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俸禄制分期

宋代俸禄制是中国古代俸禄制发展的一个阶段。要了解其历史地位，须先了解宋代之前的发展沿革。纵观周秦至宋的俸禄制度，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周代爵禄制、秦汉秩禄制、隋唐五代品禄制以及宋代阶官寄禄制。

西周行封建世袭之制，周天子以“爵”为秩次分配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在官者之禄食。《汉书·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6]显然，俸禄最早和爵联系在一起，禄制为三等封土，三等禄制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禄制。

自春秋战国开始以实物作为俸禄，爵禄制度逐渐一分为二。秦汉时爵与秩分离，产生了秩禄制。俸禄与官员等级挂钩，禄制以秩等为中心。秦汉时官员以秩石为等，如西汉郡太守、司隶校尉秩二千石，部刺史六百石，这里的“××石”，不是俸禄，而是秩级名，其以“石”为单位之秩级，相当于宋代寄禄官。两汉俸禄制已从封邑制演变为按秩等支付货币与谷物的月俸制，这在中国俸禄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汉代在百官行秩石制的同时，宗室、大臣封王、侯之爵，仍行爵禄之制，封爵为食禄之资，“唯得衣食租税”，[7]并无职官月俸。可见两汉爵禄制并未废除，而是作为秩石制的补充继续实施。此与宋代宗室既封爵又授节使或环卫官不同。

魏晋又有品禄制新生。曹魏在沿袭汉代秩级制的同时，开创了按品级定等之制，在确定俸禄时，两者互为补充。虽然《晋书·职官志》未能完整记载百官九品之等，但品官分九品是毫无疑义的。《晋书·食货志》有关于九品占田的完整记载，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等级占田。这说明，晋代九品不分正从，品阶太少。占田作为品官俸禄的一部分，依官品高下定占田数，与秩石无关。据此推测，占田划分等级较易，而文武百官及僚属之俸禄，高下尊卑等差构成复杂，仅以九品定俸禄显然有困难，仍需沿用秩石制作为辅助，增加等级数以便拉开差距。两晋南朝俸禄制基本上实行官品、秩石并用的双轨制。品禄与秩禄双轨制完成于北朝。

及至隋唐，九品官品方成为主流官等。隋京官以官品、州县外官以所治州县户数定俸禄。[8]值得注意的是：其一，隋品禄制以石为单位，但包含何种名色之禄给未见明确记载；其二，百官定禄有京官与外官之别；其三，“官不判事者”不给禄，而是依职事官官品定禄。这说明北朝本品定禄制至隋已变为依职事官官品定禄之制。

唐沿隋制，以职事官官品定禄，京官分春、秋两季给禄。[9]唐高宗永徽元年（650），改半年（春、秋季）俸粮制为月俸钱制，[10]这是禄制的重大改革，即京官俸禄由实物禄制为主改为以货币禄制为主。唐代俸禄以俸料钱为主，辅以食料钱、杂用钱、防阁钱及职田等。[11]唐代官员俸禄依职事官官品确定。有学者据《册府元龟》所载乾封元年（666）八月诏“京文武官应给防阁、庶仆、俸料，始依职事品，其课（指力役——引者注）及赐各依本品”，[12]提出“乾封元年以前，京文武官所给俸料及防阁、庶仆等均是依据的本品，至此‘始依职事品’”的观点。[13]这一认识把文武官之“防阁、庶仆、俸料，始依职事品”与文武官俸料混淆了。唐俸禄之制从一开始即沿隋制依职事品定俸禄，何来依散品之有？上引乾封元年诏中按职事品给文武官“防阁、庶仆、俸料”，“其课及赐各依本品”则指给文武官的力役与赏赐依本品确定。职事官之外，又有文武散官，凡入仕者皆带散官。文武官所带散官为本品，定章服，“无禄俸”。[14]以散官官品确定章服之制，五代相承。

五代禄制虽名为沿袭唐制，然因战乱频仍，贡赋匮乏，很难实施。如后梁太祖《给百官俸料诏》：“秩俸所以养贤而励奉公也。兵车未戢，贡赋莫充，朝谒甚勤，禄廪盖寡。朕今启建都市，已毕郊禋，职采至多，费用差少，其百官逐月俸料，委左藏库依前例全给。”[15]“依前例全给”当指依唐制全给，说明此前未能依制给百官俸给。《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唐自广明丧乱以来，百官俸料额存而已，至是复全给。”[16]但亦只给京官，地方官尚不能全给。其后，月俸额比唐前期减半，且减半之数也得不到保证。《宋史·职官志》对唐五代俸禄制有简要概括：“唐贞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僖、昭乱离，国用窘阙，至天祐中，止给其半。梁开平三年，始令全给。后唐同光初，租庸使以军储不充，百官奉钱虽多，而折支非实，请减半数而支实钱。是后所支半奉，复从虚折。周显德三年，复给实钱。”[17]后周虽比后唐稍好一点，也只是取消“虚折”给实钱而已，其俸禄只为唐制之半，未能改善。唐中后期施行的“当直手力”本是力役，后变为纳资，成为官员俸禄来源之一。五代虽亦沿置，但又复为服现役，不许纳资。[18]五代财政支绌、钱币缺乏，故俸禄名色多样，有料钱、厨料米、面、蒿、柴、春冬服绢、绵等杂给；后汉乾祐三年（950）七月增设州县令录佐官，“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19]“俸户”成为俸禄之一种。宋代俸禄名色多样，在承继五代禄制的同时有所取舍，如当直手力之类即未置。

关于宋代俸禄制度的分期，衣川强提出三分期的观点：第一期从赵宋建国至神宗元丰官制改革，第二期从元丰官制改革至北宋末，第三期则为整个南宋时代。[20]这一看法没有将北宋前期以本官阶定禄与元丰时期的寄禄官新制区分开来，值得商榷，因此，笔者重新划分了4个时期：（1）北宋前期以本官阶定禄为主、辅以差遣给禄；（2）元丰新制后以寄禄官为中心的俸禄制的形成；（3）徽宗时期的大幅增俸；（4）南宋适应用兵需要调整禄制，文官宰执略有减损，战守统兵官有所增加。

总领这4个时期的线索，是从宋太祖起实行的益俸政策。曾巩《本朝政要策》载：

太祖哀怜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烦扰，欲高吏之行以便民，于是定俸户之制，修益俸之令。[21]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亦称：

国朝乘五代之弊，艺祖初兴，有省官益俸之诏。自是以来，禄秩每从优厚。[22]

此政策两宋始终奉行。由此，宋代俸禄制度在呈现阶段性变化的同时，总体上又呈从低至高的态势。南宋虽因用兵需要一度出现过宰执官自陈削减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俸禄的情况，增俸之势有所抑制，但只是一时权宜；且文武官也有所不同，虽部分文官寄禄官俸禄略有减损，但统兵官官俸提高，地方官职田与茶汤钱也都略有提高。其具体过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有所概括：

乾兴已后，俸禄、添给、傔人、餐钱之制，更革为多。至嘉祐，始著于《禄令》，自宰相而下至岳渎庙主簿，凡四十一等。熙宁以来，悉用《嘉祐禄令》，无所损益。元丰一新官制，职事官职钱以寄禄官高下分行、守、试三等，大率官以《禄令》为准。而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既请大夫俸矣，又给郎官职钱，视嘉祐时赋禄为优。至崇宁间，蔡京秉政，吴居厚、张康国辈贪鄙为徒，于寄禄官俸钱、职事官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其余傔从钱米并支本色。余执政皆然。视元丰制禄之法增倍矣。中兴俸禄之制，参用嘉祐、元丰、政和之旧，少所增损。惟兵兴之始，宰执请受权支三分之一，或支三分之二，或支赐一半。隆兴及开禧，自陈损半支给。皆权宜也。其后内外官有添支、料钱，职事官有职食、厨食钱，职纂修者有折食钱，在京厘务官有添支钱、添支米。选人、使臣，职田不及者有茶汤钱。其余禄粟、傔人，悉还畴昔。[23]

笔者沿着两宋曲折起伏的“益俸”轨迹进行追寻，来详细论述这4个阶段。

（一）北宋前期：本官定禄为主、差遣俸禄为辅的41等禄制的确立

唐末战乱，唐哀帝天祐中官员俸禄“止给其半”，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始令全给”。然至后唐因“军储不充”，既减半数，又不能给现钱。后唐同光元年（923），“百官奉钱虽多，而折支非实，请减半数而支实钱。是后所支半奉，复从虚折。周显德三年，复给实钱”。宋初俸禄“大凡约后唐所定之数”，而官俸不给现钱，只给实物。[24]王栐《燕翼诒谋录》称：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25]

太祖深感官员俸禄较低，需要改革，于是乾德四年（966）有关于州县官《复置俸户诏》：

应天下令、录、簿、尉、判、司等，宜准汉乾祐三年敕，复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俸户，据本官所请料钱折支物色，每一千给与两户货卖，逐户每月输钱五百文，除二税外，与免徭役。[26]

开宝四年（971）十一月又有《幕职官置俸户诏》：“自今诸道州幕职官，并依州县官例置俸户。”即将州县、幕职官月俸分摊给俸户，每一贯俸钱由两俸户逐月各输500文，从而保证亲民官之禄足以代耕，“既责其清节，宜示以优恩”。[27]

北宋初已开始以本官阶定俸禄，这是古代俸禄制度的一大转变，即从职事品禄制向本官阶禄制转型，如雍熙四年（987）七月，“赐礼部侍郎李至月给本官全俸”。[28]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记载：

我朝自京朝官以上，或带国职，或开国，等而上之如加使相，如封真郡，而俸禄之等级亦各有差。虽在外州郡之小官，其江浙等处，自本身官给外，亦各有职田之俸。[29]

太宗继续执行益俸政策，取消之前文武官俸钱扣除五分之一的规定，以“实价”支付；幕职州县官月俸由三分之二折色改为现钱与折色对半；京官30个月满任后继续给俸；致仕官始给半俸；等等。[30]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制定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官月俸5等：

供奉官俸钱七千五百，殿头四千，高品三千，高班二千五百，黄门千五百。[31]

从上可知，俸禄之等与官品无关，而以本官阶为主。大中祥符五年又降《定百官俸诏》，虽非《官品令》，但这是迄今所能见到最早的北宋俸禄分等的记载。[32]这次定百官俸是全面地增加俸料钱，如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仆射各增20贯，三司、御史大夫、六尚书中丞郎、两省侍郎、太常宗正卿、内客省使、上将军各增10贯，横班诸司各增5贯，朝官五品正、中郎将以上及诸司使、副等各增3贯，京官等各增2贯，小使臣增1.5贯或1贯。[33]

大中祥符五年本官阶禄制，没有显示宰相、监司、知州等差遣俸禄，也没有殿阁职名，这是中国古代禄制的重要转折，即由宋以前按官品定俸禄向按本官阶定俸禄的转变。但真宗朝之禄制种类不多、涵盖面不广，且由于真宗朝以前《禄令》不存，已难窥原貌。天一阁藏《官品令》残本经戴建国考证，实为吕夷简等主持纂修的《天圣令》，[34]其首卷原为《官品令》，惜经战乱及偷盗，仅存后10卷，《官品令》已佚。[35]故《天圣禄令》已难以复见。

仁宗朝将增俸更革固定下来，由三司使张方平等编为《嘉祐禄令》，于嘉祐二年（1057）颁行，并在《宋史·职官志》中保存下来，但未写明是《嘉祐禄令》。[36]《文献通考》记载得很明确：“乾兴已后，俸禄、添给、傔人、餐钱之制，更革为多。至嘉祐，始著于《禄令》，自宰相而下至岳渎庙主簿，凡四十一等。熙宁以来，悉用《嘉祐禄令》，无所损益。”[37]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宋史·职官志》也记载“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其实“岳渎庙令，十千”并不是最后一等，其后尚有“（岳渎庙）丞、主簿，七千”；其二，《嘉祐禄令》不是按俸给自高往低排列，宰相月俸300贯，而节度使月俸400贯，是最高的，却排在宰执官、京司文官之后，俸禄最低的也不是排在最后的岳渎庙丞、主簿，而是内侍省“郢、唐、复州内品”。[38]《嘉祐禄令》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各官职的俸禄。以本官阶定百官俸禄为核心，辅以少量差遣（如三司检法官、权知开封府判官、三京留守判官、京畿知县等）、宗室官俸、职钱等。

北宋前期禄制的成熟反映为仁宗朝《嘉祐禄令》的完成。这是北宋前期文武官、宗室、内侍官俸禄综合之禄令，既制定了文武官本官阶俸钱，又制定了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京官知县、州县幕职官等差遣增给等。《嘉祐禄令》尚制定了职（如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学士，龙图、天章阁直学士，龙图、天章阁学士），职事官（如御史中丞、州司户参军、知县、县尉），宗室官（如皇子节度使），宰执吏（如中书堂后官，中书、枢密院主书，守当官，书令史）等的俸禄。[39]

不过，《宋史·职官志》所载《禄令》原无年号，之所以定为《嘉祐禄令》，是因为其中所列官名皆嘉祐时的职官。最典型的是所列诸阁学士、直学士，至天章阁止。天章阁始置于天禧四年（1020），天章阁学士、直学士则始置于庆历七年（1047），治平元年（1064）始置宝文阁。[40]《文献通考》称：“熙宁以来，悉用《嘉祐禄令》，无所损益。”大观二年（1108）敕令所引《嘉祐禄令》与《宋史·职官志》所载《禄令》吻合：

检会《嘉祐禄令》，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前两府除节度使及节度使移镇，料钱四百贯文，禄粟二百石……[41]

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及带宣徽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及节度使移镇，枢密使、副、知院带节度使，四百千。

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及带宣徽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枢密使、副、知院事带节度使，月各给二百石。[42]

《嘉祐禄令》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北宋首部较全面的禄令，显示了以本官阶定禄为核心（文官以本官阶、武官以武官阶、内侍以内侍官阶），辅以差遣、职名的北宋前期俸禄制度的概貌。同时，差遣与职也有俸禄，北宋前期“官员的俸禄额并不全由本官决定”，如仁宗嘉祐时富弼所任为行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43]其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为首相差遣，俸钱300贯；本官阶为礼部侍郎，俸钱为55贯。可见，就宰相来说，差遣俸钱要比本官阶高4倍多。正如汪圣铎所说，对某些官员来说，差遣“起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44]但不是所有文官都是差遣起重要作用，大多数文官的俸禄仍主要依靠本官阶，因为大量差遣在《嘉祐禄令》中没有定俸禄。

在《嘉祐禄令》所载41等禄制中，构成北宋前期官员最基本俸禄等级的标准是本官阶，但差遣给俸是宋代官员俸禄的一种，北宋前期称差遣添支或增给。丁凌华指出：

由于正官与职事相分离，因此就别立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由于俸禄与职事相分离，如果国家单纯根据寄禄官等级支付俸禄，无疑会产生事重俸薄或事轻俸厚的现象，这就导致了“职钱”（也称“差遣添支”）的出现，官吏除根据寄禄官等级领取俸钱（也称“料钱”）、禄米外，另视差遣高下领取职钱。这也使宋代官吏的待遇更为优厚。[45]

这里要注意的是，差遣之俸称“增给”、“添支”，不称“职钱”，如元丰六年（1083）诏：“前宰臣、执政官宫观差遣添支，依知大藩府《禄令》给之。”元丰改制后，职钱为职事官本俸钱（料钱）之称。带学士之官有添支钱，徽宗大观年间曾改称贴职钱，宣和三年（1121）改回，仍依元丰法，不增贴职钱，曾支添支：

契勘元丰法，带职人系依《嘉祐禄令》该载，观文殿大学士以下至天章阁直学士，除料钱随本官外，等第支破添支。内钱三等，自三十贯至一十五贯；米面两等，自八石至五石。昨于大观年后来，因敕令所节次起请，将添支钱改作贴职钱，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自一百至一十贯九等支破。兼增添在京供职米麦，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自五十石至二十五石四等支破。比之旧法，增多数倍……欲望应带职人请给，并依元丰法施行……诏并依元丰法。[46]

可见元丰法仍沿《嘉祐禄令》。徽宗宣和年间，对大观年间蔡京篡改元丰法之处，奏请改正。

（二）元丰新制：以寄禄官为中心俸禄制的形成

神宗元丰三年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史称《元丰寄禄格》，自特进至承务郎为24阶；[47]若加上开府仪同三司，则为25阶。改依本官阶定禄为依寄禄官定禄（武选官阶、选人七阶直至徽宗崇宁时才改名），同时与在京职事官职钱、外任官职田并存，形成了以寄禄官请给为本、职钱为辅的双轨俸制。当然，本官阶、差遣、宗室官俸禄等旧制依然存在（表1）。

表1 元丰寄禄官易旧官俸禄表

表1 元丰寄禄官易旧官俸禄表-续表

从表1所列元丰寄禄官阶可以看出，文官本官阶不再具有寄禄功能，由寄禄官决定月俸请给；文官本官阶复为职事官，职事官有职钱。官员既按寄禄官定请给，又领职钱。《宋史·职官志》记载：

职事官职钱以寄禄官高下分行、守、试三等。大率官以《禄令》为准，而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既请大夫奉，又给郎官职钱，视嘉祐为优矣。[48]

如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苏辙为朝奉郎试户部侍郎，[49]其寄禄官为朝奉郎，月俸钱30贯；职事官为试户部侍郎，职钱45贯。苏辙“户部侍郎”官前系“试”字，乃因其寄禄官（朝奉郎正七品）低于职事官（户部侍郎从三品）二品以上之故。据《嘉祐禄令》，职钱分“行”、“守”、“试”3等，以寄禄官官品高下为准，凡寄禄官比职事官高一品以上，为“行”；同品，不带“行”、“守”、“试”，职钱与“行”同等；低一品者为“守”；低二品以上为“试”。[50]因此苏辙职事官户部侍郎之前加“试”，支职钱45贯；同时，他又支寄禄官朝奉郎月料钱30贯，衣赐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等。

还需注意的是，寄禄官虽有品，但其本身定禄却与官品无关。如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三阶，同为正九品，俸禄却分为3等。

元丰新官制，文臣本官阶改为寄禄官，而文官选人七阶与武选官自正任、遥郡、横行、诸司使副至大、小使臣皆未触动，仍照《嘉祐禄令》。直至崇宁二年（1103）、政和二年（1112）、政和六年先后易为郎，[51]但在《宋史·职官志》中，已将徽宗朝增改之制一律视为元丰制。在使用《宋史·职官志》俸禄史料时，需要加以鉴别。

元丰禄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保留了《嘉祐禄令》部分旧制。除上述武选官仍按《嘉祐禄令》作为寄禄本官阶外，文官带职有添给（增给）钱亦是如此。据《宋史·职官志》：

观文殿大学士，三十千。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元丰添保和殿大学士）……二十千……资政、端明、翰林侍读（元祐复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绍圣中，罢）、龙图、天章学士（元丰添保和、延康、宝文、显谟、徽猷学士），枢密直（后改述古殿）、龙图、天章直学士（元丰添宝文、显谟、徽猷直学士，保和、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待制），十五千。[52]

以上所引“增给”则为《嘉祐禄令》之制，此可从《宋会要辑稿》中得到印证。[53]

值得一提的是，宋初“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54]熙宁三年（1070）定仓法：

时内自政府百司，外及监司、诸州胥吏，皆赋以禄，谓之仓法。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55]

吏禄之制入南宋不废。绍兴十三年（1143）六月，重申严格执行吏人重禄法：“人吏受赇，法所不容，顾其罪有等差，著于三尺详矣。近世增立重禄之令，给重禄者，为重禄公人。夫既享其俸入之饶，不能自爱，则虽处以峻法，彼亦何辞？”[56]

（三）徽宗时期大幅增俸

徽宗时蔡京当政，在遵用元丰禄制的基础上，以权谋私，新制订了加禄政策，大幅增加官员俸禄，官员职级越高，俸禄越优厚。

元丰禄制中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非寄禄官，无料钱。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复相，其官衔为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既贵而贪亦甚，已受仆射奉，复创取司空寄禄钱”，[57]并同时改三公、三师为寄禄官。三师、三公寄禄钱400贯，高于宰相。《宋史·职官志》记载：

元丰制行：宰相，三百千。知枢密院，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二百千。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四百千（大观间增改）。[58]

大观年间，无少师、少傅、少保，政和二年改太尉、司徒、司空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59]《宋史·职官志》所载“元丰制行”之俸禄，掺杂了哲宗、徽宗朝的增改之制。原注“大观间增改”应指“太尉、司徒、司空”的增置。此正符合蔡京以司空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官衔。此外，蔡京与吴居厚、张康国等于俸钱、职钱之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视元丰制禄复倍增矣”。[60]

大观二年内外官凡带直阁以上至观文殿大学士职名者，一律另给贴职钱（保留所带本官寄禄官）、增给米麦，大幅提高曾任执政带职及有文学地位带贴职文臣的俸禄，以缩小大学士与节度使等武臣正任官的差距，贴职钱自观文殿大学士100贯至直龙图阁秘阁10贯，分8等；[61]另增添在京供职米麦，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50石至25石共4等。[62]不过，此制实行不久，宣和三年从户部尚书沈积中、侍郎王蕃奏请复“依元丰法”。[63]崇宁二年又从邓洵武之请，文臣选人本官七阶改为寄禄官七阶：

崇宁二年，刑部尚书邓洵武极言之，遂定选人七阶：曰承直郎，曰儒林郎，曰文林郎，曰从事郎，曰通仕郎，曰登仕郎，曰将仕郎。政和间，改通仕为从政，登仕为修职，将仕为迪功，而专用通仕、登仕、将仕三阶奏补未出官人，承直至修职须六考，迪功七考，有官保任而职司居其一，乃得磨勘。[64]

政和二年，武选官改名，通称郎、大夫，“所有武阶磨勘、迁改、请给、奏荫等，凡厥恩数，悉如旧章”。[65]

综上可见，徽宗时期俸禄制变更较大，增三师、三公寄禄钱，又新创贴职钱，更重要的是，对选人本官七阶、武选官阶统一改称郎、大夫，与文臣京朝官寄禄官接轨。这个时期禄制的特点是扩大元丰禄制改革的范围，禄额也比元丰时期优厚。

（四）南宋适应战争需要调整禄制

南宋中兴，参用嘉祐、元丰、政和俸禄之制，以寄禄官为本，辅以职事官职钱、差遣俸给，“少所增损”。故杨果认为：“南宋时期，基本参用北宋俸制，没有大的变化。”[66]然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南宋在沿用北宋禄制的基础上，因频繁用兵的军事形势仍有所调整和变化。

其一，绍兴九年正月颁布施行重加修订的《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67]《宋史·职官志》有所记载，与元丰禄制比较，京官以上文官总体上略有损减（表2）。

表2 元丰寄禄官与南宋寄禄官料钱对照表

表2 元丰寄禄官与南宋寄禄官料钱对照表-续表

从表2可看出，文臣京官寄禄官（承务郎至宣义郎四阶）料钱大体未变；通直郎以上朝官，仅开府仪同三司从120贯减至100贯，宣奉、正奉、正议、通奉大夫从55贯减至50贯，朝官起始阶通直郎从20贯减至18贯，京官最高阶宣教郎从17贯减至15贯，其他均保持不变。总体上有所减损。

其二，南宋因用兵频繁，宰执官“少所增损”，如建炎初宰执曾权减三分之一：

建炎元年六月十四日，诏宰执俸钱、支赐，见任宫观及有差遣待阙并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并权减三分之一。军兴之际财用阙乏故也。[68]

隆兴元年（1163）二月十一日，尚书左仆射陈康伯、尚书右仆射史浩、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张焘奏：

今日之务，节省为先。臣等备位近臣，所有逐月请给，乞下有司裁损。得旨令户部条具闻奏，今拟定下项：一、左右仆射每月见帮支请给（依建炎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指挥，请受权支三分之二），料钱三百贯，内三分已减一分，见请二百贯，今欲更减五十贯。粳米、小麦各一百二十二石五斗，内三分各已减一分，见各请八十一石六斗六升，今欲更各减二十石四斗一升……候事定日依旧。[69]

建炎、隆兴、开禧年间多次用兵，百官“自陈损半”，属权宜之计。然建炎初宰执减三分之一请给未复旧制。

其三，北宋横行、遥郡、正任（谓身在军中，充都统制、统制、统领、将官之类）以上武臣“真俸甚厚”，如节度使400贯，承宣使300贯，观察、防御使200贯，团练使150贯，刺史100贯，其待遇远高于文官。至南宋，对不统兵战守的正任以上武臣，创“借减法”大幅削减其俸禄：

（绍兴二年）八月十七日，诏：“比降指挥，措置武臣横行正任遥郡请俸，各依出身权行减借钱……节度使权依六曹尚书，承宣使权依侍郎，观察使权依给、舍，防、团依郎官例支破。”[70]

其四，南宋武臣如统兵战守官与环卫官因作战需要，朝廷予以特别优待。首先，带横行、遥郡、正任的高级统兵战守官之俸禄不减反升。其诸路总管、钤辖、都监、巡检及州钤辖、都监、巡检皆是差遣，“转至遥郡以上，俸钱、衣赐、傔人、俸马，依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指挥，权支三分之二”，但之后有所回升。绍兴三十二年十月，户部侍郎向伯奋言：

契勘武臣正任以上真俸厚甚，所立借减之法，谓如节度使真俸四百贯、米麦通二百五十石，至借减只支钱二百贯、米麦二十石，又元随米支钱三十贯，其相去辽绝如此。

凡充职任差遣的地方统兵官皆在借减之列。其次，统兵战守官待遇优厚，不仅带正任、遥郡免权借，将帅官还新增增给钱。旧制，“殿前司等处统制、统领、将官，除本身请受外，别无供给、职田、特送之类”，[71]即统兵官请受依其所带武选官阶而定，别无供给之类的补贴。如“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添差前军统领萧为”，“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神武右副军统制岳飞”，[72]其请受仅一色，皆依所带遥郡刺史、遥郡察使确定。绍兴和议后，财计困窘情况有所好转，统兵官依旧全支，各屯驻大军的都统制、副都统制、统制等各级将领，在禀禄之外，特新增供给钱一项。绍兴十三年六月，诏统兵战守官增加月供给钱，分为7等，显示了南宋对前线统兵官所实行的优厚俸禄政策。最后，增环卫官添支供给钱。孝宗乾道六年（1170），以“环卫官储育将帅之地”为由，新增添支供给钱。[73]南宋战守统兵官数量大，在军费支出中比例较大，比北宋有明显增加。

其五，南宋内外官差遣有添支料钱，职事官在料钱之外有厨食钱，书局纂修者有折食钱，在京厘务官有添支钱、添支米，选人、使臣有职田，无职田者有茶汤钱等，名目颇多。南宋时期的俸禄，京师高官比北宋大观、政和之制略有减少，但武臣统兵官、环卫官待遇优厚，地方官、选人亦有一定增加。总体上看，南宋俸禄在适度增加范围之内。

宋代俸禄制已进入以寄禄官为核心的新阶段，但爵禄制以及品禄制，仍有一定的残存。高级官员封爵及带食邑、食实封之制，仍作为皇帝赏赐臣僚的工具继续发挥作用。宋代封爵与食邑、食实封挂钩。食邑是虚封，食实封在南宋也成虚封。晋爵必与食邑、食实封户数关联。有特定的增户晋爵之制：

（神宗元丰三年九月）诏：“臣僚加恩并依旧，勋已至上柱国即并加食邑、实封。给、谏、待制许加实封，省副、知杂许并加勋，勋已至上柱国，食邑自今当加，食邑减数令中书本房立法。”本房寻奏：“自来大礼，加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凡五等。今已罢功臣及以阶易官，即止有勋及食邑、实封凡三等。勋止柱国，而食邑当依旧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户，实封自一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户……”[74]

按宋代《司封格》，食邑自二百户至一万户，共分14等。[75]封爵与食邑、食实封虽不属于百官俸禄，但仍然是皇帝赏赐臣僚的方式。《朝野类要》记载：“旧制，每实封一户，随月俸给二十五文。”[76]在南宋宁宗朝以前，食邑为虚封，食实封一户25文。之后，食邑与食实封皆为虚封。从俸禄制度史层面，封爵食禄仍可视为俸禄制的补充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