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宽留学英国考论[1]

张娟[2]

黄宽（1829～1878），字绰卿，广东香山县东岸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东岸村）人，1840年3月13日[3]进入澳门的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读书，1847年随布朗牧师（Samuel Robbins Brown）赴美，1850年转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1857年回国后致力于西医诊疗及教育事业，被誉为西医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开山祖与奠基人”。[4]黄宽与容闳同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同时他也是第一位留学欧洲并获得西医资格的中国人，是近代中西交流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但学界对于黄宽的研究历来不多，尤其是对其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期间的状况一直不甚了解。[5]本文利用爱丁堡大学有关黄宽的学籍档案等资料[6]，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19世纪英国医学教育制度，勾勒及分析黄宽留学英国期间在校所受之教育情况，以期尽量还原这位中国西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之先驱的早年求学生涯。

一 关于黄宽留英始末的多种解说

根据笔者目前所见之资料来看，最早系统叙述黄宽生平的可能是他的外甥女余学玲于1908年11月5日发表在广州《医学卫生报》上的《中国人始留学欧洲习医术者黄公绰卿行述》一文，该文对于黄宽留学期间的状况有如下描述：

美商人某君经商于十三行，因获巨资。布朗君讽以勿忘所自，宜出资助中土人游学，庶有以报此邦人士。于是某君出资助公学。遂随布朗君至美，时为道光二十年（1840），公年方十有八也。留美国者凡四年，卒业于文科大学，而公更有志于医，知交亦多劝更就医学。其时英国苏格兰之壹丁不尔厄（Edinburgh）医科大学，声称冠欧美，公谋就彼求学。然商人某君已前卒，无复有供学费者。后得伦敦公会资助之，乃获遂其志，益复苦学。年二十有六，遂成学，考列名次第五，授医科大学博士头衔。复留英国益精阅历者二年，乃归国，时为咸丰六年（1856），年方二十有八也。[7]

该报并同时在当期扉页刊登了由余学玲提供的黄宽肖像一幅，注明为“中国人始留学欧洲习医术者黄绰卿先生肖像（WONG CHUEK HING，M.D.‘The first Chinese who studied foreign medicine in England’）”，像下附有黄宽生平英文简介一篇，相信也是出自余学玲之手。按此英文简介的说明，黄宽“1840～1854年间，先在美国由文学专业毕业，而后立即转入爱丁堡学习西医，1856年通过医学课程的学习后回到广州成为中华帝国海军的一名外科医生”。[8]由余学玲称黄宽获“医科大学博士头衔”可知，此处之“M.D.”一词应是“Medicine Doctor”的缩写。

根据余学玲的回忆，黄宽1840年赴美，4年后赴爱丁堡，1854年于医学院毕业，之后在当地实习两年，1856年回国。余学玲虽然为黄宽外甥，但可能由于非同龄人的关系，她的回忆有明显的错误之处，其源头就在于将黄宽赴美的时间记为1840年，而这其实是黄宽进入马礼逊学校的时间。余学玲自己也在此文中声称黄宽生于“道光己丑（1829）”，“年十二至澳门”，则应为1840年（道光二十年）。由于这一疏忽，导致余学玲此后对于时间的一系列推理都值得商榷。此外，众所周知，容闳、黄宽、黄胜三人在美国期间就读的是大学预科课程，并未曾进入大学学习，更未曾获得学位，所以余学玲关于黄宽在美获得文学学位的说法也是有误的。

国人了解黄宽生平的另一信息源头是他的同学——容闳的回忆。1909年，容闳的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在美国出版，并由徐凤石、恽铁樵译为《西学东渐记》，后于1915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容闳的关系，此书流传颇广，而其中关于黄宽留学英国的描述也成为后来史学界推测这段历史的主要依据之一：

翌年（1850年）之夏，二人同时毕业。黄宽旋即妥备行装，径赴苏格兰入爱丁堡大学。……黄宽后在爱丁堡大学习医，历七年之苦学，卒以第三人毕业，为中国学生界增一荣誉。于一八五七年归国悬壶，营业颇发达。[9]

根据容闳的回忆，黄宽于1850年夏天由美国起程赴爱丁堡，经过7年的学习，以第三名成绩毕业后回国。

1932年，由王吉民（K.Chimin Wong）、伍连德（Wu Lien-Teh）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在天津出版，其中对于黄宽的留学生涯有了另一个版本的描述：

和另外两位学生一起（容闳与黄胜），他跟随他的老师去了美国并获得了一个文学学位。此后，在香港的几位善心商人的资助下，他于1848～1853年继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他获得了一些奖励，以班级第五名的成绩光荣毕业后，继续进行病理学和解剖学的再学习（post-graduate work），并获得了M.D.学位。在校期间，他已经接受了爱丁堡医药传教会（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影响。毕业后，他为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服务并被派回到中国。1857年回国后，黄宽医生先在香港开设了一家诊所，而后于第二年搬至广州接续伦敦传教会的工作。[10]

书中虽然收录了余学玲提供给《医学卫生报》的黄宽肖像，并表述了一些与余学玲相同的观点（例如认为黄宽在美国获得文学学位、以第五名的成绩从爱丁堡毕业），但从其注释中可知，王吉民与伍连德撰写这段黄宽传记时似乎并未参考余学玲和容闳的回忆，而是主要根据雒魏林[11]（Dr.William Lockhart）的《在华行医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以及《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中的资料，并进行了一些采访——主要以Dr.C.S.Lin[12]为对象。王、伍二人认为黄宽在美国期间就已经获得了文学学位，1848～1853年间于爱丁堡习医，以第五名成绩毕业，并继续学习病理学和解剖学课程，获得M.D.（Medicine Doctor）学位，然后于1857年回国。

至1954年，王吉民又在《中华医史杂志》第2号发表《我国早期留学西洋习医者黄宽传略》一文，并在文后附有“黄宽年谱简表”。相比之前的《中国医史》，王吉民此次注明参考了余学玲的文章，对黄宽留学生涯的叙述也有所修正。按照此文的观点，黄宽1850年在美国期间就获得文学学位，1855年又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以第五名成绩毕业后于1856～1857年在医院实习，1857年回到香港。但是对黄宽实习后所获之学位，却没有再提及。[13]

1908年余学玲发表黄宽传记时，时任《医学卫生报》主笔之一的陈垣先生曾为黄宽的肖像题写过一篇短文，叙述刊登此像及余学玲之文的缘由：

先生生平具见余女士所为先生行述。计先生留学西洋习医术，尚在慈溪舒氏[14]之前。舒氏于同治初习医术于米洲，归国后曾为上海制造局译《内科理法》、《临阵伤科捷要》等书，知者犹众。先生归粤，虽尝为博济医学教授，而历年不久，早卒，无著述，知者极少。吾之识先生名，仅在《西药略释》莆田林氏序[15]中，不以为意也。闻祢翮云、梁慎余[16]二君言，始知先生为我国洋医前辈。五十年前，凡欧米之人居留广州者，有疾无不归先生治疗。所有兵舰，亦概以先生为医官。先生在，虽有欧米医，莫之任也。以故声名藉甚，起家至巨富，是宜有传。奈何卒后才三十岁，仅得留姓氏于药物学书之首，亦吾人薄于历史观念之过也。余女士为先生之甥，知先生家世甚悉，乃求先生遗像及其言行于女士家。女士能文章，有所言，可以备他日史家之采矣。抑吾闻之，先生之留学欧洲，不独为我邦医人之始，并且先于日本。日本文久二年乃有伊东玄伯、林研海等赴和兰习医术，当我同治元年也。而先生已于咸丰六年卒业归国矣。吾国革新事业类多先于人，而进步则不免在人后，皆后起者之无以继先民哉！戊申十月陈援庵。[17]

正如陈垣先生所言，黄宽一生为西医诊疗及教育事业而劳碌，无专著行世，加之他为人低调，壮年早逝，所以后人对其知之甚少，猜测颇多。在他去世后仅30年，余学玲和容闳这两位他生前的亲人与友人就已经对其留学英国一事颇多误记、说法不一，更况后人乎？此后的医学界与史学界了解黄宽留学事迹的主要渠道，即基本上依据前述的这几处各不相同的考证和回忆[18]，或采信其一，或兼采各家，或据其推理，以致众说纷纭：关于黄宽最终所获之学位，有博士[19]、硕士[20]、学士[21]三种说法；关于黄宽就读的专业，则有先文学、后医学[22]，以及专修医科两种说法；关于黄宽本科毕业后的去向，则基本都认为是留驻当地医院继续研习病理学和解剖学课程两年，而后归国行医。

直至2007年3月，爱丁堡大学在北京为中国留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其间向黄宽故乡珠海市赠送了黄宽的考试成绩单、选课记录、毕业论文等一批珍贵档案，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窥见黄宽早年的留英生涯，初步揭示这一历史的谜团。

二 黄宽留英期间的学制与学位

根据容宏的回忆，黄宽于1850年夏由孟松中学毕业后起程赴爱丁堡。而当时从孟松学校所在的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穿越大西洋到达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也并不是一件需要耗费太久时间的事情，因而在爱丁堡大学1850年的新生入学注册记录[23]中，第113位——来自“China”的“Wong Afun”（黄宽）赫然在列，时间是在11月4日，可见容闳此处之回忆当属事实。另据伦敦传教会的档案显示，黄宽早在1856年8月就已接受该会的派遣起程回国，到达中国的第一站——香港，是在1857年的1月[24]，而并非余学玲和陈垣所言的咸丰六年（1856）。所以，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时间前后只有不到6年，即从1850年11月至1856年8月，而非容闳所说的“历七年之苦学”。

到达爱丁堡大学后，黄宽被安排住在爱丁堡医药传教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约翰·赫顿·巴尔弗（John Hutton Balfour）教授位于圣约翰山（St.John’s Hill）的家中，与他的父亲安德鲁·巴尔弗（Andrew Balfour）同住。从此时起，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求学时光就一直与爱丁堡医药传教会密切相关，他不仅住在教会安排的住所中，并且在香港资助人的资助到期之后，接受了爱丁堡医药传教会提供的三年总计97英镑2先令6便士的经济资助。[25]

1850年11月黄宽入学登记时，入读院系（Faculty）为“Lit”（Literature）。而在1851年的新生入学注册记录中，却再一次出现了黄宽的名字，所不同的是这次他被写做“Wong Fún”，位列第23位，而入读院系变成了“Md”（Medicine），注册日期是1851年10月30日。这说明黄宽的确曾经学习文学，不过并非如余学玲、王吉民所言是在美国期间，而是在进入爱丁堡大学的第一年学习文学，然后于第二年转入医学院。

但笔者认为，黄宽首年入读文学院的原因并不是要攻读文学学位，而主要是为了补习拉丁语。根据容闳的回忆，黄宽是接受了香港资助人[26]的建议，“至英国苏格兰省爱丁堡大学习专门科”。[27]容闳虽然没有言明这个“专门科”究竟是什么，但从黄宽日后的经历来看，这个“专门科”无疑就是西医学，况且资助黄宽去爱丁堡学习的正是香港的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28]黄宽既然对这个安排欣然接受，起程赴学，应当不会又如此之快地改变主意。而他之所以在入学后的第一年修读文学，是由于在19世纪的英国医学教育中，药物学等诸多课程都是以拉丁文为基础（例如在英国1815年7月31日颁布的药剂师考试规定中，就明确要求应试者具有相当的拉丁语水平，考试科目中还包括拉丁文处方和药典选段的翻译[29]），而黄宽虽然在孟松学校时曾与容闳一道“治拉丁文十五月”，但这种水平连应付大学入学考试都“实为未足”[30]，又怎能适应西医学这一“专门科”学习之需要？所以，进入文学院补习拉丁文，想必是从黄宽自身的情况及教学的需要出发而作的灵活调整。经过一年的拉丁文学习，黄宽在1851年10月30日转入医学院，并于11月3日参加了医学院的拉丁文入学考试，成绩尚算优良，写作练习（Written Exercise）和口语（Oral）均得“AB”。[31]

经过在医学院4年的学习，黄宽顺利毕业。爱丁堡当地报纸Witness在1855年8月4日的报道中宣称：“星期三（1855年8月1日）是爱丁堡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化学教室里挤满了人……54位绅士被授予医学博士身份（the degree of MD），他们来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其中4位来自埃及，1位来自中国。”报道中还提到了这位中国人的名字——黄宽，以及他所撰写的毕业论文——《关于胃功能紊乱的研究》（On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32]而在黄宽手书的这篇毕业论文封面上，也确实落有1855年的日期。[33]而另据《苏格兰人报》（Scotsman）的报道，黄宽于1855年7月3日通过了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dinburgh）的考试，并获得文凭。[34]

问题就在于黄宽1855年本科毕业后至归国前，是否通过在医院的实习与课程的进修而获得更高的学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要从了解英国医学学位授予制度的变迁入手。英国的医学学位授予始于14世纪的牛津大学，学生经过4～8年的学习即可获得学士学位。[35]为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临床学科的本科毕业生“仍须在指定医院做住院医生，服务12个月[36]，经原校考核，发给‘实习证书’（Certificate of Experience）。再经过注册资格考试合格，方可取得执照行医”。[37]而“医学博士（M.D.）之授予系根据研究工作与论文水平”[38]确定。但早期英国大学中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只是表示获得者具有在大学内担任教师的资格，并非是比学士更高级别的正式学位。[39]直到“1858年，英国成立了医学总会，……才开始现代医学教育，并开始培养全科医师”。[40]英国真正的现代高等教育博士学位体系的建立，是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兴起后的结果，直到1917年，牛津大学才率先设立了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体系。[41]所以，1856年离开爱丁堡的黄宽所获得的“M.D.”只是一种资格证明，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

试想，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留学前后不足6年，又怎能够如此之快地完成从学士直到博士阶段的学习？后人可能也有这样的怀疑，所以才将黄宽毕业后的进修与博士学位的获得联系起来。其实，从王吉民和伍连德的撰述中，我们就应该发现黄宽毕业后并未攻读更高学位的蛛丝马迹：《中国医史》在形容黄宽毕业后的进修时使用的是“post-graduate work”而非“postgraduate work”，后者专指研究生学习，而前者则仅是指毕业后的继续学习。此外，余学玲的论述中明确提到黄宽获“医科大学博士头衔”在前，而后“复留英国益精阅历者二年”；按照上引Witness的报道，黄宽获得“Medicine Doctor”的时间也是在毕业当年（1855），而非《中国医史》等所称的进修两年之后。如果是这样，则说明黄宽毕业后的学习与“Medicine Doctor”的获得并无关系。由于后人对“Medicine Doctor”的理解有误，所以误以为黄宽毕业后的学习与此有关，从而将其获此称谓的时间推后。

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名词的语义也往往不同。正如“博士”一词在中国古代最早作为一种官职名使用，近代以来则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之最高学位的名称；在英国亦是如此，“Medicine Doctor”或“M.D.”在现代指的是医学博士，但在黄宽所处的时代，它仅仅是一种从事医学教育的资格证明。也许正因为认识到了这种历史含义的差异，王吉民在1954年的中文版黄宽传略中为避免误解而对黄宽获“M.D.”学位这一重要细节避而不谈。

由上可知，黄宽在爱丁堡大学就读的实际上是一个“1+4+1”的学制：1850年11月入读文学系，次年10月转入医学院，并于四年后（1855年8月）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在其后的一年中以住院医生的身份在当地医院服务，并继续相关学习，1856年夏接受伦敦传教会的派遣起程回国。可能由于黄宽的成绩较为优秀，他在毕业时被授予了“Medicine Doctor”称号，这虽然并不是现在所理解的博士学位，只是他可以在大学从事医学教育的资格证明，但这也为黄宽日后在博济医院开展西医教学工作并成为第一位华人西医教师奠定了基础。

三 黄宽留英期间的课程与成绩

对于黄宽留学爱丁堡期间所学之课程，以往的论述通常只说其在医院实习期间继续学习病理学和解剖学，对其大学5年内具体所学之课程并无详述。笔者根据爱丁堡大学保存的黄宽选课记录及考试成绩档案[42]，将其在医学院所学之课程情况整理如表1所示。

黄宽所学之课程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医学有关的基础科学课程，包括化学、植物学、解剖学和博物学；第二类是基础医学类课程，包括医学理论、药理学、实用药剂学、医用解剖学、医用化学等；第三类则是应用性较强的临床医学类课程，包括内科实践、外科手术、医院临床实习、医术实践、临床外科学、法医学、药房管理、助产术等。前两年以基础科学和基础医学为主，从第二年开始逐渐加大临床医学的教学比重，在整个本科阶段的学习中，临床医学部分无疑占了较大的分量，而这也符合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一贯风格——它是一所以临床讲座为主要教学手段的医学院。[43]

表1 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选课记录及考试成绩

在目前所见之黄宽所学课程中，只有病理学课程的学习延迟至1856年，而其余课程均已在1855年或之前结业，解剖学及实用解剖学课程也已经分别于1853年和1854年修完。至少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黄宽在本科毕业后并没有继续学习解剖学的课程。笔者认为，由于病理学以病人或病人的身体组织、器官、体液等为研究对象，因而尸体解剖是病理学研究常用的手段之一[44]，所以黄宽很可能在研究病理学期间不可避免地经常进行解剖工作，从而造成了他在医院实习期间继续学习病理学和解剖学课程的误解。同时，由于病理学既是一门基础医学学科，又是“学习临床医学的必要基础”，是“沟通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45]，所以这也再一次证明，黄宽本科毕业后在医院所进行的学习，是为进入临床行医阶段所作的准备，而非为攻读更高的学位。

在黄宽的课程表中，解剖、手术等外科所需之学问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而不见流行病学、呼吸病学等内科学所学之理论课程，可以认为黄宽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的是一个偏重于外科的临床医学课程体系，这可能也是黄宽日后行医生涯中以外科见长、被誉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46]的根源所在。而他所学的“助产术”课程，可能也是使其成功施行中国第一例胚胎截开术的必要基础。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黄宽在参加的全部科目考试中均得到了良好（B）以上的成绩。时任爱丁堡大学教授的辛普森（Professor James Young Simpson）也在1855年的毕业生典礼上说道：

在你们中间，黄宽是一个最值得称赞的谦虚好学的学生。在学业竞争中他所获得的众多奖励与荣誉，让我们可以怀有这样的期许，这位第一个毕业于欧洲大学的中国人，一定会成为他的同胞中西方医学的最好代表。我坚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毕业生，对他今后的事业与幸福怀着格外的兴趣。我相信，他不仅会成为一名医师，更会成为一名基督的医药传教士。[47]

值得注意的是，称赞黄宽的这位辛普森教授，正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历史上最有名的医学家，他首先发现了氯仿可用于手术麻醉，是现代麻醉术的发明者，也是一位出色的产科专家。而辛普森教授也是黄宽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期间师从的几位教授之一[48]，并且从毕业典礼上的这段发言来看，辛普森教授与黄宽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或许对黄宽的医术进步曾经有所帮助。

根据比黄宽低四届并曾经同校一年的伦敦传教会医生传教士韩雅各布（James Henderson）的记载，黄宽曾在数百名同学参与的竞赛中独得三项桂冠中的两项[49]，这也许正是辛普森教授所言的“众多奖励与荣誉”中的一个。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容闳笔下的黄宽以第三名毕业或余学玲所言以第五名毕业的观点，都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只是需要史料的进一步详细证实。

四 余论

在爱丁堡的近6年时光，正值黄宽的青年时期，是他的医术、眼界、学识以及人生观、价值观成形的重要时期，对于研究这位西学东渐的先驱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目前还无法对黄宽在爱丁堡期间的某些情况有确切的了解，例如他的交际圈、他首年学习文学的情况、他在医院实习期间的具体工作、他参加医生资格考试的情况等。但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黄宽在爱丁堡期间学习的经过。

1850年11月初入学，就读于文学系，补修拉丁文课程。1851年10月30日转入医学院，攻读以外科为主的临床医学课程。1855年8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并被授予“Medicine Doctor”资格。之后进入当地医院New Surgical Hospital担任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教授的助手[50]，并继续研习病理学课程。1856年夏取得行医执照，同年8月接受伦敦传教会派遣起程回国，临行前接受了爱丁堡医药传教会赠送的礼物——一台先进的眼科仪器和一本拜斯特版的希伯来文与英文对照的圣经（Bagster’s Polyglot Bible）。[51]黄宽1857年1月到达香港，在英国留学前后共计约6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由于人们对黄宽的前半生缺乏了解，因而只关注了他与伦敦传教会的关系，对其与爱丁堡医药传教会的渊源却较少探究。黄宽留学英国的行为自始至终与爱丁堡医药传教会密切相关。首先，黄宽能够选择爱丁堡大学进修医科，主要是受了身在香港的苏格兰爱丁堡人肖德鲁特等的影响，并接受其资助前往英国。其次，黄宽在爱丁堡期间，一直得到了爱丁堡医药传教会的关照，包括提供住宿和经济资助等。再次，黄宽受教于爱丁堡期间，医学院的几位主要教授都是爱丁堡医药传教会的成员，他们对于黄宽医术的进步功不可没。最后，黄宽能够接受伦敦传教会的派遣回国行医布道，也是爱丁堡医药传教会从中推荐的结果。[52]可以说，黄宽是爱丁堡医药传教会一手培养出来的西医人才。

虽然黄宽并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Ph.D.），但他是第一位留学欧洲学习医学并且获得西医资格的中国人。在他回国后，一直从事医生职业，致力于以西医来服务中国人民，对于西医在华传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正如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对他的评价：“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典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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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初刊于澳门《文化研究》2010年冬季刊，收入本文集时有所修改。本文写作承蒙台湾“清华大学”苏精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指正，特此鸣谢。

[2] 张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讲师。

[3] 关于黄宽之籍贯与入读马礼逊学校的时间，见于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第五届年会报告，载《中华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十三卷，第621页；另可见李志刚《容闳与近代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0，第47页。报告中称黄宽的住址为“Tungngon”，一般认为这是粤语“东岸”的音译。此外，东岸村黄氏族谱道光年间“卿”字辈下有载：“公讳宽，字□□（方框处原文缺失文字——编者注），汝祥公之子”，疑为黄宽，见蔼如彤辉编《黄如在堂族谱》卷三，民国九年（1920）秋月刊行，现藏珠海市档案馆。

[4] 孙石月、樊华：《我国第一位留学欧美的西医大夫——黄宽》，载2009年9月《山西教育学院学报》第3卷第3期，第18页。

[5] 关于黄宽的研究，见苏精《黄宽与黄胜：容闳的两名同学》，载《传记文学》第45卷第2期，第71～75页；苏精：《黄宽与伦敦传教会》，载苏精著《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第187～201页。

[6] 包括黄宽在爱丁堡的入学注册记录、选课记录、考试试卷及毕业论文，2007年由爱丁堡大学张凌博士收集，后由爱丁堡大学将复印件赠送珠海市，现藏珠海市博物馆。

[7] 余学玲：《中国人始留学欧洲习医术者黄公绰卿行述》，1908年11月5日《医学卫生报》第5期，第29～30页。

[8] 译自1908年11月5日《医学卫生报》第5期，扉页。

[9] 容闳：《西学东渐记》，恽铁樵、徐凤石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22页。

[10] 译自王吉民（K.Chimin Wong）、伍连德（Wu Lien-Teh）：《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第371～372页。

[11] 雒魏林（1811～1896），英国伦敦会医生传教士。1838年来华，1863年返回英国。

[12] Dr.C.S.Lin为何人尚待考。

[13] 王吉民：《我国早期留学西洋习医者黄宽传略》，《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2期，第98～99页。

[14] 舒高第（1844～1919），字德卿，1859年赴美学习医学，1867年毕业后继续修读神学，1873年回国，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34年。

[15] 《西药略释》由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口述、林湘东笔译，光绪元年（1875）刊行，其序言中提到此书由“黄绰卿先生迭次校勘”。

[16] 梁慎余（1875～1947），原名缄，又名培基，字慎余，1879年毕业于博济医院南华医学堂，与祢翮云、陈垣同为光华医社发起人，并创办《医学卫生报》。

[17] 陈垣：《黄绰卿像题词》，载1908年11月5日《医学卫生报》第5期，后收入《陈垣早年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第203～204页。

[18] 另有苏精先生曾根据伦敦传教会档案揭示黄宽归国时间，石霓女士利用爱丁堡大学1850年、1851年入学注册记录揭示黄宽入校时间及就读之专业。俱见下文。

[19] 见王远明主编《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38～239页；梁碧莹：《简论黄宽、黄胜对西学的传播》，《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92～97页。

[20] 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第37页，附注四；艾华：《近代中国第一位西医硕士黄宽》，《广州研究》1987年第9期，第68页。

[21] 苏精：《黄宽与黄胜：容闳的两名同学》，《传记文学》第45卷第2期，第71～75页。苏精先生认为黄宽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后又获取医生资格。

[22] 珠海市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合编《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315页。

[23] 现藏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石霓：《黄宽小传》，载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珠海文史》2005年12月第15辑，第172页。

[24] 苏精：《黄宽与伦敦传教会》，载苏精著《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第193～194页。

[25] Patricia A.Baxter，“Dr Wong Fun（1828-1878）MD 1855”，Magazine of Edinburgh University，1993，p.42.

[26] 在这些资助人当中，包括时任香港《中国日报》主笔的苏格兰人肖德鲁特（A.Shortrede），以及另一位苏格兰人康白尔（Campbel），这或许是促成黄宽选择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原因之一。

[27] 容闳：《西学东渐记》，恽铁樵、徐凤石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21页。

[28] 苏精：《黄宽与黄胜：容闳的两名同学》，《传记文学》第45卷第2期，第71～75页。

[29] James Graham，“A Statement by the Society of Apothecaries”，London：Gilbert & Rivington，1844，p.10.

[30] 容闳：《西学东渐记》，恽铁樵、徐凤石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25页。

[31] 珠海市博物馆藏黄宽拉丁语考试（Latin Examination）成绩档案，资03183号。

[32] Patricia A.Baxter，“Dr Wong Fun（1828-1878）MD 1855”，Magazine of Edinburgh University，1993，p.42.

[33] 珠海市博物馆藏黄宽毕业论文复印件，资03184号。

[34] Patricia A.Baxter，“Dr Wong Fun（1828-1878）MD 1855”，Magazine of Edinburgh University，1993，p.43.

[35] Vern L.Bullough，“Medicine Study at Mediaeval Oxford”，Speculum，Vol.36，No.4，1961，pp.605-606.

[36] 这也刚好与黄宽1855年8月毕业、1856年8月起程回国的时间相吻合。

[37] 金锋：《医学学位的比较研究》，《医学教育》1986年第12期，第10页。

[38] 金锋：《医学学位的比较研究》，《医学教育》1986年第12期，第10页。

[39] 黄静：《中英研究生教育初析——兼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5年第3期，第68～72页。

[40] John Allis的报告《英国医学教育的回顾》，杨建中译，《国外医学情报》第1卷第20期，1980年10月15日，第365～366页。

[41] 黄静：《中英研究生教育初析——兼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5年第3期，第68页。

[42] 现藏珠海市博物馆，资03182、03183号。

[43] 朱潮主编《中外医学教育史》，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第326页。

[44] 黄启福：《病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第2页。

[45] 黄启福：《病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第2页。

[46] 容闳：《西学东渐记》，恽铁樵、徐凤石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22页。

[47] Patricia A.Baxter，“Dr Wong Fun（1828-1878）MD 1855”，Magazine of Edinburgh University，1993，p.40.

[48] Patricia A.Baxter，“Dr Wong Fun（1828-1878）MD 1855”，Magazine of Edinburgh University，1993，p.40.

[49] 苏精：《黄宽与伦敦传教会》，载苏精著《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第188页。

[50] Patricia A.Baxter，“Dr Wong Fun（1828-1878）MD 1855”，Magazine of Edinburgh University，1993，p.42.

[51] Patricia A.Baxter，“Dr Wong Fun（1828-1878）MD 1855”，Magazine of Edinburgh University，1993，p.43.

[52] 苏精：《黄宽与伦敦传教会》，载苏精著《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第191页。

[53] 转引自刘圣宜《容闳及其师友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贡献》，载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