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爷
东井岭上三个曾经从过军的老人，按岁序或者依衔级而叙，文爷都是位列于前的。那时，文爷约莫六十岁左右，身高体宽，大脸浓眉，须发如覆盖了一场刚刚降落的新雪，泛着晶莹亮色。黑边玳瑁眼镜，架在端正的鼻梁上，和苍白的须发相映，色块边缘显得陡峭，很是分明。文爷喜欢穿对襟布衫，不是白就是黑，不是黑就是白，像神神叨叨的尹娭毑占卜丢的阴阳卦。
岭子上的巷子弯弯曲曲，两边都是凌乱低矮的房屋，呈露的粗细线条，像渔家女人手上的梭子，沙沙沙横斜出的丝网，那些青砖黑瓦红砖红瓦木门木窗，都像杂鱼一样被缚住了，挣脱不出来。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文爷。他板直的身影跟着他，在巷子里来来往往，一会儿伸长，一会儿缩短，一会儿壮硕，一会儿瘦削；时而碰撞在墙面上，时而又轻巧避开了。文爷手上经常卷着一本旧黄的老书，好像是《三国志》，还有《稼轩词抄》之类的书。他不紧不慢踱着步子。对，是踱，因为往前时，他的圆头布鞋划拉了一下，颇具巴陵戏武生式样。在那个年月，书卷都有些异味了，近者寥寥；而戴眼镜的人，身后似乎也夹了一条隐形的尾巴。总有探究的目光，小刀片一样时不时斜刺过来，想看到文爷与众不同的那一部分。但是文爷不知凭借什么，底气十足，骨子里透出一股冷意。他无所顾忌，坦坦荡荡，痴入书中，仿佛那几页有字的薄纸隔离着，喧嚣的世界就在外面了。
东井岭下原来有一口清朝末年官府修筑的石井，还有一口原住民在磡边挖掘出来的土井。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老石井和土井受到了菜地和居民生活的浸染，水质变得有些浑浊，经常长满青苔，甚至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洗洗刷刷了。于是自来水公司请来泥瓦匠，在岭上的巷子旁，修砌了一间低矮简陋的水房，接通了自来水，居民们饮用的水，全是在一间水房一条管道一个龙头上。记得当时岭子上一个中学生为节省人工，搞过一个小发明，他用两分硬币投入灵敏的碰触开关，水就自动流出来，但终因不完善而搁置了。后来居委会指派文爷在东井岭上司水，每月由自来水公司发点钱给他补贴生活。
岭上水房放水是有时辰的，那详细规定，文爷按着春夏秋冬日子的长短，写在水房大窗口的木板子上。其实，放水的时间，岭子上的人都记得。但文爷也许是自己想写写字，或者想舒舒筋骨，一板稳健劲足的小楷，过不了多久，墨迹被风风雨雨侵蚀得模糊了，文爷拿着笔墨，又会去重复一遍，浓浓的青黑十分醒亮人的眼睛。文爷有一块银色的旧怀表，挂在对襟布衫口袋里。他掏出怀表时的神态，我们看着有些像《红灯记》里的铁路工人李玉和。他每天早晨正午黄昏出现在水房门前的时候，不论雨雪横飞，还是日头烈辣，木板子上写的钟点与旧怀表的指针几乎是重叠的，偶尔有点差异，也是以秒计。岭子上的人家大多没有钟表，文爷就是东井岭上的钟表，看到文爷走出家门，就晓得什么时辰，该做什么事了。岭子上居民家厨房里，都只有一口贮水的大陶瓷缸，几乎每天都要添水。偶尔有人家遇到特殊情况，赶不及时，文爷还是会破例给挑水人方便。但很多人畏惧不苟言笑的文爷，水缸不是见底了，不贸然麻烦他。
每天放水的时候，各条巷子里的扁担水桶哐当哐当响动起来，慢慢朝巷口会聚。开始人很多，在水房前排出一条木桶铁桶扁担的长龙，挑水的人挨着桶站着，边东拉西扯神聊，边挪窝儿。岭上的寻常琐碎，街面的奇闻异事，都在这里汇聚又散布出去。谁轮到水龙头下了，把两只桶往水泥台子上一放，文爷的手一左一右，双管齐开，水的压力大，猛然冲出，“咚”的一声，白光跳跃，水旋转出几个圆圈，就漫了半桶。眼看水要溢出了，文爷宛若扼守关隘的老将，神态自若，快捷地反旋水阀，慢之则水溢，快之则水亏，那水刚好涌到桶的边沿，旋一个圈就打住了。文爷也不说话，从窗口伸出手来收一张两分钱的水票，又该下一个人了。所谓的水票，就是在一张白纸上印上一整版的“水票两分”，文爷从自来水公司领来后，每枚水票都盖上自己的印章。火柴盒大小的水票，有三种颜色，白色的底子，黑油墨字体，朱红的印戳。虽说简单粗糙，也是有价票证，而且阴刻圆笔秦篆印章，都是规整地盖在右下角，现在很多人都把类似的票证当文物收藏了。岭子上的居民挑一次水，撕下一枚水票，用完了就到文爷那里去买。买水票的时候，我见过文爷的印章，他从一个微型棺木形状的黑色匣子里拿出来的，是方暗绿色的玉石。
待忙碌一阵子，挑水的人慢慢少了，文爷坐在一把特制的可以居高临下看到窗外水桶的椅子上，把揣在衣兜里的书抽出来，从折叠的那章那节展读起来。来人了，把书又揣进去，打开龙头放水。如此这般，到钟点了，在巷口两旁遮蔽的天色里，文爷方迈着闲步回家。
文爷表情像珂勒惠支的木刻，沧桑和沉重摆在那里一样。他很少和邻里闲扯，偶尔说说话，一口老巴陵腔调，像岭子上帆船社子弟学校上课敲响悬挂的一节钢轨，透着金属质地。厚厚镜片里面，滑出几重眼光，恍若藏着白晃晃的锋芒。这道锐利的锋芒，栅栏一样无形地横亘在文爷和岭子上的居民之间，显现着微妙的距离，使人觉得文爷有点与众不同。到底哪里不同，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他们总觉得，文爷是个人物，身上有两种光芒在交织闪烁，一种是文人的清雅，一种是武夫的孤寒。
后来隐隐约约，一些有关文爷的逸闻在东井岭上散布开了。文爷原来是国民党上校运输团长，手上掌管着上百辆军车，英俊儒雅又重权在握，可谓志得意满。但后来因为和上司的姨太太有染，受到死亡威胁，或者是文爷看透了时局，他带领部下携美式装备，奔投了解放军。蒋介石闻听此事，怒不可遏，亲自下令缉捕。岭子上有人说他一个姨太太去了台湾，还惊骇地传说他以前吃过人犯的心肝。正因为如此，他功过相抵，没有断送性命，被遣返到原籍，若干年后弄了这个司水的差事，在风波不断的岁月，过着还算平静的日子。离东井岭不远的东风广场，经常旗帜招展，人声鼎沸，各个单位的人到这里召开批斗大会，一些人都要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去参加，那是一件羞辱人的事。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小时候没有在那个地方看见过文爷。文爷总是身板端正，头高高昂起，满脸的理直气壮。
文爷的房屋在巷子中段，青砖围着一个小院子，地坪被茂密的葡萄藤蔓遮蔽，平时他和小十几岁的老婆很少迈出严实的大门。在寂静的夜晚，经常可以听到院落里飘出沙哑而尖亮的京胡声，那满腹郁结的心绪一根根线丝样，文爷在用琴弓使劲地拉扯出来。但岭子上的人听不出那份心事，倒觉得沙哑尖亮的京胡声，给寂静的夜晚增添了不少热闹。有的时候，小院落里传出呼呼的风声，说起就起说落就落，起伏有致，仿佛藏着一头已经被驯服的猛兽。一天，一个孩子爬上院墙边的桂花树窥见了秘密，一袭白衫时而伫立时而飘逸，原来是文爷在地坪里练拳呢。
东井岭也就是一个市井之地，文爷的眼界和襟怀潜藏着，每天把守着水房龙头，看着时光在自来水的奔涌中流逝。在这庸常的忙忙碌碌里，他脑海里整天映现些什么？疆场上白晃晃的枪刺和杀戮的血迹，深宅大院里的绝世美人；还有巷子里悬挂飘荡的衣衫，屋顶上轻巧跳跃的黑猫，妇人们的叽叽喳喳怨怨唉唉，以及泛黄的书页里隐隐传来历史的回声。
有一年夏夜，月光灰白衣衫一样披覆在东井岭上。水房边湿润的旮旯里，隐现出几缕深绿丝绸一般的暗光，人们近前一看，都倒吸口冷气，原来盘踞着一条大青蛇。会捉蛇的水伢，要将蛇捉起卖给五里牌供销社。文爷听说后，从口袋掏出一张金黄的五元票子给水伢，你把它送到鸡窝山放生吧。那一刻文爷厚厚镜片里发出的光，在银灰的月色里轻柔如水了。事后有人却说，文爷是怕断了运脉。
人们看文爷，他身上似乎缠绕着湿气很重的雾团，连那间只有他有钥匙的水房，也缠绕着雾团。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成了岭子上居民茶余饭后暗地里的谈资。无盐无味的日子，这算得上等谈资了。世间的恩怨和情仇，锋芒和无奈，浓缩在庸常俗气的市井，就这样被各色人等倾情演绎，然后逐渐消解，然后又继续演绎。细细想来，人生不过是一场自演剧而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别人的配角。遇到情感激烈时，甚至自己也是灵魂的配角。我不知道是文爷被东井岭的事物包容着，还是文爷包容着东井岭的物事。那些已经谢幕渐渐遗落的人事和细节，不论限止在日常的现实中，还是历史的词汇里，我想，真正包容一切的，还是正在不断涌来又正在不断失去的时间。
1980年代初，文爷的身份改成了投诚人员，补发了一笔工资。东井岭上自来水接入了每家每户后，巷子边那间简陋低矮的水房也拆除了。大约是1986年吧，文爷死后，他老婆随之搬出了东井岭，不知去向。他儿子后来我见过几次，舞跳得很好，身边有一个清雅的女子。
老李
排在文爷后面是海伢子的父亲，东井岭上的大人们都跟着他老婆喊他老李。这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近一米八的个头，身体壮实匀称，相貌黝黑俊朗。只是厚实的嘴唇经常倔犟地抿着，好像他对面总有什么在和他较着劲。
海伢子的父亲是1960年代末期到东井岭来的，带着一大家子，热热闹闹。五个孩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海字，或寄寓海的形态，或赋予海的物品，可见他对大海的情感是怎样缠绕纠结。我们只知道他们一家是从蔚蓝的大海边来，带来了许多海螺、贝壳、珊瑚，还散发着淡淡海腥味。这些来自大海里的稀罕物品摆放书桌上，吸引了岭上只见过洞庭湖里蚌壳螺蛳的眼光，感觉老李一家人，都像宽广无边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
据说，老李是海军副团职军官，被开除了军籍。有两种说法，一是犯了军阀作风，拿枪打人，一是爱美色。老李没有回北方老家，而是随老婆来到了位于洞庭湖畔的古城，也许是这一湖清波荡漾的好水，缠住了他桀骜不驯的魂灵。老李回地方后没有去找一份稳定工作，而是自己花费几十块钱，添置了一台板车，凭着一身强壮，有力气，拖着一车货物满城跑，养家糊口。
老李一家子在自家门槛之内都说普通话，出了门和岭子上的人却说岳阳话。那个年代整个古城讲普通话的人稀少，老李东北话和岳阳话杂交形成的一种拗口语音，是东井岭甚至古城他经常拉货的一些地方独有标志。听到这声音，不需要看到人影子，就晓得是老李来了，他的板车来了，决不会混淆。老李秉具了东北人的性情，耿直倔犟，脾气火暴。他不爱说话，脸上也难得露出笑容。每天岭子上黑漆漆的，只有远处马路上几盏路灯，强撑着昏昏欲睡的眼睛，老李就拉着板车嗒嗒嗒嗒下了岭坡，到工厂农场码头商店拖货。那时古城货运码头的活计，几乎都被搬运社独揽了，南区“三八连”的妇女们，主要是在城区跑，而老李这样的单干户，大多在交通门客运码头拉零担活，或者在城里转运货物。老李做事踏实利落，应承的事情，不论早上晚上不管刮风下雨，一定不会耽搁。老李做事不拐弯，在码头上拉零活一口价，爱拉不拉。有次送货时遇到了暴雨，老李怕货物淋湿，把自己身上穿的雨衣脱下，盖在板车货物上。到目的地后，货主看他浑身上下淋得没有一根干纱，很是感动，主动加些工钱塞给他，但老李受了羞辱一般，脸红脖子粗死活不收。是个实诚人！货主感叹。以后来了货，老李不在也要等着他和他的板车来。
老李是条硬汉子，见不得歪里邪气的事。有次在南正街拖货时，天色已晚，两个年轻痞子在梧桐树的暗影处调戏一个妹子，旁边路过的一些人不敢声张。老李见状放下板车过去劝阻，几句言语不合，挥舞老拳把两个小痞子锤得满脸血痕。老李有两样东西给我也可能给东井岭上的人，留下了深深印象，——板车和一条军用牛皮带。板车是养家的工具，老李特别爱惜，像对待自己的朋友。每天收工回来，老李怕顽皮的细伢子弄坏板车，都要把板车推起来，慢慢靠在墙边，用铁链子系好拴好。偶尔休息，他把板车的轴和轮毂拆卸下来，坐在门前小板凳上，用柴油细细清洗，然后用抹布轻轻擦拭，涂抹机油重新装上。这些动作之轻柔，心思之细密，与他平日的粗犷极不相称，变了个人样。老李身上仿佛隐藏着一台机器，开关打开后，每天有使不完的劲。老李的身后一定是有板车的，而板车的前面一定也会有老李。这是物与人的契合，厮守时间长久，成了一种神交。劳累一天回家后，老婆给他拿个凳子，在小桌子上摆一碟油炸花生米和二两谷酒。他拿筷子夹上几粒花生米，又抿上一口酒，嘴巴慢慢嚼，喉咙慢慢咽。他把花生米和酒的滋味，品到了极致，然后抹抹嘴巴，吧嗒一下又来韵那留下的余味。一条毛巾搭在肩上，时不时揩揩额际渗出的汗渍。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候，脸上漾出浅浅笑意，满身疲乏不见了踪影。由于性格暴躁，家里又有四个儿子，别人不愿意去惹，老李有时自己也觉得脾气差，极少和街坊邻居相往。没有交心的朋友，加之又是外乡人，大男子刚烈的性情使他和他那辆板车都显得很孤独。
老李的那条军用牛皮带是教子的工具。老李家几个孩子秉承了他的血性，服软不怕硬，倔犟，好胜，仗义，经常在外边惹事。海伢子那时像非洲原野上一头发情的狮子，也像一只嗡嗡乱窜的蚊蝇，经常逃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边边角角和一种情绪对抗，显示着叛逆。那个年代，岳阳老城区每个地方，都有那么一两个博尔赫斯笔下“巴勒莫”式的青年人，名声飘在江湖。海伢子就是东井岭甚至是东茅岭地盘上的名声哥。但是他不偷也不抢，只喜欢打架。海伢子很讲江湖义气，朋友们有什么难处他一定帮忙。特别是岭上的伢子们，谁受了外人欺负，他上去就是几窑砖，打得别人头破血流。一旦别人上门告状，他父亲就用那根军用皮带抽打。可海伢子倔强地一声不吭，眼睛直直地望着父亲，好像这样，皮肉鼓胀起来不晓得疼痛了。
海伢子老婆当年是被他敢作敢为的男子汉气魄所吸引，觉得有依靠嫁给他了。没有想到稀泥敷不上墙壁，海伢子不打架惹事了，但是不像他父亲那样呷得苦耐得劳，却像他父亲一样独爱杜康，经常烂醉如泥。他老婆带着儿子去了广东。离婚后他一个人过，前不久死在家里，尸体要腐烂了才被人发现。他一辈子似乎就做了一件有影响的事，在1970年代打架出了名，是岳阳街上的老满哥。老李家只有宝贝女儿没有挨过皮带，四个男孩子的身上，都有军用皮带抽出的泛血丝的条纹。
也许是太熟悉，在生活中忽略了那些细微的变化；也许是一些藏匿的物象，被时间风化，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痕迹。好像是一夜之间，岭子上的人忽然发现强壮的老李萎缩了，低头拉车没有像先前那样一展劲，就上了一个岭坡。他拉板车上坡时，板车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扯住了，与他争夺，往后倒退。他左腾右挪，眼珠暴睁，气喘吁吁，最终没有抗争过命运，放弃了伴随几十年的板车。老李得了肝癌，不久就撒手人寰。好在老李家几个孩子都大了，给他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丧事。
回忆这些的时候，老李的容貌还在不断闪现，直至他病弱的躯体依在自家门前，脸上密布的沟壑里垂下一颗苍老的泪滴。我想，那泪珠是咸咸的、涩涩的吧，一定有海水的味道。
胡爹
三个从过军的老人，只有胡爹还健在。
他是1970年代中期来到东井岭的。来的时候，引起了小小轰动，也弄得神神秘秘。当时，几个戴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围着东井岭转了几天，东看看西量量。那个年代，来个穿蓝色警服的人都稀罕，何况是正正规规的军人。岭子上的人，不知道东井岭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人嘴巴嘀嘀咕咕，眼睛围着他们也转悠了几天。最后，他们选了一块宅基地。这是德胜大队的菜园子，东边是一米多高的矮土墈，西边不远有一口池塘，前前后后空敞亮堂。
那几个军人走了没有多久，又来了一群泥瓦匠。他们运来水泥，石灰，红砖，木料，半个月时间，修砌了一个百多平方单门独户的院落。岭子上的人纷纷猜测，这个即将入住的邻居是个什么人物，经过院落的时候，好奇的目光贴满了院墙，总想窥探点什么。
房屋干透了，新主人来入住，帮着搬家的是一群军人。岭子上的人瞟瞟，车上卸下来也是些平常之物，家具都很简陋，床、椅子、碗柜，桌子和书柜稍微显得有点像公家式样，与自家也差不了多少。只有一样特别的东西吸引了邻居们的眼睛，——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应该是东井岭有史以来的第一台电视机，真正的稀罕物。在电影娱乐至极的年代，单凭这台电视机，院落新主人便得到了东井岭居民的仰慕和敬重。
一个穿便装的中年人在边上指挥着，把物品搬进屋子后，就“嘭”地轻轻关上了院门。本来单门独户，左右邻居相隔一段距离，很长时间，这户人家深居简出，不与邻里相往。岭子上的人觉得他们傲气，暗地里嘀咕，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不就是不愿意人家进去看电视吗？也有人越发感到这个寂静院落里，隔绝着什么隐藏着什么。
后来东井岭上的空地越来越少，几乎接触不到湿润的泥土了。房屋如雨后的春笋般冒出来，都是见缝插针，挤挤挨挨，弄得东井岭像一个横七竖八的鸟臼。胡爹和他的院子淹没在这片高高矮矮坐向混乱的建筑群落里，慢慢和左邻右舍有了交往，面目也慢慢清晰起来了。
胡爹是岳阳东乡人，中等身材，单单瘦瘦，脑袋顶上稀落的几绺头发，被梳理得整整齐齐，搭在右边。但是只要风儿遽起，或者头部摇晃动作幅度过大，稀疏的头发便南北不分，左右不辨了。胡爹就会时不时伸出右手，颇有风度地重新顺顺，让它们归于一种发型的位置上去。胡爹性子不急不躁，嘶哑的嗓子说起话来慢慢吞吞。跑出租车的刘师傅说老胡说话始终挂的一档，走路也是挂的一档。也许是在部队呆久了，他喜欢说一口参杂普通话的东边乡下话，一些字句说出来的时候，在旁人听来有脱口秀的风趣和机智。胡爹一个儿子在事业单位工作，一个儿子在外面做服装生意，一个女儿在广州教书，都已成家立业。妻子原来做过百货公司的经理，家境不错。在外面吃早餐遇到熟悉的邻里，胡爹总是抢着买单。附近堂客们知道他脾气好，胡爹，胡爹脑壳喊起包，都愿意和他坐一桌子打麻将。
但是胡爹的妻子有时却喊他糊糊。在旁人看来，胡爹做事确实黏黏糊糊，他家原来宽敞的院落里无端挤进了一户人家。这个人生了双眯眯眼，当他眨巴眨巴的时候，更加分辨不清是睁开的还是眯上的。看上去，世上的老实本分，他是一个固定模型。胡爹在部队时，他在营区附近做木匠，帮胡爹做过几样木器，由于是岳阳老乡，一直有些往来。胡爹转业住到东井岭后，过了好几年，这个老乡也拖儿带女回来了。由于在城里没有栖身之地，他投奔了胡爹。大大小小一家子求上门来了，胡爹瞅瞅那谦卑的眼神，也着实可怜。不是无路可走，谁愿意栖身别人屋檐下啊。胡爹低了低头，挥了挥手，就让他进来了。临时在院落里搭建个简陋居所，一家子暂且安顿下来。这是个木匠，搭建房屋是拿手好戏，几天时间，敲敲打打，粉粉砌砌，木板房屋就盖好了。细伢子是不知不觉间长大的，有些事也是不知不觉间做成的。天长日久，哪知这个人得寸进尺，时不时加层砖，时不时添块瓦，竟在胡爹眼皮底下，慢慢地改成了坚固的砖瓦建筑。过了些年头，他自己去房产局办理了房屋产权证。至此胡爹再也赶他不出去了。——也许胡爹根本就没有想过赶他出去。邻居们只偶尔听他老婆发过牢骚，不该把这样的人让进来，一个宽宽敞敞的院落，就这样弄得狭窄不堪了。这些年，老木匠已经亡故，他的儿子和女儿都下岗失业了。女儿出嫁后在外地打工，儿子在巴陵大桥下面自己摆了个修鞋摊子，每天从院落推进推出，敲敲钉钉，勉强维持生计。境况如此，心善的胡爹就更不好说什么了。
胡爹整天懒洋洋笑眯眯，像一尊悠游的弥勒佛。有天晚上，胡爹在汴河街散步回来，过南岳坡人行道，不小心被小车剐了一下腿。围观的人都要司机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在去医院的路上，司机说自己家境怎么怎么困难，又说剐得不厉害，去医院检查花钱，还不如给胡爹两百块钱呷东西实在。胡爹摸摸自己的腿，也不是很疼，就让司机把他送到家附近，钱也没有要，自己下车回去了。过两天，胡爹腿疼得厉害了，儿子把他带到医院照片，腿颈骨裂开了一条缝隙。儿子气得呼呼的，怪他没有把车牌号码记住。胡爹腿上捆绑夹板，杵着拐杖，脸上还是笑眯眯的，算哒，事情不大。
胡爹妻子身材高大，比他高出半个头来，性情随和，什么事都由着胡爹。但胡爹当官说顺了嘴，遇到什么闹心事，口语有些不雅。他妻子也不还嘴，只拿眼睛瞪他，实在恼火了，伸手就把瘦弱的胡爹摁住，摁在墙上，摁在椅子上，甚至摁在床上，胡爹气得哼也没有辙。
这些年，除了参加干休所的活动，钓鱼，跳舞，打门球，旅游，胡爹每天下午都会走出院子，来巷道边的铁棚子麻将馆，和堂客们打长沙麻将。糊牌时，他慢腾腾的笑眯眯的，满脸皱纹蝴蝶羽翼一样微微振动开了。牌臭时，口里偶尔会丢一句粗话，妈买稀的！岭子上的堂客们笑话胡爹，说他胡姓得蛮合适，一辈子都在唱糊涂的爱。
胡爹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