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探寻中国坐标之谜

北京。

1988年8月27日(星期六)，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在新华社总社招待所，当我们同平时一样，正在闭门谢客、挥汗如雨爬格子的时候，中南海却发生了一件与我们直接攸关的大事。是夜，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我们采写的《中国走势采访录》一组3篇文稿(公开稿见《瞭望》杂志1988年第39期和40期)后临时决定，将拟定于8月29日(星期一)召开的中央一次重要会议的议题改变，专门讨论在这组材料中提出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组材料给予了较高评价，并围绕这组文章阐发的区域之间、地方同中央之间关系的现状及走势问题，对当前经济形势下的改革思路发表了长时间的讲话，并强调提出了“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方针。

紧接着，9月2日，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转达了李鹏同志对我们的问候，称赞我们做了一件重要工作，并对这组材料和新华社的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

消息如一石击水，引起了波澜。周围的同志们在对我们两个“小字辈”的“奇遇”纷纷表示惊讶和祝贺的同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作为一个记者，你们是怎样想到去抓这个大题目的？你们是如何去做这篇大文章的？

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提问。可要回答这个问题，却非三言两语可以尽叙。

改革呼唤新秩序

20世纪50年代末，一个伟人推出了他划时代的理论著述——《论十大关系》，为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首次权威地阐述了区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理论之光的照耀下，产品经济新秩序的框架得以确立，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轮得以顺利运转。

不是毛泽东想写这篇论文，而是现实生活需要他出来阐述这一问题。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也回避不了的基本问题。

物换星移！放眼今日域中，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内容的改革，历经10年，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产品经济的传统秩序被打乱了，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自待建立，新旧之间冲突、摩擦频繁，“无序”状况的加剧使得以茫然不知所措为特征的“浮躁”情绪感染了整个社会。超稳态结构的社会似乎一下子变得动荡和迷离混沌起来。

透过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和迷雾，人们可以感觉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区域之间(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加工省与资源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正日益突出。烽火遍及全国的各种资源大战、东部和西部日益加剧的矛盾冲突、经济震荡、宏观失控、社会经济秩序混乱……举凡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都可以从上述两大关系的现状中找到其肇始原因。

地方与地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同两条规范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经纬线、坐标轴，要澄清迷离混沌的现象、将千头万绪的现实理出头绪，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就是要重新确立和把握纵横两大坐标轴的关系。

我们没有能力来阐述上述关系，但有责任提出这一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提请社会注意。道理很简单：我们是新闻记者，不仅有历史责任感，还有职业优势。

以上，是我们思想的发端。1988年6月，当我们把这个酝酿近两年的思考一提出来，立即得到了《瞭望》编辑部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开放”与“割据”、“变通”与“失衡”是我们这次采访重点涉及的核心问题。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我们视野所及，国内迄今还没有一个具体部门，也没有一个人在系统研究之，能权威阐述之。显然，要破解这个全新的问题，客观上要求记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集众思广众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集众思广众益”

要达到上述目的，首先必须实现采访方式上的革新和突破。“三者采访法”就是我们尝试的一种特殊采访方式。

中国走势如潮如涌，跌宕起伏。各类人物中，对改革大势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的离不开三种人：省市领导、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省市领导作为改革进程的承上启下者，对改革和形势有深刻的理解；专家学者长于理性思辨，对现实有冷峻超脱的观察；资深记者紧贴生活，阅历丰富，握有大量第一手材料。

但是，因时空所限，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职业局限：省市领导受区域利益所限，难于超脱；专家学者偏重理性思考，疏于实践；记者求新奇，行色匆匆，对社会的把握失之零碎和浮泛……然而，如果能将这三者的智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那么这种智慧的结晶体就将具有立体感，也有可能放出客观全面的光芒。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着手拟定“三者”采访计划。这是一个庞大的采访计划，列入我们计划的采访对象多达两百余人。从北京出发前，我们就采访了不下二十名颇有见识的资深记者。他们有《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喻权域和来自天南海北、常年奔波在生活第一线的分社记者们。采访完全是采用争论形式进行的，通过撞击反射，这些“活信息库”不仅给了我们不少活生生的材料，而且给了我们诸多闪光的思想，为我们即将展开的大跨度采访规范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坐标系。

遍访“三者”，能防止以偏概全的弊端，对问题能求得深层次的立体了解，但它却不能防止空间上的以偏概全。时下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的十年进程，东西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对同一社会问题，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因地域的不同，其价值判断和反应常常也是大相径庭的。为了能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主题，讲好“普通话”，在遍访“三者”的同时，我们打破常规，充分发挥小分队的优势，采用了东西南北“大抽样”的采访法。具体做法是：依中国传统的五大区域划分法，以东北、华北、华东……为序，每一个区精心挑选出一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省市，在最有代表性的省市中，再选择最有代表性的采访对象。

例如，在东北，我们选择了黑龙江省和沈阳市两个点。黑龙江作为我国原材料(原煤、原油、原木、原粮)输出大户，其心态颇能代表原料输出省区。在这里，我们选择了采访省委书记孙维本和哈尔滨市市委书记李根深。两位领导都是中央委员，前者是务实型干部，后者是学者出身的专家型干部。

搞活经济与宏观失衡，是一个正在日益强烈地困扰着我们的大问题，但又是一个大家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就像大海上飘浮的冰山，人们都能依稀辨别它那露出海面的顶端，但却说不清其深藏海水中的庞大体积。正是这种困惑，促使许多关心中国走势的有识之士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同孙维本同志的交谈，持续了整整一天。先在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上午，刚欲告辞。余兴未尽的省委书记主动提出了下午同我们继续谈的要求，并驱车亲自来分社。李根深同志也是专门腾出时间，同我们整整谈了四个小时。事后常常有同行问我们：这些“封强大吏”，对你们两个年轻人为何如此“厚爱”？答案一言难尽，但前面所述的“冰山现象”不能不是解答这个疑问的一个重要原因。采访武迪生的经过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武迪生同志为科技人员出身，当过“右派”，历经坎坷，是一个有见识、很洒脱的领导人。我们赶到沈阳的前一天，武迪生刚刚接受过一拨记者的采访。按常规，是不好再打扰人家的，但依我们的计划，又非得采访他不成。辽宁分社老记者赵文泉抱着试一试的心情，负起了为我们牵线搭桥的工作。两人在联系时，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武：我很忙，采访是否免了？

赵：人家可是专门奔您来的(赵介绍了我们的个人情况和采访内容)。

武：明人不说暗话，这两个记者值得见吗？

赵：值！

武：好，明天见!第二天，当我们同武迪生“争辩”完毕、正欲分手之际，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接受记者采访，我的原则是等价交换。你们要从我这掏东西，我也要从你们那里获信息，绝不干亏本买卖。老实说，我同记者交谈很少有像这次这么长的时间。老赵说得对，同你们的交谈值!”

在我们这次长达70天的采访中，诸如此类的故事屡屡发生。

要把握好一个宏观难题的采访，记者不仅要充分发挥“集思广益”的优势，还必须具备“集思广益”的能力——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敏捷的调整能力。不然，随时都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采访之初，我们曾一度被“联邦制”的设想所吸引，并在这一思路上注入了不少精力。

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东西南北齐步走的格局已逐渐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内地”这一分层次发展的格局所取代。但因改革不配套，宏观调控上暴露出一个突出问题：多元化的放活政策同单干化的“收缩”政策之间的矛盾。所谓“一刀切”及其震荡就是这一矛盾冲突的体现。为最大限度地摆脱“一刀切”造成的不良后果，不少地方纷纷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来对付中央。这是造成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日益削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之风日盛的“合理”因素之一。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是搞“联邦制”。大意是：中央只管外交和军事，其他权力下放。主要论据是：如此即可彻底解决区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有的学者还博采古今，著书立说阐述这一问题。

乍一看，这个思路倒是个简单易行、顺理成章的方案。但通过广泛采访包括阅读国内有关学者对这一论题的著述后，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在理论上深入探讨的学术论题，但绝不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有效良方。于是，赶快调整思路，从而避免了“误入歧途”的危险。

离开东北后，在华东，我们找了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在中南，我们找了广东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匡吉；在西北，找了甘肃省省长贾志杰……与此同时，我们在各省区召开了若干次记者座谈会，除了同新华社驻各分社记者对话切磋外，还同地方新闻界同行座谈。通过广泛深入地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宝贵材料，开拓了思路。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采访和紧张思考，我们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主题思想。然而，在哪里“收网”呢？经过反复比较，我们选择了重庆，采访对象定为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选择肖秧的理由有三：一是因为他能代表西南地区；二是因为他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首脑；三是他在高级干部中以有见解、敢于直言见长。

这次采访颇具戏剧性，当我们冒着40℃高温的炙烤，赶到这座山城时，肖秧正好去北京了。市委秘书长只好把我们的来意及采访提纲火速传到北京，肖秧真不愧是肖秧，豪爽痛快！见到提纲后，认为有深谈的必要，立即提前结束在京日程，飞回重庆，同我们进行了促膝长谈，使我们顺利完成了“收网”工作！

“人生能有几回搏”

要想干成点事业，没有一点玩命精神是不行的。这次大跨度采访，按常规，我们两人搞一个题目就行了。但是，为了能充分利用好这次宝贵的采访机会，在《瞭望》总编辑陈大斌和经济组负责人林晨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除主要采写“中国走势”外，还担负起了《城市交通问题调查》、《广告意识大透视》的采访任务。采访同步进行，思维交叉展开。每天日程，按早、中、晚分割，犹嫌不够。到任何地方，不仅无心观山望景，甚至连停留时间也不敢延长。

在福州，新华分社领导安排我们在鼓山风景区游览，车就停在楼下，我们婉言谢绝了；在厦门，支社同志安排我们逛鼓浪屿，说“不到鼓浪屿，不叫到厦门”，我们也只能忍痛放弃；到贵阳，面对分社领导安排去花溪风景区游览的盛情，我们也只能报以歉意的一笑。

为了赶时间，从厦门到广州，我们乘长途汽车。炎炎夏日，二十来个小时走下来，屁股上长满了水泡，身体就像被风干似的，再喝多少水也解不出尿来；为了抢时间，半夜挑灯夜战到一两点是常事……

艰苦的采访、不规则的生活，损耗了我们的身体：夏阳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流起来就止不住。鼻血流多了就头晕耳鸣，但工作还得干。我在稿子脱手后大病了一场，上吐下泻，低烧不止。

8月10日，我们赶到贵阳，利用这宜人的山城气候，找了一个清静之地，闭门5日，一气写出了这套调查报告。稿件在中央决策层引起了高度重视，取得了预期效果。可继之而来的省市一级的热烈反应，却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文章刚刚发出，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同志首先托人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说他看到了文章。作为地方领导，他首先感谢我们为中国改革出了力，接着说了三条意见：一是完全赞同文章的观点和分析，二是认为文章所引起的观点完全正确；三是他愿同我们交流更多的思想。并表示趁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便，希望同我们再见见面。

紧接着，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哈尔滨市市委书记李根深、沈阳市市长武迪生等我们采访过的各路“封疆大吏”，也反馈回来了类似的信息。

春华秋实，思考者的喜悦莫过于思想被社会所认同；爬格子者的满足莫过于文章被人们所理解。我们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并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作为一个记者，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人生能有几次搏”我们的辛劳已得到了最大的补偿，此行足矣！

（原载于《中国记者》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新闻记者的“职业病”

客观、全面、有主见

有人问：记者搞调研，最容易犯什么毛病？我的体会是：最易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草率开药方的“职业病”。谓之“职业病”，在于因主客观条件使然，记者这一职业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导致这一“病症”的病因甚多，笔者在此试探之。

记者不是专家，而是杂家。记者搞调研，离不开请教专家这一环。专家就是记者借以“传道、解惑”的“师”。但须知，专家的见解是深刻的，却往往也是片面的。若不明白这一点，尽信“师”、“言听计从”将有悖于记者的调研之道，最终会吃亏的。

去年夏天，我同新华社辽宁分社青年记者夏阳搞《中国走势采访录》的调研，曾访问过国内不少名家。这一实践，使我的上述认识更为强烈。

我们采访刚从英国牛津大学研修回来的青年经济学家华生，他是著名的中国物价改革“双轨制”的方案设计者之一。

两年前，这位搞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设计的“双轨制”方案曾以论证缜密、有科学过硬的定量分析当做论据而力挫群芳，被中央所采纳，成为中国物价改革的总战略。他亦成了名震海内外的学术明星。两年后，当他从英伦载誉归国，却风云突变，国内迎候他的却是一片责骂之声。

“我播下的是龙种，没料到收获的竟是跳蚤。”华生苦笑着为自己辩解。

确实，物价改革寄望于一步到位，是愚蠢的冲动；任由违背价值规律的物价体系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车也别想启动。权衡利弊，中国物价改革方案的最佳选择自然应该是双轨并行，逐步过渡。谁曾想这一科学的方案竟催生了“倒爷”这一怪物，导致国内经济秩序大乱……

问题出在哪里呢？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华生“双轨制”的设想在诸种价改方案中，无疑是较为科学可行的。但是，改革是一个处于动态平衡中的系统工程，纵是经济改革方案自身亦得考虑非经济的诸种可变因素。不然，纯经济学的思考一旦进入多因素构成的动态社会，“龙种变成跳蚤”悲剧的出现则不可避免的。双轨制一出台，久禁不绝的以权谋私者们由此找到了滋生的土壤。结果，党风、社会风气遭到败坏。伴随风气败坏，民怨沸腾，一些群众对改革，进而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也发生了动摇……

这是一个极而言之的例子，但诸如此类“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专家是无罪的，因他的专业特点决定了他深刻的见解客观上存在着片面性，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全面规划设计是政治家的事。但是，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记者若缺乏主见，人云亦云，仅满足于当传声筒则是不能宽恕的。

因为，记者的职业特长不在长而在广，不在精深而在博大，不在独创而在鉴别。合纵连横，职业的分工要求记者搞调研应在汲取专家精华之时，克服他片面的毛病。其调研成果应做到浅则能将各种菜肴作为一个拼盘端上餐桌，深则能如蜜蜂那样遍采百花消化吸收后酿成精蜜奉献于世。

客观、全面、有主见，是对记者从事调研从而克服浅尝辄止“职业病”的基本要求。

尽信“师”，不如无“师”

现实生活中，纵使是同样的选题，观点也都没错，但因调研方法的不同，其效果也会大相径庭的。

搞调研，只带耳朵，不带脑子，有闻必录，是为1+1=1。尽管不算采访失败，起码也是效益低下，失去了调研的意义。

搞调研，除带耳朵、带脑子外，还要带“嘴巴”。与采访对象之间，不仅是你说我听的关系，还是相互争论、共同探讨的关系。通过撞击反射，击出思想火花，产生新的共识，是为1+1＞2。不只是采访者自身，就是被采访者，在采访结束后，对共同话题，都觉得有了新的收获，有了长进，这才算进入记者调研的佳境。

不过，要进入这一佳境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这一桶水的获得同专家的获取方式不一样，如果说专家靠的是闭门攻书、长期修炼，记者靠的则是集思广益。

去年秋季，新华社擅长调研的记者杨继绳，单枪匹马地在大江南北搞“东西部关系”调研。我们在大西北不期而遇，共同搞了几次采访，领略了他渐入佳境的采访风范。

在甘肃省社科院，我们采访了几位专门从事东西部关系研究的学者，谈及我国东西部关系以及沿海和内地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他所了解的情况比对方还全面、透彻，竟致采访成了共同探讨。

原来，从北京出发前，他就广泛采访过首都理论界和国家机关的有关权威，对这个问题在宏观上已有一个抽象的把握——自己有了一桶水，才去同别人换取一碗水，故而颇受欢迎。

事后我打趣说，你的调研犹如在滚一个雪球，从北京滚到沿海，再滚到大西北，每到一个新地方，你就把手中的雪球抛给对方，待把人家的雪末吸纳完后，到下一处你又把雪球抛给了另一个被采访者。集腋成裘，雪球越滚越大，专家、权威、三教九流的见解和观点尽入你囊中，到最后你则成了把握这一问题的最大权威。

事实果然如此。3个月下来，当杨继绳把这一组调研报告写出来，不仅对高层决策者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东西部关系大有裨益，颇得好评，而且连专家们也啧啧称奇，引为知己。不久，中国东西部关系研究会在上海召开，杨继绳成了特邀专家之一。

这样的事例在新华社记者中不胜枚举。这些人成功就成功在他们调研追求的结果是1+1＞2，他们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有效克服了传统记者满足于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职业病”，将记者能博采众长的职业优势给予了充分发挥！

明确自己的方位

长江三峡大坝该不该上？这是一个科学界争论末果的世纪命题。

适度通货膨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国际金融界围绕这一话题的争论已长达一个多世纪。

……

现实生活中，到处存在着这类专而深、极富挑战色彩的热门课题。记者应该怎样对待之呢？

有记者纵身跳进这深不见底的大海，同专家一样，去研究、去争论。

有记者热心于挤入圈内，去评判、去裁定。

如此壮举，未尝不可。但若把握不好自己的职业优势，将有可能犯以短击长的毛病。借用新华社一位十分有成就的老前辈的话来说，这类实践如同一个不谙足球门道的篮球运动员闯进一个激战正酣的足球场参赛或指手画脚那般唐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到头来，不是帮倒忙，就是出尽洋相大败而回。

记者不是万能的！搞调查研究，最先涉及到的就是记者应如何把握自身得以扬长避短的问题。把握不住自己的方位，就选不准题、选不好切入点，那样是搞不好调查研究的。

如何把握记者的方位呢？我的体会是：

记者的职业优势是多层次的。如果说写消息如苍鹰搏兔，要求记者的是快速、敏捷；写通讯如春蚕吐丝，考验记者的是吃进材料，吐出精品的能力；那么，搞调查研究，就如蜜蜂酿蜜，它不仅需要蜻蜓的敏捷，还需要春蚕的持重，更需要蜜蜂博采众长的才能。

记者如蜜蜂，其本领不在于越俎代庖，生长出花粉，去同百花争奇斗艳，而在辨别良莠，遍采百花酿精蜜。蜜蜂采制的蜂蜜，没有百花那般芬芳馥郁，各呈异彩，但它却集中了百花的精髓，给予升华后再造出新型的结晶。所以说，记者调研的最佳切入点，是在各门学科的边缘地带而非学科本身；记者的优势只能产生于各门知识的嫁接碰撞里。

故而，记者要切忌以短击长，去同专家角力，去研讨那些长而深的难题，干费力不讨好的分外事。

尽量涉足自己熟悉的领域，开拓同自己职业有关的选题，发挥自己博采众长的职业专长。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自己因职业限制而可能导致的“职业病”！

(原载于《中国记者》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一九九五年七月谋事在人

我与《谋事在人》

《谋事在人》的时代意义就在于：开启了知识分子凭脑袋创造财富的闸门，正如洪太尉误走妖魔，一不小心，把那些“妖魔”给放出来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搅得天地风生水起。

——王志纲《谋事在人》的畅销，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在此之前，体制外，先富起来的人大多都是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所谓“不三不四发大财，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茶叶蛋胜过原子弹”，是那个时代的背景。那时体制内的铁板一块虽然已经开始松动，但知识分子、文化人还没有载体，身无长物，只能依附于别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王志纲，他凭脑袋竟然创造出一个财富神话，受到那么大的尊重，能够呼风唤雨靠知识挣钱，震撼了许多人。哦，原来世上竟然还有一个空手夺枪，凭知识就可以纵横天下的人。这个转型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末梢，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突然有了一种新活法，他们终于坐不住了，纷纷逃出了樊笼！一本书和一个时代

从我下海到现在，工作室刚好走过了十二年，十二年正好是从孩提到少年的转型时期，十二年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团队成长过程中的成熟期，毕竟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8岁。

在中国，一个企业或一个团队如果能活到10岁，就一定有它的必然性，有健全的DNA，包括它的核心能力、企业理念、市场能力、人才队伍等诸多因素。今天当我们准备出版这套10本书的文库时，再翻开《谋事在人》这第一本书，尤为欣慰的是，当时所倡导且被不少人怀疑的知识分子独立生存之路，不仅我和我的团队走通了，更多的人亦从中受益。千金难买回头看，再谈“谋事在人”，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新华社时，中国基本上还处于体制内一统天下的时代。好比大家都在一个封闭的闷罐车里，最多开个小口子让你把鼻子伸出去透点气，而这个气孔就是广东，于是乎“东西南北中，发财下广东”。当这些浪潮一波一波涌过来的时候，早就身在广东的我却很麻木，仍旧满足于每天光着膀子、趿着拖鞋伏案疾书，履行记者的职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物质的东西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三年时间，我住在一个会议室隔成的、只有一间厕所大小的房子里，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最值钱的财产就是一台塑料电风扇，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爬格子时，电风扇就放在背后吹，即使这样汗水还是会顺着手臂一直流到纸上，等到把稿子写完，稿纸也湿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三年爬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尤其是锻炼了我写大稿的能力。那个时候，很多记者的当法不是在地方报纸上抄点信息为孩子赚桶奶粉钱，就是揣着请柬满城跑着领红包，一次一百、两百。而我，“穷则独善其身”，在常人脑子里实实在在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傻帽”。

离开新华社，我给自己的定位起初是三个独立：独立撰稿人——我的老本行；独立制片人——我当时正上手的事；独立策划人——只是有点朦胧的感觉。谁知道社会转型期涌现出的大量问题，使我一进入策划这个行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可能是我的傻，好用又不讲价钱，所以有了很多特殊的机会。当年，碧桂园曾把整个广告和营销策划都交给我，权力很大。作为总策划，这个时候就发现很多人来腐蚀我了。我就找到碧桂园的老板说，不行，我这个人不受瓜田李下之嫌，你收回去，我不要这个权力了。

所以我常讲一个道理，人傻一点没坏处。正是因为你的“傻”，很多人才会把机会委托给你，把他们的很多秘密都告诉你，促成你掌握了企业运作的真正奥妙，了解了不少台前幕后的事情。这时，你就不再是一介书生，而是阅人无数、练就了“马王爷三只眼”的人，只要老板往你面前一站，他说的是真还是假，有多少分量，一掂量你就明明白白。

1995年一个出版商追着要我写自己的经历，说很传奇，肯定畅销。我说自己写不行，但有一个人能够写好，那就是《南风窗》的老总谭启泰。没想到与他一商量，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并且说：“我早就想干这事了”。也许正因为谭启泰先生对我了如指掌，加上才华横溢，所以只用了一个月就把书稿写出来了。

开始大家想了许多书名都不满意，有一天老谭打电话说了几个书名，我一下子就选中了《谋事在人》这个名字。而且不出所料，这本书一出版就不胫而走，发行了几十万，我出国时看到美国的许多华文书店也在卖，紧接着满街都是盗版书，总销量恐怕有上百万册。

谭启泰先生是那种传统的、事业心很强的人，有才华但从不张扬，一直默默地做着编辑工作，厚积而薄发。谭先生此书一出，即名动四方，信件从全国各地寄来，有谈感想的，也有请谭先生写书和讲学的。老谭也一直处于兴奋之中，几十年的积郁一扫而光。之后他拿走了我的另一部书稿，准备马上开始编辑。谁知这时候却意外检查出患了肝癌，很快就去世了……

每当想到老谭我就非常感慨，如果他能与我们一同走过来，凭他的才华不知道会开创出怎样的一片天地。我们遭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它解放了思想的禁锢，开启了人的聪明、智慧，焕发了人们无限的创造力。但是天妒英才，这一切谭先生都没有来得及体验。这本书的再版，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对谭先生最好的纪念。

有不少读者告诉我，《谋事在人》为他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曾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年代，伴随着王志纲的出现，策划这个行业风行一时。天上地下，九九归一，点子、公关、营销……各种奇门遁甲，都拼命往策划里挤。对策划的需求有如山洪暴发，导致泥沙俱下。

经历了一番疯狂之后，随着其中一些知名人物的落马，策划也由高潮转入低谷，万马齐喑。不少人由追捧这个行业到诬蔑、回避这个行业，还有人认为王志纲是下一个要倒的，甚至叫嚷“老师下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下课，还能与时俱进，而工作室也在不断地上台阶。从项目策划、企业策划到城市、区域策划，从做企业咨询到做政府咨询，从卖酱油到卖房子，再到城市战略……

我们感谢时代，让我们恭逢其盛。十二年艰苦跋涉，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开创战略策划之路；从一本书到十本书，沉淀思想成果。

雪泥鸿爪，这些年我最感欣慰的是，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足迹所到之处都能碰到工作室书籍的追随者、理论的实践者和因为读了我们的书而改变命运的人。当有人拿出收集、珍藏的一本本书，当有人随口背诵出“城市经营”、“财智时代”、“三性”、“五出”、“腾笼换鸟”……或是谈起这些书对他们的影响和给他们带来的变化时，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出版社也看到了它的价值，要为我们出版全集。十二年是该有一个小结了，我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出全集，自然少不了《谋事在人》，它无可替代，不会过时。

本次再版，我们保持了谭先生所撰写书稿主要部分的原貌，取消了原书中与其他书重叠的部分，新增了“我与《谋事在人》”这个章节。其中，有不同的人对本书及我们所走过道路的感悟，也有他们自己实践的故事，读来生动有趣，发人深思。

巨变的时代给予我们丰富的体验，创造了我们精彩的人生。从一个人的成长，可以窥视转型期知识分子成长的道路；从一个团队的探索，可以感受到时代前进的步伐。让我们从《谋事在人》开始，分享我们这知行合一的十二年。

二○○七年元月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读《谋事在人》有感编者：此文是现任王志纲工作室上海公司总经理的路虎博士在1998年读了《谋事在人》和《成事在天》之后，决定放弃安逸的大学工作，加入王志纲工作室时递交的应聘文章。今天，当他带领着自己的团队纵横中国，所提供的战略策划成果得到企业和政府的认同，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时，他对自己当年的人生选择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而当他与昔日大学中的同学、同事相遇时，最大的感慨就是：感谢《谋事在人》把他引入了王志纲工作室，引入了策划这样一个既充满挑战又充满刺激和无限乐趣的行业，不仅实现了自己8年前的愿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更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实现了自我价值。8年前一个博士毅然抛弃铁饭碗，坚定地投身自己所认同的事业，并从其中找到了乐趣及获取成功的实践生动地说明：读书改变命运，思路决定出路。翻开工作室书籍，走进王志纲工作室，感到强烈的共鸣和震撼。彻夜饱读，竟毫无倦意。兹将两点感受与一点展望分述如下：

感受一：大手笔

首先，是大手笔的策划风格。从《谋事在人》到《成事在天》，凡举其案例，不论大小，都立意高远，视野开阔、气势恢弘，于不经意之中呈现大家气象。具体说是重理念设计、重文化底蕴、重远期利益、重无形因素，而不是局限于就事论事，只注重有形因素和眼前利益。这也正是策划大师与策划匠人的区别之所在。当今的商战愈演愈烈，日益超越资金、土地等常规武器的拼刺，升级为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品牌、资产组合等无形因素的较量。中国的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或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萌生于不规范的商品经济，多数先天发育不良，很少有策划师为其“把脉”，实施“优生”和“胎教”。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沉疴毕露、疾病丛生，于是才去看医生。人欲健康，须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企业亦然。精气神者，机制、品牌、理念也；筋骨皮者，产品、资金、CI也。中国企业外功不佳，而内功更弱。外功易修，而内功难练。而且，最可怕的是，很多企业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根何在，往往有病乱投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而不治本。然而，试问：四海之内内功高超，医道精湛者又有几人呢？！王志纲横空出世，正是因为其卓尔不凡、酣畅淋漓的大手笔呼应了这个饥渴的时代。

其二，是大手笔的自我定位。策划工作分三个层面：理念性策划、规划性策划和技术性策划，它们是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关系，依次展开，层层细化。前者是后两者的灵魂和统率，如果理念没敲到点子上，其余的工作都是枉然。目前，我国这三个层面的策划都不完善，各层面之间的整合性差，系统程度较低。不过，硬件（技术）易于弥补，而软件（理念）则不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好的理念具有稀缺性和原创性，王志纲策划的魅力和价值正在于此。

其三，是大手笔的策划方法。由于王志纲偏重于理念策划，因而其方法也就以定性方法为主。其定性分析的特点是注重思维方式的突破，而不是循规蹈矩，即强调发挥创造性思维，挑战思维的极限。创造性思维产业化是当今世界尤其是信息社会的一大趋势。在美国，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才俊凭借自己的智慧资本，不经传统的资本积累道路，就魔术般地成为实业巨子和亿万富翁，向世人昭示了创造性思维的巨大潜在价值。就像一座冰山一样，浮现于水面之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正如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的存在及其价值一样，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创造性思维的价值了。创造性思维与常规思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线性的、因果一一对应的和零散的，而前者是逆向的、跳跃性的和系统性的。碧桂园的策划就是逆向思维的产物，是主（房地产）次（学校）倒置而产生的奇怪效果，是“造市场”的经典案例。跳跃性思维在王志纲策划方法中被应用得最广泛，也最富有成效。凡遇一项目，王志纲从不就事论事，总是“跳出去”，更为宏观地看问题。他总是把项目视为“支点”，他自己从不坐在支点上，而是超越它，去寻找杠杆，以尽可能大的力臂，去支起一个又一个理念，一个又一个品牌，一个又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又一个区域。当然，支点能否支得住、撑得起，产生以小搏大、以点带面的效果，还取决于对支点的识别和判断，策划者在这方面要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剖析王志纲的策划方法，我们还会发现，他总是把企业策划和区域策划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把企业策划置于区域策划之中，并将其放大，使其目标定位高出一般的企业策划，不仅强调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也兼顾社会效益和区域整体利益。这样，不仅有利于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提升企业形象，也易于使企业得到来自地方政府、新闻媒介及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总的来说，王志纲的策划基本上是属于“区域综合派”或简称“区域派”（这是借用经济地理学的说法）。一方面是刚刚谈到的将企业策划置于区域策划之中进行，另一方面是注重具体区域的各种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分析，尤其注重历史文化因素和政治（政府）因素的作用，充分考虑到文化板块的区域差异给策划带来的影响。身为学者的深厚理念功底和身为记者的丰富社会阅历，使其具备许多同行所不具备的特质，使其策划具有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鲜明独特的个人魅力。

感受二：产业化

王志纲工作室是我国策划产业化的先行者之一。迄今为止，我国策划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以何阳为代表的零星点子阶段；（2）以王力为代表的单步谋略阶段；（3）以王志纲为代表的系统工程阶段。至此，理念——规划——技术有机整合，实现了行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行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各部门之间由各自为政、分散独立到相互协作、互相依赖，标志着策划产业化的实质性进展。应该看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时代已成为过去，策划业由策划人（自然人）向策划机构（公司）进展，机构化趋势不可逆转，策划业正在完成作坊式运作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

产业化的进展还表现在策划者与企业家之间的协同上。策划者与企业家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传统观念认为，策划只是策划人的事，与企业家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了好的策划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策划大师包治百病吗？从王志纲工作室的案例来看，“金业”之所以成功，“黑老包”之所以留下遗憾，莫不在于策划者与企业家之间的配合是否得当。策划方案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不仅取决于方案本身的水准，也与企业家的水准（认同程度、接受能力、行动力等）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策划不仅仅是改变企业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企业家的过程。如果企业家队伍不发育、不成熟，则有效需求不足，也会影响到策划业的发展，并增加策划成本（培训、监理等费用）。所以，企业家就是策划主体的一部分。王志纲的策划之所以成功，就是认识并实施了这一点。

另外，王志纲十分强调“售后服务”。正如完整的房地产业包括研发、设计、规划、施工、销售与物业管理等一系列的内容一样，完整的策划业务是一个过程，一个善始善终的过程，而不是卖了产品（报告书）拿到酬金就万事大吉。策划人是经纶济世一族，富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策划人的社会形象是在一个个成功的策划案例之中树立起来的，良好的口碑是策划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发展空间广阔人们一般将产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我国策划业的萌芽阶段已过，成熟阶段尚未到来，目前正处于成长阶段。至于衰退阶段，对策划业来说似乎并不存在。即使策划业不会永远是“朝阳产业”，但也永远不会沦为“夕阳产业”。

策划业进入成长阶段，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开始渐入佳境。这不仅体现为前文所述王志纲时代的策划业在理念、方法、管理、运作等方面的进步，同时也表现为行业发展空间的迅速拓展。策划业的领域由单一产品、单一经济环节、单一部门向多元性、系统性、综合性、区域性的方向迈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列举的策划案例正体现了策划业的这一发展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格局依然会存在，东、中、西地区或城市内部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扩大，“马太效应”在所难免，这是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客观存在的现象。在此种区域背景下，区域比较利益凸现，区域经济角逐升级，区域间主导产业、龙头企业集团的竞争成为区域竞争的焦点，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开发时序的运筹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以行政手段处理区域关系，区域间相互封锁、相互擎肘。一有新的项目就竞相上马、重复建设，一哄而上、呼臭为止，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是“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时至今日，“诸侯经济”仍是我国区域经济版图的主要背景之一。中西部地区追赶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内部的几大板块（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间此伏彼起，区域竞争加剧，区域策划备受青睐。

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人口猛增，城市数量猛增，尤其是大城市迅速膨胀，人口流动异常活跃，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静态的发展格局，新兴城市（如移民城市深圳）异军突起，一些老牌的区域中心城市（尤其是内地老工业区）不进则退，趋于没落。城市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的聚散吞吐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由城市的投资环境所决定的。投资环境包括硬环境（人口数量、产业规模、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等）和软环境（政策法规、体制、历史、文化等）。在全国上下一片“要想富，先修路”的呼声中，城市基础设施（立交桥、高速路、通讯设备等）大有改观，城市间联系更为便捷。然而，这也加速了生产要素向优良区位（大城市、新兴城市）流动的规模与速度。国企工人大量下岗，熟练劳动力外出打工，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又将释放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口的流入与流失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远非昔日“民工潮”所能比拟。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人们不仅注重城市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也越来越注重城市的整体形象，注重城市综合的心理感受和整体的景观感受。大连的城市形象设计颇有成效，深圳等城市也紧随其后，城市形象设计这一课题，是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与策划学携手完成的一项系统工程。策划人的主要课题是回答理念定位和目标取向，这是规划设计的前提。此外，在城市大型项目（公园、大型体育赛事等）的策划方面，策划业都大有可为。

旅游业是策划业最有发展前景的一个领域，它既可能是企业策划，也可能是区域策划；既可能是城市策划，也可能是农村策划。有“无烟工业”美誉的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它的产业关联度强，可带动建筑业、运输业、酒店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是招商引资的上乘手段。与工业投资比，旅游业具有投资小、收益大、见效快的特点，易于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所以，常常被视为区域开发中先导产业的最佳之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发展较快，但各地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运筹与策划，宣传力度也不够。多数旅游开发在理念上只注重有形的物质景观（自然景观、基础设施），忽视无形因素（历史、文化、政治等），文化含量不够，定位不明确，系统性不足，多流于“旅游=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的传统模式。策划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科学的市场预测基础上，对旅游开发项目进行科学的定位，优化投入产出，并对一些已开发的项目“画龙点睛”，挖掘文化底蕴，规划特色旅游，扩大旅游景观的信息含量，注入全新的理念，激活旅游市场。其实，旅游业与诸多的文化产业（如电影、电视、广告、摄影、园艺、美术、收藏、文学创作、体育等）是血脉相连的，不能孤立地就旅游论旅游。既然已有“三国城”、“水浒城”、“西游宫”和“大观园”，难道就不能有“作家村”、“画家村”、“摄影家基地”和“围棋城”？正如一所贵族学校可以点活碧桂园一样，这些棋眼不也可能点活一家旅游公司、一个旅游区、一座城市、一片农村乃至一个区域吗？

在商业（市场营销）领域，一些传统销售方式如夫妻店、百货店、集贸市场等正逐步让位于直销（无店铺经营）和连锁经营，新型购物中心（SC）也将在一些特大城市崛起。这些新兴的领域，尤其是连锁店和新型购物中心，必须是以科学的策划为前提的。这无疑是策划业大显身手的一片处女地，在这片沃土上将成长出一大批策划人。

房地产策划是目前策划业涉足最多的领域，今后仍将是策划业主要阵地之一。目前，房地产的泡沫因素趋于减少，一夜暴富的“炒作”成为过去，房地产策划正在迎接一个科学论证、准确定位、以质取胜、全程服务的品牌战略时代。策划家的黄金时代也随之而来了。

“唯资本论”、“唯工业化”被摒弃之后，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主题下，农业被人们重新认识。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正在脱胎换骨，农业产业化、农业市场化发展迅速。新一代的农民企业家将以“农场主”的身份出现，他们是法人代表，“农场”就是企业，他们将注重品牌，注重科学投入，注重市场营销，注重策划。这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业，如果还以老眼光看农业，就将失去一次历史的机遇。

至于工业、交通、通讯、金融等领域的策划，目前还较为鲜见，这与这些产业的专业性、技术性太强有关。但这也难以成为策划业放弃这一阵地做逃兵的借口，反而会构成它们成为未来策划业竞争的主要焦点的理由。

规模化

我国策划业进入迅速成长阶段，策划人与策划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竞相出现，呈百花齐放之势。很多企业都成立了策划部，另外，许多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咨询公司、顾问公司、文化传播公司、培训公司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策划成分。我国的策划业总体来说还比较分散、弱小，没有形成群体优势。我国的“智业”普遍存在这一问题。方兴未艾的证券研究业（主要从事证券上市、营销策划及证券经纪与咨询等）已有两千多名研究人员，但与国外相比，不但资源配置不合理，分散、弱小，而且定位也不明确。日本的野村证券、美国的摩根士丹利证券、美林证券的研究人员都在500人以上，研究领域广且深。我国的策划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多数策划人和策划机构处于白手起家、原始积累阶段，还比较弱小。从世界级的策划机构来看，美国的兰德公司有600名专业研究人员和700名知名顾问，美国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有一百多名专业研究人员，美国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有三千多名专职人员。当然，这与这些国家策划市场的发育水平高、策划业发展历史悠久有关。但至少可以说，我国的策划业还很幼小，任重道远。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集团化，世界各国经济开放程度与相互渗透程度普遍提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中国加入WTO日程的逼近，我国涌现出许多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企业集团，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竞争与区域竞争日益加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资产重组、大收购、大兼并、大联合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此种背景之下，一方面，过于分散、弱小的策划业满足不了大竞争、大项目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在时代需求的呼唤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策划机构之间的竞争趋势会日益加剧。所有这些，都会导致策划业向规模化的方向演进。可以预见，一哄而上、遍地开花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持续存在，但真正有实力、有品牌、有头脑的策划人首先会为自己的长远发展进行策划，最终成为中国的“兰德”和中国的“野村”。规模化发展会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形成团队优势，集中力量打大仗，集中优势打攻坚战，而不是小打小闹打游击战。有规模才有品牌，有了品牌就会更有规模……循环累积的结果会造就策划市场上的“兀鹰”、“大鳄”。我们希望王志纲工作室这样出色的策划机构能有这样的作为。“王志纲”已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品牌，一个众口皆碑的策划品牌（不知道专利注册了没有，可别让人抢注）。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到底有多大价值，谁也无法估量。有人以其为抵押进行贷款，有人拿它当做“暗标”去竞标。它意味着创意和信心，更意味着成功。诚然，有实力才有品牌，但当品牌打响之后，就是以品牌去扩充实力的时候了。是构筑集中的“百货商店”，还是分散的“连锁店”，亦或是以品牌的资产为纽带进行收购和兼并，值得思考。

“策划家的摇篮”

现在，我国的策划业正步入迅速发展阶段，人们如饥似渴地看策划方面的书籍，对策划大师顶礼膜拜。近两年，从《老子》、《易经》、《孙子兵法》、《松下幸之助》等东方谋略术，到《卡耐基成功之道》、《人人都能成功》、《自我创富学》、《EQ》、《学习的革命》等西方成功学，以水银泻地之势直捣渴望发财、渴望成功的中国新生代的心窝，芸芸众生，莘莘学子，想靠肩部以上部位打天下，志在策划者不乏其人。如果有这样一家策划机构：除了兢兢业业搞策划之外，还特别注重自身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理念人、规划人、技术人、管理人、宣传人、研究人、情报人等），使成员之间互补互学、共同成长，把机构培育成“学习型组织”，使机构成为每个人的成长空间。此外，还能面向社会、面向高校、面向企业家、面向同行，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有针对性的策划方面的培训（也包括研讨会、办报刊等），使机构成为“策划家的摇篮”，那么这个策划机构的社会影响和品牌效应将迅速扩大。如此，更会实现“出效益、出机制、出人才、出品牌”的目标。所以，“策划家的摇篮”应成为志在策划而又能超越策划的大策划机构的经营理念之一。

不是结束

有人认为，“成功=健康的身体+充足的财富+幸福的家庭+真挚的友爱+充分的自由”，此话当然不错，但更多的是强调结果。我以为，成功更是一种过程，一种不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过程。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一切有生命力，追求成长的事物都是如此。我的信条是：

“成功=有形与无形的财富+获得财富过程中个人的成长”

财富可能转瞬即逝，而成长却永远属于自己。洛克菲勒说：“即使把我剥得一丝不挂，身无分文地放到荒漠之中，但只要有一个商队经过，我就又是一个百万富翁。”

此语道出了生命的真谛——成长是最重要的。

我渴望成长，渴望成长空间。

路虎

一九九八年五月于深圳南山

一本书改变命运

前文作者路虎博士2007年1月有感于《谋事在人》再版，补记于上海。

1998年4月，已到而立之年的我离开了学习和工作了13年之久的大学，从北国来到了深圳。我是带着一个梦想来到这片传奇热土的——那就是加入王志纲工作室。

早在1996年，《谋事在人》刚刚面世的时候，我的好友年青先生就向我隆重推荐此书，他说路虎你可别变成傻博士，看看人家王志纲吧！我接过那本黑白封面的第一版《谋事在人》，一口气就读完了，内心很受震撼：原来知识分子还有这样一种活法！正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以治用，经纶济世，才不枉此生，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胸怀天下。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加入工作室，即使加入不了，也要像王志纲一样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不久，我就直接来到深圳投奔工作室。当时工作室还在深圳银湖“水帘洞”办公，那里真的是一个洞，洞口是水流哗哗的瀑布，有时还有小螃蟹爬到工作室里去。我去求职那天，寻隐者不遇，就留下一封简短的求职信，大概意思是说我是读了《谋事在人》后专门前来投奔的，即使不给工资只要给学习机会就行。

几天后，王老出差回来，看我心诚，就约我面试。他说文以载道嘛，你写篇《谋事在人》的读后感给我看看吧，顺便给了我一本当时刚刚出版的《成事在天》。我回到住处——深圳南山区大冲村一间没有空调的闷热小屋子，光着膀子，一口气读完，并连夜写了这篇七千多字的读后感。次日晨，送到工作室，王老阅毕，轻描淡写地说，看来你这个傻博士还没傻透，还算有点信念、有点激情，明天来上班吧。真是憨人有憨福啊，我就这样走进了王志纲工作室。

从1998年到今天，仿佛弹指一挥间，我已近不惑之年。这十来年，我走南闯北，接触了不少因读了《谋事在人》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企业家、有官员，也有学者。今天回味起来，这本书已经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工作室的象征，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它象征着“激情燃烧的岁月”。

1998年，不，准确地说是1996年，的确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因为一本《谋事在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它使我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十分感激此书，感激向我推荐此书的年青先生。等到晚年哪也跑不动的时候，围着壁炉，回头重温此书，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将是何等快慰！

路虎

二○○七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