世民在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后才有的。干他这个行当的人，常年在刀锋上行走，每次和死神交手博弈，他都能安然胜出。过去压力足够沉重，天天都在负重前行，他从退休那一天起，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卸下了重担的闲人。谁愿意天天面对人间的那些丑恶和苦难？波澜壮阔的人生是显英雄本色，可风平浪静的日子才是生活。虽然刚回到家那段时间还有些若有所失，没着没落，但很快他就满足于一个退休老头儿的生活了。能全身而退，就是人生的赢家。
赢家苦尽甘来，却仍要面对生命无常。正如他过去从不会告诉家人自己要去执行的任务有多危险，现在他也不打算让家人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他准备独自面对和死神的较量，放弃对生命的执着，走得尽可能有尊严一点。他骄傲一生，绝不希望成为身上插满管子，被医生和药物折磨得形销骨立、痛不欲生，在众人的哀戚和眼泪中凄惨离去的那种人。
给自己一枪，是一个老刑警最体面的死法。可是他没有枪了，这样做也不符合国情。不过，一个老警察当然知道许多条告别人世的道路，他悄悄为自己做好了设计，既要保持体面，又要不失尊严。
可是，人们却舍不得他就这样匆忙离开。陈铭厅长把他召到办公室，说，老伙计，别着急。你还是去北京再做一次检查吧。回去收拾一下，明天老干处的人陪你去。我找了部里的人，已经安排好了。卓世民在位时是陈厅长手下的得力干将。他的病，厅长当然要操心。
卓世民回答说：“去北京还不是那么回事，不去！”
陈厅长递给他一支烟，“万一排除了呢？”
卓世民说：“我只相信概率，从不指望万一。”
陈厅长眼眶有些湿润了，说：“部里老池听说你病了，给你安排好了一切。你就算是去见见老朋友吧。”
卓世民在干刑侦局长前，曾干过十多年的秘密侦查处处长。老池是公安部的刑侦专家，早年也跟卓世民一样干密侦工作。那时在密侦战线有“北池南卓”之说。还在工作时，两人几乎年年都要碰头，都退休后大家见面就少了。卓世民想，就当去告个别。不过他请求陈厅长，自己病了的事，尽量不扩散。他也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去北京干什么。
老池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为卓世民的病跑前跑后地安排。在北京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找了全国顶级的专家资主任给卓世民会诊。资主任身后跟着一群全国各地来进修学习的医生和在读博士，有的人都两鬓斑白、满头华发了，还在资主任面前毕恭毕敬。那阵势，让卓世民感觉省医院的那些院长专家，在资主任面前当见习医生都不够资格。
资主任仔细看了卓世民带去的片子和省里医生的诊断，跟身后的医生们说了一通卓世民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时常还夹杂英文单词。最后，资主任给出的建议是：去协和医院做个奥曲肽显像检查吧，这是个最新的显像技术。看到片子医生就可以确定下一步的处置方案了。
拿到结果大约要等十来天。老池说这个资主任可是给中央领导看过病的。最新的技术，最好的医生，老卓你就放宽心吧。卓世民说，那又能怎样？不过是看到一个案发现场。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卓世民这些时日没少在网上搜有关胰腺癌的信息。美国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够牛的吧，得胰腺癌后五十多岁就走了。乔布斯都如此，你一个普通人还折腾个什么劲？你比乔布斯还多活了十多年，比起他，你人生还赚得更多吧。
卓世民在北京只待了两天就回来了。他已经决定放弃所有的治疗，也不愿接受人们的慰问和同情，哪怕是老池这样的老战友。老池现在一个人隐居在一个巨大的小区里，他的家人没有和他住在一起，子女只是偶尔过来看看他。老池当年因为工作特殊，没保住自己的家庭，多年来都是一个人生活。卓世民在和他告别时说：老伙计，好好活着，我走了。干我们这行的，也许不该有家，一个人来去无牵挂。
老池患有较为严重的帕金森症，他抖着双手拉着卓世民，不失幽默也不无伤感地说，你就当先去那边卧个底吧。等几年我就来陪你。
回程之旅，不是归来，像一场告别。卓世民的飞机飞临春城上空时，正是夕阳西下时。他看到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的天际线，忽然想到一个人灵魂飞升时，大概就该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像一只孤独的鹰，盘旋在故乡的上空，留恋在亲人的目光里。城市在长高、在膨胀，每一条街道都流淌着希望，每一扇窗户都无言溢出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悲有喜，有平淡有离奇。而一个干刑警的人，总是置身于日常生活千奇百怪的反常中。就像卓世民从未料到，一向身强体壮的他会得这莫名其妙的病，这太不正常了；也像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脱下警服五年以后，还要重新披挂上阵。这也很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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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六岁多一点的小女孩侬阳阳从汤谷寨被带走的那个上午，是个阴天。雨云堆积在山岗，太阳躲起来了，天一副要垮下来的样子。侬阳阳的曾外祖母白桃花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她把孩子交给拍电视的那两个人时，心里忽然有某种不祥的预感。她说要下雨了，路不好走，你们不要带孩子去了。
但那个说话怪腔怪调的唐导说：“老人家，你拿了我们的钱，别影响我们工作。鹅克（OK）？”
扛摄像机的张师已经在发动车了，他在驾驶座上说：“莫跟她鹅克了，我们还要赶路哩。”
白桃花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只是对侬阳阳说：“阳阳，要乖要听话哦，见到你妈妈后给我打电话来。”
侬阳阳是个乡村留守儿童，她的父母在省城打工，要进城见到爸爸妈妈了，孩子当然高兴。昨天家里忽然来了两个伯伯，说是要给她拍电视。爸爸之前也打来电话，要她乖、听话，这两个伯伯要把她的乖样子拍出来给爸爸妈妈看，给所有喜欢阳阳的人看。侬阳阳虽然在乡下长大，但她知道电视里那些美丽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在电视里唱歌、跳舞，快乐无比。现在你也将和他们一样了。这两个拍电视的人对孩子和她的曾外祖母说。他们把侬阳阳哄得很高兴，给她看她在画面中的样子，让侬阳阳新奇不已。他们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大熊猫玩具和一包好吃的东西，巧克力、饼干、糖果、烤串、果冻、奶昔，等等。许多零嘴侬阳阳从未吃过。村寨里长大的孩子，自由生长，漫山遍野乱跑惯了，也没有什么安全教育。两个和蔼可亲、身上又随时变戏法般变出很多好吃甜食的陌生人，哄一个毫不设防的乡下女孩，连唐导和张师都觉得太容易了。
车驶出汤谷寨，张师递给唐导一小盒粉红色的果冻，封口已撕开。唐导心领神会，哄孩子道，阳阳，来，看看伯伯给你带哪样好吃的了呀。侬阳阳没有多想，接过来就往嘴边塞。唐导紧张地看着她，张师也不时边开车边回头看。不到三分钟，孩子昏昏睡去。
车开上盘山路，汤谷寨已被甩在后面。张师不断看后视镜，搞得唐导也紧张地往后看，往两边看。群山寂静，道路蜿蜒，一只鸟儿从车前飞过，也让张师紧张得踩了一脚刹车。
张师说：“乡村里没人养的娃儿多的是，干吗非要抱走这个娃娃，还搞那么大动静？嫌警察没事干是不？”
“四哥，你买头猪崽还问猪妈妈同意不吗？”
“烂眼儿，你是个要挨雷劈的狗杂种。”
被称为“烂眼儿”的人眨巴了一下眼，摘下了鼻梁上的平光眼镜，咧咧嘴说：“干我们这行，雷劈下来了再说。”
这是两个名字见不得阳光的人。张师的真名叫赵四毛，道上的人都叫他赵老四；冒充导演的唐导，真名叫曹前贵，“烂眼儿”是他在监狱里的绰号。他们是曾经的狱友，在监狱里曹前贵是赵老四的马仔，少吃了许多苦头，对他既害怕又服气。他们前后脚出狱，电话里都说有财大家发呀，别忘了难兄难弟。
来自边境线上南山村的曹前贵从小在饥饿中长大，饥饿是一种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鬼，赶着人到处觅食。有一个关于老鹰的传说让曹前贵在走上拐卖孩子的不归路上，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饥饿的鹰。在漫长时光流逝中的某个冬天，饥饿铺天盖地，连天上的老鹰也饿花了眼。有人看见一块快速游动的阴影，涨水一般漫过山岗，漫过房舍，漫过几块玉米地，最后这阴影覆盖了农家地头边的一个小孩。原来它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老鹰啊！它一爪抓起了孩子，想飞回自己的鹰巢，好好享受一顿童男子的美味。村人敲响了瓦缸破锣，射出一支支于事无补的箭，村子周边的大山也从四面合围起来，试图挡住老鹰的去路。大山说，留下孩子。老鹰飞不过越长越高的山峰，就把孩子扔在最高的那座山头的岩石上。那里连岩羊也攀爬不上去。老鹰说，谁有比天高的本事，就来带回你们的孩子吧。
曹前贵十九岁时因为伤人蹲了两年监狱，被他一锄头打瞎一只眼的人不是别人，是他的亲哥哥。穷困让他们兄弟阋墙，痛下狠手。就像没有真正饿过肚子的人不知道饥饿的凶狠一样，没有和曹前贵打过交道的人，不知道他有多冷血。
曹前贵的村庄是喀斯特地貌区，主产石头，副产品才是庄稼——玉米和土豆。庄稼生长得稀疏零落，漫山遍野的石头却长势凶猛，像成群结队气焰嚣张的怪兽。它们还会赶着人跑，带给人们代代沿袭的贫困和绝望。尽管人有脚，石头没有脚，但它们会从地里长出来，从山上一片又一片地压下来。在大山的柔软处，会存留一些稀薄的土，依附在石缝间、石旮旯里，以及稍微平缓一点的地方，像肉一样诱人。因此当地人从不叫土，称之为“土肉”，这样才对得起它们的金贵。这块地，“土肉”瘦一点。人们会这样说。但天降一场大雨，地上刮过一阵强风，石旮旯里少得可怜的那点“土肉”，就被雨水冲走了，汤汤水水地漏到不知道的地方；还有被大风刮走的，像一去不回的鸟儿，抛下贫瘠瘦硬的大地。人说水落石出，这里是土走石头现。去年还可以种两三株玉米的石旮旯缝里，今年连种子都撒不进去了。在石旮旯山地里种庄稼，至少得三人同时上山。一人在前面挖一个坑，撒下种子，一人从背篓里抓一把农家肥盖上，再一人背着水桶浇一瓢水。然后，靠天吃饭。
土地包产到户那年，曹前贵家分到七分坝子里的玉米地，十来亩山地。山地就是石旮旯里一处又一处的石窝窝，石头占了百分之九十。每一个石窝窝里有几捧“土肉”，种得进三四株玉米就算“好地块”了。人在石头缝里刨食吃，虽然艰难万端，但再贫瘠的土地，现在归自己所有了，还是让人看到了隐隐约约的希望。曹前贵十七岁时，家里养了一头肥猪，父亲请了三个壮汉抬肥猪下山去卖，过山垭口时，肥猪大约不想就此引颈就屠，四个抬猪的汉子扛不住一头肥猪的垂死反抗，连人带猪地滚下了悬崖。曹父当场身亡，手里还死死地抓住一根猪尾巴。曹前贵上有老母，还有哥哥嫂嫂。一年后，兄弟闹分家，哥哥说，老二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饥，我得养老妈和一家子人，坝子地就留给你两分，山地你就多占点。
老爹不在了，长兄当父，曹前贵还能说什么？他在山脚下自己搭了间木棚屋，成为村里最年轻的光棍。可分到他名下的那点地，根本不够填饱他的肚子。他分到三亩山地，一年下来，就只剩下一亩多了。“狗日的石头，去年还在半山腰，今年就跑到老子床边了。”曹前贵肚子饿慌了的时候，常常这样骂。
在石旮旯地里种庄稼，要比别的地方费更多的功夫，你得学会围埂，把每一个石窝窝里的“土肉”用石块围住，雨季来了那点土才不会被冲走。曹前贵没那个耐心，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肯下笨力气的人。有一年，他偷偷将自家坝子里的玉米垄往哥哥那边挪了几尺。但就为了这多出来的七八株玉米苗，哥哥前来兴师问罪，兄弟俩在地头大打出手。结果是，哥哥被曹前贵一锄头挖瞎了一只眼，弟弟得了两年牢饭吃。
曹前贵出狱后，都能听得见南山村曹氏家族的老祖宗在祖坟里叹息，也能想象得到曹家老屋里神龛上祖先的牌位是如何黯然无光、尘垢满面，更能听见一只眼的哥哥隔着千山万水的怒喝：你还是滚吧，不要回来丢曹家人的脸了！
曹前贵愧对先祖，无颜回乡，只有滚了，滚得越远越好。他跑社会时，神州大地还在到处传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年轻的曹前贵那时心里也有一把火，希望的火、挫败的火、失望的火、愤怒的火、欲望的火、贫困的火，相互交织，欲壑难填，让他在家乡又瘦又薄的田野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一身的力气，以及在社会上结交的那些狐朋狗友身上。他们有的能喝酒，有的能打架，有的能行骗，有的会小偷小摸。尽管他也下井挖过矿，挑砖盖过楼，开山修过路，还养过猪，摆过摊，跑过单帮，摘过棉花，扛过大包，什么活儿能挣到钱他就去干什么，但他没有从身边那些靠辛勤劳动挣钱养家的人们身上，学到做一个好人的本分、良善、勤劳、诚实以及应该坚守的底线。他日思夜想的只是，用最少的力气，赚到更多的钱。比如抱走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比扛一袋水泥，自然省力得多。
曹前贵看着窗外的山岗田野想：都在讨生活，为哪样我这样的人非得在刀口上讨吃？人是不是有两套心肺？一套是人的，一套是畜生的。曹前贵不知道别人如何想，因为说起活过的日子，满嘴都是苦，像一头畜生一样没心没肺会让自己好受一点。
左侧一辆奔驰车别过来，想超他们的车，对面已经驶来一辆大卡车，公路上喇叭声四起。赵老四凶了外面一句：“奔死啊！”
曹前贵说：“你好好开车，可别出啥差错。”
赵老四肥厚的腮帮咬动了两下，没有回答。
曹前贵跟赵老四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他听成“奔食啊”。人不他妈的都是在奔食去的吗？饿过肚子的人才晓得急慌慌地讨那一口食吃不容易，脸面不顾，生死不惜。
这时他的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货呢？
他马上回复道：到手。然后长长吁了一口气。
他们的车开到省城的城乡接合部时，窗外已是霭霭暮色，似一块掩盖这人间一场罪恶的巨大幕布。曹前贵舒了一口气。刚才赵老四说要避开一些公安的检查站，得走点弯路。曹前贵想，孩子送到目的地，他就能拿到钱。曹前贵不怕赵老四卖他的马[1]。
车忽然拐进了路边的一家汽修厂，曹前贵问怎么了。赵老四说，车胎跑气了，换胎。
曹前贵嘀咕道：“越急越见鬼。”他刚下车来看车胎，两个男人就迎上来说：
“老板，先到里面去喝茶吧，一会儿就弄好。”
曹前贵还没有来得及看仔细车右侧的前后车胎有什么问题，就被那两个男人拥着带进了房间。这期间他还看见另有两个男人在匆匆关汽修厂的大门。曹前贵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拔腿想跑，但他的两只胳膊已被人紧紧捉住。曹前贵大喊：“赵老四，你敢卖老子的马！”
他扭头看见赵老四还坐在驾驶座上，不停地揉鼻子。这个家伙有个肉头鼻，过去在牢房里，赵老四要算计人、要打人的时候，就是这种让人汗毛倒竖的样子。曹前贵来不及再喊，头上就重重挨了一下，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曹前贵醒来时，发现自己手脚已被胶带布紧紧捆住，关在一间屋子里。他想：我这是栽到黑道上了。一开初他还喊叫，但挨了几顿老拳后，他不喊了。他面对的都是些他闯荡江湖以来所遇到的最冷血的恶人。他们穿着质地上好的衣服，皮肤白皙，身板有型，头上留着板寸，胳膊上大块刺青，一看就是心狠手辣的人。他们下起手来，比牢房里的狱霸还要凶狠。有个家伙飞起一脚踢在曹前贵的腮帮子上，踢掉了他两颗大牙。
赵老四不见了踪影。过去曹前贵认为只有贫瘠地方的人才会饿肚子，可赵老四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城里人，从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流浪，为一个包子可以跟人动刀子。在别人的耳光和拳头中长大，骗子小偷是他的老师，少管所是他的学校。曹前贵是“二进宫”，赵老四进出监狱按他的说法就像“回家探亲”。他们在一起蹲监的那些日子，谈论起小时候饥饿的感受。曹前贵说饿得头昏眼花时，看见山上的石头都以为是馒头哩。赵老四说，街角那些比茅坑还臭的垃圾桶，在大街对面我都能闻出里面有没有人家吃剩的半块面包。
赵老四曾经跟他说过，只有狠狠饿过肚子的人，才是恶狠狠的人。曹前贵不无悲哀地想：狗日的赵老四，你比老子更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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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世民从北京回来后，彻底想开了。与其枯坐家里等死，不如走进人生的热闹处。该出去打球遛弯会朋友，一样不落下。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过，将每一次球赛，每一次聚会，每一件要处理的事情——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当成“告别赛”。声色不露地和家人告别，和熟悉的朋友们告别，和安详的生活告别，和路遇的陌生人告别，和阳光、花朵、树木、湖面、街道、商店、菜场、药店、餐厅告别。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回想自己的一生，有遗憾也有自豪，有时还会为年轻时干的荒唐事哑然失笑。没有什么可怕的，人都有自己的命，到了认命的时候，就和死神签一份协议：我不抱怨，不诅咒，不怨天尤人，请你让我安详地离开。
卓世民是从事过特殊职业的人，特殊到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工资单上都只是一个代号，当上刑侦局局长后他的身份才逐渐为人所知。被他送进监狱、送到刑场上的犯罪分子难以计数。退休前一年卓世民搬了家，倒不是他害怕什么了，他这是为家人着想。这里虽然离城中心远一点，但环境好，既安静又安全，适合他这种需要“大隐隐于市”的人养老。他不希望再有任何社会上的恩恩怨怨、刀光剑影，影响到自己的退休生活和家人的安宁。他的职业生涯尽管充满传奇，无比荣耀，但他现在甘做一个钓鱼遛狗、买菜打球的普通老头儿。
退休后卓世民迷上了打网球，经常和他配对打双打的兰高荣，是他工作几十年的老搭档，两人同是从干刑警入行，都当到高级警官退休。兰高荣退休前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分管市局的刑侦工作。两人在工作上的默契和生活上的互相照料，胜似亲兄弟。这天下午三点，他们在洒满阳光的网球场见了面。兰高荣说：“从北京回来啦？”
卓世民答非所问，说：“糟糕，水杯又忘记带了。”
兰高荣嘿嘿一笑，从球包找出一瓶矿泉水：“喝这个吧。你这老糊涂。”
卓世民过去头部受过伤，最近几年来老是忘事儿，这已经成了大家嘴边的笑谈。比如他出门去买菜，到了菜市场却想不起老伴左叮咛右交代要他买的东西；有一次球场上来了几个新球友，他在介绍自己的队友时，竟然脑子里忽然一片空白，想不起队友的名字来了。那一刻他恨不得一枪崩了自己。家人曾带他去看过医生，给脑部做彻底的检查，CT、核磁共振啥的。那医生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什么脑垂体、神经元、淀粉样蛋白基因、早老素基因，等等，绕得你要么像进入了史前社会，要么是误闯了外太空，面对一群比自己聪明了几个世纪的人，在他们面前不当个傻子都不行。脑子不行了，对一个干了一辈子刑侦工作、事事缜密、阅人无数、在人群中靠鼻子都能嗅出哪个是犯罪嫌疑人的老警察来说，无异于宣判他是一个废人，比当年组织上让他退休打击还大。
兰高荣看卓世民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便打趣道：“咋啦？想桑吉老师了？人家今天不来。”
桑吉老师也在这支老年网球队里，打混双时常和卓世民配对。她过去在一家文学刊物当总编，曾经编发过一篇写卓世民的报告文学，现在她还称他为“老英雄”。桑吉老师是个离婚的单身女士，弄文舞墨的人，向来应笑多情，看卓世民的目光难免就有些青年女性才有的柔情和爱慕。
“你个‘烂脱靶’，净乱打枪。”
“烂脱靶”是兰高荣在警校时的绰号，第一次射击训练十发子弹他有本事全脱了靶，后来打枪一直都没个准头。甚至在刚穿上警服不久的一次抓捕行动中，还误伤了群众。那一枪其实也是为了救卓世民之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边境口岸逐步开放，贩毒活动十分猖獗。那时他们俩都是刚入行不久的刑警，在一次缉毒行动中，刑警队在一个农贸市场将正在交易的毒贩逮了个现行，卓世民按翻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毒贩，正要给他上手铐时，另一个家伙挥舞一把砍肉刀就砍将过来。卓世民双手不空，身下还压着毒贩，只能一勾头躲过了第一刀，兰高荣就在卓世民身后，他看见那小子又要砍第二刀了，连忙举枪就打，没打中罪犯，子弹却打到一根石柱上，又弹了出去，伤到一个躲避不及的卖菜商贩。不过这一枪起到了震慑作用，舞刀那小子看到警察真开枪了，扔下刀就跑。案子了结后论功行赏，卓世民荣立三等功，兰高荣却挨了个警告处分，要不是卓世民极力为他申辩，兰高荣差点就干不成警察了。卓世民说没有兰高荣那一枪，我头都被人劈成两瓣了。但这一枪，却成了兰高荣终生的噩梦，让兰高荣一直有打枪恐惧症。
“你心里有事儿了。”兰高荣说。
“没有。”
“去北京干吗？”
“没干吗。走走，看看。”
“好嘛，换鞋。先活动活动。”兰高荣已经站到场上了。他笃定卓世民有事瞒着他。几十年的老搭档了，一个眼神一跳，都知道对方要干什么，需要什么。兰高荣知道，你不问，卓世民是不会告诉你任何心事的。他烂在肚子里的事情太多，哪怕面对他这样的老伙计。很多事情你跟他推心置腹了，他永远保持着那种令人敬畏的神秘感。兰高荣经常揶揄卓世民搞那十来年的密侦工作把人情味儿搞坏了，说他“六亲不认”都是轻的了，这家伙为了工作常常忘记了自己是谁，但兰高荣永远是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
兰高荣还在市局当刑侦支队支队长时，卓世民是省厅秘密侦查处的处长，有一次兰高荣接到线报说有两个黑社会团伙为争地盘，在一家废弃的工厂车间内准备火拼，他带刑侦队和治安队的弟兄们冲进去时，赫然发现卓世民也混迹在流氓团伙中。那一瞬间他有被这家伙骗了的感觉。上周大家还在省厅一起开会呢，怎么没听他说在执行卧底任务？刑侦队的小伙子们可不明白这些，扑上去就开始铐人，兰高荣怕卓世民受到误伤，直接奔卓世民而去。没想到卓世民操起一根钢条就冲兰高荣砸来。兰高荣抽身闪慢了点，钢条重重砸在他肩膀上。他那时才明白，卓世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他顺势倒在地上，放卓世民跑了。卓世民那一钢条把他的锁骨砸断，住了一个月医院。事后他也只说了卓世民一句，你小子下手够狠的啊！就不怕你兄弟媳妇守寡？而卓世民也只是嘿嘿一笑，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更不会说他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了。
两人在场上拉底线，刚刚热身，卓世民的电话就响了。是老伴肖佳打来的，她在电话里急吼吼地嚷，老卓你快回来，婉玉的车被人砸了！
卓世民问：“怎么被砸了？”
家里有两部车。今天卓婉玉开杨先书的车去接孩子，她的雷克萨斯两厢车就停在地下车库里。卓世民退休后多数情况下出门坐地铁、搭公交车，偶尔才会开女儿的车。从前他坐着闪着警灯通行无阻的车，每一个路口都有交警给他行礼，现在他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平头百姓，红灯停绿灯行。这个感觉很实在、很闲适。反正再也用不着赶时间了，急什么呢？肖佳心脏搭了四个支架了，她越急，卓世民就越不能急。他对她说，我马上回来看看。没多大个事，别急。
卓世民在回去的路上想起来了，昨天他去省刑事司法技术鉴定委员会开会，把一个挎包忘在副驾驶座上了。八成是哪个蟊贼以为包里有货，撬不开车门就砸车窗。唉，我竟然也成了个丢三落四的人。这越来越糟糕的臭记性啊！
情形果然如一个老刑警的推断，车右侧前窗玻璃被砸了，副驾驶座上的包也不见了。肖佳就在车旁边，还有一个保安守在那里。卓世民大体问明了情况，车库的监控半个月前就坏了，车库门闸昨天碰巧又被一个司机撞断了。那保安一看就是刚从乡下来的，一问三不知。老伴说，叫警察来。什么人啊？敢来砸我家的车！卓世民说，算了算了，多大个事啊，一块玻璃，换了就是。
肖佳嗓门大了起来：“怎么能算了？你的包怎么说呢？里面都有啥呀？”
卓世民想了想，包里有自己的驾照，有钱包，还有不多的现金和两张卡。关键是里面还有一份省刑事司法技术鉴定委员会的案卷，他退休后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个机构专搞疑难案件的研究和鉴定，卓世民这种身经百战的老刑侦，常被请去参加“会诊”。这事儿还得报警。刚才他已经把现场迅速看了一遍，这个蟊贼是个老手，车窗玻璃是用毛巾一类的软物裹着榔头砸的，车顶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车架边缘还留有两个手指印。这次他得逞了，下次还会来。别指望小区物业部门会及时修好那该死的监控。
电话打给谁呢？他犹豫片刻，最后还是把电话打到了110。
接警的是个嗓门细细的警察，问明具体情况后又问：“你车里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吗？”
卓世民有些恼火了：“车里还有根金条哩！你说值不值钱？”
那边愣了一下，才说：“我帮你转接到当地派出所吧，他们马上派人来。”
卓世民对妻子说：“你回去吧，我在这里等。”他又对那保安说，“你也走吧。”
这一等就等了半个多小时，来了一个胖胖的社区片警，一看就是个刚穿上警服没几天的新手。他的帽檐压到眉毛处，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用两个鼻孔看人，用下巴当手：“什么情况呀你？”
卓世民心里有些发凉，遇到个喜欢耍酷的二愣子了。他指了指车说：“车窗被砸了。警官，你看看嘛。”
那警察都不愿意多走近车一步，只用下巴抬了一下：“车里丢啥啦？”
“丢了一个包。”卓世民说。
警察训斥他道：“干吗要把包放车里呀？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社区里开会给你们老百姓讲解防范意识，都不来听。东西丢了就晓得厉害了？”
卓世民说：“警官，你先看看现场吧。”
“看什么现场？跟我走，去派出所登记去。”这警察扭身走人了。
唉，不穿那身马褂，还真被人当老百姓打发。妈的，今天索性就看看这些基层警察怎么办案的吧。他正在寻思呢，那警察扭头又催了：“快点啊你。磨蹭什么呢？”
警察骑了辆电驴来的，卓世民走路，还背着球包，紧赶慢赶才跟得上，走得他一身汗。那警察本可以等他一起走的，甚至稍微怜悯一下他这个老人家，搭上他一起走，但是人家偏不，在前面把车骑得歪歪扭扭的，还一路打电话看微信。到进派出所大门，就有人叫他，小山子，过来帮个忙。这警察看都不看卓世民一眼，说，在那儿等着。然后就进另一间屋里去了。
派出所的接待厅不大，前面一个柜台，有两个人在那里补办身份证，便民服务台前坐了两个辅警，不时有些民警进进出出。卓世民怕被人认出来，找了个角落坐下。这一生中他出了多少大案要案的现场啊，这次碰到自己是当事人、受害者，人家连他的现场都不愿多看一眼。这老百姓不好当啊。今天就把这滋味体验个够吧。他想。
又等了半个小时，那片警在过道那边冲他勾了勾手：“你，过来！”
这小子派头真够大的，得治他一治了。卓世民起身，神色平静，老老实实地跟着那片警进了一间办公室，然后开始进入问讯程序：姓名，职业，家住哪里，电话，身份证号，家庭成员，什么时候发现物品被盗，损失情况，等等。卓世民没有说出自己过去的工作单位，只说是退休人员。片警的嘴唇努了一下。那意思好像是，就你们这些老倌老奶奶多事。
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翻了翻电话记录，问卓世民：“报警时，你不是说还有根金条吗？刚才怎么没有跟我说？”
卓世民冷笑一声：“亏你还想得起。”
“你什么意思？”警察的下巴又抬起来了。
“没什么意思。我忘记了。”
“忘记什么了？”
“车上没有金条，我以为有。就忘记这个了。”
“你以为？”警察的嗓门大起来，鼻孔冲着卓世民，“谎报警情是不是？拿我们开心是不是？没见我们忙得脚底翻天吗？”
“我没有谎报警情，警官。”卓世民尽力压住自己的火气，“我的车窗被人砸了，难道你不该出警？你是干什么吃的？警官，请你态度好一点，别对一个老人家吼。”
也许是卓世民老豹子一样凌厉的目光，让这年轻人不得不有所敬畏了。他收起了高抬的鼻孔。“好了，你回去吧。”
“就这样了？”
“你还想怎样？”警察又抬起了下巴。
“警官，我想，你们该派人去出个现场。”
“你想？你想派人就派人啊？你谁呀？我们一个月都没休息了。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里有备案就是了。”
卓世民其实知道这样的小案子根本不可能派专人去查，哪天碰巧抓到那个小蟊贼了，能并案处理就算不错。自己包里的钱啦卡啦什么的都无所谓，驾照被人拿去做坏事可不得了，还有那份刑事司法技术鉴定委员会的案卷，流传到社会上也不好。毕竟他不是一般人。
“好吧，我给你找个人出现场吧。”卓世民淡然一笑。他转身出来，掏出电话直接打给省厅刑侦局的武钢局长，他从前的下属，现在的接任者。他本不想让这个小胖子太为难的，但他的作风实在该改一改了。更别说他心中憋的那股火，迟早要喷发。
三分钟以后，派出所带班的一个副所长从楼上冲了下来，跑得连帽子都歪了，见了卓世民又是敬礼又是握手，慌乱得语无伦次。副所长姓李，按他后来在会上训手下的说法，卓局这样的大人物，他出现场，我们都在三十米以外。
派出所乱成一锅粥，像出了大案，院子里的大小警车、摩托车全发动起来了。他们把卓世民恭恭敬敬地请上车，直奔案发现场。
但他们还是晚了，连卓世民都不得不佩服武钢这小子行动神速。地下车库已停了七八辆警车。拍照的、取指纹足迹的、搜集痕迹的、画图的，忙得如临大案。刑侦局里的刑侦、技侦、电侦、网侦部门的处长、副处长几大金刚们全都出来了，连追查电话号码的移动平台也搬了来。武钢局长亲自坐镇指挥，见了卓世民便拱手道歉。卓世民对他也不客气，见面就开骂：
“你小子不是吹嘘说要打造什么联防‘马奇诺防线’吗？我看你这是马不堪一击防线。”
武钢说：“老局长，别生气，明天我就给你把人抓了。跑不了小兔崽子的。”
那帮正忙乎着的警察，一多半的人都曾是卓世民的下属或徒弟，许多人向他敬礼、寒暄。那个跟卓世民耍酷的片警哪见过这个阵势，他站得远远的，小脸煞白，汗水淌得没个人样。他身边的李副所长也一脸紧张，大约恨不得把这个不争气的手下掐死。他低声凶道：“你小子什么眼神？对我们卓局什么态度？经常跟你们说起的老英雄，站在你面前都不认识啊？”
卓世民觉得有两句话要给他们说清楚，他对李副所长说：“其实今天搞这么大动静，完全没有必要。也就砸块玻璃，你们按程序办就是了。”
李副所长一个劲儿地点头，“是、是，我们一定注意一定改正。对不起老局长了！等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这片警已经窘得要哭了，卓世民冲他笑道：“啥局长不局长的？我就一退休老头儿，你就当我是你管片里的一老倌。以后你骑车在前面走，不要让老百姓在后面跟着跑。”
4
第二天早上，一家人正准备吃早餐，武钢的电话就打来了。说那小子抓到了，包里的东西都在，他马上派人给老局长送过来。老伴听说东西找回来了，从昨晚到今早一直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她递给卓世民一杯牛奶，说：“还是找人才好办事吧。你非要走程序报案，自讨苦吃。”
女儿卓婉玉送孩子先走了，女婿杨先书在餐桌对面一边刷手机一边喝粥，头也不抬地说：“现在的警察，他们什么都管不了。”
卓世民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说：“没有人民警察，你觉都睡不安稳。”
“跨度有问题……应力，应力不够。”卓存君老人口齿不清地来了一句。通常情况下，他会在饭桌上来上几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大家也就权当外星人说话。
杨先书说：“他们哪里还想得起警察前面还有‘人民’二字，他们是管‘人民’的。”
卓世民把手中的牛奶杯往餐桌上重重一蹾，“人民警察不为人民办事，那还能叫什么？”
杨先书不搭他的话，脸冲着岳母说：“还是我妈说得对，你要是个老百姓，是个货真价实的人民中的一员，这点小事，谁来管你。”
卓世民眼睛都瞪圆了，肖佳忙说：“吃饭吃饭，过去了的事情就不说了。先书你不是还要去上课吗？抓紧点吧。今天几节课啊？”
卓世民跟这在大学里当副教授的女婿不对路子，隔三岔五地就要在饭桌上从争论到争吵，常常气得卓世民恨不得甩他两拳。在卓婉玉第一次带杨先书回家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那天，卓世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不好。说他目光游离、世故圆滑、不知礼节、身子羸弱。卓世民的原话是：瘦得像秧鸡，不经打。哪有这样看自己未来的女婿的呢？卓世民私下对卓婉玉说，我们刑警队里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个个精明强干有责任感，我百里挑一给你找一个。其实卓婉玉很小的时候就想当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警察，但被他断然否定了。他说女孩子家，跳个舞学个琴教个书啥的，才是美好的人生。因此卓婉玉上大学时学的是人类学专业，读完研究生后如愿做了一名大学老师。卓世民对此很满意，女人嘛，生活中的危险和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离她们越远越好。可卓婉玉却不希望父亲给她找一个警察男朋友。她对父亲说，你都不让我当警察，还想给家里找一个警察女婿呀？妈妈这一辈子怎么过来的，我可是知道得比谁都清楚。这么一说，卓世民只好让步，勉强接受了这个自由散漫的诗人女婿。卓世民就不明白了，当年这个戴副眼镜的白面书生，是怎么打动了自己女儿的心。
在卓世民还在位的时候，杨先书还不敢轻易挑战老岳丈的权威，他退下来后，杨先书开始步步紧逼，愈发把卓世民当不中用的老头儿对待，甚至将他跟婉玉的爷爷“一视同仁”。虽然卓世民是一家之主，但杨先书自有治他的法子。这个家庭有个奇怪的“治理”循环：除了现在智商比杨颖还低的老人卓存君外，杨先书听宝贝女儿杨颖的，杨颖听她妈卓婉玉的，卓婉玉听她爸卓世民的，卓世民听老伴肖佳的，肖佳却处处、时时维护着杨先书。
这个早餐吃得不舒心，就像吃了一块烤煳了的面包，搞得满嘴苦涩，难以下咽。女婿从餐桌边消失后，保姆包阿姨收拾桌子，老伴去小区超市买菜，顺带跳一小时的广场舞，十一点多才会回来和包阿姨一起做饭。上午卓世民一般不出门，中午家里会吃得比较简单，晚上女儿女婿和外孙女都回来了，家长里短，吵吵嚷嚷，孩子满屋乱窜，屋子里有了生气，饭桌上至少也得四菜一汤。在外人看来，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其乐融融的四代同堂之家。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还在生女婿的气：老子都是要死的人了，你小子懂个屁！不是自己亲生的儿，不足以托付后事。他想起明天要和兰高荣一起去钓鱼，现在就整理一下渔具吧。
卓世民找不到一只大号鱼钩了，就出自己的房间来找，转到客厅发现家里来了客人，正坐在沙发上哭泣。保姆包阿姨正陪着她一起抹眼泪，老父亲呆呆地坐在他的手扶轮椅上，对别人的哀伤无动于衷。两个女人看见卓世民都站了起来，包阿姨眼泪汪汪地说：“大哥，你要帮帮我小香妹子。”
那个叫小香的女人穿一件皱巴巴的蓝色翻领短袖，蓬头垢面，脸色灰暗，她泪眼婆娑地望着卓世民，就像给按动了悲伤的开关，叫了声“卓大爹……”然后哇的一声长号起来。
卓世民问：“怎么了？坐下说。坐下、坐下，慢慢说。”
卓家当年装修这套房子时，认识了来自壮族村寨的侬建光韦小香夫妇。他们在窗帘城开有一间“花街窗帘店”。卓家母女俩在窗帘城一眼就相中了侬建光夫妇的窗帘。他们的窗帘面料虽然跟其他店大同小异，但帘头的运用和搭配从设计到装饰，都别出心裁、巧夺天工。尤其是在帘头上恰如其分地镶嵌一些壮族手工绣，如太阳芒纹、云纹、水纹、花卉、山水等富有壮锦特色的图案，把现代元素和传统文化巧妙地结合。壮家女孩，从小跟家中的长辈织布绣花，针线活堪称一流。卓婉玉是搞人类学的，正在做壮文化研究，一见韦小香做的窗帘，自然爱不释手。家里的所有窗帘都交给了侬建光夫妇制作和安装。那时韦小香正怀着孕，大着肚子为卓家赶制了所有的窗帘、窗纱、帘头、桌布、台布等。碰巧侬建光夫妇和在卓家干了二十多年的保姆包阿姨还是壮族老乡，包阿姨家和他们的寨子只隔着一条河。卓家搬进新家后，邻居和来走访的亲戚朋友，见了卓家的窗帘款式都赞不绝口，卓婉玉顺带就给侬建光夫妇介绍了十几单生意，甚至还介绍他们为一家美术馆做窗帘，以至那两个月侬建光连临时工都雇了四个。夫妇俩成了他们的朋友，卓家要改个线路、装个灯、打个电钻孔、换个水管龙头、堵个漏、刷墙面、补个墙漆什么的，都找侬建光来帮忙，几乎没有他不会、不能的事情。一个城里的家庭，断乎少不了这些进城务工的人们的帮助。小两口来家里干这做那的时候，殷勤周到得像家里的晚辈。似乎不是卓家需要他们来帮忙，而是他们很乐意来尽义务。卓家也常把一些不用的旧家具、电器、衣物都送给侬建光夫妇。小两口每年回家过完年，也会来给卓家拜个晚年，同时带些土鸡、土鸡蛋、柿饼、核桃、野蜂蜜等山货。
这是一个乡下人和城里人互相在走近、靠拢、融汇的时代。就像他们遇到麻烦时，也需找个城里有能力的人当靠山一样。
韦小香哭着说：“大爹，我女儿……我家侬阳阳……给人……拐走了！”
卓世民略微一惊，“哦，怎么回事？坐下慢慢说。”
一个星期以前，韦小香接到她外婆的电话，说有两个拍电视的城里人来到汤谷寨，要给侬阳阳拍电视。外婆说，他们比乡长还大，我不认得他们要搞哪样。你和他们讲。
电话里的一个男人自称为唐导，操着一口比侬建光说得还要烂的普通话。他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市电视台的导演和摄像，在拍一档大型的真人秀节目，要在城里找一个孩子，乡下再找一个孩子，拍这两个漂亮可爱的小宝贝的一天。鹅克？我们拍他们怎么吃饭穿衣，怎么玩耍学习，怎么学琴绘画，怎么下河捉鱼。鹅克？我们不但要拍侬阳阳在乡下的生活，还要把她接到城里去拍摄，让她去城里那个孩子家里做客。鹅克？这个真人秀节目一上电视，鹅克，全国人民都会知道这两个小可爱了。韦小香当时不相信，她说不会吧？我家阳阳都没去过城里几天，憨头憨脑的，一样都不会。唐导在电话里肯定地说，我们要拍的就是这种纯朴自然的小姑娘，你不懂。鹅克？我们是电视台，不跟你们开玩笑的。鹅克？
我们还会跟你们签一份劳务合同，侬阳阳小朋友的演出，我们是要付费的。鹅克？你加我微信，我把合同传给你看看。鹅克？
合同传过来了，侬建光还是不敢相信。六岁的侬阳阳居然也能挣到钱了，而且是一大笔！合同上明确写了：“乙方（侬阳阳）参与该节目制作完毕后，甲方付与乙方监护人劳务报酬伍万元人民币。双方签订本合同之际，甲方预付人民币贰万元。”唐导说，两万元预付款一万先给孩子外婆，一万马上转给你。鹅克？合同等我们回来城里拍摄时，我再来找你们签。鹅克？一分钟后，一万元就转到侬建光手机上了。
他们第一次面对电视台的人，就像一步跨进了城市的主流阶层，让小两口兴奋得夜不能寐。六岁的侬阳阳有一张可爱的圆乎乎的脸，眼睫毛很长，鼻子不高，嘴角微微上翘。侬建光和韦小香也追看电视台的各类真人秀节目，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平民家庭的孩子，站在五光十色的大舞台上，一夜成名。这就是他们的梦想。每个孩子在父母眼里，都是天使，都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宝贝，他们只不过没有机会站在电视摄像镜头前罢了。
看看，我们的阳阳上电视了不说，一个星期挣到的钱比她爹妈干半年挣的还多。侬建光跟韦小香说。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小明星呢？
侬建光本来说要赶回去的，但唐导说，你回来干什么？孩子有大人在反倒不会表演了。我们拍完这边的活儿，就带孩子进城来，你们等着。鹅克？
侬建光夫妇那几天刚好接了个大单，一家公司要更换四层楼的窗帘，限期半个月内装完。他们已经找了八个帮工，每天晚上赶活儿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侬建光已经三天没有睡过囫囵觉了。他想，在乡下拍电视有外婆在，从汤谷寨到省城也就一天的路程，那边送上车这边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天下事情，问题总是出现在你最不经意处。在送侬阳阳进城的那一天，上午九点韦小香接到唐导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带侬阳阳出发了，大约下午五点就可以到。让他们夫妇在家等着，他们先将孩子送到父母家，第二天再来带孩子出去拍片。唐导说得很认真、很客气、很热情，像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兄长。在侬建光夫妇答应后，他说：鹅克鹅克。我们下午见。
每当唐导说“鹅克”时，侬建光感觉听起来就像一只鹅在咳嗽。可是，如果有人听到鹅在咳嗽，那一定会很诡异。
那天侬建光夫妇没有见到拍电视的人送孩子来，到了晚上快十一点了，才接到一个自称为张师的人的电话，他说唐导生病了，他是摄像。他们要在玉仙湖拍几天外景，拍孩子在湖边玩耍，还要租一条渔船下湖拍摄。你们不要着急，孩子等几天会给你们送回来的。我们还不是拍得很辛苦，挣钱有那么容易的吗？真是的。
侬建光那时已经感到有些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追问孩子在哪里，他要跟孩子通话。但张师说孩子今天累了，睡了。明天再说。然后张师就挂了电话。
到第二天，侬建光就再也打不通这个电话了。
他们赶到玉仙湖，湖边游人如织，哪里有拍电视的人？哪里又看得到他们的女儿？夫妇俩又开车赶回汤谷寨，还不敢跟韦小香的外婆道出孩子失联了的实情。寨子里的人说，你家阳阳不得了哦，要上电视了。什么时候电视上放，要告诉我们一声呀。外婆说，那两个拍电视的人不像个好人，是不是城里有钱人都这个样子？跟这种人打交道，你们要小心。给我的那一万块钱，我不需要。你们在城里花销大，你们拿走。侬建光夫妇心里在着火，脸上还得挂着虚假的笑。韦小香还安慰她外婆说，人家是城里电视台的人，拍电视的人都这样。
侬阳阳失联第三天，他们终于去乡派出所报了案。可是派出所的人说，你家娃娃有合同有报酬的，人家接娃儿出去拍电视，就不在我们地盘上了，我们怎么管得了？先备个案，你们再等等看吧。
小两口走投无路，便想到了卓世民。他们听卓家保姆包阿姨说起过，卓世民是管全省警察的大官。侬建光留在村里继续找孩子，韦小香连夜赶来了省城。
卓世民对侬阳阳有印象。今年春节后，小两口就带了侬阳阳来看卓爷爷和肖奶奶。她比卓世民的外孙女杨颖小两岁，一直养在乡下韦小香的外婆家，没有上幼儿园。在卓家的客厅里，这个小不点像只山林里的小金丝猴，灵性自然、稚态可掬。卓婉玉曾经说，你们看人家侬阳阳，不学钢琴、不学绘画、不学外语、不学舞蹈，在田间地头自然生长，多健康快乐呀！
在韦小香的哭诉中，卓世民把案情梳理了一遍。难道一件拐卖儿童案件，真的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吗？但他马上就否定了。全省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早在他退休前，经过几轮专项打击行动，已得到彻底遏制，在这条线上作奸犯科的犯罪分子都抓得差不多了。经他手送到监狱里去的此类犯罪分子就不下三十多个。要是被拐的是个男孩，也许还有作案的“因素”。但费那么大的周折，还花那么多钱，将一个小女孩在光天化日之下拐走（或者绑架走），似乎动机不成立。犯罪嫌疑人即便这样做了，那要担多大的风险？绑架勒索则更不可能，谁会指望一个打工家庭会有多少积蓄？是绑错人了？明显也不是。拐卖女孩？但又不是随机的，设个拍电视的局干吗？那么，是被那些搞传销的劫走的吗？也不像啊。
也许是出了什么情况，暂时失联了。卓世民从警多年，经常会接到一些很奇葩的报案。他还记得有个孩子因为贪玩，在一处工地的管道中睡着了。父母心急火燎地报案，警察满城寻找。白忙乎一场，孩子自己回家了。
“你们也不要急，再等两天看看。如果真有人敢拐走阳阳，要相信我们的公安机关，一定能帮你们找回孩子的。”卓世民不觉就打起了官腔。他又开始想他的鱼钩，它会放在哪里了呢？
韦小香也许看出了卓世民的敷衍，她忽然冲卓世民跪下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喊开了：“卓大爹啊，求求你帮帮我们吧。你当过大领导，管过很多警察，能耐大得不得了啊！坏人都怕你。卓大爹，我给你磕头了！”
韦小香说着就将头往客厅地板上砸，咚的一声砸得人心惊肉跳。
“葫芦掉进水里，咕咚一声。”一直呆坐在轮椅上的卓存君老人突兀地来了一句，还孩子似的呵呵笑了起来。
卓世民看老父亲一眼，回头上前将韦小香扶起来，连说别这样别这样，包阿姨也上前帮忙搀扶。俩人把她安顿在沙发上重新坐好。卓世民待她平和下来了，才斟词酌句地说：
“小韦，我过去是当过警察，但已经退休五年多了。你的事我可以帮你打电话问一问。但你要知道，警察办案有他们的一套程序和规矩，外人是不能干预过问的。包括我自己。我现在不是警察了，更不是什么大领导，我只是个退休老头。你明白吗？”
韦小香又开始天呀地呀地哭起来，“你不帮我们谁还能帮呀！找不到女儿，我们怎么活哟？我家小阳阳哪个去救她呀！”
卓存君老人又忽然来了一句：“人民群众的疾苦要关心。”老人经常有一些这样的“神回复”，天一句地一句的，让人不知道他老人家究竟是糊涂还是清醒。
卓世民被搞得有些下不了台。更让他气恼的是，他一转头，发现女婿抱着双臂站在客厅那头。他没好气地问：“你不是上课去了吗？”
杨先书冷冷地反问道：“谁说我要去上课了？我今天没课。”
杨先书尽管没有多说什么，但你可从他的眼光中读出那毫不客气的讥讽和诘问。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民”有难了吧？你们当人民警察的，怎么不援之以手呀？
“别在这里哭了！”卓世民仿佛被人看到了短处，让他有些难堪。他对包阿姨说：“你带小韦去餐厅，给她搞点吃的。我给下面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再说。”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少受害者给他下过跪，求他为他们申冤；也有很多人给他送过锦旗、感谢信。有时他会有成就感，有时他又很反感这种封建时代的做法。破案抓坏人，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抓个坏人就像人家在生产线上检测出一件劣质产品，老师在课堂上为学生改一个错字，农民在地里拔出一株稗苗一样，都是在做分内之事。人家这一跪一哭，只会增加他的压力，扰乱他的思路。
丢孩子的事我见多了，着什么急？老倌我命都快没了呢。卓世民苦笑着摇摇头。
注释
[1]指出卖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