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应对

由于前线正对着自己的首都,除了打一仗,腓特烈别无选择。春季的暴风雪令人伸手不见五指,双方的骑兵都无法行动。即使两军中最出色的侦察兵——奥地利骠骑兵,也找不到普军的踪迹了,而普军各部之间也时不时地在大雪中断了联系。到了1741年4月10日,天晴如洗,积雪冻结。上午10点左右,普鲁士人以行军阵形向北开进。没过多久,农民和战俘证实了敌人在莫尔维茨附近出没。奈伯格没有察觉普军的动向,他的大部分手下在准备午餐。然而,腓特烈放弃了实施战术突袭所能获取的优势,命令他的人马展开战线,而非立即进攻。

普军的部署耗时九十分钟以上。以五纵队开进的军队需要转一个直角弯,形成两条分隔的战线。在操场上,这是例行的训练。此次在敌人面前变换队形就没那么顺利了,因为地面平坦,阳光照耀在光洁的雪地上,再加上纯粹的紧张情绪,人对距离和空间的感知都混乱不堪。有多个战斗单位无法准确地进入战线中的位置,有好长一段时间,这些战斗单位就像组装一辆圣诞自行车后多余的零件一样,孤零零地站在原地。最终,组成普军第一条战线的是15个步兵营,20个骑兵中队掩护两翼。国王和其他所有人都希望这条战线的指挥官什未林元帅来指挥实际的战斗。第二条战线由安哈尔特亲王指挥,包括11个步兵营和9个骑兵中队,充当支援力量和预备队。

加上辎重警卫、炮手和各种零星部队,普军总人数略多于2.1万。其中1.7万多人是步兵,他们是全军中最精锐的部队。腓特烈和什未林希望用纯粹的蛮力,把奥地利人从战场上一扫而空:不是用冰冷武器的神秘力量,而是依靠兵力数量解决战斗。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想法。奈伯格的18个步兵营,总计不到1.1万人,其中许多人是缺乏训练的新兵。另一方面,奥地利骑兵数量远超普军,其86个骑兵中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常识和军事理论都表明,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是制胜之道,就是说,在奥地利骑兵反应过来之前,普军就先用本方步兵把敌军步兵逐出战场。

下午1点30分,腓特烈下达了前进命令。在练兵场上耗费的时间终于结出了硕果。后来一名奥地利军官说,普鲁士人像移动的墙壁一样挺进,没有任何停下来开火射击的迹象。眼下,开火是炮兵的任务,他们的6磅炮伴随步兵从一个阵地赶到下一个阵地,在中、远距离上向奥军战线倾泻炮弹。

奈伯格绝非被动挨打,坐等普军进攻,他本来打算亲自发动进攻,但普军的行动太快了。尽管炮弹不断落入队伍之中,指挥奥军左翼骑兵的罗摩将军,依然下令发动进攻。奥军骑兵数量是普鲁士骑兵的两倍还多,处于兵力劣势的普鲁士骑兵在立定状态遭受了敌军骑兵的冲锋,这让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了。这个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王的决定,即按照一个世纪前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风格,沿着骑兵战线每隔一段距离就部署若干个掷弹兵营来加强骑兵。理论上,这些精锐部队的步枪火力足以粉碎任何骑兵冲锋,让残余敌军无力承受本方骑兵的反击。

实际情况与理论完全不符,产生了灾难性后果。罗摩的骑兵没有发动正面进攻,而是迂回包抄了普军侧翼。保卫普军战线最右端的是1个龙骑兵团,该团不仅指挥无方,而且因在初冬时节的前哨战中表现不佳,此时勇气不足。但是,没有哪个为战斗而组建的团能够抵挡住这个第3龙骑兵团遭受的侧翼猛攻。那些没有被奥地利骑兵打下马的普军龙骑兵四散奔逃。普军右翼的其余骑兵没有时间部署战线以应付新的威胁。罗摩和普军侧翼指挥官舒伦贝格伯爵在混乱的肉搏战中双双丧生。一个因骑兵溃败而孤立无援的掷弹兵团站稳了脚跟,却向马背上的一切胡乱射击,使局面更加混乱和复杂。

但是,对普军最严峻的挑战来自普鲁士国王本人。腓特烈原本在策马率领这个侧翼的普军前进。当奥军的雷霆一击降临时,他正好位于第11胸甲骑兵团的前面,试图把溃散的士卒集结起来。直到腓特烈在位,各团才使用数字番号,即使在这个时候,兵团的名称依然广为人知。然而,这些团的名字经常改变。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文使用新启用的兵团数字番号。但是,他单人匹马,处在只有少数人能看见他的行动、听到他的声音的环境中。普鲁士右翼的一些步兵,没接到命令就开始开火射击,试图让奥地利骑兵不能近身。——他们也是在往国王所在的方向射击。一个世纪之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是在吕岑的大雾中策马奔驰时阵亡的,德意志新教徒的希望也随之而去。

什未林正用一位老兵的眼光审视眼下的局面。奥军的冲锋已经失去了势头。普鲁士步兵站稳了脚跟。如果国王被送往安全地带的话,此役还有取胜的希望。什未林和他的几个下属敦促腓特烈为了普鲁士的前途命运离开战场。此时,这位年轻的君主可能别无选择。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质疑他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身所体现的价值。然而,就像亨利·弗莱明在《红色英勇标志》中,主人公亨利·弗莱明面对纷繁复杂的战争环境,做出了两次不同的选择。为了逃离被迫战死的命运,他第一次选择了逃离战场。可是,当亨利发现残酷的战争环境并不能改变个人英勇意志的时候,他第二次选择与战友一起战斗。 和皮埃尔·别祖霍夫皮埃尔·别祖霍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 一样,当腓特烈开始战斗时,周围一切都继续进行,而不是停下来看他,他还是因此感到震惊。下午4点钟左右,此时还不是“大帝”的腓特烈,骑着一匹新换的战马离开了战场,后来它成了普鲁士民间传说中的“莫尔维茨灰马”。

摆脱了战场菜鸟腓特烈的羁绊,什未林把注意力集中在战斗上。身为一贯强悍善战的军人,奈伯格计划派遣奥地利步兵前去完成骑兵未竟的事业——取得胜利。但是他的人行动过于缓慢,训练有素的普鲁士步兵获得了充足时间收拢队列、恢复秩序。此时,罗摩的骑兵已经混乱不堪,撤入奥军左翼。这给了什未林一个战机。身为军人的库尔特·冯·什未林,是一位典型的开明绅士。年轻时,他曾在莱顿求学。他更喜欢有文化的平民生活,而非粗犷的军旅生涯。他吃香的、喝辣的,生活惬意。由于军官团中的上层人物以粗犷豪放的作风自豪,什未林那开朗大方的举止让他在军官团中鹤立鸡群。什未林的对手和批评者们公开表示,什未林是一位会在重压下崩溃的“地毯骑士”字面意思是只能在地毯上装腔作势,却不能驰骋战场的骑士,引申为夸夸其谈、纸上谈兵。D. Schwerin,Feldmarschall Schwerin(Berlin, 1928),依然是什未林元帅这个重要人物的最佳传记。

什未林本人已经二十年没见过激烈战斗了,他可能会对战局感到讶异。他对战局的错误走向自责不已,普军主力无精打采的推进尤其让他恼火。直到下午晚些时候,主力各营才排好战线。什未林下令前进。普军向前挺进,他们手中的刺刀在冬日的夕阳照耀下闪烁着寒光。相比战斗开启时,普军的动作没那么机械了,灵活了许多。但是,对这些初战新兵来说,操场上没完没了的训练让他们在军官和中士们的咆哮声中稳步前进。英勇地坚守阵地、顶住了奥地利骑兵进攻势头的轻型野炮,在炮兵们的操作下向前推进,先用实心炮弹支援什未林的进攻,随着距离敌军越来越近,又改用霰弹。

奥地利人好像被催眠了一样,眼瞅着普军采取行动却无动于衷。战争爆发之前,普鲁士军队的训练条令的基础是四条射击火线:两条线的士兵跪着,两条线站着。为了增强火力,腓特烈命令入侵西里西亚的军队排成三条火线。Brent Nosworthy,The Anatomy of Victory:Battle Tactics 1689-1763(New York,1990),p.187.他们有四个月时间来适应新阵形。枪手们完美无瑕地执行了军官的命令,火枪齐射像雷鸣一样从每个营的两翼滚到中央,然后火枪手又像在操场上训练一样重新装弹、开火。

据奥军各营的指挥官说,普军在行进中开火给他们自己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奥军各营却没能利用对手的混乱,普军打出了五轮齐射,而奥军只有两轮。奈伯格的军中有大量缺乏经验的士兵。他们的射击纪律和技术是全欧洲最差劲的。在莫尔维茨会战中,奥军的射击缓慢、不协调一致,最大缺点是打得太高。K. Duncker, ‘Militärische und politische Aktenstücke zur Geschichte des ersten Schlesischen Krieges',Mittheilungen des K.K.Kriegs-Archivs(Vienna,1887),p.205.罗摩的骑兵冲锋没有突破普军战线。现在,普军步兵仿佛一堵顶端喷射火焰的墙壁一样,压了上来。奥地利火枪手不管有没有接到射击命令,都在试图提高火枪射速,办法是把弹丸直接塞进枪管,却不用通条把弹丸捅到枪管底部并压实。由此增加的噪音和硝烟,可能暂时提振了奥军的士气。但是,随着奥军的弹丸初速下降,对普军造成的伤害也减小了,而不像18世纪战斗射程内的枪弹通常会做到的那样,使人丧失战斗力;普军的士气反而因此更加高涨。

奥地利人越来越专注于装弹和射击,以至于没有听令前进。当普军火力有效击中奥军的时候,奈伯格的部下反而挤作一团互相壮胆,于是挤成了许多三四十人为单位的人群。从第二线调上来填补战线空隙的步兵营也是同样的表现。奥地利人的战线,很快就像布赖滕费尔德战场上的蒂利的战线1631年9月17日,蒂利率领的帝国军队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瑞典军队在布赖滕费尔德作战,帝国军队大败。 那样,不再是条令规定的铜墙铁壁,而是成群结队的士兵,端着刺刀指向四面八方,各群之间空隙之大,足以让整团的骑兵毫发无损地穿过。

奥军右翼的骑兵奉命前去阻挡普军的进攻,同样被普军的火枪齐射打得魂飞魄散。即使他们的指挥官把剑指向他们中间的刺头,他们依然不为所动。奈伯格手下历经苦战的步兵率先动摇,开始跑了一两个人,然后是十几、二十个人,他们全然不顾军官的威胁和命令,扭头向后各自逃生。迫不得已,奈伯格下令在夜幕降临之际全面撤退。

如果普军拥有一支高效的骑兵,只要在恰到好处的时机发动冲锋,就能把这场战斗转化为击溃战。然而,什未林对自己手中剩余的骑兵没有太大信心。化险为夷就让他很开心了,于是他下令在战场上就地宿营,向他的君主送去了捷报。

二十五年之后,腓特烈在自己撰写的书中,指责将军们和他自己机械地遵守条令而非遵循常识。腓特烈宣称:“如果普鲁士国王像1704年马尔伯勒在多瑙河畔赫希施泰特(即布伦海姆)所做的那样,向敌人的行军路线发动进攻,那么他就有可能俘虏或击溃在莫尔维茨周围露营的奥地利步兵。”Frederick II,Geschichte meiner Zeit in Die Werke Friedrichs des Grossen,ed.G.B.Volz,10 vols (Berlin, 1912-14), II, p. 77.

现实状况没有他说的那么乐观。实际上,奥地利步兵在距离莫尔维茨村相当远的地方露营,攻击莫尔维茨不会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相反,腓特烈的两翼都暴露在奥地利骑兵面前。也许更重要的是,普军二十五年以来第一次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普军不是马尔伯勒手中那部运转良好、机动灵活的战争机器。普鲁士人的信心——如果他们还有信心的话,已经在几星期和几个月前的战事中被削弱了。照章办事、循规蹈矩在作战初期是明智之举。这个过程让团里的全体官兵都感到,事情正在按部就班地运转。——对于这次初试啼声,没有必要求全责备。

在莫尔维茨会战中,双方的损失大致相当,各有1500人阵亡,3000人负伤,1000人失踪或被俘。在这个时代,20%的伤亡率并不罕见。但是,普鲁士的胜利和奥地利的失败都是不祥之兆。由于协调不利,奥地利军队吃了败仗。只有其他人马跟着投入战斗,罗摩的进攻才有获胜的希望。然而,奈伯格没有做出这种决定的洞察力。与此同时,他的部下和士兵们也缺乏依靠自己赢得战斗的战术技巧。在普鲁士方面,事实证明什未林能够利用奥地利人白送给他的时间。但是,莫尔维茨之战真正的胜利者是普鲁士士兵,以及造就他们的训练体系。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专家开始认真关注普鲁士的军事手法,这在普鲁士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腓特烈也体验了他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喜剧。他和他的几位私人侍从,以最快速度驰往奥佩恩镇,却发现镇门紧闭,该镇已经被奥地利骠骑兵占领了!腓特烈之所以没有被俘,完全是因为他的敌人在肆意抢劫。奥地利士兵没有打开镇门,让尊贵的猎物落入陷阱,而是选择了各奔东西,翻箱倒柜地为自己搜罗战利品。腓特烈没有按照原计划待在这里,而是抛弃了他的同伴落荒而逃,在次日早晨跑到了附近洛文村,身边只剩下一名行营副官。

不足为奇的是,在确认安全下来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国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询问上帝自己做了什么缺德事,要承受这样痛苦的惩罚。更加不足为奇的是他对捷报的反应。腓特烈从来没有彻底原谅什未林扭转战局的行为,因此,直到多年后什未林元帅阵亡,国王一直与他保持距离。至于那匹救了国王一命的马,过上了在波茨坦的王室草场上养老的生活。Christopher Duffy,Frederick the Great:A Military Life(London,1985)p.33.

1741年2月11日原文如此,应为4月11日。,经历了一番磨难的腓特烈重新与部队会合。从初战经历中,他得出了三个结论。一个是战略上的:普鲁士军队是分散而非集中部署,随后被诱骗出阵地,被迫在战败就会万劫不复的境况中作战。另一个结论是战术上的:普军在莫尔维茨展开得太早,花费在展开队形上的时间却又太长了。Frederick,Œuvres de Frédéric le Grand,ed.J.D.E.Preuss,30 vols(Berlin,1846-56),vol.II,p.17.最后一个结论是体制性的:普鲁士骑兵需要彻底改组。

腓特烈宣称:“骑兵是极为可怖的力量。而我的军官却都不会运用它。”Grosser Generalstab,Die Krieg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art One,Der Erste Schlesische Kriege, 1740-1742,vol.I(Berlin,1890),p.419.事实上,普鲁士骑兵可以做得比它当下的名声要好。在过往几个月中,莫尔维茨战场上的骑兵在没有任何人指挥的情况下盲目作战,导致了作战低效。面对罗摩的攻击时,人和马都疲惫不堪、战战兢兢。他们不需要国王提醒他们吃了败仗。但是在腓特烈看来,把自己投入到细节中去,纠正别人犯的可能会受到指责的错误,是他承认自己犯错的一种方式。

在莫尔维茨会战之后的六星期内,他一直在致力于训练和重组军队。每天凌晨4点钟,国王都在视察军营。无论天气如何,步兵营和骑兵中队都得接受考察,有时国王会亲自上阵。步兵需要操心的地方相对较少。腓特烈专注于他的骑兵。莫尔维茨会战表明,指挥工作在肉搏战中运转不灵;纪律和训练在近距离交战过程中都很难发挥出来。于是,腓特烈希望在开启近身战之前,就用第一波冲锋把对手打得溃不成军。到了6月初,普鲁士骑兵开始在飞驰中进行演习,腓特烈意识到了过早飞驰而让马匹陷入疲劳的风险,但他坚持认为,任何一场冲锋,至少最后30步必须以全速飞驰。Christopher Duffy,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New York,1974),p.107.

随着什未林失宠,他的人道主义影响让位于国王更严厉粗暴的心态。事态发展速度令人抓狂,以至于数十名军官——有些资料说是数百人——递交了辞呈。国王驳回了所有辞呈。军队指挥结构中出现了一批新人。汉斯·约阿希姆·冯·齐滕,来自一个贫穷的勃兰登堡贵族家庭。他不像一名军人。他外表平平,说话声小,酗酒好饮,平时的表现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用暴力也不用以身作则就能够维持下属的军纪。在他的同事中间,齐滕患上了“小人物综合征”:他的好斗天性往往因酗酒而恶化。迄今为止,他的职场记录包括两次决斗,一次被逮捕并被关进要塞,一次短期撤职。他努力获得了少校军衔,但在1740年,前途黯淡的军官很少会走上战场,也没有人会率领前途黯淡的部队奔赴前线。G.Winter,Hans Joachim von Ziethen,2 vols(Leipzig,1886),是最详细的齐滕传记。

和平时期的糟糕表现,使齐滕进入骠骑兵部队的过程步履维艰。他从步兵干起,后来转入龙骑兵,1731年被分配进入骠骑兵。骠骑兵是一种起源于匈牙利的轻骑兵,以身为侦察兵和劫掠者而闻名于世,进入普军战斗序列的骠骑兵是匈牙利前辈的翻版。1740年,普军只有9个骠骑兵中队;腓特烈以他们为基础组建了5个齐编满员的骠骑兵团。新部队饱受快速扩编和缺乏传统之苦。他们可能穿着匈牙利风格的制服,但只有外表上与他们的榜样相似。普鲁士有国界却没有边境,普军的骠骑兵兵员不是那种优秀的骑手和胆大妄为的冒险家,而这些人先为哈布斯堡王朝,后为法国的轻装兵团定下了基调。普鲁士骠骑兵往往是试图通过挑战规章制度和限制,来证明自己强悍有力的年轻人,加上其中加入了大量“国王的劣质兵员”,他们与半数中欧国家的骠骑兵都不一样,更像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样子。

作为一支前途黯淡的大杂烩部队,在西里西亚的冬季战斗中,骠骑兵蒙受的耻辱比他们的重骑兵同袍还要多。奥地利人策马围着他们转。他们没有在莫尔维茨战场逃之夭夭,那是因为没有机会逃跑。在那天“打仗”的3个骠骑兵中队,其实是被派去承担辎重警戒任务的——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抢劫了奉命保卫的辎重车队。

莫尔维茨会战之后,齐滕和骠骑兵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取得重大战绩,要么永远被军队边缘化。此役结束后,齐滕决定戒酒。远离酒精提高了他的自控能力,现在骠骑兵地位低下,于是军官和士兵们都更加愿意忽视齐滕依旧频繁发作的火爆脾气,至少这个人日渐表现出他懂得如何训练和指挥骠骑兵。莫尔维茨会战结束十个星期之后,齐滕证明了他也是骁勇善战之辈。5月17日,他率领自己的“红色骠骑兵”,即第2骠骑兵团的6个中队,去执行一次侦察任务,在罗斯克劳斯村突袭了一支奥地利骠骑兵部队。齐滕率领他的人马飞驰而来,把长期以来令普鲁士人饱受痛苦的奥地利骑兵一扫而空,自己却几乎没有伤亡。这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战斗,是后来七年战争中“骠骑兵突击”的一个典型战例。就连战败的奥地利指挥官也向齐滕表示祝贺。G. von Pelet-Narbonne,Geschichte der brandenburg-preussischen Reiterei von den Zeiten des Grossen Kurfürsten bis zur Gegenwart,2 vols(Berlin,1905),I,pp.135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