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板真相

弹指一挥间，下海已二十年。

二十年来，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我几乎每天都在与东南西北、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老板们打交道。

在新华社当记者的近十年里，因身处市场经济的摇篮——广东，我见识过很多老板，与他们打过很多交道，自以为对他们很了解，但直至下到海中，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对他们知之甚少。

下海前，我看老板就像舞台下的观众看舞台上的演员一样，看见的都是他们特意展现给我们的面目；下海后，我变成了“舞台监督”或“艺术指导”，我既可以看见台下“观众”的情绪起伏，又可以看到台上“演员”们脱掉面具之后的本来面目。

以前，对老板们，我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天，我可能有资格说，对于这个神秘而特殊的阶层，我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当今时代，可以称之为一个老板说了算的时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得鼻青脸肿。

诸位看官若有兴趣，就请随我来，去看看幕后真实的老板们。

别把老板当“人”

经常有人问我，老板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的回答是：别把老板当“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动物”。

当然，这一评判并没有对中国的老板群落进行道德批判的意图，我也不喜欢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去分析老板，我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种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他们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与生存技能。

2003年7月，应成都市政府的邀请，我们前往成都做“大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策划，因此去了一趟峨眉山。当地的导游告诉我们，在政府的保护政策下，峨眉山的猴群队伍急剧膨胀，已由过去的一群变成了现在的五群，各群皆由其猴王统领。在山中行进，我们突然看到一只体格健壮的公猴独自躲在一个角落，落落寡合，满脸悲戚，浑身伤痕累累。同行中有好奇者向导游询问其中缘故，导游道：“此乃失势的猴王。猴王的地位既不是钦定的，也不是世袭的，更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靠竞争获得的。任何一只公猴，如果自认为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就可以鼓足勇气向现任的猴王挑战。猴王争夺战往往异常惨烈、残酷，但结果却是十分公平的——不相信眼泪，只凭借实力！”

有人问：“猴王争夺战，争的是什么？”导游笑了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社会是这样，猴的群体也是如此。获胜的猴子一旦称王，在猴群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取得了与此地位相应的特权，比如所有好吃、好玩的东西，要先进贡给它；所有的母猴，理论上都应纳入它的‘后宫’，它有优先交配权。”

原来如此。听完猴王争夺战的故事，我兴趣盎然地与新猴王照了一张照片，多年前我曾来过峨眉山，当时在路上也碰见过一群猴子，不知这只新猴王是不是当年猴群中的一只？看着猴群，我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串奇特的联想，想到了商海中搏杀的老板们……

记得有人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是狮子，它们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中国建立的合资企业是豹子，而那些在“腥风血雨”中厮杀出来的本土公司是土狼，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就是这些土狼中的杰出代表。

什么是土狼？看过《狮子王》的人大概对它们有深刻的印象——它们既无狮子的威猛、老虎的凶悍、猎豹的速度，也无苍鹰的利爪、毒蛇的牙齿，但是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对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它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修炼出对危险和机会的特殊直觉；它们体格强健，四处奔跑却永不疲倦；它们嗅觉敏锐、行动快捷，能够巧妙地避开陷阱，迅猛地抓住猎物；它们熟悉每一种利益格局，懂得在灰色领域中如何灵活自如地穿行；它们永不言败，屡败屡战是常态。而这些，就是中国的土狼们能够用三流的技术抢占一流市场、取得一流成就的根本原因。

土狼！对于中国的老板阶层来说，这一形容的确足够传神。但是，中国的老板阶层太复杂了，观察他们，恐怕还要从多角度进行扫描。

首先，老板们个个都有一双铜钱做的眼睛，即构建他们心智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对利润的追求。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框架是其独特的心智模式，有什么样的心智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老板们都是“经济动物”。一个称职的老板，他所见、所闻、所知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甚至是人们无意中的奇谈怪论都可以通过其心智模式和敏锐的眼光转化为商机，从而转化为利润。

追逐利润、创造价值既是企业的使命，也是老板的天职。松下幸之助曾不无激愤地说：“企业最大的罪恶就是不赚钱！”

多年之前，四川的农民抱怨海尔洗衣机的质量不行，经常死机。维修人员最终查明，原来这些农民用洗衣机洗红薯。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教育农民兄弟：以后不要再用洗衣机洗红薯了，这是用来洗衣服的。但是张瑞敏就不这样做，因为他的本分是创造利润，而不是教育农民。于是，他马上嗅出了商机——市场需要一种既可以洗衣服又可以洗红薯的机器。后来，这种双用洗衣机推向市场，并大受欢迎。

老板们之所以需要一双铜钱做的眼睛，是因为金钱乃老板们真正的生命之源。只要看到老板们双目无光、面容憔悴、有气无力，我就知道他们最近一定是“流年”不利：或错失商机，或赚钱不多，或亏损甚巨。这种时候，他们会靠在沙发上，皱着眉头对我说：“对不起，王先生。最近睡眠不好，神经衰弱，头疼得厉害，胃口也不行。哎，老板真不是人当的。”

这正是：世人都说老板好，唯有金钱忘不了。

过了一段时间，再见到前时碰过面的老板，他就好像突然换了一个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双目炯炯，犹如闪电；印堂发亮，声若洪钟。他会按捺不住兴奋地说：“很成功，很成功！”继而亮出他们赶超李嘉诚的宏伟计划。

如果说财富是致命的吗啡，那么老板则是食量巨大的瘾君子。没有不断加量的咖啡因，老板们的生命将会因此而苍白，甚至枯竭。

其次，老板们的鼻子灵敏得像警犬、鲨鱼一样。无论是生存、发展的机会，还是危险的气味、灾难的降临，他们总能异常机敏地嗅出。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即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某条路就是发财之路、某个时机就是生财之机的时候，机会往往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而老板之所以被称之为老板，就在于他们能在机会女神尚未向世人展露其绝代风貌时，就可以闻香识真容；像鲨鱼一样，只要数公里之外有一点点利润的血腥味，他们就能异常迅猛地扑向猎物。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任正非创立华为时，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国内市场几乎是跨国狮子——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等大公司的天下，华为生产的交换机很难打开国内大电信运营商的防线。一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视察时，邀请企业家参加座谈，任正非也叨陪末座。这种时候，一般人可能更多的是因自己得见天颜而深感三生有幸，而任正非窥见的却是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他不无忧虑地对总书记说，程控交换机是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说它与国防一样重要，丝毫也不过分，但现在国内各大电信公司使用的程控交换机大部分都是外国公司生产的。任正非的潜台词就是：使用国外厂商生产的程控交换机，无异于将自己的秘密示人。这句话给总书记的震动很大。后来，朱镕基总理到深圳视察时，专门召集四大银行的行长，让他们帮助华为解决资金难题。从此，任正非与他的华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

再次，老板们的耳朵是顺风耳，比老鼠的耳朵还要灵。无论是平常琐碎、熙熙攘攘的市井之声，还是丝丝缕缕、若断若续的宫廷动静，甚至是大洋彼岸一只蝴蝶轻轻抖动翅膀的声音，统统逃不过老板们灵敏的耳朵。

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中兴通讯可谓一对欢喜冤家。身为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兴在市场上却一直被华为打压。而最近几年，由于嗅觉敏锐、行动迅速、判断准确以及具有独特的国有背景，中兴借助小灵通的推广，狂飙突起，其国内市场份额很快与华为并驾齐驱。但尽管如此，华为战车却丝毫没有减缓的痕迹，任正非也没有廉颇老矣的衰相，原因何在？

无他，只是因为任正非做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简单地说，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经过多年的铺垫、渗透，华为在俄罗斯、巴基斯坦、非洲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地的海外业务，在近一两年内已蓬勃地发展起来。2003年，其国外市场的销售额已近一百亿人民币。作为当年“学毛选积极分子”的任正非，与平庸的企业家不同的最重要一点是：他不仅懂市场，而且还懂政治——华为海外市场的拓展与中央的外交路线竟然惊人的吻合！

我认识一位超级大老板，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其貌不扬、不善言辞，为人极其低调，走在街上，俨然俗人，由此也闹出不少笑话。1999年他在南方房地产正做得风生水起之时，突然一个人只身潜入当时还不被人看好的北京。一次，他去看他的一个在建楼盘。探头探脑之际，被以衣帽取人的保安疑为有觊觎之心的盲流，一顿呵斥，该仁兄也不申辩，亦不现出本相，悻悻然地离去了。北京申奥成功后，他一口气在四环之内圈了5块地，每块地的规模与价值都超过了名扬天下的、潘石屹的“现代城”。与此同时，他还把眼光放到了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天津，要打造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休闲小镇。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老板的排兵布阵深表疑虑——5个大盘齐头并进，现金流如何解决？如此大的体量，如何安排销售？回款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届时如何解决下一阶段开发所需的资金？管理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彼此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大相径庭且冲突不断，短期之内又该如何整合？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老板的庞大企业崩溃在即。

我的看法则与众不同——这个老板不但不会崩盘，而且还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老板是一个称得上战略家的人。正所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他算的是以时间换空间、占据时代制高点这一笔大账，管理学上的其他问题都是成本。

下海十多年，我接触过无数老板，也见证了他们在特殊的国情环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我始终坚信：战略至上，战略为王。只要一个老板的战略定位准确，不犯方向性的错误，其他诸如企业管理、运作、人员配置、内部协调等问题即便很多，至多也是“肘腋之患”，断不会伤筋动骨。

该老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历经多年的沙场拼搏，他已经磨炼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商业直觉。他预感到城市化的浪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泱泱古国的方方面面，而北京、上海，又即将迎来一个投资的高潮。此外，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负面的影响开始显现，届时，中央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更加严格地控制土地的转让与开发，央行也会紧缩银根。所以，当北京的经济学家们争论经济是否过热时，当北京的地产“侃爷”们大谈“居住改变中国”等哲学命题时，这个老板却“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直到2003年北京市颁布了停止经营性划拨土地协议的4号文件以及上海市大力推行土地公开招投标政策时，绝大多数的发展商们才惊讶地发现，身旁已冒出了一个伸只胳膊都比他们的腰还粗的巨无霸。一个时代落幕了。此时，他们才悲哀地意识到捷足先登者已经牢牢地站立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而他们自己，却身处一块逐渐飘离大陆的浮冰之上！当然，这位捷足先登者依旧是那个其貌不扬、从不现形的“俗人”。

老板是什么？他们是饥肠辘辘的恐龙，永远都吃不饱。他们之所以能够屡败屡战，跌倒后又爬起来，是因为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的渴望。他们虚与委蛇、忍辱负重、点头哈腰、甘当孙子，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高远——要么是中国首富，要么是世界500强。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别人的白眼、社会的压力、经营的艰险，而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或超过李嘉诚！

在北京，我认识的一个地产开发商先是通过开餐馆、酒楼，挖到了第一桶金；后来搞装饰、装修工程，又上了一个台阶；再后来他开发了一条商业街，摇身一变，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地产商。但在我眼中，他的实力还处于小儿科的水平。

刚见面时，他就笑嘻嘻地说：“王先生，我看过贵工作室写的书，也看过您写的文章，您怎么对我们老板这么了解呢?”

他们的企业发展战略上赫然写着某年某月要成为世界500强，我问：“能做到吗？任正非曾说，在华为三代之内，不要跟他谈什么世界500强。这里的三代不是指换三个领导人，而是指崛起、垮掉，再崛起、再垮掉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作为一个涉足房地产业不久的企业，你们为什么相信自己能做到?”

“能不能做到无所谓，人总要有点理想。”他如是说。

中国的企业家、老板们，有的公开自己的理想，如海尔称自己为“明天的世界500强”；以前欧亚集团的总裁杨斌先生也曾对媒体放言，“60岁以前进入世界500强”、“不想做世界500强的企业家，不是好企业家”，大有拿破仑大帝的气概。有的则对未来讳莫如深，甚至是否定，如华为，但驱动他们不停奔跑的仍是其称霸天下的野心。

老板是什么？他们是一群最理性、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像政治家一样，他们的眼中只有永恒的利益，其他的诸如亲情、友情、爱情等都可以是手段。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可以像伍子胥那样隐名埋姓、沿街乞讨；为了内心的抱负，他们可以像韩信那样忍受地痞、无赖的胯下之辱；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他们可以像刘皇叔那样三顾茅庐，求教于一个躬耕于陇亩的书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也可以像罗斯福、丘吉尔那样，顷刻间与自己的死敌斯大林结成同盟。

一句话，在老板们的字典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一个企业家，一个老板，如果做不到这点，他就几乎不可能成功！只有非常现实的人、理性得近乎残酷的人，才可能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十多年前，我刚刚下海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老板。他希望我能用生花之笔救活他的超级烂尾楼盘。

事情并不简单，但经过我呕心沥血的总体策划，不但使这个超级烂尾楼最终成为超级名盘，也使这位老板成为了亿万富翁。

在之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嗅觉敏锐、行动力以及操作力都超强的农民老板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经常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一个星期还至少要与我见一两次面。他就像一个油田的“磕头机”，恨不得汲尽我大脑中所有的智慧资源。每次交谈完毕，他都会说：“王老师，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有你这样学识、见解都非同一般的朋友，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相信当时他所说的这些，绝对是真心话。当然，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很是受用，就更加义无反顾。至于我的酬劳，当时没有很正式地谈，自然也没有合同，他只是口头承诺要送我一套别墅，外加我的两个孩子在其贵族学校免费上学（那时的贵族学校进去时要收二三十万的教育储备金，然后才是学杂费）。

结果，我的孩子在那里读书还不到一年，学校的负责人就通知我缴费，不是市场价而是内部价，因为大家很熟，打个折扣。而当初承诺的那套别墅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所以理应按照公司的规定、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来处理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老板虽然是董事长，但还有其他股东，白送别墅我不好交代，全价又于理不通。王老师，我们打个折扣只收一半的价钱如何？我们毕竟是打工的，希望王老师理解我们这些做下属的苦衷。”

理由如此冠冕堂皇，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而此时早已功成名就的老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打给我的电话渐渐没有了，见面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大家竟然“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了。

从热情似火、感恩戴德到淡泊如水、锱铢必较，同是一个人，同是一件事，其态度开始是真的，结尾也是真的。什么都没变，变的仅仅是你在天平上的轻重。这就是老板，可以真正做大的老板。

怎么认识老板

在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之后，我并没有由此变成一个“愤青”，更没有从一个极端（相信老板、依靠老板）走向另一个极端（仇视老板、鄙视老板），有的只是对这一特殊阶层的进一步思考。

当一个老板身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之时，他眼中、心中、脑中盘旋着的只是生存。名誉、鲜花、掌声这些虚无缥缈的“劳什子”对他而言，一钱不值，甚至是累赘，此时的老板是最虚怀大度的。像“流氓皇帝”汉高祖刘邦，他可以当机立断地筑坛祭祀，拜流浪汉韩信为大将；他还可以在战火正酣之时封之为齐王——生怕韩大将军临阵罢工。需要时，西楚霸王、后主刘禅可以封他们的军师为亚父；为了笼络人心，稳定脆弱的皇权，光武帝刘秀甚至可以让当时著名的隐士严光与之同榻而眠，睡梦中张狂的严隐士把脚放在皇帝的肚皮上，刘秀只是一笑了之；就连窃国大盗袁世凯见辛亥领袖、民国元老、大学问家章太炎赤脚在新华门叫骂、手下人欲杀之时，也只是笑笑说：“章疯子，随他去。”

这些时代枭雄，在尚未取得大一统的辉煌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与穷酸文人计较，相反，还会表现出超常的气度、超常的仁慈乃至种种超常的美德。所有的老板，尤其是中国这块土地出产的老板更是如此。项目没有启动、没有成功之前，作为谋士的策划人、智囊团，他可以对你顶礼膜拜，甚至甘当学生、门徒，而你对他甚至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会磨刀霍霍、大开杀戒。如果哪个大将、谋士还自以为劳苦功高、沾沾自喜，那他就离死不远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老板也是这样，当企业走上坦途之后，在左右抬轿子、吹喇叭、擦鞋者的“忽悠”之下，他们几乎都自认为是禀赋卓异、天命所归，成功是必然的。此时的他，名、利要兼收：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有不识相者若还想去分光环，大多没有好下场。

我的一个非常熟的老板朋友，做事实在，在政、商两界的口碑都非常不错，头脑灵活，行动力、操作力都极强。后来，因为开发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于是，从一个原来只有圈内人才知晓的商人，一举成为本省乃至全国同行业中的知名人物。拜访的、请教的、寻求合作的、慕名来访的，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政府官员与之称兄道弟，银行大佬与之促膝倾谈，商界中人与之揖首相让，各种官方的、半官方的机构也纷纷请他出任要职。一时间“白马红缨彩色新，不是亲者强来亲”，可谓胜友如云、高朋满座。

此时，这位转型获得空前成功的老板，也一改以往长期保持的低调形象，按捺不住澎湃的激情，奔走各地，布道四方，虽然口才不佳、知识贫乏，但讲起话来仍是底气十足。每每看到他在台上虽经精心准备但依然笨拙的表演，每每看到他安享于虚情的恭维与掌声的那种自得、兴奋，我在为他担心的同时，更深感一句俗谚的伟大：“世界上只有一种屁不臭，那就是马屁。”能战胜马屁的，一定是世外高人！

老板站稳脚跟之后，就像帝王真正平定天下后一样，“背叛”或“遗忘”几乎是必然的。这种现象与个人品德的关系不大，乃生存压力使然。

刚开始下海的几年，我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我的结论是，既然这是中国式老板的本性，大可不必愤世嫉俗、破口大骂。一个敏感的文化人要想在商海中乘风破浪又不失自尊、自重，就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和光而不同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不断超越自我的意识与能力，这也是我和我的团队不愿意重复自己、始终保持一股旺盛创新力的关键之所在——从概念地产、大盘开发，到城市经营、旅游规划、新型科技园区、商业地产，莫不如此。

工作室的一条生存法则就是“冲浪原则”，核心理念就是“引领市场潮流，享受冲浪乐趣”。策划是下地狱的活，是挑战智慧极限的活。在没有路的地方，蹚出路来，这是策划人的职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老板的一次次蜕变中渐渐地被彻底颠覆、被完全遗忘。

下海10年，我们不断将自己颇具中国特色的实践及探索成果，通过网站、图书，无偿地公诸于社会，很多人都说：“难道你们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当然知道，也知道目前中国老板的学习能力惊人，公开我们的成果会使我们的生意大受影响，也许本来打算请我们做咨询的老板，因为看了书或文章，一下子开窍了，明白了，觉得没必要花冤枉钱——要知道老板都是锱铢必较的“经济动物”。

明白这些道理，却仍然坚持“教会徒弟，饿瘪师傅”的原则，是因为我们深知，只有饥肠辘辘的鲨鱼才是最具有战斗力的，我们饿着肚子，才可能到更为广阔的原野中寻觅新的猎物、开辟新的天地！

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

毋庸讳言，古老的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创造了震古烁今、登峰造极的农业文明。帝国的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干旱、洪涝、山崩、地震，几乎年年发生；边境纷扰，外族觊觎；权臣、军阀伺机蠢蠢欲动。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统治的手段是异常严密而残酷的。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在亚洲，权力就不能不老是专制的。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

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政治格局中，“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成为一种必然。在帝王的眼中，“商”很容易成为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孟德斯鸠还说：“在君主统治的政体下，贸易通常建立在奢侈的基础上，虽然那里的贸易也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但是贸易的主要目的却是为贸易国获取一切为它的虚骄逸乐和奇思妙想服务的东西。”

因此，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老子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之讲。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更是公开地说要“存天理，灭人欲”。

正是在这种复杂、特殊的环境当中，为了维持农业文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专司货物贸易的人，不管是“行商”还是“坐贾”，就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苟延残喘，在社会的等级排序中只能屈居末尾。不仅如此，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对这些商人也是大加挞伐，比如“无奸不商”、“见利忘义”，比如“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到了毛泽东时代，因为特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贫下中农是基础力量，而商人再一次跌入社会的底层。四处游走的商人同样被视为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庄严的刑法甚至专为之设定了一个罪名“投机倒把罪”，违反者要严惩不贷。

西方心理学家与社会行为学家认为，人的欲望可以被摧残，可以被强力压制，但却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相反，压抑的程度越深，反弹力就越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市场经济第一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们社会的神圣殿堂。一时间，被打压了几千年的商潮如黄河决堤：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仿佛一夜之间，商人、老板、企业家成为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新贵，登高望远，把酒临风，何等喜气洋洋、畅快淋漓！过去人憎鬼厌、“狗不理”的商人们，成了备受民众与媒体追捧的明星，鲜花、掌声、闪光灯此起彼伏。名牌美服，周吴郑王；香车宝马，丽人环绕；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们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命运变迁，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可能都是空前绝后的。

第一类老板主要是来自社会底层，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主要集聚在广东的“珠三角”及江浙一带（其中以浙江为最多）。

广东90%以上的老板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另外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而浙江的民营企业100强中，90%的老板出身是农民、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

这些人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与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他们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两手空空。为了家庭及个人的生计，他们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解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积极向上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为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们可以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因此最具冒险精神及斗争意识——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当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刮起时，当整个社会的“精英”们还在为“商品经济”、“剥削”、“雇工”、“姓资姓社”等高深的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时，这些草根阶层已经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投机于南北、倒把于东西。当市场经济尘埃落定时，他们中的佼佼者早已牢牢地扎根于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积聚了向更高台阶进发的实力与资本。

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草根老板们遭到了相当普遍的嘲笑与鄙视——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只不过运气好，才发了财。那时的小说、电影、电视无不充满了对他们的仇视与敌意，当然还有按捺不住的嫉妒与羡慕。今日，他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一，成为备受媒体与闪光灯追捧的大众明星，但仍有许多人对其出身、水平、能力产生质疑：具备如此素质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向世界、成为百年老店吗？

是的，这些草根老板出身卑微，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没有优雅的谈吐，也没有潇洒的举止，但他们却是中国八九亿农民当中的龙中之龙、凤中之凤、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今天的成就不是来自于世袭，不是来自于钦命，而是来自于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的发展轨迹暗合了生存竞争的哲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人们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的出身，但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成功率远远低于科班出身者，可能只有科班出身者的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也正是这种高赔率，使成功的他们更具有传奇色彩与生命力。

就像战争年代的将军、元帅一样，他可能只是一个傻大黑粗的赳赳武夫，或是一个农民，甚至是一个和尚。但是，须知“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由于环境的特殊与残酷，这种学习能力惊人地强。洪秀全的太平军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横扫了大清的半壁江山，八旗兵被打得屁滚尿流，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如果不是后来湖南出了个曾文正公，大清可能会就此完结。而指挥太平军作战的亲王、元帅、大将们，在不久前大多只是深山老林中卑微的烧炭佬或贫贱的农民，除了本村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革命之前，他们只有诸如“狗剩”、“发崽”、“旺财”等的小名，连大名都没有。而被他们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叫娘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们则个个都是谈吐高雅的饱学之士！

可见，人有没有所谓的“知识”，尤其是书本上的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创业初期是这样，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存的智慧以及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可以说，不管是权力角逐，还是市场竞争，胜败的关键是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德国的大学问家歌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富豪榜上有这么多的草根老板，就很正常了。

第二类老板的出身各不相同，如何在政治、经济二者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就是这些人不断磨炼的生存秘籍。

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创业时他们都有国有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却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充满血腥。他们的官方背景令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不但不是一种阻力，反而是一种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管理能力，一般来说，他们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与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

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二人创业之时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根红苗正。当邓小平同志要全国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的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建设的步伐；当邓小平同志要求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革；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国企纷纷易帜、乡企纷纷变姓之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了“小红帽”或者指定了接班人，悄悄地实现了“和平演变”。福布斯上相当一部分的江浙亿万富翁就是属于这一类。

以柳传志、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一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文章，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而健力宝李经纬的功亏一篑，青春宝冯根生的产权改革流产，皆因没有柳、李那样的定力与耐性。

联想这样的企业，如果当初它在市场中被消灭了，可能也就没有人关心了。但它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资产升至数百亿，全社会的目光便聚焦于它。尽管当初柳大帅仅仅向老东家借了二十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本上讲，联想集团仍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了，他深知自己的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所以，他花了足足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了太极拳，最后的结果是：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们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李东生老谋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外围实验，90年代末期搞了所谓的“授权经营”，这种过渡非常的巧妙。当万事俱备，天时、地利都到位之后，他通过引进所谓的“海外战略投资”，自然就完成了复杂的产权改革，于是，他也就从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亿万的“资本家”。这种深谋远虑、绵长细腻的功夫是已修炼到相当境界的人才可能做得到的。春兰的改制胎死腹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存量”上下大力气，难免会给人留下利用职权之便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而李东生的民营化之路却始终锁定在企业的“增量”资产，这样他就守住了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做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江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而唯独他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还直挂云帆济沧海，一路开进了新时代？

王石说，他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是多数房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的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但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事实上，作为一家大型品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王石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因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如果真是这样，王石早就被市场消灭了，哪会有今天的领袖风采？根本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

《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始终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命门点破。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的国有企业特发集团（特区发展集团公司）。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与行为模式，使他与老东家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初万科欲上市时，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后来，王石为了摆脱官僚气甚浓的老东家，曾打算将万科的大股东地位拱手让给北京华润置业，其条件非常优惠，但即将签合同时，老东家打了翻天印。试想一下，万科是国有控股企业，他与老东家的关系又长期紧张，要是王石真的“贪婪”，那么，他的下场可能比李经纬还要惨。作为老板，王石自己的年薪仅有几十万，那么，他手下的职业经理人们又怎么可能发大财！为安全计，为斗争计，为“后院不失火”计，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线就是不犯侵吞国有资产或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不犯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上的错误，这样，那些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就没办法置他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因为王石与老东家的关系剑拔弩张、复杂微妙，使得他不敢在灰色领域灵活穿梭，更不敢在明里暗里为自己谋私利。另外，他也没有必要为追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险。力百斤者负五十，轻装上阵，剩余精力去飞伞、登山，去玩值得一玩的任何时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首当年与万科一起出发的“海盗船”，不知是那些监守自盗，虽身家过亿最终却船毁庙灭的新富豪们成功幸福，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叹世界的王石来得潇洒。

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在谈到王石的成功时说：王石是逼出来的圣人！一语道破天机。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满辩证法的。

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地被彻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性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等，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

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之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节。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的传统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毛泽东选集》等。但因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以及满身的文韬武略了，于是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定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儿）。在部队并非根红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地工作，刻苦地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获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光荣入党。他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待了近十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由邓小平主持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十多年的任正非，正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禹作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多了点儿理性。当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他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乃至九死一生的拼搏，他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任正非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我们传统的权谋智慧以及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材料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其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却反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于它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硬是打造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巨头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实力占领了一流的市场。

任正非的身上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深印记。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而复杂的家庭背景，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似乎他们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拼搏，从而达到赎罪之目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赎罪意识表现于外，就是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进、燃烧的激情、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乐者，他们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

大雨滂沱、汽车抛锚时，脱掉皮鞋，卷起裤脚，冒雨推车；将废品做成“奖品”发给相关的研发人员；为了提醒生产及研发部门的领导深入实际，居然给每人送一双工作靴。凡此种种，发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这种怀着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历练，使任正非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长线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当海尔大张旗鼓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时，任正非则郑重其事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要谈这个问题。在IT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老任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华为的冬天要来了！比之狼来了还要恐怖，忧患、焦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

据说，《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是任正非亲自撰写的，发表前还叮嘱部下，不准擅自改动一个字。读完这篇流传一时的文章，感慨之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该文是新时期的《陈情表》。当年的李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让皇帝收回成命，使他得以在家中尽孝，而他本人也因《陈情表》而留名青史。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以缠绵、细腻的笔调传递出了复杂、多元的信息。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人，也只有具有他那样复杂、特殊身世背景的人，才会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将其心中的万千感慨，通过笔墨倾泻而出。

在文章中，他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传递了一种深沉的诉求，“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要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

“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是中坚分子，但却无愧于党和人民。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

正因如此，任正非才委婉地批评道：“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或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并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那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地要求他们。”

老任在此使用的是“春秋笔法”，明里是为父母大人鸣不平，暗地里是在说自己——我一手缔造的华为虽然不是“根红苗正”的国有企业，不像它们那样纯洁，但是我们仍然像父辈一样，“拥护革命，追随革命，爱国爱党”，我们奉公守法，照章纳税，从不乱说、乱动，所以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不要用放大镜审视我们的纯洁度，而要用宽厚、包容的心态来认同我们、接纳我们，如此就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任正非告诉我们，其父亲、母亲终其一生，仅仅就是希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认同及善待他们这些因不可抗力而背景复杂的人。当然，这种诉求是通过感人的细节描写来表达的，如老父亲将任正非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豪”。

任母去世前，任正非早已是千万、亿万富翁了，为什么任母她老人家还要辛辛苦苦地攒下几万元，说是任正非不可能永远都好，留点钱救他。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的父母曾来深圳与其同住，两个老人节约得近乎吝啬，“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再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实，老任在创办华为之前，早就通过销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赚了上千万了，否则，他怎么敢创办一家费力耗钱的高科技企业？那么，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小气”呢？

原因只有一个，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他们，直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忧愁满腹、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而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畏四邻，一有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于是，华为总部那长长的走廊上，挂满了一幅幅任正非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片，这仿佛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任正非在文中最后说：“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好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好他们。”

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除此之外，还传递了多种令人玩味的信息，比如关于华为的背景。华为的巨大成功，让国内外的诸多人士对其崛起的原因产生了诸多的猜测，有人说任正非是高干子弟或者有高干背景，又有人说华为有军方背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篇饱含深情的美文一经发表，这些臆测之词便不攻自破。当然，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正非，也想通过这篇文章让华为的员工及社会上众多关注华为发展的人，认识另一个任正非——在铮铮铁骨、坚韧不拔背后的“侠骨柔肠”，“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我们担心的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其接班人的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的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地进化成“狮子”！

华为走好。

中国亿万富翁的进化之路

其实，这个问题是与中国富翁们积累财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就我的所见、所闻而言，迄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富翁的进化之路主要有两条：

第一类经历了由“蝌蚪”变“青蛙”的完整进化过程，财富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积累的。联想、华为、万向、万科等都经历了资本积累和企业发展的完整过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先做贸易，见子打子，谋取中间差价。等挖到了第一桶金，做贸易已经很难再获得暴利时，他们纷纷转入实业，由商人变成了企业家。任正非最早是靠代理香港的电话交换机起家的，后来才开始走上程控交换机的自主研发、生产之路。联想大致也是这种模式。

做贸易需要的只是敏锐的眼光、灵活的头脑、迅猛的行动力以及复杂的人际网络，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还需要勇气和胆量。昔日北京的亿万富豪李晓华，在20世纪80年代，曾因倒卖了几块破电子表被劳教了三年。但是，做实业就不同了。产品的研发、生产质量的控制、物料的采购、成品的销售、售后服务的跟进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设计、人员管理、流程运作，都容不得半点儿马虎，需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认真、务实精神。

完成了流通资本到产业资本的进化，有的就可以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如新希望集团就成为民生银行的股东。如果企业将产业做大，除了直接投资金融业外，还可以利用资本杠杆在股票市场上纵横捭阖，收购兼并，难怪有人说“产业运作是加法，而资本运营是乘法”。

哈尔滨的东方集团，是一家复杂的多元化民营上市公司，最早是做包工头起家的，经过若干年的进化，尤其是通过资本市场的撬动，目前已广泛涉足建材流通、金融保险、信息产业、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行业。而这一切皆肇因于其掌门人张宏伟的一次美国之行。他在华尔街亲眼目睹了一家上市公司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将8 000万变成了10个亿。面对此情此景，他简直目瞪口呆，一句话不说，蹲在地上整整吸了两个小时的烟。最后，他悟出资本具有核聚变的强大魔力，金融资本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第二类亿万富翁的产生没有经历过流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洗礼，其财富主要来自于股市或期货市场。

一天，我与一帮老板在广州打高尔夫球，那天人多，前面那拨人动作慢了一点，影响了我们这边的速度。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从“蝌蚪”变成“青蛙”的老板都会心平气和地等一等，毕竟大家都是所谓有身份的人。

“你快一点，行不行？你以为就你自己在打球？”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突然狂吼道。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在股市上狂赚了几个亿的哥们儿。此君最早做流通业，没赚到钱，后来涉足股市，用足了他那钻天打洞、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天赋，终于挖到了第一桶金，最后发了大财。

之后的一天，一位房地产老板请客，刚才那位仁兄也在受邀之列。约定的时间早就过了，可那位老兄半天没有人影。饭局都快结束了，他才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一个劲儿地赔小心。询问之下，才知道在他开着奔驰来的路上，与另一位开宝马的家伙互不相让，于是，干耗了几十分钟。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广东这样的老板不少，类似于这位仁兄争勇斗狠的人满坑满谷。我就见过两个老板互不服气，于是比烧钱，谁的现金先烧完谁就输。还见过有的老板在饭馆、酒店、餐厅、娱乐场所相遇，仅仅因为彼此看不顺眼，于是一个说请在座的喝酒，另一个马上宣布今晚在座的单自己全买了。

当时的广东人让全国人民又恨又爱，大抵与这类事件的频频曝光有关。往深处走，你就会发现，那时的老板主要是靠流通赚的钱，说得难听点，是靠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或者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发的横财，用起来当然一掷千金，毫不心疼。如果老板后来转做实业，并且成功了，就绝对不会有此类轻薄之举。

不管是通过流通（主要指灰色渠道），还是通过股市玩猫腻发的家、累的财，我们不妨都称之为“浮财”。浮财有点类似于西方海盗劫掠的不义之财，也有点像赌徒在中国澳门葡京、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赢的钱。这类财来如风雨，去似微尘。

我脑中常闪现这样的情景：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整日里为了生存而奔波，但还是面有菜色，衣衫褴褛。忽然吹来一阵风，阴霾之相一扫而空，这群人好像被神女用魔棒点了一样，瞬间个个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衣冠楚楚、气宇轩昂，并且个个腰缠万贯。每个人都信心爆棚，“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正当此时，又一阵风吹来，但已不是拂面的春风，也不是暖人的阳光，而是渗入骨髓的寒气。就像午夜12点的钟声一敲，神女的魔法会于顷刻间消失一样，这群昨天还说“我是玉皇，我是龙王”的人，惊讶的嘴巴还没有闭拢，宝马香车、美人美酒、花园别墅、万贯家财已经化为一缕轻烟，变成一堆黄土。魔风吹过，时至今日，他们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是不是做了一个梦？所以我常说，中国的许多老板在偶然中成功，在必然中被消灭。

那么，是不是没有当过“陆军”、“海军”，直接成为“空军”的第二类老板就注定要被消灭？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这一回事。但就我的所见所闻来说，这些直接通过金融资本发财的企业也好、老板也罢，必须要补课，而且付出的代价不会低。这就像建国以来，“左”派分子始终拒绝市场经济的理论一样，经过几十年痛苦的摸索以及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个问题才算尘埃落地。今天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补课，这是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02年我去新疆旅游，盛极一时的德隆老板曾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也许是我知无不言的一番诤言打动了这位听惯了顺耳话的老板，对方非常诚恳地邀请我给他们当顾问，因为其他一些特殊原因，我婉拒了。但现在回味当时我对老板产生震动的那席话仍然饶有趣味。

因为这家公司的真正“腾飞”不是靠流通与产业，而是靠资本市场。从股市圈了大量的浮财后，老板便开始了多元化的扩展，根本目的是使之变成“恒财”。其中的一个举动便是花巨资从国外购买了一艘航空母舰，放在沿海的一个港口，作为旅游、观赏之用。

我对老板说，就我的经验而言，一个主题公园或一个旅游项目的黄金时间只有两年。你们当初最大的失误是不懂“预留管线”的道理，也就是说没有长线眼光。巨资购买的航母是你们手中的重量级筹码，完全可以用之去与当地的政府谈判，如果不行，你还可以把它放在别的地方，又不是“死了张屠户，要吃混毛猪”！谈判的重点应该是停放航母岸上的大片土地。这才是未来的希望，这也是我常说的要跳出项目做项目、反弹琵琶的道理。

我还对老板说，现在你们倒好，只取得了停泊航母的小小海域，岸上的土地却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项目带动了当地的房地产行业，别人发了财，你们却两手空空。而那艘航母经过风吹日晒雨淋，价值只会一直地衰减。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其实这家公司犯的类似错误还有不少，他们之所以犯这么多错误，与他们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是靠金融资本发财的，缺乏做产业所需的产业能力（因为做金融、做产业、或者做流通，彼此所需的思维模式和背景手段是完全不同的）。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操作实业所需的专业管理团队——绝非是花高薪可以请来的。花大价钱瞬间招来的人顶多是“雇佣军”，是打不了硬仗的。请来固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些职业经理人发现老板在这方面是个“菜鸟”，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吃里爬外，而且不脸红——反正老板的钱也是来路不正，我这么做叫做劫富济贫。看看南德的牟其中就知道了。

但这样的职业投机者在联想、海尔、华为、TCL中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他们的老板是狼中之王，比狼更宽厚、更仁慈，但同时也比狼更残酷、更凶猛。

我见过很多靠浮财发家的老板，很多人就是被职业经理人搞垮的。但我认为，根子还是在老板那里。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就像东风与西风，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一个职业经理人在联想，可能恪尽职守、工作勤奋、品德高尚，但如果他去了另一家极不规范的公司，可能会很快变得偷奸耍滑、吊儿郎当甚至卑鄙无耻。

不管是第一类经历过完整市场洗礼的老板，还是第二类直接当“空军”的老板，他们如果真的想打造中国式的百年老店，往往逃不过由诈到仁、由凶到慈、由恶到善的进化格局。

以前我曾说过“小老板做事，中老板做市，大老板做势”，这是指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老板运作企业的不同方式。小老板只要兢兢业业地把该做的事做好，就可以了；中老板仅仅能把事做正确还不行，他还必须懂得如何做正确的事，懂得市场竞争的策略、手段，懂得管理团队的打造与企业文化的宣导；而大老板除了懂得做“事”与“市”之外，还必须具备通过中国宏观的经济大势、区域经济趋势以及行业发展态势，创新商业模式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必须具备战略思维能力，具备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能紧扣时代脉搏，引领市场潮流，成为与时俱进的火车头。

以上是从“外”或“毛”的角度来讲中国式亿万富翁的进化之路，那么，如果是从“内”或“皮”的角度来看，其进化之路又应该是什么呢？

先讲“小老板靠术”。这是进化的最初阶段，由“小蝌蚪”逐渐变成“小青蛙”。这个阶段的企业和老板都非常脆弱，是否能够活下去是其第一要务。我始终认为，老板的所作所为，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其行为操守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的环境（历史、政治、现实与习俗）与发展的阶段，而非个人品德。

为了生存，这些小老板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继续生存，黑心棉、假酒、假奶粉、毒火腿，他们敢卖；只要能实现从“乌鸦”到“凤凰”的跨越，他们敢走私贩私、践踏法律、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要能赚到丰厚的利润，他们会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所谓的“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以及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论的商业的诚信危机，多半发生在这个阶段。

有一位房地产大佬曾亲口跟我讲过他早期发家的一个故事。那时他和他公司的兄弟们还在吭哧吭哧地做贸易，坦率地说，就是从香港走私电子产品（录像机、照相机等），再卖到大陆。有一次，他们过于贪心，进了一整船的货，货未到时，探马来报，“珠三角”不少商家已从不同渠道进得不少录像机，正欲投向市场。在这吃屎亦得抢先的时候，他深知滞后对他们的这单生意意味着什么。时为二道贩子的他不愧为机灵鬼，心生一计，接下来，“珠三角”正欲出货的商家们均受到了一笔优惠生意的诱惑，一批货将以比他们手中欲接之货低若干价的优惠应市，条件是多等五天，即可赚个钵满盆满。商人们上当了。就在商人们坐等发财时，行缓兵之计的他，将一船货抢先砸向了市场，结果是不言自明的。一些人火了，一些人自然要死。这就是早期的生意。

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小老板”与企业赚钱的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更多地是指一种生存状态。有的人很有钱但仍然是一个小老板，因为他的钱是浮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从资本变迁的角度看，小老板大多处于流通阶段，还没有进化到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阶段。一些直接成为空军的“金融资本家”——利用不规范的股市捞取了大把利润的老板也属于这一类，表面上看来绝对是大老板，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小老板，他的帝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风一吹就倒，银广厦、亿安科技、郑百文、大庆联谊、中科创业等都属于这一类。

何为“中老板靠智”？这时“小蝌蚪”差不多已变成了“小青蛙”，历经磨难的老板已经从流通领域转型到产业领域。企业与老板已经跨越了生死关，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命也变得金贵了，不会为了利益随意地铤而走险，也不会为了利益胡作非为。做产业所需的专业、严谨及科学的精神，让这些老板们慢慢荡涤了身上阴险、狡诈、虚伪、浮躁的气息，从心灵到外表他们逐渐趋于理性、沉稳、智慧。

目前中国的许多大老板，包括上了《福布斯》富豪榜的，其实是属于这个阶段的。

我认识一个老板，最近几年的发展非常迅猛，大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他在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确有独到之处，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代表中国的“航空母舰”平台，然后再与极欲进军中国的跨国零售巨头谈判，让巨头们成为欲进入中国的“舰载飞机”。超级航母战斗集群搭建好之后，就利用其深谙中国政治、商道的优势，以此为砝码向各地急欲出政绩的政府领导人要地——往往都是黄金地段，当地负责人当然知道“头羊理论”所产生的拉动、乘数效应，于是欣然应允。拿到地之后，他再用“八国联军”的洋招牌募得众多渴望傍大款的小商铺投资者的热情资金。用此资金启动项目，然后打通银行，最后整合、包装、销售，三下五除二，航母集群由虚变实——商业街、商业城、购物公园或SHOPPING MALL，具体形式因地制宜。因为有跨国零售巨头加盟，商业店铺非常热销。利用卖铺及卖楼之钱，除了可以付清地价款，还可以大赚特赚。

这种模式的风险虽然不小，但你却不得不佩服老板卓越的商业智慧。可以说，任何一个能够登上中国富豪榜的老板，都有其令人肃然起敬的商业智慧。

最后再来谈谈“大老板靠德”。处于这个阶段的大老板，对他们来说，金钱仅仅是追求卓越与创新顺带的结果，财富在他们心中只是实现个人价值理念与终极人生意义的一种手段。

这是个“十倍速”发展的社会，也是一个“摩尔定律”大显身手的时代，产品可以快速克隆，模式可以瞬间模仿，只有企业的内在精神气质无法复制。这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就是企业老板独特的人格、操守、魅力、理念以及由此而塑造的企业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企业能长多大，就要看老板有多高，老板的高度决定了企业的高度。

美国默克制药公司，连续7年荣登《财富》最受尊敬之公司的榜首，连续6年入选《商业周刊》50强排行榜，在美国500强企业中，利润收入排名前15位。

默克制药公司今天的辉煌成就与其崇高的社会形象密不可分。公司的创始人乔治•默克曾说，公司的第一目的是用医学上的创新造福人类，赚取丰厚的利润只是圆满完成公司使命的附带结果。

20世纪40年代前，肺结核是一种等同于死亡的疾病，并且传染性极强，人人谈之色变。1943年，默克资助有关科技人员成功地开发出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并很快投资生产。当默克知道战后的日本备受肺结核的侵袭、苦不堪言时，主动将链霉素引进日本，消灭了肺结核。因为放弃了专利权，默克当时在日本没有赚到一分钱。但几十年过去了，默克制药公司却成为了日本最大的美国制药公司。

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一些亚洲热带国家，有一种叫做“河盲症”的疾病。染病者奇痒难忍，面容变形，最终会双目失明。为了逃避这种病魔，人们只得离开家园，远走他乡。

作为业界的翘楚，默克制药公司很快研制出了能够有效治疗“河盲症”的药物。原本他们希望当地政府或第三者购买该药再分发给患病的人群，因为患病的人几乎都是赤贫阶级，无力购买药品，但默克的计划落空了。此时，默克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免费将药品发放给患病的人。

但是，如果借助当地政府原有的医疗系统，药物根本到不了病人的手中。为此，默克制定了“美迪善”计划。在其大力倡导下，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世界银行、慈善团体、当地政府及地方医疗机构纷纷加盟。实施十几年来，已经有数百万病人获救。“美迪善”计划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公共/私营企业合作计划。默克制药公司也因此而成为业界最受尊敬的公司。

乔治•默克二世说：“本公司同仁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简要地说，就是我们要牢记药品旨在治病救人，不在求利，但利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就绝对不会没有利润；我们记得越清楚，利润就越大。”

老子说：“后其身而身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看来，默克制药公司是深得其中三昧的。

连续两年排名世界500强榜首的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其创始人沃尔顿家族的财产已经高达1000亿美元，比比尔•盖茨多一倍。但沃尔玛的灵魂人物山姆•沃尔顿终其一生的标准形象是：一顶印有沃尔玛标志的帽子，自己商店里出售的廉价西装，一辆客货两用车，一条猎狗。他一生都在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镇居住，每次理发只花5美元。在这个科技为王、网络为王的时代，一个只卖廉价商品的零售店，一个典型的夕阳行业，居然成为世界第一的公司，这里面除了沃尔玛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先进的卫星网络系统、灵活的物流配送系统以及高效的电子交换系统之外，还与老山姆的人格魅力及其经营哲学所塑造的独特企业文化有关。

沃尔玛视员工为伙伴，尊重员工。它的宗旨是：让每一位员工实现个人的价值，我们的员工不应只是被视为会用双手干活的工具，而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丰富智慧的源泉。它的理念是：顾客就是老板。尽其所能地使顾客感到在沃尔玛购物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也许有人会说，尊重员工，服务顾客，我们也知道，沃尔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人问得道高僧：“怎样才能参悟生死，摆脱轮回？”大师笑曰：“从善如流，诸恶莫做。”那人大叫道：“这不是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吗？”大师正色：“是也，但三岁儿童都懂的道理，八十岁的老翁亦难以做到。”

中国无数的企业都有其令人怦然心动的使命、理念与精神，但这些纸上的东西却很少能够内化为员工自觉的行为规范与奋斗方向。企业文化差不多只是成了CI系统，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会认真对待。在沃尔玛，尊重员工、视员工为伙伴是因为其高层真正关注、重视员工，尤其是基层员工的建议、想法，并且它有实实在在的员工分红计划。在沃尔玛，顾客是上帝，是因为他们有若干的保证制度——如“10英尺原则”，即顾客离你3米，就必须目光跟随，并微笑；“日落原则”，早上的问题，太阳落山时必须答复；“巡视原则”，公司高层必须每周有三天时间在商店内巡查。

老板VS职业经理人

老板、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天地玄黄，混沌初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两仪分，始有阴、阳。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也是混沌初开，出现的时间很短。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老板是阳，那么，职业经理人就是阴，两者就像八卦当中的阴阳鱼，你咬着我的头，我咬着你的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公不离婆，婆不离公，是一对难分难舍的欢喜冤家。有时，两者甚至还会合二为一，老板就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就是老板。

老板与职业经理人这对欢喜冤家的种种摩擦、矛盾与冲突，可以说是中国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即在不成熟的社会、不成熟的法制体系及日益分解的社会道德观下，产生的是不成熟的老板和不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如此一来，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剪不断理还乱，就像两个顽童，一会儿是生死之交，一会儿又打得不可开交，如何判断是非？

在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中国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做到像西方那样的水乳交融。因为老板与职业经理人虽然头顶同一方蓝天，脚踏同一块大地，但是彼此的成长环境与通路却有着天壤之别。

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民营经济这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民营老板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90%以上的民营老板，包括那些赫然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大老板们，大都是草根出身，大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让这些常年奔波在荒原沼泽的“野生动物”们获得了千年未遇的发展机会。他们的智慧、才能，不是来自于书本，更不是来自于西方，而是来自于残酷的生活。

他们的成长轨迹，更像水泊梁山。没有雄心壮志，没有宏伟的抱负，也没有改天换地的胸怀，只是因为种种的人生际遇——陷害、背叛、阴谋、情急杀人、江湖义气，最后走投无路，不得不啸聚山林。中国的老板们也是这样，我认识的大老板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下海之初，就想为国争光、实业报国，一门心思想进军世界500强。连伟大、睿智的微软当初都曾几次劝IBM买下自己的大部分股权，但IBM太牛气冲天了，根本没把微软这个小叮当看在眼里。可见，中国的草莽英雄们是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之下，从神憎鬼厌的“投机倒把者”、“二道贩子”起步，开始自己的创业历程的。

我认识一个老板，最早起家时，靠的就是走私过来的电子表。那时的电子表在沿海是用斤两算钱的，但在内地，表还是稀罕物，又是进口表，一只要卖一两百元，少的也要卖几十元，所以他很快发家了。但风险很大，沿途都有公安、工商检查，抓住了轻则没收，重则拘留15天，最重的则会被判刑。

生意做大了，几个哥们儿、弟兄一合计，干脆聚起来干得大点儿，于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我当记者时就知道，在东莞如今富得流油的地方，就是几个洗脚上田的农民兄弟，在昏暗的屋子里，一拍大腿干起来的。因为大家没有什么伟大的共同愿景，只是觉得几个合心的兄弟在一起做事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可以大秤分金银，爽得要命，这点很像梁山弟兄。这种公司一般三年是一个坎，要么做大，要么被淘汰。如果侥幸活了下来，接着是肯定要在“聚义厅”排座次、分尊卑的。

江湖义气遭遇现实的挑战，生死洗牌在所难免。每一个弟兄的背后都站了一大群人，老婆舅子、岳父岳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全都蠢蠢欲动。

如果最早的几个拜把儿之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企业就危险了，因为谁坐第一把交椅，别人都不服，争来斗去，加上后面一大堆想发财想得眼睛都鼓出来的本家及外戚，最后就可能把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企业搞垮。

如果在啸聚山林的拼斗中产生了一个老谋深算、极有主见的大哥，那么在企业的升级换代过程中，他的权威及地位会大大强化，他的领袖身份自然就会被仪式化、规章化，联想的柳传志、万向的鲁冠球、横店的徐文荣等多属于这一类。后面那些本家、外戚掀不起什么风浪。

又过了五六年，如果企业还在，那么，它一定是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老板们已经完全从“流氓”变成了“绅士”。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宏伟蓝图，已经锁定了世界500强的目标，已经形成了企业文化、达成了共同的愿景，一句话，它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职业经理人才纷纷地进入企业。

以上所述，基本算是中国民营企业典型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使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取向与判断取舍标准。而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理论系统、分析工具以及思考方式则均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来自中国本土。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是由两类知识分子构成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海龟”派和在中国完成系列高等教育（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的“土鳖”派。

不管是“海龟”还是“土鳖”，基本都是在高等院校内完成学业，然后茫然地走向社会，进入各种不同的企业——大型跨国公司、本土第一方阵民企、合资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分不清是国有还是民营的企业等。追根溯源，这些职业经理人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理论武器主要来自于学校，当然西方也是如此。

在西方，大学是没有围墙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是完全开放的。90%以上的教授不是国家干部，端的也不是铁饭碗，聘你就做教授，不聘你就立即走人。为了保持校园的创新活力，几乎所有的名校都规定不准毕业生留校（以免近亲繁殖），不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与年轻教师合写文章或著作（以免产生学匪、学霸及学阀）。在这种机制下，教营销学的教授，一定是这方面真正的专家——理论知识系统，实操经验丰富，翻看任何一本有影响的营销著作，你会发现作者既是教授，又是公司高级职员（或者当过）。号称在浴池中打个喷嚏全球股市都会感冒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萨默斯从政前都是公司的老板。因此，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商管理硕士（俗称MBA）之所以产生于美国，就毫不奇怪了。

有一次看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大陆方的嘉宾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方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管理学家，台下坐的是大大小小的老板及职业经理人。在谈宏观经济是过热还是过冷、如何推进法人治理结构等问题时，大陆著名的经济学家表现尚可，但一牵涉到具体的企业运作、管理、流程优化等这些老板们最渴望知道的问题时，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相反，那位台湾地区的学者却能高来高挡，低来低接。老板也好，职业经理人也罢，实的问题，虚的探讨，老先生“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坦率地说，大陆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从学识到人品，本人都极为钦佩，但与同台的另一位学者一比，总觉得差了点儿什么。其实很简单，老经济学家，一辈子都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做学问，从来没有在复杂的市场上摸爬滚打（即使有，也是功成名就后蜻蜓点水式的调研）。而后者则不同，其早年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并获工学博士学位，随即加盟世界一流的企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若干年后升为该公司加拿大的高级经理人。正当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经不住台湾地区崛起功臣赵耀东三顾茅庐式的劝说，回到台湾岛，从事推动台湾地区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工作。

而中国大陆大学的教授们大多与市场隔绝，当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有一些人开始办公司或在企业兼职，但他们基本上还是靠自己垄断的高校资源以及本身的专有技术与市场对接的。目前走俏的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通讯、建筑、规划、设计、医药、经济、法律、金融等学科的人才。

与西方开放的体系不同，如果说目前中国的高等院校是最后的“封建堡垒”，恐怕反对的人很少。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教管理的，从来没有管理过企业；教市场营销的，从来没有在市场中做过推广、渠道、人员培训的实际工作；教国际贸易的，从来没有在国外做贸易的经验；教企业战略发展规划的，从来没有当过大型企业的CEO。说中国的教育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点儿也不冤枉。

中国的大学所传授的理论与分析问题的武器，几乎全是西方的。当然，我承认西方的理论是鲜活而伟大的，见解是深刻而震撼人心的，但其产生的土壤和背景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企业要想真正地具有国际竞争力，走向世界，必须将西方伟大的管理、运作理论同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舍此，别无他途。

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中国民营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源于双方出身、背景、成长路径的不同，这导致了他们分析问题、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方式的不同，或者说两者的对接端口不匹配，以至于无法通畅地沟通、交流与对话。

这种情形与建国前中国知识精英们同本土文化的冲突极其相似。

交流、沟通与对话，是一切合作、结盟的前提。就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而言，也是如此。民营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最大的障碍和痛苦，不完全是利益之争，主要是彼此之间无法对话、无法交流之苦。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受的是“显规则”的训练，而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按“潜规则”运转的。孙大午在贷款无门的情况下，吸纳了其他公司及个人的钱，以“非法吸纳公共资金罪”被司法机关逮捕、关押，如果不是中央高层过问、专家学者呼吁、网络呐喊，肯定会被重重地处罚。而上海首富周正毅，也以“操纵证券交易罪和虚报注册资金罪”被判处三年徒刑。这就是潜规则的力量。

老板眼中的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有两大类：一类活动在“点”上，另一类活动在“面”上。“点”上的职业经理人是指企业中负责研发、生产制造、物料采购、销售、人力资源、行政、财务等工作的人员，而“面”上的职业经理人则是指掌管企业全盘的总经理、负责全国市场的销售总监或市场总监以及大型高科技企业中的研发中心负责人。

如果问老板喜欢、欣赏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可能小学生都会说，当然是喜欢“德才皆备”的人。老板们喜欢的，是既能为老板创造大量的财富或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又品德高尚，不吃里爬外，更不会心怀鬼胎的职业经理人。这是老板的一厢情愿，不说也罢。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行业分工的越来越细，每个人都不得不在某一个特定的行业平台上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就意味着，职业经理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空间越来越小了。这时，能力、操守、品行的口碑就会非常重要，因为圈子小了，老板们会彼此通气的。为了长治久安，老板们不会随便相互挖墙脚。在特定的区域内，他们还可能形成攻守同盟，不接纳被对方开除的人。

那么，老板们最喜欢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履历表最容易进入老板们的视野？什么样的人在职场上最受欢迎？什么样的人又最容易建立动态的职业安全防线？简而言之，专家型人才！

人们为什么相信专家？一方面是因为人的心智模式是有限的，承载不了过多的信息，为了降低选择的风险，每一个企业即便招收的是同一个职位，其内心的需求点也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它要招一个能解决瓶颈难题的人，自然专家就容易对号入座，因为只有专家才能推动老板做决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任何购买行为，即便是简单的行为都隐藏着风险。西方的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将之归结为五大类：金钱风险、功能风险、生理风险、社会风险及心理风险。

职业经理人作为市场上的特殊商品，自然逃不过这个模式。所谓的“金钱风险”是指所购商品是否值这个价钱。对于“点”上的职业经理人，因其每月收入都在一万元以下，且有一定之规，老板一般考虑的不是太多。但是“面”上的职业经理人，老板的心里却总是在打鼓。这些手握大权的职业经理人，不仅薪酬极高——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而且对企业来说，其影响深远。老板经常会想，花这么多银子请他，到底是否划算。

所谓的“功能风险”，是指重金招聘的高级经理人有没有履历表上或猎头公司说的那么好。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一个人的阅历、口碑及业绩远比其学历本身更能吸引老板。一个过去苍白如纸的人，即便他有诸葛孔明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鬼神莫测之机，老板在选择时也会颇为踌躇；而一个在跨国公司工作了若干年、职位又高的人，哪怕此人乃平庸之辈，老板在选择时也可能毫不犹豫。

所谓的“生理风险”，是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辛辛苦苦找来的人，是否会对老板产生伤害。几年前，广西喷施宝老板王祥林花重金聘请了深圳的职业经理人王惟尊当总经理，短短数月，王老板就状告王总经理“职务侵犯与商业受贿罪”，而王总则说王董事长做假账欺骗投资者。二王谁是谁非，外人很难评说，但站在王老板一边看，他肯定是认为自己遭遇了“生理风险”。

所谓的“社会风险”，是指圈内之人或老板的冤家对头、左邻右舍对老板三顾茅庐请来的高手如何看待。如果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请得好，这人真有本事”，老板一定暗自窃喜；如果大家都说，“真傻，怎么请这样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老板就会有点儿扛不住。惠普公司遭遇发展瓶颈时，请了一个外行，而且还是女的来当其掌门人。作为一家优秀而伟大的电脑公司，惠普自然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四十岁出头的女强人菲奥里娜坐在老板椅上的时候，董事会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因为惠普公司懂电脑的优秀人才太多，所以董事会才请了一个不懂电脑的人来管大家。”她说。多狂妄！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女人没让人失望。

所谓的“心理风险”，是指花这么多银子请一位高人会不会对下面的小兄弟们有点不公平，从而产生内疚之心。2000年，TCL的李东生重金礼聘当时刚从微软中国区总裁位置上退下来的打工女皇吴士宏，让其担任集团公司副总裁及信息通讯公司总经理，他手下的弟兄们很不服气。TCL的元老、重臣杨伟强在公开场合从不回答关于吴的任何问题。憋了一肚子气的工学博士万明坚则主动向老板请缨，进军手机行业。

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商人政治家，李东生对吴士宏委以重任，并非作秀，而是基于对企业转型的战略思考。那时，家电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利润几乎降至冰点，如果不寻求突破，他辛苦打造的巨舰可能倾覆。吴的IBM、微软背景以及那时的网络狂潮，让李似乎看到了新的利润增长平台——将传统家电与现代信息技术无缝对接。不料纳斯达克股市狂跌，宣告了网络泡沫的破灭。但是，深具文韬武略的李东生却“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万明坚的手机事业部异军突起，成为TCL新的利润增长平台。当此之时，TCL整体上市成功，已被淘汰出局的吴士宏因持有TCL的股份，瞬间身价近亿。而没有获准将手机事业部单独上市的万博士，心里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此乃后话。

职业经理人心中永远的痛

职业经理人最欣赏什么样的老板？最讨厌的又是什么样的老板？简而言之，老板是否言而有信就是他们评判的标准——言而有信的老板是他们最欣赏的，言而无信的老板是他们最讨厌的。有些老板口惠而实不至，许愿而不兑现，遇见这种老板，职业经理人的痛苦便不言而喻。有时情势所逼，就像被套牢的股票一样，职业经理人进退维谷，欲罢不能，无奈之下，有人只得为虎作伥。

打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选择行业、公司及老板所导致的机会成本的过高，即俗话说的“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这就有点像一个美丽清秀、气质高雅、聪明贤淑的女子，好不容易嫁了一个美国公民，正满心欢喜地准备拿绿卡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如意郎君原来是一个哥伦比亚的毒贩！他的身份、国籍、职业及所受教育情况全部都是假的！

我认识一位职业经理人，原来是一个地级市的正处级干部。这位仁兄学识渊博、才华过人、性格沉稳内敛，领导同事、亲朋好友都对他寄予厚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只等一个机会，到某个县里去做一个父母官。这时，他阴错阳差地认识了一位广东老板。老板发现此君正是他目前做的一个项目的所需人才，便使出浑身解数向他示好，并开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条件。处长老兄见老板气度恢弘、言谈豪迈、出手阔绰，心想此人一定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权衡再三，决定舍弃锦绣前程，追随该老板。

来到公司，为了展现自己的才能，这位过去的处长，便开始全力地投入了工作。这时，老板刚好在外地有一个项目，便派他去，巧的是当地主管官员居然与他以前老家的副市长是朋友，而副市长与他关系极好。于是，他便把副市长请过来，他现在的东家自然盛情款待。事情办完之后，临走之时，老领导语重心长地对那位处长老兄说：“小王，你的老板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恭喜你一下海就落在一艘航空母舰上，好好干！以后搞好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老领导的话更坚定了这位仁兄的选择。

殊不知，还不到一年，这位老兄就发现，讲好的待遇刚开始还能正常地兑现，可慢慢地老板就开始找借口一拖再拖，不再全额兑现。回去，似乎无法面对江东父老，毕竟走时太轰动了，连老领导都羡慕他找到了好婆家；跳到另外的公司，又是两眼一抹黑，内地的经历在沿海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更何况他以前是当官的而非做企业的；留下，又看不到希望。这位原本前途无量的下海官员，就好像一位拒绝平庸、渴求超越的热血青年，满怀豪情地加入了革命军队，跑了半天之后才发现，这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一伙“土匪”、“流寇”！其实在沿海、京津及“长三角”等地，像这位仁兄一样，误上了“贼船”，从而走上不归路的职业经理人不在少数。

那么，职业经理人应该如何降低择业的风险，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呢？

首先是要选准行业。问自己，什么是自己的卓越领域？个人的天赋、才能、兴趣、爱好是否与欲选择的行业相匹配？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的专长与从事的行业根本不对应。我有一个朋友，原本是政府公务员，就其才能，尤其就性格而言是最适合走红彤彤的仕途的。但他经不住老婆的猛攻，下海经商了。结果自然是鸡飞蛋打，血本无归，老婆嫌他窝囊，改嫁他人。

我还认识一位女士，她仅有高中文化水平，但天生善于同人打交道。十几年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加盟了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先做低级文员，后几经争取与努力转行做了销售。从此之后如鱼得水，越做越好。因为销售是个英雄不问出处的行业，你是博士一年只做了几百万，而我哪怕仅是个高中生，但却做了几千万，试问谁在公司更牛？这位女将后来一直做到公司的高层，成了业界一言九鼎的强人。

其次，要想减少择业的机会成本，须慎重地选择老板。在中国，有什么样的老板就会有什么样的公司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老板有多高，企业就能长多大。当今社会，个人成就的大小并不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才华、智慧、天赋及努力，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人所依附的平台。

我知道华为的不少员工，就个人素质、能力而言并不比我在其他行业认识的人更高，但两者的收入却有天壤之别。华为的崛起暗合了中国电信行业飞速发展的潮流，因此，其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之内，迅速成为了一家巨无霸式的高科技企业。另外，特殊的身世背景也让任正非在对待员工方面既铁面无私，又慷慨大度。华为的激励政策可以概括为三高，即高工资、高激励、高压力。老任认为：“工资是第一推动力。”

再次，职业经理人要避免转移平台之痛，应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不要随意地转换自己的行业平台，以积累在某一个特定行业的业绩与口碑。原本丰富的阅历可以使职业经理人从多维的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更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职业偏见，但是，在中国目前特殊的环境下，这只会让职业经理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多数老板没有办法用所谓的科学测评手段来判断你潜在的才华，他们只能凭经验、直觉以及你过往的职业经历来决定对你的取舍。

挽IBM狂澜于即倒的经营天才郭士纳，之所以能以门外汉的身份执掌帅印，是因为董事会的成熟与理性，而这种奇迹在目前的中国不可能发生，因为睿智如柳传志等一流的企业家也不敢（也不可能）冒这样的风险。刘邦在韩信没有显示出卓越才华之时敢于拜之为大将，刘备在孔明还没有寸功在身之时甘于三顾茅庐，都说明了作为帝王他们恢弘气度、非凡魄力的一面，这种人物千百年才出一个，我们能期待这样的奇迹发生吗？最好放弃，因为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