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主流排斥图谶，为何刘秀对二者都提倡

图谶不属于儒家经典，这是刘秀时期儒生们的共识。作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一方面大兴儒学，另一方面却对儒生们排斥的图谶推崇备至。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奥秘？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刘秀这么干？咱们来一一揭晓。

提倡儒学的背后

光武帝刘秀非常勤政，每天从早晨开始处理政务，一直干到太阳西斜，还经常把大臣们召集起来，讲论儒家经典中的义理，聊到大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看到父亲如此辛劳，劝道：“陛下有禹、汤这些君主之英明，却失去了黄老之学中修身养性的福气，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刘秀回答：“我乐此不疲。”

试想，作为一代帝王，处理政务是其本分，可讲论经理一般都是儒生们的分内之事，刘秀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用这么大精力去亲力亲为呢？原因有二。

其一，刘秀是懂行的人。

刘秀早年曾在新朝的京都长安学习过儒家经典《尚书》，略通大义。作为有着一定儒学基础的人，刘秀在讲论经理时是能说出个“子丑寅卯”的。

其二，修文偃武的政治需要。

在刘秀看来，功臣威望很高，武将对军队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功臣或武将对皇权的威慑是不可低估的。相比之下，文吏对皇权的威胁不能说没有，但相对偏小。为了维护帝位的安全，避免改朝换代的事情出现，刘秀的办法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有句俗语叫：“三个秀才说书，三个屠夫说猪，三个婆娘说夫。”这句俗语揭示了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平时谈论的话题是不一样的。当时是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文吏们主要的话题是什么呢？必然是“说书”。

所以，刘秀与大臣们讲论经理一方面是与文吏们培养感情，另一方面也为文吏们在朝堂之中培养语言环境。

刘秀虽然学过儒家经典，但史书上说他只是“略通大义”，而且后来刘秀参加起义，当皇帝后又要处理政务，研究儒学的时间必然有限。所以，刘秀对儒学的研究只能说是很懂行，还谈不上是“皓首穷经”式的领军人物。

再有，作为皇帝，刘秀的时间很宝贵。他花大量的时间与大臣们讲论经理，恐怕不只是与大臣们联络感情或为文臣在朝堂上培养语言环境这么简单。他这么做一定有更重要的目的。这就涉及刘秀的皇位是否“合法”的问题。

在当时的乱世之中，刘玄曾是刘秀的君主；刘秀称帝之后，梁孝王八世孙刘永也称帝了。也就是说，面对刘玄，刘秀当皇帝要迈过封建忠君思想的门槛；面对刘永，刘秀又要迈过出身相对较低的门槛。

为了迈过这些门槛，刘秀意识到要尊祖敬宗。通过尊祖敬宗，刘秀强化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观念，即：这个天下不是刘秀的，也不是刘玄、刘永的，而是高祖刘邦的天下；时任的皇帝不过是替高祖管理天下而已。

在人心思汉和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年代，这个观念得到了包括刘氏皇族在内的普遍认同。但在刘氏子孙中，刘秀有什么资格替高祖管理天下呢？

为了回应这个质疑，刘秀想到了儒家提倡的孝道。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虽然孝道对于继承皇位来讲很重要，但嫡长子继承制非常关键。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理顺汉高祖刘邦的皇位是怎么继承的。

一来，汉高祖的继承人是汉惠帝，汉惠帝系刘邦的嫡长子，这没问题。但有两种说法：一是汉惠帝有六个儿子，均死于宫廷斗争；二是汉惠帝无子，这六个儿子都不是他亲生的。不管哪种说法为真，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刘邦的嫡长子汉惠帝这一支已经影响不到刘秀时期汉朝皇位的继承了。

二来，汉文帝也是刘邦的儿子，但他是庶出。汉文帝之后的西汉皇帝属于文帝这一支，而且刘秀、刘玄、刘永都是汉文帝之后。

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刘秀时期，能够与刘秀争夺皇位的汉室宗亲都不是汉惠帝之后；另一方面，汉文帝并不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皇位、替高祖管理天下。

既然在二百年前的汉文帝这里，高祖的皇位就已经有了庶出继承的“根子”，那以嫡长子继承制来要求替高祖管理天下，在刘秀的时代恐怕就行不通了。

所以，即使刘永在皇室中出身高贵，即使刘玄曾是刘秀的君主，但从替高祖管理天下的资格上讲，刘永与刘玄的这些优势与嫡长子继承制衔接不上，以致在皇位传承的“法理”上就发挥不出强大的威力来。

如此一来，孝道就成为刘秀继承汉朝皇位、替高祖管理天下的重要“武器”。

那么，刘秀是如何给高祖刘邦尽孝的呢？

建武元年（25），刘秀刚刚称帝，就“祠高祖（刘邦）、太宗（汉文帝）、世宗（汉武帝）于怀宫。”

建武二年，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在京都建起了高庙，“四时合祀高祖、太宗、世宗”。

建武二年，“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西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

建武三年，刘秀“祠高庙，受传国玺”。

汉高祖刘邦约定“非刘氏不王”，刘玄、刘永都违反了这一约定，只有刘秀始终恪守此约（这一特殊情况在其他篇幅中有述）。

由此可见，孝道是刘秀替刘邦管理天下的“合法”依据。刘秀推崇儒学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此来提倡孝道，通过提倡孝道来维护自己皇位的“合法性”。

图谶关系到刘秀皇位的“合法性”

刘秀是一位崇尚儒学的皇帝，可他却做了一件看似自相矛盾的事，那就是推崇不被儒学正宗所认可的谶语，而且对不接受图谶的儒生不予重用！

例如：著名的学者桓谭当着刘秀的面，大谈图谶非儒家经典，结果被外放为六安郡丞，在上任的途中去世了。

有一次，刘秀与当时的大学问家郑兴谈论图谶，郑兴的回答是：“臣不为谶。”刘秀生气地说道：“卿之不为谶，难道是不认同谶纬之学吗？”郑兴惶恐答道：“臣在书中没学到这些，并不是不认同。”刘秀的气这才消解。郑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但因为不了解谶纬之学，所以得不到重用。

桓谭和郑兴都是刘秀朝很有名望的儒学大家。对谶纬之事，桓谭犯颜进谏，直接反对；郑兴明哲保身，消极应对。但这二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骨子里都不认同图谶，所以都得不到重用。那么，刘秀在推崇儒家思想的同时，为什么非要划出一条认同图谶的红线呢？

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其称帝时的祝文中提道：“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由此可见，谶语是刘秀当皇帝的重要理论依据，否定了谶纬之学，就等于否定了刘秀皇位的“合法性”。所以，尽管刘秀提倡儒学，但他决不允许所谓“谶之非经”的观念大行其道，也不愿看到儒生们不懂或无视谶纬之学的现象继续存在。

刘秀对图谶的真实态度

刘秀如此推崇图谶，他真信谶语吗？

当初李通等人拿出“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劝刘秀造反时，刘秀最初不敢。因为在刘秀看来，当时造反的人势力比较弱，不见得能成事。那么，后来刘秀为什么又造反了呢？

刘秀知道哥哥刘一定会反；刘一反，自己必受牵连，逃不过。

“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在刘秀看来，此时确实是造反的好时机。

由此可知，刘秀决定起义，是建立在对形势的客观分析和对自身安全的充分考虑上的；谶语对刘秀的决策并不起决定作用。

既然如此，刘秀称帝时为什么要把谶语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呢？

大新朝是怎么建立的？王莽代汉。

王莽代汉的依据是什么？“符契图文，金匮策书”中的内容是王莽称帝并建立大新朝的重要依据。

那么，“符契图文，金匮策书”中的内容可信吗？

王莽搞出的“符契图文，金匮策书”，其内容自然不可信，但大新朝毕竟存在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经过朝廷的大力宣传，加上谶纬之学原先就有一定的社会“土壤”，这给当时的社会公众传递了一种观念，即上天会以某种方式预示将来要“应验”的大事，谶语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关于谶语，有人深信。

王莽末年，李通听了父亲李守提到一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后来李通以此谶语劝刘秀造反，相约起兵。结果，其父李守及其在长安的家人被王莽所杀，李通在南阳的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被“焚尸宛市”。但是，李通仍然参与了刘秀起义。“天下略定”之后，大司徒侯霸等人评价李通说：“破家为国，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义。”

一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让李通参与了反对王莽的起义，也让李氏家族遭遇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又是这句谶语让李通相信刘氏必胜，继续追随刘氏。

再有，王莽末年，刘秀与哥哥刘及姐夫邓晨在宛城与研究过图谶的蔡少公交谈，蔡少公说：“刘秀当为天子。”有人猜：“莫非是国师公刘秀？”刘秀开玩笑说：“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唯独邓晨心中欢喜。后来，邓晨参加了反对王莽的起义，结果其妻子刘元（刘秀的姐姐）及三个女儿都被杀害了，邓晨的家宅被破坏，家墓被焚毁，宗族的人都责备他有富足的日子不过，何苦跟着刘家冒险造反？但邓晨“终无恨色”。

由此可见，一句“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让邓晨参加了起义，即使遭遇劫难，他也没有动摇。

从李通和邓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的社会，谶语对一些人内心深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于是，刘秀开始了自我宣传。

当时有一个叫张满的人因为信了谶文而起事。等到失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

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一种情况：在乱世之中，谶语很多，有的是对刘秀有利的，也有对他不利的。对刘秀有利的谶语有人信，对刘秀不利的谶语也有人信。

所以，刘秀称帝的时候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谶语可不可信是一回事；有没有人信，有多少人信，人们信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为了消除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谶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为了宣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刘秀认为有必要在称帝时打出对自己有利的谶语，即“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以此来争取人们对刘秀帝位的认同感。这就是刘秀借助谶语称帝的真正原因。史书上所谓的刘秀“信谶”，不见得就是真信。其实，光武帝刘秀频繁用谶来决定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如灵台选址，不过是想借这些事来提升谶纬之学的影响力，以巩固自身皇位的“合法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