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品的芝麻官儿，驿站里面的土沙皇。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34]
哪个人没有咒骂过驿站长？哪个人没有跟他们吵过架？哪个人在大发雷霆的时候没有要过那本要命的留言簿子，并且不惜笔墨地在上面发牢骚，指控驿站长飞扬跋扈、疏于职守、应付差事和顽固不化呢？又有哪个人不把他们看成人人共讨之的魔咒？他们跟昔日那些包揽诉讼的刀笔吏有什么不同？或者，至少跟那些在穆罗姆森林中拦路抢劫的强盗[35]是一路货色！但是，如果我们为人谦和，处事公道，能够设身处地地为驿站长们想一想的话，那么，我们在评判他们的时候就会平和宽厚得多了。驿站长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人物呢？是个官阶为十四品的受气包，那芝麻大的官衔只能用作抵挡拳打脚踢的挡箭牌，而且并非每次都能逃过拳打脚踢之苦（我恳请我的读者谈论此事不要昧着良心）。维亚泽姆斯基戏谑地称之为土沙皇之人肩负的职务究竟怎样呢？难道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苦役犯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昼夜不得安宁。旅客们把驿站长当作发泄怒火的出气筒，把一路上憋在心里的怒火和怨气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都发泄在他们的身上。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车夫倔强、马匹偷懒——全都是驿站长的滔天大罪！一跨进他那间寒酸的小屋，过往客商便气不打一处来，必定会把他看成仇敌一样；如果他能很快很顺利地打发走那位不速之客，倒还幸运，但是，如果正赶上没有马匹又能如之奈何呢？……哎呀，老天爷，他准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威胁恐吓的大棒会劈头盖脸地砸下来！阴雨连绵或雨雪交加的坏天气，他也不得不挨家挨户地去奔波，去央求。暴风雪来临和主显节前后严寒凛冽的时节，他也不得不偷偷地溜进穿堂里，以便暂时避开大发脾气的旅客的辱骂和推搡，悄悄偷得一会儿的清闲。如果是一位将军大驾光临，驿站长得毕恭毕敬全身颤抖地为他效劳，连忙拨给这位大人阁下最后两辆三套马车，其中一辆还是信使用的特快邮车。可是这位将军却扬长而去，连谢谢二字也不曾说一声。过了五分钟——又是一阵铃铛响声！……军机信使来到，只见他把驿马使用证往桌子上一摔！……如果我们能把这一切好好地玩味一番，那么，我们心头的怒火便会自消自灭，不禁对驿站长充满真诚的同情心了。请允许我再多累赘几句：二十年来，我曾到处奔波，走南闯北，游东逛西，几乎走遍整个俄罗斯，几乎走遍每条驿道，几乎到过每个驿站，好几代的车夫我几乎都熟悉。没打过交道的驿站长屈指可数，实在不多，不熟悉的驿站长的面孔也不多。我在旅途上观察所积累的有趣的见闻，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整理出版。此刻我只想说明一点：对驿站长这类人物的看法基本上是不公正的。这些遭人咒骂的驿站长，一般说来都是些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喜欢跟人交往的人，而且淡泊人生，节操自守，不追名逐利。与他们交谈或聊天（可叹的是，过路的达官贵人对此往往毫不留意），真是受益匪浅，可以学到很多既有趣而又有益的东西。至于说到我自己，我宁愿听听他们的聊天闲侃，而不愿去领教某位因公出差的六等文官夸夸其谈的妙论。
诸君很容易猜想得到，在这些可敬的驿站长中我也有几个朋友。说真的，我很珍视对其中一个朋友的怀念。当时的境遇曾使我们有机会接近，现在我就同亲爱的读者来谈谈这个人。
1816年5月，我因事沿着现在已被废置不用的一条驿道经过某省。当时我因官职卑微，只能乘坐到驿站换马的驿车，付两匹马的租金[36]。因此驿站长们对我都有些大不敬，逼得我常常要跟他们进行一番唇枪舌剑，才能争得到我自认有权得到的东西。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看到驿站长把为我准备好的三匹马套到某位官老爷的轿车上的时候，我便无名火起，憎恨他卑劣，诅咒他没有骨气。同样，在省长举办的宴会上，对于那些趋炎附势的仆役按官职尊卑上菜、到我面前佯佯不睬的行径，在我的心中常常引起不快[37]。现在看来，上述的两件事情，我倒觉得都是无可非议的了。假若废弃司空见惯的规矩：“小官逢迎大官”，而改成另一条规矩：“惺惺惜惺惺”[38]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没有尊卑长幼了嘛？一定会争得头破血流！仆役上菜究竟应从何人开始呢？书归正传，还是来讲我的故事吧。
那一天天气很炎热。我的马车离某某站还有三俄里，雨点疏疏落落地掉了下来，不一会儿，变成了倾盆大雨，淋得我全身上下都湿透，成了落汤鸡。到了驿站，第一件事便是赶紧换换衣服，第二件事要喝杯热茶。
“喂，杜尼娅！”驿站长叫道，“摆上茶炊，再去拿点奶油。”
他的话音刚落，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跑进了门厅里。她长得太美了，简直令我吃惊。
“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站长。
“是我的女儿，大人。”他满怀骄傲自得的神态答道，“她的脑瓜很聪明，干事手脚麻利，活像她去世的妈妈。”
接着，他便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待着没事儿，就来欣赏挂在墙上的一幅幅画。这间屋子虽然很简陋，但却收拾得整齐干净。墙上的几幅画，是画“浪子回头”[39]的故事。第一幅画的是，一位头戴便帽、身穿宽松长袍的可敬的长者，在送一个心气浮躁的少年，后者正匆忙地接受老人的祝福和一个钱袋。第二幅画的是，以鲜明的线条和色彩描绘出一个年轻人的放荡行径：一群狐朋狗友和下流放荡的女人簇拥在他的周围。第三幅画的是，把钱财挥霍光了的年轻人，身穿破衣烂衫，头戴三角帽，正在放猪，而且跟一群猪在同槽吃食，只见他的脸上已现出悲伤愁苦和悔恨交加的神情。最后一幅画的是，描绘他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慈眉善目的老人依然穿戴着第一幅画上同样的衣帽，跑出来迎接儿子，浪子跪在他的面前；远处以一个厨子正在宰一头肥牛仔、哥哥向仆人探询喜事临门的原因为背景。我在每一幅画的下方，都读到了寓意深长的德文诗句。这套画和盆栽的凤仙花，一张挂着花幔的床铺，以及当时屋中的其他摆设，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此刻，那位驿站长的音容笑貌还栩栩如生地映现在我的眼前，那时他五十来岁，神采奕奕，精力鼎盛，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长袍，胸前挂着三枚勋章和已经褪了色的缎带。
我还未来得及同我的上了年岁的车夫算清车钱，杜尼娅已经捧着茶炊回来了。这个小浪妞看了我第二眼，便察觉出她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于是她便垂下了一对天蓝色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聊了起来，她答话时丝毫没有一点儿忸怩之态，就像一个见过世面的大姑娘。我请她父亲喝了一杯果露酒，给了杜尼娅一杯茶。我们三个人便聊了起来，就好似久别重逢的老熟人一样。
马匹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对驿站长和他的女儿依然有点恋恋不舍。无奈，最后只好同他们道别。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一直陪着我去上车。走到门厅里，我止住了脚步，请求她允许我吻她一下，杜尼娅同意了……
自从吻了她以后，掐指算来，我可以算出我有过多少次亲吻。但是，自从我吻了她之后，没有哪一次能够在我心中留下如此长久、如此甜蜜的回忆。
过了几年，一些偶然的事件，使我又踏上了这条驿道，我又回到了以前曾经来过的地方。我忆起了老站长的女儿，一想起又可以见到她，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我心里一直在嘀咕，老站长也许调走了，杜尼娅也许已经嫁人了，甚至脑袋里还闪现出老站长已去世，或者杜尼娅已夭亡的念头。我怀着悲哀不祥的预感驶向我曾到过的那个驿站。
马车在驿站前的一幢小屋旁边停了下来。一走进房间，我马上认出了“浪子回头”的那幅画。桌子和床依然摆在原来的老地方，但是窗前鲜花已经不见了，周围的一切摆设也不像从前那样井井有条，显得杂乱无章。老站长已盖着大衣睡下了。我一进屋就把他给惊醒了，他忙着爬起身来……一看，正是萨姆松·维林[40]，他显得十分苍老！当他正打算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望着他那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望着他那好久不曾剃过的大胡子，佝偻的脊背，我十分惊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四年的工夫变化竟是如此之大：一个精神抖擞的男子汉，怎么会变成一个衰朽虚弱的老头儿呢！
“你还认识我吗？”我向他问道，“我跟你可是老相识呀。”
“也许是吧。”他神情忧郁地答道，“这儿是一条主要干道，过往的旅客太多了。”
“你的女儿杜尼娅还好吗？”我又问道。
“天晓得！”他回答说。
“那么，她大概出嫁了吧？”我接着又问。
老头儿佯装没有听到我的问话，继续小声地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只好收场，不再问下去了，并且吩咐上茶。我的好奇心又开始作怪，我想用一杯果酒使我的老相识的舌头活跃起来。
这一招果然灵验：老头儿并未拒绝，举杯一饮而尽。我看到他一杯甜酒下肚，阴郁不快的脸色有些开朗了。第二杯酒再喝下去，话也多了起来。他说他还记得我，不知是真是假，也许是硬装的吧。可是我却从他的口里听到了一段有意思的故事，而且当时使我非常感动。
“这么说，您认识我的杜尼娅了？”他打开了话匣子，“有哪个人不认识她呢？唉，杜尼娅，我的杜尼娅！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那个时候，凡是从这儿路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谈她的，没有一个说她不好的。太太们都送她东西，有的送头巾，有的送耳环。过路的老爷们也都借故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推说是要吃顿午饭或者晚饭，其实，不过是为了再多看她几眼罢了。那个时候，不论火气多大的老爷，一见到她就变得心平气和了，跟我说话也不那么飞扬跋扈了。先生，信不信由你：官差和军机信使只要跟她一搭腔，一聊就可以聊上半个多钟头！家务事全多亏了她：收拾屋子，烧火做饭，把家中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有理。可是我呢，我是个老傻瓜，我把她当作掌上明珠百看不厌，整天高兴得合不上嘴！我怎么能不爱我的杜尼娅呢？我怎么能不心疼我的宝贝孩子呢？难道她日子过得不快活吗？可是老天作对，祸从天降，这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啊！”
接着，他把他埋在心中辛酸的往事和痛苦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
三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驿站长正拿一本新的留言簿子打格子，他的女儿在屏风后为自己做连衣裙的时候，来了一辆三套马车。一个旅客走进屋来，他头上戴着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身穿军大衣，外面罩着披风，找老站长要马。可是马匹全都用上了，站里一匹也没有。旅客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扯着嗓门喊了起来，而且还扬起了马鞭子。杜尼娅对这种场面已经司空见惯，从屏风后面跑了出来，殷勤备至地向旅客问道：“一路风尘，是否想吃点什么？”杜尼娅一露面，便产生了每次都出现的那种效果。旅客立刻怒气全消，变得心平气和，并且同意等候马匹的到来，还要了一份晚餐。他摘下毛茸茸但已湿漉漉的帽子，解下披风，脱掉了大衣。一看，此人原来是英俊的小伙子，留着两撇八字胡，是个骠骑兵军官。他在老站长身边坐了下来，并跟他们父女俩聊了起来。晚餐已经准备好了，这时马匹也回来了。站长吩咐先不必喂料，把马套到这位旅客的马车上去。他张罗完了回到屋里一看，那个年轻的军官已经晕倒在长凳上，几乎不醒人事了：年轻人说他感到很不舒服、头又疼又晕、无法走路……这可如何是好呢！老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了他，并且决定，如果病人还不见好，明天早晨就打发人到C城去请医生。
第二天这个骠骑兵军官的病情有些加重。他的仆人骑马到城里去请医生了。杜尼娅用浸过醋的头巾系在他的头上，坐在他的床边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照看他。老站长在场时，病人哼啊唉哟折腾得更起劲儿，几乎一句话不说，但是却喝了两杯咖啡，并且一边哼着一边吃午饭。杜尼娅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他总是每隔一小会儿就喊口渴，杜尼娅便把亲手调制的柠檬水端给他。但是，病人每次只是润一润嘴唇，趁杜尼娅递杯子的时机，每次都伸出有气无力的手捏一捏杜娅什卡[41]的小手，以表示衷心的感谢。医生在午饭前赶到了，给病人摸了摸脉，用德语跟他谈了一会儿，然后用俄语宣布，说病人只需安心静养，再过两三天便可以上路了。骠骑兵给了他二十五卢布作为出诊费，并请他一起进餐。医生并未推辞。两个人的食欲都很好，喝了一瓶酒，然后分手道别，双方都很满意。
又过了一天，骠骑兵完全康复。他显得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说说笑笑，一会找杜尼娅寻开心，一会又去跟老站长开开玩笑，要不然就自己吹吹口哨，跟过往客人聊天打趣。还帮助他们登记驿马使用证。这样一来，便讨得了忠厚老实的站长的欢心，到了第三天早晨要起程的时候，老站长对这个讨人喜爱的小伙子甚至有点恋恋不舍了。那天是个礼拜日，杜尼娅正准备去做祷告。骠骑兵的马车套好了。他同老站长告别，慷慨大方地付了食宿费，又去跟杜尼娅道别，并且自告奋勇地提出要顺路送她到村口的教堂去，但杜尼娅一时未拿定主意……
“你怕什么呢？”父亲对杜尼娅说道，“大人又不是一只狼，不会把你吃掉。快跟他坐车去教堂吧！”
杜尼娅便上了车，坐在骠骑兵的身边，仆人登上驾车台，车夫一声吆喝，马儿扬蹄跑了起来。
可怜的老站长真傻，他怎么能够让他的杜尼娅跟骠骑兵一起坐车走呢？他怎么这么糊涂，当时是不是脑袋出了毛病？他们走了还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开始沉不住气了，开始不住地嘀咕，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终于忍不住了，便失魂落魄地向教堂跑去。到了那里一看，来祈祷的人们都走了，却没看到杜尼娅，院子里没有，教堂门口也没有。他急急忙忙地跑进教堂，只看到神父从祭坛上走了下来，执事在熄灭灯火，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就是没有看到他的女儿杜尼娅！可怜的父亲强打精神下决心去问教堂执事，问杜尼娅来做祈祷没有？执事答道：不曾来过。老站长像掉了魂一样，半死不活地往家走着。还有一线希望聊以自慰，或许由于杜尼娅少不更事，头脑发热，跟着坐到下一站，到她姑妈家做客去了。他如坐针毡，等待着那辆三套马车的归来（就是他让女儿坐上去的那一辆）。一直到了黄昏，车夫终于回来了，喝得醉醺醺的，带回来一个极为可怕的消息：“杜尼娅跟着骠骑兵从那一站又继续往前走了。”
老头儿哪里受得了这样致命的打击，支撑不住，一下子便倒在了床上——就是那个年轻的骗子昨晚还睡过的那张床。此刻，老站长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情景，才有点恍然大悟，猜出那个骠骑兵的病是假装的，可怜的老站长生了一场很厉害的热病。把他送到C城一家医院，调来一个人暂时代理他的工作。给他治病的医生，正是给骠骑兵摸过脉的那个大夫。医生向老站长说出了实情，那个年轻人根本没有什么病，当时他就猜出了这个骠骑兵没安好心，但是他没敢吭声，因为怕挨鞭子抽，不管这个德国佬说的是真是假，或者是吹嘘他有先见之明。反正他的话无济于事，不能给这可怜的病人一点儿慰藉。病情刚刚好转，老站长便向C城的驿务局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没对任何人说明自己的打算，便路远迢迢徒步去寻找女儿。他从驿马使用证的登记册子上得知，这个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动身前往彼得堡的。听那个送走明斯基的车夫说，杜尼娅虽然一路上哭哭啼啼，但是看样子，她自己倒是心甘情愿的。
“说不定，”老站长心中暗自琢磨，“我会把迷途的羔羊领回家来。”
他怀着侥幸的心理，一路奔波到了彼得堡。在伊兹曼诺夫斯基军团驻地找了个住处，因为这儿有他的一个老同事，是一个退伍军士，便在他的家里住了下来，然后立即去寻找杜尼娅。他很快就打听到了骑兵大尉明斯基正在彼得堡，就住在德蒙特旅馆[42]，驿站长便打定主意去找他。
第二天一大早，老站长走进了明斯基住处的前厅，并请求通报大人：有个老兵前来求见。一个勤务兵一面擦着有楦头的皮靴，一面说道，大人正在睡觉，十一点钟以前不会客。老站长只得先回去，等到了十一点钟以后又来了。只见明斯基身穿晨袍，头戴一顶红色小帽，亲自出来见他。
“怎么回事，老兄，你有何贵干？”明斯基向站长问道。
老头儿慌得心里嘣嘣直跳，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地只挤出一句话来：“大人！……请您发发慈悲吧！……”
明斯基飞快地瞥了他一眼，脸唰地一下子红了，立刻抓住他的手，把他领进了一个房间，随手把门闩上。
“大人！”老头儿继续说道，“您做过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是，起码您也应该把杜尼娅还给我吧！您已经把她玩够了，别无缘无故地毁了她！”
“我做过的事，是生米已成了熟饭，已经无法挽回了，”明斯基神情极其慌乱地说道，“我对你是有罪的，我希望得到你的宽恕，但是，要让杜尼娅离开我，绝对办不到。你甭担心，她会幸福的，我向你发誓，你要她回去干吗？她爱我，真的爱我，她已经厌弃从前那种日子了。不论是你，也不论是她——你们俩都不要忘记，已经既成事实，无法改变了。”
说完这番话之后，他把一样东西塞进老站长的袖子里，接着打开了门，老站长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样走到街上的。
他痴痴呆呆地在街上站了很久，一动未动，后来才发觉自己卷上来的折袖中有一团纸。他拿出来展开一看，原来是几张揉皱了的钞票，有五卢布的，也有十卢布的。他眼眶里又涌出了热泪，这是愤怒的眼泪！他把钞票揉成一团，往地上一扔，用脚后跟使劲地踩了几下，悲愤交集地离开……走了几步，他又停了下来，想了想……又转过身来……但是钞票已经不翼而飞。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一看他，立刻跳上了一辆马车，刚坐上去便急忙对车夫喊道：“快走！”
驿站长并未去追赶，决定返回自己的驿站。可是他心里想，在动身之前，至少也该和可怜的杜尼娅见上一面，哪怕能看到一眼也好。为了了却这桩心愿，两天之后，他又来到明斯基的住处。但是这一次勤务兵却气势汹汹地对他说，大人不会见任何人，挺胸拔肚地硬把他挤出前厅，使了好大劲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那扇门险些砸了他的鼻子。老头儿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只得离开！
就在当天傍晚时分，老站长在救苦救难圣母大教堂做完了祈祷之后，正沿着铸造厂大街向前走着，突然，一辆华丽的带轿子的马车从身边掠过，他一眼便认出，车上坐的是明斯基。马车在一栋三层楼房的大门前停了下来，接着骠骑兵大尉下了车跑上台阶。老头儿的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碰碰运气的念头。于是，他转过身来，走到车夫面前。
“老弟，这是谁的马车？”他问道，“是不是明斯基的？”
“正是。”车夫答道，“你有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你家大人吩咐我给他的杜尼娅送一张字条。可是，我的记性不好，忘了他的杜尼娅住在什么地方了。”
“就住在这栋楼里，在二楼，不过，老兄，你的条子送晚了！老爷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
“没关系，”老站长心情无比激动地说道，“多谢你的指点，不多打扰了，因为我还有事要办。”说完之后，便登上了楼梯。
门是关着的，他按了按门铃，万分焦急地等了几秒钟。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门打开了。
“阿芙朵季娅·萨姆松诺芙娜住在这儿吗？”
“是在这儿，”一个年轻的女仆答道，“你找她有什么事儿？”
驿站长没有吭声，径自走进了客厅。
“不能进！不能进！”女仆在他身后喊了起来，“阿芙朵季娅·萨姆松诺芙娜正有客人。”
驿站长根本不理她这一套，还是一直往里走。头两间屋子里很暗，第三个房间里灯火通明。他走到敞着的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间里陈设豪华，明斯基正坐在那儿想心事。杜尼娅全身上下珠光宝气，闪光耀眼，侧着身子坐在明斯基的靠背椅的扶手上，犹如一位女骑士坐在英国马的鞍子上。她柔情脉脉地望着明斯基，把他的一绺黑发绕在自己珠光闪闪的纤指上。可怜的老站长啊！从来不曾见过女儿竟如此的美丽娇艳。他情不自禁地观赏着女儿。
“是谁呀？”她依然垂着头问道。
老站长仍然没作声。杜尼娅没有听到回答，这才抬起头来……
她一声惊叫，一下子跌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吓了一跳，立即弯下身去把她抱起来，蓦然看到老站长站在门口。他立刻放下杜尼娅，便气急败坏地向老人冲了过来，全身直打战。
“你到底要怎样？”他咬牙切齿地冲老站长嚷道，“你干吗老是缠着我？你这个强盗！想要置我于死地吗？给我出去！滚开！”用手使劲揪住老人的衣领，连推带搡地把他赶到楼梯上。
老人回到自己临时落脚的住处。他那位朋友要他去告状。但是，老头儿想了想，摆摆手，决心就此罢了，只好忍气吞声。两天以后他从彼得堡回到了自己的驿站，又干起原来的老本行。
“我失去了杜尼娅，独自过日子，”他最后说道，“至今已经三年了，可是没有得到她的一点儿消息，音讯皆无。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只有上帝才知道！像她这样受过路浪子诱骗的姑娘，过去有过，将来还会有。被拐去以后，养一阵子，玩腻了再把她甩掉就算万事大吉了。在彼得堡，像她这样的傻姑娘多得很，今天穿绫罗绸缎，戴金挂银，可是转眼工夫就跟穷光蛋一起扫马路去了[43]。我有时想，我的杜尼娅也许已经堕落了，一想到这儿，我只好把心一横，但愿她死了倒也干净利索……”
这就是我的朋友，老站长给我讲的故事。他在叙述的过程中，几次因泣不成声的哽咽而中断。他常常用上衣的下摆凄怆地擦着泪水，恰像德米特里耶夫的叙事诗[44]中那个热心肠的杰连季奇一样。他凄然泪下，一部分原因是由果露酒引起的，他足足喝下去了五杯。但是，无论如何，他那一滴滴辛酸的眼泪却使我深受感动，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位老站长，使我久久悬念着可怜的杜尼娅……
不久前，我又途经某某地方，我想起了我这位朋友。我打听到他所管辖的那个驿站已经撤销了。我问道：“老站长还健在吗？”没有人能够给以肯定的答案。于是，我决心去重访那个我熟悉的地方，便租了一辆马车前往该村。
那时正值深秋时节。天空中布满灰蒙蒙的阴云。冷风从收割过的田野上迎面吹来，枝头上的黄叶和红叶迎风飘舞、纷纷落地。来到村里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我在原来驿站小屋旁边停下车来。从门厅里（当年可怜的杜尼娅就是在这儿吻我的）走出来一个胖女人，她对我的发问回答说：老站长去世快一年了，他原先住的房子，如今住着一个酿酒师傅，此人便是她的丈夫。我感到真是徒劳往返，并且惋惜白白花掉了七个卢布。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酿酒师傅的妻子。
“灌酒灌得太多了，醉死的，老爷！”
“把他葬在了什么地方？”
“就埋在了村子边上，紧挨着他老伴儿的坟墓。”
“能不能带我到他的坟上去看看？”
“为什么不能？喂，万卡！你跟小猫玩的时间也不短了，过来！领这位老爷到坟地去一趟，把站长的坟指给他看看。”
她的话音刚落，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跑到我的面前，立刻就带我去墓地。这个小家伙长着满头红发，还是个独眼龙。
“你认识去世的老站长吗？”我在路上问万卡。
“怎么不认识？他教我削树条做的哨子。有的时候他从酒馆里走出来（愿他早升天堂），我们一群孩子便跟在他的身后，口里喊着：‘老爷爷！老爷爷！给我们几个榛子吧！’他便把榛子分给我们大家吃。他总是逗着我们大家玩儿。”
“过路的旅客还记得他吗？”
“现在旅客少了。陪审官有时倒是来这儿转一转，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提起过他。夏天的时候，曾经来过一位年轻的太太，她问起过老站长，还到她的坟上来过。”
“什么样子的一位太太？”我好奇地追问道。
“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太太，”小万卡回答说，“她坐了一辆六匹马拉的车，还带着三个小少爷，一个奶妈，一只狮子狗。人家告诉她，老站长已经死了，她就哭了起来，对她的孩子们说道：‘你们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要听话，我到坟上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我打算给她带路，可是太太却说：‘不用了，我自己认得路。’她还赏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呢！——心肠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们来到了坟地，那是一块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周围没有一点儿遮拦，东倒西歪的十字架，却见不到一棵树。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到过如此凄凉的墓地。
“这就是站长爷爷的坟。”小孩儿对我说完这句话，就跳上了一个砂石堆，砂石堆上竖着一个黑十字架，上面还镶着一个铜制的圣像。
“那位太太也到这儿来过吗？”我问道。
“来过，”万卡答道，“我在远处望着她，她扑倒在地上，躺了很久。回到村子里以后，叫来了神父，给了他一些钱，然后就坐车走了。又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一位好心肠的太太！”
我也给了小万卡五个戈比，不再后悔这次寻访是徒劳往返了，也不再可惜为此而花掉的七个卢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