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十一年（前196），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御驾亲征。刘邦的侄子刘濞（刘邦二哥刘仲之子）这一年才刚刚二十岁，血气方刚又强壮有力，于是他以骑将的身份跟随汉高祖讨伐英布，屡立战功。平定叛乱之后，由于荆王刘贾被英布杀死，没有后嗣。刘邦又担心吴地、会稽地的人粗野强悍，没有勇壮的王震慑他们，很容易发生叛乱。考虑到自己的几个儿子年龄尚小，于是改荆国为吴国，封了这个大侄子刘濞为吴王，以广陵为都，统辖东阳郡、鄣郡、吴郡三郡，一共五十三个县城。这个封国规模之大，在诸侯国中只有刘邦长子刘肥的齐国能超过它，即使放在战国时期，战国七雄里有一半国家的国土面积都不及它。
当然，关于刘濞被封王，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还陈述了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意思是，吴王能有这么重要的封赏，主要是父亲被贬谪的缘故。原来刘濞的父亲刘仲是刘邦的亲二哥，曾被封为代王。后来，匈奴围攻代地，刘仲本来就没什么军事才能，刘邦打天下时，他在家里侍奉父母，哪里见过这阵仗，于是丢弃了封国，跑回来自首。刘邦当然不忍心对自己的二哥依法办事，只是废黜其王号，贬他做郃阳侯。说到底，刘邦对哥哥有几把刷子非常清楚，自己白登之围都差点儿被匈奴团灭，让这个是种田能手的二哥去守边患之地太强人所难。大概刘仲被贬，刘邦心里是过意不去的，有机会自然要提拔一下二哥的儿子。
不过，《史记·吴王濞列传》记叙到这里，突然画风一转变得神秘兮兮了。公元前195年，封王拜印的仪式刚结束，刘邦就后悔了，因为他看到刘濞那桀骜不驯的样子，有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这小子一副反相。可是诏书已下，木已成舟。于是他把刘濞叫上前，轻拍他后背告诫他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意思是说，“汉朝兴立以后五十年左右，东南方向将有叛乱发生，难道是你吗？然而天下姓刘的是一家人，你千万不要造反啊！”刘濞听了冷汗直冒，连连叩头说：“不敢。”
刘邦难道真的能预测到刘濞必反？毫无疑问这个说法的可信度不高。说到底，刘邦倘若真有此念，以他的铁腕手段，大可尽早除了这个祸害，不可能给自己的儿孙们留麻烦。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濞本人在平定英布的过程中，确实表现出超强的能力，而分封给他这么大一块地方，有铜可铸剑，有海可煮盐，地理和物质条件都不错，因此多疑的刘邦便用反相之类的话来震慑刘濞。
不管怎么理解，刘邦的话确实是一语成谶。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听从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实行削藩，计划削夺吴国两郡。早就蓄谋已久的刘濞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自称“东帝”，更是联合了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悍然发动了“七国之乱”。
而关于这场“七国之乱”的前因后果以及细节最丰富的记载都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可见削藩虽然是导火索，但刘濞却是这场动乱的罪魁祸首。司马迁事实上也同意晁错对吴王刘濞的看法：“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
为什么刘濞一定要造反呢？他又凭什么能当上“带头大哥”发动叛乱呢？为什么这么多诸侯王集体对皇帝不服气呢？……
为什么刘濞一定要造反
说到底，刘濞和当朝皇帝汉景帝之间是有杀子之仇的。
在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儿子刘孝入朝，其实就是以朝见的名义，到西汉中央政府来做人质。他经常陪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饮酒下棋。堂兄弟两人年纪差不太多，年轻人容易冲动，有一次两人因为下棋发生争执，几番口角后，刘孝平素骄纵惯了，此时的态度也越发不恭敬了，皇太子刘启虽是汉文帝的儿子，但性情却与汉文帝全然不同。后世苏辙曾评价文景二帝，“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却是“忌刻少恩，无人君之量”。
《史记》记录了“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意思是说，刘启操起棋盘砸向刘孝的脑袋，竟活活把他砸死了，估计这个棋盘是石头做的。刘启无故杀了一个诸侯王太子，这个娄子可捅大了。汉文帝为了掩人耳目，让人对外宣称，刘孝是感染瘟疫暴病身亡的，事后悄悄地把他的遗体送回了吴国埋葬。
尸体送回吴国后，刘濞悲愤地说：“天下都是姓刘的，死在长安就该葬在长安，何必又送来吴国下葬呢！”暴脾气一上来，他又把儿子遗体送回长安下葬。
长安到广陵相距千里，一来一回，即使有保存措施，也可以想象刘孝尸体的腐烂程度。刘濞之所以让爱子死后遭此大罪，说到底有两个目的：第一，打脸之前朝廷所对外宣称刘孝感染瘟疫暴病身亡的说法，这么一来一回，大概所有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了；第二，更是表明了一种态度，此事他绝不忍气吞声，善罢甘休。
果然，刘濞自此以后一副破罐子破摔的状态，完全违忤藩王所应遵守的礼节，他长期称病不肯入朝。京城的人也都知道，他根本没病，只因儿子惨死的缘故。
时间长了，朝廷还得按礼制责问。于是吴王使臣一来，就被拘禁诘问而治罪。在连续拘禁惩治了好几个使者后，“吴王恐，为谋滋甚”（《史记·吴王濞列传》）。仔细品这句话，刘濞害怕了，更积极地策划谋反行动，因此可以确认，刘濞在朝廷削藩之前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不过，汉文帝确实是个宽仁大度的皇帝，况且他的行事策略是，没有必成的把握绝不出手。恰巧此时，刘濞名义上又服软了：“唯上弃之而与更始。”（希望皇上捐弃前嫌给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汉文帝借驴下坡，随后赦免了所有的吴国使者，同时赐给刘濞坐几和手杖，并且告诉刘濞，既然他老了，给他特殊待遇可以不入京朝见。
汉文帝此举暂时按住了刘濞，但刘濞真的就此放弃他的谋反大计了吗？
事实上，刘濞根本就没停过。根据《汉书·荆燕吴传》记载，刘濞起兵造反时曾给天下诸侯写了封信，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愿诸王勉之。”可见三十多年，他阴谋造反的工作是一刻都没停止过。
这一点，中央政府也不是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比如，贾谊在给汉文帝上《治安策》时就明确指出了刘濞有谋反之心；再如，汉文帝派袁盎为吴国相，其侄子送他走时，就说这实在不是个好差事，都知道吴王要反，搞不好要掉脑袋。
这些事都发生在汉景帝削藩之前，可见“刘濞造反”早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吴国自己的封地上，这一点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为收买人心，刘濞用尽了各种手段：在吴国，百姓不用交赋税，士兵服役发代役金，每年刘濞还要亲自慰问有才能的人，给平民各种赏赐。刘濞还网罗天下的亡命之徒，其他郡国犯了法被追捕的逃犯只要到了吴国，他都一概收容下来拒不交出。
总之，在吴地苦心经营四十年，刘濞可谓深得民心，也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充分做好了造反的战斗动员。刘启即位后，刘濞心里本来就对这个有杀子之仇的侄子皇帝有疙瘩。而汉景帝听从晁错的计划削藩，则成为他造反的最好契机，他等了三十多年，一旦发难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详细记录了刘濞的动员令：“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也就是说，“七国之乱”时，刘濞已经六十二岁了，而他年仅十四岁的小儿子也要冲锋陷阵，他以自己和小儿子的年龄区间画了一个范围，吴国十四岁到六十二岁的男子全部强征入伍，迅速动员起一支二十多万人的造反大军。
这场波及西汉帝国三分之二国土的内战，就此打响。
刘濞凭什么能当“带头大哥”
除了在吴国组织浩浩荡荡的造反大军，刘濞还联络和串通其他六国共同发难，并且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企图南北夹击，四方呼应，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一举夺取汉景帝的天下。
说起来，刘濞的准备还是相当细致的。早在汉文帝的晚期，他就经常和各路诸侯王“通谋”，“约纵”结盟，尤其是和楚王一脉早已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战略同盟。楚国和吴国之所以会结盟，除了削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之外，更因为两家地位血缘上的关系所致。此时，和其他诸侯国都是刘邦的直系子孙不同，这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刘邦的侄子（刘濞）获封，一个是刘邦的弟弟（刘交）开国。在如今皇帝的直系刘姓宗族中，他们已经属于远房旁支，相互之间自然同病相怜。
此时的楚王刘戊，是刘邦四弟刘交的孙子。楚国拥有四十多座城，是诸侯国中的大国，同样也是汉景帝重点收拾的对象。《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记载，景帝三年（前154）冬，刘戊入朝，“晃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说句老实话，晃错把薄太后国丧期间楚王“私奸服舍”这种私密之事，拿到台面上来谈，极有可能是欲加之罪。果然晃错“请诛之”，汉景帝就来个“诏赦”，目的就是找理由削楚王刘戊的封地。楚王刘戊心中怨恨，“乃与吴通谋”，吴楚两国首先结盟。
刘濞第二个盟友则是胶西王刘卬，胶西国是当初刘肥的齐国被肢解后的产物。胶西王刘卬乘势斗胜，其他几个齐地的诸侯王常常唯他马首是瞻。同样，出头的胶西王自然也是汉景帝率先打击的目标，景帝二年（前155），“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史记·吴王濞列传》）。
刘濞先是派出大臣劝说胶西王刘卬，甚至开出了“两主分割，瓜分天下”的条件。即使胶西王答应了，刘濞还是不放心，生怕他不肯参与起兵，于是“亲自为使，使于胶西，而结之”（《史记·吴王濞列传》），当面和胶西王刘卬订立了盟约。
要知道，当年汉文帝之所以能阴差阳错地继承大统，最重要的就是以周勃领衔的功臣集团和以齐王刘襄兄弟三人为首的刘氏诸王联手“尽诛诸吕”。但刘恒继承大统后，却对齐王系一再削弱。到了汉景帝时，悬在头上的刀似乎更近了。“诛吕”之后的分功不均，直到此时依旧堵在刘肥子孙的心里，足以令齐地的刘氏诸王铤而走险了。果然，胶西国率先加入反叛集团后，齐王系的诸王——齐、菑川、胶东、济南诸王，纷纷加入响应。
另外，刘濞还与赵国串谋。赵王刘遂同样对朝廷不满。一件事是汉文帝分赵之河间郡置国，传位二世，因无后国除为郡，并入汉廷直辖。而赵王一直想把河间要回来，但始终未能如愿。另一件事是景帝即位后，“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河间未得，常山又失，所谓新仇加旧恨，只要稍微扇一扇风，这火就忽地点起来了。
刘濞的串联工作到底做得有多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此时，西汉帝国一共有二十二个诸侯国，其中八个诸侯国他是不碰的，因为有两个诸侯国是汉景帝兄弟的封国，另外六个是汉景帝儿子的封国，他们和当今皇帝血缘更近，自然把自己绑在朝廷的战车上。除了吴国，剩下的十三个诸侯国都是被剥夺和被损害的，他居中联络，但最终只有六国参与了叛乱。
为什么刘濞有资格当这个“带头大哥”？套用江湖剧的台词来说：辈分高，钱又多，不选他选谁？
论辈分，到了汉景帝年间，六十多岁的刘濞，作为刘家第二代，扛过枪，打过仗，跟着开国皇爷爷平乱立过战功，这样的资历和功绩摆出来，恐怕整个刘氏家族再难找出第二个。再说一个证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了汉朝历代宗正，“七国之乱”那年，汉景帝恰巧任命德顷侯刘通任宗正，宗正是皇族内部的“宗室长者”，而刘通恰恰是刘濞的亲侄子，由此可以判断，刘濞此时在刘氏宗族中辈分之高，无人可比。
论资财，《汉书·枚乘传》曾记载枚乘在《上书重谏吴王》中说：“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说刘濞比天子还富有，这一点真不是夸张。因为刘濞拥有特殊的经济资源：煮盐、冶铁和铸钱。前两样重要物资涉及国计民生，赚得多也就算了。而汉文帝在公元前175年废除禁止民间私自铸钱的禁令，更是让刘濞大发横财。“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汉书·荆燕吴传》）有了发钞的权力，他就有了发动叛乱的最大资本。
汉文帝的本意只是搞活金融，没想到被刘濞吃透政策红利，吴国发行的货币居然和中央政府的货币一样在全国流通。这一点绝对是刘濞造反的最大底气，而他在举兵遣信给各位诸侯王时，最后特地划了重点：“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史记·吴王濞列传》）意思是说：“我的钱天下到处都有，不一定要到吴国来取，诸位王爷日夜使用也不能用光。”此时刘濞作为“带头大哥”，拼命给“小弟们”打气，胸脯拍得震天响，“跟着我，钱管够”，毕竟，一旦踏上造反这条不归路，就意味着赌上身家性命和家族荣耀。
但这帮叛乱的诸侯王，内心真的认为他们能通过一场军事行动推翻汉景帝吗？
诸侯王的心思
《史记·吴王濞列传》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很能说明这些反叛的诸侯王对起兵的前景其实并不乐观。
胶西王刘卬答应刘濞反叛后，随即派使者去联合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诸王都答允了，而且这些王商量后还说：“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
这句话虽然短，但是背后所包含的意思非常复杂。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城阳景王，他是这些反叛王爷的哥哥刘章，当年还是朱虚侯的他，在“铲除诸吕”的行动中，杀死掌握北军的吕产，可以说为这场宫廷政变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此大功于汉室，虽然自己被封为城阳王，但城阳国是从他哥哥刘襄的齐国中分割出来的，刘章对如此封赏极不满意，于第二年病逝，谥号为“景”，后世称其为“城阳景王”。
前文已说，刘章这六个兄弟反叛，说到底就是对长子长孙一脉的父亲和大哥没坐上皇位而愤愤不平，对“诛吕”之后朝廷明显的分功不均怀恨在心。可等到真正造反时，六兄弟却不愿意拉此时当城阳王的侄子刘喜蹚这池浑水，这是为何？
这些叔叔的想法是：刘章铲除了“诸吕”，在长安为整个刘氏立下了大功，即所谓“有义”，不应该再让其后代冒险，如果将来造反成功了，就多封些食邑给刘喜。其实，后面还有话没说出来，假如一旦事败，至少能继续保住刘章的荣光，让城阳景王继续享有血食祭祀。
这么看的话，齐地诸王起事时，多少有那么点儿悲壮的意思。
因为诸王心里清楚自己与朝廷之间的力量差距。胶西王的手下曾经劝阻他“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事情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就算是秘密准备了三十多年的刘濞，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多次提道：“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意思是，吴王和楚王会一起出兵堵住函谷关，占据荥阳敖仓之粟，和关中的汉兵对峙。刘濞其实也深知杀入长安太难，他觉得最好的局面就是，占据函谷关，堵住汉军东出之路，所以他出兵后，自称“东帝”。
叛乱发生后，吴楚联军开始时是长驱直入连战连捷，但是其他诸侯国却相当不给力，基本没帮上忙。有的是因为臣下坚决拥护朝廷，拒绝执行王命。比如济北王刘志和淮南王刘安，都是兵权被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明确写着淮南王想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但因兵权被国相所夺，最终没反成。有的是因为担心事情不成而首鼠两端，比如，齐王本来是要参与叛乱的，结果事到临头反悔，导致齐地其他四国的叛军只能先打内战围攻临淄，而无暇东进。这些叛乱后发生的各种意外，也给了汉朝中央政府喘息之机，使其重整军队和战略，放心大胆地集中力量平叛。
七国之乱的平叛过程和结果不用多说，最后吴王刘濞兵败逃亡东瓯国，结果被砍了脑袋献给了周亚夫，其余参与叛乱的各位王爷基本都是兵败自杀。哪怕是事实上拖住叛军的齐王刘将闾，也因为参与谋划功不抵过落得个自杀谢罪。倒是被劫持了的淮南王和济北王，因祸得福活了下来。当然，淮南王刘安到了汉武帝时期，仍忍不住要造反，这是后话。
也就是说，所谓的“七国之乱”，加上临阵倒戈的齐王（算半个王的话），实际上是九个半王参与了，而除了汉景帝的兄弟和儿子，一共也只有十四个诸侯王，城阳王不参与的原因，前文已经说过了。燕王由于地处偏远，但事后也因为持观望态度被朝廷重罚。还有淮南王的两个兄弟庐阳王和衡山王，因为平素和刘濞有私人矛盾，所以没掺和这事。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讨论的话题，诸侯王为什么对皇帝集体不服气呢？
从表面原因来看，削藩的政策触及了诸侯王的利益，而他们要用反叛这个终极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其实是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誓”所订立的游戏规则给予他们的，他们维护的实际是汉高祖时代所划定的“刘氏共同体”。
但是，对于汉文帝、汉景帝而言，这个“刘氏共同体”早就时过境迁了，只有他们的直系子弟才是可以令人放心的、真正的刘氏，正如晁错在请求削藩的奏疏中所说，“封三庶孽（齐、吴、楚），分天下半”（《史记·吴王濞列传》）。如今，汉景帝的“刘氏共同体”不再需要这“三庶孽”的支撑，而是全部换上了自己人。
这实际是分封制产生的必然结果。秦一统天下后，曾根据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认为分封制是战乱根源，将其彻底放弃。但秦二世亡国，刘邦又“惩于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封疆裂土给刘姓子弟，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分封制。但不久，伴随分封制而来的历史旧事再次上演。徐复观先生在其《两汉思想史》中非常明确地说：“封建的存在，尤其是诸侯王这一系统的存在，始终对专制政治的自身，成为一对最大的矛盾。”
另外，文景时期，同姓诸侯王对皇帝确实不服气。诸侯王们围绕皇权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问题的根源就是皇位继承没有原则，没有依照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全凭皇帝、太后甚至权臣的个人意愿。如刘邦因偏爱戚夫人一直欲立刘如意为太子；吕后擅权立了不知所出的汉后少帝；汉文帝继位则是少有的“臣立君”，更是同姓诸侯王继承大统的示范。这种继承权的不确定性，令同姓诸侯王对皇权缺乏敬畏心，既然谁继承皇位都有可能，那些被损害利益和被剥夺权势的诸侯王，自然会心生怨念和不服。
矛盾的是，诸侯王们越对皇位觊觎，越对皇权挑战，皇帝就会越不安。因此，文景时期对同姓诸侯王的猜忌和防范也是最重的，只不过汉文帝谨慎，总是等待对方出错再动手，汉景帝则是急吼吼地采取晁错的削藩之策去压制诸侯王，因而诱发了西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诸侯王叛乱——“七国之乱”。
可以说，晁错的这剂猛药确实吃得艰险。幸运的是，年轻的汉王朝在腹如刀绞后挺了过来。从此，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不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汉帝国，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