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暮春时节，小岛宾馆住进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上海老头”。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新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秦瘦鸥。
20世纪80年代初，《花城》杂志联系了一大批著名作家。除被尊称为杨大姐的《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外，大都是新时期成名的中青年新进作家。由于出版社毗邻小岛宾馆，其中不少作家被安排在那里住过。小岛宾馆又称小岛，位于大沙头顶部，三面环水，有几幢民国高层人士所建的高级别墅，树木掩映，江水潋滟，风光秀美，清雅幽静，带有一种神秘感。在我们请的老作家当中除杨沫外，别的老作家几乎没有住过这里。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被尘封多年的秦瘦鸥，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引起正在这里写作的杨沫的注意。
“上海老头”是杨大姐在背后对秦瘦鸥的戏称，其实时年七十八岁的秦瘦鸥一点不显苍老。他比1914年出生的杨沫大六岁，但精神矍铄，充满活力，是一个干干净净、思维敏捷的上海老头儿。他有上海人的精细与讲究，穿着非常整洁，裤线笔直，皮鞋锃亮，待人十分谦和。其实他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出土文物，不像刚站出来时的沈从文等人那么拘泥，并且他的思想一直很活跃，不像有些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本搁笔，而是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有新作问世。近几年他在《花城》上发表过散文《山居散记》《大连行》，甚至于1985年9月在《花城》第五期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第十六桩离婚案》。这个中篇小说写的是师级干部刘嘉祥，不顾两个原本美满家庭的破裂，一味追求一个女演员的故事，虽有较浓的说教意味，艺术性不高，但说明他对现实生活是关心的。他在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劫收日记》。这次是来与我和责任编辑湛伟恩商谈新作《小说纵横谈》的出版事宜。当时，我除分管《花城》杂志，还分管理论编辑室，湛伟恩是理论编辑室主任。他是科班出身，正牌文科研究生，对当年文学各派之争，深谙于心，谈起秦瘦鸥多次提醒我：“这可是鸳鸯蝴蝶派硕果仅存的人物！”以引起我的重视。其实我对秦瘦鸥是很敬重的，我曾读过他的著作。过去在读当代文学史时，看教材上那么贬低鸳鸯蝴蝶派很不以为然。
杨沫遇到秦瘦鸥是一种机缘。革命作家杨沫遇到被满身涂上颜色的秦瘦鸥，是谁也想不到的，别人想不到，他俩也想不到。
广东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方，作为改革开放的热情支持者，杨沫很喜欢这个地方。自1982年，她多次来广东访问及写作，与花城出版社关系密切，我多次接待过她。她平易近人，写作十分勤奋。作为教育了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的作者和全国人大常委，她也受到省委和各级领导的尊重，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有时她住珠海，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借给她一套房子；她来广州，省委及有关方面安排她不是住迎宾馆就是住小岛。她对我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广东是我半个家。”由于广东给予了她种种方便，几年来她创作甚丰。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在《花城》发表之后，虽然有许多不同看法，包括来自上面的看法，但她有种倔劲，有种咬死理的精神，又为《花城》写了续篇《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接着她整理了几十年的日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几十万字的《自白——我的日记》。最令她挂心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也在这时反复修改。这部长篇写于“文革”期间，难免受到当时所谓“三突出”“高大全”之类的文艺思潮影响。粉碎“四人帮”之后受到批评，她自己更有切肤之痛，一心想将其改好。但大改一部作品也许比新写一部作品更不容易，几番修改仍不如意。一次我陪她和她的助手蒋维嘉往珠海，车上又谈起《东方欲晓》的修改，我向她进言放下《东方欲晓》，按照《青春之歌》的路子构思“三歌”，将她的生活积累和真实的情感融入新的作品，首先写好《青春之歌》后的“二歌”。也许她早已有这个想法，即刻表示接受我的意见。蒋维嘉也赞成这个意见。我说这不能说是我的意见，其实你们二位也都有这个想法，正可谓三人不谋而合，车内充满笑声。
1986年暮春，杨沫正埋头写《芳菲之歌》。可惜《芳菲之歌》没有真正摆脱《东方欲晓》的羁绊，仍是以《东方欲晓》为基础，未能摆脱原作的影响，在思想上艺术上均达不到《青春之歌》的高度，非成功之作。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往往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有种偏爱，失之明察，杨沫也不例外，难免留下遗憾。这时杨沫住小岛二号楼，秦瘦鸥住四号楼，都是花城出版社请的客人，吃饭在同一个食堂，有时还同一张饭桌。秦瘦鸥是个谦和的人，待人亲切，礼貌周到，细微处对杨沫多有照顾。风度与风韵均佳的杨沫落落大方，也能以礼相待。两位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甚至于创作流派不同的老作家，虽很少谈及写作经验，但也相谈融洽。几天后，杨沫却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老范，你给那个上海老头说一下，让他不要老来我这里。这样会影响我写作的。”我初不解其意，说：“你们交流一下创作经验不是也很好吗？”杨沫笑了，“那个老头对我好像有点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追我哦？”我也同杨沫开玩笑，“这也没什么嘛，好事嘛。”杨沫笑着推我一下，“你怎么也学坏了。”两人都笑起来。我把杨大姐的话说给湛伟恩听，因为秦瘦鸥是他负责接待的，想让他委婉地给秦瘦鸥打个招呼，不要多去二号楼，以免影响杨沫。不料一向古板的老湛却兴奋起来，说打什么招呼，两人都是单身，你要促成此等好事啊！我说两人气质不同，不可能走在一起的。老湛意犹未尽，说怎么就不可能呢，如果两个人真的走在一起，那可就真的实现两结合了。我问是什么两结合？是毛主席说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吗？湛伟恩想了想说这样说不准确，可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鸳鸯浪漫主义相结合吧？我说你这个文艺理论家说的也不准确，其实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大部分应列入现实主义，并非是浪漫主义的。两个人谈笑过后，还是尊重杨大姐的意见，将两人就餐的时间适当拉开，这样两人就接触少了，秦瘦鸥好像感到了什么，也不再去二号楼了。
秦瘦鸥也许对杨沫真有点意思。杨沫是一位著名的革命作家，他也未必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和看过改编的电影，这位旧时代的文人在受革命教育数十年之后，对作者未必没有仰慕之情。他大不了杨沫几岁，杨沫的年岁虽然亦过七十，但风韵犹存，性格开朗，为人和善，受到同辈的爱慕，不足为奇。但杨沫对过去不是一条阵线的秦瘦鸥却隔膜甚深，甚或还有不少误解。我相信杨大姐对鸳鸯蝴蝶派和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秦瘦鸥，了解并不多。根据秦瘦鸥的创作成就，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会有一席之地的。
秦瘦鸥，原名秦浩，上海嘉定人。青年时期就读于几所商业学院，毕业后曾在工矿、铁路及报社当职员，并兼任大学讲师。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1934年，译作《御香缥缈录》问世，声名鹊起。《御香缥缈录》的作者德龄郡主，是慈禧御前八位女官中最得宠的一位，与妹妹容龄郡主同为慈禧近身侍官，受过西方教育，能说英语、法语及日语，深得慈禧赏识。《御香缥缈录》是用英文写的，记述了作者在慈禧身边的所见所闻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宫廷政治生活内幕。该书最先由纽约陶德曼公司于1933年出版，经由秦瘦鸥译出，1934年申报馆出版的中译本，即与国内广大读者见面。秦瘦鸥文笔优美，语言功底深厚，他的译本不仅正确传达了原作原意，而且将德龄所处环境的气氛与细微的心理感受烘托出来。以后的译本无有能出其右者。1941年身处孤岛上海的秦瘦鸥的长篇小说《秋海棠》在《申报》副刊上连载，引起轰动。小说以主人公京剧青衣吴玉琴与官僚袁宝藩的姨太太罗湘绮曲折而离奇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平与不公，再现了权贵们横行无忌、欺男霸女的丑恶行径和伶人们的屈辱与愤争。看起来这又是一个戏子与姨太太的恋情故事，其实不然，因为它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批判内容。这部书成了秦瘦鸥的代表作，也成了所谓的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也有人将《秋海棠》称为言情小说，但言情小说就要归派吗？如今不是也有很多作者在写些城里城外的男欢女爱的小说吗？可能在某些细节上写得只有更甚而无有不及！我没有考证过鸳鸯蝴蝶派的历史，他们开过什么大会？发表过什么宣言？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感觉一到新社会，这个“鸳鸯蝴蝶派”怎么就成了恶谥似的标签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瘦鸥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随着鸳鸯蝴蝶派的消失而消失了。他曾任香港《文汇报》副刊组组长。20世纪50年代末回到上海，先后出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与此同时，他创作了以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刘瞎子开眼》，电影剧本《患难夫妻》《婚姻大事》等。他性格开朗乐观，经得住生活的磨炼，有一股韧劲。他的《劫收日记》是在五七干校写的，没有纸就写在纸烟盒里；“文革”中他被拉到街道反复批斗，受尽凌辱，曾有自杀的念头，多亏一个老者走到他身旁对他耳语几句，要他将世事看开，使他受到鼓舞，终于坚持活下来，并继续他的文学事业，年过古稀仍不断有新作问世。
我在与杨沫、秦瘦鸥接触当中，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关心人。杨沫有大姐风，作为女性她对别人的关心多在生活上，而秦瘦鸥的关心则有其浓厚的文人气。他有一种上海滩文人的禀性，博学多才，兴趣广泛而好玩，对书法、篆刻、绘画、古玩无所不通，同许多名家有来往。他两次来，每次都带些小玩意给我和老湛。有一次他笑着塞给我一枚图章，是钱君匋刻的。钱君匋可是大家，书法、篆刻俱达高峰，早期曾跟随鲁迅为其作品做过装帧设计。
秦瘦鸥在小岛宾馆遇到正在写三部曲的杨沫时，他的《梨园三部曲》也在构思与写作中。1982年之后，他以《秋海棠》中已经出现的吴玉琴和罗湘绮的女儿梅宝为主人公，续写了三部曲的第二部《梅宝》。秦瘦鸥幼时受祖父的影响，酷爱昆曲、京剧等戏剧艺术，而且亦熟悉京剧界人士的生活，在写出《秋海棠》和《梅宝》之后，写出第三部已是早晚之事，但可惜天不假年，不幸于1993年病逝，未能完成夙愿。
杨沫最终完成了她的三部曲，于1995年逝世于北京。两位老作家自小岛宾馆分开之后，再无联系。
2016年3月2日于广州丽江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