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P.Y.兄：
您推荐来樟叶先生所著长篇书稿《五福》用三天时间读毕。掩卷沉思时，感想纷纷，难以分条缕析，散漫道来，与兄共赏析，并盼得便时与樟叶先生面谈一次。
此书以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前夕之历史事件为写作素材，气魄宏大，立意高远，探微钩沉，再现了那风云变幻、豪杰四起、国家自在十字路口、四万万人民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之复杂历史局面，读之让人不时生出身临其境之感。《五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革命演进过程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让人感受到他们才是革命波涛高潮迭起的始作俑者。书中绝少出现领袖级人物的运筹帷幄、演讲家的慷慨激昂，用大量笔墨描写普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感情和知行实践，还原“革命”二字的应有之义、展现农工学商灵魂深处的革新情节。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随之响应者，竟不是沪、穗等濒海临江、信息畅通之大码头，而是在西安这相对闭塞的西部城市。而其行动之迅速，计划之周密，斗争之英勇惨烈，有甚于武昌起义之处多矣。陕西革命之成功，不仅于民国创建厥功甚伟，即使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示范借鉴之意义。深究其因，社会薄弱环节的链条总是不牢固的，是根本性的因素。同时作者力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这场革命的意义，不知不觉中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近年来有关武昌起义的文学、影视作品，已成泛滥成灾之势，今明两年描写陕西起义的作品鲜有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樟叶先生的这部《五福》是一本及时的著作。我预感到此书出版之后，会引起文学及影视制作方面的注意，如有好的班底将此书故事搬上银幕，很可能成为有影响的收视热点。
与武昌起义主要依靠了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势力不同的是，陕西等中国西南西北省区则主要依靠哥老会在新军中之秘密组织，没有哥老会龙头老大们与同盟会的通力合作，就没有陕西举义的成功。这是陕西革命的独特性，也是后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之滥觞。所以欲要研究辛亥陕西起义，必先研究哥老会在陕西乃至西南西北各省之活动情况，欲要创作以辛亥陕西举义为素材背景的文学作品，亦必先将哥老会这本社会大书烂熟于胸方能腹中有局、下笔有神。樟叶先生生长在古都长安，在中华文史积淀中浸淫多年，于地方风情、文史掌故、世事沿革，无不熟谙，所以《五福》几乎笔不离哥弟，就成为必然的了。但书中的哥弟，并非现代版所注释的“哥们儿义气”，而是被历史有意或者无意遗忘了的、城市最下层老百姓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称谓，变成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代名词。
不才多年前曾读过一些陕西文史资料，脑中尚留有些微印象。《五福》所着力刻画塑造的主人公刘五，似乎是以陕西举义之首要人物、哥老会中最孚众望的龙头大爷，革命后被推举为兵马都督的张云山为模特。云山出身贫寒，经历传奇，举义时指挥若定，大略雄才，目光与胆识远胜于一般的袍哥、舵主，是陕西革命之中流砥柱人物。举义成功后又率部西征，在亁县之役中力守危城，牵制敌方大量军队，有力地支援了东线战役，确保了省府安全，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西路战役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也为他赢得了“三秦名将”之声誉。局面初定后，他又马上能顺应历史之潮流，忍痛割爱，不惜自己多年在江湖中经营树立之威望，为公为国，取消了哥老会这一带有深厚封建色彩和极大野蛮破坏性的行帮组织在全省各地的码头，割除了赘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使众多的哥弟回归民间社会，为黎民百姓解除了巨大苦难。当然《五福》不是历史教科书，刘五也不是张云山的化名替身。辛亥革命本身已经足够波谲云诡，张云山的生平事迹已经相当浪漫传奇，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作者的剪裁融会，想象提升，所成就的《五福》，就是一部可读性甚强，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的应时之作了。
让我们先从书名谈起：“五福”者，按刘五之父所言，“五是天下最大的数，天有五方，东西南北中；地有五藏，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中间是人；情有五礼，仁义礼智信；财出五服，太爷父子孙；人有五福，酒色财气再加上终老白喜事。你的名字单取一个‘五’字，本意是希望你成人后立天地中，行规矩事，有完整人生。”这铿铿锵锵之话谈，不惟是一个封建时代乡村知识分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肺腑之言，也是那个世界之人的世界观念、道德理想之集成。刘五将父亲的临终嘱咐当作金科玉律，并为之奋斗一生。这些箴言法语，究其根源，显然是脱胎于儒家之纲常伦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究刘五一生，虽有顺乎潮流，参与推翻帝制之义举，但骨子里还是个受封建意思影响，把革命中当良将、革命后当清官作为自己最高追求的“旧人”，即便是在失意官场后所产生的那些归隐山林做隐士的想法，也未脱出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他的思想与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最进步思想的孙中山等人物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这也就是他在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全国掀起反袁浪潮时犹豫观望，只图自保的真正原因。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刘五，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作者把刘五写成蔡锷。刘五的思想局限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但也正因为这局限，使我们的作家顺水推舟般地塑造出刘五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典型人物。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刘五式的人物，在当今政坛依然存在；刘五式的悲剧，依然在改头换面地重演。但毫无疑问，刘五是可爱、可敬的人物，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的英勇、果断、机智、忍辱负重、以屈求伸，是一切干大事者必具的品格，乃至他在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时那种阴险和毒辣也呈现出某种迷人的魅力。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如此说来，刘五这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也许正是作者要努力挖掘的。
关于刘五这个人的功过，以及此书中所塑造的诸多生动人物形象，读者自会判断其是非。关于此书的思想意义以及认识价值，在《五福》这部小说所创造的“梦工厂”中，我们可以看见活泼灵动的士兵，可以感觉到黄土文化的历史厚重，可以体会中华文明的不息源流，可以聆听社会进步的坚实脚步，我们都没有必要代替读者总结，我想只就此书在艺术方面的几个特色略加点评，供你与樟叶先生参考。
从小说的整体来看，我感到樟叶先生继承了中国小说史上那种淳朴但以略事夸张的“讲古”风格。《文心雕龙·总论》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人针对散文所写之零碎随笔、杂记等统称为“笔记”。此种文体自由活泼、晓畅自如，亦庄亦谐，饶富趣味，后为小说家借鉴，便成为说部、演义类小说叙述风格。其实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讲故事的调调。讲古、论古，讲的就是过去的故事也。我等作家，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量阅读西方翻译小说，虽令眼界大开，身体力行，意欲改革鼎新，但也因“食洋不化”，一味模仿，制造出诸多克隆文章，而于中国小说之诸多传神手法，丢失殆尽。时至今日，方才觉悟，虽为时未晚，毕竟浪费了诸多时光。樟叶先生土花斑驳之小说笔法，正如百姓生活的家织棉布，看似破旧，其实正吊诡地符合了新潮。恍然意起，我们去年与樟叶先生小聚，听他谈此小说构思，说道很多是小时听老人讲故事的记忆，因而小说才有此趣味。
我想，所谓“讲古”，大概可以理解为历史小说。而历史小说的源头，绝不是官修正史，而是民间口头传说。而传说的过程也就是传奇的过程。崇拜祖先，敬仰祖先，似乎是人类的本能，在被儒家忠孝思想浸淫数千年的中国，此风尤炽。人们对生者无此苛刻，对死者却极度宽容。人们极不愿承认当代人的成就，却愿意把古人的事迹渲染，夸大。即是被共识为信史的《史记》，其中也多有夸大失实之处。中国人的这种对待历史和祖先的态度，为我们的“讲古”小说确立了一个最根本的特性，那就是建立在民间的口头传说基础上的传奇。而传奇性也就是“讲古”小说的可读性，传奇性也就是“讲古”小说中祖先的辉煌业绩与不肖子孙苍白人生两相对照并产生激励作用的根本原因。
基于前面这些浅陋的分析，我不揣冒昧地推想：《五福》来源于热炕头上口口相传的家族故事与记录了当事者回忆并经过文人加工的文史资料，这就使小说具备了写作者知道真假参半，阅读者全然信以为真的最佳效果。如此推想，不知兄以为然否？
除了如前所述的“讲古”调调外，窃以为《五福》还具有以下几个艺术特点。当然，也就是这些特点形成了《五福》的讲古腔调，择出来分析，是为了我们更具体的感受欣赏。
第一点是《五福》中的大风景描写。中国古典小说，多不做琐细风景描写，即使提到，也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西洋小说则擅长此道，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俱不吝笔墨，详加描画，直欲纤毫毕显后止。樟叶小说师承古典，不坠繁琐描写之滥套，但较之古典略加渲染，形成独特韵致：
“八月的伊犁草原草深花香，大片大片的白杨林散落在高低起伏、一望无际的宽阔牧场上，雪山冰川融化的河流在草原上曲折蜿蜒……”
“初冬的渭北高原丘陵沟壑，高低起伏的黄土坡上稀稀疏疏地散落着黄土垒起的村舍，大片的槐树林树叶已经脱落，苍劲的树干和盘踞断壁残垣上的荆棘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着，田垄里的麦苗却泛出绿色……”
“三清观背靠巍峨华岳，面临关中平原，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山河壮观……从秦岭山脚蔓延到北塬坡边，东西长百十里的杏柿林，多是百年老树，枝干沧桑，叶片茂盛。空气、流水、林木清净，一尘不染……”
“六月关中，乡间新麦入仓，伏桃上市，西瓜将熟。秦岭脚下漫延数百里的水稻田里，秧苗齐楚楚、绿汪汪，洛惠灌区的玉米刚刚破土露苗，旱塬上农夫们正忙着撒谷点豆，田间道旁的攀树在灼热的阳光下纹丝不动。军政府虽然强制禁烟，但塬背后、沟道里、人迹罕至的远郊旷野，罂粟花依然含苞怒放……”
通过上面的引述，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樟叶先生的风景描写，似乎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鸟瞰着眼底的平川旷野，这样的视角，宽广辽远，有横扫千军如席卷之势，形成一种博大壮美的风格。也只有这样的描写，才能于《五福》所讲述的故事相匹配。
《五福》的第二个艺术特点，我觉得是作者对于大场面的营造。无论是攻克满城之仗，窑店阻击之战，还是乾州宋城之役，都写得刀光剑影、山崩地裂、有张有弛、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作者胸中的大格局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书中关于刘五坐观秦腔、粉碎暗杀阴谋的一章，写法与他的战争场面描写大不相同，但同样是一种大场面营造。台上轻歌曼舞，台下谈笑风生，百里之外的道观则显得刀光剑影，几个场面来回切换，辗转腾挪，自然疏朗，由此愈发可见作者驾驭题材的能力。
《五福》的第三个值得称道之处，我认为是他纯熟地运用经典的白描笔法，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
“姑娘头戴斗笠，月白布袄裹在苗条的身躯上，腰间系着印花蓝布小围裙，裤脚翻起到小腿肚上，在烟波浩渺的湖面上身体依着桨橹左右摇晃，随着波浪起伏……”
虽未对姑娘的面貌进行一字的描写，但一个江南窈窕女子的美好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又有：
“老道时年四十岁，军中兵痞的特点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敦厚的六尺身材，饱经风霜的一脸横肉，粗壮的腿脚，圆锐凸兀、目空一切的牛眼睛。跟在身后的几个兄弟身体各异，高矮不同，但都腰缠三寸板带，手执短棍连枷，指扣铁箍利铐，凶相毕露……”一群兵痞恶棍仿佛就在眼前。还有：
“合体的白丝绸高领窄袖短衫，领脚和衣摆绣有月白竹子图案，配黑绸落地长裙，乌黑的短发，手腕上一对翠绿玉手镯，肤色比三十多岁的女子显得年轻许多。白净的瓜子脸上眉毛轻描，高挑鼻梁，微微上翘的嘴角，一对水色大眼睛……”
刘五的至爱美菱至此也是呼之欲出了。
《五福》的第四点好处我想是他准确的、充满感情的风俗描写，譬如他描写戏园子街道两侧的小吃摊：
“……臊子面摊当街垒起一口大锅，亮开八尺长的面案，滚动六尺长的擀面杖，抄起二尺长的捞面筷，抡起一尺长的调羹匙，撒一把香葱，抹一板油泼辣子，地道的长安臊子面就出锅了……”
是不是仿佛嗅到臊子面的香气？
《五福》的第五点令我欣赏之处，是作者对方言土语的大胆运用，譬如：“人称大哥是人尖尖儿、义杆杆儿、胆团团儿……”“把个脚趾头也磨出个血泡泡，腿腕腕也困成个细杆杆，一挂肠子饿成个细溜溜……”这样的来自民间鲜活口语，毫无疑问地使得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同时也非常符合“讲古”小说的草根性。
下面，我们该探讨《五福》尚待完善之处了。我首先要谈的，依然是语言问题。樟叶先生的语言，好处已在前面论述过，我感到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中的对话部分。作者似乎把注意力放在了让对话承载故事功能方面，而忽略了通过人物的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一重要功能。另外，有某些叙事语言，文白夹杂，略感冗赘，有待驯化。如果是一部翻译腔调的小说，对话的个性化与否，基本上无碍大局，但对于一部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讲古”小说，这个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五福》一书，人物众多，出身各异，人物之间的对话，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者尽管在让人物的语言“毕肖其口”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读来仍嫌不足。
第二，《五福》作为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故事的起承转合，脉络并不是特别清晰。如能多分些章节，每节用小标题加以提示，或可使此问题得到改善。
总而言之，《五福》是一部厚重的、有个性的作品，希望作者能再费些精力，使之更臻完美。
以上所言，随感而发，仅供兄与樟叶先生参考。
2004年12月21日