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办公桌”是WeWork第一个共享办公空间，这个名字是为了吸引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当时全球经济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有人警告亚当，人们不会在市场低迷的时候租用新办公室：大公司在合并，小企业已倒闭，自由职业者则在家办公。

但当绿色办公桌开业时，大受欢迎。“下岗失业的都来了，谁都不想沮丧地待在家。”

“我一直在思考未来。”米格尔·麦凯维在从希腊寄给母亲的一张明信片上写道。那是1999年，他刚从俄勒冈大学拿到建筑学学位，正在进行毕业后的环球旅行。“我有点想放弃成为超一流建筑师的梦想，因为这太理想主义，要靠这个职业做到娶妻生子和家庭和睦等似乎极为艰难。”米格尔希望能重返校园或是与儿时好友一起创业。问题是朋友希望留在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而米格尔的野心执念却总是挥之不去。他写道：“我依旧特别想去纽约，仍然希望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与另一位WeWork创始人类似，米格尔也成长于不同寻常的环境。20世纪60年代，他的母亲露西娅在新墨西哥的陶斯市与3位朋友相继当上了母亲。没想到4个孩子的父亲也是相继离开，4位单亲妈妈只好走到一起组成了米格尔所说的母系集体。她们分开生活，共同育儿，在寻常的社会结构和期望之外找到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方法——美国集体农场。

正如米格尔“兄弟姐妹”中的一人所说，他们这伙人过着“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最终定居在俄勒冈州的尤金市。几位母亲都不喜欢“嬉皮士”这个词语，但要是有人坚持使用类似表述，她们更倾向于接受“乡村知识分子嬉皮士”的称呼。对白人小孩来说，米格尔是个奇怪的名字，米格尔承认，不过还是没有中间名“安吉尔”那么奇怪。早在豆腐和豆豉成为一种时尚美食之前，这伙人就已习惯食用这两种食物了，他们经常围坐一圈，边吃边分享彼此的梦想。米格尔记得自己7岁时有次在音乐节上找不到母亲，但他并不焦虑，甚至还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兄弟姐妹”之一说，感觉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创造了“自成一派的宗教”。

在多数集体主义模式中，金钱总是难以得到的。几位母亲都是社区组织者和活动家，会拖着孩子一起参加反战抗议活动。等到为了生活而求职时，露西娅对米格尔解释道：“我们足够聪明，可以伪造简历。”（多年以后，米格尔将母亲创办当地报纸《正在发生的事》的经历作为企业家参与社区活动的一个基础实例。）他们有时去杂货店后面的垃圾箱翻找食物，除此之外主要靠食品券维持生活。他们每年都会去国王自助餐厅饱餐一顿，米格尔总会不停地吃软冰激凌，吃到恶心为止。娱乐方面，他设计了个小游戏，把弹跳球从家里那辆沃尔沃轿车生锈底座上的洞里往下扔，然后看着它们在路上蹦蹦跳跳。

米格尔并不喜欢自己的成长环境。他说：“我想吃麦当劳，而不是合成豆豉。”他忽悠其他小孩说他不能谈论自己的父亲——一个卧底警察。米格尔个子很高，而且他对自己的身高和体重超标的事实相当敏感，所以他尽可能不去抛头露面。在南尤金高中篮球队期间，教练的规定十分严格：不能在关键位置外跳投，永远不能左手运球。这些都让米格尔感到耳目一新。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他在阿拉斯加一家鱼类加工厂工作，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为了多挣钱还时常额外加班6个小时。

等米格尔来到科罗拉多学院——一所招募他打篮球的私立文理学院时，他对人生的憧憬已经与曾经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原本计划主修商科，但很快发现自己厌恶经济学，却对艺术颇有心得。在一次雕塑课上，教授卡尔·里德在米格尔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些建筑学元素，仿佛他正试图通过艺术来解决空间问题。里德认为，建筑或许是这个孩子在兴趣和抱负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离开科罗拉多学院后，米格尔花了一年时间设计各种餐桌，同时阅读能找到的所有建筑书籍。回到家乡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时，他已经在该校建筑课程的小众圈子里脱颖而出。有个同学甚至在他的课桌周围搭了个棚子，脱掉衣服住在里面。身高两米多的米格尔还在俄勒冈州篮球队里获得了一席之地，但作为一名运动员，他很安静。米格尔经常戴着耳机，每天在建筑工作室待上14个小时，一遍遍单曲循环。他进入了所谓的“无意识的暂停”状态，几个小时后才突然清醒过来，并对这种失神感到困惑。他的安静程度甚至令人生畏。有一天，一位同学来跟他搭话。“你知道所有人都不喜欢你，对吧？”她说，“但我只想说，你其实真的很好。”

***

1999年，米格尔以4.0的平均学分绩点毕业，但他并不明确自己未来何去何从。他原本计划搬去纽约，却莫名其妙跟着一个名叫约翰·海登的朋友去了东京。在混夜店的时候，他们发现将美国流行歌词中的方言译成日文的市场需求十分强烈。（TLC女子乐队的《人渣退散》的译文就存在很多问题。）一天晚上在吃寿司时，约翰和米格尔想出个主意：建立一个网站来帮助人们学习英语口语。他们将其命名为“英语宝贝”（English, Baby！），还配备了广告词：“学英语，找朋友，还挺酷。”

“英语宝贝”跟建筑学没有一毛钱关系，但米格尔毕业时正值第一次互联网泡沫顶峰，那些看起来并不比他聪明的年轻企业家突然间变得无比富有。他后来说：“居然有那么多人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想法而得到那么多投资。”回到尤金后，他开始担任“英语宝贝”的首席创意官。到2000年，网站拥有了来自60个国家的3000名用户，而且用户数量还在持续增长中。米格尔预计“英语宝贝”将在一年内获得大量风险资本，员工人数将增长到100名，并以9位数估值冲击上市。

新兴经济的泡沫总是相当极端的，所以米格尔的预测并非完全不合理。20世纪90年代末，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值翻了3倍，每周都有新公司粉墨登场，他们均声称利用互联网的新生力量颠覆了一个个行业。2000年，软银的孙正义凭借对科技公司的几笔精准押注，从默默无闻中崛起，一度成为世界首富。

即使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约翰和米格尔仍然认为，与别的新兴公司相比己方处于有利地位。“不像网上书店，你只要沿街走到最近的书摊就能解决问题，‘英语宝贝’的可复制性不强。”2000年，俄勒冈州的一份报纸在谈到这家初创公司时这样评价。他们还推出了科技公司必备的夸张措辞：“‘英语宝贝’正在重塑世界各地人们的学习方式。”

但是约翰和米格尔犯了个关键性错误：2003年网站仍然盈利，他们却缩小目标，将业务重心转向美国大学，寄望于后者付费购买面向外国学生的中介服务。与此同时，英语学习热潮的红利都流向了那些执着于自身雄心的公司。“回头看看，公司还没发展到能够构建社交网络的程度，我们错过了机会。”米格尔后来说。他对公司愿景的构想还不够远大。

临近而立之年，米格尔对未来依旧迷茫。“英语宝贝”并非其激情所在，也不能发家致富，那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呢？他怀念建筑学，仍然渴望搬去纽约。2004年，他开始申请工作地点在纽约的建筑相关职位。不久，一家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司联系他，问第二天能否来面试。他向家人谎报行踪，买了张机票，第二天早上就出现在纽约街头。之前从未到过布鲁克林的他在丹波下了F列车后，走进一栋破旧建筑。在墙壁上用黑色记号笔潦草写就的公司名录上，他找到了乔丹·帕纳斯数字建筑公司。

乔丹·帕纳斯数字建筑公司的两位建筑师似乎并不在意米格尔脱离这个领域已经5年了。（他效仿母亲美化了简历。）他们迫切需要帮手以满足新客户的需求：AA美国服饰已聘请他们在纽约开设首家分店。他们问米格尔能否第二天就来上班，那天是周四。后来，米格尔说服公司把时间改到下周一，然后飞回家收拾整理，只带一个行李袋又到了纽约。米格尔的生日是7月4日，这回抵达纽约后不久，他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屋顶上观赏东河的国庆烟花，同时庆祝自己的30岁生日。这就是了，他想，我做到了。

米格尔准备开始面对每个年轻建筑师都要经历的漫长职业生涯，作为公司初级绘图员，他的时薪仅为10美元，但他却觉得自己好像坐上了一艘令人意想不到的火箭飞船。正在腾飞的AA美国服饰公司创始人多夫·查尼请求乔丹·帕纳斯数字建筑公司协助他们，在全国各地开设门店。这么一来，米格尔好像突然不再是个普通建筑师，而是一位大型服装公司的全国推广经理了。在4年时间里，他协助开设了一百多家AA美国服饰分店。他喜欢这份工作，也相信AA美国服饰公司的说法，即在本土生产服装相当于做好事。“我们可以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可以善待工人，还可以充分利用移民劳动力。”米格尔在2006年对一家报纸说。

然而，重复推出相似产品的套路已经过时。光鲜的表面之下，所谓的公司文化其实就是压榨。作为一个要求极高又反复无常的老板，雄心勃勃的查尼执意要把服饰连锁打造成商业帝国。当丹佛的新店开业可能赶不上黑色星期五时，他就对米格尔大喊大叫，“这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时刻，”并威胁说，“要是做不到，后果很严重。”在这种一味催促之下，米格尔却有所坚持，因为这种速度让他亲眼看到了无节制发展的陷阱。“我们决定稍微放慢脚步，把精力放在组织和管理上。”在解释延迟开店的原因时，米格尔对南卡罗来纳的一家报纸这么说。

纽约也开始让米格尔感到厌倦。一切商品都价格不菲，所住的公寓也堪称迷你。回顾自己所做的工作，米格尔发觉其中最特别的成就感竟是源于在丹波的乔丹·帕纳斯数字建筑公司办公室熬夜解决了老鼠泛滥问题。他曾看到一只老鼠像煎饼一样在门缝底下挤进挤出，于是在谷歌上搜索“老鼠会缩骨吗？”。结果是肯定的，然后他就想出了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米格尔来纽约不是为了取得如此琐碎的胜利。有天，他决定出去走走，结果在纽约漫无目的地逛了好几个小时。他仔细考量自己的纽约梦进展到了什么程度，结果令人失望。最后他决定，假如看到有什么摆脱平庸的机会，那就绝不能放过。

***

几周后，米格尔从布鲁克林坐火车去翠贝卡，找公司同事以色列建筑师吉尔·哈克雷玩。在哈克雷所住的大楼，有个男子随着他进了电梯，这人用多种方式宣示着自我存在感：身高、音量、光脚、赤膊。即便在那个令人汗流浃背的纽约夏日，这副装扮还是令人诧异。电梯上行时，这名男子开始和其他乘客聊天，等到别人出了电梯，他还挡着自动门继续聊。米格尔心想，这家伙疯了。随后这家伙向米格尔做了自我介绍，他是哈克雷的室友，名叫亚当·诺伊曼。

米格尔不太确定自己是怎么跟亚当·诺伊曼混到一块儿的。两人都是由单身母亲在特殊环境下抚养长大的，彼此交谈时视线基本可以齐平：米格尔身高两米多，是亚当需要仰视的少数几人之一。而在其他多数方面，双方是相互对立的：亚当一头齐整的披肩长发，米格尔则是短发，还留着修剪过的松散胡须——似乎分别体现了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的审美差异。米格尔腼腆而有条不紊，个性内敛；亚当动感而粗犷，言辞多少有点居高临下。不久，亚当把婴儿服装公司搬到杰伊街68号，也就是乔丹·帕纳斯数字建筑公司所在的丹波大厦，两人很快成了朋友。米格尔稳重的亲和力对诺伊曼来说似乎是一种慰藉，而米格尔在亚当身上则看到了些自己没有的东西。“那是一种豪爽，我觉得很酷，但自己并不具备，”他说，“我还是更愿意待在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旁边。”

布鲁克林时期，亚当仍在致力于让生意走上正轨。每当需要思考时，他总在办公室不停踱步。他还开始在丹波大厦附近闲逛，经常是跟米格尔一起。两人都对事业深感焦虑，对纽约人也怀有相似的感受——米格尔同样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认识布鲁克林公寓大楼的其他居民。亚当提及他在巴鲁克学院期间关于建造更多公共居住环境的老主意，于是两人花了几个月时间去寻找一栋可供改造的住宅楼。

最后，他们发现杰伊街68号的业主正在翻修。亚当有点经验，知道对于一家年轻公司来说，管理房地产是相当困难的。他告诉米格尔，有个熟人所做的生意是将较大的办公空间分割成较小单元，然后出租给小公司。巧合的是，在俄勒冈时米格尔还思考过办公室设计的问题。有次他去“英语宝贝”办公室时路过一栋建筑，看到底楼只有一扇窗，几乎没有光线可以射入布满单调格子间的地下室。他当时觉得一定有更好的办公室设计方法。

亚当一时兴起，决定去跟业主约书亚·古特曼沟通，问对方是否愿意让自己将空置的一个楼层改造为那种办公套间。“你对房地产一窍不通。”古特曼说。

“这栋楼反正也是闲置着，”亚当回应道，“难道你精通房地产？”

当然，亚当知道自己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古特曼在布鲁克林各处拥有房产，而亚当自己有时连房租都要拖欠。但他锲而不舍地问个不停，直到古特曼决定带他去看附近的另一栋楼。那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咖啡工厂，砖墙裸露，天花板木梁纵横，但在这东河景色可以尽收眼底。古特曼问他如何处理这么一个空间。亚当称他打算在不砌墙的情况下把这一层分割成半私密办公室，然后由一个接待员来负责整层楼的服务工作。至于利润，他和古特曼双方平分。古特曼听了以后有点心动，让他拿出一份正式的商业计划书。

亚当找到米格尔，告诉他这些事。“要怎么做？”米格尔问。

“我也不知道。”亚当回答。对于这项生意，他都没想好公司名称，也没考虑过大致的经营方式。仅仅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他拿到了这么个机会，但需要有人做实事来填补想象空间。

“好吧，”米格尔说，“那我来想办法。”

***

当天晚上，米格尔通宵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他决定将新空间命名为“绿色办公桌”，以吸引注重环保的客户。亚当和米格尔都不是气候斗士，只是觉得这个品牌有利于吸引意向顾客。米格尔设计了商标，撰写了使命宣言，然后去金考快印连锁店搞定了名片和传单。第二天早上，米格尔和亚当带着粗略的平面图和列出基本商业模式的单页电子表格去找古特曼——他们希望尽管在一夜之间把所有事情搞定，仍旧能给古特曼造成一种已经筹谋多月的错觉。

这次自我推销很成功。古特曼同意翻修，三方合伙人各自投资了5000美元开工。亚当继续经营婴儿服装生意，米格尔则全身心投入到“绿色办公桌”，与第三方合伙人哈克雷一起设计空间。他们从宜家买了几块案板作为办公桌，然后用玻璃隔断对空间进行分割。米格尔在克雷格分类网站上发了广告，并开始为感兴趣的租户提供带看服务。实际上，空间里什么都没有，只在地板上贴了胶带标明办公室位置。

按照计划，他们准备在2008年春天开业，但这个时机似乎再糟糕不过——全球经济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古特曼警告称，人们不会在市场低迷时租用新办公室：大公司在合并，小企业已倒闭，自由职业者则在家工作。

然而，“绿色办公桌”于5月开张时，立刻受到追捧。“下岗失业的都来了，”亚当说，“谁都不想抑郁地待在家里。”他们将办公室租给了一位时尚设计师、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和一位书法家，当然还有纽约本地的“哥谭人”社交网站等。“我清楚地记得，办公室中所有宜家家具都是亚当和米格尔亲自摆设的。”“哥谭人”联合创始人钟珍说。联合办公空间逐步发展成为迷你社区，人们围坐在咖啡壶旁，一边聊天一边享受欢乐时光，即使出现分歧，大家也能以文明方式解决。“哥谭人”和“绿色办公桌”在出钱添置会议室设备时有过分歧，但也达成了折中方案：米格尔搞定了会议桌，“哥谭人”则添了些椅子。

“绿色办公桌”发展迅猛，他们不断租下古特曼这栋楼里的其他楼层。亚当和米格尔开始思考推动这项业务发展的因素。可持续发展这个卖点虽然挺好，但实际上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商业主张，环保主义不过提供了一种营销噱头。最受欢迎的似乎还是按月付费的灵活性和用户彼此之间的友好感。等到把整栋楼都租下后，亚当和米格尔在一楼举行了庆祝派对，并邀请每个人都来参加这个旨在消除隔阂的活动——就像诺伊曼和妹妹之间的比赛让公寓大楼逐渐开放一样，“绿色办公桌”也因这个派对成了更加友善的场所。

古特曼希望“绿色办公桌”能把业务拓展到自己在布鲁克林拥有的其他建筑，不过亚当和米格尔已经有了更大的想法。“我们没打算用‘绿色’来改变世界。”亚当说。两人都曾经营过自己并不真正上心的业务。把人们聚集起来的想法不但听起来令人兴奋，而且可能有利可图。工人们对美国企业越来越失望，人们希望能在数字时代保持现实的联系。经济衰退风险的解除对于愿意冒险的人来说则意味着有了赚钱机会。因此两人觉得，“绿色办公桌”模式也许可以推广到全美，甚至全世界。

2009年，诺伊曼、麦凯维和哈克雷把各自的股份卖给了古特曼，让他得以在其他建筑发展业务。三位联合创始人分别净赚约50万美元，在未来几年分期到账。哈克雷觉得赚够了，于是飞回以色列生活，而这也是亚当刚来美国时的梦想。但在多年的艰难度日之后，他仅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把一笔小投资变成了利润丰厚的回报。所以亚当还没准备回家，他还想赚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