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挪威的森林》。在我翻译的大大小小厚厚薄薄一百本书里边，毫无疑问，《挪威的森林》是最有名的，也可以说是我有幸抓得的第一张好牌，或掘得的第一桶金。就销量来说，在拙译四十三本村上系列总销量里边大约占了一半（1370万：650万），在拙译一百本书里边占了三分之一。说老实话，我这个从未混得一官半职的普普通通的教书匠之所以得到一些大众性声望，也主要靠的是《挪威的森林》。然而三十多年来，我从未就这本书做过专场讲座，就好像它是我心中一个秘密，或者像是一个陪我度过一段特殊岁月的旧日恋人？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不说也罢。反正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讲《挪威的森林》是第一次。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地特意赶来捧场，也感谢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特意提供这么好的时间段和讲座会场。谢谢！
那么下面就开始讲。讲什么呢？三点。一是作者村上怎么看的：村上与《挪威的森林》；二是译者怎么看的：我与《挪威的森林》；三是读者怎么看的：读者与《挪威的森林》。
我独立翻译的四十三本村上里边，最新的一本是村上访谈集，名叫《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村上在书中这样说道：“我也看了数量相当不少的书，但真正好的故事意外之少。出的书虽然铺天盖地，可是一个人一生当中遇到的真正精彩的故事、能扑入心灵深处的小说，我觉得为数不多。”差不多同样意思的话，后来他又说了一遍：“在我看来，人生中真正值得信赖的或深有感触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数量是有限的。……无论写小说还是不写小说的人，都觉得对自己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小说，一生当中不外乎五六本。再多也就十来本吧！而归根结底，那类少数作品成了我们的精神筋骨（backbone）。”
这五六本以至十来本，就当代外国文学来说，对于我们，可能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有厄尼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可能有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除此以外，作为大概率，应该有村上春树一本，那就是《挪威的森林》，迄今总发行量已超过六千万册。一般认为平均每本书有四个读者，这样，这本小说的读者数量就有两千五百万左右。如果加上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〇年之间漓江版《挪威的森林》，就可能逼近三千万。以至村上春树或《挪威的森林》成了一种文体符号、文化现象。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文学日益被边缘化的时代——不妨断言，即使在这个声像信息劈头盖脸弥天盈地的互联网时代，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文学这一艺术形式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仍是一种无法轻易告别的了不起的武器，既可以承受生活之重，又可以承受生命之轻。至少，眼下任何一种声像形式都不可能如《挪威的森林》这样把无数微茫的情绪升华到审美层次。同名电影不少人都看过吧？作为小说版的译者，我可是看得险些睡了过去。原因无他，图像版的魅力不如白纸黑字的魅力！文学的魅力！
一、村上与《挪威的森林》
白纸黑字版《挪威的森林》，读的人这么多，自然疑问也多。读者来信也好，网上跟帖也好，每每有人问我渡边君是不是就是村上本人，绿子是不是就是村上夫人，以及性与爱、爱与死、死与生等许许多多，林林总总。可我毕竟是译者，回答起来深感捉襟见肘，所以今天请作者本尊、请村上“出山”直接回答。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村上于一九八六年写这部小说，年龄恰好就是《挪威的森林》男主人公的年龄——“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难怪有读者说这部小说有村上的自传色彩。村上本人也不完全回避，在后记中坦率承认“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属于个人性质的小说”。后来一位名叫柴田元幸的东京大学教授问书中主人公和他有没有重合部分的时候，村上也说“那样的部分我想是有的”。但又马上强调：“那终归只是一个视点。因为主人公是第一人称，所以需要有相应的‘感情移入’，在某种程度上。这样，我的嗜好也好想法也好直接融入其中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就拿小说里出现的‘料理’来说吧，较之我的喜好，不如说游戏成分更多些……不是说全都一丝不苟。因此这些细小地方，读者如果一一信以为真可就糟了。”再比如音乐，“我个人向来不怎么喜欢‘披头士’。倒也不是说讨厌，听还是听的。不过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和自己相重合的。另外，也有的融入主人公以外的其他人物身上。”例如永泽这个人身上，村上就承认多少有自身的投影，“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那种极端部分”。还说永泽在道德意义上破产了，跌落了，而这也让他对永泽的性格怀有兴趣，“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有人在现实生活中跌落。还有，在某种意义上，自己也是个差点儿跌落的人。人生这东西到处是又黑又深的地洞。我觉得那种恐惧感无论谁都是有的。……所以，他们——那些人——的存在之中也有我自身的存在，可那不就是我；我也存在于作为主人公的‘我’之中，但那不过是一个选项罢了，正如我本身也不过是一个选项”。
这意味着，不仅渡边君有村上的影子，永泽身上也不无其“个人性质”，若村上本人不说，我们任何人恐怕都始料未及。至于村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就是渡边君，村上始终避而未答。不过据村上的朋友“揭发”，他的夫人村上阳子即是绿子的原型。一来村上阳子的确毕业于基督教系统的大学，二来村上本人也说他和夫人正式确定关系费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两人原先都有相处的对象——这也和小说情节不谋而合——很难一下子甩掉。说起来，我倒是见了村上两次，但因为见的地方不是他家，而是位于东京城中心的村上事务所，所以没能见到村上夫人。看照片，无论长相还是气质，倒是都和想象中的绿子有几分相像。不过更让我浮想联翩的，是刚一见面村上就介绍给我的两个年轻女助手——村上特意说不是女秘书，是女助手（assistant）——她俩让我当即想起《1973年的弹子球》中和“我”共同生活的双胞胎姐妹208、209。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女秘书和女助手能有多大区别呢？反正我是区别不了。
关于性与死，村上十几年后在“创作谈”中这样谈道：“写《挪威的森林》时我要做的事有三件：一是以彻底的现实主义文体来写；二是彻底写性和死；三是彻底消除《且听风吟》那本小说含有的处女作式羞赧，即把‘反羞赧’推上前台。”在另一篇文章中村上毫不“羞赧”地就此写道：“在《且听风吟》中我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不写性与死。后来想全部推翻，想放开手脚来写性与死。彻底地写，写够写腻为止。这个愿望是达到了，写得尽情尽兴。人一个接一个死，性场面一个接一个出现。只是，性场面根本就不性感，居然还有人说是色情……说现在的年轻人是那样的不成？可若连那个都算是色情，我倒是想问那些人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性生活。”直到二〇一七年，村上仍对被人说成“色情作家”这点耿耿于怀，只是语气没那么激动了，笑道：“现在也差不多还是不好意思。”
除了以上三点，还有一点涉及这本书的创作缘起：“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我眼看就四十了，想趁自己的三十年代还拖着一条青春记忆尾巴的时候写一部类似青春小说的东西。记得我当时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要写一部让全国少男少女流干红泪的小说。”
也就是说，《挪威的森林》是村上在写作手法上改弦更张和怀有青春危机感的产物。手法上面说了，青春危机感则在《挪威的森林》开头第一章借主人公之口再次提起：“……记忆到底还是一步步离我远去了。我忘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死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时刻模糊下去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认为村上是想对青春时代——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青春时代做一个总结性交代。实际上《挪威的森林》也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青春元素：连带与孤独，开朗与感伤，追求与失落，坚定与彷徨，充实与寂寞，纯情与放荡，时尚与乡愁，奔走与守望，无奈与救赎，忏悔与迷惘……在这个意义上，确如村上所说，较之“恋爱小说”“青春小说”，说“成长小说”大约更为接近。
至于令不少人感到困惑的书名，村上说直到要交稿时还是另一个书名。“当然，‘挪威的森林’这个书名作为选项一直存在。但因为过于贴切了，作为我是想极力避免的。而且直接挪用披头士乐曲名称这点也让我有所抵触。毕竟那一代人的气味沾得太多了。但另外，‘挪威的森林’这一说法又总是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而其他任何书名都同作品两相乖离。最后在不告知‘挪威的森林’这个书名的情况下叫老婆读，之后问她什么书名好。她说‘挪威的森林’好，于是书名就此尘埃落定。”这部小说在日本卖了多少呢？出版七年后的二〇〇四年上下册加起来卖了八百二十六万册，二〇〇九年超过一千万册，创日本小说单行本印行纪录。
书卖得这么多，一来财源滚滚，二来声名赫赫，村上理应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吧？然而实情并非如此。村上二〇一五年接受女作家川上未映子采访时仍在感叹：“迄今为止的漫长时间里，我一直觉得自己被世间所有人讨厌。不是说谎，真的。”对方问他《挪威的森林》以后也情况依然？村上答道：“一直是，或者莫如说《挪威的森林》以后变本加厉呀！正因为那让我心烦，才离开日本去国外生活……”去国外（希腊、罗马）生活期间，村上写了一本名为《远方的鼓声》的随笔集。他在书中颇为详细地写了《挪威的森林》畅销后的心情：
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什么原因呢？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顺顺利利，但实际上对我是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发生了几桩讨厌的事、无聊的事，使得自己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现在回头看才明白过来——说到底，自己怕是不适合处于那样的立场的。不是那样的性格，恐怕也不是那块料。
那一时期我心力交瘁，老婆病了一场。我没心思写文章。从夏威夷回来，整个夏天一直在搞翻译。自己的文章写不出，但翻译还是可以做的。一字一句翻译别人的小说，对于自己不妨说是一种治疗行为，这也是我搞翻译的一个缘由。
村上将“冰窖”遭遇归因于自己不适合成名。“有人适合成名有人不适合。痛快说来，我完全不适合。为此欢欣鼓舞的时候一次也没有。”（《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喏，你看，村上的人生也大为不易。本以为《挪威的森林》“爆卖”式畅销将他的人生之舟推向莺歌燕舞的顶峰，实则跌入了凄风苦雨的谷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看来不单中国，日本情形也彼此彼此。“木秀于林”的林即便是“挪威的森林”，那也无由幸免。可以说，这既是人生得失的一种“能量守衡”，又是人性中未必光彩的一面所使然。用日本人的说法，即“名人税”，名人必交的“税”——成名的代价。
噢，对了，刚才村上说到翻译，说翻译对于他是一种“治疗行为”。那么就顺水推舟，说一下我的翻译，我翻译《挪威的森林》的缘由和过程。刚才说了，我一共单独翻译了四十三本村上，这是第一本。媒体采访时每每问起我选择这本书的缘由，以为我的眼光多么独到。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要说，也只能说是我的运气好或手气好，伸手一摸就摸了一张“红桃K”。这没什么好隐瞒的，也好像没什么参考价值。但愿大家听了别失望才好。
二、我与《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日文原作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在日本出版，一个月后我出现在日本，在大阪市立大学留学一年。每次去书店都见到一红一绿——上册鲜红鲜红下册墨绿墨绿——上下两册《挪威的森林》各带一条金灿灿的腰封摞在进门最抢眼的位置，仿佛整个日本列岛都进入了“挪威的森林”，几乎无人不看。不看的大约只我一人，只我这个日后的译者。原因在于我当时正挖空心思做一个所谓“中日古代风物诗意境比较研究”的项目，拿了国家教委六七千元钱，去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此收集资料。况且当年我是一门心思要当像那么回事的学者的，想写两三本砖头般的学术专著，啪一声砸在桌子上把身边同事吓个半死，没时间也没闲心打量这披红挂绿的当代流行小说，全然不知村上春树为何村何树。回国前只因一个老同学送了上下两册中的下册，我为配齐才老大不情愿地买了上册。带回国也随手扔在书架底层没理没看。
岂料，命运之手正悄悄把我这粒棋子移去另一条人生轨道。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即我回国两个月后，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在广州召开。从事日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副会长李德纯先生一把将我拉到漓江出版社的一个年轻编辑面前，极力推荐说《挪威的森林》多么美妙，我的中文多么美妙，译出来市场前景又多么美妙。可惜我当时的经济景况一点儿也不美妙，站讲台穿的衣服大多是在学校后门地摊上买的，无论如何都需要赚点稿费补贴生活开支，至少要让自己穿得体面一点儿，不至于在自己教的港澳生和华侨华人子女面前过于相形见绌。当学者诚然美妙，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钞票的美妙为前提的——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便是在这种既不美妙又未必多么猥琐的心态下翻译《挪威的森林》的。
记得那年广州的冬天格外阴冷，借用村上的说法，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冰箱全都朝我大敞四开，或者全世界所有的冷雨落在了广州所有的草坪。我蜷缩在暨南大学苏州苑三十栋一间朝北房间的角落里，身上裹一件好像用深蓝墨水染成的半旧混纺鸡心领毛衣，时而望一眼窗外路上绿子般说说笑笑的港澳女孩的亮丽身影，时而搓一搓冻僵的手指，对照日文一格格爬个不止。就翻译环境来说，同村上写《挪威的森林》时住的罗马郊外那座低档旅馆多少有些相似。只是，我放的音乐，一不是爵士乐《挪威的森林》，二不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说来难以置信，我放的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和《平沙落雁》。我觉得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超越日常性凡俗性的旋律非常契合自己的心境，使我很快在书中世界里流连忘返。仿佛直子绿子和“敢死队”们用一条看不见的细线拖着我的自来水笔尖在稿纸上一路疾驰，但觉人世间所有美妙的语汇美妙的句式纷至沓来，转眼间便乖乖填满一个个绿色的方格。
这一翻译过程促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汇、语法、语体的对接，而且是心灵通道的对接、灵魂剖面的对接、审美体验的对接。换言之，翻译乃是监听和窃取他人灵魂信息、审美信息的作业。我倾向于认为，一般翻译和非一般翻译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描摹皮毛转述故事；后者传递灵魂信息、美学信息，重构审美感动。总之，我就是这样陪伴《挪威的森林》、陪伴村上君开始了中国之旅，又眼看着她由不入流的“地摊”女郎变成陪伴“小资”或白领们出入星巴克的光鲜亮丽的尤物，进而升格为半经典性世界文学名著。
把佛经翻译成汉语的古代翻译家鸠摩罗什说翻译就是用舌头积累功德。就我翻译的村上作品系列而言，是不是功德不好说，但三十多年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两代人的生活情调、精神格调以及行文笔调、说话调调，恐怕可以大体认定为事实。这也给了我人生困难时刻的尊严、自豪感和奋然前行的动力。
也许有哪位不由自主地想问，你吹得那么厉害，说得那么玄乎，可你翻译的村上是百分之百的“原装”村上吗？或者索性说痛快些，你没往里塞“私货”吗？对此我想这样回答：主观上我以为自己翻译的是百分之百的村上，而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百分之九十或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非我狡辩，也不但我，任何译者——哪怕再标榜忠实于原作的译者——都概莫能外。所谓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别说翻译界，即使这个星球上也哪儿都不存在。
关于这点，林语堂有个多少带点儿色情意味的比喻。他说：“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你看你看，穿上丝袜的女人大腿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原来模样的嘛！香港岭南大学原中文系主任许子东也说得够狠的：“翻译就像变性手术，一个靓仔变性后不一定是美女。”不过我以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变得比美女还美女也不一定。总之不可能百分之百。何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任何翻译都是基于译者个人理解基础上的语言转换，而理解总是因人而异，并无精确秩序（order）可循。其二，文学语言乃是不具有日常自明性的歧义横生甚或意在言外的语言，审美是其内核，而对审美情境的体悟、把握和复制（copy）更是因人而异，更无精确秩序可循。据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讲座教授的台湾学者童元方之论，雅是文学翻译的唯一宗旨，信、达不能与雅并驾齐驱。而雅的最大优势（或劣势）恐怕就在于它的模糊性、无秩序性、不确定性。换言之，翻译作品是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最大限度达成妥协和谅解的产物。
余光中《翻译乃大道》：“翻译如婚姻，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妙译有赖于才学和两种语文上淳厚的修养。能成为翻译家，学问之博不能输于学者，文笔之妙应能追摹作家。译者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借用村上本人的说法，译者哪怕再扼杀自己的文体，也还是有扼杀不了的部分剩留下来。而剩留下来的那一小部分，可能就是译者的风格，就是林家铺子而非张家铺子李家铺子的胎记（identity）。也就是说，翻译总是在海外异质性、陌生美和本土同质性、熟识美之间保持微妙的张力和平衡。好的翻译总是介于生熟之间、土洋之间，好比火候恰到好处的二米饭。一句话，文学翻译追求的是最大近似值或最佳模拟效果。而更高层次的翻译，甚至已经不是模拟，不是克隆；而是再生，是原作的投胎转世。
说起来，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教书匠；教书之余搞翻译，翻译匠；翻译之余写点儿豆腐块文章，半个作家；此外，为了提职称，必须写学术论文，勉强算是个学者。如此成就了我的四种身份。
不用说，这四种身份里边，让我有幸获得一点浮世虚名的，是翻译匠——人们有可能不知道我先是暨南大学的教授，后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但耳闻目睹之间，大体知道我是搞翻译的某某。我本人最看重的是教书匠，而时人莫之许也。也难怪，当今之世，教授衮衮诸公，作家比比皆是，学者济济一堂，而为民众许之者，确乎为数不多。即使从“史”的角度看，能让我在文学史上勉强捎上一笔的，估计也只能靠翻译匠这个身份——尽管未曾捞得任何官方奖品奖杯奖章——因此我必须感谢这个身份，感谢世界上竟然存在翻译这样一种活计。并且感谢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和村上春树等日本作家提供了《挪威的森林》等许多优秀的原著文本。还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先留下这充满无数神奇可能性的汉字汉语，使我得以附骥远行，人生因此有了另一种诗与远方！
三、读者与《挪威的森林》
有的读者在来信中说自己看了《挪威的森林》之后，很想跟周围同学交流一下读后感或单单倾诉几句什么，遗憾的是对方不是不屑一顾就是露出不无诡异的神情，总之找不到交流对象，感到孤独。那么往下我替这样的读者找几位来交流。当然他们也多是读者。
翻阅我手头保留的剪报等资料，得以确认关于《挪威的森林》最早的读者评论是一九九〇年一月六日《文汇读书周报》署名郑逸文的文章，题为《一半是叹息，一半是苦笑》：“从友人处借得一册《挪威的森林》，一夜挑灯苦读，待晨曦微露时合上小说，却没有半点放松感。那样真切地从文字上读懂都市人的压抑与无奈还是头一次；那样不知所措地让小说的悲凉浸透全身竟也是头一次。绝的是那样深沉的凉意并不能轻易引下泪来。尽管一夜风雨，书中人已泪眼迷蒙各自退回原路寻其归宿，但惜别之际留下的微笑却一拂往日之忧苦，不容你对他们（她们）是否懦弱妄加评述。”最早的出版社宣传应是一九九〇年二月九日《书刊导报》刊发时任责编汪正球的文章，题为《日本的超级事件——〈挪威的森林〉抢购狂潮》：“它的成功之处令人联想到迄今仍为读者喜爱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青春感伤大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两部杰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评论家中最早读的和关注《挪威的森林》的，应该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白烨先生，他撰文说《挪威的森林》“以纪实的手法和诗意的语言”注重表现“少男少女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对于纯真爱情和个性的双重追求……超出了一般爱情描写的俗套，而具有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文章具体发表日期一时无从核对，但十几年前在青岛相见时，白烨先生告诉我《挪威的森林》出版不久就看了，说他当时正处于精神苦闷之中，《挪威的森林》给了他很大安慰。
读者中后来成为有影响人物的广东秦朔也较早注意到了《挪威的森林》，他在一九九一年一、二期合刊号《旅潮》上撰文：“1990年的秋天，带着将逝未逝或者永不消逝的青春梦幻，我走进了一片《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它是漫卷每一个年轻人的春风秋雨。当我听到‘请你永远记住我/记住我这样存在过’的青春呼喊时，我觉得即将22岁的我和异国的心林流荡着同一样的烟霭和山岚——就像卡夫卡说的，‘我们大家共有的并非一个身躯，却共有一个生长过程，它引导我们经历生命的一切阶段的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
作家的反应似乎迟了几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徐坤、素素、彭懿、陆新之和孔亚雷、李修文等人或写书评或在创作中加以举荐和评说。其中素素认为“村上春树的思考，感性而又深邃”，她的小说《水蓝色的眼泪》，村上的投影可谓所在皆是。
纯粹以读者视角谈论和品评《挪威的森林》的书，最早的应该是二〇〇一年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遇见100%的村上春树》（稻草人编著）。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挪威的森林》带给我们一个奇异的空间，轻描淡写的日常生活片断唤起的生活气氛令我们有所共鸣。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六十年代的背景道出九十年代，甚至世世代代的年轻人心声：年轻的迷茫与无奈，年轻的反叛、大胆与率真，年轻的变动与消逝……（P95）
此外华夏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一本也是较早的专门评论集：《相约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世界》（雷世文主编），书相当有分量，洋洋三十二万言。作者大多是北大在读或毕业不久的硕士博士。其中一篇以“写给青春的墓志铭”为题，以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之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热烈的红玫瑰与圣洁的白玫瑰”），把绿子比喻成红玫瑰，把直子比喻成白玫瑰：
无论得到白玫瑰还是红玫瑰，对于男人而言都永远意味着失去。因而“我”与直子、“我”与绿子之间的爱，热烈而忧伤，没有不可原谅的错误，只有不可挽回的失去。“百分百”的爱情故事发酵出静谧、忧伤而又转瞬即逝的对于气氛的感觉。它不仅可以吸引年轻人，被人标签以“青春小说”之名，而且经历了荒唐青春或“红白玫瑰战争”的中年人更容易被打动，仿佛触到早已结痂愈合的痛处，多少青春回忆扑面而来。那个在飞机上听着披头士乐队《挪威的森林》而落泪叹息的中年渡边，正是他们的影子。相信书中的渡边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村上自己，否则他断然没有办法把他的心境描画得如此清晰。写书的年龄也绝不是巧合，三十七岁的村上写了一个三十七岁的渡边，两人合做一个梦。或者，这是所有男人所做的梦！总之，三十七岁的渡边在天上打开的这瓶酒，带着呼之欲出的青春气息和中年人的隐痛。
无独有偶，一位名叫无畏的南京读者在来信中也不把《挪威的森林》单纯看成青春小说：
我从来就不认为村上的书是青春小说，我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直看到年近不惑。那种莫可名状的喜爱往往涌现在我打开冰箱看见不曾喝完的啤酒或是看见草丛中的猫的一瞬间，另一个人描述的另一个世界里的细节精确地映射在眼前。感叹之余每每有些欣慰：毕竟这样的存在也被感知着、被人以奇妙的文字记录下来，并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读所想。
不过总的说来，读者来信中以年轻人居多，年轻人中以大学生高中生居多，尤以高三女生居多。几年前来自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的高三女生这样表达她读《挪威的森林》的感受：
上了高中以后，面对学校偌大的图书馆，心中满是欢喜。在一排排散发着墨香的书架间漫步，心中的满足难以言喻。无意间、无意间我又遇见了多年前邂逅的《挪威的森林》。心底泛起的阵阵暖流，指尖划过它的时候莫名的停顿，激活了血液中流动的活力，给了我一次次看它的冲动。这一个冲动，让我相信我会看着它看到死去。
临近午夜时看完了它。看完是什么感觉？就像什么戛然而止了，而我的生命也就此终结了。字斟句酌地看，吃饭看，走路看，睡觉看，似乎我生来就是为了看《挪威的森林》的。……最绝望的时候，总想让一切都结束。可是他们一直都告诉我，什么都不曾结束。渡边也好，绿子也好，玲子也好，“我们都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挪威的森林》带我走出了一个又一个低谷。三年了，一直将它带在身边。学习，旅行，包里总有它的位置。打开它，无论哪一页，字字句句总能让我平静下来。平缓又安静的语句像一个温泉，慢慢地渗入肌肤、渗入骨髓、渗透灵魂。
这位肯定已经考上理想大学的可爱的女高中生来信的最后有几句让我由衷欣慰和兴奋了好一会儿。恕我不懂谦虚是美德，那几句是这样的：“一本一本地看下来，忽然发觉，我们所喜欢的并不只是村上，还有先生您，更确切地说，我们真正喜欢的是先生与村上的结合体。”
不过下面这封信应该是高三男生写的，来自天津。他说他读完《挪威的森林》最后一段正是日落时分。“我不敢说话、呼吸，我怕我要倾诉的内容从耳、鼻、口中逃走。我觉得自己处的环境很陌生，很想躲在书里不出来。或者像渡边那样一个人外出旅行，不吃不喝，不闻不问，走哪儿睡哪儿，不愿意别人找我……”作为读后感相当诡异吧？其实我的译后感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最后介绍一封上个星期刚刚接到的信，一位大三女生寄来的，从和我有关系的海洋大学附中考去山东师大。
说起来还挺好玩的。有一次看一个美女博主发她某日的爱物分享中提到了《挪威的森林》。她说她很遗憾没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这本书。当时我觉得，嗯，这本书一定要读。第一次读的不是你译的，加上第一次读，没感到一种冲击力。这周第一次来学校图书馆的我，径直去找了《挪威的森林》。从译序开始，一字不落地读了一遍。……读完我发了一条微博，是这么写的：我是绿子，但不是渡边的绿子。可能是因为我和绿子一样都想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所以觉得渡边这种渣渣的男生配不上绿子的妙趣横生，配不上她的鲜活。
对了，六年前的二〇一四年十二月，我通过微博做了一项“微调查”：作为理想的婚恋对象，《挪威的森林》中你选谁？选项有直子、绿子、玲子、初美和渡边、木月、永泽、“敢死队”。
“评论”很快达148人次，其中明确表态者122人。122人中，男性组选绿子70人，选初美11人，选直子8人，选玲子6人。女性组：选永泽12人，选渡边8人，选木月4人，选“敢死队”3人。显而易见，绿子遥遥领先。作为译者也好作为男性也好，对此我不感到意外。颇为意外的是女孩儿们的选择：永泽票数居然超过渡边。须知，永泽可是有人格和道德污点的人啊！那么女孩儿们喜欢他什么呢？概括起来，A喜欢“他对自己事业的态度”；B喜欢他“活得明白”；C喜欢他那句名言，“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鄙懦夫干的勾当”。甚至有人说曾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度过人生艰难阶段。
相比之下，喜欢绿子的理由丰富得多也有趣得多。例如率真自然、热情奔放、生机勃勃，“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跳到世界上的一头小鹿”。再如，“活泼可爱能干，关键是还很漂亮”“身上汇集着一个少女所有的乐观、好奇、调皮的生命力”“这个活泼可爱的妹子在无聊的生活中点亮了我”。还有的说得那么感性，简直让人看得见他的笑脸：“选绿子呀，那么暖洋洋的姑娘！”不过也有男孩儿相对理性：“绿子那个状态，如果放在三十过后的人身上，就不合适了，有点儿二百五。二十多岁的残酷，就在于不得不去直面人生黑暗的现实，无人能免。绿子的洒脱有赖于旺盛的性欲、充沛的体力和不怕死的闯劲儿。渡边是早熟的，他早看清了青春迟早要挥霍一空，因而提前进入中年人的静观静思状态。”喏，这个男孩儿是不是快成渡边君了？作为老师，我觉得这样的男孩儿似乎就在自己身边——说来也怪，每级学生中必有两三个这样的男孩儿。他们稳重、沉思，喜欢独处，倾向于看历史、哲学、文学等“闲书”，平时沉默寡言，问到时侃侃而谈。我见了，每每为之心动，甚至不无感伤，暗暗祝福有一个喜欢他的女孩跟他一起走向远方。
美国著名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在他的散文集《世纪末的反思》中，将《挪威的森林》列为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之一。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之后，《挪威的森林》入选“金南方·新世纪10年阅读最受读者关注十大翻译图书”之列。主办方是广东南方电视台，经由读者投出十八万张选票并由专家和知识分子推选最后评选出来。我有幸应邀参加为此举行的“2009南方阅读盛典”电视晚会。担任终审评委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历史学家，八十多岁的袁伟时先生告诉我，他看了《挪威的森林》，认为《挪威的森林》中体现的对于个人主体性的尊重和张扬，逐渐形成共识和社会风潮后，将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变革，推动多元化公民社会的形成。说实话，事关《挪威的森林》的评价，我听的看的已经不算少了，但从这个角度评价《挪威的森林》的，迄今为止仅此一次，仅有袁伟时先生一人。不妨说是对《挪威的森林》最大的肯定和最高的评价。也是对我这个译者的极大鼓励，让我切切实实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的好事。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日文原版《挪威的森林》迎来三十四岁生日，中译本也已诞生三十二年了。其间有无数读者来信朝我这个译者飞来，每三封就有两封谈《挪威的森林》。或为故事的情节所吸引，或为主人公的个性所打动，或为韵味的妙不可言所感染，或为语言的别具一格所陶醉。有人说像小河虾纤细的触角刺破自己的泪腺，有人说像静夜皎洁的月光抚慰自己的心灵，有人说它引领自己走出四顾茫然的青春沼泽，有人说它让人刻骨铭心地懂得了什么叫成长……早年的《挪威的森林》迷如今已经四五十岁——又一代人跟着《挪威的森林》涉入青春的河床。《挪威的森林》，不仅是青春的安魂曲或“墓志铭”，更是青春的驿站和永远的风景线。
下面我想以二〇〇一年为《遇见100%的村上春树》那本书写的序言中未必精确的一段话来补充这篇讲稿：村上春树的一个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从琐碎庸常甚至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层面发现情调、发现美感、发现童话，善于在精神废墟上小心聚拢希望之光，从而为我们在滚滚红尘中守住一小块灵魂栖息地，为我们在风雨欲来的茫茫荒野中搭建一座小而坚固的小屋。
我还想念一段《挪威的森林》中最让我深受触动的话，你们猜是哪一段话？提示：既不是“‘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又不是“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喜欢你。（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吗？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骨碌骨碌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天。“我就这么喜欢你。”）那是关于初美的一段。一天晚上，渡边在初美向永泽发过火后送初美回去。出租车上渡边一直思索初美在他心中激起的感情震颤究竟是什么，但直到最后也未能想明白。接下去的一段是这样的：
当我恍然领悟到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比萨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盘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就好像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似的。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到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很长时间里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没有记起。而初美所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不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至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细想之下，渡边心目中最理想的女子，恐怕既不是直子又不是绿子，而是初美。初美之所以是渡边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主要是因为初美是他“少年时代的憧憬”的象征，是被自己早已忘却的“我自身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乡愁、乡愁的附丽！在这个意义上，男人一生都在寻找的，恐怕既不是红玫瑰又不是白玫瑰，而是能够激活自己心中早已远去的憧憬以及乡愁的对象。说得玄乎些，那可能更接近一种超越性，超越凡俗、年轻和美貌的诗性存在！
最后想用村上的话概括一下村上小说的主题。说起来，也是因为不时有读者问我村上小说的主题是什么。这么问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模式，就是要求概括段落大意、主题思想，而用这个模式读村上，就难免感到困惑。于是问我，而我也概括不出来，我就转而问村上，于是村上以公开信的形式做了回答：
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那就是：“任何人在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已经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2019.3.6初稿，2020.2.1修改，2021.3.31再次修改）
此文为2021年4月1日中国海洋大学通识教育讲座讲稿。其主要内容亦曾用于：2017年12月10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挪威的森林》问世三十周年庆典”演讲、2017年12月20日青岛理工大学外院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