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史
一 殖民地时期
（一）发现与占领
1516年2月，西班牙探险家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为了寻找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南部通道，率船队向南穿越大西洋，到达南美大陆。他发现拉普拉塔河河口后，在蒙得维的亚东部160千米的一个地方登陆，并宣布这块土地为西班牙国王所有。然而，这支探险队一上岸就遭到查鲁亚人的袭击，包括迪亚斯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杀死，只留下一个男孩。由于船上没有多少物资储备，迪亚斯的副手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án Cabot，1474～1557），只好命令留在船上的那些骨瘦如柴的船员返回西班牙。1527年，塞巴斯蒂安·卡伯特带着西班牙船员重新回到这个地方，解救了被查鲁亚人俘虏的那名男孩。这次探险，他沿着拉普拉塔河逆流而上，最后到达圣萨尔瓦多河河口，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与那条河同名的小要塞。卡伯特在拉普拉塔河及巴拉那河地区居住了好几年。拉普拉塔河这个名字就是由他命名的，意思是“银河”。他之所以称这条河为“银河”，是因为当地的瓜拉尼人当时戴着很多用银制成的饰物，他认定这里有银矿。然而，这个地区并没有银矿，银这种金属是由安第斯山高地的印卡人生产的。
西班牙人到达乌拉圭河东岸地区4年后，葡萄牙人也来到这里。1520年1月，费迪南·麦哲伦（Ferdinando de Magallanes）率船队航行至拉普拉塔河河口，在今天蒙得维的亚海湾抛锚靠岸。船队中一个叫胡安·罗德里格斯·塞拉诺（Juan Rodriguez Serrano）的船主“发现”了乌拉圭河。同年10月，麦哲伦发现并穿过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麦哲伦海峡。
西班牙人曾多次尝试在东岸地区建立一些要塞，作为征服内陆地区的基地，但他们遭到了查鲁亚人的顽强抵抗。查鲁亚人非常勇敢和好战，人们至今仍以“查鲁亚人的手掌”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的勇气和开拓精神。在与欧洲殖民者的交往过程中，查鲁亚人不仅从欧洲人那里学会了穿衣、喝酒、吸烟和喝马黛茶，也学会了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并掌握了高超的骑马技术。武器和骑马技术使查鲁亚人的流动性、好战性和劫掠性得到了加强。西班牙人虽然对他们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战争，但从来没有将他们完全征服过。由于他们的顽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早期对东岸地区的征服遭到挫败。1552年胡安·罗梅罗（Juan Romero）在东岸建立了圣胡安要塞，但一年之后就放弃了。1574年胡安·德加拉伊（Juan de Garay）打败查鲁亚人后，奥尔蒂斯·德萨拉台（Ortiz de Zárate）在乌拉圭河与圣萨尔瓦多河交界的地方建立了圣萨尔瓦多城，这个城堡在1577年又被放弃了。早期探险家在东岸地区没有发现他们一直寻找的金、银等贵金属以及有价值的水果和农作物，这也是西班牙对这一地区征服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西班牙殖民者在踏上东岸土地后1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在那里开展大规模的殖民和经济开发活动。
传教士在东岸地区有一些传教活动。1616年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来到东岸地区，向印第安人传教布道。1624年方济各会传教士在贝尔纳迪诺·德古斯曼（Bernardino de Guzman）神父的带领下，在乌拉圭河下游的查纳印第安人中建立了圣多明各索里亚诺印第安人村，这是该地区建立最早的定居点。与此同时，耶稣会在北部地区的瓜拉尼人中建立了几个“合作村”，但这些合作村常常受到巴西圣保罗教教徒的进攻，不是很稳定。1767年耶稣会被西班牙人赶出美洲后，这些合作村也随之瓦解。
（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争夺及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确立
乌拉圭河东岸地区的战略地位早就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关注。他们希望控制这个地区，并以此为桥头堡，向南美内陆地区扩张。1680年，里约热内卢的地方长官曼努埃尔·德洛博（Manuel de Lobo）命令一支葡萄牙舰队从巴西向南行驶进入拉普拉塔河河口，在距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定居点仅一河之隔的东岸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白人定居点——科洛尼亚。虽然驻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当年就夺回了科洛尼亚，但在1681年签订的条约中，西班牙同意归还科洛尼亚，同时规定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确定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洲属地的疆界。
科洛尼亚在葡萄牙人的经营下很快发展成为拉普拉塔河地区重要的港口和非法贸易中心。从非洲、巴西和欧洲运来的黑人奴隶、烟草、葡萄酒、纺织品以及其他货物被用来非法地换取面粉、咸肉干和秘鲁的白银。西班牙商人由于担心他们的贸易垄断地位遭到破坏，于1699年请求西班牙国王准许重新夺回科洛尼亚。170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奉命夺取科洛尼亚，于1705年重新占领了科洛尼亚。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西班牙根据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又将科洛尼亚归还给葡萄牙。1716年葡萄牙人又重新占领了科洛尼亚。
1717年布鲁诺·毛里西奥·德萨瓦拉（Bruno Mauricio de Zabala，1682～1736）被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Felipe Ⅴ）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为了扼制葡萄牙人的扩张，1720年萨瓦拉在东岸地区建立了圣费利佩城和圣地亚哥城（蒙得维的亚就是在这两个小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723年，葡萄牙人试图征服蒙得维的亚湾，但仅一年后就被西班牙人赶了出去。此后，萨瓦拉着手在东岸地区建立新移民点。1726年12月24日，他说服7户人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迁到蒙得维的亚，并与15户从加那利群岛招来的移民组成了一个100多人的移民定居点。为使这些人定居在这里，西班牙殖民当局给予他们许多特权及免税的优惠。1730年西班牙在蒙得维的亚建立了地方政权——市政厅。1751年华金·德比亚纳（José Joaquín de Viana）被任命为蒙得维的亚的第一任地方长官。此后至乌拉圭独立，西班牙共任命了7位地方长官。哈维尔·德埃利奥（Javier de Elio）是最后一位。从此，蒙得维的亚成为东岸的主要行政中心和西班牙在南大西洋重要的港口和基地。
175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马德里条约》（Treaty of Madrid），葡萄牙人同意将科洛尼亚还给西班牙，西班牙则将巴拉圭耶稣会布道区的大部分领土还给葡萄牙。然而10年后，葡萄牙仍没有将这个港口交还给西班牙人，这使得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Ⅲ）废除了这个条约。西班牙军队于1762年占领了科洛尼亚。但是1763年的条约又将东岸地区还给了葡萄牙。1777年7月，在塞瓦略将军率领下，西班牙攻占了科洛尼亚。根据随后签署的《圣伊尔德丰索条约》（Tratado de San Ildefonso），科洛尼亚最终到了西班牙人手中。
随着西班牙取得对东岸地区的控制权，移民定居点先后建立起来。到18世纪中叶，在沿海一带出现了几个城镇，如索里亚诺、科洛尼亚、蒙得维的亚、马尔多纳多以及拉斯皮德拉斯和埃斯皮尼略等。随后，西班牙移民开始向内陆地区扩张。到1810年，建立了13个城镇。东岸地区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区。为了防止走私、抵御印第安人对农场的袭击，西班牙在该地区组建了骑兵队。东岸地区是西班牙人在南美建立的最后一块殖民地。
（三）东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英国的占领
1603年，埃尔南多·阿里亚斯·德萨韦德拉（Hernando Arias de Saavedra，1561～1634）向东岸地区运送了100头牛、100匹马，进行野生放牧。他这么做并非是精心设计的，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此举对后来乌拉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多大作用。水草茂盛的潘帕斯草原以它广阔的胸怀，很快将这批牛马孕育成群。到18世纪初，这里大约有600万头牛和500万匹马。成群的牛和马在一望无际的天然大牧场上自由奔跑，东岸地区由此变成一个没有围栏的大牧场。对于生活在那里的高乔人来说，获得食物是十分容易的事。“只不过是用套索把离得最近的一头牛捉住，或者用流星球把它打倒，杀了它，挑最好的部位割下来，放在篝火上烤，再用刀切，用手撕着吃”[2]，皮革则用于出售。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些商人也来到东岸地区，从高乔人那里收购牛皮。无主的牛和马也吸引了大批牧民来到这里。他们跑马占地，建立自己的牧场。1780～1800年，一些牧场开始生产腌牛肉，将它们出口到古巴和巴西，供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消费。
1776年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建立后，蒙得维的亚及其周围地区被称为东岸。虽然它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管辖，但它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发展成为拉普拉塔河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和贸易中心。1770年蒙得维的亚成为西班牙寄往南美洲邮件的终点站。从1776年起，由西班牙驶往秘鲁的一切船只都必须在蒙得维的亚停泊听候命令，并接受货物检查。1778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对殖民地贸易进行改革后，蒙得维的亚获得了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直接贸易的权力，而不用再通过宗主国。这使它成为西班牙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阿根廷其他港口的货物转运站。
1779年蒙得维的亚海关设立。根据1779年和1781年的两项命令，在此建立了一支海岸警备队，负责警卫总督辖区的海岸。由此，它作为拉普拉塔河地区军事咽喉的地位进一步加强。1797年蒙得维的亚海关又成为向总督辖区以及智利与秘鲁输入黑人奴隶的唯一报关港口。1786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梅迪纳的人在东岸开创了咸肉行业后，蒙得维的亚作为商业中心的作用进一步扩大。随着蒙得维的亚贸易及军事作用的加强，它在政治上的独立意愿日益强烈。1785年蒙得维的亚市市长提出将管辖权扩大到科洛尼亚和卡斯提略斯，也就是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对岸一直到巴西大西洋海岸的整个东岸地区。这个建议虽被驳回，但它预示了蒙得维的亚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分裂已成定局。
1796年英国与西班牙交战。英国控制了西班牙与南美殖民地之间的海上通道。在随后爆发的拿破仑战争中，西班牙与法国结盟抗衡英国。他们之间的战争延伸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1806年英国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1807年2月3日，1万多名英国军人又占领了蒙得维的亚。英国的入侵遭到两地居民的顽强抵抗。由于损失惨重，英国不得不于当年的9月9日撤出了蒙得维的亚。
英国对蒙得维的亚的占领尽管只维持了短短7个月的时间，但对东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在占领期间将大量出版物从英国运来，英国人还用英文和西班牙文两种文字出版了拉美第一家自由出版的报纸《南方之星》（周报），使自由主义新思想在新大陆得到传播。与此同时，英国的民主管理方法暴露了西班牙专制统治的弊端。英国指挥官塞缪尔·奥克缪蒂（Samuel Auchmuty）要求原有的民事机构继续执行公务，并采取严厉措施防止部队滋扰当地民众，而且开放了蒙得维的亚市政会，允许克里奥尔人行使他们的权利。此外，英国的占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蒙得维的亚的商业繁荣。1806年，一支由66艘英国商船组成的商船队，随同军舰驶入蒙得维的亚的港口。这些商人在蒙得维的亚开设了很多商店。为了推销商品，英国商人在报纸上大做广告。英国占领当局还将平均关税从50%降到了12.5%。于是“不久它就好像是一个英国殖民地，而不像一个西班牙殖民地了”。英国军人和商人还结交了很多当地人。当英军被打败后，很多士兵拒绝上船返回家乡，而宁愿留在这里。许多商人回国后又很快重返拉普拉塔河地区谋求发展。对于东岸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也不像原来那样了。
二 独立战争
19世纪初，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独立战争。但乌拉圭人民的独立之路要比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曲折得多。
（一）阿蒂加斯与乌拉圭的独立战争
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1764～1850）被称为乌拉圭的“独立之父”。1764年6月19日，他出生在蒙得维的亚市。年轻时被送入圣贝纳迪诺修道院学习。他在那里学会了算术及拉丁文。但阿蒂加斯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常常跑到牧场学习骑马。他很快成为一名专业骑手，能像高乔人那样娴熟地驾驭马匹。1797年3月，阿蒂加斯加入了骑兵团。由于英勇善战，他很快从一个士兵升为骑兵团的副团长。他还参加了反抗英国占领的斗争。
1808年3月法国军队打着保护西班牙海岸免受英国侵犯的旗号入侵西班牙。拿破仑一世很快打败了西班牙军队，并迫使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Ⅶ）退位，而把他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扶上王位。这个消息在1810年5月13日由一艘英国商船带到蒙得维的亚。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生白人接管了政府，迫使西班牙总督退位。1811年初，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者建立了“洪达”（Junta，拉美历史上的一个专用名词，意思是执政委员会）。2月12日驻扎在蒙得维的亚的西班牙保皇派军事指挥官哈维尔·埃利奥（Javier Elío）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宣战。15日，阿蒂加斯放弃在科洛尼亚的职位，渡过拉普拉塔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反抗西班牙人的独立战争。与此同时，东岸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掀起了反抗西班牙的革命。2月28日，在索里亚诺的阿森西奥河（Asencio）岸边，佩德罗·何塞·比埃拉（Pedro José Viera）和贝南西奥·贝纳维斯（Venancio Benavidez）发出了“独立之声”（Grito de Independencia），又称“阿森西奥之声”（Grito de Asencio）。
随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任命乌拉圭的另一位革命者何塞·龙德奥为东岸作战司令，阿蒂加斯为副司令，准备出征东岸。1811年3月初，阿蒂加斯被任命为司令官，统率东岸地区所有的起义军。4月初，阿蒂加斯渡过乌拉圭河，在派桑杜登陆，加入了东岸人民的革命斗争。5月初阿蒂加斯指挥大约1000名爱国者在蒙得维的亚周围组成了松散的包围圈。5月18日，在拉斯皮德拉斯战役中，阿蒂加斯率领的军队经过6小时激战，打败了约1000多名西班牙守军，切断了驻守在蒙得维的亚的西班牙人通往内地的补给线。这次战役是东岸人民开始独立战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它也使阿蒂加斯成为东岸唯一的真正领袖。被围困在蒙得维的亚的西班牙守军，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向在巴西避难的葡萄牙王室寻求帮助。早已觊觎东岸这片土地的葡萄牙人应西班牙人邀请，向东岸进攻，并在1811年7月控制了东岸的大部分地区。
同年10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与西班牙人签署了停战协定，并根据协议要求东岸人放弃对蒙得维的亚的包围。此举令阿蒂加斯十分不满，他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与西班牙人的停战协定意味着东岸人的失败。10月23日停战协定被批准后，为了防止西班牙人向他和他的人民报复，阿蒂加斯率领1.6万人向北部转移。“东岸人的出走”（éxodo del pueblo oriental）虽不像以色列的出埃及记，但无疑是乌拉圭人争取独立斗争中最有戏剧性的事件。占当时全国人口1/4的东岸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险的征途。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除了3000名部队官兵外，还有1.3万名平民。他们像是一个散乱的商旅队，一些人骑着马，但大多数人包括妇女和孩子是步行的。他们头上顶着随身携带的物品，牛仔赶着一种带篷子的牛车跟在他们后面。从那时起，这种牛车就成为乌拉圭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一种象征。经过2个月的旅行，他们于1812年1月渡过乌拉圭河，进入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省，并在那里安营扎寨了几个月。这次艰苦跋涉被认为是乌拉圭国家形成的第一步。
在流亡营地，阿蒂加斯撰写了指引乌拉圭未来命运的《1813年指导方针》（Instructions of the Year XIII）。他提出：拉普拉塔联合省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各省组成一个单一国家，最初是一个联邦，随后以联邦制为基础，实行民主共和制；布宜诺斯艾利斯将不再作为首都。阿蒂加斯的这个思想被1813年4月召开的东岸地区制宪会议接受。为纪念这个历史事件，至今蒙得维的亚议会大厦中还悬挂着胡安·勃拉奈斯·维亚尔所作的一幅题为《1813年4月议会》的大型油画。然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制宪大会拒绝东岸代表的要求。结果，阿蒂加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关系破裂，1814年1月，阿蒂加斯带领部队再次退到了乌拉圭河地区，与西班牙、阿根廷以及忠于阿根廷的东岸人展开了“三方战争”。
1814年6月驻守在蒙得维的亚的西班牙军队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投降。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代由此结束。不过，阿蒂加斯反抗阿根廷和巴西的斗争仍在进行。1815年1月10日，乌拉圭与阿根廷的军队在瓜亚博交战，阿蒂加斯夺回了蒙得维的亚。3月，东岸人成立了议会和政府，阿蒂加斯宣布自己为“自由人民的保卫者”。与此同时，他还同阿根廷主张建立联邦的圣菲、科尔多瓦、科连特斯和恩特雷里奥斯等省组建了6省联邦同盟。他手下一个士兵的妻子制作了一面旗子，为红、白、蓝共和旗，上面写着“除了自由，我没有什么可以捍卫和畏惧的”。
1816年8月，卡洛斯·费德里科·莱科（Carlos Federico Lecor）率领1万多人的葡萄牙军队，在阿根廷的默许下从巴西分三路入侵东岸，并于1817年1月占领了蒙得维的亚。阿蒂加斯和他的军队进行了4年多顽强的抵抗。1820年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巴拉圭。1821年葡萄牙将东岸并入葡属巴西，称为“西斯布拉丁省”。而阿蒂加斯再也没有回到他的祖国，1850年9月23日，他客死在巴拉圭的亚松森。
（二）33位爱国者与乌拉圭的独立
葡萄牙占领东岸后，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后，东岸人民反抗巴西的独立战争继续进行。1825年4月19日，胡安·安东尼奥·拉瓦列哈（Juan Antonio Lavalleja，1784～1853）和曼努埃尔·奥里韦（Manuel Oribe，1792～1857）领导的33位爱国者，在阿根廷军队的支持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跨过拉普拉塔河，在阿格拉西达海滩（Playa de La Agracida）登陆，进入东岸地区。为了使祖国获得独立，曾追随过阿蒂加斯，后在巴西军队任职的何塞·弗鲁克托索·里韦拉（José Fructuoso Rivera，1784～1854）将军投奔了33人。1825年8月25日，东岸人民在佛罗里达宣布独立。8月25日因此成为乌拉圭的国庆日。由于乌拉圭爱国者宣布独立的同时宣布将东岸并入拉普拉塔联合省（阿根廷），巴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随即向阿根廷宣战。1827年2月20日，巴西人在伊图萨因戈战役中被打败。
英国一直关注着巴西与阿根廷的战争，因为巴西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封锁损害了英国与阿根廷的贸易。另外，英国认为在阿根廷与巴西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最符合英国的商业利益。1826年英国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任命约翰·庞森比（Lord John Ponsonby）为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公使。随后，庞森比向巴西和阿根廷提出在东岸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计划。在英国的调解下，1828年8月27日，阿根廷和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签署和平条约。巴西和阿根廷同时承认乌拉圭的独立。
1828年12月13日，乌拉圭宣布完全独立。1830年7月18日，乌拉圭宪法经过阿根廷和巴西的批准后获得通过，正式建立了乌拉圭东岸共和国。10月24日，何塞·弗鲁克托索·里韦拉当选第一任总统。
三 考迪罗与“大战争”
独立后，乌拉圭白党和红党之间的争夺使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内战。
（一）考迪罗与内战的爆发
1830年7月18日，乌拉圭颁布了第一部宪法。然而，这部宪法没有使乌拉圭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考迪罗（意思是首领、头目，它是拉美国家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指有权势的政治、军事头目）之间的权力之争与外国的干涉，使乌拉圭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之中。
拉瓦列哈、里韦拉和曼努埃尔·奥里韦是独立战争中涌现出的三位军事强人（或称考迪罗）。独立后，他们在外国势力的操纵下，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拉瓦列哈是1830年宪法颁布以前管理东岸地区的第一任地方长官。里韦拉将军是1830年宪法颁布后就任的第一任制宪总统（1830～1835）。在里韦拉任总统期间，拉瓦列哈组织了3次不成功的叛乱。奥里韦担任第二届总统（他也是33人中的一个）后，允许拉瓦列哈及其追随者从巴西返回国内，引起里韦拉的不满。1836年里韦拉将军起兵试图推翻奥里韦政权。9月19日，在卡品特里亚战役中，奥里韦总统一方的军队，头戴的帽子上饰有一条白色的带子。里韦拉一方的军队起初想戴蓝色的帽带，但由于在太阳照射下蓝色常常褪色发白，于是战斗前，里韦拉命令士兵从他们的披巾上撕下一条红色的带子扎在帽子上。此后，奥里韦和里韦拉两派力量根据本派士兵帽子上的帽带颜色，分别将自己一派的力量称作白党和红党。奥里韦得到了阿根廷的支持，里韦拉得到了当时与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有矛盾的法国人的支持。1838年，里韦拉取得了胜利，并于同年3月再次当选共和国总统。奥里韦被流放到阿根廷。
（二）“大战争”（La Guerra Grande，1839～1852）
1839年，里韦拉在法国和阿根廷移民的支持下，向阿根廷独裁者曼努埃尔·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1793～1877）宣战，并把罗萨斯的军队赶出乌拉圭。1840年法国与罗萨斯达成协定，将法国的军队撤出拉普拉塔地区，里韦拉的力量受到削弱。随后的3年，里韦拉与奥里韦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在阿根廷的领土上进行的。1842年，奥里韦在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支持下打败了里韦拉。
1843年2月16日，奥里韦及罗萨斯的部队开始对蒙得维的亚进行包围。他们对蒙得维的亚进行了长达9年的包围。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杜马斯（Alexandre Dumas）将这次包围称作“新特洛伊战争”。除里韦拉将军及其领导的部队外，阿根廷不满罗萨斯独裁统治的三个省的部队以及由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籍居民组成的兵团也参加了保卫蒙得维的亚的战斗。其中，包括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加里波第和他领导的“红衫党”。因此，在今天乌拉圭的教科书中仍把他视为乌拉圭的民族英雄。
为了阻止阿根廷吞并乌拉圭，确保乌拉圭河及巴拉那河的自由航行，英国和法国通过海上舰队向蒙得维的亚城内的守军提供补给。1845年12月英国军队还与法国海军一道封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港。1850年法国和英国由于对战争感到厌倦，先后撤出了乌拉圭。就在蒙得维的亚眼看要陷落的时候，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乌尔基萨（Justo José de Urquiza）起兵反对罗萨斯，使形势发生了转机。1851年他在一些乌拉圭人的帮助下打败了奥里韦，并结束了乌拉圭境内的武装冲突。1851年5月，巴西也向被包围在蒙得维的亚的守军提供资金和海军力量。由于红党和白党都对外国干涉感到幻灭，当年10月8日，在乌尔基萨的推动下，奥里韦与里韦拉握手言和，双方一致认为谁也不是胜利者，谁也不是失败者，并一道参加了反对罗萨斯的战斗。1852年2月，乌尔基萨的部队在3000名巴西人和2000名乌拉圭人的支持下，在卡塞罗斯山打败了罗萨斯。随着罗萨斯在阿根廷的倒台，支持红党的乌尔基萨率部队解除了对蒙得维的亚的包围。
长达9年的“大战争”使乌拉圭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城市和乡村人口大幅减少，大批牲畜死亡。牛的存栏数从1843年的600万头减少到1852年的200万头。此外，红党政府在战争期间（1851）同巴西签署的5个条约使乌拉圭沦为巴西的卫星国。为酬谢巴西提供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这些条约给予巴西很多特权，如干涉乌拉圭内部事务、引渡逃跑奴隶和罪犯（在内战期间，红党和白党为鼓励以前的奴隶参军，都宣布废除奴隶制）、在乌拉圭河及其支流航行、免税向巴西出口牛和腌肉、将巴西给予红党的援助变为欠巴西的债务。此外，巴西同意向乌拉圭提供更多的贷款，这是乌拉圭国库当时可以得到的唯一收入。双方的边界也得到承认，乌拉圭放弃了对夸雷姆河北部的领土要求，承认了巴西在两国间的天然界河米林和亚瓜龙河上的专属航行权。这个时期，大批巴西拓荒者乘机涌入乌拉圭，买下了很多庄园。当时登记在册的巴西拓荒者一度达到2万人，占乌拉圭人口的10%～15%，所买土地占领土的30%。
（三）“大战争”后政治经济的发展
1852年内战结束后，考迪罗之间实现了部分和解。1855年11月11日，奥里韦同红党开明派贝南西奥·弗洛雷斯签订了“联合公约”。这给乌拉圭带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社会生产活动逐步得到恢复。1852～1858年，牛的存栏数增长了一倍，从200万头增加到400万头，1862年达到800万头。引进的德拉种牛（1858）和赫里福德种牛（1864）大大改善了牛群的质量。1863年，德国人基培特（G.C.Giebert）在乌拉圭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化的屠宰厂，从此牛肉生产和出口成为乌拉圭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与此同时，养羊业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羊的存栏数从1860年的100万只增加到1862年的300万只。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各种公用设施逐步发展起来。1853年建立了煤气公司，1857年建立了第一家银行，1860年建立了污水处理厂，1866年开展了电报业务，1869年修建了通往内地的铁路，1871年建立了自来水厂。
然而，在考迪罗和外国力量操纵下，乌拉圭政局极不稳定。1853年，白党总统胡安·弗朗西斯科·希罗（Juan Francisco Giró，1792～1866）被红党掌控的军队推翻。加夫列尔·佩雷拉总统（Gabriel Pereira，1794～1861）在其任期内挫败了6次政变企图。1860年执政的白党总统贝尔纳多·贝罗（Bernardo Berro，1799～1868），为遏制巴西的扩张，采取了一些维护民族主权的措施：一是鼓励乌拉圭人移民到边界地区；二是限制居住在乌拉圭的巴西庄园主使用奴隶；三是拒绝更新1851年“大战争”时期与巴西签署的贸易条约，对出口巴西的牛征税；四是对乌拉圭的土地和牛群征收较高的直接税，使巴西庄园主承担税赋责任。这些措施引起巴西庄园主及巴西政府的不满。1863年4月19日，红党的贝南西奥·弗洛雷斯（Venancio Flores，1808～1868）在阿根廷支持下发动叛乱。1864年9月，巴西根据1851年的条约派军队进入乌拉圭，支持贝南西奥·弗洛雷斯的叛乱。1865年2月，弗洛雷斯掌握政权。阿根廷和巴西对乌拉圭的干涉引起了支持白党的巴拉圭独裁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Francisco Solano López）的不满，乌拉圭与巴西和阿根廷组成了三方联盟，同巴拉圭进行了巴拉圭战争（1864～1870）。
1868年2月，贝南西奥·弗洛雷斯被暗杀。随后上台的制宪总统洛伦索·巴特列（Lorenzo Batlle，1810～1887）首先面对的是白党考迪罗蒂莫泰奥·阿帕里西奥（Timoteo Aparicio）的叛乱。此次“长矛叛乱”持续了2年多，对国家经济的破坏作用仅次于“大战争”。1872年，红党与白党达成了《1872年4月和平协议》。该协议允许白党在全国13个省中控制4个省。这种合作参与制是两大对立政党之间寻求妥协的一种方式。
四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1875年以后，乌拉圭政治秩序建立，生产获得发展，现代民族国家正式形成。
（一）军人执政时期（1875～1890）
1875年，何塞·埃廖里（José Ellauri，1834～1894）政府被洛伦索·拉托雷上校（Colonel Lorenzo Latorre，1840～1916）领导的政变推翻。1875～1890年相继上台执政的军政府通过实行铁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内陆地区考迪罗的力量，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何塞·佩德罗·巴雷拉（José Pedro Varela，1837～1906）政府上台后逮捕了反对派领导人，并将他们中的很多人流放到古巴。1876年初，巴雷拉政权被“三色革命”的暴动推翻后，军政府领导人洛伦索·拉托雷上校亲自掌握了政权。为了保护农场主和大牧场主的利益，他采取强硬措施镇压罪犯和失业者（当时没有工作的人被认为是流浪者），农村秩序得以恢复。1886年马克西莫·桑托斯总统（Máximo Santos，1847～1889）镇压了反对派的叛乱。
军政府积极鼓励发展生产。为了改变野生放牧的无序状态，明晰产权边界，政府鼓励牧场主在牧场周围建立围栏。为此，政府于1875年取消了修建牧场围栏使用的铁丝网的进口关税。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农业协会参与起草了农村法，该法案保证了农场主对土地和牲畜的所有权，从而有效维护了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此外，政府为了鼓励农场主放养品种更好的牲畜，从英国等地进口了许多纯种牛。这些措施为乌拉圭现代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军政府还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1875年、1886年和1888年政府三次修改海关法，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拉托雷政府着手改进了运输和通信设施。首都蒙得维的亚于1878年开通了电话系统，1886年有了照明设施。蒙得维的亚通往内陆地区的铁路先后开工建设，铁路网在10年内增长了一倍。政府建立并控制了邮政服务系统，各省首府之间建立了电报网。蒙得维的亚建立了一座发电厂，事实上它是南美建立的第一座发电厂。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银行和许多企业也纷纷建立起来。
1877年拉托雷政府实行了免费初等教育。教育改革还延伸到共和国大学（即蒙得维的亚大学，1849年建立，在1984年前是该国仅有的一所大学），1876年和1877年分别在该大学建立了医学系和数学系。
军政府继续推行世俗化改革。1876年拉托雷政府建立了民事登记制度，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登记注册工作由教会移交给国家。1885年桑托斯政府颁布了世俗婚姻强制法，规定只有世俗婚姻才是合法的。
军政府的改革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1876～1886年，皮革出口增长了30%，羊毛出口增加了40%。到1884年，羊毛的价值首次超过了畜产品的价值。[3]经济的高速发展，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1882年以后欧洲移民大量涌入，乌拉圭形成了第一次移民浪潮。
（二）文人执政时期（1890～1903）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人的专政和独裁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蒙得维的亚各阶层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马克西莫·塔海斯（Máximo Tajes，1852～1912）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对军队进行了改编，撤换了亲桑托斯的军官，恢复实施了宪法，允许反对派参与政治活动。1890年3月，胡利奥·埃雷拉-奥韦斯（Julio Herrera y Obes，1890～1894年执政）当选总统，乌拉圭正式恢复了文人统治。
文人政府上台不久，乌拉圭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890年7月31日国民银行倒闭，黄金储备枯竭，外债急剧增加，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由于政府的经济措施使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加剧，政局出现动荡。在1894年的总统选举中，议会经过40次投票，最后才指定胡安·伊迪亚尔特·博尔达（Juan Idiarte Borda，1844～1897）为总统。博尔达上台后，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大批工会组织相继建立，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红、白两党的矛盾也日益激化。1872年红党与白党曾达成一项政治参与协议。按照原来的协议，白党应该在全国13个省中有权控制4个省。当全国省份数目由13个增加到19个时，白党却只控制了3个省，这引起白党的极大不满。1896年末在议会举行选举前，来自巴西里约格朗德州牧场主家庭的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Aparicio Saravia），打着选举保证人、反对秘密投票的旗号，向政府施压。1897年3月，萨拉维亚发动叛乱，使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同年8月，博尔达总统被暗杀。参议院议长胡安·林多福·奎斯塔斯（Juan Lindolfo Cuestas，1837～1905）被任命为临时总统。经过谈判，执政的红党与白党于9月18日签订了《拉克鲁斯和平协定》。这是乌拉圭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方式结束的内战。根据这项协定，白党控制了19个省中的6个省，奎斯塔斯还给参加叛乱的领导人20万美元，让那些白党人回归社会生活。
1898年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埃雷拉派，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奎斯塔斯不愿意放弃权力，发动了军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