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时代的战争模式

这些思维定式在18世纪的战争研究领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马尔伯勒、欧根 和腓特烈的时代，充其量是从1793年开始的“真正”战争 的垫脚石。凭借全民动员、意识形态维护和强化民族认同的模式，法国大革命被视为成熟榜样，确立了此后一直遵循和进一步发展的规范。无论革命者原本的反军国主义言论是多么挚诚，他们最终都为发动一场全新的战争开发构建出了全新的军事组织模式。从那之后，对各国政府而言，政治上而非社会或文化上的毁灭，成了战败之后面临的常见风险。到了20世纪中叶，物质和肉体的毁灭已经成为失败者可能遭遇的命运。尽管自由主义者很少认为全面战争是可取的，但是直到核武器时代中期之前，全面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几乎没有受到过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18世纪的冲突通常不过是一系列的加伏特舞曲，或者某种能剧，结局由其自身结构来决定。

军事史学领域中的加尔文主义者，通常会满足于描述旧制度 下的军队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挑战面前崩溃，这些挑战无情地揭露了陈旧战争方式的所有缺陷。这些缺陷数不胜数。针对武装部队始终无法在战场上贯彻政府的战略和政治设计，大卫·钱德勒做出了阐释。马丁·范·克里费德声称，动脉硬化式的守城-围城心态 完全被虚假的后勤问题掩盖了。杰弗里·帕克认为，战争之所以会“使自己无限期打下去”，是因为军队规模的迅猛增长与国家社会相对无力供养军队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战略思维。罗素·威格利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他描述了18世纪的人依然执迷不悟的战术焦点：各国军队都在寻找一座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即一场在一天内歼灭敌军、决定战争结果的决定性会战。威格利认为，尽管各国为了追求这座海市蜃楼而倾家荡产，但战争依然会劳而无功。会战只会吞噬更多人命，会战本身什么都决定不了。

当然，威格利有时坚信，只有永久性地解决国家内部冲突根源的办法，才值得被定义为“决定性的”。当然，他忽视了战败和获胜带来的更深远的后果，尤其是消极负面的后果。例如，1692年，一支法国军队占据了斯滕凯尔克战场，但由于受到重创，未能实现占领列日的原定目标。腓特烈大帝在洛伊滕 和罗斯巴赫的辉煌胜利未能终结七年战争，然而，两场大捷确实鼓舞了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士兵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坚持到底，他们都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胜利会重演。洛伊滕和罗斯巴赫大捷也激励着腓特烈的敌人把战争进行到底。能赢得这种双重胜利的国家和军队似乎太危险了，不能仅仅视之为外交小步舞的下一个普通舞伴而已，必须给予认真对待。

然而，威格利抛出了一个对理解18世纪战争至关重要的观点。将军和政治家都在谋求制定决策。指挥官和理论家都警告说，把军事行动建立在拥有某些堡垒或组建某些补给线的基础上，而忽视在野战战场上开展行动，是有风险的。这些精心策划的行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会战创造有利条件的一个开端。如果这些条件足够有利，可以让对手不敢冒险一战，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善之善者也”。在外交领域，18世纪对权力平衡这一政治原则的承诺绝不能被夸大。一流和中等列强经常考虑并且经常尝试牺牲较弱和衰落国家的利益，以便让自己大规模扩张。波兰、瑞典、奥斯曼帝国，甚至西班牙，经常成为邻国扩张野心的牺牲品。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来，即便是旧制度下最出色的武装力量，也不可能完全压制住对手，从而实现外交官谋划的宏伟蓝图。只有在民主革命时代，依靠肆无忌惮的战争女神贝娄娜 的庇佑，才能将地图上的边界、各国的命运，改变成、重塑成后人习以为常的样子。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限制”，纯属滥用了这个词汇，就像威格利滥用“决定性”一样。组织完善的政治体系之间，任何冲突都是有限的。即使在核战争的背景下，理想的战争目标也不包括完全消灭敌方人口和彻底摧毁敌方经济基础，因为征服者至少可以支配敌人的物质资源。因此，研究给予18世纪冲突特定限制的那些特定结构，是理所应当的。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时代都以自己的方式定义了各自的终极真理。19世纪的生物决定论让位于20世纪的计算机打印结果。18世纪的知识生活主要是关注第一原理，关注将社会现象整合到一套秩序之中，而这套秩序的基本原理借鉴自数学世界。不足为奇的是，军事理论家和实际作战的士兵都在试图控制这一充满混乱无序的过程。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与其说是将战争行为和军队举止置于人为限制之下，倒不如说是以军事机构所服务的社会和制度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对战争行为和军队举止加以表达。三十年战争标志着军事强人及其士兵们的短暂统治地位的结束。无论把军队置于政府管控之下的财政和道德成本有多高，此举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个过程产生了某些特定的互利互惠关系，因为士兵试图用通用术语而非具体的技术术语，向现已成了他们永久雇主的政府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如果他们不利用“几何学精神” 来做这件事情，那反而令人诧异了。

从抽象难懂的理论到具体的构筑，防御工事对18世纪的战争样式影响很大。复杂而昂贵的工事系统始于“意大利棱堡”，最后以沃邦、库霍恩 和他们自己都不大熟悉的模仿者的奇特设计告终，而这些工事本身很少会成为战略目标，也绝非坚不可摧。即使最鬼斧神工的城防工事也会以开门投降告终。然而，堡垒不能简单地绕过去。直到18世纪，不够发达的道路网络产生了大量咽喉要道，而一旦咽喉要道落入敌手，对于一支依赖自己的仓储来获取补给且弹药需求量与日俱增的军队而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开火迅速的燧发枪肯定需要大量的弹药补给，即使以现在的标准看来不算太大的需求量，也会给后勤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此外，人们经常会注意到，近代防御工事需要越来越多的守军驻防，由此，把依然由敌军固守的防御工事留在本方前线后面引发的风险也更大了。即使是最消极怠惰的敌方工事守将，也可能对本方薄弱的阻隔或封锁部队构成严重威胁。

在中欧，无论军费预算还是地形地貌，都无法维持在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和意大利北部司空见惯的那种堡垒系统。普鲁士、奥地利和较弱小的德意志诸侯国的堡垒工事更偏传统样式：例如布拉格或德累斯顿这种城市的外围工事，或者像施韦德尼茨、科尔贝格 或奥尔米茨 这样的城防支撑点。如果进攻方忽视这些偏传统样式的工事，会蒙受不小的损失。该地区比较有限的道路网络，到了18世纪中叶已经明显落后于该地区不断膨胀的军队规模，这意味着即使一座孤零零的堡垒，也可能成为一个要命的交通瓶颈。在基建更加完善的战场上，也不可能用运输其他物资一样的速度将攻城炮拉上前线。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难以获得大量建筑材料，没有大量建材，就无法修筑精巧的堑壕、坑道系统，而堑壕、坑道是18世纪的正式攻城战中必不可少的。最后，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都不太重视自己的工兵部队。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尤其是在七年战争期间，使得人们普遍倾向于虚张声势和炮击城防工事：格里美豪森 的侍从们发出的威胁，以及几乎是漫无目的地砸向城墙的数百发炮弹，都是如此。一个无惧言行威胁的要塞守将往往可以把数量不少的敌军钉死在城墙下，直到敌军身心俱疲，或者一支解围部队靠拢过来，再向敌军发起挑战，双方在开阔战场上一决雌雄。

战斗就意味着移动，移动意味着补给。后勤在决定18世纪战争性质方面到底有多大作用，依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马丁·范·克里费德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断然否定了仓储的决定性作用。他断言，军队之所以依靠乡村，是因为现有的交通运输技术最多能运送军队所需物资的10%，如弹药、制服、医疗用品等非临时必需物资。以后世的标准看来，允许军官携带的行李数量似乎太多了，但这更多的是与社会问题有关，而非单纯的后勤问题，而且从绝对意义上来讲，这对补给线的拥堵没有什么影响。相反，范·克里费德断定，与之前的雇佣军和后来拿破仑时代的军队相比，18世纪的军队并不特别擅长依赖乡村生存。然而，这反映了另一个组织问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在交战条件下供养大量军队的野战军需官制度。

范·克里费德的众多批评者提出了一系列技术和制度性因素，这些因素使得为一支行动中的军队提供补给绝非“相对简单”的任务。被征用的谷物通常需要打捆和烘焙。从食物供应的角度而言，18世纪是一个分水岭：人们充分意识到消化系统疾病的危害，因此煞费苦心地进行预防，但临时大规模生产食物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面包烤炉和运输车队极大地限制了军队的行动。被征用的牛不能简单地现场屠宰，避免分发到士兵手上时，牛肉还在颤抖。蔬菜也需要制备：生蔬菜或半熟的蔬菜比没有蔬菜更糟糕。

在后勤物资周转过程中，心理因素的作用经常被忽视。18世纪的军队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具契约精神。士兵可能是在相当于设定绝对服役期限的条件下应征入伍的。在实际服役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隐含权利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吃得很糟糕的士兵可能会认为补给短缺是违反契约的行为，但他们或许不会为此而开小差。然而，他们确实可能患上形形色色的疾病，从让人痛苦不堪的疖子，到所有军队都畏之如虎的令士气低落的思乡病。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的欧洲人整体上并不健康。糟糕的饮食条件和明显的营养不良，加上从童年开始的繁重体力劳动，造就了看似健壮其实孱弱的士兵，同理，他们也容易患上形形色色的军营疾病。所有精明的指挥官都不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预防性措施：尽可能让士兵单靠配给的口粮就能吃饱。

18世纪的战争模式，也是由18世纪军队的结构决定的。这些军队都是高科技的力量。相对于支撑军队的经济、管理和技术基础设施，理性时代的舰队和陆军，与现代发达国家所能实现和维持的总动员状态最为接近。舰队中最先进的舰船，是那个时代最精密复杂的技术产物之一，相当于航天飞机之类的顶尖科技产品，而非航空母舰。

关于地面战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观点。尽管在自由主义背景下，燧发滑膛枪和插座式刺刀 缺点多多，但这两种武器是18世纪军队的主要武器系统，提高了步兵的进攻和防御能力，自从罗马军团以来，欧洲第一次出现了单一兵种统治战场的局面。中世纪骑士即使在自己的巅峰期，也从未像腓特烈麾下的火枪手那样灵活。

与此同时，燧发枪是一个体系，要想充分发挥燧发枪体系的效力，就得让火枪手接受一定程度的培训，在战场上保持纪律，并许给他们相当于职业前景的承诺。考虑到平民社会，包括其中最好勇斗狠的阶层都日益缺少战场经验，人员和武器必须融为一体才能充分发挥威力。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火枪手在装弹和射击过程中应该专心致志，同时还应留心命令，及时反应。18世纪的士兵远非许多后世传说中的机器人，他们必须以今天坦克兵或步兵熟悉的方式，而非以两次世界大战中身穿制服的平民更加熟悉的方式，把机械技能和敏锐思维结合起来。

其他兵种，即骑兵和炮兵，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骑兵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碾过敌军步兵，从而决定战斗的成败了。策马冲锋的时机决定了成败。什么时候发起行动，是无法精确计算出来的，全凭经验与洞察力来决定，但这两大要素在浮现或消逝的时候都具有毁灭性，要么全胜，要么惨败。这样的进攻在初始阶段取决于所有士兵的突然性和攻击性：既备受吹捧，又屡被嘲笑的“骑兵精神”。然而，当“集结”号响起时，骑兵需要克制肾上腺素分泌带来的冲动，依令行事。肆无忌惮地追杀已被击溃的敌人，或者陷入不那么壮观但更加常见的胶着的骑兵混战，都与过度谨小慎微一样，具有很高的战败风险。把武士和士兵的品质合二为一，绝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依然没能掌握这种技巧。

在整个18世纪，炮兵依然主要是技术兵种。——由于技术人员在军中地位较低，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了。然而到了七年战争期间，炮手在所有重大战役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要开炮，还得经常移动炮位，并经常为保卫火炮而战。简而言之，炮兵作为一个“有科技含量的”兵种而受到严密捍卫的地位，正受到作为一支战斗部队的崭新角色的挑战。

如果上述因素还不够复杂，那么再介绍一个18世纪的军队面临的大困难——不够发达的指挥调度系统。团以上的战术编制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甚至“旅”也是频频在一次次行动中临时拼凑起来的。更高层级的编制完全是临时搭建的。为了记录时简便顺手，一般性文件经常使用“师”“军”这两个专有名词。然而，这些术语颇具误导性，下文代之以“战斗群”和“特遣部队”，来更加清晰地表明相关作战单位的性质。

上述的这种不采用更加综合性、集成化的组织架构的决定，是18世纪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几个主要的未被探究的消极面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观点：改变指挥模式的条件尚未成熟。例如，在17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之间，军队规模在迅速并稳步地增长，但是，军队人数没有出现爆发式的突然增长，所以，还没有必要考虑如何打破现有的编制架构，改变军队组织方式，以取得最佳效果。无论是理性时代的心态（mentalité），还是像蒂雷纳 和蒙泰库科利 这样的伟大统帅的睿智，都青睐从最高统帅的位置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即以个人意志塑造和指挥战役和会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三十年战争中取得的经验的回应，当时的战术控制往往在开火几分钟内就不复存在了。更笼统地说，华伦斯坦 的遗产依然存在，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幽灵般的记忆，提醒人们警惕下属兵权过大的潜在风险。由依然自高自大、仍旧经济独立的贵族主导的军官团，也没能为建立复杂的指挥层级体系提供可造之才。

即使在普鲁士，这个问题也很突出，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组建了一支军官候补生队伍，其青少年成员都来自贵族阶层。国王的意图是把这些年轻人纳入国家体制内，即使有时候不得不动用武力强征他们入伍。至于对他们进行普通和专业教育的具体方案，都排在这个目标之后。最终结果是建立一个贵族子弟进入国家体制的模式。另一个同样重要但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普鲁士军官团发展成了一个学院式的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内，中尉和将军原则上都能以战友身份与国王对话。

阻碍普鲁士发展出复杂严密的军事组织的另一个因素，是高级军官团的相对多样性。在1740到1763年间，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中有1/6来自普鲁士以外的国家。在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将军的民族出身更为单一，但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一位军官仍然被期待能通过结合直接的经验积累和自身的人格力量来掌握专业技艺。无论是就军官个人的绝对成就而言，还是相对于整个指挥系统而言，这个过程在团一级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在更高层级上的效果基本上靠撞大运。不世出的天才与必然出现的庸才一样危险。在世事具有多重不可预见性的大背景下，通过减少战败的机会来减小风险是个比较符合常识的做法，尤其是当人们日益把会战视为斩断“永恒的战争”这个戈耳狄俄斯之结的最佳手段时。

促使普军接受僵化死板的指挥控制的最后一个因素，涉及18世纪军队的同步性。至少在西欧，各国军队的训练、装备和组织方式都大同小异。各国军队紧紧追随彼此的创新，不断流动的中层军官尤其有助于实现这一点。与在不同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军队相反，同步发展的各国军队很少会给对手提供明显的机会窗口。

近代早期的欧洲军事革命的输出，阐释了各国军队同步发展的过程，通过同步发展，交战双方都可能迅速获胜。布雷多克在莫农格希拉 惨败和康华里在迈索尔 大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18世纪上半叶的大国冲突，越来越预示着将出现新的战争模式——1914年的人们很熟悉的战争模式。一支军队是有可能战胜与自己几乎一模一样的敌人的，前提是充分利用两军之间的细微差别。这就需要计划和控制，而非灵光一闪的即兴发挥。最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行动，打破对手的力量循环，将其优势转化为劣势。另一种选择是消耗战：这种旷日持久、耗尽元气的战争，是任何近代早期的国家都无法承受的。

18世纪中期的近代化军队，与其20世纪末的后继者极为相似。两者都严重依赖由高技能专业人士使用的眼下最先进技术。两者的结构都是为了尽快获胜，这主要是因为两者都无法吸纳大量未经训练、缺乏斗志的补充人员。而且，两者都对体制施加了几乎无力承受的长期压力，可军队之所以存在，表面上就是为了巩固、扩大体制的利益。

近代战争的根基在于金钱，但相对于金钱将要滋养的这棵树的大小而言，金钱之根本身是脆弱而浅薄的。自16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军队的规模大幅扩张了。关于这一现象的起因，近来已经有激烈而明晰的讨论。杰弗里·帕克聚焦于围攻一座由意大利棱堡加强的要塞所需要的兵力，这类要塞拥有繁复的堡垒系统，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充当守军。即使个别城镇守军不多，数量不断增加的近代防御工事也会占用大量军队，以至于希望同时拥有野战军和要塞守军的国家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大幅增加军队编制层级。

帕克的批评者和修正者认为，欧洲军队规模的增长另有原因。近代早期的人口和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在西方，造就了数量与日俱增的这样一群年轻人：无论身处哪个社会阶层，他们不再受到耳熟能详的各种限制的束缚，同时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几乎看不到什么前途。随着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被削弱或消失，传统的安全和庇护模式 也在被削弱或消失，尽管这些模式已经很脆弱了。村落及城市都经历了复杂的阶层分化的过程，与平民主义神话中的和谐社区相去甚远，显赫家族或强势的村子与处于权力和影响力边缘的家族或村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找到稳定工作已是众所周知的难事，获得学徒身份或继承可用的土地就更加困难了，对抱有后一类憧憬的年轻人来说，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看到留在家乡的未来实在是太黯淡了，任何改变似乎都能带来更美好的明天，或者至少提供了一种受到新型奴役的可能性。

饥饿是最好的征兵官。尽管如此，近代早期的欧洲军队从不缺乏真正的志愿兵。从军能得到食物和衣服，还能得到现金收入——在一个逐渐全面走向货币经济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收入，尽管军饷支付者实际上并不很可靠。少数幸运儿依靠从军发家致富了，或者将其社会地位提高到了平民百姓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度。最重要的是，伴着战鼓声开启冒险生涯，是一条脱离眼下生活环境的出路。一位17岁的阿尔萨斯青年千里迢迢来到亚琛投身普鲁士军队，只是因为普军威名远播。虽然他的记述是从青少年的角度出发的，常常把积极向上的具体经历与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活力混为一谈，但他竟然会把自己应召入伍的日子描绘成充满乐趣与游戏的一天，在士兵中间度过的光阴远比在家乡村子里的有趣。

像这样决定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事情是很普遍的，至少在和平时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征召彻头彻尾的罪犯，出于同样的原因，近代军队也不愿意用他们。在蓄意制造麻烦的群体中，他们占据了非常高的比例。他们也是军中持续不断的各种摩擦的来源。小偷、酒鬼和好勇斗狠之徒使他们那些品行端正的战友不得不过上了比原本要悲惨得多的生活，也让军官的日子很难过。另一方面，在土地产权或家庭关系等问题上与民政部门有矛盾的人，随便在哪支军队中都能找到自己的新家园。另一个常见的新兵来源，是那些陷入困境的工匠和专业人士。教师厌倦了一遍又一遍地把乱七八糟的知识灌输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的脑子。神职人员失去了从一开始就不稳定的工作。纺织工人发现生产任务日益繁重，报酬反而日益微薄，为了吃了上顿有下顿和多少能按时发放的薪水，他们抛弃了壁炉和织布机。“颠沛流离者”，包括杂耍演员、戏子、木偶戏演员，可能会因为自己患上了风湿病，断了一只手，或者只是失去了让观众发笑、哭泣和打赏的表演感染力，而穿上了士兵制服。在过去，这些人通常尤其受官兵的欢迎，因为这样的同袍战友，既能祸福与共，又能在大家身处困境时让人开怀大笑，分散注意力。

从社会人员摇身一变成为战斗人员，组成近代早期的欧洲军队的人，大体上是这些愿意在非直接保卫自己家园的条件下作战的人。仅凭这一点，相对于欧洲各国依然存在的各种民兵组织，他们就取得了巨大优势。把这种人招入军队不难，难的是把他们留在军中。用中央政府管辖的常备军取代临时招募的雇佣军及合同兵，主要原因就是财政问题。一支常备军不仅具有更高的效费比，而且更容易纳入国家预算。

然而，这样的军队引发了另一种危机：各国坚持要组建规模超出自己供养能力的武装力量，口粮、军服和薪饷问题随之而来。例如，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军的官方编制不少于40万人，实际兵力也可能高达30万人。在近代早期欧洲，即使是拥有最高效政府的大君主国，也无力供养这么多军队，除非采取某些临时手段。其结果就是早期版本的“帝国过度扩张”。由于无力用自己的资源满足军事需要，也不愿意量入为出缩小军队规模，各国越来越多地靠战争来维持日益膨胀的武装力量。

即使对三十年战争研究得最漫不经心的学生，也熟悉这种形式极端的过程有何局限性。如果任由军队自行其是，军队破坏或浪费的资源会远远超过其实际消耗的。这种模式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施行后依然长期存在。甚至在法国，太阳王 的士兵也通过残酷剥削人民，来弥补国家供应的给养与他们生存所需之间的缺口，而明面上征召士兵就是为了保卫人民的。这种模式很可能由于对社会制度的某种复仇欲望而得到了加强，因为这套社会制度给予了太多子民不够体面的社会地位。

最初的解决之道是将约翰·林恩口中的“暴力税”替换为“贡献”。这些措施不过是有组织的敲诈勒索，最好是从敌区或中立地区压榨，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从自己的人民那里盘剥。这些措施标志着军队的行为和战争资源动员效率的重大改善。然而，“贡献”最终在两个方面受到了限制。第一个方面涉及一种持续不断的诱惑，即给一块领土“放血”，使之无法恢复到高于糊口水平。七年战争期间出现了许多军队被迫迁移的例子，因为即使最行之有效、管控最严密的“贡献”和征用制度也会让占领区变成荒地。“贡献”制度的第二个缺点更为显著：只有在一个国家自己的边界之外才能适当地实行。这反过来又营造了一种对侵略性战争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哪怕获胜希望低得可怜，也要出动日益庞大的军队。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初打算解决的问题又产生了。因此，以战养战只能在最短期限内进行。到了17世纪末，无论统治者是基于自己的王朝还是国家背景来评估切身利益，短期利益在所有方面都让位于长期规划了。

此时，故事变成了老生常谈。至少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欧洲各国正朝着查尔斯·蒂利 所言的“从黄蜂到火车头” 的方向稳步发展。“压榨”是为了发动战争而对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进行系统性榨取的手段，既有胁迫，也有合作。农民、地主、店铺老板和国际商人可以被粗略地划入社会生产阶级，不能胁迫他们缴纳超过一定水平的赋税，否则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反抗不局限于佩雷斯·扎戈林 的《反叛与统治者》等作品中记载的民众起义。反抗还可能涉及一种政治/社会主张的合气道，即为了对抗国家意志而创建与现有国家武装力量一样的武装力量。

在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国/王国，这个进程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深入。把普鲁士描绘为一种反常现象、一个发展到扭曲境界的专制国家，是时髦之举。但这样理解近代初期的普鲁士才更加准确：一个典型的，无论是好是坏，都成功将其武装力量所认定的需求与其臣民表达出来的利益诉求协调统一起来的国家。现在，我们就要去看看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