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快微波雷达的研发

1941年12月7日晚，在首相别墅中，丘吉尔通过收音机获悉日本人袭击了美国在夏威夷的舰只。既震惊又振奋的丘吉尔冲出餐厅，三步并作两步地进入办公室，不到3分钟，他要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总统先生，有关日本的袭击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吗？”“千真万确。”罗斯福回答，“他们在珍珠港向我们发动了进攻。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丘吉尔闻之不禁感慨万千：“我知道美国已经完全和拼命地投入了这场战争……战争会持续多久，或者它会怎样收场，没有人能够预言……但是，对于结局已无须再有什么疑虑了。”那天晚上，丘吉尔满怀感激的心情，睡了一个自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安稳觉。据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回忆，正当德军入侵法国时，他走进父亲的卧室，“首相说：‘坐吧，我先刮胡子，你看看报纸。’首相离开两三分钟后又转了回来，‘我想我看到出路了。’接着便继续刮胡子。我很惊讶，问道：‘你是说我们可以避免战败吗？似乎有可能，或者打败那些人？似乎不太可能。’他把瓦利特剃须刀扔进脸盆，转过身来说：‘我说的当然是打败他们。’我回答说：‘我当然同意这么做，但不知道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时首相已经用海绵擦干了脸，转过身来对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把美国拉进来。’”

1942年4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使联合参谋部更好地跟上新技术发展的步伐，向民用研究机构提出具体、细化的作战需求，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在联合参谋部下专设了一个新武器装备委员会。委员会由3人组成，1名陆军准将、1名海军少将，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万尼瓦尔·布什兼任主席。雷达在不列颠战役中的出色表现，给史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定聘用一名雷达专家，为雷达的部署和运用等方面的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布什向其推荐了微波委员会的秘书爱德华·鲍尔斯。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德国正式向美国宣战。1941年12月底，德军派出的首批5艘潜艇驶向美国东海岸，攻击区选择在圣·劳伦斯河和哈特腊斯角之间。由于美国战前准备不足，对沿海一线的防御事先没有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方案；美国陆军航空兵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反潜训练；海军尽管拥有水上飞机和水陆两用飞机，对于反潜作战的实践也不在行。因此，在事关重大的几个月中，美国和盟国的船只遭受了惨重损失。1942年4月1日，当鲍尔斯作为史汀生的雷达顾问上岗时，德军潜艇在美国东海岸及美洲沿岸的肆虐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如果在美国家门口都无法遏制德军潜艇的进攻势头，保护大西洋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无阻就更无从谈起。如果没有足够的油轮和其他作战物资补给船队到达英国，那么，反攻欧洲大陆的计划也就不可能实现。在美军临时拼凑起来的护航体系中，除了为数不多的护卫舰，只装备了轻型武器的拖船及其他小型舰只，仍是搜索、反潜的主力，反潜护航能力十分有限。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呢？据一份研究报告称，如果把一架B-24“解放者”远程轰炸机用于海上护航任务，在其担负空中护航任务期间，可以替换下6艘在海上巡逻的护卫舰。受到启发的鲍尔斯认为，为了迅速扭转反潜作战的不利局面，使用空中力量是最好的选项，而要充分发挥空中力量护航范围大、效率高的优势，应尽快地研发微波雷达，并将其装上飞机，投入战场。当时，美军高层对雷达在现代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很不到位，结果，未能邀请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观看机载雷达演示验证。鲍尔斯转而设法说服百忙当中的史汀生部长，亲自考察机载雷达的功效。

1942年4月22日，鲍尔斯精心地为史汀生安排了一次演示验证。他在海面上部署了一艘舰只，以模拟浮出水面航行的潜艇。不过，这艘水面舰只的具体位置只由史汀生一人掌握，出海搜索的飞行员事先并不知情。为了防止雷达操纵员偷窥，飞机舷窗被拉上了窗帘。一切安排妥当后，史汀生随鲍尔斯登上一架“搜救Ⅱ”型飞机，观看雷达操纵员搜索、引导飞行员飞向海上目标的过程。在飞机飞临目标上空后，雷达操纵员拉开窗帘报告：“瞧，目标就在我们下方。”透过舷窗，史汀生果真看到了那艘舰只。史汀生非常高兴地说：“马上回去。”第二天，在马歇尔和阿诺德的办公桌上分别放着一张史汀生手写的便条，大意是：我已观看了新型雷达演示，你们为何不能拨冗一看？

视察之后，史汀生对雷达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他意识到机载微波雷达的装备及运用，将会使反潜作战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辐射实验室主任李·杜布里马上抓住这一契机，让辐射实验室拟制出生产17部微波雷达，加装在B-24“解放者”远程轰炸机上的计划。不过，鲍尔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反对把雷达的加装及运用仅仅当作一种技术支援措施，极力主张应围绕着雷达来整合反潜作战中的诸要素。为了使以雷达为核心的反潜作战发挥最大效益，还必须运用运筹学来精心规划其作战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