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挑战者传奇——改变命运的个人策划

策划业最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是高智力的人，是人自我开发的大脑。

一本有关策划的书籍是这样描写策划家的：每一个精彩的策划，都是由一个或若干个勇于创造、梦想改变现实的策划者来制订并促成其实施的。在策划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策划者。他们充满创造的激情与渴望，头脑中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血液中流淌着火热的激情，骨子里浸透着非凡的毅力。他们生机勃勃的智慧轻轻嘲笑着很可能让人陷入混乱和绝望的风险，他们敏锐的眼睛紧紧盯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本书向读者介绍的，就是以策划“碧桂园神话”等系统工程而闻名的王志纲先生。由于他在南方企业界中屡屡制造出一些轰动效应和策划奇迹，以至于他本人的背景与经历也被蒙上了一些神秘色彩，给人们留下一个又一个谜。记者时期的王志纲第一次出国，1993年5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留影。

有人说他是“世家子弟”，在上层路线与高级公关上左右逢源；有人说他有外资背景，手中随时可调动几百万美金；也有人说他被一些财团“包”了下来，是年薪百万的“打工皇帝”。有人甚至在他的姓名上寻找某种神秘的链条，一位企业家亲口对我说：“王志纲”三个字，如雷贯耳，可以解为：有志气，有纲领，王者风范！

其实，王志纲的家庭、身世都很平凡，早年的经历也颇为坎坷，正如他多次声明的：“命运之神从来就没有垂青过我，也从来没有唾手可得的名誉、地位、官衔，我这一生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靠自己的奋斗闯出来的。”“完全靠自己，只相信实力。”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个命运的挑战者，是怎样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又是怎样从内蒙的沙漠中脱颖而出，最终以《冲击波》轰动全国的。

策划，从人生设计开始

策划，大至国际、国家，小至项目、产品，然而，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这一切的出发点——人本身。个人的策划，人生的策划，对每一个有志气的人来说，就是他成功的起点。

一位哲人曾说：“如果机会不来敲门，强者也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失去爪子的狮子，即使力如万钧，其威力亦无从施展。”但是，坐等机会不如捕捉机会、寻找机会、创造机会。一头狮子如果失去利爪，亦可以利用环境，推石折木，制造一种新的威慑力。

事实上，无数名人成才的事例都雄辩地证明：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的种子才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只有能在任何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才是永远不垮的强者。如果我们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那我们一生只会随着命运的风向漂泊，而不能沿着自己理想的航线前进。法国著名作家、《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小时候是个“笨儿子”，说话较晚，上学后也老是写不好字，还害怕考试。他的父亲对儿子期望很高，一会儿要他学医，一会儿要他学法律，甚至寸步不离左右地看管他读书。结果呢？有一天福楼拜终于因一场癔症而倒下了。

为了这场病，父亲对他的前途丧失信心，干脆放任不管了。谁知道这种放任却恰恰使“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福楼拜摆脱了束缚之后，终于发挥出了自己的真正才能，他闭门不出地阅读大量文学名著，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

成功者都是能够把握自己的事业、生活，主动创造事业成功所需环境的人。伽利略从小就喜欢物理学，但他的父亲不同意，一定要他当医生，因为父亲认为，当医生才能成为有钱人，才是“成龙”之道。

伽利略不得不遵令学医，但他在大学里却坚持自学物理。有一次在大礼堂里听课，他出神地盯着礼堂里的吊灯，发现吊灯的轻微摆动有一种周期现象，结果发现了“摆的周期性”。

如果伽利略不执著于自己的追求，不坚持自己开辟自己的道路，也许，世界上将多了一个庸医而少了一个天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也曾经是违抗父母愿望的人物。他父亲是佛罗伦萨的警察局长，一定要儿子进入实业界当一个银行家。米开朗琪罗则坚决反抗，一定要学绘画，因为这是他自幼的愿望。为此，他曾一度被送到农村去寄养，但寄养那一家的墙上，竟然被他画满了素描；而农村的石匠则教他学会了用锤子与凿子——雕塑的基本功。

一位美国职业战略学家将“借助台阶”列为从业成功的关键技能，他指出：利用环境及他人之力，我们可以到达本来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和位置，就像撑杆跳高运动员一样，依靠杆子，使其身体达到一个高度，并借助杆子的弹力，跃过横杆。

人们在求职时往往讳言自己“跳”过几次“槽”，其实，职业变动不应当是一个人的遗憾，而相反是对人的一种锻炼。终身婚配式的职业环境是与开放的社会系统不协调的。

机遇是社会环境对我们确定人生事业目标形象的又一影响层次。

在人生旅途上，一次偶然的机会，导致了伟大而深刻的发现；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能使有的人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从而名垂青史；甚至一次意外的邂逅，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对他的事业起着转机作用……这样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因此，认识机遇、寻找机遇、看准机遇、抓住机遇对自己的事业进行策划，是人生成功的一大秘诀。

1974年普通的一天，日本一家报纸刊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每年关西地区居民搬家的开支达四百多亿日元，其中大限市就达150亿日元。这条消息引起了一位妇女的注意。夺田千代乃和她的丈夫夺田寿男当时正处于失业的困境，为今后的生计发愁。

为什么不在这方面试一试呢？既然客观的搬家需求如此之大，成立一个搬家企业不也是可行的吗？

这对夫妇成立了一个搬家专业公司。她了解到日本的电话号码是以日语字母为序，就把公司取名为“阿托搬家中心”，使它在公司电话号码簿中名列首位。

她成功了，这家公司后来越办越大，9年中营业额增加了347倍。

机遇像一匹骏马，看你能否骑上，骑上后又能否驾驭。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敢于承担风险。能不能预见机遇的到来，能否在机遇到来时及时抓住它，取决于敏锐的感觉和先见之明，当然，更重要的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有个青年人最初的职业是在冷饮店里当服务员，每天端盘子、装冰淇淋、抹桌子，周而复始，十分枯燥乏味。他不喜欢这样干，但又身不由己。

于是，他自己开始变通——就从手上端的冰淇淋开始吧。他研究冰淇淋怎么做，用什么材料，不久竟然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后来又考入大学攻读“食品应用科学”。

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在人类所犯的愚蠢的错误中，最常见的一个就是他们常常忘记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应该做和暂时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放弃”或暂时放弃，是人生事业选择中的一条重要法则。

策划，与其说是一种设计、一种安排、一种选择或是一种决定，不如说是一张改变现状的蓝图。有人把世界看做一个大舞台，那么，策划人生事业就是在自编、自导、自演一幕戏剧，每个人都必须争做一名出色的编剧、导演，更重要的是：必须是一名优秀演员。

我们来看一看策划家王志纲的人生轨迹。在他四十载的生涯中，自然有机会敲门一类的良机，然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他蓄势待发，利用一切机会与条件锤炼自己的“利爪”，随时捕捉那稍纵即逝的机会之兔。

他是一颗在贫瘠土壤上顽强成长、发芽、抽枝、开花、结果的种子，他又是一个善于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路来的强者。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无论是风雨雷电，还是猿啼犬吠，他都能驾驭策划之舟顺势冲浪，飞越重山。

他的成功，从自己的人生策划开始。

他在改变世界之前，首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在改变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这就是一个当代策划家的传奇。

“一门四匠”与“五子登科”

第二节1955年8月7日，王志纲出生在贵州省黔西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这是王家的第三个儿子，父亲王荣江为其取名“王洛加”，意即“乐家”之意。有人说这个名字太一般，王荣江笑答：名字无非是一种符号，只要听起来铿锵悦耳就行了（果然，王洛加后来又改了两次名，这是后话）。

贵州是位于祖国大西南的边远省份，面积17.8万平方公里，人口350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1/3。新中国成立前，贵州的经济非常落后，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49亿元，其中工业产值才2.06亿元。解放后贵州有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经济基础差，与发达省份相比较差距仍然很大。

如果说贵州在全国属于“第三世界”，那么黔西在贵州也是“第三地带”。黔西属高寒山区，距离贵阳有120公里，坐长途汽车要颠簸5个小时。一条弯弯的鸭池河穿过乌江峡谷，两山对峙，吊桥荡悠，盘山公路上鸟声清脆，一派“桃花源里”的风光。可奇怪的是，尽管这里与外部世界如此隔绝，此地的文化教育却并不落后，黔西一中是贵州省的重点中学，年年高考升学率均列前茅。由黔西一中的教师们组成的黔西文人圈，集中居住在以“文昌宫”命名的巷子里，文人骚客们经常在水西公园里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王志纲的父亲王荣江是黔西一中的教导主任，王家在当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书香门第”。

王家有家谱可考的是：一世祖王可贵为明末吴三桂总兵，后战死贵州乌江；二世祖王国柱从遵义尚稽经黑顶坡最后定居甘溪河，到王荣江这一辈，已传十代。

王志纲的祖父颇有眼光，不像其他地主一样把后人捆在土地上，而是努力送子女去读书，其中大学毕业者就有王荣江等5人，现散居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这在农村是很少有的。他热心办慈善事业，修桥铺路，兴修庙宇，在家乡还办了一所普惠学校，当地人称“大善人”。

王志纲的父亲王荣江毕业于贵州大学，是一个全面发展的高才生。他不但博学多才，过目能诵，而且在体育比赛中也是个尖子，赛跑、跳高、跳远均拿过全校第一。王志纲的母亲杨淑洁（学名杨大荣），老家四川巴县，后迁来贵州，高中毕业。两人于1949年冬结婚，婚后生了6个小孩，4男2女，都是在经济困难、工作繁重的情况下生育的。母亲不但要负责全家8口人的生活安排，还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王志纲（应为“王洛加”）出生后的第二年，父亲被任命为黔西一中的教导主任，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很快“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就到来了。王志纲从小是个胖娃娃，外号“窦尔墩”，身体要壮一些，胃口大一些，碰上困难时期减粮食定量，每顿饭都不够吃，妹妹王丹平就悄悄地从自己的碗里分一半给他。

1966年9月1日，在11岁的王志纲心目中，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黔西在县城中心的大府坝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台子正中挂着“打倒三反分子王荣江”的大标语，父亲被拉到台上，头顶上戴几尺高的帽子，胸挂一张碑文（为母立碑）的12寸大照片，从晚上7：00一直批斗到深夜12：00。散会后把父亲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造反派又几次到家中抓母亲去陪斗，吓得母亲不敢回家。

在同学异样的目光中，王志纲自然成了“狗崽子”。父亲天天被斗，在粮食局工作的母亲又被流放到农村去搞征粮，还有两个弟弟、妹妹被带到外婆家避难。小小的王志纲少年就识愁滋味。原本性情开朗活泼的丹平妹妹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难得王志纲的父亲是个乐天派，在台上被斗，弯腰曲背，就权当练气功、练蹲功。“黑帮”要挂牌，他自己用牛皮纸做了一块，平时折起揣在口袋里，遇上红卫兵才拿出来应付一下。如此也熬过了两个月。

不料到了11月，县里把王荣江等11个“牛鬼蛇神”押到乡下去“劳改”，王家顿时失去了主心骨。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王志纲从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开始了他四年的“童工”生涯。

王家原来是以父亲为中心的，而今父亲“劳改”，家中仅靠母亲37元的工资养7个人，日子怎么过啊！小小的王志纲也主动挑起了生存的重担。他养过蚕、割过草、挑过煤，尽一切可能创造一点点“经济效益”，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割马草，早上5：00就得起身，干一天才得5角钱，一干就是半年。

挑煤炭，则是在晚上9：00动身，把月亮背在背上，一口气急行军40里路赶到煤场。那时劳动力真是廉价：挑80斤煤才给1元钱。小孩挑不动，只能挑60斤左右。11岁的王志纲挑着沉重的煤筐，又困又乏，常常一边挑一边睡，有时就滚到路边去了。这样，往往被人“收容”，60斤减为50斤，挑十里路，也不过挣几角钱。回家之后全身酸疼，难以入睡。如是，又干了几个月。

有一次，母亲被“流放”农村征粮，留下12元钱让二哥“当家”。那时二哥才12岁半，12元要过3个月，每天只好熬稀粥喝，喝得王志纲眼冒金星、全身无力。小时候家人叫他“洛大胖”，此时只剩干柴一把。有一次，外公托人带信来要弟弟妹妹的粮票（小弟、小妹正在那里避难），而粮票又不在家里，要找妈妈，可妈妈又不知“征粮”到了何处。

结果送“鸡毛信”的使命，就落到了11岁半的王志纲身上。二哥为了送行，让他饱食一顿，吃掉了全家“两天的定量”，然后送他出征。当时他穿着一件母亲的旧棉衣，有的棉花都露在外面。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小志纲问明了母亲在××区公所的地址，按大人指的路，找准电线杆，沿着电话线路走。从上午8：00一直走到下午5：00，走了40里路，饿得口水直冒。找到公所时，活脱脱一个“小叫花子”，母亲抱着他就哭。他喊着要吃饭，一口气吞下肚3碗半，母亲问他可饱，他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肚子饱了，嘴巴还饿。”

留守大本营的二哥，当时只剩下5角钱，要管6天，3个孩子，怎么办呢？“红管家”没借一分钱，用2分钱一斤的价钱买了十几斤红薯根子，精打细算地居然也对付过来了。直到小志纲从妈妈那里补充了“粮草”坐汽车回来，他们4个才一块下馆子花5角钱买了4碗饭、1碗红烧肉，平生第一回打了一次“牙祭”。

1968年，王志纲13岁的时候，为了谋生学手艺，被送到40里外的一个工地上学当泥瓦匠。当时云、贵、川正在大搞三线建设，盖房子的泥瓦匠走红。小志纲个子还没有砖堆高，手艺更是摸不着边，一开始只能当下手，搅拌灰浆，搬运砖头，有时运砖的距离长了，就把一堆砖头抱在怀里，踉踉跄跄地来回。有一次，他挑着一担灰砂在脚手架上行走，天寒地冻，一不小心从5层楼上跌了下来，砸在一楼的石柱子上，屁股鲜血淋淋……

晚上，泥瓦匠们睡在附近的粮仓里，全封闭的房子里粉尘飞舞，又有许多老鼠满地乱窜，吓得小志纲蒙着脑袋发抖。

过了半年，14岁的志纲方才取得“学艺”资格，跟着师傅练刀功，抹“清水墙”——在那土墙上抹一层泥，再均匀地涂上灰浆。白灰有腐蚀性，搅拌时间一长，少年的10个嫩手指头都烂了，令人不忍目睹。就这样，包工头还克扣童工的工钱，累死累活干一天，才得8角钱，因为工头要扣下4角，说是抵饭费。可吃的只是豆子盐巴水，两个干辣椒，每天都饿得脸青青的。那年过年，小志纲用积攒下来的12元血汗钱，买了3只鸡，用背篓背着步行40公里，走了一天一夜赶回家。母亲抱着又瘦了一圈的儿子，实在不忍心杀鸡过年。那两只母鸡一只公鸡，可全是孩子的血与汗啊！

第二年，母亲说什么也不让志纲再去打工了，省吃俭用要逼着他去读书上学。那时，辍学几年的孩子要从头读起，和小他几岁的儿童一起上学，总觉得低人一等。小志纲为此不愿背书包，不肯走学校大门，上课前常从后门溜进去。就这样勉强学了一个学期，他还是离家出走——又当泥瓦匠去了。

不愿上学不等于不爱读书。王志纲从小就爱看“小人书”，街上有出租连环画的书摊，一两分钱就可以租一本，摆个小板凳坐着就看。志纲身上没有钱，就站在别人背后弯腰偷看，两年下来，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乃至现代的《铁道游击队》、《红岩》，一套套名著都“偷看”完了。

志纲有个舅舅在贵阳，他家里有几书柜好书，什么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应有尽有。小志纲有时跑到贵阳，就泡在舅舅家里，一本一本地啃书，一泡就是三五天，有时，他是干脆连书一块“失踪”。那时，俄国文学中，志纲最喜欢读的是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读着读着，泪水不知不觉地涌出眼眶：怎么我的泥瓦匠生活和童年高尔基的遭遇这样相似呢？

这一时期，最有意思的是，王志纲为自己改了名字，父亲起的名字，本来并无深义，但父亲被批斗时，此名也是一个罪状，说他崇拜印尼总统苏加诺，所以将儿子命名为“洛加”。于是，志纲决心改一个好名字。那时，革命样板戏风靡一时，《红灯记》中的唱词“心红胆壮志如刚”响彻在大街小巷，王洛加看中了“志刚”二字的革命色彩，于是自己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为“王志刚”。

若干年后，他当了记者，这才发现“志刚”这个符号在中国起码有几十万个，什么杀人犯、抢劫犯，也都“志刚”、“志刚”地凑热闹。他一气之下，又改了一次名，把“刚”更为“纲”，这一下划清了界限，“志纲”者，志在“纲举目张”也，或曰“志在探寻中国之坐标（社会之纲）”也，于是，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1976年王志纲在贵州黔西老家的老照片，当时他曾在照片旁题小诗一首：生性好思善想，秉性多悉多焦，热衷勤攻苦读，年少饱经风霜。

不久，王志纲的父亲从“五七”干校获准回家，以“半解放干部”的身份，参加师生活动。当时黔西一中原来敲钟、摇铃的工人因“当过伪警长”被揪出批斗，王荣江就接替了他的角色，每天敲钟、摇铃通知上下课时间。那时，一些学生开玩笑说王家是“一门四将”、“将军门第”，3个儿子，一个是石匠（长子王加洛到水城木冲沟煤矿当过打石工）；一个是木匠（二子王建生在跟木匠师傅学徒）；一个是泥瓦匠（三子王洛加在当泥水匠），加上父亲王荣江这个“中将”（每天敲钟的“钟匠”），可真是“一门四将”了！王荣江听了哭笑不得，看着这三个辍学做童工的儿子，王荣江经常仰天长叹：干了半辈子教育，培养上大学的人才不计其数，轮到自己家，竟全是“匠”字号人物。

不久，为了孩子们的前途，王荣江下决心把几个孩子接回来上学读书，不让他们再流离失所。王志纲从乌江归来，进了初中，读书不见有很大起色，打篮球却上了瘾。那时，学校校队不收他，他就自己组织了一个“学友队”，自封队长，每天天不亮就训练，而且还以“非主流派”的身份向校队挑战，结果把校队给“涮”了。再接再厉，又向县里的青年队挑战，不料竟战而胜之，王志纲因此大显威风，在县城里一时称霸。

1975年高中毕业后，王志纲就到了县青少年业余体校，担任女子篮球队的教练。当时他身边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美国篮球训练法》，一本是《苏联篮球训练法》，从中融会贯通，竟也创造出一套“梅花阵”的快速反应打法，所率球队半年之内在联赛中夺得了冠军。王志纲1994年回贵州黔西，来到当年担任篮球教练时曾打篮球的地方感慨地留影。

然而，在脂粉堆中“孙子练兵”，毕竟不是王志纲的本意，他也不愿在浅水塘里挣扎一世。但是，凭他的出身，上工农兵大学无望，又不知平庸的岁月何时是个尽头。

那时，在一张训练照边，王志纲写下了一首题为《园丁》的小诗：雪地上荡漾着欢声笑语，

这是我们女运动员的英姿，

当她们苞绽花红之时，

辛勤的园丁却不知让命运抛到哪里！这里的“园丁”当然是王志纲的自喻了。

1976年7月，王志纲带运动队到地区参加比赛。当时正鼓吹“体育革命”，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于是，出现了如此荒唐的景象：月上中天，寒星闪烁，篮球队、足球队的选手们起五更，是为了争夺训练场地吗？不，大家争先恐后抢夺的是打扫厕所还是打扫厨房，因为“友谊第一，政治第一”。

王志纲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不久“四人帮”被粉碎，百废待兴。王志纲信笔撰下一文——《如此体育革命》，投去北京《中国体育报》社。出乎意料的是，1977年元旦，《中国体育报》在头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刊发了这篇文章。王志纲从此当上了该报的特约记者，还得到了20元钱的稿费。在短短几个月中，他为体育报写了十几篇报道。这也许是日后他投身记者职业的一个契机。

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一条康庄大道在王家子女的面前伸展开来。不久，王荣江的4个孩子同时考取了大学——二子建生考取郑州粮食学院，三子志纲考取兰州大学，大女儿丹平考取四川大学，二女儿丹丽考取毕节师专，轰动全县、全专区以至贵州全省，一时传为佳话。凑巧的是，那年王家一块地里有颗包谷，同时结了4个穗，在乡里也成为奇观。

几乎同时，父亲王荣江被任命为黔西二中校长，主持工作，接着又被批准为党支部书记。人们把这个家庭的几大喜事比喻为“五子登科”。

从“一门四匠”到“五子登科”，王志纲走出了坎坷的历史隧道，前面是一片光明。1994年春，王志纲回贵州黔西时在曾经的家门口留影，后面的大树为16年前离开时（上大学前）亲手所栽。

《资本论》的信徒

“春风不度玉门关”, “西出阳关无故人”。从山清水秀的贵州，千里迢迢地来到风沙弥漫的兰州，王志纲一时难以适应。他考分甚高，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北大新闻系，随后是四川大学，没想到却取了个兰大政治经济学系。天寒风大，学校食堂里只有玉米糊糊和一种叫不出名的由粗粮碾制而成的“钢丝面”供应，令这个江南游子难以下咽。

然而，克服了最初的失落感，王志纲很快就进行了自我心理的调整。对一个从乌江之畔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青年，要改变他的乡土观念，专攻政治经济学不无益处——从中可以学习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粹，也即毛泽东多次讲过的，观察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兰州大学是一所校风严谨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国际上承认的“中国十大名牌大学”之一，我国著名的教育专家、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冰当时正被派来此地执政。兰大良好的教育、严格科学的训练，为王志纲一类有远大志向的学子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求学环境。若干年后王志纲成名，回到母校作了一次讲演，他认为：“成功的教育，不是教学生如何读书，而是给学生一种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他说：“我永远感激母校，因为兰州大学给了我一把钥匙，方法论的钥匙。”那时，王志纲制订了一种很独特的“学习方针”：考试不争前三名，如果为了争名而读书，那就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而实现不了自己的学习目标；考试必入前十名，如果没有这样的成绩就站不住脚，就丧失了自己的发言权。

那么，王志纲的目标是什么？他把主攻方向定位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上，在四年大学生涯中，王志纲把厚厚三大本《资本论》通读了整整七遍。

最初，读《资本论》读不懂，觉得是“大胡子写天书”，用典太多，文法复杂，不堪卒读。

读第二遍时就有了兴趣，如对剩余价值学说展开讨论，从质疑中读通读懂。

第三遍通读，拍案叫绝：“真是人类天才，知识渊博，想象奇特，思路特殊。”第四五遍，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方法论来读，研究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方法，如从商品的解剖入手，讨论商品的价值、劳动的价值等等。

第六遍，觉得自己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一辈子受用无穷。王志纲大彻大悟：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一个学者把方法论提到如此高度来重视。

王志纲从此成了一个“方法论迷”，成了《资本论》的信徒。

此外，王志纲用另一半时间来充实、发展自己，他读《世界通史》、欧洲史、法国革命史，写小说，看杂书，尽量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以黔西老家的生活素材为背景，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浪人高牛儿》，曾被文学刊物《青春》的编辑看中。他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以故乡题材创作了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开篇语中他写道：当我涉足这大都市的生活，当我开始独立地面对严酷的人生，当我被生活的重压压得喘不过气，当我日益痛感都市生活贫乏枯燥的时候，不知不觉，青少年时候在故乡南方小镇上度过的岁月就浮现在脑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平凡而又富于个性的人物，常常出现在眼前；一桩桩习以为常的往事，如今却常常令我流连、陶醉……当然，“方法论迷”并没有放弃自己基本的学习目标，按照自己的人生设计，他又制订了一个严格的“充电计划”：王志纲学习计划

一、总论

1.每周二、四为业务时间。在此时间内，当全力完成分内工作，力争分内工作不占其他时间。

2.本期学习重点放在三个方面，重点在阅读。三方面为：《资本论》一卷通读一遍；开始读《鲁迅全集》，篇幅不限；日语学习——读完所有教科书。

二、具体时间安排

星期一、三、五、六、日5天为自己掌握学习时间。每天时间安排为：

上午：日语学习；下午：《资本论》学习；晚上：读《鲁迅全集》。

三、具体要求

经过本期学习，日语水平要达到基本能阅读报刊的程度；《资本论》第一卷要读出其中的大部分精妙所在；读《鲁迅全集》，在了解鲁迅的同时，要求文学水平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为什么在这个计划中，“日语学习”会与学习《资本论》、《鲁迅全集》并列为三大任务呢？当时王志纲在进行科研的同时，业余考上了兰州大学办的“外语高级训练班”学日语，这个班是国家经委为一些拟赴日本研修的企业家举办的。

训练班的师资力量薄弱，上课的老师口语不行，居然用中文讲日文课。王志纲失望之余决定自找出路。他来到省国际旅行社要求面见总经理，毛遂自荐要当日语导游，而且表示不要工资。其实，他是借导游之机与日本旅游者接触，趁机学一学口语。

就这样，王志纲两次单独带团到丝绸之路上进行探险游，二十多个日本游客兴致勃勃。祁连山水、河西走廊、万里长城、边塞风光，令人沉醉。

一次，到了酒泉公园，一位日本老太太问当地的陪同小姐：“为什么要起‘酒泉’这个名字？”没有人能用日语流利回答。王志纲只好赤膊上阵，现炒现卖：西汉时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到河西一带征讨匈奴，霍去病不负重托，重创匈奴主力，取得重大胜利。汉武帝奖赏了一坛美酒给霍将军，将军没有独饮，而是倒在一口井里，使全体将士均可享用。为此，这里才命名为“酒泉”。王志纲结结巴巴的日语，居然令日本游客听得入迷，全体鼓起掌来。

两次导游，王志纲的口语水平突飞猛进。他还从旅游者中请了一位“口语老师”，经过兰州时特意安排他到外语班讲课，老师一口纯正的日语令学员们大开眼界。

这一年，王志纲与新华社甘肃分社林田的女儿林兰结婚，次年得一双胞胎，外公给取名，一为“王大骐”，一为“林小骥”。

王志纲在一张父子小照上题诗曰：顶天立地一壮汉，

力挽小驹陶陶然；

他日奔得千里路，

回眸再笑父憨孱。1987年，王志纲从广州回兰州探亲时与两个儿子的合影

连一对宝贝儿子的未来，也有了“千里马”的设计。

说到王志纲的感情生活，夫妻两人十几年来心心相印，和谐默契。王志纲多次说他之所以走上了一条较为成功的人生之路，与他对终身伴侣的选择不无关系。

事实证明，王志纲的选择，对他以后的人生之路有着决定意义。这倒不仅是说为他进入新社当记者（林兰之父自律甚严，坚决不肯为此“走后门”）提供了一个机遇，更重要的是，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上，夫人一直是豁达、潇洒地支持、配合他的决策，从来没有给他出过难题。而且，作为他作品、策划的第一参谋，林兰以她特有的学识才智，经常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

锥处囊中，脱颖而出

大学毕业之际，摆在王志纲面前有三条路，一是进政府机关当干部，二是留校当助教（那时大学教师地位颇高），三是到研究机构做学问。王志纲首先排除了第一种，他表示自己坚决不走“仕途”。斟酌再三，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因为这个“方法论迷”希望在一个专门的研究单位进一步攻克他孜孜以求的《资本论》之迷，并以崭新的方法论，对当时改革开放中的一些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独到的观察与思考。

1984年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深入，许多地方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京、津、沪等人才相对富余的大城市，刮起了一阵人才被“挖走”的旋风。据不完全统计，仅那年五六两个月，光深圳市就“挖”走了四千余名科技人才。

甘肃地处边远，信息比较闭塞，文化经济比较落后，天时、地利皆不如人，因而在引进人才中处于劣势。那么这个矛盾有无办法解决呢？王志纲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办法就是充分发挥政策上的灵活性，不随大流，多辟蹊径，引“才”而不一定引人。

王志纲写道：所谓人才，无非是指具备一定文化科学技能和创造才能的劳动者。各地通过招聘、调入等手段引进人才，主要是通过掌握劳动者实体的所有权，力求独享他的科技、创造才能。人与才——人才在客体与主体上这种可分离性，昭示了两个问题：其一，像甘肃这样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通常采用的一些人才引进方法并不那么保险，如果运用不当，引进单位耗费不少，却可能得到的只是人，不是才；其二，人才引进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不改变人才所有权，即隶属关系，只引进人才的知识、技能，而不是人本身。这里姑且借用两个名词，称前者为人才资源的“硬件”开发，后者为人才资源的“软件”开发。他继而分析道：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对人才资源实施“软件”开发，相对“硬件”开发，所受限制要小得多，周旋余地要大得多，值得西北各落后省市大做文章。因为我国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有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这就限制了西北地区包括我们甘肃对东南部积压人才的开发效果，但限制的只是我们对人才“硬件”的引进，并未限制住我们对人才“软件”的开发。为此，王志纲提出对策：如何对人才“软件”进行开发呢？在现有人事制度下，对不愿意离开发达省市来甘肃的人才，我们可仿效农村专业户“离土不离乡”的办法，绕开客观条件限制，采取下列开发途径：

一雇：对于已离职、退休的科技人才，可用雇的方式，有针对性地雇请他们来甘肃短期服务，发挥其余热。

二聘：对于那些身居要津，能随时接触并掌握国内外最新科技、经济信息的专业人才，可采用聘的方法，及时地分享其所获得的信息。

三邀：对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可采取邀的办法，邀请他们来讲学，提供技术咨询，排解技术难题；对不断有所发明创造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优裕的条件，邀请他们随时将自己的科技项目拿来甘肃试验，甘肃优先分享推广效益。

四借：对于积压、闲散、发挥不出才干但又不愿西调的专业人才，可采用借的方法，为他们提供用武之地，借他们来短期服务。

五联：利用统战、外事及民间渠道，将甘肃籍散居国外的华侨、华商以及在国内各发达省市的甘肃籍科技人才联络起来，利用他们的热忱。动员他们随时向家乡提供各种有用信息、知识和技术，为家乡建设做贡献！这是王志纲踏入社会之后，应用他的“方法论”武器，为有关部门做出的第一个策划方案。

当时，人才“软件”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地处偏远的西北贫困省要想引进人才，难度显然很大。王志纲的这一策划，既有观念的新颖性、突破性——人与才分离，引才而不一定引人；又有相当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离土不离乡”的5条办法。这对于一个青年研究人员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当时的《甘肃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一策划性建议。

在王志纲的研究课题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篇论文：一篇是1984年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的《生活方式中西考》（笔名为：王峙岗）；另一篇则是先后被《光明日报》、《经济学周报》摘发的论文——《传统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商业的革命性及其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冲击力，曾经写下一个结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它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方法论迷”王志纲注意到了这一实际上是肯定市场经济作用的论断，他运用这一基本方法，针对当时西方生活方式对开放中国的冲击，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成了我们的基本国策。闭关自守的大门打开了，一个复杂纷呈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两套不相关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经济的联姻也走到了一起。西装冲击着中山装；牛仔裤冲击着灯笼裤；快餐冲击着“四盘八碗”；交谊舞走进神圣庄严的会议室；“夜生活”成了青年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个念叨了几十年的政治术语、政治口号，今天被赋予了活生生的内容，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究竟什么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什么是无资产阶级的呢？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王志纲尖锐地提出了下面的命题：丰衣足食，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任何阶级，都不会安贫守穷。贫困，是阶级社会强加于无产阶级的；贫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敌人。追求富裕幸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出发点。可见，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论就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没有根本区别的。资产阶级充分享用现代物质文明赐予他们的果实，无产阶级也有这一要求。若果真要对生活方式划分阶级性的话，那只能从实现这一生活方式的途径和手段去划。即，资产阶级是不劳而获，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无产阶级是劳而不获，只能承受苦难。他进行了一个大胆的预言：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本来就是形而上学卵翼下并行不悖的一对孪生兄弟，因此，面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在如何建立新条件下的新生活方式问题上，现实中一定会爆发“国粹派”和“崇洋派”的纷争，这是不足为奇的。王志纲的结论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西方生活方式进行“围、追、堵、截”，而是放开汲取。让人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各自的审美情趣、价值观、消费能力、文化修养去选择，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科学，终究要战胜愚昧；健康、文明的东西终究要取代腐朽、落后的东西。当时发表在一份发行量极为有限的社科刊物上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少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关于“西方冲击”的分析与对策，其中闪烁的真知灼见，就是今天读起来也仍然颇具教益，可见，方法论在王志纲的蓄积中已经充满了能量，随时准备迎接现实中重大课题的挑战。

更有意思的是，这篇论文中关于“西方生活方式冲击”的分析，和对于“盲目排外”与“盲目崇外”的批判，在一年多后直接导致了中国新闻媒体的一场冲击波，也使王志纲从此跃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点。

如果说，这一论文尽管发表了，但仍然处于学术“囊锥”之中，并非“脱颖而出”；那么，几乎同时发表的论文即《传统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一文，就如同打了一个猛炮。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正在讨论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的一个课题：传统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乎改革大局的讨论，不少知名学者纷纷发表看法，有人认为是“产品经济”，有人认为是“军事共产主义”，有人则提出“根子在计划经济”，一时争论不休。

王志纲这一无名小辈，从偏远的西北挥笔参加了这一论战，他不畏惧“名人”、“权威”的定论，手持马克思方法论的利器，直捣问题的核心所在：我国僵化模式赖以依存的理论基础，单纯以“自然经济论”或“产品经济论”来解释是难以说清的。实际上，它是“产品经济论”、“自然经济论”、“战时经济论”这三种理论的混合体。三种理论来源不同，但其内容的共同点为：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正是这一共性，使三种理论具备了可融性。经过辩证的分析论证，他做出了理论概括：决定我国原有僵化体制形成、发展的传统经济观念，从理论上看，是“产品经济论”；从人们的实际理解上看，它衍化为“自然经济论”；从实践上看，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战时经济论”，三位一体，密切相依。三者从不同角度都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这一共性，构成了连接点，使它们能互相融合。尽管这一畸形“系统”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复杂，来源渠道不一，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产物。

所以，确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属性”，从理论上来说，不仅是对“三论”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对教条主义方法论的突破，是实事求是精神在理论上的体现和确立。这可说是王志纲崇尚“方法论”并倚此把握中国宏观问题的一个重要尝试。此文被《光明日报》选载，权威的《经济学周报》在转载时还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种概括，较为全面，有助于消除导致这种模式的多种因素。”

王志纲的“出鞘之剑”正待继续行动，忽然，来了一个重大转机。尽管在发表论文时，他用的是“王峙岗”这样的笔名，王志纲后来的引路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张选国，还是发现了“王志纲”的新突破。

在此之前，王志纲曾把想当新华社记者的考虑和岳父商量。岳父说：“你要真想进新华社，就到一个边远艰苦的地方去干。一是易被接纳，二是可锻炼自己。”王志纲托人把自己的几篇文章交给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张选国，没想到张选国亲自到兰州招贤，那篇引起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的论文就是“三顾茅庐”的动因之一。

那时，王志纲正忙于一对双胞胎的尿布清洗工作，且单位已决定派他赴日本研修经济管理，内蒙古分社已决定不去。每天要清洗几十块夹屎带尿的布片，确实令人头疼。王志纲却不动声色、应付自如，原来他发明了一个“尿布清洗科学法”——用一个大桶，装上发酵的洗涤剂，先把几十张尿片扔进去浸泡一个小时，然后一块块铺在水泥板上，用一个水势凶猛的自来水管顺势猛冲，清洗完一涮一烫一晒，居然井井有条。

王志纲还未来得及对这种“先进工作法”进行总结推广，爱才如命的张选国社长再度来到兰州，一日长谈，王志纲已无法推托。“士为知己者死”，他断然拒绝其他诱惑，握住了张选国伸过来的手。

从此，王志纲的人生传奇，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宁为鸡头，不为牛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生于江南黔西的山乡之子王志纲，从小就对天高野阔的蒙古草原，有着一种青年人的豪气、向往与冲动。然而，1985年10月，当他兴冲冲地踏上真正的塞外之土时，也许是季节的原因：秋风枯草，风沙漫漫，一片孤城。他在给林兰的信中曾写下了对呼和浩特的初步印象：呼市的污染很严重，每天，上万根烟囱向外排放着黄烟，早晚时分，天空一片灰蒙，大有连气都喘不过来之感。这个城市发育很不完全：第三产业很不发达，不仅饭馆少，就连理发店、电影院也很少。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点像狗熊，一入冬季，家家户户就将一冬食物尽数窑藏足实，一个冬天就靠仓库食物营生。尽管如此，别妻抛雏的王志纲，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征途。临行之前，岳父叮嘱他道：“一切靠你自己，谁不希望自己手下有精兵强将?!你只要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就有希望!”

新华通讯社这个中国的消息总汇，在全国有几十个分社、上万号人马。为了调动各种层次的积极性，新华社内部有一个评奖考核制度，凡记者写的消息、通讯、内参，如能评上总社一级的好稿，那就是有水平的象征。好稿又分一、二、三等，一等好稿获得者，就如中了状元那样光荣、骄傲。

王志纲所在的内蒙分社，青年人多，思想活跃，颇有朝气，领导人如张选国也十分开明，是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当然，也有一些陈规陋习。王志纲初来乍到，就有人告诫他：记者这碗饭不是好吃的，一般的情况下，学徒两年之后才能上路，苦熬八年才能掌握十八般武艺，你就慢慢熬吧。

王志纲早就把人生标尺定在了高处，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示：人们都说，当记者上路时间为两年，但我与一般人不一样(年纪大)，故不能有所懈怠。所以我的目标是三个月上路，即春节前，力争各种体裁的新闻稿都写上一篇，摸出个规律，明年则大刀阔斧地干出点名堂来。他的计划是：1986年在《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瞭望》以及新华社通稿上刊发自己写的报道50篇，而且一定要拿下一个总社级的一等好稿，几篇二等好稿，充分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当时，内蒙古自治区上下正在酝酿着同心协力办交通、开发千里草原丰富资源的宏图大计。“要想富，先修路”，各族人民抓交通、促开发的热情空前高涨。总体战略思想为“抓主干，连两翼；组网络，托全局”，开发内容为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一起抓，机动力、人力、畜力各种运输工具一齐上。在内蒙古境内，除了国家重点投资的大(同)—包(头)铁路复线改建工程和包(头)—神(木)铁路新线外，自治区计划投资项目为：一条线(集宁—通辽地方铁路线)，一条河(黄河内蒙古段航道整治复航)，十条路(纵横分布于区内的主干公路)，三座桥(跨度400米以上的大型公路桥)。

王志纲认为，交通不发达已成为制约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交通落后的问题不解决，对外开发谈不上，全面开发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他抓住这一热点题材，重拳出击，先后撰写了《为骏马插上奋飞的翅膀》、《内蒙古乡村公路建设成绩显著》以及由7篇稿件组成的内蒙古交通建设专页，分别刊发于《人民日报》、《瞭望》、《经济参考报》，引起全国注目。

在内蒙古察右中旗金盆乡，有一块神奇的土地，蒙古语叫做“灰腾梁”，汉语地名叫做“金盆”。“灰腾梁”即高寒贫穷的山区，“金盆”却是“聚宝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套用在同一块土地上，何故?

王志纲为了解开这个谜，专门踏访了一次“黄金之路”，发现这个“首富之乡”的致富来源就在于淘金砂。十几年前，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凭着一股“穷则思变”的勇气，靠十几把铁锹、几个手摇洗盘，淘尽灰腾梁的沟谷山岭，最后终于在一条大沟里找到了沙金。从此，这儿变成了“金盆”。

在《黄金路上的思虑》一文中，王志纲写下了他的探险记录：这是一条长约10公里、平均宽度两百多米的大沟。金盆乡的沙金主要就分布在这里。站在高处往沟里眺望，眼前的景象有点出人意料：大地一片疮痍，昔日被庄户人视为命根子的河川地，如今百孔千疮——从地底下翻出来的鹅卵石覆盖着四野，到处是深不可测的洞穴，遍地是隆起的沙丘土堆。据黄金管理部门介绍，这是缺乏有组织开采造成的结果，去年最高峰时，除国营开发外，这条沟涌入了三千多个淘金人。

时至仲春，这里是雪压冰封，寒气沁人。冒着内蒙古高原特有的刺骨寒风，淘金已经开始。来到了淘金现场，只见淘金者们五六人一组，先用铁锹和镐往下竖直打井，井沿同水缸一般粗，打到10至15米左右，3至4人下到井底，往横边采掘，两个留在上面，用辘轳将矿砂摇上来后倒入一条木制溜槽，然后不停地放水冲洗，冲掉大块的沙砾、土坷垃。再将沉淀在溜槽中的沙粒盛入一件当地人称“手摇盘”的筛子里，伸到水里不停地淘洗，泥沙涤尽，米粒大的一层沙金就呈现出来。在这金光闪闪的富矿面前，青年记者却看得更深、更远。他认为：缺乏组织的乱开滥采，直接经济效益虽然可观，但损耗了矿藏，荒废了耕地，“远期综合效益却很差”。更严重的是，在这个首富之乡，除采金之外迄今尚未开辟出一个新产业，黄金收入占总收入的90％以上；而根据地质部门的勘测，金盆的黄金矿储还有五六年就将枯竭。

于是，问题来了：黄金采完之后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采矿农民、乡和旗的负责人，对王志纲的忧虑都给予轻描淡写的回答：“顾不上这么多”，“这个问题留待以后”……短期行为症的流行，使人们只顾拉车，而不抬头看路。

专研《资本论》的王志纲，运用他的方法论，第一次对一个复杂的经济典型进行了深度分析，可惜他的预测并没有引起当地迷醉于黄金梦的人们的警惕与未雨绸缪，否则，应当有一家策划机构为他们策划一下未来的。

在内蒙古高原上生活，由于气候严寒，牧民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记者在采访之时，也免不了要与酒打交道。有一次，吉普车奔驰在草原小道上，王志纲忽然注意到堆积在蒙古包外的大量空啤酒瓶。过去牧民大都喝廉价的散装白酒，现在却整箱整箱地用汽车往蒙古包里运啤酒。啤酒、果子酒、高级白酒现已进入牧民家庭，并且啤酒有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趋势。

记者的新闻敏感往往就在一瞬间的捕捉之中，王志纲立即就啤酒在草原上的轨迹进行追踪，先后采访了当地一些乡长和酒类经销商，发现啤酒的销量在短短的两年中翻了五番。他为此写了一篇通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其中写道：啤酒在牧区的普及速度如此迅猛，既反映了牧民生活的新水准，也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威力。达茂联合旗旗委书记图布说：1970年以前，牧民即使有钱，也只能喝“白干”，因为那时见不到其他酒。如今，市场繁荣，流通扩展，五湖四海的各色酒在内蒙古草原基本上都能见到。图布说，仅啤酒，目前进入这个草原牧区的就有十几个省、市的产品，除自治区内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所产的啤酒外，还有来自北京、青岛的名牌啤酒。啤酒博得了牧民的欢心，为草原生活涂上了又一层美妙的色彩!美国著名的新闻学者卡斯柏•约斯特曾说过：“记者必须有一种天生的鉴别力，判别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主要、什么不主要，而且这需要一种推理能力，以便从暗示中得到某种假设，引导他去发现许多被环境和计划所蒙蔽的重要事实。”这当然指的是优秀的记者、记者中的佼佼者。

王志纲的理论功底与特殊素质，使他在短短几个月中迅速适应了记者这个特殊的职业，走完了一般人几年都难以到达的路程。他的文章、报道连续不断地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媒体上亮相，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在一次总社的编前会上，国内部负责人还点名表扬了王志纲。

来自北京的赞誉传来，内蒙分社的同事们免不了恭维王志纲一番，但王志纲心里明白：竞争才刚刚开始。分社的年轻人多，藏龙卧虎，平素压在“五台山”下倒也相安无事；而一旦脱颖而出，问鼎有望，彼此就难免刀兵相见，忌才者有之，倾轧者有之，无事生非者也有之。有一位蒙族记者，自恃优越，性格张狂，看出王志纲并非等闲之人，在意识上把他当做自己的“天敌”。王志纲的哲学则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不侵犯他人，也绝不向人示弱。在一次宴会上，那位“优越”者脸色铁青，要与王志纲比拼酒力，别人暗劝志纲不要硬上，但这个性格倔强的贵州小子，却毫不胆怯地连干8大杯，两人打了个平手。

当然，最根本的是要比本事、比业务。王志纲在给妻子的信中表明了他的人生哲学，他说：在干得出色有人说、干得暗淡了也有人说、中不溜儿却无人说的环境里，我自然是要选择“压群芳”之路的。这就叫：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在短短几个月中，王志纲尝到了“无冕之王”的风头与甜头。在大学与研究所里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些高官，在记者面前往往屈尊奉迎，亲自陪同开车下基层，每到一处众人都毕恭毕敬，认真汇报，而且好吃好喝，款待为上宾。

就在一年前，王志纲还是一个研究人员时，下乡调查在甘肃东乡县委招待所，遭到冷落白眼，差点住不下去。仅仅一年，人还是那个人，地位仍是一个兵，当了记者，待遇就有天壤之别，禁不住令他感慨万千。

然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王志纲在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了我火柴盒般大的一条关于内蒙公路成就的新闻，要知道，这篇新闻我写了4000字，其中还有几段颇为得意的理论揭示，可一刊出，“精华”被砍得无影无踪，光剩干巴巴的几串数字。更有甚者，连人名都不给署，只有“据新华社”几个字。旁边人还说“够意思了，用在头版”，我却气得够呛。就此，对中国的新闻算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打算日后多给《瞭望》这类能显示实力的刊物写文章，少写什么通稿。类似这样“够呛”的事，在王志纲写新闻通稿之中，发生过多次，因而使他对所谓“通稿”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以至于后来曾公开表示：不写通稿。

当然，不写通稿不等于不求上进，王志纲在另一封信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多发稿、发小稿固然有名有利，能当好一个标准的记者。但这种鸡零狗碎式的记者太乏味，太普及了。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响，并在新华社站稳脚跟，最佳出路在于攻好稿，特别是攻名稿。这是一条“技压群芳”的捷径。

“大文章”一炮打响

很快，机会来了。当时，在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倡导下，一种“把握大局，调查研究”的采访报道方式应运而生。每年，总社定期从全国各地分社中抽调有胆识、有朝气、有功底的年轻记者，集中到北京培训，选择当年全国性的“热点”、“焦点”问题，组成“小分队”，分头出击，横空南北，纵贯东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形成一批“轰动”性的报道。这是穆青立足于发掘人才、培养名记者的一着妙棋。

正是由于“小分队”的组建，偏远地区有才华的记者才有了到北京去打擂台的机会。王志纲是幸运的，他才调到新华社三四个月，就碰上了1986年小分队的组建之机，内蒙分社慧眼识英才，大胆推荐王志纲北上参加工业小分队，让王志纲有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崭新天地。

当时，王志纲已有一个秘密计划，准备自己选题搞一次“黄河流域调查”，从青海发源地一直追踪到山东入海口，最后汇总为一本书，名为《黄河万里行》。他还想就神秘的大兴安岭进行一次探秘，写出一组《大兴安岭的昨天、今天、明天》的系列报道。这两组报道都带有深度报道的调查性质，正符合他“攻好稿”、“攻名稿”的目标。

然而，“枪声就是命令”，小分队的召唤就如同赛场上的起跑令，使30岁的王志纲充满了热血的冲动。“三十而立”，他知道，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又一个转机到了，是骡子是马，北京擂台上见。

1986年4月1日，各路精兵在北京宣武门新华社的9号楼会师。不少分社推荐上来的都是年轻人，总社国内部一位领导对此颇为失望，在会上说：“小分队必须是精兵强将，否则就要砸锅。有些分社随便派一些小青年来，完全是马虎应付。”王志纲听出这话多半是针对自己这类“无名小辈”来的，他暗暗在心里较劲：咱们走着瞧吧！

小分队两人一组，配对调查。和王志纲搭配的是黑龙江分社的谢金虎，他是北大荒兵团知青出身，当时已33岁，每年均有几篇报道获总社好稿奖，是东北记者中几个“小老虎”之一。最初，他对王志纲也没有多大信心，可是王志纲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放心，你和我搭档，决不会吃亏。”

重要的是选题，一些当时的“热点”题材，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分配给王志纲、谢金虎的，是这样一个既难以轰动又难以下手的题目：改革开放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

调查的背景是：当时有的人对改革开放的“副作用”多有指责。认为：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来了，是自己冲垮自己。有人在考察了广东、深圳等特区以后，竟然痛哭失声——除了国旗还是红的，一切都改变颜色了。

题目是颇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色彩也很重。王志纲毫无怯意，他早在一年前，已对“生活方式”进行了一个宏观的中西考察，对“西方冲击”有了一个理论分析。他决定迎接这个挑战。

按当时一般记者通常的采写惯例：心中有了点子，只要下去找几个例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写稿子了。但王志纲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在一片光辉灿烂中肯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而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也说不定会长出一朵鲜花。用一个角落来证明阴暗如同用一朵鲜花来证明纯洁一样，都是实用主义的。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反映时代真实，就必须大跨度地、立体地透视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

他们选择了广东作为考察地。广东，8年开放，香香臭臭。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大浪淘沙?两人带着满脑袋问题南下探秘了。

1986年4月16日，在蒙蒙细雨之中，两个“北方佬”踏上了这块众说纷纭的土地。进入广州市最繁华的中山路，犹如进入了“爪哇国”，话听不懂，文字招牌也看不懂，什么“肥佬裤拍卖”、“中国最新潮服装”之类的广告触目皆是。十来里的一条大街，灯红酒绿，红男绿女摩肩接踵。“美容院”、“美发厅”、“游艺中心”鳞次栉比，“炖老猫”、“蛇羹”等古怪小吃不时可见……

10天后，王志纲在一封信中写下了他对广州的初步观察：广州给我的印象远超出我对它的想象——这是一座充满活力、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好地方，在北京时，常见到用廉价白粉抹脸、涂唇红、描眉毛的女郎，人们说这是从广州学来的，我当时就想：既然北京都“普及”到这个程度，广州“港化”之甚该是令人不敢想象了吧?孰知徜徉于广州街头，浏览了成百上千女郎，竟然没遇到一个描眉抹唇红的人。更令人感慨的是：广州人的穿着打扮简单朴素，大方实用。虽款式众多，但注重实用，毫无内地赶时髦之人穿着上那种叠床架屋式的印迹。在广州著名的“文明一条街”——南华西街，采访时，他们对广州精神面貌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老广州有句话说：“有钱人住东山，没钱人住河南。”所谓“河南”，即珠江南岸的那一片古老拥挤的街巷，南华西街便处在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原来是一条住房拥挤、巷道狭窄的街道。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街面上，居住着七千两百多户人家、近三万人口；街道下辖75条小巷弄堂，大多狭窄得不能通过一辆大车，而且还是污水横溢、蚊蝇乱飞的天地。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两位青年记者看见了一条乐园式的新街道。从1980年起，经过6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这里实现了绿化、美化、净化活动，使这条古老的街巷处处芳华，成为闻名羊城的“绿街花巷”。

徜徉于这条绿街花巷，触目皆是奇花异草，环境整洁，鸟语花香，宁静清幽，俨如一座都市里的村庄。居民们美化生活的热情令人叹绝：狭窄的地段，贴着墙根垒起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花坛花基，栽上各种花木；稍稍宽敞点的转角处，则建起一个个园林小景：“龙腾画壁”、“锦带环珠”、“红楼绕绿”，名字取得传神而又形象，还有追逐雀跃、天真活泼的孩童。

如果说这还是“表面文章”的话，那么再深入到人的心灵看一看。

入夜10时，喧闹一天的马路刚刚沉寂下来，突然又从四面八方响起了车铃声和欢笑声，只见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又汇集到马路上，每天由数十万从夜校放学的年轻人造就的这股车流，被广州人称为“第三次交通高峰”。南华西街十之八九的男女青年，天天出现在“第三次交通高峰”中。

这些年轻人在学习企业管理、外语、财会、幼教、旅游服务、建筑设计、电器修理等课程。他们的学费，除少数单位选送的青年由单位供给外，大部分青年都是自己出钱的。街道办事处也舍得花钱，每年投资二三万元，建设学习中心，聘请教学人才，购买教学仪器，还办起了图书室。

更有震撼力的，是广州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现身说法。王志纲、谢金虎此次采访摒弃陈规旧习，没有找过一位省市负责人。他们认为“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从下而上建立的”，也应该从下而上进行审视。因而，在广州采访，他们深入到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街道、居委会、家庭，采访的全部是基层干部、群众，有青年工人、妇女、街道干部、学生，最大的不过是个区长。感受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一谈起改革开放8年的历程，许多人都感慨“冲击可大啦”。什么“进口货冲击”、“牛仔裤冲击”、“录像带冲击”、“向钱看冲击”，都是群众活生生的语言和感受。

一位海关人员向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以前，罗湖桥头最畅销的货物有两样：扁担、尼龙包。当时，海关规定入境携带货物限重35公斤，内含食品10公斤，然而，经常有人突破。由于携货太多，人们到此大多要买上一根扁担，几个大尼龙包。所带货物以布匹、旧衣服、食品居多。食品除面包干外，花生油、猪油渣也成罐成罐地往内地带。有一次，一个福建籍华侨老太太晃悠悠地挑着两个大尼龙袋入境，里面装的猪油渣超重，看到她那劳累不堪的神情，海关人员问：“您老这么大年纪，还千里迢迢地带这些肉渣，值吗?!”她说：“值!这东西在家乡可是稀奇货!亲友们没肉吃，能吃上这东西就谢天谢地啦!”国内与国外的差距，海关这个窗口反映得再明了不过了!

“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这位工作人员说：“今年春节，国务院让我们对旅客货物进行摸底。结果令人惊讶：入境者携带行李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携带货物量不足20公斤，一般食物和旧衣服已基本没人带。入境者反映，这些东西国内已没有人要，要求能允许免税带一两件高档电器产品。与此相反，出境者携货五花八门，同前些年完全颠倒过来!”

这样一来，罗湖桥头的扁担、尼龙袋自然就没了生意。

还有一次，因采访途中突遇雷阵雨，王志纲、谢金虎拦住一辆“的士”。在车上，司机谈锋甚健，他们见缝插针，就广州出租汽车问题，穷追不舍。司机说：前些年，出租车刚发展时，由于车少人多，加之缺乏管理经验，广州出租车曾出现过拉远不拉近、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和欺诈旅客等现象。但这一两年不同了，出租车发展到近万辆，竞争格外激烈，司机实行经济承包，港客、外国客人数量有限，哪容你挑肥拣瘦?

不知不觉，车到目的地，“2块4毛钱！”司机关上计价器，掏出了发票，近两公里路程，两人共2．4元钱，服务还如此优良。值!

当时广州的出租汽车不仅价廉，而且服务质量在国内也是最好的。为什么好?有人说得益于车多，有人说得益于社会监督制度，有人则归功于出租汽车业搞了承包，司机同利益挂了钩。

王志纲则认为：“广州出租汽车业乃至其他行业服务质量优于其他城市，得益于商品经济较为充分的发展，得益于以等价交换原则为核心的商业道德得到了体现。这犹如一个苹果，半生不熟时又涩又酸，熟透则芳香扑鼻，广州是一个熟得最快的苹果!”

在广州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酒店，两位青年记者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跳槽，而且是大批人跳槽，跳槽者又大多是有本事的人。酒店总经理、德国人卜格大感困惑，追究跳槽原因，跳槽者的回答很简单：宁当小庙中的大和尚，不做大庙中的小和尚，在这里干得再好，弄个经理副职就到了顶，正职全是外资集团的人，没什么大的奔头。最后一条理由是：工作实践证明，我们完全胜任国际级酒店的工作。既然如此，我何不到有奔头的小一点的酒店去干一番事业呢？就这样，不到两年，酒店陆续走了几百个人。原以为自己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卜格感慨地说：看来酒店也得像邓小平先生倡导的那样，搞个第三梯队啦!

记者们认为，上述变化表明，广州经济已进入一个兴旺发达、良性循环的阶段，与此相适应，带有封建主义痕迹的传统观念，诸如“从一而终”的严重依附心理，人分上下尊卑、职业分三教九流的意识都受到了冲击。

冲击!冲击!冲击!王志纲、谢金虎在广州到处都感受到这种外来的冲击激发出来的内在活力。

冲击是刺激，是挑战；它让人惊惶，也让人兴奋；它也在传递着信息，使人明白，使人变得丰富。

经过对种种事例与观点的分析，王志纲归纳出这样一个主题：广州在对外开放的八年间，经受了三次冲击。但是，记者最近的调查表明，广州人不但胜利地经受住了这三次冲击，而且从外来影响中汲取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同世界的横向比较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树立了一些过去在封闭状态时所缺乏的有益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广州正更加生气勃勃。这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否定，也是对广东的“否定之否定”。王志纲运用他研究过方法论的长处，把广东改革开放的8年，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来观察，这就避免了片面性与主观性，给那些指责广东“物质丰富，精神沦丧”的二元论者以有力的回答。

6月初，奔赴各地的小分队陆续返京，大家都在紧张地整理材料，准备汇报选题。“打擂台”一决高低的时候到了。每队限定只讲半小时，而从广东“抱了个金娃娃”的王志纲却如江河泄堤，滔滔不绝倾诉了两个半小时……

没有一个人打断他的介绍。新华社国内部主要领导、那位原先看不起“无名小辈”的负责人，激动得坐不住，连叫：抓到一条大鱼了!全场的人都被这南方来的“冲击波”冲得摇摇晃晃，连连感叹：大题材、有气魄。

第二天，小分队正式向新华社领导层作汇报。素有“激情社长”之称的穆青，听了王志纲的一小时演说之后，也兴奋了起来，当场表态说：这个调查是成功的，记者进入了角色，钻了进去，赶快写出来，先发清样。

穆青强调：历史责任感，是新华社记者必备的素质；调查研究功底，是确立历史责任感的物质基础。只有经常地、深入地调研，才能避免人云亦云、乱刮风等恶习，最终才能当好一个人民的记者。他充分肯定了小分队这一形式的成功，“出成果、出机制、出人才”，同时也指出了要强化广东分社的力量，报道要与广东地区的重要性相称。

“穆青效应”的直接结果是，王志纲与谢金虎的广州调查赶写了内参，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修改后可以公开见报。随后几家中央级大报为争取发表权而你抢我夺。而由于穆青支持了小分队调查并强调了广东分社的报道地位，又使得王志纲的命运在两个月后发生了另一个重大转变。

8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对外开放八年勇敢迎接挑战——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的长篇报道，署名：新华社记者王志刚(一个月后王志刚才改为现名)、谢金虎。

文章概括了广州对外开放后出现的三次冲击波：20世纪70年代末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冲击”，1983年左右的“西方文化冲击”，1985年前后的“唯利是图思潮冲击”。而结果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诱惑力减少，西方庸俗文化的影响逐步削弱，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潮渐居下风。

《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一篇激情洋溢的评论员文章——《在波浪冲击中前行》：对外开放使我们从一个封闭的港湾中驶出，进入了世界文明波涛汹涌的海洋，阵阵浪潮扑面而来，形成了一次次冲击波。

在冲击面前，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州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可谓首当其冲。记者从那里带来的材料，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说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经受得住外来冲击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绝不会一冲就垮，它有足够的内在活力来迎接一切挑战。

这种内在活力，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激发出来，只有在经受冲击中才能得以显示。一方面，开放带来冲击；另一方面，开放又赋予我们以经受冲击的力量。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在新闻界也产生了一股“冲击波”。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公开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赞这一篇广州调查“不但观点抓得好，而且十分鲜明，材料丰富，说服力强。能从高处、大处着眼，全面地反映出广州在对外开放八年间的基本面目……广州一定能在波浪冲击中继续前行”。

而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也对“冲击波”一文进行了肯定的评价。他对英国记者说：我介绍你看一篇近日各报都刊载过的文章，题目是《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通过这篇报道，你能了解到，我们在实行开放和改革中得到了很多东西，但也碰到了不少问题。国内外三十多家报刊转载《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许多群众来信称赞这篇报道。

一封读者来信说：“《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以及评论员文章《在波浪冲击中前行》是几年来少见的好文章……有极为深刻的内涵，对我们目前如何对待改革、理解改革和如何改革均提出了有益的启示。”

另一封读者来信说：“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是生硬的说教；既如实地揭示了矛盾，又指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广州的经验，对办好经济特区、对全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冲击波》发表的时候，王志纲已经回到内蒙分社，正在奔赴大兴安岭采访的途中。他是在连夜搭乘的火车上听到“新闻联播”介绍他这篇文章的，此时，真是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几年前，当新华社著名记者郭超人发表《历史的审判》这篇宏文之时，刚从兰大毕业的王志纲，在老岳父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郭超人能写《历史的审判》这种大稿子，我王志纲为何就不能写《审判的历史》这种大文章呢?”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三十已立，王志纲终于在全国一炮打响了。

3个月的“小分队”实践，王志纲与谢金虎一共发表了4 000字以上的报道15篇，《冲击波》获当年新华社一等好稿，质量与数量“双夺冠”。原先觉得与王志纲搭档“吃了亏”的谢金虎，乐得嘴都合不拢，连连表示：找到你这个好搭档，运气!运气!

这是王志纲人生中的一次“奇袭白虎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回顾：人的潜力相当大，起码我认为自己的潜力是很大的。若我继续留在社科院，虽可成为那里的佼佼者，但却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若我一直待在内蒙分社，虽能成为内蒙分社的好手，但在新华社系统却只是一名小卒；而一旦让我登上新华社这个大舞台，我照样能成为一个佼佼者。这个佼佼者的层次和分量与前面就大不一样了，故曰：志当存高远!竞争目标应树得远大一些!

感谢机遇为我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天地，在这个擂台上，我能随时享受到击败对手的胜利喜悦，因为，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弄潮儿!

南下“新闻的海洋”

正当《冲击波》声名远扬之际，新闻界内部却为此掀起了一场争论。《人民日报》社的评报栏上贴出了一些批评性的评报意见书。其中有的意见十分尖刻：

“新华社的这篇谈‘冲击’的报道，通篇散发出一股陈腐气，似乎广州改革开放的现实，是某种历史旧状的回归，是某种旧物的印证。本报评论员为它贴了一块漂亮的补丁，可惜鲜花插错了地方。我们应该多登载那些报道现实生活顺应改革开放大势的新闻，少登载那些歪曲开放、改革事实去论证某种‘天条’正确的杜撰之作。”

当然，也有一些人站在肯定的立场上出来主持公道。由此在上海的一家公开刊物《新闻记者》上居然发生了一场关于《冲击波》的笔战，在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注脚。

此时的王志纲正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追踪新的新闻线索，他并不知道北京、上海的动态，但是，他却凭本能预感到：《冲击波》一文带来的冲击波并没结束。他在日记中写道：“起码得持续到年底，好戏还在后头！”

赴大兴安岭探秘是王志纲自选的调查，他单枪匹马独闯关东，料不到因《冲击波》正好发表，使当地把他当成“大记者”来接待，顿顿大酒大肉，差点把肚子都吃坏了。王志纲在日记中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他写道：不知是什么时候兴起的规矩，每到一个单位采访，对方必得“热情”地请你吃一顿饭，陪吃的少则五人(盟委常陪人员一人，主管部门一人，司机一人，被采访单位二人以上)，多则两桌。席间，鸡、鸭、鱼应有尽有，一桌不上十二三个菜绝不罢手。最可怕的还是酒，成箱的啤酒、成瓶的白酒，劝酒的词儿有的是，“中央来的王记者”是法定中心人，简直没法脱逃。不喝吧，大家会闹不愉快；喝吧，又喝不了——人们还美其名曰：我们内蒙人实在！其结果，挥霍民脂民膏，陪者吃得油光水滑，我这被供请者则被弄得十分苦闷——内蒙古的“这种热情”我算是悉数领教了!这种种感受在两三年后，促使王志纲写下了一部调侃世情的《中国“食林外史”》。

而当时，他的兴趣在于调查的历史价值，他准备写一篇名为《走上高高的兴安岭》的报告文学，踏访蒙古族的“千古之谜”，考察“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移民方式”。

没想到，在南方来的养蜂户基地，却有意外发现。王志纲本来是带着猎奇的心情去的，孰料这富有浪漫生活色彩的“追花人”此时正身陷困境，而又求告无门。记者的良心和责任感驱策他下午加了个班，写成一个题为《东北铁路沿线蜂箱积压严重，南方蜂农求告无门叫苦不迭》的内参，并于当夜发往分社。

在北大荒的一片沼泽地里，有一个已建立32年的劳改农场，由于其性质而被命名为“保安沼”。王志纲在大兴安岭采访的同时，专门抽出时间探访了这一神秘的所在。

这是保安沼地区关押成年犯人的一所监狱。铁门紧闭，高高的围墙，墙上装有电网，岗楼里有荷枪的士兵。

进入铁门后王志纲的感觉却同进门时大不一样。如果不是铁门电网提示这里的性质，眼前景致俨如一所学校：宽阔的庭院中央辟有花园，庭院两侧排列着砖瓦结构的平房。

犯人的宿舍面积一般有两间教室大，睡通铺，每间宿舍二十多人，实施军事化管理。每间宿舍均配有电视和报纸，电视只能在规定时间收看。宿舍十分整洁，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床铺陈设整齐划一。能显示个性的物件是：有的犯人床上放有吉他，有的枕边压有文化书籍，更引人深思的是，一个犯人把自己父母的照片也带进来，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

王志纲进一步了解到，同“文革”前的犯人相比。现押犯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年纪轻，35岁以下的犯人占犯人总数的72％，20岁左右的占了一半；二是文化低，绝大多数人实有文化程度达不到小学毕业水平；三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者多，家庭教育不力。上述特点致使这些人表现出凶悍、蒙昧、做事不计后果的特性，逃跑、抗拒劳动、打架斗殴的行为不断，使管教工作难度增大。他在报道中写道：过去，监狱对犯人的管教主要是强制、高压。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日臻完善。在监狱，管教人员开始贯彻以往以法治监的总原则，犯人违反监规，有记过、警告、禁闭直至加刑等处罚办法。但无论怎样处罚，打骂犯人，则是不允许的。监管人员违纪打了犯人，必须公开向犯人检讨。经过七八年不懈的努力，以高压为特征的传统管教方法终于被扭转过来，以法治监、文明管理的劳改体制基本形成。

保安沼劳改农场有五百多名天津犯人。这些人大多是“二进宫”、“三进宫”(进狱二三次)的流氓犯，凶悍粗野，十分难改造。1986年春节，监狱方面用录像设备将他们的生活改造情况录成片子专门送到天津，让其父母亲人观看，又将父母亲人的嘱托录回带给他们。放映时，这些经常叫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的粗野汉子，竟一个个痛哭流涕，纷纷发誓要痛改前非，努力改造，重新做人。正当王志纲在大兴安岭发掘新闻题材的时候，在北京，一个决定他命运的机会又向他扑面而来。

由于穆青高度评价《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的稿子，并希望广东分社应与其“报道地位相衬”，能多出这样的大稿子，当时总社工业组组长、1986年工业小分队的组织者于有海就落实总社指示，牵线搭桥，让内蒙的王志纲去广东分社“加强重头报道”。

于有海是个识才、爱才、惜才的老编辑，在这次小分队之战中，他对脱颖而出的王志纲十分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敏锐的新闻触觉，文笔挥洒自如，思路新颖开拓，是个好苗子。“好马，就要放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驰骋。”于有海为此主动当了“红娘”。当时广东分社正苦于人才不足，捉襟见肘，于是，一拍即合。

内蒙分社的张选国社长，同样是一位心胸开阔、爱才惜才的领导，他并没有因为抽走了手下一名“先锋”而耿耿于怀，相反为王志纲找到了用武之地而高兴。多年之后，王志纲在谈到自己的人生轨迹时，仍念念不忘这两位良师益友：于有海和张选国。

“此去南海有三千，莫忘西北有高原。”1986年10月31日，豪情万千的王志纲写下这样的诗句，告别了内蒙大草原，直飞岭南广州，开始了他一个“新客家”的生涯。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几百年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放逐到广东惠州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而今，王志纲客居岭南之后，却多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广东和内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的时间差几乎可以以十年甚至十年以上计。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广东是个新闻的海洋，新闻题材俯拾皆是。广东分社多年来为何没有大出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是：零敲碎打的报道分散了人们的心力，有鉴于此，我在此不准备多写小稿，主要精力打算放在经营大稿上，半年一篇，不发则已，一发惊人!

广州，的确是一个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城市，在这种地方，若干不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来，真是枉为人!在广东分社，王志纲被分到工商组，在此以前，全组共两个半人，组长戚休，一名54岁的老记者。组员有青年记者小江，还有一位老同志，因其有病，故只能按半人算。戚休和小江对于王志纲的到来都表示了发自内心的高兴，特别是小江，与王志纲年龄相当，专业相同，脾性相似，此前虽只曾谋过一面，但一见如故。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从内蒙飞来的“贵州仔”看不惯，主要是心理不平衡，时不时冷落、排挤王志纲，给他一个“下马威”。

王志纲不管那么多，他一个猛子扎进“新闻的海洋”，一捞就一大把。

10年后，功成身退的王志纲回顾自己的新闻生涯，十分感激的人中又多了一个人物，这就是原广东分社老社长黄绍进。他说：“那是一个开明豁达的老头。正是他的无为而治之策，使我有了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才能有今天的一点成就。若一开始就遇到一个不太喜欢部下有个性的上司，对你处处设防，你就成不了气候，那命运恐怕就得重新改写了。”

在王志纲发黄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当年对广州的调查思考：一、交通业现状——外部四肢发达，内部心肌梗塞

二、旅游业(国际、国内)刺激了餐饮业的兴旺

三、房地产，从公房管理的小天地里解脱出来

注意：

宏观指导思想转变之一：从乞求建立独立完善的体系，转变为扬长避短、加强协作，这样，广州才有可能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制定加强第三产业的战略。

广州经济的开放发展，促进城市功能的完善：开放对城市功能完备提出了国际化要求；开放为第三产业制造了市场；开放为第三产业引进了资金。

四、多层次消费及服务结构的形成当时广州正对发展战略进行定位，一种观点(主流派)认为：广州是华南经济中心，应以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业为重心；另一种观点(非主流派)则认为：广州应成为国际化都市，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成为金融、旅游、科技、文化、服务业的中心。刚到广州才几个月的王志纲，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发展第三产业的迫切性，并在提纲中把它作为重点。他对广州的商业、财贸改革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一连串发表了多篇有关第三产业的考察报道。

《顶着压力坚持放开》是一篇反映广州物价改革的报道。在总结了“放——活——贵——多——降——稳”的改革规律后，他写道：从事物价改革就像进行一场艰苦的拔河比赛，一方是习惯力量，一方是改革力量。既然上了阵，就得抱定非赢不可的决心。改革一方若顶不住另一方的拉力，轻易松了手，到头来不仅连原有阵地都保不住，还会被弄得人仰马翻。另一篇考察广州蔬菜市场的文章则意味深长地揭示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变化：放开前是一个脑袋想问题，计划种植、计划上市，计划总赶不上市场变化；放开后是市场调节，调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动脑筋、想办法。市场运转得出乎意料的好!统包不如放开，长痛不知短痛。新旧机制的转换要经得住阵痛才能成功!更为生动的是对广州夜生活的考察：晚上9：00，北京、上海等城市大多已是店铺关门、路人归家、街巷冷清的时候，广州的街头却灯火正明。

各种档次的音乐茶座、影院舞厅、电子游艺室等娱乐场所竞相开放，灯火辉煌的商店、酒楼，热气腾腾的大排档(个体饮食店)、餐馆，争奇斗妍的露天灯光夜市，更是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夜景图。

激烈的外在竞争环境和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驱策出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和无微不至的服务精神，这是广州服务业生气勃勃的奥秘。而这一格局一经形成，就能产生一种奇异的良性循环效应：经营者吸引消费者，消费者吸引经营者。相互吸引的最终结果是：适应人们生活需求的夜市蓬勃发展，人们的娱乐生活内容日益丰富多彩。1987年初，一年一度的小分队战役又开始了，王志纲受命与另一名记者一起进行“中南五省区消化引进技术的调查”，这一调查的成果是三篇颇有分量的报道，提出了“联合开发广东的引进成果”、“从一只羊身上多剪几茬毛”等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就在调查过程中，对经济生活十分关注的王志纲，却顺手抓住了两条活蹦乱跳的新闻“大鱼”。在湖南长沙一次便餐时，人们闲聊中的几句话引起了王志纲的兴趣：100万人口的长沙市，今天吃豆腐靠的竟是安徽来的“农民个体户”；安徽农民在长沙做豆腐，河南农民跟着发了黄豆财；河南人在长沙贩黄豆，河南驻马店一带的黄豆生产随之大发展……有人还念了一句打油诗：河南黄豆安徽工，得利长沙百万人。王志纲灵机一动，抓住不放，走访了各界人士，探清了这奇妙市场的形式、它的孕育发展史及呈现出来的“连环套”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长沙的豆腐严重供不应求，一卖就排长队。供求失调状况加剧，豆腐店的服务态度就恶劣。晚开门、早关门、走后门，豆腐成了紧俏货，人们的牢骚更大了。

安徽省有个能人彭仁章，趁机打入长沙，开办个体豆腐作坊。每天加工的2500公斤豆腐均一抢而空，一个月下来，净挣1000元。安徽老乡闻讯蜂拥南下。

长沙市政府不失时机，颁布了国有、集体、个体“一视同仁，提供服务排忧解难”的“绿灯”政策，更使安徽人如鱼得水。短短两年多时间，进入长沙的安徽豆腐大军就达到了一千两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安徽和县人。

随着安徽豆腐工的进入，长沙国有豆腐店简直一败涂地，溃不成军。许多店已缴械投降，或关门或经营他业。

面对这一竞争格局，王志纲又请长沙市负责人发表看法：要通过改革来释放国有豆腐商店的活力，从而形成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格局，但绝不因此迁就国有豆腐业，更不能为保国有而压制个体豆腐业。为了搞活长沙经济，长沙的城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

这篇题为《豆腐启示录》的长篇报道，在《经济参考报》上刊发后，引起了“新闻轰动”。

另一条“大鱼”是在武汉商场上无意中捕获的：“酷暑未至，记者踏访武汉市场。发现今年的饮料市场又有新动向，漫步大街小巷，易拉罐饮料充满商店、摊头，热销得很。据介绍，去年，这类高档消费品的大主顾还只限于少数宴席上的食客和舞会上的伴侣，今年一下子扩散到了‘寻常百姓家’!仅市糖烟酒公司这条渠道，今年3、4两个月光‘健力宝’一种饮料就销出4个车皮．共24000箱，远远超过去年全年总和o

“一个易拉罐只能装半斤左右的啤酒、可乐、汽水或其他饮料。这点饮料仅值O．3至0．4元钱。而一罐饮料售价是1．50元至1．60元，买一罐饮料。三四毛钱下肚，其余开销则伴随罐子扔掉了。”王志纲为此感到忧虑．这个从贵州山区闯出来的青年人，对正在兴起的一种现代消费形式，显然还不能适应。他写出了《冷一冷，易拉罐!》的报道．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就我国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水平而言，易拉罐罐装饮料是一种超前消费品。现在我国易拉罐的国产化问题还没根本解决。国内市场上的易拉罐大多是各个厂家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进口的。国内市场消费量越大，国家外汇消费越大。更令人忧虑的是，易拉罐罐装饮料在国内市场的热销，正在刺激内地许多饮料厂家上设备、换包装的‘竞争’热情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如焚。”《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等都发表了这一报道。当年，此稿获得新华社总社的一等好稿。

尽管从今天看来，“易拉罐”一文的断言不无偏颇之处,然而，作为一名记者，积极主动捕捉新闻的敏感．还是值得赞赏的。

“放眼向洋看世界”

1987年5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来广东分社检查工作，布置迎接党的“十三大”的重点报道，其中一个大选题就是：深圳蛇口工业区八年对外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他要求：以蛇口为镜子，折射中国的改革开放。广东分社决定让王志纲出马，与深圳支社的蒋顺章一起承担这一重任。

王志纲6月5日奔赴深圳，用了两天时间收集与研究了两尺多厚的有关蛇口的各种报道，他感到有一定难度。一是现有的报道已经很多了，对各个方面、各种人物都有过不少报道，因此，要突破已有报道的确很难；二是蛇口工业区领导班子内部矛盾很尖锐，管委会主任袁庚与副主任、党委书记熊秉权闹得不可开交，要采访他们很难；三是蛇口人对纷至沓来的土记者和洋记者见得很多了，由好奇变成了厌烦，由热情接待到十分冷淡，想深入挖掘更不容易。

王志纲认为，当记者就要接受挑战，超越他人，也超越自己。他们用近20天时间进行了马不停蹄的连续采访。每天挤着中巴到蛇口，冒着骄阳酷暑，到工厂、机关、宾馆，与外籍经理们恳谈，与工人们聊家常，到车间、码头掌握第一手材料。

经过对几十个当事人的深入采访，他们对蛇口的情况大致有数了，但是，还缺少对袁庚的采访，袁庚此时又不大愿意见记者。怎么办?有一天，得知袁庚在深圳市一家宾馆开会，他们趁机插入，向袁庚提了3个问题：“蛇口8年你感到最得意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你最大的问题和困惑是什么?”“你对蛇口前景有什么打算?”

袁庚高兴地说：“真不愧是新华社记者，问到点子上了。”这位年近7旬的开拓者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从晚上8：00谈到深夜12：00，还意犹未尽。

采访结束了，他们发现了以前对蛇口报道的不足，一是一好百好，没有反映问题；二是回避劳资矛盾、中外矛盾、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矛盾；三是缺乏从历史的跨度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和描写。

自己的稿子该如何呢?怎样才能既不重复其他报道，又超越其他报道呢?王志纲接连几天苦思冥想，都没有结果。每天黄昏，他都要去海滩散步，那里有座炮台，一尊铁锈斑驳的大炮，昂首屹立，炮口对着茫茫大海。当年林则徐、关天培指挥的中国军队，就是从这里向英帝国主义入侵军舰打响第一声号炮的。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愤怒的大炮没能阻挡住帝国主义的侵略。看着这尊巍然屹立的大炮，他的心渐渐亮堂了：就从大炮写起，写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写出历史的变迁，写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艰巨性、光明性。

王志纲在写作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不回避矛盾，不夸大成绩，不就事论事。于是，在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细节与场面：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了。我们的同志要到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学习“游泳”了。第一批投资合同的中方签约者，是从未见过合同的人；外商进来了，我们的谈判代表却直往后缩，代表们精通技术，却不通外语，他们怕见外商；英国剑桥大学代表团来到蛇口，我们的接待者正色相问：“你们是建多大桥的?”遇到美国人，有人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讲英语，美国讲什么语?”……

这些并非笑话。30年闭关锁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门突然一打开，我们的干部缺乏必要的知识。困难并不可怕：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行船中学习行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1982年前后，进入蛇口的独资企业相继投产，“社会主义的工人”和“资本主义老板”同时进入了工厂，两个相互隔离的社会形态和观念形态，此时通过特区这一形式竟捏到了一起。冲突不可避免。

“岂料国土又遭践踏!”——一家独资企业的工人在工厂的墙头写下了这充满怨愤的标语。

“我的工厂怎能让共产党的组织自由活动?！”对共产党心有疑虑的外籍经理们看到工厂里出现共产党的支部大为恼火。资方老板对工厂里的共产党支部书记“炒”开了“鱿鱼”，来一个“炒”一个，毫不留情。

1986年金秋时节，对蛇口前途曾忧心忡忡的一批老同志，又从北京来到蛇口。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他们惊奇地看到，这块土地并没有改变颜色，这里并没有出现旧租界的痕迹：外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从事着投资经营，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在外资企业里正常地开展工作，积极地发挥作用，工人们情绪稳定，勤奋工作，好学上进……经过七八年相互熟悉、相互适应、相互让步，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一个外商满意、工人满意、工业区满意的新型社会经济关系已初步形成。正是这一和谐的结构，支撑了蛇口的繁荣和兴盛。伴随蛇口的繁荣，外流的渔民回来了，变得富裕幸福；若干年禁而不止的偷渡口子，如今成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一个人际关系和睦、欣欣向荣的社会，奇迹般地崛起于与香港一湾之隔的半岛上。这篇近7000字的长篇通讯，从完稿到发表，竟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其间，差一点就“胎死腹中”。

原来，王志纲最初是把稿件作为新华社专稿送给《人民日报》的。这家报纸经济部主任助理小戴看了稿子以后很激动，很快推荐给了该部主任。他们都认为，新华社总结蛇口改革开放的经验行动很快，稿子也写得有气势。

8月中旬，在首都一些新闻单位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的经济部主任说：“感谢新华社给我们一篇很有分量的稿子。新华社在改革的宣传上又带了个好头。”后来，他表示，因为稿子重要，不但要配评论，还要加通栏照片，用一整版来发。

然而，到了8月下旬，还不见通讯见报，两位作者十分焦急，几次打电话催问。可过了几天，依然不见出来。后来听说，长篇通讯要总编辑签字，而总编辑外出疗养了。

到了9月初，《人民日报》经济部突然打电话给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编辑室，中途变卦，经追问，答曰：“本报记者也写了一篇蛇口改革通讯，我们很为难。”要拆新华社稿，上他们记者写的一篇通讯。

此事背景是什么呢?原来王志纲、蒋顺章到蛇口采访完之后，袁庚手下人不相信他们的写作水平，又专门请《人民日报》的一位名记者和一位研究生去蛇口，当贵宾招待，采访了两周。这两位同志采访完之后表示，蛇口的情况很难写出新意来。但是，他们回到北京，听说新华社已经写了稿子，他们也就写了一篇(可能还参考了新华社稿)。尽管这篇稿子写得不太理想，但《人民日报》的常务副总编说：“我们好容易才在深圳建立了记者站，正要搞这篇稿子创牌子呢。就是写得再差也要用我们自己的，而不能用别人的。”

了解这个情况后，为了挽救这篇稿，新华社决定让《瞭望》尽快编发。由于杂志发稿周期较长，王志纲又把清样送给发行170万份的《羊城晚报》，请他们看看。

与作者素昧平生的《羊城晚报》值班编委龚志瑾看完稿子后，连夜把作者请去，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推荐语：“通讯中运用各种事实，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特区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借助外资实现经济腾飞这条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行不行?”“在为数众多的蛇口报道中，这一篇立论高远，值得一读。”很快，9月13日的《羊城晚报》全文发表了这篇通讯，题为《放眼向洋看世界》。紧接着，《瞭望》第38期以《从蛇口看中国》为题，也发表了这篇通讯。

有趣的是，《人民日报》9月14日看到《羊城晚报》，次日就赶快把本报记者采写的同一题材通讯发表了出来。也许是赶得太急，忙中出错，在第一版大标题为《希望之窗》，到了第二版，大标题却变成了《希望之光》。当天，就有不少读者打电话提出批评。

相反，王志纲他们写的通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普遍认为，此稿一是有历史厚度，克服了就事论事的毛病；二是立足点高，气势磅礴；三是不回避矛盾，通过描写矛盾，揭示改革的艰巨性和必然性。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发展研究部负责人看到这篇通讯后，从香港赶至蛇口，邀请王志纲前往座谈，高度评价了此稿。他说：“蛇口8年，报道可谓车载斗量，但多为平面摇摆，入门者不多，你们这篇报道，可说第一个跨进了门槛。难得你是学政治经济学的。”他认为此稿把握住了蛇口发展的本质，将对蛇口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稍后，《蛇口通讯》全文转载了该文。

这篇通讯发表后，新华社深圳支社收到不少祝贺电话。深圳市委宣传部新闻处负责人说：看了这篇通讯，给予人们很大的启发。开放8年，关于蛇口的报道不计其数，可近年来却没有新的发展。而这篇通讯，用全新的观点，把蛇口的发展与经验提高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字里行间，感情充沛，笔锋大胆泼辣，针对性强，回答了人们对特区的忧虑。

1987年新华社评选好稿，《放眼向洋看世界》无可争辩地夺得了一等好稿的殊荣。

这一年，刚到广东十四个月的王志纲出尽了风头，获得了大面积丰收，总共夺得总社级的一等好稿两篇，二等好稿四篇，三等好稿十来篇，成为广东分社的“好稿专业户”。全分社文字稿好稿指标才五篇半(二等)，王志纲一人就将之全数囊括，还上了一等。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在一年前立下的目标：一鸣惊人，攻克人生中的第一个事业高地。

附录：《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

【编者按】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风向标、试金石、样板田、台风眼。

1986年，王志纲随新华社一个采访小分队来到广东调研，幸运地成为改革开放前沿的观察者。在这里，他近距离感受到中国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挺进过程中的一次次观念冲击，随后撰成《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讲述改革开放后，广东人在海外物质文明、流行音乐以及“唯利思潮”影响下所受的冲击和反应。

文章发表后，在广东引起震动。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曾专门隆重推荐这篇报道，认为这篇文章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

从此，王志纲个人命运和广东、珠三角紧紧联系到一起。在这湿润的南风吹拂下，王志纲最终由观众变为演员，换装下海，试水市场大潮……

《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

(原载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日报》）

物欲横流！有人惊叹：经济建设上去后，文明道德却沦丧了！

抵挡外来冲击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重新闭关锁国，而是鼎故革新、缩短差距、增强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过改革谋生存。

1978年，这是值得中华民族后代儿孙纪念的一个划时代的年头——漫漫近代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在没有外力胁迫的情况下，为图中华腾飞，向世界主动开启了紧闭多年的国门。

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后，一个复杂纷繁、光怪陆离的世界猛然呈现在一个因长期闭关锁国而十分缺乏心理准备的民族面前。因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心理落差，其冲击波，不仅蔓延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还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亿万民众日常的生活。习惯，受到摇撼；传统，出现断裂；习以为常的和谐、平衡，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着排列组合……

广州，这座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的古老城市，须臾间，由金锁铜关变成了开放前沿。八面来风，首当其冲，她承受得住这强大的冲击吗?人们议论纷纷，替广州担忧。

借助这个窗口，外国人要认识的是竹幕打开后的偌大中国；借助这一前哨，中国内线地带的民众关心的却是自己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悲叹：社会主义的广州这下算完了

1978年，开放前夕的广州，伤痕累累。十年浩劫，广州人罪加一等，一个海外关系“罪”，几乎使家家不同程度地受到磨难和牵连，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刚着手平反昭雪，许多人伤未结痂，不少人心头还在淌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乡经济长期停滞，安置青年就业成了一大难题，50万知青盼望回城，20万待业青年等待就业。这，就是“文革”留给广州的两个经济“硕果”。

对外开放的大门就在这种背景下打开了。

音讯隔绝多年的海外亲友们蜂拥回来了，一个活生生的西方被带了进来：从“三五”牌香烟到精巧玲珑的电子打火机，从折叠伞到电子表，从录音机到电视机……从小玩意到大家伙，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吃惊眼馋。海外来客处处显示出惊人和不凡的气派。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衣锦还乡、一掷千金的人中，不少人几年前也曾作为一名知青，在海南热带丛林中刀耕火种、开荒垦田；可是，当他们的那些留在国内安分守己的战友、同伴大多还在为求一席生存之地而苦盼、奔波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却“发”了……

各种信息似乎都表明：海那边，好地方。

羡慕引来向往，失望诱发悲观，反差愈大情绪愈烈。

1980年，广州市有关部门出了一个“广州好还是香港好”的讨论题，力图通过讨论将广大青年引导到热爱社会主义的正路上来，结果适得其反。

学校里，老师说广州好，学生说：我亲戚前年偷渡去港，走时两袖清风，回来却发了，月收入是我爸爸的十来倍，香港好还是广州好?老师语塞。

社会上，待业青年说：如果边境放开，80%的青年都会跑出去……

讨论进行不下去，只好半途收场。

“外逃风”刮得最猛的时候是1980年前后。广州市委的领导回忆说：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想往外走。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通过合法途径出不去，就成帮结伙，走非法偷渡这条路；身体娇弱的大姑娘偷渡不成，就开“南风窗”，通过婚姻这条路达到合法出境的目的。“在那时，二十来岁的黄花女外嫁六十来岁的白首老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这下算完了，社会主义的广州算完了。”广州团市委的领导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思想也很乱，我们这代难道就如此弱不禁风、一冲即溃吗?难道社会主义真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冲击吗?有人说，如果不开放，就不会生出这么多事来！难道真的是门开错了吗？！”

正当人们的思想陷于混乱时，省、市领导拿出了自己的见解：正因为我们落后才实施对外开放，抵挡外来冲击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重新闭关锁国，而是要除旧布新、缩短差距、增强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过改革谋生存。

1982年前后，形势出现转机，偷渡风逐渐平缓，以前外逃港澳的人出现回流势头，党政干部也不再惊呼年轻人“信仰危机”了。

奇迹是怎样产生的?人们环顾四方，通过冷静审视之后，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找到了。

在广州农村，以大包干为核心的农业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昔日被衣食所迫的千万农民，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基本实现了温饱，有的还进实现了“小康”。农村这个大头首先稳住了。

在郊区县城或街道小巷，借助对外开放政策，迅速崛起了众多带有现代化色彩的乡镇企业、街办企业，停滞了多年的广州经济开始复苏。

广州城区通过不断放开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措施，给衰竭的经济注入活力；个体经济异军突起，个体户大军依托农村丰富的土产，开起了成千上万家大小排档，撑起了“食在广州”这块金字招牌。一个百业兴旺的广州已具雏形。

“休养生息”政策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在这个背景下，50万知青得到了充分消化，20万待业青年实现了妥善就业。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格局初步形成。

是改革支撑住了广州，是改革产生的巨大威力增强了广州人的自信和对外来冲击的心理承受力。

冲击波就这么过去了，今后，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第二次冲击波袭来对，有人惊叹： 社会主义的广州全盘港化了

就像阿拉丁神灯高悬于广州上空似的，三四年前，对电视机、立体声录音机还很陌生的广州居民，在1983年前后，竟呼啦啦一下子基本普及了电视机、收音机，“遥控”、“调频”、“四喇叭”、“双声道”等电器专用术语，成了妇孺皆知的生活常用词。

电视、录音机等现代传播媒介“飞入寻常百姓家”，标志着广州居民的消费水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物质文明建设获得了质的飞跃，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具备了较高的物质保证。这本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大好事，可是，当人们兴奋地开启各种电器时，却犹如打开了魔瓶，魔鬼被放出来了——资本主义的庸俗文化冲击了广州。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昔日温文尔雅、安分守己的青少年一夜间似乎都中了邪、变了样，街头巷尾，冒出了穿牛仔裤、着港式衫、戴蛤蟆镜、提录音机招摇过市的青年……

“昏睡百年，国人皆已醒……”香港的电视台、电台，昼夜不停，通过每家每户的电视、收录机，免费将港台文化、西方文明传送给广州人。

港台流行音乐迅速排挤了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占领了各种乐坛舞台。姿势奇特的港味歌星出现在各种档次的音乐茶座，声嘶力竭，无一例外地喊唱港台与舶来的流行曲，在观众的口哨、尖叫加掌声的喝彩中，女歌星前俯后仰、转台打旋，男歌手龇牙咧嘴、台上打滚……“刺激”成了烘托演出效果的特种时髦。

中央台见不着了，传统音乐听不到了，广州，似乎完全被置于港台文化的覆盖网下。

黄色录像也乘虚而入，泛滥开来。

香港文化吞噬广州，群众反应强烈。广州市有关部门动手干预了。查禁了黄色录像，强拆了居民房顶的鱼骨天线……能使用的行政手段都用上了。可是，一到黄昏，许多在家中收不到香港电视的青年，却另辟蹊径，潮水般地涌向珠江南岸几个制高点的居民区，在这里，收香港电视不用鱼骨天线。

对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心态，广州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是这样解释的：

物质文明越发达，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越强烈。可旧的文化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人们这一合理要求。精神饥渴症和因先天不足造成的欣赏水平低下症成了人们的通病。文化禁锢一经解开，新的文化暂时接济不上，外来以通俗为特征的社会文化当仁不让地填补了这一真空。这是港台文化曾红极一时的主要原因。

的确，1982年的广州，国内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和广东两个台，播放时间就三个多小时，且内容贫乏、枯燥。可是香港有四个电视台，基本保持昼夜播放，虽格调不高，但节目生动活泼、无奇不有。在力量悬殊的竞争面前，你怎能阻止青年人好奇的选择呢?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怎么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的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针对有人将其归罪于对外开放、笼统要求查禁海外文化品的错误认识，明确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原则。与此同时，对旧有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在放开文化市场的同时成立文化管理委员会，将文化市场管了起来。

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内容日渐丰富，这不仅在量上逐渐满足了青年们的精神饥渴，而且给他们拓展了选择面。电影院，有众多国产片、进口片可供选择欣赏；电视上，出现了许多有吸引力的节目。此外，游艺场、音乐茶座、文化夜市和各种娱乐设施大量出现。选择面大了，鉴赏力增强了，自然不会被港台某些低劣艺术牵着鼻子跑了。

广州青年的体验是令人信服的。俗话说“饥不择食”，精神消费亦如此。摒弃低级、庸俗的文化艺术、娱乐形式，向往并追求高雅、健康的精神产品，是人类精神消费的总趋势，但这一大趋势的真正形成，则要经历一个启蒙过程；对港台庸俗文化的追逐，是先天不足的广州民众必经的启蒙过程；对港台庸俗文化的扬弃，则表明人们返璞归真，已开始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第三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惊叹：物质文明上去后，精神文明却下来了

改革开放，使多年平稳得近乎凝固的经济生活出现了巨大震荡；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在国营、集体经济旁边，迅速出现了独资、合资和个体三种经济形式。多种经济结构，撕裂了长期以来由单一所有制结构塑造的传统生活格局。

数百家外资企业进入广州。西方社会通行的用工制度也被带进来，“炒鱿鱼”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惊扰并威胁着平庸者、守成者习惯了的平静生活。

个体经济迅速崛起。14万个体户涌进了潜力无穷的第三产业。个体户大把大把地挣钱，令人眼红，但他们没有大锅饭可吃，没有铁饭碗端，经常要担风险，还有职业不是那么清高和体面。要保险和体面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财，要想发财就得放弃保险和体面。

乡镇企业、街办企业异军突起。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他们不惜重金，到处罗致人才。知识，大幅度升值；人才，日益受到尊重。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利润和竞争使几十年习惯于成天板着面孔做生意的商人们变得笑容可掬。官商一统局面的打碎使商业界终于产生出“消费者就是帝王”的商业精神。新兴行业无孔不入，迅速填补着消费空白。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等华贵去处向凡人敞开大门；东方乐园、音乐茶座、文化夜市……各施其能，各逞其长，千方百计吸引顾客；还有色彩鲜艳的“的士”，名目繁多的排档小吃……为了利润的主观目的，产生了尽心尽力为消费者服务的客观效果。货币，这个“天生的平等派”借助商品经济的旋风，以无坚不摧的冲力迅速瓦解了千百年封建历史遗存下来的人分尊卑上下、职分三教九流的陋习，同时，解除了困扰人们几十年的“花钱买气受”的忧心。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宾馆酒楼等豪华去处还甩不掉媚外抑内恶习，因衣冠取人、肤色取人而屡激风波的时候，就在这些城市成年累月在劳而无功地医治着“服务态度差”这一痼疾的时候，广州，却开始跨入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新时期。

经济生活的这些变化，使自然经济下形成的诸多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与新经济格局相适应的新观念纷纷出现，而“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庸俗观念也伴生而出。

物欲横流！有人惊叹：经济建设上去后，文明道德却沦丧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恐怕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啊!

的确，钱毁掉了一部分人。为了捞钱，有人违法乱纪、投机倒把；有人走私贩私，有人还贩卖黄色录像，毒害同胞；更有甚者，解放以来绝迹几十年的暗娼也开始出现。钱，使一些人昏了头，沉渣大有泛起之势。

金钱万能？！但这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广州不是香港，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已将社会主义的众多基本原则溶化在人们心目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广州虽然渴望发财，容忍发财，但不能容忍不义之财！

随着广州市公安部门对各种经济犯罪分子的不断打击，基本刹住这股沉渣泛起风之后，一个关于“钱”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在广州展开了。

有人说：钱是百病之首、万恶之源，不能让人们“向钱看”，“向钱看”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根本抵触的。有人说：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按劳分配的抽象化体现，只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避免不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孰是孰非?!

有识之士指出：重要的工作不在于阻止人们“向钱看”，而在于教育和引导人们如何去致富和富了以后怎样做人！

讨论澄清了是非，讨论使许多发财者知道了做人的真谛。

1985年春节，广州市个体户们自愿捐钱献物，为全市一千七百多位孤寡老人缝制了新装；一位瓷砖个体户，按国家税法一次主动补纳税款十来万元；一位小吃个体户，为解决学生吃早餐难的问题，放弃挣大钱的生意办起了利微费事的学生餐……致富不忘社会，致富不忘国家。“富了怎样做人”这一试卷，首先由先富起来的个体户解答了出来。

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之船又一次拨正船头，迎风破浪向前行驶。但在这个南北夹击、八面来风的开放环境中，她真能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吗?

三次冲击波过去以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凤凰涅槃——一个新广州再生了

广州人自豪地告诉我们：八年开放，数度冲击，不仅没使广州垮掉，而是凤凰涅槃——一个自卑、盲从、脆弱的广州在改革开放的熊熊大火中燃掉，一个自尊、自信、免疫功能初具的广州再生了出来。

变化首先从文化消费倾向这一风向标上呈现出来。作为外来冲击的产物，曾红火一时的上百家音乐茶座、酒吧、舞厅的生意开始冷清；曾响彻街巷的低劣港台音乐、劲歌金曲录音带不断贬值，代之兴起了格调高雅、艺术性强的艺术音乐；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自己创作的校园歌曲开始流行；书法、美术、摄影、花鸟等业余爱好团体和学校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上百人的大型团体目前已有23个，小规模的松散沙龙则不计其数。人们说，广州已度过饥不择食、盲目模仿的幼年期，进入了自强自主的成熟阶段。

在眼前这一派兴衰交替、枯荣更迭场景的后面，我们看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学习读书热方兴未艾，奋发向上、自强自主成了青年人追逐的时尚。

每天晚上，只要盘桓在广州市市区就能看到：十点左右，刚静寂下来不久的街面，突然像翻了锅——成千上万辆自行车潮水般地涌在大街上。车铃叮当，笑语应和，夜大、电大以及各式补习、培训班的学生下课放学了，眼前这幕场景，就是当地人引以为自豪的广州独有的“第三交通高峰”。

近几年来，广州市在劳动人事制度上进行的改革比较彻底：各行各业(包括部分党政部门)用工招考、量才晋级录用已成制度，另外，数百家涉外机构和企业进驻广州，把西方人认才能不认门第的用人观也带了进来。职业千差万别，收入高低拉开，选择的机会多了，竞争程度相应加强。过去可以靠老子、靠后门，而今却要靠本事。

数度浪潮冲击，数度冬尽春来。现在的广州人，从上到下，各行各业，谈到改革开放政策，眉飞色舞；谈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赞叹由衷，喜不自禁。他们自信地说：面对一次次巨大的浪潮冲击，我们也曾担忧过，甚至恐惧过，幸好我们没有退让。正是迎着冲击、震荡，继续改革开放的实践，医治了我们的盲从、怯懦等先天不足症，锤炼并健全了我们的心理承受力和消化过滤能力。广州的许多领导们说，在巨大的冲击波面前我们曾经忧虑、焦急过，但我们从未退让和动摇过。经过八年风雨磨炼、摸索总结，我们终于进入了从容面对冲击，牢牢掌握改革开放引导权的境地!今后或许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冲击波，但冲击波过后，广州将会更加壮美。

附录：《放眼向洋看世界》

【编者按】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出现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无人质疑。如今，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也被认为是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

然而倒退到20年前，社会上对于改革开放存在很大的争议。

王志纲的这篇关于蛇口改革的长篇通讯《放眼向洋看世界》，对改革开放流露出饱满的热情，选择了为改革鼓与呼。

千金难买回头望，站在蛇口看中国，孰是孰非自不待言，相信读者必有所感。

《放眼向洋看世界》

(载于1987年9月13日《羊城晚报》，第三十八期《瞭望》转载并改名为《蛇口看中国》）

在南海之滨，与香港比邻的一块荒滩秃岭上，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海滨新城、一个生气勃勃的外向型工业区。89家“三资企业”的陆续建成投产，“三个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办企业资金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外销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竞争意识，使这一弹丸之地充满了勃勃生机。她的资金回收率超过香港，人均占有外资额超过亚洲任何一个加工出口区。

这就是蛇口，这就是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探路船”、经济特区发轫地的蛇口！

赵紫阳总理来到这里，称赞蛇口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创立了一个不靠国家投资、高速度、高效益的“蛇口模式”。

南斯拉夫朋友称工业区是“一个伟大国家出现的令人感兴趣的新事物！”

香港钱总督尤德则感慨地说：“蛇口的变化节奏比香港还快！”

蛇口的实践，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振奋人们的精神，给人们以深深的启示。

多难兴邦

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找不到蛇口。它太小了，昔日不过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翻开中国近代史，却记下了蛇口的地位：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民族英雄林则徐、关天培指挥的中国军队，从这里的左炮台向帝国主义入侵军舰打响了第一炮。这尊曾显示过中华民族尊严的大炮还在，它昂首屹立，炮口对着茫茫的大海。岁月无情，如今它铁锈斑驳。今天它能向后人展示的，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和“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铁的历史规律。

1979年元旦，年过花甲的袁庚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待开发的蛇口工业区负责人的身份，踏上了蛇口这块土地。对面是繁荣的香港，脚下是一片荒滩，海湾里漂浮着偷渡者的尸体，渔村一片萧条。抚今思昔，袁庚百感交集：一百多年前，林则徐抗英兵败，痛定思痛，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希望打破闭关锁国的状况，求知识于世界，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清政府腐败，林则徐无力回天，中国人没能摆脱列强刀俎间鱼肉的悲惨地位。

三十年前，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团长，袁庚率部一直打到南海之滨，“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听着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庄严宣告，袁庚情绪激昂：革命胜利了，中华民族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日子不会远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目标还没能真正实现！

“我在70年代后期重新回到了香港工作。打开电视，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镜头：从内地偷渡过去的青年，男男女女带着手铐。那形象叫你看了简直欲哭无泪！”愧疚之情折磨着袁庚：“新中国成立那几年，许多香港同胞纷纷往内地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文革’十年折腾，现在的青年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偷渡前往香港。社会主义能这么干吗？”岂止一个袁庚，哪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在思考着中国的命运，思考着社会主义怎么搞这一根本问题。

蛇口面对的伶仃洋古称零丁洋。七百多年前，南宋名相文天祥抗元兵败过此，曾留下《过零丁洋》的悲壮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古多难兴邦！中国人是不甘落后的。奋发图强，实行改革、开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推向前进，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信念。这就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中国实施开放、改革的社会背景！

沧海横流

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如同从平静的港湾驶向浩瀚的大海。放眼海阔天高，低头波涛汹涌。前面的航道上有风暴、有暗礁。探路的船更随时有触礁、沉没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西方社会搞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我们才开始接触西方市场；西方企业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打磨了上百年，我们才开始进入这变幻莫测的海洋。悬殊的实力，不平等的竞争，这就是我们对外开放的客观环境。作为特区，唯一可以凭藉的优势就是国家和人民给予的特殊政策。新的事业对特区的探索者们将是个严峻的考验！

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了，第一批投资合同的中方签订者是从未见过合同的人；外商进来了，我们的谈判代表却直往后缩，他们甚至怕见外商。

三十年闭关锁国，人们对外界的了解太少了。大门突然打开，我们的干部准备、理论准备、知识和社会心理准备都是不足的。没见过的东西，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我们对外开放的起点。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行船中学习行船，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最大特点！

1979年，创办蛇口工业区时，基于招商局远洋船队日益扩大，航运配套企业前景看好的行市，蛇口的企业配置按航运要求布点：船用油漆厂、集装箱厂、钢铁厂……服务于航运的“三资”企业一下开办了五六家。跨入80年代，世界航运业一蹶不振。深刻的航运危机直接影响到服务于航运的企业。蛇口未能幸免。这是市场经济给蛇口的第一个见面礼。

首当其冲的是集装箱厂。这家由招商局和丹麦宝隆洋行合资运营，前后共投资500万美元、以生产海运集装箱为主的企业生不逢时，自1982年投产以来，因海运不景气及管理上的原因，持续亏损，每月平均亏60余万港元。1986年9月30日，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对毫无希望的工厂实行了清盘处理，解雇了领导无力的丹麦籍总经理转由中方承包。工业区排除了、清华大学毕业生、36岁的顾立基出任总经理。临危受命，年轻的总经理没有必胜的信心，但却有破釜沉舟的胆略。他放弃了前任丹麦总经理那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管理方式，大刀阔斧地实施了自己的改革：裁员百分之八十，“心狠手辣”；颁布了新的工厂纪律；同工人打成一片，同舟共济；让副总经理到香港市场找订单，鼓励他到处“磕头作揖”……半年下来，集装箱厂绝处逢生：税前利润实现60万美元，人均创利一万美元……

这就是蛇口创业的缩影！成功要付出代价，有挫折，更有奋起；有成功，更有艰辛。蛇口的探索路上，从来就不是丽日蓝天，风平浪静。危机，需要不少有棱有角的顾立基；危机，也为蛇口造就出不少力挽狂澜的顾立基。

蛇口就是靠这种精神，靠这些人才迎接国内外市场风浪的冲击。

适者生存

蛇口开发不久，就总结出“三个为主”的方针：以工业为主，为经济打下牢固的根基；办企业资金以外资为主，为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和压力；产品市场以外销为主，为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冲锋陷阵。“三个为主”的发展方针不断增强了蛇口这艘航船承受风浪的能力。

1985年，国家收缩银根，沿海许多第三产业“超前发展”的地区大受影响，膨胀的经济一下子跌入谷底，蛇口工业区“三个为主”的方针此时显示了威力，表现出强大的后劲。工业区经济稳定上升，取得了回收资金创历史最高水平的可喜成绩。进入1987年，国家压缩过热空气，工业区经济形势却是历史最好势头，上半年实现产值5.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出口总值达3.6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7.6%。回收资金4600多万元，为年计划的61%，比去年同期增加35%。

蛇口八年遇风浪而无恙的奇迹，引来了不少取经者。正当人们争相探究蛇口工业区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窍门时，蛇口的同志们抖出的却是两条令人瞠目的“经验”。

蛇口为什么能遇风浪而不翻船？一是因为蛇口的资金是借的。二是因为蛇口是坐在风口浪尖上！

同政府无偿拨款建设一个城市或一个企业的传统方式不同，蛇口工业区的创办者招商局是个企业，开发资金大多从银行、主要是香港银行借来的，利息甚高。“钱借到手，如坐针毡，晚上睡觉常常半夜梦里惊醒浑身大汗”，特殊的资金来源决定了企业谨慎的投资性格。蛇口人说：蛇口率先引进推广“基建招标承包制”，并不是我们高明，而且因为这种方式，具有工期短、造价低、质量高的优点，资金能迅速回收。特殊的资金来源不仅排斥各种不利于资金迅速回收的经营方式，还制约了宏观决策上的随意行为，限制了“一掷千金”的败家子作风，加强了投资的科学性。这是蛇口模式的第一条成功之道！

蛇口工业区地处中外两个市场、；两种经济体制的衔接部，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方向，竞争对手是资本主义企业，无异于坐在风口浪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市场机制下铁的经济法则。要发展，要生存，就得拼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要提高竞争力，首先就得轻装上阵。以住房制度为例：如果仍然沿用职工住宅统包统建、不及回收，吃“大锅饭”的办法，仅此一项就足以把工业区拖垮。于是，住房商业化、服务社会化这类改革在这里就有了紧迫感。另外，要提高竞争力，就得提高工作效率。一切不利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企业、社会运转速率的制度都得改。存在决定意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不是凭空喊出，而是这里经济生活实实在在的反映，实实在在的要求。

历经八年磨炼，蛇口人感慨尤深：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在没有比站在这面对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上感受得更强烈的了！不开放不知道改革的紧迫，不改革难以在竞争中生存；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只要进入世界商品经济的竞赛场，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来驱策你。这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对于一个企业如此，对一个国家、民族亦如此。

希望之窗

站在蛇口，可以眺望香港。八年前，蛇口第一批创业者登上这个半岛时，隔岸远眺：海那边的香港大厦林立；创业者脚下的土地却是破败荒凉。八年后的今天，一批蛇口人怀着自豪的心情来到海那边，从香港元朗往这边看：昔日那“少壮难留余老弱，田园荒芜鸡犬寂”的凋零景象已经荡然无存，崛起了一座繁荣不让香港的海滨新城，一座生气勃勃的新型工业区。

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座丰碑，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镌刻下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功绩；这是一剂良药，它治愈了许多同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种种担心和忧虑。

八年前，特区新办，外商外资的进入，曾触痛过我们相当一批同志民族自尊心。这也难怪，半殖民地社会一百多年的历史给我们民族心灵留下的创伤太深了：门户开放——帝国主义军舰长驱直入；洋人进来——凭借治外法权耀武扬威；租界的屈辱、洋务运动的失败……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特区初办时的现实，也似乎给人们的担心提供了佐证。

1982年前后，进入蛇口的外商独资企业相继投产，特区由蓝图开始变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工人”和“资本主义的老板”同时进入了一家工厂。工人要按“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习惯进行劳作；外商则要按资本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实施经营和管理。矛盾不可避免。

社会主义国家办特区这条路，究竟是否走得通？借助外资实现经济腾飞这条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究竟成不成？对蛇口的评论沸沸扬扬。有人断言这将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新洋务运动”，有人回忆起旧中国的“租界”，怕重蹈覆辙。

1984年年末，蛇口工业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的几十名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拒绝上工。他们要求加工资，对有的外商采取的随意延长工时等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件事震动了工业区：外商束手无策，其他外商也忧心忡忡。人们把眼光转向工业区领导部门，看他们怎样处理这个难题！

工业区工会派员迅速赶到工厂，他们开导工人：当事的外商是我们请来的，是我们的客人。双方之间发生问题应协商解决。同时，他们同外商交涉：严格管理不等于苛刻管理，追求利润要合情合理，工人的正当要求应经常考虑……结果，劳资双方作出必要的让步，一场风波就这样以西方人不可思议的处理方式，不到一天时间就平息了！

工业区开办以来，工业区工会以国家大局为重，顺利解决了企业里大大小小的劳资纠纷，有力地保证了特区政策的顺利执行。外商、工人、工业区三方经历了从陌生到认识，从对立到理解，从别扭到适应的阵痛，进入了一个和谐运转的境地！

1986年金秋时节，对蛇口前途曾是忧心忡忡的一批同志，来到蛇口。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他们惊奇地看到，在蛇口这块土地上，外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从事投资经营；工人情绪稳定，勤奋工作，好学上进……经过七八年相互了解、相互适应、相互让步，一个外商满意、工人满意、工业区满意的新型社会经济关系已初步形成。正是这一和谐的结构，支撑了蛇口的繁荣和兴盛。

伴随着蛇口的繁荣，外流的渔民回来了，生活得幸福富足；若干年来禁而不止的偷渡口子，如今成了通向世界的通道。一个人际关系和睦、欣欣向荣的社会，奇迹般地崛起于香港一湾之隔的半岛上！

“七年弹指一挥间，蛇口一改旧容颜；它山之石可攻玉，特区屹立天地间！”一位老战士给蛇口留下了这首热情洋溢的诗歌。

附录：《中国食林外史》

【编者按】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发现问题，针砭时弊，是一名记者神圣的职责。王志纲南下“新闻的海洋”，并未被这片躁动的土地上追逐财富的狂热洪流所席卷，在为改革发展擂鼓的同时，他也批判混杂其中的肮脏和愚昧。在《中国食林外史》这篇文章中，王志纲将透视洞察的眼光和分析批判的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