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贾谊不是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岁，汉王朝乃至中国的历史或许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贾谊，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
拿现在的标准看，贾谊绝对算得上西汉初年的全能型“学霸”，《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曾记载：“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学而优则仕，作为一名学习优秀的好青年，仕途是贾谊最理想、最正确的向上之路。果然，在他二十一岁时，经河南郡守吴公的推荐，被汉文帝刘恒召入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也就是皇帝的智库人员，主要负责为皇帝释疑解惑出谋划策，这需要他通古博今。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舞台。
之所以称贾谊为全能型“学霸”，是因为虽然他从二十一岁进入政坛，到三十三岁英年早逝，时间不长，区区十二年，但他留下的政治、经济、民生、国防的各种政策性遗产比比皆是。贾谊死后，他的不少理念和政策相继被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一一落实执行，可以说为汉朝的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在中国文化史上，贾谊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却是“怀才不遇”，他才高遭人妒，受庸臣权贵所排挤而被贬。后世文人李白、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每当中国文人感到自己怀才不遇时，都习惯性地以贾谊自比。但要知道，贾谊的被贬，可是被称为“千古明君”的汉文帝的旨意。那么，究竟是汉文帝一不小心出了昏着儿，还是贾谊自身的时运不济呢？
告状的是同一批人，为何结果两样
年纪轻轻便入京为官，贾谊起初只是个六百石的博士，但在博士的职位上，他的才华显露得非常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每次汉文帝提出一些问题，那些年长的老先生都无话可说，而贾谊却能一一回答，人人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博士们都认为贾生才能无与伦比。汉文帝“爱其辞博”，意思是善于文辞而博识。不到一年，贾谊便被越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那时，贾生的意气风发是可想而知的，年轻人得到赏识，自然是一腔热血，想为开始勃兴的汉王朝贡献所有的才智。于是，他给汉文帝提出了第一个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这四件事，都是折腾全国的大事，仿若如今的改宪法、换国体、机构改革一般。
汉文帝有没有听呢？没有。《史记》称“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意思是说，皇帝刚刚即位，以谦让治国，无暇顾及。
毕竟这是汉文帝继位的第二年，不去动前朝的那些规章制度，继续与民休息，自然可以让那些拥立他的功臣、老臣很满意。
其实汉文帝还是欣赏贾谊的。
《汉书·食货表》中，记载了贾谊对当时重商轻农的风气十分忧虑，向汉文帝谏以农为本：“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意思是说，大汉建国已近四十年了，国库和私人积贮数量之少，仍然令人悲哀痛惜。一旦老天不按时降雨，百姓就惶恐不安；年景不好，没有收成，百姓或者出卖爵位，或者自卖儿女，换粮度日。此类事情，陛下已经听到了，哪有天下如此危险而主上不惊惧的！
汉文帝被贾谊的话所打动，于是下诏举行“藉田”仪式，亲自耕种做表率。于是上行下效，农业地位不断提升，不少工商业者、游民都改为从事农耕。很快，国家就有了积贮，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力。
或许是因汉文帝爱才过度，拔擢过甚，越格提拔后仅过了两年，汉文帝便想升贾谊为公卿。何为公卿？就是三公九卿，等于进入了汉王朝权力中心。要知道，这才是贾谊从政的第四个年头，当时他年龄不过二十四岁。
不过是动了几下笔杆子，提拔如此之快，这让那些在战场上拿命换来权位，每一步沾满了血泪与汗水的老臣怎么想？于是，以周勃和灌婴为首的功臣们就诽谤贾谊说：“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意思是说，“这个小子年纪轻轻学识浅薄，就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一团糟”。《史记》的记录，仅是这样一句大而空的诬告，就让汉文帝就此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这实际上是把他贬出了京城的权力中心。
事实上，这也不是周勃和灌婴第一次打小报告，早在高祖刘邦时期，这两人就曾合伙摆过当年刚投奔过来的陈平一道，向刘邦告状说：“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史记·陈丞相世家》）这就是著名的恶毒攻击——“盗嫂受金”的由来。那么，刘邦是怎么处理的呢？他先找来陈平的推荐人魏无知，魏无知说自己只是推荐奇才，有用于当下大乱之世，不是推荐德行高尚者；再问陈平，陈平对那些事情供认不讳。刘邦听了陈平的解释后，反而对陈平继续厚赐，这样一来，诸将就再也不敢背后议论陈平了。
同样是奇才，同样在年轻时便崭露头角，同样有人在背后告状，甚至告状者还是同一批人，即周勃、灌婴等一介武夫，一个是莫须有，一个则是言之凿凿确有其事。
为什么汉文帝和他的父亲汉高祖刘邦，面对几乎同样的事情，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呢？
贾谊真的只是一枚弃子吗
要看汉文帝为何如此处理贾谊，那还得回到此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局势上来。西汉初年，汉朝中央政府一直都是三股政治势力的角逐和平衡：皇权、军功集团与外戚集团。
在汉文帝初年，军功集团在中央政府的势力可谓一家独大。原因很简单，旧的外戚集团经过诸吕之乱已经完全被清除；新的外戚集团如汉文帝的舅舅薄昭，此时势单力孤，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势力。而皇权此时也是非常弱，因为汉文帝这个皇帝宝座，是周勃、灌婴等人“臣立君”立出来的，根基非常不牢靠，以致汉文帝也曾说“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
因此，拿此时的汉文帝和汉高祖刘邦相比，实在不太厚道。同样是周勃和灌婴这批人，在刘邦面前叫“手下”，在汉文帝面前便是“先帝老臣”，甚至说是“恩人”也不为过。矛盾的是，汉文帝要想坐稳、坐好这个皇帝的位置，就必须打压军功集团的势力来加强皇权。
为了做到这一点，汉文帝颁布了诏令让“列侯之国”，在之前，我们就说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和手段，让那些不在封地居住，集中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封地去。目的就是让政治中心的军功集团势力减弱，同时有效阻止盘根错节的串联（军功集团内部互相串通勾连在成功诛吕一事中体现得很明显）。一旦政策被执行，即使像周勃、灌婴这类有职务的人继续留在长安，其亲信也大多会被调离身边，其势力自然被分化瓦解，对皇权的威胁就会降低很多。
这个计策，就是出自贾谊之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述：“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紧接之后，“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汉文帝便要提拔贾谊做公卿了。说到底，贾谊说出了汉文帝最想说的话，提出了皇帝最想要的治国方针。于是，汉文帝便在廷议中提出任命贾谊为公卿，来主持新政的实施。
几乎是在意料之中，这一提议当即遭到周勃、灌婴、东阳侯等一批老臣的联名反对，枪口不可能对准皇帝，就必然要指向贾谊，其目的其实不在人，而在于他所提出的政策。只不过政策既然已经颁布了，攻击政策就是公然抗旨，于是他们借攻击贾谊来表明政治态度。
一时间，皇权和军功集团在汉文帝继位之后，进行了第一次正面较量，陷入僵局。最终双方各退一步，政治僵局就此打开。
汉文帝率先抛出了贾谊，表面上不再听信于他，还将他踢出了中央政府，下放到遥远的长沙国。作为交换，军功集团最重要的人物，周勃的丞相之位被免，由他做表率回到封地，完成“列侯之国”之策。
最终，贾谊在这场政治较量中成了牺牲品。对此，苏轼在其名篇《贾谊论》中认为：“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东坡先生的意思是，贾谊除了要取得汉文帝的信任之外，还应该和周勃、灌婴等人搞好关系，然后天子不疑，大臣不忌，花上十年工夫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
说到底，苏轼还是没有认识到汉文帝和军功集团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如果贾谊按苏轼所说，与绛、灌深交，从容地在那些功臣宿将之间周旋，取得他们的支持，那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还能被汉文帝采纳吗？
所以贾谊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从一开始或者就已经是汉文帝的一颗棋子，不断被提拔擢升，利用他的主张，去触动庞大的军功集团的利益，然后作为“革新派”的代表被“打入冷宫”，仅仅不过四年，最终却换得“守旧派”中关键人物周勃的丞相之位，可以说是汉文帝下了一手“好棋”。
但是，贾谊是不是汉文帝的一颗弃子？这个问题其实值得探讨。相比于汉景帝时晁错穿着朝服被斩，汉文帝让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从某种角度来说，未尝不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贾谊得罪了那么多功臣宿将，留在长安反而危险。而长沙国是硕果仅存的异姓王封地，天高皇帝远，历次清洗和斗争都没有波及，相比之下与刘氏诸王和军功集团之间也没什么利害关系，因此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去所。
事实上，贾谊被贬长沙国以后，汉文帝并没有对他置之不理。汉文帝六年（前174），也就是贾谊谪居长沙国的第三年，汉文帝再次征召他入宫。交谈后，汉文帝还慨叹：“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不久，汉文帝果然改任贾谊为梁怀王太傅，而梁怀王正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小儿子，让贾谊做自己最喜爱的小儿子的老师，可见汉文帝依旧肯定贾谊的大才。
怀才不遇的文化符号，合适吗
通过前文可见，从始至终，汉文帝都没有改变他对贾谊的欣赏与喜爱，可以说对贾谊的才华，文帝是完全认可的。
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贾谊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却是“怀才不遇”。我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千百年来人们对贾谊人生的误解？其实，仔细分析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难发现其症结所在。
本来，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为一传，已经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司马迁本人因遭受了汉武帝不公正的待遇而无处申诉，因此他在具体描写中借屈、贾自况，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平，直接对后人产生了误导。而后世文人如李白、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纷纷效法司马迁的悲悯，每当自己感到怀才不遇时，就习惯性地以贾谊自比。于是，经过一代代文字的累加，“贾谊”也就逐渐演变成一个怀才不遇的文化符号。
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并列在一起，直接原因就是贾谊写下了名篇《吊屈原赋》，在此文中，司马迁看到的贾谊，是以吊唁屈原的名义，为自己鸣冤叫屈，认为自己才高遭妒、受权臣排挤。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屈原被放逐后汨罗投江，而贾谊谪居长沙后是不是就一蹶不振了呢？
恰恰相反，《资治通鉴·汉纪六》中记述，汉文帝下令废除了禁止民间铸钱的禁令。此时已经谪居长沙国的贾谊听闻后，大为担忧，当即上书《谏铸钱疏》给汉文帝，他从钱币铸造过程中的弊端、中央政府管理的难度、发行钱币权力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劝谏。
除此之外，在长沙国的最后一年，贾谊还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道奏章《治安策》，其文之美，事事皆中当朝利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面分析了汉朝刘姓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提出了通过不断分封以弱化诸侯国的建议。
可以说，他整整提前了二十年，预测到关东的同姓诸侯王必反，一针见血地提出：“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汉书·贾谊传》）意思是说，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朝廷已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不改变异姓王所以能够造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必然会仿效他们而图谋叛乱。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绝对是石破天惊的，贾谊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他以自己下放的长沙国为例，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百姓，在汉高祖封立的功臣中，长沙王吴芮功劳小，但封国保存最完整，与朝廷关系疏远，却最忠心。这是由国小势弱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要想使受封的诸侯王都忠于朝廷，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国小势弱。
从这上面两个案例来看，贾谊即使被贬到长沙国，他一心为国谋划的热情也丝毫没有消退。相反，在多了一些基层工作经验后，他所提出来的建议远比原来那个早早得志的“少年”，对社会现状的把握更准确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贾谊本人虽然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而且能提出很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从性格上来说，他“急于求成”的毛病始终没有太大的改观。比如，为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甚至提出了“未生子而先分家”的推恩法策略：“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汉书·贾谊传》）意思是说，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诸侯王坐大的问题，朝廷应该马上把诸侯的土地分为若干块，等他们的子孙出世后再划归于这些子孙名下，目的是尽快削弱诸侯的势力。
这是一条实际操作性极差，而且必然引发大乱的策略，最能反映出贾谊急于求成的心理。这对于汉文帝这样一个行事小心谨慎、没有必胜的把握绝不出手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但汉文帝对事情轻重缓急的掌握十分恰当，千古以来，很难有第二位君主能如他这般。所以贾谊的建议，汉文帝听在心里，只是不能第一时间实行而已，事实上，后续也都慢慢予以实施了。
这一点，作为改革者的王安石对文帝和贾谊的评价，在一众文人中最为中肯，他的《贾生》一诗认为汉文帝并没有辜负贾谊：“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或许，汉文帝在欣赏贾谊这个“洞悉预知时势大才”的年轻人的同时，早就发现了贾谊急于求成的性格特点，而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很难在朝堂上富有建树，贯彻那些有价值的政策。于是，汉文帝希望他能在远离政治核心的同时，积累更多的基层经验，同时磨炼自己的心智，在遭遇挫折时具备更强的毅力，然后再调回中央委以大任。这从将贾谊调回来，做自己小儿子的老师，便可看出对他是有干部培养计划的。
但性格决定命运，汉文帝绝对没有想到贾谊竟是如此短寿之人，没能禁得起时间的磨炼。梁怀王因为骑马不慎，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贾谊认为自己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非常伤心，哭泣岁余，亦死。
时也！恨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