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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
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康熙皇帝率诸王公大臣，约蒙古各部落首领，会盟多伦诺尔归来。古北口总兵官蔡元，报告其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工部拟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谕驳回。
世人皆认为康熙之所以不再修筑长城，是因为其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祖辈入关的经历中认识到：长城并不是防患固国的屏障，真正的长城在人民的心中，在富民强国，凝聚在民族精神里。
这里断章取义丢了前文：“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那才是康熙心里盘算着的另一种政治策略：长城内外都是他的天下，今有提议修缮八旗子弟铁血破残垣的长城，是要防患北国冰天雪域再起龙吟气，还是指桑骂槐称其外族主政不合正统？他岂能“兴工劳役”再修一道土工长城，重筑分割关内多民族与“三北”游牧民族的隔离墙，来时刻提醒自己来自关外，“帝王治天下”之“本原”是强抢过来的而非由来有“自”。
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记·丧服四制》进一步解释“大一统”：“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所谓一治，即大一统之义。但是，部落之争，国家之战，导致了中原地区政权修长城，以抗御边患，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秦始皇筑长城，以此作为中原农耕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防火墙，作为华夏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分界线。
长城内外，对立冲突。历史上的“中国”，也就成为一个政治地理和国家疆域的旧概念，也导致了商周以降的中原历代王朝，尤其是汉族中央政权，一方面强化“大一统”，一方面排斥“夷狄”。所谓“内中国外夷狄”，也就成了中原政权坚守的民族观念和传统。
历朝历代对长城赋予了重大的军事防御功能。为了这一个分界线，中央政权不惜靡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修复、加固。而此中又以明朝为最，明朝自太祖开国起，不但分封了九大攘夷塞王，而且把修长城作为一项国策，一直延续到崇祯亡国前夕。
明修长城，最初旨在防御蒙古残余势力，后来又与蒙古瓦剌、鞑靼对峙，后拦截东北女真—满洲，防止他们破关南下。
这道防火墙真的有用吗？
作用是有一些，像明军扼守山海关，使得后金—清朝势力直至明亡后吴三桂被迫开关迎降前，始终不能越过此处长城一步。但是，1449年的土木之变，1629年的己巳之变，也先的瓦剌兵，皇太极的后金兵，先后威胁明朝京师，都是越过长城后的长驱直入。
就是在皇太极时期，八旗兵也曾五次入关，对明朝社会秩序、经济生产以及政治建设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甲申巨变，清军入关，问鼎北京，逐鹿中原。
长城，对于清朝政权而言，早已失去了防御“三北”游牧势力的作用。
先说东北。
这是清朝政权的发祥之地、龙兴之地，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东北全境：“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迄至顺治元年（1644），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统兵入关，也相继拿下了明军撤走的宁远、中后所等四处孤城。
至康熙二十八年，清廷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境，将北至外兴安岭以南的广阔地区都纳入了大清王朝的版图。
再说北部。
这是蒙古部族势力范围，诸部互不统属，纷争不断。皇太极在天聪年间，对强悍的察哈尔部进行多次征讨，迫使其首领林丹汗死在流亡途中。皇太极一统漠南蒙古，并组建蒙古八旗，以盟旗制度统辖蒙古诸部，并威逼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诸部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
再说西北。
康熙二十九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率部东侵漠北蒙古喀尔喀，意图与清廷争夺内外蒙古。康熙帝审时度势，决定派福全、常宁两路大军进击，继而御驾亲征，未料出古北口驻跸鞍匠屯时，中暑高烧不退，于是中途而返。和硕裕亲王福全以抚远大将军统兵，皇长子胤禔副之，内大臣索额图、明珠与阿密达等参赞军务，在乌兰布通一战大败噶尔丹。遗憾的是，统帅福全优柔寡断，与胤禔又闹矛盾，赞襄军务大臣明哲保身，结果调度乖方，没有统兵追击，导致噶尔丹带着千余人仓皇逃亡漠北。
康熙初征大胜，为加强北方边防与喀尔喀诸部管理，于是邀约蒙古诸部贵族，进行一次多伦会盟，定疆界，制法令，并将在内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推至喀尔喀三部，明确清朝中央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管辖。
此时的长城，虽然承载了几千年的历史风雨和民族记忆，但不过是横亘在大清王朝内陆的一道长长的土墙。倘若再如前明那般斥资巨大、劳民百万地修复，那也是典型的浪费，劳民伤财。
当然，康熙废长城之举，又是中华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它正式将中央政府直辖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地理坐标，由秦修长城真正地、全面地、纵深地延伸到长城以外，实现了长城内外的“大一统”。康熙帝果断地制止大臣请旨拨款修复长城，就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康熙废长城”。此举，标志着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有长城内外之分，也废弃了传承两千多年的“华夷之辨”。
他死后没有明确皇位继承人，雍正即位颇受争议。湘南士人曾静大肆炒作吕留良的“华夷之说”，将入中原的清军指斥为“异类”“禽兽”，遭到雍正严厉反驳：“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大义觉迷录》卷一）
雍正的雄辩，虽有自我颂扬之意，但也间接地说明了康熙帝将太宗“满洲、蒙古、汉人，俱为一体”的政治思想，推至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融合高度。康熙帝坚持国家的统一，推行民族联合政策，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
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让大分裂时代承载着军事防御功能的长城，成了盛世之下的一笔凭吊历史的文化遗产。
清朝统治者自关外入主中原，高居中国顶层的统治者属于人数较少的满族。康熙将从皇太极、顺治处继承的民族思想做了深化。他要做“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共主，证明自家皇权体系是“大一统”的正脉。从其亲政以来的诸多大事，如平叛三藩、收复台湾、兴废太子、以治兼道、出兵准噶尔部等来看，他一直在谨终如始地精心构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的康熙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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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冲龄践祚，经历了八年被索尼、鳌拜等四辅臣操控的傀儡政治，于康熙八年扳倒鳌拜后，真正实现亲政。
为了终结辅臣时代，少年老成的康熙帝，在亲政的前期就为即位之初被四辅臣定为犯有十四宗罪的先帝顺治重新定位，为之建造一座偌大的“孝陵神功圣德碑”，大力褒扬顺治帝“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重轻”（《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五，康熙七年五月庚戌）的改制努力，间接指责四辅臣独崇满洲、贬抑汉臣等做法。
亲政后的康熙，不断集中和强化皇权，先是倚重内阁，将宗室成员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边缘化，继而吸收翰林学士进入南书房，备做顾问，掣肘内阁，使之几近于摆设。
康熙中期伊始，康熙帝在皇子大多年幼的情势下，注重扶持亲兄弟。他日理万机，将众兄弟中仅存的二哥福全、五弟常宁引为议政。凡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军事机密，皆以福全居首，领衔密题请旨。遗憾的是，福全喜好清闲、不慕功利，而常宁缺少才智、性情庸散，尤其是乌兰布通一战并未全胜之后，康熙对兄弟失望了。
康熙后期，康熙帝虽然因为皇储矛盾激化而身心废弛，但还是积极培植诸成年皇子，命他们分领旗务，赞襄机务，组建了凌驾于诸王贝勒、内阁、侍卫处与议政处之上的特殊权力中枢。
直言之，康熙执政，多有任人唯亲的帝王心术。
而在治理国事方面，他主导的核心政治问题，即为清朝“治天下”的合法性寻找“自有本原”正统的依据，不惜一切王霸政策、法律、制度，在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既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崩坏，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民族的真正融合，强迫被统治民族承认和接受清朝正统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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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特色品质和独立人格的中国成功皇帝中，历史背景的时代凿痕，传统文化的教养烙印，出身民族的性格陶铸，使他们在具有雄才大略的伟美形象的同时，又有着不一样的事功悲剧——秦始皇统一六国，然没能改变二世而亡、亡秦必楚的血色宿命。
汉武帝实现东西文化大融合，但没能避免继承者几乎大权旁落。
唐太宗谱就一曲贞观长歌，而晚年昏聩选择了性格懦弱的继承人。
宋太祖纵有陈桥兵变和杯酒收权的佳绩，也无法改变天下纷争的局面。
元太祖的铁骑踏出最辽阔的版图，却留给后世无休止的民族争斗。
较之于秦皇的威、汉武的烈、唐宗的智、宋祖的坚与成吉思汗的勇，康熙帝更多是在大一统的实现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帝王术。他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这一口号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
康雍乾三帝，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
我们不能否认，康熙推行的各项政策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恶政的遗轨；但在理解康熙治统时，我们也会发现，肇始康雍乾盛世的康熙帝，仍在反复强调清朝“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的资本和荣耀。
顺治中途逊位，玄烨以非嫡子承继大统，属临危受命。康熙冲龄践祚，虽有祖母孝庄支撑，但索尼、鳌拜等四大辅臣，或为三朝元老，或救过先皇，很快结束了和衷共济的合作时代，各成朋党，相互掣肘，自不会格外忠诚地侍奉孤儿寡母。
武将出身的鳌拜自恃功高，不将幼主放在眼里，却不料想少年天子坚忍而富于谋略，借力打力，终于独断乾坤。
三藩为前朝叛臣或其子孙，虽不敢公然对抗，但随着平南王尚可喜的请求撤藩，带动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的被迫表态。他们满以为少年天子会继续挽留，不料却正中康熙早已决意撤藩的政治意图，这让在封地妄自尊大的吴三桂等人始料未及，他们于是叫板大清以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的统治。
玄烨一再强调“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最为关切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
如三藩之乱爆发，又遇京师特大地震，言官魏象枢密奏请杀索额图，康熙的反应很是奇怪。这一场争执，揭开了康熙隐藏在盛世光彩下的帝王心术。魏以敢讲真话、整肃纲纪而著称，被史家誉为清初直臣之冠。其两度为官二十余年，所上奏疏一百多章，言之有据，行之有效，堪称典范，乾隆曾下令“言官奏事当如魏象枢奏疏”。其整饬吏治的思想、刚直不阿的作风影响了康熙，使他敢对叔丈、首辅索额图下手，推动吏治清明、廉吏踵起。此人还对戡定三藩立下大功。
三藩被平定，却使康熙不安：汉人阵营相互利用、矛盾重重；京师大地震带动政局波澜，入关已久的八旗兵力日渐颓废。八旗兵早期骁勇善战，从创制初的开疆拓土，到反明入关征战，到康熙前期对沙俄等几度用兵，都表现卓著。但在民族等级思想影响下，八旗兵逐渐养尊处优，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纪律败坏，日趋软弱，战斗力降低。三藩乱起，八旗军中竟无一人敢讨吴三桂，以至康熙不得不施激将法以励绿营：“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七）平定三藩主要由绿营来完成，是归降的明兵消灭了降而复叛的明兵。
此时去清军入关不足三十载，八旗兵竟不堪若此，自让康熙心事重重，盘算机关，思量如何利用汉人而仍尊崇满族，捍卫绝对权力。
满洲权贵与八旗子弟的种种作为，让康熙对接班人的正统性、高标准性都有了更多的考虑。
他有慈父的一面，爱子如命，但对孩子的教育是严厉的，告诫不能学无赖小人动辄恶语相向，训令须戒色、戒斗、戒奢华，让他们从小熟习骑射武功，长大后修学士农工商。
他请亲近大臣视养皇子，且亲自抚养皇二子胤礽。胤礽为皇后赫舍里氏难产遗子。康熙帝学习汉人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将刚满周岁的幼儿封为太子，寄予了殷望和挚爱。而胤礽在集万般疼爱于一身的同时，却难脱权臣索额图之流拉帮结派导致的堕落厄运。
康熙把对亡妻的恩爱与追忆，悉数寄予此子，一再立废，至后来不论臣下如何谏议，亦不再重设新储，足见其对儿子不争气、参与党争、图谋皇权的隐痛和无奈，感伤和苍凉。
康熙对胤礽两番立废，其实也是出于守卫血脉正统的考量，胤礽虽是皇二子，却是嫡长子，是宗法意义上的唯一嫡子，故康熙在废立太子问题上甚是痛心。我们可以根据满文、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皇太子出阁读书姗姗来迟的很多情景，以及通过解读闹剧般地废立太子的上谕，来考察康熙的情感变化：由最初的苍凉与感伤，到后来的怯懦与猜疑，到晚年窘境的孤独与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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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康熙的帝王心术是在为盛世建设排除障碍，还不如说是为确立清朝正统的政治心机。他建造孝陵神功圣德碑，将顺治罪己诏上的罪行改为功德。
他构建清太祖立国与起兵反明逐利政权的正义性，为大清正名。
他粉饰明朝覆灭和清兵入关的传承性，重建满洲传统融入历代帝王庙的合理性，特尊辽金塑造满族统一中华的新格局。
……
一切的举措，包括其身兼治道地驾驭群臣与天下，都是在不遗余力地营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盛世”。
他是一个崇尚马上治天下的皇帝——
他用人不疑地起用降将施琅，收复孤悬海疆的台湾岛。
他不倦地四次用兵、三次亲征准噶尔，迫使噶尔丹放弃裂地称王。
那协助清军入关的前明帮手或其后人吴三桂、耿精忠（耿仲明之孙）、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在索额图等人看来，是大清的恩人，不宜削权而应封赏。康熙却执意削藩，用一场延续多年、民不聊生的铁血征程，剿灭了意图翻覆的三藩势力。此举险些葬送了清朝皇权，但对康熙寻求的满洲统治“天下一统”，确是一次良机。
他派出户部侍郎赫寿进驻西藏，为拉藏汗协理西藏政务，相与为用，始建驻藏大臣。著名的仓央嘉措为摄政桑结嘉措寻立，但成了康熙惩处对手的牺牲品。康熙常以射猎为名，调兵遣将，行营立帐，策马布阵，巡幸四方。游移暧昧的青海蒙古与里塘胡必尔汗的争夺战中，康熙依旧是绝对的胜利者。
战争带给了百姓灾难和疾苦，康熙也曾自责率尔决定，以此为殷鉴，然他为了剪除内忧，不得不长期征战于形形色色的军事对抗阵营，对漫长历史、沧桑国家，又何尝不是痛苦抉择中的理性取向。
他惩治战乱的肇始者，而对被胁从者的处置，始终坚持律例裁夺。他自始至终捍卫着清朝“得天下之正”，绝不容许其他政权游离于他的势力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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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孝惠皇太后去世。年近七旬的康熙帝因得年七十七岁的嫡母孝惠之死，进行了一番情意深重的道德诉求。
满洲旧例，年老有疾者，皆以孝服为忌。康熙帝年近古稀，身体也患病，既然穿了孝服，就算是极尽孝道。
康熙帝在孝惠死去当日，捶胸哀号，即行割辫，坚持穿布制孝服，哭泣不已。而且在送葬当日，祭祀之时，都是恸哭不止，居丧一月有余，甚至弄得自己脚背浮肿，需手帕包裹，乘坐软舆，让人抬行。
他这不只是哭自己的继母。
他这是超乎常情之外也。
当时，诸皇子、满汉大臣对于康熙要在孝惠病重时亲往宁寿宫，在孝惠去世后割辫、服布等事，都是强烈反对的。
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组织诸皇子、领侍卫内大臣、内阁大学士、礼部大臣、九卿等商议。
他们一致认为：“皇上现在头晕足痛，不能动履”，断不能“因皇太后病势渐增，即亲诣宁寿宫”，“皇上圣躬关系重大……当念宗庙社稷为重！”（《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康熙朱批：我会考虑。
礼部满洲尚书、镇国公吞珠等又上一折，称是集体商议：“查例皇上孝服，向用纺丝。慈和皇太后之事，皇上亦服纺丝，载之档案。倘遇皇太后之事，照旧例预备白纺丝孝服，即妃嫔亦预备白纺丝孝服。又查得，慈和皇太后之事，皇上并未割辫，倘遇皇太后之事，皇上亦断不可割辫！”（《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慈和皇太后，即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礼部为康熙服丧尽孝考虑了一切，其实也是考虑了他年迈体衰、圣躬违和，奏请他以宗庙社稷为重。
孰料，康熙朱笔一挥：孝服定了用布，我必行割辫。
康熙父母早亡，孝敬孝庄太皇太后与孝惠皇太后，颇见真情。
其实，孝惠仅年长康熙十三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帝玄烨出生。此时，孝惠博尔济吉特氏还是蒙古科尔沁的格格。论辈分，他们是表姐弟。
但是，两个月后，他们的关系变了。顺治十一年五月，十三岁的孝惠入宫，成为顺治帝的皇后，同时也成为玄烨的嫡母，当然也是继母。
佟佳氏死后，康熙敬侍孝惠这位孀居的嫡母为母亲。
康熙帝哀悼孝庄与孝惠的礼仪和程度，与汉人所持孝道相契合。
大臣们合词劝谏康熙帝遵居丧之制，称“皇上孝事两宫，超越万古……虞舜而后，唯我皇上一人也”（《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康熙帝在亲自践行自己所倡行的“孝治天下”。
此时的康熙，正因为准噶尔侵藏战事新起，战略部署失误，而极度烦心。
康熙内心的博弈与平衡，很情绪化，不无执拗，值得反复体悟。
像他待诸位阁臣，表里不一、厚此薄彼的弄权现实，也值得玩味。
我们试图重构康熙满怀雄心壮志又不无压抑隐晦的心灵笔记，揣摩这位大帝心路历程的良苦用心。
这对于我们真实了解、把握康熙的谋略人生、历史作为，很有意义。
康熙作为铁腕专断的强权人物的政治形象，理政谋国，不分满汉，对民族互仇的言行，甚是痛恨。其视天下一家，唯才不避远，朝廷上下，不乏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等道学之士，连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安多、徐日升等也位居要津，得到尊重和赏识。
罗马教廷特使多罗欲设驻华代言人，拓展教宗的势力范围，约束传教士的行止，不让中国宗法礼制影响天主教仪式，使康熙意识到皇权受到了异域教权的挑战。他严词拒绝了。
他要卫护中国皇帝传统的权威和祭祖祀孔的仪轨，强令旅居的西洋人接受、服从中国的礼制。他洞察天下、思虑中国，却困囿于家天下或族天下的政治藩篱和王霸机心之内，作茧自缚，影响后世，长期闭关锁国，清朝以“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天朝自居，然而大清国却很快沦为了英国人马戛尔尼断言的“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而贻误了现代化进程。
我们认识康熙帝这一伟大人物，需要重返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理解他强调“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得失、利弊、残酷与惨厉，那是他毕生坚守且流传后世的政治追求和显耀。
少数民族统治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如北朝，如辽、金、元，但真正少数民族实现大一统者，少之可怜，也短之可叹。即便最大的汉民族统治中国，如汉唐盛世，如朱明王朝，也多是没有实现大一统。
清代的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熙帝忽视了，天下接纳他的统治时，其实也默认了他的正统，而他及其后人执政自危，危害的也正是他们所爱的国家。
本书将全面解读康熙封建专制统治的数十年，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一位老成、仁孝、冷酷、嗜权、衰颓与敬终如始的伟大皇帝的多重性格与具体形象。这几十年是打破民族、政治、社会、文化、宗教和现实区隔的几十年，在生与死、血与火、爱与恨中饱含悲悯与狡诈、鼓角与钲鸣、机心与悲情。
透视康熙盛世繁荣的背后，审视帝王政争机心与人性欲望的此消彼长，就会发现各种诉求的相互碰撞，各种情感的博弈纠葛，生为少数民族的封建帝王隐示杀戮却寻绎正统的复杂情态，以及权力场上顽强博弈者的精神疲惫与心理危机。
本书力图以史料为据，重返历史现场，窥探封建宗法制社会与天下一统的政治脉动，针砭当时之弊，洞见症结。唯有深入史料，爬罗剔抉，方能较为全面地诠释政争与正统、民族与天下、人情与皇权、虚无与血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理性且客观地质疑和批判康熙权力人性错位的深邃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