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史学（2020年第2期·总第30期）
- 江沛主编
- 42292字
- 2022-04-02 17:08:46
关于王权主义学派的通信
李振宏[1]
编者按 刘泽华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卓越代表，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为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其实，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还不是这些，因为任何历史观点、学术见解或方法理论，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改造、被淘汰，唯有其治学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将伴随学术事业的发展而长存。本文以刘泽华、李振宏两教授间的学术通信为主要材料，叙述了在形成对“王权主义学派”的系统思考中的主论者与研究对象间的思想交流。既具有史料价值、史学史意义，又具有启发如何理解思想史理论形成、历史与现实思潮间关系的多重价值。
2010年，我在酝酿两篇长篇论文的写作。一篇是后来发表在《历史学评论》上的《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2013年第1期），一篇是发表在《文史哲》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2013年第4期）。这两篇论文评论的对象，都与刘泽华先生有关。就前者说，刘泽华先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界思想解放的先驱，关于60年来古代史研究的评论，刘先生自然是绕不开的；后者则是关于刘泽华及以他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的专论。但是，在此之前，我与刘泽华先生没有个人交往。为着论文写作的需要，我觉得有必要去拜访一下这位令人敬仰的前辈。于是便四处询问刘先生的联系方式，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联系，并保留下来几十封珍贵的电子信函。
在纪念刘泽华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日子里，翻检这些学术通信，生发诸多感慨，便借此整理邮件的机会，记下零星的想法，并以此作为对先生的缅怀！
尊敬的刘泽华先生：
冒昧造访，请原谅！前段时间，《学术月刊》约我写一篇笔谈短文，我把您写了进去，不知所论是否恰当，想和您联系但没有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现在文章已经发表出来，才从黄敏兰那里获得您的信箱，虽然是事后，还是寄上请您批评吧。关于您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我是很想写点东西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去拜访您一次。比如，我可以写一篇题为“论刘泽华学派”的长篇评论，可能有点不自量力，让您见笑了。最近，《中国史研究》约我评论几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我还是会把您写进去。这诸多方面的考虑，使我必须想办法去拜访您一次，当面向您请教。
《史学月刊》前段时间曾向您约稿，您能屈驾赐作吗？我主持《史学月刊》大概有十五年了，还没有发表过您的大作，很是遗憾，私心得到您的眷顾，幸勿推却。
衷心祝福健康！
李振宏敬呈
2010年12月6日04：52（星期一）
说明：
想到给刘泽华先生写评论，源自《学术月刊》的一次约稿。大概是在2010年的七八月间，《学术月刊》主编田卫平兄约我写一篇笔谈短文，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话语体系。这次稿约促使我关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问题，最后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的短文，发表在《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这篇小文的写作，使我对学界已负有盛名的刘泽华学派有所了解。之前，已有几篇论文谈及刘泽华学派，譬如方克立先生的《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秦进才的《形式主义史料与政治文化的存在方式》（《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等论文，都使用了“刘泽华学派”这一提法，但都没有说明这个群体何以为学派，没有对这一提法做出学理性的论证。我的短文中用两千字的篇幅谈及刘泽华学派，对之做了简单概括，提出“刘泽华学派所以成立，在于这个研究群体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有区别于他人的治学宗旨和方法论体系，有独特的言说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并对刘泽华学派的方法论体系做了简要论证。就是在写作这篇短文的过程中，我一再为刘泽华先生强烈的现实情怀所感动，并深感他所提出的“王权支配社会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需要对其深入研究。于是就决定写一篇有分量的专题评论文章，来为这个学派鼓与呼！
邮件中提到的《中国史研究》约稿，是在大约一年之前，彭卫兄约我写的一篇评论新中国6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文章。记得彭卫兄当初是豪情万丈，计划要组织一组有分量的评论文章，来反思6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约我写的方法论问题是其中之一篇。他当时说，你放开写，不要受篇幅局限，写几万字甚至十万字都行。我为此和彭卫兄有过两次讨论，但总是感到很难写出有创新价值的东西，很难摆脱对主流史观、方法论进行理论反思的窠臼，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方法论研究大抵如此。大概就是在酝酿关于刘泽华学派的文章时，我找到了一个总结6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破口，一时兴奋莫名，即打破从政治、意识形态等左的干扰的角度进行理论反思的套路，从主体出发、从历史学家思想世界变化的角度来研究60年的学术进程。这是一篇大概要写到十多万字的长文，且有彭卫兄的约稿，所以，打算在完成此篇之后再着手“刘泽华学派”的研究。这篇文章后来定题为《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这篇文章的写作，要用大量篇幅谈到刘泽华先生的研究。一方面他从事古代思想史研究，在我所考察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刘先生是改革开放之初史学界思想解放的先驱，走在学术发展的前沿，所以对他的考察自然要占相当的比重。
就是这样两篇文章的写作，使我产生拜访刘泽华先生的念头。之后和刘先生的大量邮件往来，也多是围绕这两篇文章而展开。
振宏老弟（以齿序）：
能收到您的信，非常高兴。我现在很闭塞，耳背得厉害，很难参加会议；这些年在域外时间多；回来后又在京津之间游弋不定，很难翻阅报刊；自己的网上功夫又差；精力日衰，综合起来不能不闭塞。这一年多好像我还在赶浪头，那是一次特定的机会，又有朋友的帮助和推动所致。几篇文章都是在域外写的。被推上了虎背，现在想下来也难。前两天一位研究生把您发表在《社会科学报》上的大作传给我，让我惊喜！正要找您的地址，今天又看到您传来的原文，自然更是惊喜！对批评我的，其实我同样是欢迎的，也在惊喜之中。所不同的是您在进行剖析。至于我们的立论是否有理、有据以及有何缺陷和错误，只有经过剖析才能明了。前不久也是一位少年传来哲学所所长（谢地坤）的一篇长文，他是批评文化保守主义的，但捎带批评我是“全盘否定派”。这位少年同时转来方克立给他的信，方批评所长“敌友不分”，没有读人家的文章，乱戴帽子。
别人如何评价、批评，都属于仁智之见，能引起争论，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说有什么作为，能引起争论就是最主要的。
您有计划作进一步剖析，我当然万分欢迎。您是重量级的大笔，能进入您的视野，此生之幸也。我得先做几件事：
1.寄上若干本我们的著作。
2.也有一点自我学路的梳理素材，已经整理出来的即寄上；还有拟作的，只能稍后寄上。
3.也有几篇学术自述供参考。
4.见诸报刊批评我的，少年朋友帮助我收集了一些（很不全），也寄上。您文章引述方克立说“学派”的文章，我就没有看到。
5.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应该做。
说到“学派”，我真的难承担，一是我的知识面很有限，我用八个字概括：一身土气，坐井观天；二是不通“洋”说；三是自己都是些零打碎敲的东西。当然我也有点自信，正像您说的，我提倡并尽力追求学术个性。
能劳亲驾，有些惶惶，当然十分欢迎。我们要先做点准备。张分田在南开，是否把葛荃也请来？是否还需请一两位有成的少年？如林存光等。让我想想，也请您考虑一下。
您如何剖析，一切由您自主，我们只提供素材。
多年来没有给你们投稿，有违盛意，实在有缺，谨表歉意。主要是没有东西，有时弄出来一篇就被附近的朋友抓去了。这些年忙着张罗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没有精力写东西，又无存货。让我想想，最好是不能给你们掉点，又不太费事的。请您帮助出点意向。
敏兰同志多年前见过一面，从去年才有通信往来。
祝
愉快
刘泽华12-6日。
2010年12月6日11：52（星期一）
说明：
刘先生邮件中提到的《社会科学报》文章，即原刊《学术月刊》上的那篇《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此文在《学术月刊》刊发后，被上海的《社会科学报》以《期待中国思想史的蓬勃春天》为题转载，略有删节（这个转载，删节得不好，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其中关于侯外庐学派的部分，与我的原文有出入，甚至是改变了我的原意，使人有点哭笑不得）。从邮件中看，刘先生非常重视我给他写评论这件事，不仅张罗着要寄送他们的著作，还计划对我的前往拜访组织座谈会，想邀请张分田、葛荃、林存光等一起会商此事。
刘先生：
您好。这么快收到您的回函，非常高兴。
我安排一下近几天的工作，争取在本周末去天津一趟。如果张分田、葛荃他们都在最好，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具体日期定了之后再向您汇报。
祝好！
李振宏敬上
2010年12月6日13：38（星期一）
刘先生：
您好。我想在这个周末去天津拜访您。周六晚坐车，第二天（周日）中午左右到南开，住下来之后再和您联系。您这个周末在天津吗？如果在，也最好约几个人，我们周日下午座谈一下。请您赐复，说明您是否在天津，您家里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
再致谢意！多多保重！
李振宏
2010年12月7日13：19（星期二）
正给你回信，收到你刚发的信。
振宏老弟：我建议往后拖一下，主要是要给我们一点反思时间。另外学院知道你来，也很欢迎，要请你作一次学术讲演等。会有其他同志与你联系。
关于学派问题，我过去没有认真思索过，随便说说，就是一种符号吧。你要剖析，就要认真反思了。我绝不会对你的剖析进路和评语施加任何影响，但我有责任提供可信的文字证据。
1.我要梳理自己，前些天我给同学讲“专制权力支配（塑造）社会问题”，就把我的往日文字梳理一下，请见附件。有关学派问题也需要类似的反思和梳理；
2.的确是个小群体，路子大致相同的诸位也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空间，得让他们也反思和梳理一下。这也要时间准备。另外要给你提供一个书目。
3.哪些人参加，如何交流，也需要我再考虑一下。
因你计划写一篇长文，又是大手笔，不能不反思和准备。
推到元旦后，还有个人原因。我女儿带孩子18日到北京，元月2号回去。我现在是老伴的附件，不能不跟着走。我在北京也还能准备。
你写古代史研究述评，计划把我摆进去，十分感谢。我自认为有几点可供参考：
1.动力问题如果还谈，我希望把我的名字列出来。我写了一篇《太晚的致意——由我的三篇文章说黎澍》，《历史学家茶座》说12期刊出。见附件。蒋大椿、瞿林东、王学典都提到动力讨论的意义，但稍感不足，都没有列出由头、作者的名字。
2.就是“专制权力支配社会问题”。《文史哲》去年的会你参加了，用“塑造”二字比我更明快，但意思是一个。我建议学典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似乎有点犹疑。
3.战国“授田制”无疑是个关乎大局的大制度，这三十年写战国史的没有不写“授田制”的，还有多篇论文。过去都不说学术史，包括我自己也有这种毛病。现在逐渐规范化，被人认定首先考证出“授田制”的是我1978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战国“授田制”下的“公民”》。请看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621页的注；袁林《两周土地制度研究》215页注。他们两位都送给我书，所以知道。还有一篇专门综述这个问题学术史的文章，曾传给我电子本，一时找不到了。这是一个大制度，涉及诸多问题。如要提及制度问题，“授田制”不应阙笔。
4.社会史无疑也是一个大问题，学典的文章提到我的《士人与社会》。
5.思想史还说点什么？
我自诩的太多了，仅供参考。
话说回来，由于你的剖析，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一直萦回不止。但这几周要给同学讲课，费了不少时间。后天有一讲，可能还有一讲。所以还没有静下来。请你谅解。
元旦过后请来如何？
祝安
刘泽华7日。
2010年12月7日16：19（星期二）
说明：
刘先生这封信内容丰富，涉及诸多问题。为着慎重起见，他建议我去南开的时间推迟一点，他需要多一点思考的时间。
关于动力问题，他提到了给《历史学家茶座》的文章《太晚的致意——由我的三篇文章说黎澍》，此文后来发表于《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期。刘先生谈的三篇文章是：《打碎枷锁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与王连升合写），《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与王连升合写）。这三篇文章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史坛产生了轰动性影响。刘先生文中说：“这几篇文章能刊出和在大会上发言，有多位先生的帮助，而黎澍先生是有力的推手。黎澍先生已经作古，文中提到的其他先生都健在，三十多年来我没有向他们说过一句致意的话。日月如梭，我也年过古稀，现在才说一声致谢，实在太晚了。”
关于“专制权力支配社会问题”，刘先生提到《文史哲》的会议报道使用了“塑造”二字，比他自己说得更明快。《文史哲》的会议不是“去年”，而是2010年5月，是《文史哲》编辑部发起召开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这次会议抛开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以及“封建”译名的纠缠，倡导以独立思考之精神对秦至清末这段历史的社会形态进行重新命名。有关的会议报道中说：“与会专家对秦至清末的社会形态基本形成了如下重要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并着重把‘国家权力’和‘文化’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形态的研究和命名中，认为自秦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权力就成为中国古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塑造国家权力，而是国家权力塑造了整个社会。”（参见《〈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文史哲》2010年第4期）显然，这样的会议共识，反映了刘先生“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说”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刘先生邮件中提到的战国“授田制”问题。战国时期普遍实行“授田制”，是刘泽华先生的一个重大学术发现。刘先生列举晁福林、袁林的文章，都指出了这是刘先生首先考证出的成果。刘先生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发现，希望我在写六十年那篇文章时，能够提到它。之后的通信中，以及到2013年我在南开和刘先生的学术对话中（2013年10月，我和刘泽华先生在南开大学有一场学术对话，对话纪要后来发表于《南国学术》），刘先生都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胡适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何况刘先生发现的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制度”！（参见刘泽华、李振宏《学派·学术个性·中国史观——关于“王权主义学派”问题的对话》，《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但遗憾的是，我当时在写的两篇评论，侧重点都不是评价研究成果本身之价值，所以无法将刘先生在战国“授田制”问题上的贡献含括其中。其后我的研究，一直没有对刘先生的这个提议做出回应，至今引为憾事。
刘先生：
您好。大札敬悉，你的建议很好，要座谈一下是应该有点准备的，可以在元旦以后，那就再联系吧。
对贵院，我是一直抱有敬意的，也有畏惧之感。如此著名学府，我是不敢去讲什么的，此事我需要好好想想。我正在考虑写作的关于古代史研究的评论，主要是从古代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方法的角度来构思，具体的研究内容太丰富，太庞杂，我自己又无研究，所以也难以评论。我计划将您写进去，也主要是侧重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您信中提示的一些问题有些我可能会涉及，譬如动力问题讨论，但不可能都涉及。我可能用两个月时间，大概在春节前完成此事。明年春天，开始认真拜读您关于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的系列著作，以及您的学生们的成果，希望明年上半年能写出关于您的学派的评论文章。既写就下点功夫，写得像个样子，不能辜负您的希望，也不能被学界所耻笑，当然最终也使自己通过此次写作有一些真正的思想收获。
您的两个附件，有一个我打不开，就是那个“晚到的致意”，可能是您用的编辑软件和我用的word版本不同，所以打不开，另一个附件可以打开。不过，您不用再去费事处理了，既然已经安排在《历史学家茶座》第12期发表，我不久就会看到，他们每期都寄给我的。
非常感谢您给予我的支持和提携！
恭祝健康！
李振宏敬上
2010年12月7日19：37（星期二）
振宏老弟：
你的剖析引起我的思索、反思，一时也理不出头绪。我有几点想法，先交流一下：
1.您倡导学术个性的大旨，我十分赞成。但关于“刘泽华学派”，批评者戴个帽子无所谓；但要从学术层面剖析，我的负担很重，我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承担，不够格。因此，如果不见面，由评论者自由评论；如果见面，我就不能承担了。
2.见面交谈，我初步意见只能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南开群体”之类的名义下进行，不可用“刘泽华学派”。如果见面后您要写文章，不管您如何判断，但至少要把我们的自评写进去，这又会妨碍您的思路，对此我也很犯难。见了面，如不反映我们的态度，也不宜。
3.我本人有点滥了，但我们的群体似乎还有待介绍，他们都很有个性，互相差别可能是东西之分，与我的看法也有很大差距。下边简单做个介绍：
A.张分田：在研究统治思想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思路，近又出版70万字的《民本与古代统治思想》；
B.葛荃在政治文化方面有自己的研究特色；
C.张荣明对政治宗教下了功夫，有多本著作；
D.杨阳出版了《政教合一》；
E.何平以“天地——父母”原型分析了政治思维的起源；
F.刘畅近出版《君心同构》，分析了身体政治学；
G.林存光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有深入的研究；
H.李冬君的《儒家的圣人革命论》引起瑞士汉学家毕来德的特别重视；
I.胡学常的《汉赋与政治话语权》分析了汉赋的政治性；
L.刘丰出版了《先秦礼学与社会的整合》；
M.张师伟《黄宗羲民本论的极限》论说黄没有开创新时代。
这个群体的综合，的确拓宽了思想史的研究，很多问题是前人涉及较少的。
我已经老化了，也边缘化了，虽说不上众矢之的，批评者大抵以我作靶子，所以不妨简单化。如果能多着笔群体，是否更有意义？
4.如果面谈会给你带来框框，我想还不如放到以后再说。一切由您自由写去。我还会继续提供一些素材，也力争让诸位提供些。所提供素材也仅供参考。
不知以上几点是否合适？敬希考虑！
祝
快乐
刘泽华12-17日。
2010年12月17日14：23（星期五）
说明：
在这封邮件里，刘先生第一次提出不希望用“刘泽华学派”这个提法。后来使用“王权主义学派”这个概念，是在刘先生一再拒绝接受“刘泽华学派”提法后的无奈选择。也由于重重顾虑，刘先生表达了对我去天津拜访的担忧，最后还是决定在我写出文章之前不见面，并一再表示对我的评论，他不参与意见，只提供素材，一切由我自主评论。由此，我体察到了一个大学者的坦荡胸怀。
刘先生：
您好。
从上海开会回来几天了，杂事缠身，没有时间坐下来思考问题，迟复为歉！
您对我去天津拜访有顾虑，可以理解，我尊重您的意见，取消这次活动，也免得给那些以说三道四为能事的人留下口实。
关于这篇评论，我计划明年四五月份开始做，现在就要有所准备。您的著作，我身边已经有的是：《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其他人的著作只有张分田的《中国古代帝王观念》。我想请您和您的这个群体帮助提供一些资料，大体如下：
1.著作类，除了您的著作我需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外，这个群体的其他学者的著作，最好每人提供一两本代表作；
2.每个人重要的论文（自己认为重要，不可忽视的文章），集中列个目录，不需要多，每人选1～3篇即可；
3.评论所涉及的每个人的基本材料，类似简历的简单介绍。
将来我的写作，原则上不多和各位沟通，完全是我自己的思考。等文章写完后，再寄上请您过目。
刘先生，虽然我们过去接触不多，但您是我非常敬仰的学者之一。我给您写评论，完全是从推进中国学术发展出发的，没有其他考虑，您不需要有过多的顾虑，更不要酿成思想负担。我这个人还是有些独立性的，不是喜欢捧人的人。在学术成就上，您是大家，我不能望其项背；但在学术理念上，我自认和先生是同道，这大概是我写评论的原因。由于我们接触不多，您对我也可能不很了解，随信附上去年底《学术月刊》给我做的一个访谈，算是对您做一个思想自白，也请您对症下药，给我以指导。另外，最近有一篇小文，在我自己的刊物（《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上发表，也附上请您指教。
天已经很冷，多多保重！
顺颂
双节愉快，幸福安康！
李振宏敬呈
2010年12月28日06：38（星期二）
说明：
我在这封邮件后附上的两篇文章是：
一、李振宏、徐莹：《让学术执行批判的使命——李振宏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在这个访谈中，我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执行社会批判。通过学者们的批判性研究，让政治家看到存在的问题，看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推进历史的发展。毛泽东明确说过，要以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没有批判意识，怎么去发挥向导的作用呢？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历史学家老是跟在政治家的背后亦步亦趋，那你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我的思想基点是，学术应该执行评判的使命，并尽可能将之贯穿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
二、李振宏：《论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纪念刘知幾诞辰1350周年》，《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史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以批判为职志的史学批评著作。刘知幾之前的所有著作，都被他以批判的眼光审查过，大到撰述志向、历史观念，小如遣词用语、材料取舍，史著之篇章布局，体例之是是非非，他都无一例外地予以批判性评论。可以说，贯彻于十万言《史通》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是‘批判’二字；飞扬于《史通》酣畅淋漓、激情涤荡的行文之中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批判精神即是刘知幾史学的核心和灵魂。今天，纪念刘知幾诞辰1350周年，其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从刘知幾身上汲取宝贵的思想营养，从他那里体会学术的真谛，学习其批判性思维。”
我所以附上这样两篇文章，是为了增进刘先生对我的了解。我相信，刘先生会从我的文章中看到和他完全相同的学术理念，进而对我的评论抱有信心。
振宏老弟：
我们互相沟通和互相理解，真正符合学术和理论的内在逻辑。
正像你所说的，只一家就没有家了。至少我这一代是赶上了舆论一律的时代，有争论也更多的是打语录仗，斥责对方是“反马”的云云，“文革”之来是符合当时逻辑的。你看时下批判逆“封建”说的，依然是这种思维方式。1999年南开举办社会形态讨论会（是我提议开的），来了不少大家，本意是想突破，但就我而言，无能抽象出一个适当的概念来对应，所以也只是淡化而已。冯天瑜提出“宗法地主专制”，细想这是三个因素的连称呢？还是“宗法地主”界定“专制”呢？那么帝王在哪里？但有这一说，就是突破，我还是支持的。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我们的认识只能同一化、僵化！
十天前暴患肠胃炎，急救，吃的都是超市的食品，还加了热，至今我也想不起是哪种食物引起的。现在的假冒伪劣、农药等等，不可不格外小心。市场不发达，竞争不足，检查部门不负责加腐败（我认识的一个人在检验部门，其腐败不可言状），消费者缺乏追究精神等等，假冒伪劣便横行无阻，请你也注意吧。
我会继续提供素材。近半年来我也在抽空整理自己，因为批评者日多，最近哲学所所长谢某批我是“全盘否定派”的代表人之一，我应反思和梳理自己。你的剖析更是个推动。
我还有两三本滥作，等我回天津后寄上，也劝其他人提供素材。
能有你这样的大手笔剖析，幸也；但愿不要增加负担，任自由！
祝
新年快乐
刘泽华29日。
2010年12月29日11：31（星期三）
说明：
刘先生提到的两个问题，需要有所交代。一个是1999年他提议召开的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研讨会。这个会议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市社联共同举办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1月11日至13日在南开大学召开。史学界很多著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就包括学界耆老何兹全先生、何兆武先生等。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传统社会形态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演进过程的新思考，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的新探讨。刘泽华先生主持会议并做了总结发言。具体会议情况参见张分田、张荣明所撰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我个人有幸参加此次盛会，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历史结局》的发言。我在多次场合讲过，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单是会议议题“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提出，就意味着对传统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重大突破，因为如果坚持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话，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提出。所以，这次会议意义深远。
另一个问题是刘先生提到冯天瑜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说。这是指冯天瑜先生2006年出版的《“封建”考论》，提出秦至清时代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看法。冯天瑜在该书中说：“秦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但‘宗法制’‘地主制’与‘专制帝制’三项要素贯彻始终。”“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似可昭示这两千余年间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体制诸层面的基本特征。”他还谈到，也可以简称为“地主社会”（参见冯氏该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第409～411页）。该书出版当年，他还有一篇文章发表，专门论述“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说”，参见氏著《秦至清中国社会形态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刘先生不赞成冯天瑜的观点，但他支持冯天瑜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这一说，就是突破”，重在培植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振宏兄：
我已来西雅图。
看来《历史学家茶座》尚未刊登我的稿子，我已去信询问。现把稿子传去，因为是茶话，有些地方扯得远。关键的地方我用颜色标出。您看看有何问题，我再提供。
王权支配社会问题，曾传去一份素材，不知收到否？再发一次。其中多处说到地主的产生与再生问题。
关于王权主义观念问题，我又粗粗整理了一份素材。也传过去。
我虽自信是有学术个性的，但毕竟有限，在您的大文章中能提及几处，就十分高兴和满足了。
有人批我是全盘否定论的大凶，接下来再整理一下我是否是全盘否定的一份素材。再后还想整理一下方法论的素材。我不否认我写的文章大多都有理论背景和某种含义，都有自我解剖和某种诉说。以后我也准备把有点影响文章的心路写写。
我整理这些素材是为自我回顾和反思，寄上以求相知和批评！我的文章能劳您评说，已足矣！
祝顺利！
刘泽华2-11日。
2011年2月13日09：15（星期日）
说明：
我认为，刘先生邮件中提到的“我不否认我写的文章大多都有理论背景和某种含义，都有自我解剖和某种诉说”这句话，值得重视，这对理解刘泽华先生的学术理念非常重要。刘先生从来不写无病呻吟之作，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都埋藏着深深的现实关怀，而且他从不讳言这一点。在一篇学术访谈中，他曾很直率地谈道：“我想，或许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但我不是；也或许有不要思想的纯学术，但我也不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就我们民族的整体观念而言，还远没有从中世纪走出来。‘文革’固然是有人发动的，但闹起来后何尝不是民族观念的一次大展现。诸如‘生为某某的人，死为某某的鬼’，‘三忠于，四无限’等等，就是普遍认同的一种意识。更为悲惨的是，许多被打倒的、被折磨致死的‘老革命’，最后竟然留下了要‘紧跟’之类的遗嘱。这些思维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根据。我写的多篇文章，从历史角度说，是对历史的描述，但放到现在则是想照照镜子。有人说，从我著述中看到了某些现在的东西，能有这种感受，可谓得吾心矣！有人说是影射，平心而论，不能直言的环境，影射便是必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刘泽华、范思：《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琐谈——刘泽华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研究刘泽华学术，对这一点不可不予以特别关注。
刘先生：
您好。还在美国吗？打扰您了。
您的《我对王权的塑造—4》中提到发表在1980年《中国史研究》上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我正在写作的文章要对大作有所参考，不知道是在1980年的第几期？如果手边有资料的话，请赐复。您以前发的文章，后来有些被收入某些文集、著作，在收录时是有改动的，我必须以当初发表时的原稿为准，而不能直接采用修改过的文字。请谅解。
编辑部以前曾向您约稿，但又怕给您增加负担，实不敢勉强。最近在组织一组笔谈，笔谈行文自由，又不需要旁征博引，仅发表感想而已，所以可能还适合您目前的情况。我把编辑给您的约稿信发给您，请您考虑，在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尽可能赐稿。我们真的以能发表您的大作为幸。
敬颂春安！
李振宏
2011年2月25日05：29（星期五）
说明：
这封邮件中提到的向刘先生约稿，是《史学月刊》的古代史编辑，在组织一组“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约请刘先生赐稿。
振宏老弟：
那么早就伏案，学人的辛苦啊！望一定劳逸有度。《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刊于《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与王连升合作。
还是写先秦研究理论问题吧？我尽快安排，试试。最多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很难发表评论，主要是多年的注意力转移了，目前的情况不大清楚。
去年在天津时给同学絮叨了几次，人满满的，还能拢住场。其中一次是研究生访谈，他们整理了一个稿子，本想给老兄，结果被《历史教学》拿去了，他们有人听。
《历史学家茶座》说去年12期发稿，迟迟没有消息，我本想把稿子要回来，应付另一位朋友。一问，他们来信，说今年第2期刊出。
这几天有朋友转来天安门高竖孔子像一些资料，多少有点感想，我不是简单地逆反，这涉及到一些历史观念与理念问题，想说点什么。但写文章也难，想用答客问的形式侃侃天，但不知能否写成？
朋友告知，国学一级学科又没有上，这与我们多少有点关联。批评我们的人不少，据说他们认为这次上很有把握，出乎他们意料，积累下来的气估计还得向我们发。其实我从来没有简单反对研究，只是说缺乏学科道理，还有正如你《批判意识》一文中所说的，眼下倡导者实在缺乏批判意识，有人直说他们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我不会用这类词，但不能说没有这种因素。
我把“王权主义”问题也梳理了一下，一并寄去。请指正。
祝
教祺
刘泽华11-2-25日。
2011年2月25日10：31（星期五）
说明：
刘先生这封邮件提到的天安门竖孔子像的事件发生在2010年初。雕像高7.9米，基座高1.6米，坐落于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与天安门城楼隔街相望。在天安门广场竖孔子像不知是出于何人的动议，一时舆论哗然。刘先生从友人处听说此事，甚是不安，有意写文章予以批评。
所提国学一级学科事，好像是那些年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在向教育部申报，想把国学设为一级学科，刘泽华先生对此持反对意见。
刘先生提到我的《批判意识》一文，记忆有误，应是指之前我发给他的《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上那篇《论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纪念刘知幾诞辰150周年》。
刘先生：
您好。谢谢您接受笔谈的约稿，不管是评论还是感受，您只管写好了，只要是您的思考，对学界都会是有启发的，我们期待着！关于孔子像的想法，我也很感兴趣，用答客问的形式写也很好，随意、活泼，请恕我贪心，如果写好了，也给我们发好了。
国学作为学科专业设置，实在是可以作为笑谈，教育部通不过是正常的，可见他们还没有荒唐到这样的地步。对于国学，我和先生的想法可能是相通的，只可作为研究的对象，要真的“热”起来，恐怕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历史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历史总应该是往前走的。这里倒真是用得着毛泽东时代的一句话，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您在《对王权的塑造》中提到的《反思》这本书，我还没有，好像您和您的学生们寄来的书里没有这一本。您可以回函提示一下大作的版本信息，我如果在图书馆可以找到，就不劳驾您了。正在写的东西大概还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您的系列著作可能要到四月份之后才能开始拜读、消化，慢慢来吧。
新春愉快，多多保重！
李振宏
2011年2月26日07：45（星期六）
老弟：
我试着写，如果写的不合需要也无妨。要以你们刊物为准。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没有副本了。除了涉及的这一篇外，其他的文章都收进第三卷了。
2011年2月27日05：05（星期日）
刘先生：
您好。再次感谢您答应我们的笔谈约稿，慢慢写吧，可以写得轻松一点。昨天的信我没有谈到您前天发给我的《为什么说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旨？—2》，主要是我还没有能够看到。为什么呢？为了不给您找太多的麻烦，有个情况没有告诉您。您的电脑写作用的软件是2007版的word，我的是2003版的word，所以，您发给我的文档我打不开，没法看，要找人处理。所以，刚才我看到了别人处理好的大作，现在才能给您写这封信。
您发给我的是“2”，我怎么没有看到“1”呢？
我看完您的文字，有个想法。您这个《为什么说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旨？》是篇自我思想梳理，不同于一般的论文，而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将其发表呢？思考的结果是，我想把它作为一篇“本刊特稿”发表，现征求您的同意。
我想，您先慢慢把那个笔谈完成，再来考虑自己的思想梳理，1、2，可能还有3吧？梳理完了，我一起发出去。为了不增加您的负担，希望您不去考虑发表的郑重性，还是按现在的写法，是真正的梳理性的，哪怕是提纲都行。总之，我想发表这些东西，又不想给您制造思想负担。
我已经说了几遍“慢慢来”，是不想因此影响您的健康，一切都要在保证身体健康、精神自由舒畅的前提下去做。
随便想到以上这些，请指教。
振宏敬上
2011年2月27日06：44（星期日）
振宏老弟：
我随女儿和孙子们到加拿大滑雪胜地——维斯勒小游。
电脑版本不同，很麻烦。以后我在信中发文。
我在慢慢写，肯定[不]能搪塞，但不一定能达到贵刊的水平，如影响刊物的信誉，不要客气。我没有广博阅览，不能滥评，只能说点自己的体验，肯定很有限。
我做一点夕阳的事，即整理自己的思路，自己的大路子没有忘记，但时间久了，是怎么论述的，也记不清了。为了梳理自己，我想陆续整几份素材：
1.“我对权力支配（塑造）社会的探索”（已寄）
2.就是寄去的“2”，“1”是草稿，“2”是整理稿（已寄）
3.“我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吗？”
4.“研究方法的探索”
5.“对政治思想史视角的探索”
6.“我的承担意识”
7.“若干文章的题外话”
8.“紧跟与困惑”等等
这些都是为自我清理，不是为了发表。你的提议我很感谢，但这些素材形式的东西肯定不宜，容后再议。
提供这些素材也是朋友之交，虽没有什么典型性，可以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点吧。
祝
快乐
刘泽华11-3-4
2011年3月4日13：04（星期五）
说明：
在和刘先生往返的这几封邮件中，反复谈到他正在整理的一些稿件，用他的话说，是一些“都是为自我清理，不是为了发表”的文字。就我所知，刘先生3月4日列出的这八个方面的问题，并没有都写出来，而写出来初稿的也都赐我拜读了。我当初的想法，一个历史学家，留给世人的真正最重要的文献，不一定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东西，特别是在氛围不适宜时，往往他所做的自我清理、不是为着发表而写作的文字，才是最真实思想的反映，并因而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或者是最具文献价值。所以，我在邮件中说，对于他的自我思想梳理，不同于一般的论文，我可以以“本刊特稿”的形式发表，请先生打消顾虑，自由写作。后来，刘先生没有按邮件中的计划写完，我也没有采用“本刊特稿”形式安排，而是专设了一个栏目“历史学家自述”，发表了他整理好的两篇。
第一篇《我从“文革”桎梏中向外蠕动的三篇文章——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一》，《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该文的摘要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三篇文章，在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年代，起到了引领学术开风气的作用。《打碎枷锁解放史学》一文，为清算所谓的‘史学革命’尽了力量；《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一文，对当时最为敏感的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问题提出质疑，可以看作是作者从教条主义束缚中向外蠕动出来的标志；《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一文的作用在于：一是把秦始皇还给了历史，使其成为自由认识的对象，突破了领袖人物对秦始皇的评价；二是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对重新认识和评价最高政治权威产生了影响。”这可以看作刘先生对这三篇文章的自我评价。
第二篇《“文革”中的紧跟、错位与自主意识的萌生——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二》，《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文章的摘要说：“文革”之前和“文革”前期我是最高领袖的信徒，对他的著作及能听到的指示视若神明，与己意有差距时，立即检讨，赶忙纠正。我前半生的学术经历是从属于政治的，不仅唯“圣人”是从，次一级的“贤人”也是要紧跟的。“文革”中，自己从紧跟批“让步政策”，到跟不上“以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的步伐，最后进行跳出“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羁绊的尝试，经历了一个紧跟、错位与自主意识萌生的思想历程。
刘先生的“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没有一直写下去，但我考虑，并不是他放弃了自我清理的工作，而是由他后来的《八十自述》代替了。
振宏老弟：
稿子凑出来了，尽量压缩文字，很干瘪。我一再说，如不合要求，千万不要勉强，绝对不能给你和刊物带来负面影响。这把年纪了，刊与不刊真的无所谓。如果可以充数，但文字过多，可以压缩。
你的60年评述，如果有制度方面内容，我建议把“授田制”写进去。论授田制的文章与著作有近二十种，过去都不说谁先提出的，直到这几年注意学术史了，像晁福林、袁林等指出我的文章是启先的。授田制是一个大制度。请看拙文的标蓝色的几句话。有一篇关于授田制的学术史综述，是前几年写的，文中还没有提到晁福林、袁林等。发过去一阅。
祝
编安
刘泽华3-6日。
2011年3月7日13：44（星期一）
说明：
刘先生这封邮件中提到的稿子，是他应《史学月刊》之邀写的笔谈文章《先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刊发在《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刘先生的文章谈了四个问题：一、对绝对化阶级斗争说的怀疑与挣脱；二、社会形态问题；三、关于我提出的“权力支配社会”问题；四、价值问题是全局性的问题。文章最后特别强调了如何看待他提出的“王权支配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王权主义等观点。他说：“由于我认定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旨是王权主义，有人批评我是全盘否定论，是给中国历史抹黑等。其实在我看来，此中有几层问题：一是历史事实是否是专制主义？二是其历史作用（价值）问题，三是延伸价值，特别是延伸到现代，其价值若何？不分层次把我一锅煮，我就感到没有批到点子上。”我以为刘先生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如何理解他的王权支配社会说的方法论问题，不能把他的王权主义学说，理解为是对传统社会的简单否定。它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其次才是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历史价值，一个是现代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王权主义学说的理论价值。
刘先生：
您好。我这段时间在梳理您的学术思想，这个问题与我最近写的评论有关，也与将来写“论刘泽华学派”有关，但遇到了不少困难。问题在于，您过去的许多论文都被整理成书出版，而在出版的时候，即便是在篇后注明了原发期刊，但在重新编辑时您是改变了题名的，[这就使]对应查找遇到[了]问题。我做的工作属于学术史，必须以您的原发面貌为据。譬如您的《史集》第三卷中的第三章“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标明原载《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据下边的注说是与葛荃合作，但该文原来的确切标题是什么？看来《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本论文集，很不好查找的，一般图书馆都没有，只能求助于您。
您的论文变成文集时，某些地方是有改动，我必须以原发为据。譬如您在《历史研究》上那篇关于秦始皇的重要论文，其中有句很重要的话，后来您的文集中有改动，您自己梳理的思想发展线索，实际上是以后来改动过的为根据的。那句话是：
“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封建经济运动的产物。”这是我在《历史研究》上查到的原文，它意味着您当时关于国家权力支配经济的思想还未形成。而您将之纳入《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的时候，这句改成了：“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权力支配经济运动的产物。”我做学术史就必须以原发为据。
我现在很需要一个您的论文目录，有了它我好去图书馆查找原文。现在清华大学的期刊网很方便，但有些他们那里却没有收录。比如您的《史集》第三卷中收录为第二章，后边标注《南开学报》1986年第4期，而清华大学的学术期刊网上却没有，不知道您是不是标注有误，我还没有去图书馆查《南开学报》。又如您的《王权主义概论》一文，在《史集》第三卷第一章，您标注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而在期刊网上所能查到的只有《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您说要以《史集》为准，而我则必须去查到《天津社会科学》才能为据，否则就必须以《锦州师范学院学报》为据。
如果您有现成编好的论文论著目录，就发给我一份，如果没有就不要劳神了。但我刚开始提的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那本书中的您的文章题目，则一定要告诉我。
另，您认为，你的王权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哪篇文章中？是不是《史集》中的第二章那篇文章？
好了，实在太打扰您了。一切都是为了弄清问题，请原谅！
李振宏敬上
2011年3月15日06：22（星期二）
刘先生：
您好。我的文章还没有完稿，文中不仅评论了您的学术思想，也对张分田的《中国帝王观念》和《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两本大著有所论及。现在想请教的问题是，张分田说他提出“尊君-罪君”分析模式是在1993年研究唐甄思想的时候，而这好像比您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阴阳结构”说还要早。您是否可以说明一下，您最早形成并发表出来的阴阳结构说是在什么年份？是他的“尊君-罪君”说丰富了您的阴阳结构理论，还是他受到了您的启发？做学术史，这些问题是需要理清楚的。一再打扰，很不好意思。
顺颂安好！
李振宏
2011年4月10日08：59（星期日）
振宏老弟：
来信提出的问题：
“张分田说他提出‘尊君-罪君’分析模式是在1993年研究唐甄思想的时候，而这好像比您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阴阳结构’说还要早。您是否可以说明一下，您最早形成并发表出来的阴阳结构说是在什么年份？是他的‘尊君-罪君’说丰富了您的阴阳结构理论，还是他受到了您的启发？”
我认为提得很好，很认真，令人感佩。事情的过程大致如下：
请看第三卷第三节“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此文写于1986年，发表于1987年。“刚柔结构”应该说是后来“阴阳组合结构”初始的提法。34页倒数第二段说：“王权主义的绝对化理论与调节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刚柔互补状态……”这应该说是后来的“阴阳组合结构”说的基础。
张分田说他提出“尊君-罪君”分析模式，我是赞成和支持的。在帝王观念上的分析与论述是超越前人的，对我也很有启发。在讨论中曾提出“组合”的问题。
后来我有时提“刚柔结构”，又提过“阴阳结构”，“主辅组合命题”等，请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的整合》前言，第二页中“其五”，这些提法在哪篇最早使用的，一时无法提供。
专门论述“阴阳组合结构”的文章请看附件。请注意我对“阴阳组合结构”一段的界定。在讨论中，张分田对我的这个概括并不是完全赞成，他认为还有更重要的、超越“阴阳组合结构”的概念，请看论“民本”的序言关于专制主义的评价。他在文章[中]也不使用“阴阳组合结构”。
我自认为，“阴阳组合结构”不限于一个具体命题，而是政治思想的结构问题，甚至是整个思想问题，直到目前依然是阴阳组合结构，请留意我文章的结尾处。不能多写，说多了没人敢发。
从思路说，“刚柔结构”是“阴阳组合结构”的最初表述。“阴阳组合结构”还有吕思勉、冯友兰等等“混沌”说的因素、矛盾说的因素，张分田的因素，更主要的是马克思说的“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启发。应该说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在矛盾中陈述历史”具体化，这是一种具体化的尝试吧。由此我对精华糟粕二分法也是怀疑的，在我看来都是“结构”性的存在，分不开。
我认为应从“刚柔结构”说起。
因写文章，原来拟定的梳理自己的研究方法问题放到一边了，你提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也要梳理的问题之一。
仅供参考
刘4-10日。
2011年4月11日02：31（星期一）
刘先生：
您好。谢谢您这么快答复我的问题，使我对这些思想的发展线索有了更清楚的理解。您谈的这些问题，就我目前写的文章说，只是会有一两句话的涉及，因为我的文章的主旨不在这里。而这些问题的理清，对于我将来写“刘泽华学派”则十分重要。再致谢意！
李振宏
2011年4月11日03：44（星期一）
说明：
这几封邮件中，反复提到刘先生提出的“阴阳组合结构”与张分田的“尊君-罪君”文化模式问题，需要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说明。我最初提出疑义，是因为刘先生论证“阴阳组合结构”的专题论文发表于2006年（参见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张分田的“尊君-罪君文化模式”提出是在1993年，二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我需要弄清楚二者的差异及其产生的时间差序。刘先生4月10日邮件中的解释，不仅使我明白了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且促使我去思考二者的差异问题。我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最后形成的看法，都反映在了之后的写作中。
在那篇《学派》文章中，我写道：“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刘泽华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普遍的现象，即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命题，往往都是一种组合式的存在，很少有将一个单一的命题做无限制推演，而任何一个命题也都必有一个相对应的命题来对之限定或修正。他对这种思想史上的奇特现象，有时称之为‘混沌性’，有时称之为‘阴阳结构’，有时称之为‘主辅组合命题’，也很正式地使用过‘刚柔结构’来概括……80年代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刘泽华把原来的‘混沌性’‘主辅组合命题’‘刚柔二元结构’等提法，统一为一个‘阴阳组合结构’概念，并对之属性和内涵又做了更为清晰的界定。2006年，他对‘阴阳组合结构’新的表述如下……”这个“阴阳组合结构”形成过程的清理，是得到了刘泽华先生的指引的。
刘先生邮件中说，“刚柔结构”是“阴阳组合结构”的最初表述。“阴阳组合结构”还有吕思勉、冯友兰等等“混沌”说的因素、矛盾说的因素，张分田的因素，更主要的是马克思说的“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启发。“应该说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在矛盾中陈述历史’具体化，这是一种具体化的尝试吧。”也就是说，刘先生自认为，阴阳组合结构说，是对马克思“在矛盾中陈述历史”方法论思想的具体化，仅仅是这个“具体化”，就足以产生巨大的方法论效应，使我们在面对纷繁迷人的思想史事实时，能够很直观地把握住其基本特质。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来说，刘泽华先生提出的“阴阳组合结构”说，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工具，是一个逻辑清晰的方法论思想。
和刘泽华的“阴阳组合结构”说相类似的张分田的“尊君-罪君”文化模式，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但二者的差别何在呢？这是在写“王权主义学派”时久久困惑不解的问题。刘泽华先生的邮件对我解决这个问题有所指引，有所启发，但在关于《学派》那篇文章中，没有合适的机会去面对这个问题。几年之后，我写作《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王权主义学派方法论思想研究》一文时，对这个问题做了简要回答：
“尊君-罪君文化范式”说虽然属于“在矛盾中陈述历史”方法论的范畴，但却与刘泽华先生的“阴阳组合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张分田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虽然也不断使用组合命题的提法，但在他自己单独署名的文章中，却从不使用“阴阳组合结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也不宜将他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说，放在“阴阳组合结构”的框架内进行评述。
张分田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普遍存在着尊君理论、观念与行为，而且普遍存在着罪君的理论、观念和行为；并且，“尊君”与“罪君”这两种理论、观念和行为并非分属于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而是共时性地寓于一体，并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化的意识-行为模式。他认为，这样的组合结构中的双方，不是截然对立的，不是绝对的主或次，不是阴阳关系所可以明了的，但它们也不是平行的存在结构，而是罪君以尊君为依归，尊君理念制导着罪君思想的展开，它们是一种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功能有异、取向一致的命题构成。他们的关系属性更多的是自洽性和圆融性。张分田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说，和阴阳组合结构说相比，其差异只是更多地强调其圆融性、共时性和一致性，而不是强调其主次、主副的绝对性。以此，他更旗帜鲜明地指出，“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的两极，隶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
在张分田看来，“以道罪君”实际上是“以道尊君”的派生物，罪君说是附着于君主制度之上的思想观念。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去，罪君理论在本质上也是尊君理论的一种表达方式，尊君理论也包含者罪君的逻辑基础，两者都反映着君主制度的思想本质。如果以“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作为方法论去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体系，其专制属性之本质则会暴露得更加鲜明和彻底。（参见《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王权主义学派方法论思想研究》，《河南师大学报》2017年第5期）
振宏老弟：
看到你发信的时间，令人唏嘘，怎么能工作到黎明！说起来你也是花甲了，一定要注意节奏，不能超支健康。的确富有批判精神者，常常会情不能自已！而如何把批判精神张扬起来，这确是当前史学的一个大问题。这中间有许多理论问题，有挑战性，会引人废食忘寝，正因为如此，更要注意劳逸适度。
我的一位学生向贵刊投稿，她的名字叫张鸿，文章题目是《孔颖达论人性、王制与君道》，文章我看了，也请她修改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有承前奠后的意义，过去研究甚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张鸿是一位肯下死功夫的青年学子，《正义》一字不漏地清理过，请你和诸位编辑审阅。如有可能，我希望能采用，给予扶持！
她是我挂名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的主要作者之一，有点科研经费，按照日前通行的规则行事，可以提供版面费。如蒙不弃，请责任编辑与她沟通。此事万勿客气，一码归一码。
编辑审阅后，希望将采用与否的意见告诉我如何？
祝安
刘泽华4-17日。
2011年4月18日10：42（星期一）
刘先生：
您好。我三四点钟给您写信，并不是工作到黎明。正如您所说，我也是年近花甲之人，不注意身体是不行的。我的习惯是早睡早起，一般晚上不工作，十点钟睡觉，四点钟左右起床，主要靠早上和上午工作。谢谢您的关怀。
张鸿君的文章，您可以让她直接发到我这个邮箱，我会关注。如果文章可以，不会收取版面费。如果她已经写好，可立即发来。如果还没有最后完稿，可以放开写。我们刊物对文章字数没有限制，尤其欢迎言之有物的宏论。
我的论文初稿近日即可完稿，想先在朋友圈子内征求意见。论文涉及您的篇幅较多，也会请您多多指教，一两天内就发给您。
多谢您的关心、提携和支持！
振宏敬呈
2011年4月18日11：19（星期一）
刘先生：
您好。《史学月刊》最近定稿，大作《先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安排在今年第8期；《关于天安门前竖孔子像问题答客问》安排在第7期。如果您有什么修改的话，可于近日改定发给我。如果不需要修改，也通知我一声。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多多保重！
李振宏
2011年4月19日20：20（星期二）
说明：
刘先生的《关于天安门前竖孔子像问题答客问》，作为“本刊特稿”发表在《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文前有作者写的“前记”：“这篇稿子是二月份寄给《史学月刊》的，承蒙不弃，表示采用。没有想到4月20日，孔子像被悄悄迁走了。于是我给编辑致信，拙稿还用吗？编辑回应说，孔子像是迁走了，但文中涉及的‘历史观念与价值’问题，依然是应该讨论和争鸣的，仍拟发表。我也有同感，孔子像迁走与否并不重要，内含的理念确实仍需讨论。试看，竖立孔子像时的说辞与迁走的说辞根本不搭界，恕我直言，操作人实在是愚弄舆论和民众，令人哀叹！”下边我们附录一段刘先生该文中的文字：
问：有学者说，竖立孔子像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近百年来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误区”。还说：“当前网上对于立孔子像有一些反对之声，其理由不过是近代以来‘反孔’思潮的重复。从‘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扫四旧’、‘砸三孔’、‘评法批儒’，孔子及儒家思想遭到无情批判，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造成严重摧残。”还有一些人连“五四”一锅煮，说是“激进”，你认同吗？
答：这一段论说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其中有多个问题有待讨论：
第一，什么叫“近百年来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误区”？怎么界定“全面否定”“误区”？“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哪些？谁“全面否定”过？比如政治人物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哪位“全面否定”过？袁世凯、蒋介石尊儒肯定与全盘否定无涉，毛泽东尊法难道就与“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关联？难道只有儒家才是“中华传统文化”？问题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性的还是只有儒家一家？至于学者们更是多种多样，你倡导那个，我倡导这个，谁能与传统文化无关联？因此“误区”是怎么界定的？还望有关先生进一步论述，如果说批评儒家和孔子就是“误区”，就是否定传统文化，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以“反孔”为标志，把“五四”与“文革”说成一系，这是一个大历史题目；否定“文革”让“五四”也来陪绑，这更是一个大题目；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反孔”的声音一直没有中断过，难道都是“五四”“文革”老祖宗？这又是一个大题目；是否以“反孔”为标志来给历史划线？这些学者提出的问题很大，希望他们能详论一下，我们再来讨论。
第三，说到“五四”，谁都不能简化为“反孔”，不能把“五四”与“反孔”画等号。人所共知，“五四”思潮是多元化的，笼统说“五四”激进也很片面。其实“五四”中的激进派也很复杂，从大体上说，在我看来，“五四”时期的激进派是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是推进历史向前的积极因素。中国再也不能沿着传统文化的路子往下走，社会要转型，思想文化也要转型，不“激进”就无法推进转型。“激进”的主流是倡导科学与民主。从历史认识角度说，在大的趋势上，我是肯定“五四”中的激进派的。
第四，至于“五四”是否可以否定？历史是否可以有不同看法、是否可以重新改写？这是历史认识问题，是学术问题，有人愿意否定或改写，是一种学术选择。至于竖立孔子像这件事就要看人们怎样理解其象征意义了。如果以后还会竖立各式各样的雕像，比如与孔子像并列的有对孔子进行批评者的像，应该说让人很惬意。庄子假盗跖之口说孔子是“伪巧人”，如果让孔子与庄子对唱，历史真正成为人们自由认识的对象，实在是件大好事。庄子可以来，影响中国思想转型的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也应该可以来。但如果像某些尊孔的人那样，为的是尊孔，搞独尊儒术，那就是一种观念专制和霸道了，怎生了得？
第五，把“反孔”说成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造成严重摧残”，显然是搞儒家独尊；试问儒家对其他学说的打压，算不算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摧残”？应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也盼望提出“摧残”论的专家出来说明一下。
老弟：
刚收到北京一位老弟来信，说孔子像要拆，不知是否可靠？真的拆了，文章还能用吗？
我突发一个念头，你们刊物有网页吗？不妨先以贵刊文的名义，先在网上发出，留个存照。真的拆了，不用也可以。
11年4月21日00：57（星期四）
刘先生：
您好。大札敬悉。如果孔子像真的拆了，是件好事，但它不影响发表您的《答客问》，因为竖像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您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大作一定会如期发表。
前天早上，我的论文初稿完成了，落下最后一笔，但这仅仅是初稿，将来发表时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选题大，将其作为一篇文章反映出来，的确是难事；选题大，也很难驾驭与掌控。我想先在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圈子内征求意见，经过大的修改后再发表；或者最后不能发表，也无所谓，经历一次较大的写作过程，毕竟思考了一些东西，其实这已经达到了最根本的目的。现在把初稿发给您，由于长且乱，可能看起来对您是一次折磨，您不必急，慢慢看。今天是21日，我24日去海南开会，休息几天，30日才能返回。所以，您最少可以有10天看的时间。请您阅后把第一印象告诉我，好让我对自己文章有个判断，修改有个依据。我真诚地希望听到的是批评意见，是为盼！
文中涉及您的文字比较多，评论可能有不恭之处，请原谅，也请指出。
多多保重！
李振宏敬呈
2011年4月21日04：58（星期四）
说明：
邮件谈到的“我的论文初稿”，即后来发表在《历史学评论》上的长文《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初稿11万多字，如果原文照发，排出来的版面会占到十三四万字的篇幅，最后发表时删节了部分内容，有较大改动。
振宏老弟：
读后有顿开茅塞之感，可谓大思路、大题目、大手笔。有许多问题让我潆洄不知何去何从。既然还在初稿阶段，提几个问题，仅供参考。
1.“意识形态”一词用得很乱，到底如何界定？
2.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在史学中的意义，我意要更辩证地分析。除了形势之外，还得考虑“意识形态”中的高明之处，姑且称为所谓的“科学性”吧（我早已不用了，而是说解释力或认识方法）。这种“科学性”的确让众多的史学工作者“折服”；所谓的“科学性”与教条纠葛在一起，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
3.向达说的“五朵金花”虽有点调侃，但还真的是“科学性”与教条纠葛在一起的金花，既是一种“新”视野，也确实开发了被忽视和被掩埋的诸多历史“面”和“点”，好像余英时就说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就发掘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
4.对极端化进路有一股抵制的“右”或“修正”的思潮，即被“文革”打倒的那一批史学家，还是很值得书写一笔的。
5.不宜把“文革”中的史学排除在外，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笔遗产。我曾许愿，写一部“文革史学”。现在看我是写不出来了。本文可以省略，但不是排除。
6.“文革”后大概有三条进路：一是接着原来的路子继续走，但略有调整，仍是当局支持的；二是比较明显的“修正”派；三是另起炉灶的“崛起”派，这里边又有很多支派。
7.要考虑一下一些有学术分量的著作作者的思想进路，这些人可能没有明显的理论表述，而是以著作见思想。理论表达容易招事惹非，惹不起，绕开走。这些人也是很有主见的。
8.要更多关注你们这一代学者。
9.至少在用语上给主流派留下空间。这也是我的防御思维吧。当然，在实际上也不能低估人家的贡献。只是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10.目前文章的倾向与用语，估计北京几家大刊物没有人敢用。
关于我个人，就一篇文章而论，显然太多了些，将来写书就无所谓了，建议腾出篇幅写更多的人。至于对我的评论，我不介入。我是笼中鸟，在笼中呆久了，失去了自飞的能力（包括视野和能力），让我飞都不知怎样飞。真的。你尽情写。直到今日，自己常常恨自己！
返校了吧？先写这些。
祝
愉快
刘泽华4-27日。
2011年4月28日10：43（星期四）
刘先生：
我昨天下午五点才从海南回来，打开电脑就读到了您的回函，真是高兴。您提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我在修改时会认真考虑吸纳，但有些问题可能在这一篇文章中解决不了，将来修改时再做决断。两天后我去济南参加王学典的《文史哲》刊庆60周年会议，其中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学术的发展是其主题之一，我先就论文的基本思路在会上放个炮，听听反映，也可能为进一步修改听到一些意见。我目前不急于改它，先放一段时间，一是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二是让自己也冷却一下，这样将来修改时会更冷静更理性一些。
诚如您所说，文章目前的状况和语言风格，北京的几个刊物可能不能发。这是我在一开始写就意识到了的。本来这是彭卫主编的《中国史研究》约我的稿子，让我写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我也曾和彭卫讨论过写作的思路，但后来我否定了那个选题，选择了这个题目，而这样也就不能再去给彭卫找麻烦了。对于我来说，我不在意在哪里发，甚至也不在意发不发，这是自己的一个思考过程，完成这个过程并有所收获，就基本上达到了写作的目的。由于文章太长，一般刊物是不能承载的，最后可能只有《文史哲》或我自己的《史学月刊》能用，或者干脆就不发，单独出一本小册子，出路问题还不是考虑的重心，问题还是如何把它修改得更满意一些。
4日去济南开会，8日返回，10到15日是我本系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17日去中山大学有个讲座，下旬可能要应付外校的论文答辩，大概5月份就要这样忙乱过去了。根据往年的经验，6月10号以后才可能再次坐下来，很无奈。等将来修改稿出来之后，再去麻烦您。
再次感谢您耐心看完我这些冗长的文字并提出重要的修改建议！
多多保重！
李振宏敬上
2011年5月1日06：20（星期日）
说明：
刘先生对拙作提出的问题，我是认真对待的，有些意见已经体现在之后的修改中。当然有些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但却没有可能去修改。我写六十年，没有把“文革”十年纳入其中，我在文中做了说明：“从学术史的内在线索出发，中国古代史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史，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后到80年代末的十年时间，90年代至今的二十年。至于‘文革’十年，严格地说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如果硬要谈什么学术，也是一个扭曲的阶段，难以从学术自身去总结，可以视为学术的断裂期略而不论。本文就依循新中国史学发展三阶段的历史线索，从解剖历史学家自身思想状况的角度，揭示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思想演绎的历史过程。”刘先生非常看重“文革”这段历史，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学不仅不能忽视，而且还是最应该总结的一段。他甚至曾发愿写一部“文革史学”，我则简单地将其“视为学术的断裂期略而不论”。看到刘先生的意见后我做了认真思考，但作为文章的修改来说，则来不及进行了。考虑到了我的论题的问题意识的特殊性，研究角度的特殊性，将“文革”十年纳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方面的修改。不过，刘先生的意见，确实提醒我应该重新思考“文革史学”问题。
刘先生：
大札敬悉，非常感激。
这组思想史笔谈，根据我们目前的刊期安排，恐怕要到11、12期了，定稿时间在8月上旬，时间还有。大作目前这样就很好，很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在8月之前，您还想改动的话，还可以。不改就这样，具体编稿时，编辑有什么想法，再和您沟通。给您写篇评论的事，一直拖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论文大体构思了以下几个部分：
导论：中国学术的学派意识
一、刘泽华的学术思想
二、刘泽华带出的学术群体及其主要建树
三、刘泽华学术群体的学术特色
共同的学术宗旨、现实关怀和使命意识
共同的历史观和高度一致的问题指向
共同的学术立场（对待新儒家的态度）
方法论特殊及其一致性
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四、刘泽华学派的特点与问题
结语：刘泽华学派的学术示范意义
目前正在写作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我选了四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张分田、葛荃、张荣明、林存光。您觉得我选这四个人合适吗？
在第三部分，谈这个学术群体的学术特色时，我会将其他一些成员的著作有连带性分析，用到四人及其他人的例证，不局限于这四个人。而在第二部分，我不可能介绍更多的人，篇幅也不允许。
现在正在写林存光的情况，把他写完，第二部分就结束了，文章已经写到2万多字，全文控制在四到五万字左右。
真诚地希望您能就我的以上想法发表意见。
从来信看，您的时间安排得太紧张，一定要保重身体！
顺颂夏祺！
李振宏
2012年06月04日09：18（星期一）
说明：
我的这封邮件，主要是向刘先生报告一下写作“刘泽华学派”的进展情况，并就某些问题征求意见，希望从刘先生这里获得更有效的信息。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论文写作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对所选定的主要写作对象，除刘泽华先生这面旗帜性人物外，我还计划列出学派的几个主要人物作为评述对象，计划写入的四个人是张分田、葛荃、张荣明、林存光。我不知道选择这几个人是否恰当，想听听刘先生的意见。这便是写作这封邮件的初衷。
邮件开头顺便汇报了之前编辑部向刘先生约稿的安排情况。这一时期《史学月刊》编辑部在筹划一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问题笔谈”，约请刘先生参与。刘先生提交的论文是《小议思想史研究中的古今贯通性认识》，在当年《史学月刊》的第12期发表。刘先生的文章说，把传统思想作为资源，而贯通性认识就是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大致是“六经注我”的方式，而“我”是主体，“我”要创新。开发和利用资源，具体说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提取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和内容。二是“借题”发挥。古人提出过许多命题，我们可以借来发挥。三是借用前人的概念。概念是认识的“结”，有“结”才能结连成网。四是从分析古人提出的实质性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寻求智慧和借鉴。五是古人在自我与超越之间的种种思索同样为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镜鉴。六是摄取某些具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思想史研究中的贯通性认识，其基点就是把前哲作为资源，而当务之急是为普及和提升公民文化和推进普遍价值提供某些参数。
关于《学派》这篇文章，这个时候的题目仍然是“刘泽华学派”，我在邮件中列出论文的大体结构，是想看看刘先生的反映，但刘先生的回信没有就此发表意见。这个提纲后来有所变动，最后定稿、发表时的提纲是：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一 刘泽华的学术思想
1.王权主义的中国历史观
2.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特质的“阴阳组合结构”说
3.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擘画
二 一个以刘泽华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1.张分田的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
2.葛荃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3.张荣明的中国古代政治宗教研究
4.林存光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研究
三 “王权主义学派”之成立
1.王权主义历史观：共同的本体论选择
2.共同的学术立场
3.共同的问题意识和话语体系
4.共同的学术宗旨：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意识
四 余论：王权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意义
振宏老弟：
承蒙关注，十分感谢。
说起来，我很虚弱，没有世界眼光，一身土气。
如何写，包括批评，一切由老弟自裁。真正的学术自主。我能做的只是从侧面提供一些资料，供参考。
你提到的几位，如果有必要，我请他们也提供一点资料。你选的几位都有自己的特色。另外，身体政治学在大陆方兴未艾，刘畅写的君心同构，从身体政治论述也有特色。杨阳的政教合一也有自己独到之处。杨阳是政法大学的领衔学人。
崔向东写的汉代豪族，从一个角度论证了王权塑造社会。陈永森是福建师大的博导和“诸侯”，他写的近代公民是针对臣民而来的。还会涉及哪些人？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请他们提供点原始资料，供你参考。
雷戈的个性有其特点，他说与我争论，其实大路是相近的，从制度思想上说皇权主义（他说的皇权主义与我说的王权没有大的区分，我是为了一以贯之而用了王权主义，先秦说皇权不合适），还是有个性的。
…………
学典送给我他的大作，才知道是你主编的一套。都很有价值，你那里如果有电子本，希望传过来。保证你们的版权，我不会传给他人。
祝
愉快
老刘6-4日。
2012年06月05日03：59（星期二）
说明：
刘先生的回函，没有对我列出的写作大纲提任何建议，对于我的评论，用他的话说就是充分尊重我的看法，由我“自裁”。但他还是在我选定的几个代表性人物之外，推荐了刘畅、杨阳等人，希望能关注到他们的研究。但是，一篇论文，评论一个学派，只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论文的篇幅也不可能太长，所以，我没有采纳刘先生的建议。
刘先生还提到了雷戈的情况，我需要说明几句。在我看来，雷戈是刘先生学生中少数几个很有个性也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本科就读于河南大学，和我还有一些联系。但是，他不赞成刘先生的王权主义说法，与老师屡有争执，与同门之间也交流不多，虽是刘先生弟子，却很难说是刘泽华学派中人。所以，尽管我赞成甚至欣赏雷戈的学问，也还是没有将他纳入考察的范围。
刘先生提到王学典给他的送书，并说是我主编的丛书中的一本，向我索要电子版。2008年前后，我给河南大学出版社主编一套“新中国学案丛书”，王学典承担了其中的一本《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2010年出版）。学典兄送给刘先生的应该就是此书。
刘先生：
您好。一大早就收到了您发来的多封邮件，谢谢您对我的支持！
可能是由于您的督促，葛荃、张分田发来了他们自己的有关材料，张分田对自己的学术态度、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说明，很好，对我有直接帮助。关于您的群体的主要骨干，我写了张分田、葛荃、张荣明和林存光几个人，已经把这一部分写完了，他们发来的东西可供我修改时参考。您还建议了一些内容，还有许多人的东西无法容纳进来，这是需要您理解的。
我写的是一篇文章，字数是极其有限的。现在写完前两个部分，已经三万多字了。关于您的学术思想部分，我写了15000字，他们四个人我写了16000多字。您想，用一万多字的篇幅，要写他们四个人，要反映到位，需要极其简略，深感不易。所以，舍弃和割爱之处，还请您和您的朋友们见谅。
我是作为一个评论者来处理问题，从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眼前的东西，所以，我所评论的和您们自己的看法会有不尽相同的地方，特别是会有误解的地方，这些都是要您有所原谅的。张分田也不赞成我用“学派”这个概念，但我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如果不用学派，就损伤了这个选题的意义。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考虑、讨论，成稿之后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供修改和斟酌，我并不急于发表。成稿后，我会发给您和张分田他们几个，征求意见。谢谢您一贯的支持和呵护。
振宏敬复
说明：
张分田在给我的邮件中，表明了对称他们为学派的基本态度，摘要转录于下：
不应称为“学派”的主要原因：
这个群体实际上是通过每一个体分别与刘先生缔结学术合作关系而形成的。没有导出堪称一个学派的最基本要素，即学术思想的统一及由此而形成的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大体相同的学术判断。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判断，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因此，整个群体不具有内在的学术统一性。
基本态度：
1.不赞成使用“学派”这个词。
2.我们自己不应称“学派”，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阻止别人称我们为“学派”。
3.发表学术成果的目的就是要将自己的见解传达给他人。无论批评，还是肯定，都是一种回馈，都表明工作没有白做，都可以扩大学术影响。
4.李振宏教授的文章肯定乃至抬高了我们的学术价值，应当表示感谢。
5.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向学界作一些说明，避免各种副作用。
分田先生不赞成对这个群体使用“学派”，但也表示他不阻止别人称他们为“学派”，他们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应该接受学界的评论甚至批评的。他对学界的评论，持有令人钦佩的科学态度。
振宏老弟：
有几件事闲聊一下：
1.关于学派问题，前《中国研究生》杂志有一篇访谈，涉及这个问题，请看我的回答：
您接受“刘泽华学派”的说法吗？还是自由的学术联合体？
记：除了您之外，还有许多您的学生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已经构成了一个学术团队，发表出版了许多著作、论文等，如由您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丛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称之为“刘泽华学派”，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学派的？
刘：是，我们有一些相同观点的人，构成了一个学术团队，但是这个叫刘泽华学派，我想这是批评我的人加给我的。
记：也不全是批评您的人在提，前几天《史学月刊》的主编李振宏先生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期待中国思想史的蓬勃春天》，在文章中，他指出学派的出现表明了学术的进步，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且把侯外庐学派和刘泽华学派，作为两个代表来论述。
刘：是吗？看来也不全是批评我的。但最早的称刘泽华学派的是批评我的。
从我的本意来讲，我没有要建立一个学派的意思，因为我一直主张独立思考，强调学术个性，我和学生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你们看我很早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强调要争鸣。我1984年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后记里，就说谁对我批评，我给谁高分，确确实实，我也给了一些学生高分。我从来没有要求同学，要求同事听我的，我主张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我反复对同学讲，争鸣首先要敢于与自己的老师争鸣！
记：虽然您的本意并不是要创建什么学派，但事实上正如李振宏先生所说形成了具有“独特言说方式”的学派，而且学界的很多人，无论是批评的还是支持的，也在用“刘泽华学派”这个词。
刘：我的学识、能力很可怜，零打碎敲，即使有点学术个性，也说不上学派。但有那么几个人，在一起合作研究，也未尝不好。我认为我们是自由联合体，有分工合作，又各自写自己的东西，这未尝不是一种推进学术研究的方式。
另外，“五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我个人还是要沿着“五四”的批判道路接着往下走的。
2.据我不完全的了解，评述我的有多种说法：
A.哲学所所长著文说我是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传统的“代表”；
B.陈明等等少壮提倡儒学、国学者批的更多，其中一种说法是承继了侯外庐最坏的一面；好像“刘泽华学派”就是他们弄出来的；
C.陈启云批我是全盘否定论；
D.方克立说我是一个“学派”，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
E.友人来信说，最近《天津社会科学》有篇文章说我是自由主义；
F.有人说我的王权是“极权主义”，林存光則否认；
G.您老弟评论又具自己的特色；
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是什么，有时我说是修正主义；有的老学生说我是自由马克思主义。不管如何，我相信我多少有点学术个性。
3.你如何评论，是你的判断，属于你的学术眼界。我不知张分田讲的具体意见是什么，我是不干预的。
过去我们交换过看法，大致如下：评论者有人家的学术自由，我们不宜干涉；不管什么样评论，都有意义；如果让我们自己表态，大致就是前边的看法。
这类事有前例：有人说杨向奎是古史辨派，他自己不承认；方克立说余英时是新儒家，余自己不承认。说钱穆是，余也出来反驳。
4.从学术发展来说，你张扬“学派”，我认为是一种大学术眼界。至于我个人能否成立是另一个问题。
5.那天学典说了几句这样的话（大意）：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基本上都转向了，只有北方的刘泽华和南方的姜义华坚持了80年代的批判精神，等等。我未来得及问他何所指与意义是什么？是老化了还是他写的黎澍的意义？
6.我主观的想法是多介绍一下这一群人，我个人可以简化。所以就介绍了几位。如何采择完全由你决定，不必受我的影响。
你很忙，我则聊天，插科打诨吧！不必回信。
祝
愉快
刘泽华6-13日。
刘先生：
您好。
最近两天终于完成了这篇文章的初稿，虽然很不满意，但算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待，拖了一年多，时断时续，总算是连缀成篇了。也正因为时断时续，不是一气呵成，文章的现在状况，很不能使人满意，将来修改的余地很大。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尽快发给您看看，期待您的指点和批评。文章涉及的人比较多，这么多书也看不过来，对各位学术思想的把握难得准确，不确之处，您尽管直率地指出来。我在考虑，是不是也发给张分田、葛荃他们看看。刚写完，思绪很乱，不多说了，静候批评。
天很热，多多保重！
李振宏敬呈
又，我的电脑上下载了一个软件包，您的07版文件可以打开了，以后给我发文章，直接发就行了，不需要再粘到邮件中。
2012年06月29日10：09（星期五）
说明：
6月29日，对我来说，真是值得庆幸的日子，终于完成了拖了一年多的这篇文章。但此时，文章的标题还是《论刘泽华学派》。我自认为，这篇文章是做了一件大事，正式在思想一统的中国学界，公然打出了“学派”这个旗帜，公然为“学派”立说！我激动地为文章写下开篇文字：“很久以来，用‘学派’来称呼一个学术群体，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很不习惯了。中国学人已经习惯于丧失张扬独立学术个性的权利，一旦某个人提出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管是别人看他，还是他自我思忖，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大逆不道的感觉，他就像是犯了罪似的不敢坦然面对学界的狐疑。个人没有独立思想的权利，更趋自由的学派当然难以企及，我们似乎还不能奢望先秦时期的诸子时代。然而，历史总归是要发展的，‘学派’问题还是提出来了，刘泽华学派就是一个案例。”
振宏老弟：
读完一遍，五味交加，一时还理不清。先说点五味吧。
1.老朽能进入您的视野、能被你这样的专家作为一个案例来审视，对我而言无疑是最为欣慰的事，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2.您把我的进路上升为史观、方法论，我既不敢接受，又不能拒绝和反驳，因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我没有勇气面对，主要自己是一个土货，知识面很有限，是个经验主义者，经你这一梳理，面目确实清晰了些。
3.写我个人，无论怎么评价，我都欢迎。老者陈启云，少者陈明等等有诸多批评和揶揄，我都认为正常，都欢迎。学术有批评比没有任何反响有意义，我确实有点阿Ｑ精神。
现在的问题是把一些人冠在“刘泽华学派”下写，我感到为难。在领域上和大的思路上说，确实有相近处，但上升为史观，肯定会引起异议。就我所知，说到史观，的确有相当的差异。
如果我们都不知情，您这样写无妨，有人出来不同意、反驳，也很好。如果我不看你的稿子，一切都属自然，任你评说。回想起来，我犯了一个错误，不应该让同仁们给你提供素材。尽管我和其他同仁都丝毫未干预您的思路。
我给他们写信只说您要写我们一群人，没有说过冠上“学派”问题。
现在人们都很看重自身的主体性，“我就是我”，请看下边的一段访谈。
4.以私名冠学派为数甚少，那些人真的都是超级智者。您提出学派问题，视野真是值得称赞，实话说，但用在我头上，的确有缺，我的“体重”太轻！
我建议是否改用如下类似的题目，如“论（谈）刘泽华的王权支配社会——兼论（南开的）观点相近的一个学术群体（团队）”。
学术环境没有出现“学派”的条件，我们仅仅是有点苗头而已。
第三部分可作为讨论问题提出，但也不宜冠我个人名字，用类似“刘泽华与相近观点的群体多少具有学派性”等。这不是客气，这样比较接近实际。
你提出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是学术能否突破的标志。怎么用我这个小例子说一个大问题，要考虑分寸。
5.突出“王权支配社会”可能更有认识意义。
以上杂说仅供你参考。
祝
愉快
老刘12-7-2日。
问：我们采访了几位先生门下的弟子，他们都表示您在他们学术乃至人生道路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我们又了解到先生您一向秉持学术自由的观点。请问您是怎样协调学术个性与师生传承之间的关系的呢？
答：从我教书以来，一直倡导学生要敢于质疑和争论，后来则提倡学术个性。的确有些同仁大致同意我提出的“王权支配社会”和传统思想的主流是“王权主义”的看法。这是在事实、证据面前取得的大体性共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们有过很多自由的争论，我讲课改名曰“学术沙龙”。我可以自豪地说，在证据面前我们是人人平等的，我也经常接纳他们的意见，修改自己的看法。
合作的事情很简单：一是自愿；二是名利各得其所。你们可以观察，凡属闹矛盾者，基本是在这两个事上处理的有问题。
2012年07月02日08：03（星期一）
刘先生：
您好。
来信及时看到了，看来我的文章会给您带来深深的不安，扰乱了您的思绪和生活，我真担心会影响您的身体，所以，我必须要有所改变。在这之前，您表示过不想让我用“刘泽华学派”的意见，但我理解那主要是担心在学术界的影响问题，你不想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这一点顾虑是不必要的，所以我坚持用“刘泽华学派”这个最有冲击力的提法；而现在看了拙作之后，您又增加了新的忧虑，又开始担心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我是不能不顾忌的。我真的不应该给您添乱。
前段时间张分田来信也是表达不赞成用“学派”这个提法，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回复如下：
分田先生：
惠赠的大著及邮件都收到了，谢谢您的支持！
您的《中国帝王观念》及这部关于民本思想的大著，都是拜读过的，钦佩之至！正是出于对刘泽华先生和对您的敬佩，才使我下决心做这个可能很不讨好的选题。写这篇文章，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要承担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份责任，主要还不是个人感情问题。我是一个不太爱捧人的人，但的确认为对于“刘泽华学派”这个问题，从对中国学术发展负责的角度，大有说一说的必要。有感于学术状况的沉闷和压抑，张扬一下学术个性，是有必要的。尽管刘先生和您都不赞成用“学派”这个词，我还是觉得需要一点冲击力，冲击一下这个被死死困住的“学术”。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们会有机会做更充分的沟通的。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这次写作还真的不是为了向您致意，站在发展中国学术的立场上我选择了这个题目，这个题目的要害就是学派，如果不用这个词，文章就真的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起码有违我的初衷。怎么办呢？昨天想了一天，直到一个小时之前我才有了主意，就命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并且不过多强调诸位之间的师承关系（当然无法回避）。这样就可能会淡化您的某些忧虑。这个问题我还会继续考虑，初步想到这些。
如果这样命题，文章可能还要做一些较大的改动，基本内容不变，改起来也不费事。具体内容方面，也期待着您的批评。
衷心地为您祝福健康！
李振宏敬复2012.7.3
2012年07月03日05：46（星期二）
说明：
7月3日的邮件说明，我是从此时开始使用“王权主义学派”来指称刘泽华这个学术群体的。对这个命名本身，刘泽华先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有什么不妥；而在学术界和刘泽华的弟子中则有某些朋友认为不妥，他们担心“王权主义学派”会引起误解。他们提出应该叫“王权主义批判学派”或“王权主义反思学派”云云。其实，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加上“批判”或“反思”二字，不仅累赘，且违背刘泽华先生学术思想之本心。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对刘泽华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没有很准确的把握。在刘泽华先生的研究中，王权主义首先不是一个否定性的评价，而是一个事实性判断，使用“王权主义学派”概念，并不意味着刘泽华主张或赞成王权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赞成王权主义的学派，只有毫无常识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误判。“王权主义学派”，只是表明“王权主义”是这个学派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一个标识，任何人在看了刘泽华的学术论著或看了我的评论之后，都不会产生“王权主义学派”是主张王权主义的误解。“王权主义”在刘泽华那里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前边的文字中我已经征引过刘先生的原话，并做了分析，此不赘言。另外，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国际学术界也有先例，并不产生误解。比如“东方主义”这个概念，我们能把它望文生义的理解为东方的主义？东方人的思想体系？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的解释，是一种从西方特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东方的歪曲性解读，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歧视色彩。但是，并没有人对“东方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命名提出不妥。想来想去，我还是认为，使用“王权主义学派”更能反映这个学术群体的理论本质和学术特色，更具有旗帜性意义。
振宏老弟：
请放心。随着我们交往的加深，我把心底的话扼要说几点。
1.你把我的观点提高到史观、方法论，从心底是膺服的。我自己也不能辩驳。过去一是我胆怯，二是感到知识面有限。所以从归纳上说事而已。
2.心底更深地说，我不仅是说古代，也包括解剖现在。我不知正式文字如何，经济学者如吴敬琏等等说权贵资本等等。从理论上说，权力支配社会、权力决定阶级成员等观点，在近30年是否是我最先提出的？这里说一段往事，论地主产生那篇文字（此文在是《历史研究》社、南开、云南大学于1983年9月在昆明举办的“中国地主阶级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遭到多数人的批评，最严厉的批评是王思治先生，他说是杜林暴力论的翻版，早已被恩格斯批得体无完肤。《历史研究》发表的会议纪要把我都避开了，更不敢发我的文章。所以我投给了《学术月刊》。他们竟然采纳了。因南开另有文章与我的思路相近，庞朴说你们是“南开学派”呀！）
我们写《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时，这个书名就很费心思，我没有加“古代”两字，编辑也很担心，算是擦边球吧。
3.对权力支配社会，学生中的确有不同看法，有的接受，有的私下支持，但不见诸文字，有的不大赞成。这是实情。所以冠我名不宜。
4.你拟的题目比冠我个人名字确实更准确。但也有再需斟酌处，只限于政治思想，似乎又不能概括我。你目前写我的部分，我认为很到位，捅破了要害。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改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如何？
关于我的部分，目前的文字可用。以下的人局限一下，笔锋稍转，王权主义只限于说政治思想，葛荃等赞成王权支配社会说，因人而说几句，各有各的，这样如何？
这样你的文字架构无需大动。
5.你看重“学派”一词，当然有道理。但我认为王权支配社会更具有认识意义，现在不少人从这个角度诠释历史，顺便梳理一下学术史，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30年大概我是讲得比较早，也比较多。此前有谁有这种论述，我还真没有清理过。我写战国授田制后，言战国史者大家、后起者没有不说的，但多数人都不说谁提出的，直到这几年，才认定最早是我提出的。
政治思想讲皇权、君主专制的前贤很多，我多次承认是继承五四的，但我这样细致切入，我自信前人没有来得及做。
6.准备给你们的第三篇也寄上。有些资料可以参阅。但我都没有达到你的认识程度。
具体问题以后再说。
祝
愉快
老刘12-7-3日。
2012年07月03日10：23（星期二）
说明：
在这封邮件中，刘先生对我的论文题目《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提出修改建议，但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王权主义学派”有异议，而是他感到我把他的理论局限到了政治思想史的范围内，而他的“王权主义”是适合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他是担心，我这样的论文命题，会削弱王权主义理论的解释力。事实上，刘先生是多虑了，我这篇评论的一个着力点，就是把他的“王权主义”上升到中国历史观的理论高度（之后刘先生还多次对此表达不安，不敢担当历史观之称誉）；既然是历史观，当然就对整体中国历史具有解释力，可以关照到整体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或社会层面，而不是一个只适合于某一具体历史领域的理论。之所以这样确定论文题目，是因为我的讨论范围，是从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史出发的，不能不用这样的论文题目。所以，在看了刘先生的邮件之后，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没有接受刘先生的修改建议。论文发表之后，刘先生没有再对这个问题表示过任何意见，估计他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
刘先生：
您好。
您先后两次来函，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在充分考虑您的意见的基础上，拙作今日做出了初步修改，特别是最后的“余论”改动较大。但是，论文的主题仍是“学派”这是不能改的，本文的立意就在于此。第二部分开头，关于学派的成员提到了一串名字，这些人的选择是否合适，文章关于几个主要人物学术思想的评述是否恰当，很想再听听您的意见。天很热，多多保重！李振宏
2012年07月19日05：56（星期四）
说明：
论文最后发表的形态，比起最初给刘先生看的稿子，“余论”的确有了较大修改。初稿的“余论”主要是围绕“刘泽华学派”来写，写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学派，这个学派的历史启示等问题展开。后来的修改，撇开了刘泽华学派本身来谈问题，而是抓住这个学派的历史观做文章，发议论，似乎站位有所提升。摘录几段修改后的“余论”于下：
王权主义历史观带给中国历史学的，绝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开发，其方法论效应，也决不会囿于思想史的范围。它是一个宏伟的中国史观，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过程本质内容的抽象概括，因而对于整体中国历史研究都具有方法论意义，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有力的解释工具。这一历史观的有效性，目前显示已超出思想史范围，涉及整个社会，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最后形成中国历史研究的王权主义学派也并非不可期待。
任何一个宏伟的历史观，思想内涵都非常丰富，都可以派生出许多宏观性的理论问题。王权主义历史观也是如此。譬如，王权支配社会，王权通过什么去支配，如何支配？很显然，官僚系统才是王权支配社会的基本途径或工具。而王权通过官僚系统去实现自己的社会控制的时候，它就不能不创造出一个控制对象的对立物——官僚阶级。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已经有人提出“官僚阶级”这个新的阶级概念。而“官僚阶级”能否成立，如何成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它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如何，它与王权的关系，与社会与民众的关系等等，都是王权主义理论应该延伸研究并回答的理论问题。
再譬如，王权是超经济的强制性力量，王权支配经济，它本身不是经济的衍生品，于是在王权支配社会的时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也难以单从经济方面来解释。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也成为王权主义理论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最近一些年来，有人重新提出将官民矛盾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看法能否成立，如何成立，都需要王权主义理论给予回答。
从王权主义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观出发去观察中国历史，很多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无论是关于王权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是用王权主义解读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都还有十分辽阔的拓展空间……
振宏老弟：
拜读了，开头结尾提出的实在是个大课题，是思想学术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不在于谁一定对，而是没有学派之类的观念，就不能突破一统的僵化局面，其后果只能是全面沉沦。
在你的论述中，我们这一群人只是个由头和不成型的可怜的小例子，这正是我们的可悲哀的地方。另外。我再唠叨两句：1，你完全有权进行自己的判断。2，如果被涉及的人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出来反驳或声明。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连余英时的亲炙弟子都说不清余是不是新儒家，余自己声明不是，但研究者仍认定他是；3，我的一些建议是以朋友身份说事，不是进行学术的评论。
我这个人有不少短处，但有一点我可以自诩，就是我同一帮人的关系很融洽，我说过，我的“秘密”就是尊重每人的选择和个性，合作时特别注意要理顺名利各得其所。我建议一些提法要换个词，其目的也是给每个人有充分的空间。
请看一下文本前边关于颜色标志的含义。
祝愉快和放松
老刘7-22日
2012年07月23日05：56（星期一）
刘先生：
您好。
“自述”修订稿收到，谢谢您的支持。
最近正在定今年年底的两期稿件，“自述之二”安排在第11期，笔谈文章安排在第12期。我的那篇“学派”小文大体就那样了，还没有想好在哪里发，估计会在明年早些时候推销出去。文章写完了，您寄给我的书应该还给您了。记得您一次寄来了13册，好像是您说其中有七册是需要返还您的，大都有您学生送您的签名。这是我的记忆，不知是否有误，是这七册呢，还是那13册都需要返还，请来函明示，我尽快办理。多谢您所给予的大力帮助。多多保重！
李振宏敬复
2012年08月10日08：32（星期五）
刘先生：
您好。
回函看到，您能答应赐稿，我很高兴。
有些过去说过的话，也还是有再说的必要，您尽管按自己的想法写。说得大一点，我们这些人还是有些责任感、使命感的，需要为这个民族不断地呐喊。我最近就要从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上个月就已经到站了，可能下个月办理交接，我想最后再组织这样一组笔谈，再次发出我们的心声。其实，这个笔谈是彭卫兄提出来的，很合我的心意，就做了。这几年，您给了我很多支持，真诚地谢谢您！
关于王权主义学派的文章，学典愿意发，就给了他们，估计明年的第一或第二期吧，《文史哲》会发出来。再致谢意！
振宏敬复
2012年11月15日19：06（星期四）
说明：
这里说的刘先生赐稿，是之前为筹划“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笔谈”向刘先生的约稿。刘先生后来提供了一篇题为《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的论文。因为，他在1989年第2期的《求是》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的文章，这次就是《再说》了。刘先生此文刊于《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文章说：
历史工作者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由自己选择。但有几点应该是共同的：
其一，要对历史求“真”。一个“真”字很不易呀，不仅要有才、学、识、德，还要有“胆”。“胆”有时靠生命来作保，尤其是写当代史，历史上第一位有纪事的史官就是因写当代史而献出了生命！
其二，应该做出价值判断……价值的判定与选择很不相同，但史学工作者都不应该回避。在稍复杂的历史面前超越价值的“历史认识”是不存在的。
其三，史家的责任是为人们对自己命运的认识和领悟提供一个参照系，如此足矣。
刘先生：
您好。
好久没有和您联系了，最近身体好吗？在天津，还是在美国？
那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已经发出来了，在《文史哲》第4期，我昨天刚刚收到，您还没有看到吧？
这两年去南开参加陈启云、张荣明弟子的毕业答辩，见到了张分田、张荣明他们，和他们谈起这篇文章，张分田因为看过初稿，很满意，很赞赏。张荣明没有看到过，说是很期待，还不知道他们在文章发表出来之后有什么反映。我是很希望在学界有反映的，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也特别看重你们这个群体的反映，想听听这个群体的看法。将来他们看到之后，有什么反映，请您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如果找杂志不方便的话，您可以和学典联系，让编辑部给您寄几本。请多赐教，赐稿。
敬颂大安！
李振宏
振宏老弟：
我还在西雅图，八月返故里。
老弟鸿文，深得吾心，有些是我躲猫猫，也多被老弟揭示出来，使我十分感动。有你这篇鸿文在，我为学无憾矣！就实而论，我是一个趴在地上的思考者，所谓趴在地上，一是我的知识面实在是狭窄、无能立起来；二是我的胆子也不大，也不敢立起来。所以自我评价是“一身土气，坐井观天”。但被老弟看重，能不是人生一大幸事！
不管学界持何种看法，我的问题小，而你借题提出的问题大。比我学问大的有的是，但有相当多的人似乎少了一点，这就是缺少一点独立意识和理论兴趣。在我们这种环境里，理论思维相对会有更多的麻烦。而缺少理论思维，带来的多半是精神贫乏。
不知是否有大的压缩，如基本是我看过的长文，学典能刊出，我向他深表敬意！
你两次来南开，我都缺位，实在遗憾。
我与学典直接沟通，不要他送，起码我要买几十本或上百本。
由于你的启示和鼓励，我正在整理“八十学术自述”（都是一些专题），但写起来感到不顺手，自己写过的都忘了，把问题集中起来，找到最初的文字，很吃力。
贵刊发表的几篇小作有什么反映？如果是石沉大海，那就说明没有意义了，该沉寂了！分田那篇应该引起反弹。
十分感谢，后边我们做点什么，一时说不起来，让我想想。能否把刊稿寄来？
祝暑安
老头23日。
2013年07月24日11：33（星期三）
说明：
刘先生信中说“老弟鸿文，深得吾心，有些是我躲猫猫，也多被老弟揭示出来”，这个“躲猫猫”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刘先生对自己的理论，一直由于某种现实的政治原因而不敢自是，不敢面对。他研究得到的“王权主义”理论，本质是一个看待中国历史整体的历史观，但他就是不敢承认它是“历史观”，是关于一种社会形态的判断，而只能把它说成是“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他的“王权支配社会”说，明明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区分，与传统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差异，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创新，但就是不敢直接承认。而我的评论，就把他的理论的本质给直接点明出来。我写道：“刘泽华所讲的王权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形态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历史观。王权主义既是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是社会的存在形态，更是社会存在的中枢和基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属性和本质的理论抽象。认识了这一点，也就认识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刘泽华所以要声明它不是‘社会形态’，是不是仍然蜷缩在防御性思维之中，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考虑呢？”（《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刘先生的所谓“躲猫猫”，躲的就是这个理论创造的恐惧感，不敢逾越雷池的精神防御。自己不敢说，不能说，现在却被他人点明并有所张扬，所以，他有一种“深得吾心”之“窃喜”。
刘先生提到的“分田那篇”，指的是和刘先生《小议思想史研究中的古今贯通性认识》一文同期发表的张分田的文章：《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亟待一个“系统重返文献”的过程》（《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张分田的文章认为：“现有中国思想史知识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具体表现之一是一系列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广泛流行。”张分田的文章，例举分析了六大典型个案：
“典型个案”重大错误之一是误判民本思想的演化历程；
“典型个案”重大错误之二是误判儒家的本质；
“典型个案”重大错误之三是误判儒家与帝制的关系；
“典型个案”重大错误之四是误判儒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取向；
“典型个案”重大错误之五是误判儒家“仁者爱人”的合理程度；
“典型个案”重大错误之六是误判儒家和谐观的属性。
张分田写道：“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者肩负着特殊的任务。我们有义务在文化自觉、文化反思、文化鉴别、文化选择、文化更新方面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优良的学术资源，引导社会大众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各种思想文化现象。但是，在现代新儒家的影响下，在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国学热’的驱动下，一股‘儒家文化’造假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众多学者为此推波助澜，本文分析的个案便是典型之一。”
可能是刘先生感到，张分田的文章挖了现代新儒家的祖坟，从根本上揭穿了他们所鼓吹的儒家学说都不过是虚假不实之论（误判），所以估计会在学界引起反弹。但显然，刘先生太乐观了，对中国学术界还是抱着书生的幻想。他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学术界，真的关心学术问题的人并不多。无聊与麻木，早已麻痹了人们的神经，尽管张分田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但他们却早已失去了学术论辩的热情。人们的现实关切，已经不在学术上面了。
刘先生：
看到您的回复，很高兴，谢谢您的赞誉，但也实不敢当。
我的评论，远没有把您最深刻的思想挖掘出来，对您的思想我还是要有一个长时段的理解的过程。在写您的过程中，我受到很多启发，在学术思想的不少方面受您影响，引以为幸。我是不善于奉承人的，所论皆发自内心。杂志社发表这篇文章，从内容上没有任何改动，基本上是原文，只是文字篇幅略有压缩，但最后还是有4万字的规模，我对杂志社很满意了。遵嘱把发表稿呈上，再请指教。多多保重！
振宏敬复
老弟：存光转方克立的信，请阅。
主题：Fw：林存光
日期：2013年07月27日17点09分
刘先生：
您好！您和师母最近还好吧？
刚刚收到方先生的一个邮件，告知李振宏的文章已刊发出来，而且评价很高，现转发给您老人家一阅。祝您老人家和师母身体安康！
学生林存光顿首敬上
发送日期：2013-07-26 21：15：35
收件人：plis＜plis@163.com＞
主题：
存光：
今天收到《文史哲》2013年第4期，首篇是李振宏的长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除了重点介绍刘泽华的学术思想外，还用不少篇幅介绍了张分田、葛荃、张荣明和你的著作和思想。这篇文章将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方克立
7月26日
说明：
以上是刘先生转来方克立先生和林存光的邮件。
刘先生：
您好。
所转方克立先生给林存光的信看到，虽然很短，但说明老先生是肯定的，也很看重的。《文史哲》在学界影响广泛，所以，小文也会借此产生影响，我们就静候、倾听学界的反响吧。估计积极的反映会是主要的，至于人大国学院的某些学者，看了这篇文章，是不会愉悦的，我也很想听到他们的声音。
方克立先生大名鼎鼎，但我无缘相识，从没有机会拜访。他和别人写的《中国文化概论》看过，印象不是很深，知道他写了不少关于新儒家的东西，但我对新儒家不感兴趣，也从未涉猎，所以对这位老先生了解很少。他要是有更多一点的评论就好了。
现在，张分田、葛荃、张荣明他们也该看到了吧？张分田的评价我已经知道；张荣明最初是怀疑的，不知道能写出个什么样子，他以为你们这个群体似乎共性不是很多，作为一个学派不好写；葛荃从未谋面，不知道他的情况。你们这个群体中人的看法，我是最为重视的，害怕把自己的评论对象写歪了，写不到位，领会错了，这是我最为忐忑之处。文章发出去了，余下的时光就是慢慢等待。多多保重！振宏敬复
振宏老弟：
你考虑的反对派可能是对的，有一帮子对我很反感，陈明多次点名批我。我揣测在一些年轻人的鼓动下，陈启云老先生出面把我批了一通。陈是要我介绍他来南开的，他是钱穆的嫡传。其实我对学术上的分野看得很自然。有分歧是正常的现象，互相批评是好事。有时一些人瞎批，加谩骂，就没有意思了。
年轻人批我，我不回应，后浪推前浪嘛。同龄人我要回应，首先属于礼貌。没有想到，我回应陈的批評，让他受不了，真是有点意外。
据张荣明说，黄朴民与我们分歧不大，黄老弟一直谦称后学，纪宝成让他批我，被他婉拒了。当年王先生突然去世，黄曾找我，希望南开接他，那时我还不是导师，但我答应帮忙，也联系妥了，后来田昌五先生去了山大，问题解决了。有这么一段交往。
我们是不是一个学派，由材料和人说话，材料摆在那里，后来说用处也不大。我给诸位写信说明，谁不承认，可出来驳，我认为这也正常。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是从材料出发的，是罗列事实的。
无论对哪位，我都没有要求从我。与雷戈的分歧根本没有涉及他的学术自主问题，这事以后给你说。
葛荃来信说：“李振宏先生乃信人也，这个年头已是稀罕。”我以为你们相识呢。
我估计主要问题不是我，而是你和学典，现在一再强调一统、一同，你倡导学派，学典竟敢发这么大块文章，了得？
方克立与官方比较密切，但我们个人的关系不错。他是否会有进一步评论，等等看。我很久没有同他联系了。
祝
暑安
老头27日。
说明：
刘先生的信中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学派，由材料和人说话，材料摆在那里……你是从材料出发的，是罗列事实的。”这段话说明，刘先生内心深处是认同将他们称之为“学派”的，他认为我的评论是从事实出发的。他以前所以拒绝称他们是“学派”，主要是心存顾虑，是有某种担心。在后来我们在南开的学术对话中，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说“你根据什么把我们这一群人撮成一个学派”？我感到，这个场合提这个问题，其出发点就是，要借我的口再次阐明他们何以为学派，好让听众和读者明白这个事实。
先生：
您好！并问师母好！
先生尊札两封均悉，李振宏先生的长文亦收到，其实我在收到先生头一封信之后，即在学术批评网上仔细拜读了李氏大作（分上下篇刊出）。该文位居学术批评网“学术批评”栏目首篇至今。
读李氏雄文令我震撼，他对以先生为旗帜的王权主义学派了解之全面，解读之精辟，点评之到位，每每出人意表。可以想见，李振宏先生长期关注并跟踪着王权主义学派，相比之下，我辈不能不感到汗颜，我们身在其中却未窥学派全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之谓也。此前我虽曾发愿发起众师友搞一本与先生的学术对话（算是论语体吧），但对话的结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读李文后豁然有悟。
李文将王权主义视为一种历史观和一种社会形态学说，此观点至为精要。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曾是中国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所以没有结论，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也没弄明白，尺有所短，虽伟人亦不能免，而刘泽华学派系统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即政治支配社会，政治支配经济，政治支配文化，政治的生产与再生产决定了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基本走向，这才是真实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说明：
上边是刘先生转来他的学生的邮件，这位学生是谁，并不明确。
吾兄：
文章终于浏览一过。综述与总结得很好。立德立功立言皆备矣。同心同德之弟自始就是最近我兄之人，岂不欣慰。
五四时代之梁漱溟、熊十力等先哲，其背景或局限，有情可原，当今之新儒学实已是政治上的堕落。其学毫无新意，其情可疑。
去年电视上表演的大师论坛，甚可笑可嗔也。不过杜氏言谈中说有人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甚有独到，我猜可能是指你。
至于老校友的附庸或对谈，让人为之可惜。
任先生的儒教说，是有道理的。我以为这当是他最大的成就。当然他不是王权主义者。
当代或新型王权主义又如何，不便说似也不必说，其实仅一纸之隔也。
…………
你及学生们的著作已如筑墙，不可破矣，我估计，敌意者有，不平不甘者有，嫉妒者有，但最好有挑战者。
你们的书多如大阵，我看是该精炼或趣简的时候了。
你在哪里？身体如何？唯是唯念。
说明：
这封邮件，应该是刘先生的同辈好友所发，究竟是哪位先生，待考。
刘先生：
您好！
谢谢发来李振宏先生的大作，收到后我当即一口气读完，尽管领会并不全面，但深受启发。李先生对刘先生及诸多弟子们的学术思想，有十分深入细致的总结与分析，其名之为“王权主义学派”，十分贴切。对刘先生的著作，我虽也曾认真拜读，以前也自觉有所领会，但跟李振宏先生是无法相比的，十分惭愧，以后还当好好研读。张分田与张荣明老师的著作，也多少读过，其他教授们的著作，则甚少涉猎。现读罢李先生的评论，方知诸位先生的著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当好好研读。
读罢李先生的大作，相当佩服。我觉得似乎还可以有几点补充：首先，刘先生的“王权主义学派”，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尽管文章开头提及了“文革”后刘先生的思考，但整篇文章对这一点似乎论及不多，或许是作者有意弱化。其次，从学术思想的传承来说，“王权主义学派”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继萧公权、王亚南以来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突破。再次，政治文化学说的研究，与国外的相关学说几乎同时，美国中国思想史大家史华慈、余英时，也几乎提出同样的研究视角，或者可以说这是海内外学者研究的同步。或许从这三点，可以进一步定位“王权主义学派”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因为并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只是临时想到，可能完全是胡言，因为刘先生来信，希望谈谈感想，故此胡乱写上几句，不对之处，敬请批评。
时当酷暑，敬望多加保重！
即颂
夏安！
李先生的文章倒是启发我研究学术史和学科史的一个新视角，吃透一个学术共同体，并不那么容易，而李先生做得非常到位，有明清学者作学案的意思，我深深钦佩。我正在北京怀柔受训呢，回去后要认真学习，李文的有些论述是要找到先生原著才好领会的。
说明：
这封邮件应该是刘先生的学生所发。刘先生所转邮件，都没有注明发信人，是他粘贴在邮件中的。
刘泽华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卓越代表。他不仅因为创立了王权主义中国史观而有功于中国学界，而且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比如中国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开拓、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的创设，都为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其实，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还不是这些，因为任何历史观点、学术见解或方法理论，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改造、被淘汰，唯有其治学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将伴随学术事业的发展而长存。
在纪念刘泽华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缅怀先生之学行，我想提出“刘泽华史学”这个概念，以推动对刘泽华的学术思想、治学理念、学术风格、学术精神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总结。在这里，我初步以四句话来简述刘泽华先生的学术精神：以求真求是为职志的科学态度；以反思批判为特质的学术品格；以民族命运为鹄的的现实情怀；以无私无畏为依凭的学术胆魄。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刘泽华先生生前所致力的批判性史学，我们能传承下去吗？我们今天的学术修为，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吗？有志于继承先生遗志而光大刘泽华史学的史学后生，当不断地以此两句话自我追问。
2019年12月整理
[1]李振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